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到育新花园去看望老师，在电梯间里遇到一对带着一个小女孩的年轻夫妻。时间已经是晚上八点了，这个只有四岁的小女孩嚷着快点回家睡觉。然而，母亲却告诉她说：“宝宝，回家还要弹钢琴呢。”小女孩撒娇地摇摇头。父亲把她抱起来，耐心地哄她说：“好，好，今天晚上弹一点简单的，贝多芬的《欢乐颂》怎么样？”小女孩无奈地点点头，脸上哪里有一点“欢乐”的表情？开电梯的阿姨连声称赞说：“好聪明的闺女，这么小小年纪就会弹钢琴了，长大了一定是个音乐家！”孩子的父母脸上顿时乐开了花。但是，我心里却很怜悯这个四岁的女孩，她的欢乐显然与贝多芬的《欢乐颂》毫无关系。父母牢牢记得孩子的前程，单单却忘记了她还是一个孩子！假如我有一天为人之父，我一定不会像这些口口声声说“为孩子好”的家伙——说到底，他们还不是为了自己的面子！
童年被用来换取名誉，那么拥有名誉之后，又用什么来换取童年呢？
欲说还休的“语文”
在中学语文教育逐渐成为各界讨论的焦点的今天，一套《新语文》读本在二十一世纪的地平线上横空出世。这套读本从文化价值、教学理念到编排方式、选文标准都与传统的“语文”课本迥然不同。作为编委之一，我负责西方文学部分内容的编写工作，我希望这套读本能给孩子们提供崭新的文化资源，能帮助他们熟练地运用母语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就我个人的经历来说，我念中学的时候，几乎没有认真听过几节“正统”的语文课。我看重的是个人的审美、个人的自由、个人的独立和个人的尊严——文学理应承担赋予人类这一切美德的任务。尽管我们的语文教育是那样的糟糕，但我幸运地遇到了几位伯乐式的语文老师，他们发现了我的天赋，并决定对我“网开一面”——特许我上课时阅读自己喜欢的文学书籍，甚至还借了许多书籍给我阅读。八十年代那些思想解放运动中凸现出来的著作，几乎都是在中学时代接触的。而我的语言感觉和思想能力，正是在长期的“随便翻翻”中形成的，跟那套老掉牙的教育部“统编”语文课本毫无关系。语文课堂上的语法分析、划分段落、概括中心思想，在我看来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很多年过去了。我也进入了“作家”的行列，在诸多中学阅读教材和补充读物中也出现了我的文字。有一次，在一本中学语文教学参考书上，我偶然发现自己的一篇文章被选用来作为“现代文阅读材料”。一开始，我还感到十分荣幸，后来发现文章后面出了十道“阅读题”：诸如划出原文中的一句话来，询问“作者的本意是什么”，下面列有四个备选的答案。我尝试着做了一遍，题目的难度远远超过了我的想像。我写文章的时候也没有消耗这么多的智力和精神。好容易答完了题目，我再对照后面的标准答案，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结果十道题全部都做错了！看来，那位出题的语文老师比作为作者的我更了解“作者的本意”！
这就是我们的中学语文教育。乏味的课文、割裂的教学方法、强迫性的死记硬背……使得大部分中学生将语文课看作是最可怕的课程。同时，语文课本中还传播着若干错误的信息和观念，诸如太空中能看见长城、大英博物馆中留下了马克思的脚印等等。假话和谎言充斥着语文课本。因此，很少有学生热爱语文课的，除非他也跟我一样幸运，遇到了有慧眼的语文老师。然而，即使在这种老师教得苦不堪言、学生学得叫苦连天的情况下，还是有不少人拼命地“捍卫”中学语文教学的旧有模式。如果说某些已经习惯旧有教育方式的老师和圈内人士的“保守”还有值得理解之处，那么另一些人士对变革的恐惧就让人感到莫名惊诧了——在复旦大学开过文学课的女作家王安忆，就是这群“无名的恐惧者”之一。王安忆在《南方周末》上的一篇访谈中说，应试教育是一种通才教育，它没有培养一个作家的义务。她对韩寒这样脱颖而出的少年作家不以为然，“现在的新概念作文完全否定学校的语文教育。在这同时，有些小孩退学不学习，去写小说，得到出版商的炒作以后，他们居然成功了。更加证明了语文教育的不对和落后。事实上暗合了一些孩子的漠视语文的心理。因为整个语文水准的下降，所以他们的教养都很粗鲁。”
韩寒的暴得大名和新概念作家比赛的取向固然有值得探讨的地方，但是我不知道王安忆为什么要奋力支持漏洞百出、僵化陈旧的中学语文教育——这种教育能造就“有教养”的、“不粗鲁”的新一代来吗？王安忆的子女大约也正在接受中学教育，她有没有询问过子女的感受呢？有论者如是质问王安忆说：你在自由宽松的大学课堂谈经论道，却对死板狭隘的中学语文指手画脚；你的学生时代是在动乱岁月中度过的，是丰富的生命阅历让你成为优秀作家，你却对折磨学生的应试教育给予充分肯定，这不正像故意给后人指错道路的向导吗？“于己不欲，勿施于人”，自以为聪明的王安忆女士居然连这个简单的道理都不懂！
