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对高价买文物的举动并不认同。首先，如果中国政府能够用相关的法律文件证明自己是文物的真正拥有者，就应当通过《海牙条约》等一系列国际公约，用外交手段讨回公道、也讨回文物，何必斥以巨资呢？政府的文物部门和外交部门，为什么没有人去做这方面的工作呢？究竟是出于天朝大国的傲慢还是出于官僚主义的惰性呢？
当记者询问国家文物局有关领导时，该领导却表示：“北京文物公司买回文物，纯粹是公司自己的商业活动，与政府无关。”那么，矛盾就出现了：既然纯粹是企业的商业行为，为什么要给它蒙上浓浓的“爱国主义”色彩呢？当“爱国主义”也成为一种广告和“作秀”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要赞赏它呢？
下面，我们该分析分析北京市文物公司的“性质”——如果这是一家私有企业，它愿意花多少钱去买文物，只要是通过合法的手段，都是它的自由。你可以嘲笑它是“冤大头”，但你不能阻止它的购买行为。甚至它愿意把钞票扔到大街上去让大家捡，也是它的自由。然而，北京市文物公司明明就是一家“国有制”的公司，它的资金还是来自于纳税人的身上。它既是企业，又有部分的政府部门的性质。如果纯粹是一家企业的话，它最看重的当然是利润，而如此轻易地就动用这笔庞大的资金来购买文物，很难说完全是企业的市场行为。在这背后，很可能有来自政府的行政命令和“建议”。
“爱国主义”有多种方式，有舞台表演式的，也有脚踏实地式的。在我看来，沸沸扬扬的国宝事件，就是一次“爱国主义”的舞台表演，就像当年义和团民众披红挂绿、念念有词、请关公请王母助阵一样，并不见得能起到什么正面的效果。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毁灭了多少宝贵的文物，当我们毁灭它们的时候，我们还不是打着“建设一个完美的新世界”的旗号下手的？我们何曾爱惜过这些祖先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结晶？我一直认为，文物放在香港乃至西方国家，跟放在大陆的博物馆里，其实并没有本质的区别。经过岁月的磨洗，文物已然成为全人类的财富。多买回几件文物，并不见得就能够证明中国已经强大起来；而文物流失在海外，说不定正是一种宣扬中国文化的好方式呢。我们将一件购买文物的事件无限地上纲上线，正说明我们自己的内心是多么的脆弱和卑微。我们没有把振兴中国文化的使命寄托在自己的身上，反倒寄托在几件老祖宗制作的文物的身上，我们究竟还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本钱呢？
关于什么是“爱国主义”，我记得姜文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话，他说：“爱国主义不需要唤起，只要一个人还知道自己是谁，对自己的人格有一定的尊重，他就会爱自己的祖国。”他举了鲁迅作为例子：鲁迅对自己民族与文化中某些问题进行讽刺与挖苦，这也是充满了爱的。他为什么不挖苦日本呢？因为他是想让中国的劣根性都消灭了，比日本强了，这才是最大的爱国。可惜的是，一个世纪以来，像鲁迅那样真正的爱国者少之又少，我们的“民族魂”依旧游荡在荒野之中。鲁迅的对立面却一直在以“爱国旗手”自居，占据着道德的制高点却天天在干丧尽天良的事情，正如姜文所说：“个别人为了自己的私欲违心地故作赞扬歌颂状，而不让人们看到问题的实质。我觉得比‘卖国贼’更可怕的是‘爱国贼’，他们打着‘爱国’的旗号，危害却比‘卖国’还大。”鲁迅早就告诉我们：当“爱国主义”成为被统治者利用的招贴时候，它就“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了。