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语文教育呢？一九七九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希腊诗人奥?埃利蒂斯在谈到自己的文学道路时说：“我表达人的生活，但我不能依照那些易于识别的因素来贬低语言的尊严。也许人们关心一些由词汇、字眼、一些由这个作家的常用意想构成的所谓个人特征，但我希望人们能够更关心这位作家的内在精神。”而在谈及自己的启蒙教育时，他这样说：“最初，我受到的一个有益的教育是：学会把现实正确的讲出来。用声音把现实说出，像麻雀说出黎明那样。我一生中感到幸福的事之一就是，我生活在荷马的故乡——它隐藏着一种极乐，一种庄严，它们完整无损地流传到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应当让孩子们体验到这样的快乐和幸福，因为文学是让人快乐和幸福的。我们应当让孩子们知道什么是美，因为文学是美的载体。我们应当让孩子们产生对母语的亲近和热爱，如果语文教育达不到让年轻一代熟练使用母语的基本目的，这样的语文教育难道不是失败的吗？
作文岂能“爆破”？
我在《北京青年报》上看到一则“暑假作文班”的招生广告。小小的一个豆腐块，眉飞色舞地写着：“作文研究所所长、《郑北京爆破作文》（北京教育出版社隆重推出）发明人郑北京老师亲自讲授爆破思维，训练学生‘快速审题’、‘快速构思’、‘快速行文’、‘快速修改’等综合写作能力。”读着这些文字，我忍俊不禁，简直以为是一个愚人节的笑话——然而，它又不是一个笑话，它是一则真实的广告。有多少孩子、多少家长会信以为真呢？
也亏得郑北京先生“异想天开”，在他那里“作文”居然是可以“爆破”的。我猜想，郑北京当老师之前，一定是工兵连的一名优秀士兵。当了老师之后，他依然将学生的“作文”教育等同于士兵的“排雷”训练。我猜想，“爆破”这个词郑北京他挖空心思想出来吸引广大学生和家长的。据说，今天讲究“眼球经济”——在广告业中，谁能够吸引公众的眼球，谁就算是取得了成功。那么，郑北京先生使用的广告术语显然是成功的：在一大堆让人眼花缭乱的广告中，“爆破作文”倒也让人耳目一新。
的确，在今天的校园里，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写作文是一件最痛苦不过的事情。我的一个小侄儿就曾经对我说，他宁愿演算一百道数学题，也不愿写一篇作文。学生们为什么会视写作文如受刑和吃药、以至于一听说要写作文就“两股战栗，几欲先走”呢？在我看来，关键的原因在于：他们不能在作文中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他们没有体验到母语的美。长期以来，老师都在教孩子们在作文中说假话、说谎话、说空话和套话。作文与现实人生不仅不是交融的，而且是对立的。说假话、谎话、空话和套话，对于纯真的孩子们来说，难道不是一件难受的事情吗（许多成人则已经习惯了）？但是，高考要考作文，谁也躲不开。面对这个让大家都感到头痛的难题，如果谁能提供一个瞬间就达到“爆破”的速成方法，学生们岂不要高呼万岁？
然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路是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人没有翅膀，即使鸟儿向人类讲述飞翔的感觉，人又怎能体会到呢？同样的道理，写作完全要靠自己长期的积累、思考、实践和摸索。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写作的难题决不可能用“爆破”的方法来解决。写作是一个人综合能力的体现，在写作能力的背后，还有语言能力、观察能力、思想能力等等。正如胖子不是一天就能吃成的，文章也不可能在几天或几个课时里就能写好。作文跟数学最大的不同就是，作文没有“定理”和“模式”，无法“按图索骥”；而数学题尽管千变万化，但百变不离其宗，最后还是可以还原为几个最简单的公式和定理。我从来没有寻找过什么写作捷径，我费的是全部是“笨功夫”——对大量的古今中外名著的阅读、持之以恒地写日记以及不断地“异想天开”，久而久之文字功底才扎实地奠定起来。之后，还要有情感表达方式的选择和思想观点的锤炼。当年，在走进高考的考场之前，我从来没有接受过什么“快速审题”、“快速构思”、“快速行文”、“快速修改”之类的训练，我依然轻轻松松地完成了考场的作文。而且，我的考场作文是当年四川省数十万份考卷中仅有的几篇满分作文之一。那些接受过郑北京的“爆破作文”训练的学生，作文真的就能够写得比我还好吗？我很是怀疑。
鲁迅先生早就说过，那些讲述“速成”的“作文作法”和“文坛登龙术”的书籍，都是一文不值的垃圾。读着郑北京先生打出的“暑期作文班”的广告，我在一笑之余，又感到十分愤怒：用一堆垃圾来骗取孩子（其实是家长）的钱，这样的行为比起当街明火执仗的抢劫来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其行为之恶劣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郑北京所“总结”的一大堆口诀，不仅不会有任何实际的作用，反而会让孩子们陷入更大的混乱和迷惑之中。郑北京戴着“发明家”的大帽子，干的却是极其卑劣无耻的勾当。我不相信经过他的“爆破训练”，孩子的写作水准就能够直线上升。真能如此，郑先生还可以继续开办一家专门生产“作家”的加工厂，更能让财源滚滚来。然而，郑北京先生真有教别人写作文的资格吗？我愿意跟郑北京先生来一场“作文擂台赛”。我有充分的把握相信，在有限的时间内，他本人也未必能够写出一篇文从字顺的作文来，更不必说这篇文章要有思想、有真情了。