目前，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到随处都可以用“一掷千金”的方式来表达“爱国之心”的程度。好钢还得用在刀刃上，资金还得用到最急需的项目上。一千九百九十五万港币的巨资，对于经济落后、贫困人口众多的广大中西部地区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假如能够用在资助贫困地区适龄儿童的就读上面，这笔钱能够帮助多少个孩子完成他们中小学的学业呢？假如能够用在乡村的医疗服务上面，能够挽救多少农民的生命呢？在乡村一级的中小学里，还有那么多具有“中国特色”的“民办”教师，许多“民办”教师家中已经困窘到了揭不开锅的程度。如果拿这些钱资助这些孩子和老师，那才是真正的“雪中送炭”呢。“爱国主义”不是爱一个虚幻的概念和权力结构，“爱国”的核心是爱每一个公民，尤其是要关心并致力于改变那些底层民众的命运。文物是人创造的，因此人比文物更重要。假如爱文物超过了爱人的生命，那么这种爱就是扭曲的和虚伪的。
即使是从“专款专用”的角度出发，在文博系统内部，也还有着更多的需要投入资金的地方。我曾经到过陕西省和山西等省区的许多县一级的博物馆，其破烂程度让我瞠目结舌。在这些破旧得让人认不出是“博物馆”的地方，大量无比珍贵的文物被管理人员随意地放置，长期遭受到风吹雨打和偷盗破坏。一些管理人员偷偷告诉我说，由于地方上财政困难，连工资都无法按时发放，又哪里有钱来维修博物馆呢？这些博物馆由于年久失修，不仅丧失了起码的防盗和保护功能，而且甚至沦落到为“危房”。文物专家们为陈列室里的文物的处境忧心忡忡，却一筹莫展。其实，一个小小的博物馆的维修，仅仅需要不到一百万元人民币的资金。那么，以上那笔一千九百九十五万元港币的巨款，能够修葺好陕西、山西等经济困难的文物大省的多少家博物馆呢？能够让多少珍贵的文物得到基本的保护呢？
“爱国”仅有热情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理性的态度和实际的功效。“爱国”仅仅是“爱面子”，那么结果有可能对国家和民众造成伤害。如此“虚晃一枪”式的爱国主义，趁早可以休矣。
“狐狸洞”与“包二奶”
泛舟于武夷山九曲溪之上，听幽默的艄公讲解两岸的历史典故，画幅在两岸缓缓展开，人在美丽的图画中逍遥地漫游。忽然，艄公指着高处让我们看，在左岸的悬崖峭壁上、在云雾缭绕中，有一个小小的洞穴。洞穴不像是天然的，似乎有人工修筑的痕迹。艄公告诉我们，当地人称之为“狐狸洞”。
关于“狐狸洞”还有一个传说：南宋年间，大理学家朱熹曾经在武夷山聚徒讲学，一时间门徒兴盛。由于原配夫人不在身边，日常家务让老夫子不胜繁杂。恰好在这时，当地有一个胡姓的美貌少女，因仰慕夫子的才学，偷偷来到书院，一边听讲，一边帮助照料夫子的日常生活。日久生情，两人不是夫妻却胜似夫妻（用今天的话来说就叫“包二奶”）。
然而，朱熹乃是一代理学宗师，白天在课堂上讲大道理，晚上在后院里行苟且之事，毕竟有损于清誉。消息传出去以后，其他学派的学者对其大加指责。消息传到京城皇帝的耳朵里，皇帝也按捺不住好奇心下诏过问此事。眼看自己即将身败名裂，朱熹一筹莫展。好在他还有一个聪明的大弟子。大弟子眉头一皱、计上心头——“胡”者“狐”也，将小女子扣上一顶“狐狸精”的帽子，不就能够解救老师了吗？于是，大弟子上奏朝廷说：老师的品行无可指责，有风言风语乃是因为山上狐狸精太多，有的狐狸精企图勾引老师。但是，老师依靠其理学修为将狐狸精逐出门外，使得这些精怪再也不敢前来骚扰学堂。于是，一桩丑闻被描述成朱熹美好品行的彰显。
老夫子倒是“顺利过关”，但是，以身相许的小女子却成为谎言的牺牲品。这名胡姓女子刚一出门，便有乡亲在她背后指指点点，说她是狐狸精化身、是妖怪。大家突然像躲避病毒一样躲开她。在羞愤和忧郁中，这个美丽聪慧的女子不到三十岁便去世了。后来，朱熹为了纪念她，便把她葬在武夷山最美丽的这座山峰上，后人戏称为“狐狸洞”。
我猜想，这是地地道道的“民间语文”，姑且听之，不可完全信之。不过，我一向讨厌道貌岸然的理学家们。他们“满口仁义道德，满肚男盗女娼”，人格分裂，心灵扭曲，一生做戏，从来没有活出过真实的自我来。胡姓女子是无辜的，杀害她的正是朱熹的学说；朱熹本人却逃避了外部舆论的压力和自我内心的反省，成就了完美的道德和文章。