郑北京先生的小把戏，趁早可以休矣。郑北京固然可恶，刊登广告的《北京青年报》等媒体也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这难道不是公然刊登虚假广告吗？虽然按照广告法的规定来判断，刊登这类广告处于一个灰色地带，属于“打擦边球”。从另一方面看，能够在《北京青年报》这样的发行量巨大、广告费用昂贵的媒体上发布广告，足以说明郑先生已经捞到了大笔的不义之财，他已经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他需要在媒体的吹捧之下进行新一轮的“腾飞”了。对此，我不禁要追问：在金钱的诱惑面前，媒体是否应当出卖起码的良知和基本的真实呢？在我看来，《北京青年报》的所作所为显然是助纣为虐。
除了郑北京的“爆破训练”之外，最近市场上还推出了所谓的“快速作文软件”，该软件的发明者比起郑北京来又更上了一层楼。据说只要输入几个关键的字眼，比如“描写老师”，在几秒钟之内，一篇中规中距的描写老师的作文就像流水一样流淌出来了。
看来，这个世界上没有最恶劣的事情，只有更恶劣的事情——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低估骗子们的丑陋。
“班干部”制度与孩子的“官僚化”
锦州市某小学生在饭店里设生日宴，专门宴请班上“中层”以上的班干部；长沙市一个小学生当上了管七个人的“小组长”，被“手下”请吃肯德基；北京市某小学的老师，因为要求任命自己的孩子当干部的家长太多，干脆任命两套班子，每隔一周轮换一次。当我看到这一则则的消息时，不禁感叹：“官”的威力，已经由“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成人世界，蔓延到一颗颗幼小的心灵之中。
长沙市那位学生的父母特意跟到肯德基店去，悄悄观察女儿如何接受宴请。只见几个十岁左右的女孩子正在给女儿敬饮料，一个个“组长、组长”甜甜地叫个不停。女儿端坐在一边慢慢享用，矜持地接受同伴们的碰杯，完全就是一副了不起的“领导人”的气派。小女孩那种陶醉的快乐，不亚于在大会上做报告的大领导。回到家里，女儿神气十足地告诉父母说：“当上小组长好处可多了，她们会送我吃的，还有礼物，就像原来我给组长、班长送玩具一样。”大有“想不到我也有今天”的英雄气概。后来，这个女孩的父母去询问另外的几个孩子：“你们为什么要款待小组长呢？”这几个孩子毕竟还是孩子，还没世故到睁着眼睛说假话的地步，她们都抢着回答说：“小组长管收发作业和考勤等，权力可大哩。平时我们跟组长搞好关系，关键时候就她就会给我们很大的方便。”
既然连一个小女孩都会如此地迷恋权力，我们就很容易想像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接受朝拜和阅兵的伟大领袖的心态。阿克顿勋爵的名言我不妨再引用一次：“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从孩童世界的一个小小的“班干部”到成人世界中的最高领袖，如果没有制度的监督和约束，人性固有的缺陷无法抵抗权力的侵蚀。在一个权力被权力者随心所欲地运用的社会里，人的尊严和价值与他的创造力无关，而只能由权力来界定。获得权力之后，不仅可以翻天覆地地改变自己以及亲朋好友的生活，乃至“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还能够肆无忌弹地去干涉、左右别人的生活，以无权力者为奴隶。鲁迅在《阿Q正传》在生动地描述了阿Q对权力的理解，那就是将赵太爷家的大床般到土谷祠里，那就是“想要谁就是谁”——不仅是吴妈，连小尼姑也不放过。所以，他会拥护“革命”，“革命”能够给他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和地位。阿Q这一人物，其实是我们每个人灵魂的写照，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个活着的阿Q。我们这个民族患上了严重“权力饥渴症”，权力成为我们最执著的信仰。
昔日，刘邦和项羽看到秦始皇出巡的威风时，一个稍稍含蓄地表示“大丈夫当如是也”，一个则赤裸裸地宣布“我可以取而代之”。此后，“刘项见始皇”便成为中国人心灵深处的“条件反射”。大家都在做着一个几乎完全相同的梦——帝王梦。当帝王不得，则退而求其次，做“升官发财梦”。数千年来，中国人生命的终极意义都寄托在“当官”这两个字上，中国知识分子读完四书五经之后也只记得一句话“学而优则仕”。当年，范进梦寐以求通过科举考试当官，屡试屡败，穷困潦倒。连岳父胡屠夫也瞧不起他。最后，当范进得知中举的消息后，顿时就高兴疯了。为什么他会乐极生悲呢？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中举”必然意味着这样一个无比简单的事实：自己一步就从地狱走进了天堂，从一个无权者蜕变成了一个有权者。于是，昔日飞扬跋扈的胡屠父顿时在“文曲星”女婿面前吓得抬不起头来。我在《儒林外史》中真切地看到，一套冷酷而腐败的官僚制度，如何一点点地吞噬掉人的尊严和品格、如何一点点地将卑鄙和阴险等邪恶的东西塞进人的心灵。然而，就在我所生活的现实之中，每天都在发生着比《儒林外史》更为触目惊心的事实。