关于朱熹的可怕，史书上倒有不少记载：朱熹任泉州同安县主簿时，当地县民的婚娶习俗非常自由，不拘聘礼，自行结合。他对此极为不满，认为这是“乖违礼典，渎乱国章”，将会“稔成祸衅”，下令予以禁止，并申奏朝廷，请求颁布正规的“婚娶仪式”，以对民间自由婚娶的行为严加约束。接着，朱熹又下令在妇女鞋底装上木头，使其行动有声，便于察觉，以防其“私奔”；下令妇女出门必须以巾蒙面，只留孔隙看路。这一道道命令，如同一道道枷锁，结结实实地套在属民的头顶上。这些将妇女当作犯人来监控的举措，不亚于今天类似于塔利班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因此，有论者评论说：“这与刚刚覆亡的塔利班政权所做出的一系列规定，可真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了。不难想见，如果朱熹仅仅是个主簿，而不是拥有强大人格力量的学问家、教育家，恐怕他的学术观点就不那么容易转化为社会实践，更不可能对中国社会与文明造成如此久远的影响。朱熹给中国社会与文明套上的枷锁，并不止于这些。他的最终目的，是把人们都变成不会反抗、只会服从的活机器。”这个流氓老夫子，虽然管不住自己的性器，却热衷于管制别人的性交和爱情。我猜想，他一定患了严重的心理疾病——可怕的是，这个心理变态的家伙却成了主宰中国数百年伦理教化的“理学大师”。这足以证明：儒学是吃人的学说，朱熹是千古的罪人。古今中外，所谓“原教旨主义者”，十有八九都是伪君子岳不群式的人物。可怕的是，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这类伪君子一直是主角。
在谴责朱熹这类的伪君子的同时，我更关注像胡姓女子那样的“二奶”们的悲惨命运。从古到今，“二奶”们都是一个最先遭到道德文章和金钱权势吞噬的弱势群体。包括胡姓女子在内的历代“二奶”们，都惨遭礼教力量的“妖魔化”。在“二奶”多如乱麻的现今社会，人们毫不留情地对那些贪慕虚荣、甘当“二奶”的女性进行道德上的严厉指责。但是，我认为更应该指责的，难道不是那些利用金钱、权势和名望来“包二奶”的男人（包括朱熹朱大师在内，他们一般都属于“官爷”和“款爷”）吗？对于这群悲剧的“制造者”们，舆论却一直保持着让人羞辱的沉默。某些“包二奶”的男人们，一般都是直到政治或者经济问题“东窗事发”之后，才被揭发出有“包二奶”的恶行来。我仔细一想，原因很简单：大官和大款们都是掌握着“话语权力”的男人。正如正史中不会出现对朱熹的指责一样，在现代的媒体上也难以看到对那些“包二奶”的“成功男人”的批判——除非他已经垮台。
与朱熹妖魔化“二奶”的故事如出一辙的“现代版本”，是原四川省乐山市副市长李玉书的故事。因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而被判处死刑的李玉书，曾包养了一个年仅十六岁的情人。这个名叫刘雅丽的女孩，出生于四川省攀枝花市的一个偏僻山村。十五岁的时候，刘来到成都打工，在一家海鲜城当领班。一九九九年四月的一个傍晚，刘雅丽结识了前来海鲜城用餐的李玉书。第二天下午，李玉书打来的传呼，邀请刘雅丽到喜来登酒店吃饭。在酒店的一个包厢里，两人一边喝咖啡，一边聊天。李玉书谎称自己是新加坡来华经商的商人，并许诺说，他可以帮助刘雅丽赚到很多钱，并帮她开个店。有这样的好事，刘雅丽当然求之不得。当晚，她陪李玉书喝了很多酒，并且任由李的摆布。
一九九九年六月，李玉书以刘雅丽的名义在成都丽都花园买下一幢价值六十万元的豪华别墅，两人开始同居。而此时，刘雅丽也知道了李玉书的真实身份，想到自己竟在不经意间傍上了一个高官，心中不由一阵狂喜。身边有了美人做伴，李玉书仿佛找到了再生的感觉。作为成乐高速公路总指挥，每天一下班，他就通过高速公路飞车赶到成都与小情人过夜，天天乐此不疲地往返于两地之间。三个月后，他将刘雅丽的户口从攀枝花迁到成都。他还花一百零七万元在成都百花东路为刘雅丽购买了一处旺铺，开了一家“悠悠茶坊”。另外，他还为刘雅丽买了一辆白色富康车。
靠上李玉书这座大山后，刘雅丽就像过上了天堂般的生活。然而，她发现李玉书这个大人物的心眼小得连一根丝线也穿不过——即使外出购物，也要事先向打电话请假，说明外出的时间、地点等，回家后再及时销假。李玉书还在卧室里偷偷安装了一台微型摄像机，监视刘雅丽的一举一动。两人的矛盾开始激化，刘雅丽实在无法忍受李玉书的折磨，便哀求他给自己一点起码的自由。然而，李玉书却无耻地提出赔偿二十万元再分手的要求。于是，刘雅丽最后想到了死。两千年五月二十九日凌晨，她匆匆给父母和李玉书写下两封遗书，一边哭喊着，一边掏出安眠药吞进了肚里。随后，她又举起水果刀就向自己的双腕动脉割去。这一幕恰巧被回屋取公文包的李玉书碰到，他慌忙叫司机把刘雅丽送进了医院。二零零一年六月十日，尚在康复之中的刘雅丽就听到了李玉书因涉嫌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而被四川省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消息。
李玉书被检察院立案侦查后不久，刘雅丽的小车、洋房统统被依法没收了，她只好另外租了一间廉价的房子安身。不久，李玉书的亲戚三天两头找上门来骂她，找她的麻烦，都说是她害了李玉书。无奈之下，刘雅丽不得不凄凉地离开了这座给过她荣华富贵，也给了她无尽痛苦的城市。就在此时，她发现自己竟然有了三个月的身孕。她流落到四川省雅安市，为了能顺利生下孩子，便在市郊的一个小村庄租了一间房子住下。为了省钱，她经常挖些野菜做口粮。
二零零二年一月十八日下午，刘雅丽在报上看到一条消息：“成都市中级法院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四川省乐山市原副市长李玉书死刑……”消息还未看完，她早已支撑不住。由于恐惧、惊慌和不安，她一头栽倒在路边，被附近村民送进了医院。这一摔，她永远地失去了腹中的胎儿。
我不知道这个不到二十岁的女孩如何开始她新的人生道路。从李玉书的家人到大众传媒都参与了对她的“妖魔化”，侮辱弱者永远是一件最容易的事情。最让人愤怒的是李玉书的家人，他们居然指责是一个弱女子将他们的市长丈夫、市长爸爸拉下了水，仿佛没有刘雅丽的存在，李玉书就能够保持革命本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简直就是混蛋的逻辑。刘雅丽固然有贪慕虚荣等性格的弱点，但她不是害人者，而是被害者。李玉书的家人们不敢指责李本人的荒淫和腐败，反倒把污水泼向刘雅丽这个可怜的女孩，正说明他们内心有多么的虚弱和阴暗。多年来，他们在大树下享尽荣华富贵，大树倾倒之际，他们倒会寻找替罪羊。
其实，这又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红颜祸水论”在作怪——反正女性都是没有话语权力的弱者，干脆就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她们的身上吧。于是，作为“始作俑者”的男人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我想反问的是：对于自己的人生悲剧，刘雅丽当然要承担一份的责任——她已经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但是，谁有权利将李玉书本人的罪孽全部推托到这样一个弱女子身上呢？
从朱熹到李玉书，都是儒家文化酱缸中培养出来的蛆虫。说到底，儒家文化及其建立起来的官僚体制，就是一套冷酷的专制制度，就是一套把无耻当光荣的话语方式。朱熹和李玉书，虽然一个是宋代人、一个是当代人，一个是学术大师、一个是地方父母官，但在骨子里两人都是一模一样的。他们是玩弄女性的高手，也是玩弄权术的高手。他们一边肆无忌惮地贪污腐败，一边编制密密麻麻的礼教之网。在私人生活中，他们对弱女子大施淫威；在公共生活中，他们堂而皇之地说大话和谎言。比起那些“善养浩然之气”的“新儒家”来，朱熹和李玉书才是真正的儒家“原教旨主义者”。他们对女性所持的玩弄、蔑视和仇恨的态度，是他们所寄生的文化和制度所赋予的。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纲目的社会秩序和伦理规则，经由汉武帝的赏识和利用，逐步与君主专制的政权合流。此后两千年间，礼教之网织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密，而仁道的真精神则被普遍的恐惧、暴虐、虚伪所消解。在士大夫当中，“伪君子”比比皆是，连“真小人”也难得一见。吃人者的无限贪婪和被吃者的普遍隐忍，构成了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大观园。