学者波斯特曼在《童心的泯灭》中写道：“我们的孩子比过去任何时代的孩子消息都更灵通，这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孩子变成了大人，或者至少近似大人。这意味着，由于人们使孩子得到成人知识的果实，而把他们逐出了儿童的乐园。”显然，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孩子的心灵状态比波斯特曼所描述的要可怕的多：中国的孩子已经不仅仅是“早熟”的问题，他们毫无保留地接受成人世界扭曲的“游戏规则”，他们主动迎合官僚制度的“话语规则”。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里，我们孩子们也在精心地建构着他们的“准官僚”体系。
在中国的中小学里，最糟糕的一种“建制”就是数十年一贯的“班干部”制度。这套制度导致了在老师、家长和学生三者之间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权力循环和交易圈”，人为地在平等的孩子们当中制造了不平等。一大批从小就官气十足的孩子脱颖而出。从小学到大学，这部分“准官僚”逐渐掌握了权谋术和厚黑学，成为“人上人”。而在美国的中小学里，从来就没有“班干部”这一说法。每个学生都是独立、自主、平等的生命个体，每个学生所拥有的权利和义务都有明确的界定。诸如收发作业、记录考勤之类的公共事务，都是由大家轮流来分担。如果说这也是一种“权力”的话，那么它从来不会由某人固定地占据和享有。在学校里，同学与同学之间的关系，不是“人管人”、“人压迫人”、“人监督人”、“人讨好人”、“人嫉妒人”，而是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宽容。每一个人的个性都得到伸展，每一个人的人格都得到呵护。正是在这样的教育理念下，民主和人权的思想从小就被根植在孩子们的心灵深处。随着孩子们年龄的增长，这一价值观就会像一棵树一样逐渐壮大和茂盛。这些孩子长大以后，自然也就成为民主制度的支持者和促进力量。
然而，中国的孩子们却都是“班干部”制度的受害者，他们从小就呼吸着有毒的空气，他们从小就被纳入看不见的权力体系之中。后来，他们自己也参与到散布这种有毒空气的行动里去——当“官”的孩子颐指气使，当“老百姓”的孩子则忍气吞声。小时候是如此，长大了以后自然也如此，而且会变本加厉。这是一种怎样的恶性循环啊。
官僚社群的恶习弥漫在校园里：今天的小学生们，完全可以充当成熟的演员，演出一幕幕昔日只有大人才会操作的“官场现形记”。看看电视屏幕吧，八九岁的小学生也会流畅地对着话筒说“欢庆香港回归”、“支持北京申办奥运会”、“党的政策就是好”之类的“官话”。他们用一种拖腔拖调的童音——也就是“大人们”所假想的孩子“应当”的说话方式，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孩子是这样说话的——言说着两种早已凝固的、模式化的话语，一种是“人民日报社论话语”，另一种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话语”。说这两种话语的时候，孩子们都是一脸严肃认真、义正词严的神情。他们提前长大了。虽然他们的内心并不知道什么是“党”、什么是“香港”、什么是“奥运会”，但他们却明确地知道：说这些话一定能够得到大人的鼓励和奖赏。大人们教孩子们说这些话的时候，大人们以为自己控制了小孩子；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孩子们学会了揣摩大人的心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孩子们也在利用着大人，这是一种透骨的世故。
当年，鲁迅呼吁“救救孩子”；但是，我却认为，在“救救孩子”之前必须先“救救大人”。因为戕害孩子的恰恰是大人。如果大人们更新游戏规则和精神结构，那么“救救孩子”永远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
真假文凭与信誉社会
日前，香港股民拟集体入禀美国和加拿大的法院，控告电盈主席李泽楷谎报学历，误导投资，并要求追讨赔偿。据一名电盈小股东组织负责人透露，有关组织已经成立，计划最少吸纳一百名电盈小股东加入，如果数量足够，他们将在美国或者加拿大提出诉讼，争取赔偿。他声称，他们当初选择电盈是基于李泽楷的背景及其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学士学位。但是，当李泽楷在斯坦福大学尚未毕业的事情暴露出来之后，他们有一种被误导的感觉。他们认为投资人受到了故意制造的虚假信息的误导，因此必须获得赔偿。