这是中国的大悲哀，这种悲哀在谭嗣同、鲁迅和林昭的身上达到了近乎绝望的极致。他们用生命来抗争这套“吃人”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格局。对“二奶”的“妖魔化”，正是鲁迅们所深恶痛绝的“吃人”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格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怕的是，这种“妖魔化”的运动，直到今天依然在我们传媒与日常生活中实施着、渗透着。在沉默的“被吃者”中，女性占了最大的比例。李玉书不就将刘雅丽当作他的私有财产吗？他对她的所作所为，难道是“爱”吗？在朱熹、李玉书之流的精神世界里，根本就没有“爱”的位置。
“狐狸洞”的黑暗，足以让儒家所有冠冕堂皇的典籍都原形毕露。李玉书的残暴，足以让他本人在大会上照本宣科讲述的“以德治国”黯然失色。
无耻者无畏
不久前，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的夫人伊梅尔达主持了菲律宾一家鞋类博物馆的开馆仪式。各大媒体纷纷大幅报道此事。
该博物馆位于马尼拉附近的小城马里基纳，这里是菲律宾最著名的制鞋城市，素有“鞋类首都”的美称。当地官员表示，之所以要开设这座博物馆，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这座城市在制鞋业中的地位，并吸引国内外的游客来此观光。该博物馆中的展品几乎都有非凡的来历，大多数是菲律宾各界名人的鞋子，包括了菲律宾历任总统曾经穿过的鞋子。当然，马科斯夫人的两百二十双鞋子，则成了其中的“重头戏”。这批鞋子仅仅是伊梅尔达当年所收藏的鞋子的一小部分。一九八六年，当腐败而专制的马科斯政府被愤怒的民众推翻的时候，人们冲进了昔日戒备森严的总统官邸，而马科斯与伊梅尔达夫妇则乘坐直升飞机仓皇逃窜。人们被伊梅尔达房间的豪华装饰惊呆了：在总统夫人的壁橱里，他们发现了一千二百二十双各式各样的、色彩斑斓的鞋子，有的鞋子上面镶嵌着数颗闪闪发光的钻石，其昂贵程度非一般人所能想象。当时，这一奇观被作为马科斯家族穷奢极欲的一个典型事实，在全世界的报章上广泛报道。
被新政府赦免的伊梅尔达，重新回到了阔别多年的菲律宾。尽管已经衰老不堪，她依然将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对着这批早已经被收归国有的心爱的鞋子，伊梅尔达的心中是什么滋味呢？是骄傲、是恋眷，还是追悔与悲哀？出乎意外的是，这位模特出身的前任“国母”在博物馆的开幕式上，居然得意非凡地说：“这家博物馆的落成，也体现了菲律宾的文化精神。菲律宾人是不会接受丑陋的，他们总是能将坏的再生为好的。”
这番话真个是“无耻者无畏”。伊梅尔达自以为自己相貌美丽，就能够“代表”菲律宾的国家形象。殊不知，她才是菲律宾举国上下最丑陋的一个家伙。在我看来，相貌平凡的阿基诺夫人不知道要比她美丽多少倍——她们有着天壤之别的精神境界。马科斯时代，伊梅尔达与丈夫一起鲸吞了数十亿美元的国家财富，过着能够与阿拉伯王室相媲美的奢侈生活。他们毫不脸红地声称，他们家庭的财富来自于二战期间日军在菲律宾埋藏的一笔财宝，属于“个人的合法收入”。这是一个连三岁的小孩也不会相信的天方夜谭。（即使属实，那也是当年日军搜刮的菲律宾人民的财富，理所当然应收归国有）对此，我不得不感叹：这一对独裁者夫妇居然弱智得只能编造出这样一个不能自圆其说的理由来，真可谓“自作孽、不可活”。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在伊梅尔达这个前模特穿着数千美元一双的时尚皮鞋的时候，菲律宾却有数百万老百姓在饥寒交迫中哀号。军警的皮靴践踏着他们的头颅，官吏们像吸血鬼一样附着在他们的身上。他们的赤脚奔走在泥水和石块之间，他们哪里能够奢望欣赏到总统夫人脚上的鞋有多“美”呢？第一夫人知不知道，她脚上随便穿的一双鞋子，就可以供几百个菲律宾穷人生活一年有余？她的所谓的“美丽”，正是建立在人民苦难生活的基础上。她还有什么资格到处炫耀这种“美丽”呢？《圣经》中说：“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却强过许多恶人的富余。”（《诗篇》三十七章十六节）恶人的不义之财是不可能持久的。
十几年过去了，马科斯已经客死异乡，伊梅尔达在度过漫长的流亡生涯之后，终于回到祖国。归国以后，她依旧十分活跃，频频露面于政商各界。她没有忏悔、没有反省、没有歉意，又施施然地回来大言不惭地“重新参政”了。她在老脸上重新抹上厚厚的脂粉，恬不知耻地登场亮相。伊梅尔达左右开弓，拿出了两个颇有诱惑力的武器来：一个是民粹主义，一个是女权主义，再加上她以金钱作后盾，让许多健忘的民众重新成为她的崇拜者。这是伊梅尔达的胜利，也是菲律宾人民的悲哀。