自从电盈宣布二零零一年亏损达六十九亿美元之后，其股价一路下跌。此次事件，对李氏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但我认为，尽管李泽楷名誉扫地，但大部分香港人有福了——香港有充分的新闻舆论和获取信息的自由，即使是神通广大、财富可以买下小半个港岛的李氏家族，也不可能一手遮天地控制媒体和防民之口。无论机关算尽，真相总会水落石出，而谎言终究会曝光于光天化日之下。在一个重视个人信誉的社会里，对于像李泽楷这样拥有上市公司的商人来说，弄虚作假将直接导致个人信誉的丧失和公司股票价格的下跌。一旦你说了谎，你的信誉就受到伤害，你的公司就遭到怀疑。于是，铁面无私的惩罚立刻就降临了。
无独有偶，美国奥委会主席桑德拉?鲍尔文也是因为假学历丑闻的暴露，不得不向位于科罗拉多州的美国奥委会总部正式递交辞呈，并表示立即生效。六十二岁的鲍尔文在两千年年底成为美国奥运历史上百年来的第一位奥委会女主席，任期四年。二零零二年二月，在盐湖城冬奥会期间，她又因其美国奥委会主席身份而成为国际奥委会委员。鲍尔文的辞职也将自动失去其国际奥委会委员资格，包括她数月前刚担任的国家奥委会联合会副主席的职务。
鲍尔文在声明中说：“为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大局，我将为我自己的过错承担一切责任。”她的假学历丑闻的透露纯属偶然。她数周前的一次演说深深地打动了其科罗拉多州母校的学生。其中一人因此想为她撰写人物特写，结果却发现她的学历背景原来是假造的，从而引发了让鲍尔文“遗憾余生”的丑闻。鲍尔文不得不承认说，她的生平介绍中的学历是不准确的。而按照其官方介绍，鲍尔文在一九六二年毕业于科罗拉多大学并获得英语学士学位，随后在一九六七年获得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美国文学的博士学位。事实上，鲍尔文只在科罗拉多大学呆了两年，并于一九六二年毕业于亚利桑那大学，而且根本就没有完成她的论文答辩。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说：“这是涉及名誉的最大决定，无论对于美国奥委会还是奥林匹克运动都是一大损失。”他说，鲍尔文的辞职不但将自动剥夺她的国际奥委会委员资格，同时也包括她所担任的一切职务。
李泽楷和鲍尔文都为他们的造假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相比之下，假文凭铺天盖地、肆无忌惮的中国大陆，无数的官员和老板们都拿假文凭四处招摇，而不会受到任何惩罚。当年，因贪污罪而被处死的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就拥有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文凭。然而，这名高级官员没有在北京大学念过一天的书、也没有撰写过一个字的论文。那么，他的文凭是怎么搞到手的呢？作为大陆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又是如何给他颁发毕业证书的呢？随着胡长清一命呜呼，此事再无下文。“商界奇才”吴征的假文凭事件则更让人愤怒：虽然各种证据已经非常确凿，但是吴征依然有恃无恐地威胁揭露真相的人士。同时，也没有任何部门向他亮起“黄牌”乃至“红牌”来，他依然过着无比逍遥的日子。与李泽楷和鲍尔文相比，胡长清和吴征们显然更加聪明、更加无耻、也更加安全。
胡长清因为贪污罪而被顺带地揭露出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北大学历的丑行，而那些还没有被揭露出来的官僚和老板究竟有多少呢？在某些所谓的“人大选举”中，公布了部分官员的简历。简历上从“学士学位”到“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的闪闪红星，究竟有多少是真实的呢？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一名教授告诉我，每年都有大量的中高级官员到学院里来混文凭，他们不听课或者只听很少的一点课，他们不写论文或者命令手下的秘书代写。他们轻轻松松地就获得了学位，比起多年寒窗苦读的莘莘学子们来，官僚们既省力又省钱：年轻学子们在高等教育“市场化”和“产业化”的今天，一般靠父母的支持来支付昂贵的学费，如果不幸生长在贫困的农民家庭中，为了完成学业简直就要砸锅买铁了；而官员们却能使用“公家”的钱来上学，不仅由“公家”支付学费，而且念书期间工资照领，还美其名曰“终身教育”。有鉴于此，我建议富可敌国的李泽楷先生和位高权重的鲍尔文女士：与其提心吊胆地虚报文凭，模仿大陆的官僚和老板们的做法：或者到北大和清华这类的“名校”去买一份文凭，硕士、博士由你挑选；或者到海外搞一张“克莱登”的文凭和学位证书。这样的话，至少你们可以瞒天过海，也不至于因为一张小小的文凭而沦落到股价崩溃和黯然下台的下场。
大陆假文凭的畅通无阻，正说明真正的“信誉社会”远远还没有建立起来。美国学者福山在《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认为，像“信任”这样的道德准则其实也是经济准则。我们不能把经济生活从文化生活中剥离出来。在一个时代，当社会资源与物质资源同等重要时，只有那些拥有高度信任的社会才能构建一个稳定、规模巨大的商业组织，以应对全球经济的竞争。一个充斥着猜忌和怀疑的社会，一个虚假比真实更理直气壮的社会，可能维持某一特定时刻的利益但最终无法建立起经济发展的内在驱动力，最后只能走向衰败和崩溃。
福山认为，那些最低限度的信任和诚实看起来是理所当然的，其实它们已经渗透进日常经济生活当中，而且对经济生活的运转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举例说，人们能不能不付钱就离开饭店或者出租车呢？不能，因为这样做是违法的，人们一般因害怕被抓住而不敢这样做。但是，如果他们如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只知道使收入最大化，而不受非经济因素如社会习俗或道德准则的制约，那么他们就应该在每次进饭店或乘坐出租车时都会算计是否能不付钱而溜之大吉。如果欺骗的代价（比如尴尬或较轻微的法律纠纷）比期望的利益（一顿免费餐）要高，那么这个人选择诚实地付账；如果低，则选择溜走。假如这种欺骗越来越普及，商业机构将不得不付出更高的代价，可能要专门派一个人守在门口，确保没有付账的顾客无法离开饭店，或者预先要求顾客押一定现金。福山所鄙视的这种现象正在我们这里公然发生着：由于假文凭的泛滥，真文凭也丧失了应有的价值。不久前在媒体上闹得热火朝天的哈佛博士学历的真伪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本来，如果是在一个诚信的社会中，对真假的辨认是非常简单的事情。然而，媒体和公众却需要耗费巨大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去验证其真实性。这样的社会能够以较高的效率运转吗？这样的社会能够以较小的投入获得较大的产出吗？
当胡长清和吴征的遭遇与李泽楷和鲍尔文一样的时候，就说明中国在建立“信誉社会”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
交大招生黑幕与网络时代的阳光
假如没有网络的话，上海交大的“招生黑幕”，一定会神不知、鬼不觉地上演完了。然而，对于那些幕后的“黑手”们来说，非常“不幸”的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网络这样一个新冒出来的揭露“黑幕”、主持正义的“侠客”。网络像一道光照亮了幕后的那些肮脏的交易。
二零零一年八月十五日，一种名叫“代号红色”的病毒感染了上海交通大学网络中心的服务器，校园网无法与公网连接，学生们只好在校内局域网上闲逛。教务处的代码就是“jwc”，那份没有设密码的招生“机动指标讨论材料”被学生轻易获得。精通网络技术的“好事者”将这份材料从交大的局域网里“宕”出来，贴在交大“饮水思源BBS站”的快讯版上，二十分钟后被版主删除。但是，“消灭信息”已经不可能了，它立即成为当天十大热门帖子之一。随后，这份资料像野火一样在网上蔓延，扩展成为一种“公共信息”。
这份材料分为“校领导接收”、“中学校长推荐”、“二零零一年上海生源百分之一百二十内部讨论材料”、“二零零一年外地生源机动指标讨论材料”、“二零零一年录取中必须保证专业情况及处理结果汇总”等六项，每项又包括考生姓名、生源、分数、学校加分因素、专业情况、委托人、拟解决意见等栏目。花名册中仅上海生源一项，就有十一人的考分低于交大的投档控制线，另有低于交大理工科投档控制线的十三人报考了工商管理和国际金融与贸易专业。其中，最令人震惊的是：每个陌生考生背后还有“委托人”与“委托机构”的名单，名单中涉及了六十八名个人和十个机构的真实名字。这些“委托人”当中，既有市里的政要，又有教育部的官员和当地教育部门的负责人；既有两院院士，也有企业老总等重要人物。考生与“委托人”的关系多为亲属，如子女、侄、甥。
当《南方周末》记者到交大校长办公室采访的时候，交大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蒋宏告诉记者，此事“正在调查之中”、“这件事事关重大”，他们正在研究向教育部汇报。同时，他又颇为“委屈”地告诉记者，这种花名册不仅交大一个学校有，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有。交大的官员虽然承认了名单的真实性，但仅称之为“工作记录”。他们一方面坦承交大的招生工作“有错误”，另一方面却表示今后要管理和使用好网络，至于建立一种什么样的“信息披露”原则，则“有待解决”。