伊梅尔达回国后畅谈爱国主义，宣扬民粹主义思潮，正如她在鞋类博物馆上的讲话，大肆谈论“菲律宾文化”，迷惑了不少的人。然而，香港《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先生在《似曾相识蝶归来》一文中精辟地指出：“善于造势的铁蝴蝶大洒金钱，营造极尽梦幻之能事的豪华场面，让选民载歌载舞，沉迷在那片刻的喜悦，忘却现实中的痛苦和不公平。这是伊梅尔达式的民粹主义，用钞票来燃烧的梦境像集体的催眠，让老百姓喝完一杯又一杯的魔幻佳酿。他们不愿意再想起她的三千双鞋子，也不愿意再想起谁杀了阿基诺。即使是那三千双鞋子，也被转化为民粹的诉求。她强调这些鞋子大多是菲国制造，是爱国厂商送给她的礼物。她要穿出这一双又一双的菲律宾的骄傲，踏上国家成功的轨迹。”所以，伊梅尔达又坦然地出席鞋类博物馆的开馆仪式了，当地的一些老百姓却把她的光临当作振兴地方经济的一个重要环节，对这个昔日的独裁帮凶顶礼膜拜。难怪邱立本先生感叹地说：“这就是伊梅尔达的修辞政治。在菲律宾奇特的政治文化中，铁蝴蝶并没有在政治风雨中锈蚀。她飞进民粹万岁的国度，也要飞进那些迷茫民众的心坎里。似曾相识蝶归来，伊梅尔达永远是菲律宾政治迷宫中的女王。”
说起“女王”，伊梅尔达也很会打女权主义的牌，以吸引占全国人口接近半数的女性的支持。她认为，作为一名女性政治领袖，她因为参与政治而受到那些持男性中心主义观点的人的妖魔化。她说她最欣赏的人是宋美龄和江青：“人们只会批评蒋夫人的奢华，哪曾留意到她的成就？其实她是中国人民的好领袖。毛夫人江青也是一样，人们不应该让她百般受辱致死，这不仅是出于对毛主席的不尊敬，更是和那种强烈的重男思想有关。”看，这只铁蝴蝶要来干涉中国内政了，要来教育中国人民该树立怎样的爱憎观念了，要挺身而出拯救她的“江青姐姐”了。无耻到了这样的程度，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刚刚又将一个腐败分子埃斯特拉达赶下台的菲律宾人民，一定要警惕伊梅尔达这样的无耻者兼无畏者。
网络上下的“杀人”
当一个衣冠楚楚文质彬彬的、在高科技公司工作的白领人士告诉你，他或者她热衷于“杀人游戏”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大惊小怪。这是一种流行于大都市的高级写字楼里的、据说“高智商”的人才会玩的游戏。
这种游戏是远在美国硅谷的华人发明的：一群人坐在一起，通过抽牌秘密产生出少数“坏人”和多数“好人”，“坏人”的任务是在“好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尽量隐瞒自己，杀掉“好人”，直至把“好人”都杀完；“好人”的任务是尽快找出这些杀手，维护正义的力量。全部过程在一个法官（主持人）的引导下井然有序地进行。当国内互联网业热起来的时候，“海龟”（海外归国留学生）们也将这个游戏带了回国。先是传遍了网络公司和计算机企业，然后是媒体和演艺圈，现在则有征服所有写字楼的趋势。
紧接着，一个名叫“网上杀人坛”的网站也隆重开通了。版主堂而皇之地介绍说：“这是网络上新开辟的杀人场所，开坛者就是主持人，杀手有密谋区。进入情境之后，你将发现，在网络上杀人比在现实中杀人更神秘，更艰难，通常过程也更长，一玩几天是常有的事。”
我想，也只有中国人才有发明这类游戏的天赋，洋人看了之后一定会叹为观止。这大概又能为中国人增添一项吉尼斯世界之最了。然而，我却对“杀人游戏”发明者和热衷者的心态感到不可思议：他们为什么如此喜好“杀人”呢？（尽管是“虚拟”的“杀人”，却也折射出他们实际的想法来）他们的内心深处为什么有着如此强烈的杀气？
我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分明感受到了一种古龙武侠小说中说写到的“杀气”，它让我透体生凉、浑身战栗。我们是读着《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长大的，这些“古典名著”中描绘最多的就是阴谋和杀戮。弱者的生命随意地就被强者所剥夺了——谁让你是弱者呢？多疑的曹操杀死了磨刀杀猪准备款待他们的一家老小，性急的李逵砍下了无数看热闹的老百姓的人头，讲述这些故事的文豪们并没有表达丝毫的谴责和厌恶，反而给予肯定与赞赏。这是一个灾民社会里的铁的生存法则。