高考被认为是当今中国最具公信力的考试，所谓“高考面前人人平等”。然而，在具体操作的过程中，不公正的现象依然比比皆是。考试过程中的作弊现象日趋严重，近年来，媒体披露了某些地区考生、老师乃至教育管理机关相互串通、集体作弊的可耻事件；但是，招生过程中的黑幕却一直如同神龙见首不见尾，人们也一般忌讳莫深。在小百姓们看来，招生过程封闭而神秘。殊不知，这种封闭和神秘是“相对”的，某些特殊人物能够自由出入由武警把门的招生场所，并将一大叠“条子”直接送到具体负责经办的人员手上。这些情况从来只在人们的口头上传说着，传统媒体都避而不谈——要知道，能够往招生现场送进“条子”去的，显然不是我们老百姓，而是那些有权有势有钱的大人物。谁敢太岁头上动土呢？
终于有一天，网络开始挑战黑幕。“交大丑闻”是一个典型的案例。网络最大的特色就是透明，网络最不能容忍的就是黑暗。我感谢那个最初将消息透露到网络上的人士，他是一个网络上的“罗宾汉”。他虽然孤身一人，却将一个庞大的黑幕揭穿了。让我高兴的是，人情、关系和权力交织起来的一张传统的“网”，却遇到了另一张更大的“网”——无论你有多大的权力、有多少的金钱，你都不可能绝对地控制网络上迅速传播的言论。
然而，我无法理解的是，交大的官员虽然承认材料属实，却没有明确表示校方将如何处理此事。交大校方会不会给广大网友及更多的考生和家长们一个明确的交待呢？迄今为止，事情已经过去了一年多，我仍然没有听说过什么人因此而受到相应的惩罚。相反，那些通过走后门进入交大的“贵族学生”们，依然还在交大的校园里逍遥着。交大的官员们从这一事件中获得的惟一的教训就是：一定要管理好网络，网络上只能够流传对我们有利的内容。
最近，名单上的一名受益考生在网络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这是人们从那批显贵和他们的子弟们那些获得的惟一的回应。然而，我在这封信里没有看到一句真话和实话，也没有看到一句忏悔和歉意，我听到的却是一篇毫无愧色的“宣言”——“当大家都做贼的时候，最好的策略是我也做贼”。这篇宣言的作者，虽然只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少年，但他的文字已经老练得如老吏断狱了。如果没有他人代笔的话，我认为他的修辞才华已经不亚于某些中文系的教授。他这样理直气壮地质问大家说：假如你们也像我这样拥有一个好爸爸、好妈妈，在周围的人都在想方设法地托关系、走门路的时候，你的爸爸妈妈会闲在家中、对孩子未来的命运不闻不问吗？当你的爸爸妈妈开始行动的时候，你会阻止爸爸妈妈采取种种方式表达他们对你的关爱吗？
这个少年的问题无比尖锐，似乎能够堵住公众的嘴。当旁人询问“卿本佳人，奈何作贼”的时候，他不假思索就回答说：因为天下人都是盗贼——所谓“窃国者侯，窃钩者诛”，你们为什么不去追究那些比我还要厉害的大盗，而偏偏抓住我这个小盗不放呢？他巧妙地把众人对他道德上的指责抛回到众人身上。当人们陷入“存在就是合理”的铁的定律的时候，作弊者就从容地逃逸了。对此，《南风窗》的记者张立勤在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评述：“一种冰冷的理念在蔓延，它让人们面对腐败鲜有震惊和愤怒，而代之以漠然和艳羡。可怕的还不是几个该上大学的孩子失去了机会、而没有资格的却混进了大学。最令人担忧的是，我们离公平的原则还有多远？为什么面对素来被目为神圣的象牙塔中发生的显而易见的诸多不公正现象，我们却保持着长久令人不可思议的缄默？”耻辱已经不再是耻辱，而蜕变为光荣。不难想象，还有更多的考生和家长跟随其后。如果教育腐败是一时无法改变的现实，那么想捍卫自己的利益，除了参与其中之外还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吗？
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腐败比官僚腐败还要可怕。吏治腐败打击了民众对某一地区、某一部门的权力部门的信任，而教育腐败则摧毁了几代人对公正原则的信念。恢复信任相对来说容易一些，而重建信念则无比艰难。教育腐败加剧了一个社会贫富悬殊的程度，也恶化了社会各阶层的亲和关系；教育腐败动摇了一个时代基本的道德准则，也将知识异化为权力网络的附庸。
在此次披露的上海交大“机动指标”名单中，背后的“大人物”不乏教育界的精英（院士、博导、教授，可谓星光灿烂）。他们中的不少人曾拥有与学术荣誉一样光彩的道德声名。向来以指斥腐败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却大规模地参与腐败事件，使人们的叹息更为沉痛。我们不能在张立勤的警示之言面前装聋卖哑：“有一项调查表明，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意识在下降。当我们对新一代人发出责难时，也许更该反省当前教育者的‘示范’作用。……围绕‘机动指标’名单的观念之争，却使我们看到，钻营‘潜规则’正在变成一种振振有辞的常态。这才是我们真正最为痛心也最需要反思之处。”近十余年来，许多为人师表者不仅得不到学生的尊敬和爱戴，也逐渐失去了作为知识分子在社会上公信力。青年作家张者的那部以北大法学院为背景的小说《桃李》，就为我们展现了高等学府中触目惊心的种种黑幕。象牙塔内与象牙塔外的文化和精神生态基本上是“同构”的。既然教育者也成为腐败的积极参与者，那么谁有资格指责被教育者的冷漠和自私呢？
我们为什么不会游戏？