我们的血液里孕育着粗暴、狂野、凶残的种子。学者赵园将其概括为“戾气”，她认为明代中后期的政局为这种残酷的“戾气”所笼罩。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有明一代，以剥皮始，亦以剥皮终。其实，每当王朝末年，这种“戾气”便成为社会各阶层共同的气质特征。我们是“文明古国”吗？我们如何解释作为民族英雄的袁崇焕的遭遇？他被愚昧的皇帝凌迟处死不足为奇，而被他所深爱的老百姓所瓜分生吃才让人痛心疾首。我们是“现代公民”吗？我们如何洞悉南京投毒案的罪犯的心路历程？而在其被捕之后，网络上出现了要将其“千刀万剐”、“活煮油炸”、“株连十族”的叫嚣，难道仅仅是出于善良人的“义愤”吗？
今天，即使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甚至留学海外的“精英”们，也并没有摆脱传统的暴虐文化打在他们心灵上的烙印。他们虽然满口流利的英文，但他们并没有让阳光照亮心灵那阴暗的角落；他们虽然在某些科技含量很高的行业里工作，但他们的精神依然呈现为荒芜和冷酷的特质。他们的智商可能极高，情商却可能极低；他们在科学研究上可能是超前的，在情感上却可能比猴子还要迟钝。这一巨大的落差，导致了某些“青年才俊”在精神和心理上都处于不健全的、甚至扭曲的状态。他们在“杀人”游戏中体验到了“至高的快乐”——可悲的是，这是他们的生活中仅有的快乐。而我想追问的是：我们为什么要选择玩“杀人”的游戏，而不去实施“爱人”的行动呢？
中国人很早就信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法家就提出过类似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雏形思想。所以二十世纪以来中国人一下子就成了“进化论”的信仰者。我们的童年很少接触到安徒生和格林写的美丽童话，很少体验到那些优美的文字背后的爱、同情和怜悯。我们用警惕的目光打量着身边的人们，仿佛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敌人”。长此以往，我们对杀戮和鲜血逐渐麻木了，我们失去了对生命最基本的珍惜和尊重，我们因为自己的“坚强”而感到骄傲。报纸上经常出现一些与生命的消逝有关的惨痛消息：某某矿井坍塌了，数十名矿工丧生；某某歌舞厅起火了，数百人葬身火海；某某大楼倒塌了、数十个工人死亡；某某船只沉没了，数百人被大海吞噬……然而，对于这些消息，没有多少人会留意、会惊诧、会愤怒、会悲哀。我们轻轻地就翻过了那页报纸。
就在我发出这样的追问的同时，在报纸上看到了这样的一则消息：一个曾经担任外企高级程序员的年轻人，为了抢劫数千元而入室杀害了一个无辜的生命。这个网名叫“无情”的著名“黑客”，曾经参加中美撞机事件之后“红客入侵美国”的“战役”。他在监狱中居然大言不惭地写道：“我和所有青年一样，有一颗不容置疑的爱国之心，深深爱着我伟大的祖国。”他似乎认为，他参加过“远征美国”的“光荣战斗”，即便是杀了人，因为有过辉煌的“爱国经历”，就应当享受某种“特殊待遇”——至少不应当被作为普通的刑事犯。
然而，对于这样一个凶残的杀人犯，我无法理解他爱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祖国”——在我看来，祖国从来就不是一个抽象的、空洞的概念，祖国是由具体的土地和人民组成的。一个人难道可以一边声称自己爱国，一边残忍地杀害自己的同胞？一个以邻为壑的人怎么可能是真正的爱国者呢？评论家马少华分析说：“一个在网上‘爱国’的人，在网下却不能爱一个普通的中国人，这似乎不符合一般伦理的逻辑，但却是一种‘伦理的现实’。这个网络才子，他把自己定位在一个较高的层次上，而爱国正是一个高层次的情感；‘爱人’却是一个较低层次的情感，因为后者更具体、更实在，不免要去爱那些低于他的评价标准的人们——这是难事。一个谁都不爱的人，竟然误以为自己是爱国的，这当然不易证明，却也不易证否；而‘爱人’则比爱国更容易得到事实的检验。所以他的网名——‘无情’——倒更准确，事实证明他也的确如此。”其实，这是从希特勒到斯大林到波尔布特这些独裁者们共同的思路，至死他们都认为自己是伟大爱国者。幸亏这个网络天才没有成为政治家。他死也没有忏悔。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时，被害人的父母捧着儿子的遗像走上法庭。面对遗像上死者的眼睛，他一脸漠然。无论是问讯还是庭审笔录上，他没有对死者及其家属说过一句道歉的话。有一套坚硬无比的伦理支撑着他，忏悔和道歉何谈容易？在我看来，此人就是网络时代某一部分“新青年”们的突出代表，只是他心灵中的恶在某一时刻突然迸发出来了，而大多数人勉强把这种恶压抑在内心深处。