英国议会专门通过了一道法令，为儿童们设立一个“游戏节”。该法令说，游戏是人类的本能与特权，给孩子们设立一个“游戏节”，有利于从小培养他们的独立精神和协作能力，有利于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有利于他们对人生产生健康乐观的态度——而是否具备这些能力和素质，将决定孩子们未来事业的成败和生活的苦乐。
由此，我不禁想起了好莱坞的拍摄动画片，那里面有天真烂漫的童心，也有令人捧腹大笑的幽默；有插上翅膀的好奇心，也有欢快轻松的游戏心态。比如花木兰的故事，在中国“原版”的古诗里，主人公花木兰是一个秉持儒家正统观念的、忠孝两全的“爱国主义”典范，少女之美仅仅是在诗歌的最后几句稍稍呈现而已；但是在美国好莱坞所改编的动画片里，花木兰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无忧无虑、自由奔放的现代女孩，她有着流水一样的纯真年代。这种差异的背后，其实就是东西文化的差异。由此，我也想起了美国的迪斯尼乐园来。那里是孩子的天堂，各种各样的游戏让孩子们眼花缭乱、欢歌笑语。那些卡通人物都是孩子们的良师益友，成为孩子们童年生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我们经常会感叹说：西方人的想象力为什么会如此丰富，西方人的生活为什么会如此愉悦？经济的发达固然是一个先在的条件，但文化传统的因素同样不容忽视——西方人有着悠久的游戏精神，而东方人却相当匮乏游戏的心态。西方的孩子是在快乐的游戏氛围中长大的，中国的孩子却是在背诵枯燥的课本和应付繁重的作业中长大的——他们在生理上还没有长大，在心理上就已经提前进入了成年期。中国的孩子从小听的就是“孔融让梨”、“司马光砸缸”之类的富于“教育意义”的故事，父母和老师要求他们“要早点懂事”。在师长的心目中，孩子仅仅是被教育、被驯化的对象。
在中国，孩子们同时也是严酷冷漠而陈旧不堪的教育制度的牺牲品，从小学时候开始，孩子们就被训练成循规蹈矩的“考试机器”。中国学生应付考试的能力确实是世界之最。连那些出托福考试题的美国教授，都对中国如此众多的、风起云涌的“满分学生”而感到不可思议。然而，正是在对考试的揣摩和应付中，中国的孩子丧失了基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以及对生活的爱心和好奇心。许多刚刚上小学的中国孩子都异口同声地说，学习压力太大，时刻都得面对来自于老师和父母的压力，根本就没有玩游戏的时间。最近，某知名的学前教育专家又设计出一套所谓的“新三字经”来。他开始在各个小学和幼儿园里试验，让孩子们摇头晃脑地背诵他根据古代经典编写的白话文的“儿歌”。也许这些专家是善意的，他们要“保存国粹”。但是，我发现，孩子们背诵“新三字经”的时候大多是一脸痛苦的表情，就像在吃苦如黄连的药丸一样。
没有游戏的童年是残缺的童年。这样的孩子在智力上可能超前，但在人格上却存在着缺陷。我想起自己那色彩斑斓的童年，那在山野和流水之间奔跑着长大的童年。我玩过各种各样的游戏，上山捉过麻雀、采过蘑菇，下水抓过螃蟹、玩过蝌蚪。那时候，虽然物质生活极其贫乏，但孩子的天空却自由而宽广。一个烟盒、一张糖纸、一套邮票、一个玻璃球或者一套连环画，都可能在同伴之间引起轰动效应。父母是中国家庭中少有的“民主派”，从来就不会强迫我学什么“特长”。但是，如果我提出要买书、订杂志，他们也绝对不会拒绝。我享有了对一个孩子来说最珍贵的东西——不是“金钱”，而是“自由”。今天，孩子们可以说应有尽有，从麦当劳到哈利波特，从娃哈哈到蜡笔小新，就是要天上的星星，父母也会奋不顾身地去给他们摘下来。但是，孩子们却失去了自由，他们今天学钢琴、明天学电脑，望子成龙的父母们分割了他们所有的课余时间。孩子们不是为自己而活着，而是为父母而活着。孩子们什么都在学习，偏偏丧失了游戏的机会和游戏的能力。生活优越的他们，是否比当年的我更加快乐呢？
有了“赤子之心”，才能纵情地欢笑、嬉戏、游戏和梦想。有赤子之心，才会在游戏中体验到人生的乐趣、体验到真理的力量。在人类的历史上，一大半的发明创造都来自于聪明人在游戏中获得的启示和灵感。哪一个科学家是在愁眉苦脸之中从事他的研究的呢？哪一个大文豪是在搜字刮句之中开始他的创作的呢？把玩苹果的牛顿和写《浮士德》的歌德，显然都是属于最具游戏心态的伟人。他们是童心不泯的孩子，也是科学巨匠与文化巨人。这两者是相通的。
游戏是一种天赋，也是一种容易被扼杀的天赋。如果一个人在童年时代没能培养起游戏的心态来，长大以后再想补课就难了。在我们的成人世界里，我找不到多少有些游戏心态的同胞——君不见，一场足球赛，本来是一个好玩的游戏，却被我们的球迷和体育官员们弄成是你死我活的“战争”。仿佛球赛胜利了，整个国家就强大了；球赛失败了，所有的公民都将蒙受奇耻大辱。我想，如果把民族兴亡的使命系在一个小小的足球上，那么这个民族的“兴”和这个民族的“亡”岂不太容易了？球赛的结果真有这么悲壮、真有这么可怕、真有这么伟大吗？其实，这不就是一个小小的足球吗？如果你没有正常的、健康的游戏心态，你干脆就不要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