在好莱坞电影中，经常出现玩某种“杀人游戏”结果却“弄假成真”的故事，凯文?科斯特纳主演的《八毫米》就是这样一部检验人精神韧性的影片。影片中那个面对摄影机杀人的雇佣凶手和在电视机前观看杀人场景的富豪在本质上是同一类人，正如在现实生活中实施了杀人行动的电脑天才和更多不知名的、在网络上以“杀人”为乐的家伙也是同一类人。而要消除杀人的欲望、终结无边的戾气，惟一的、也是最有效的解药就是爱心，就是耶稣、甘地、马丁?路德?金、特蕾莎修女和昂山素季们为我们指出的道路。
中国离现代化还有多远？
中国离现代化还有多远？
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最近按照国际通行的计算方法测出：中国离现代化只需十三年。专家指出，中国的现代化水平居世界第六十六位，比一九九三年上升了七位。从主要指标看，中国有四项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三项超过了现代化标准。其中成人识字率百分之八十三，超过了标准百分之八十和世界平均百分之七十一的水平。报告认为，二十年间中国现代化指数平均年增长百分之一点六，按此速度预测，还需要十三年的时间就可以跨入现代化的门槛。“专家”的话是权威的，尤其是在中国这个迷信专家的国度里。因为专家这样说了，所以我们就兴高采烈地宣告：我们已经是“准现代化”的国家了。十三年的时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然而，我心里依然疑惑：我们真的离现代化这么近吗？
某些统计数据向来是当不得真的，因为那是专家们设计出来给某几个领导人看的——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由于最高决策者的失误，造成乡村中发生大规模的饥荒，活活饿死了几千万老百姓，而官方的各种报表和报道上，依然是一派形势大好、莺歌燕舞的景象。我不知道那时专家们使用的数据都是怎么得来的。今天社科院的统计数据与之相比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比如成人识字率百分之八十三，在我看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就在我的故乡、四川成都边上的一个小县城，农民当中文盲的数量都接近半数之多。这里还是经济富裕、文化发达的“天府之国”，更不用说广大的贫困落后地区了。这些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假数据，居然被学者们当作确凿的论据来使用，可见这些“居庙堂之高”的学者们是多么地不了解中国的现状。他们要么就是太愚昧，要么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用“学术”来向领导献媚。我猜想，这些宣布中国还有十三年就能够实现现代化的学者们大概一辈子都呆在首都方圆十里之内。因此，我只想对这些专家说一句话；与其在书斋里空想，不如到乡村去走一走、看一看。
退一万步说，即使以上的数据都是真实的，但仅仅靠几组数据就能够说明中国实现了现代化吗？“现代化”是物质的，它更是精神的。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是让国家的公民都能够过上民主的、自由的、幸福的、有尊严的、享有充分人权的生活。
农民来到城市以后，无论在市民的眼里还是在政府执法部门的眼里，他们都是“次等公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数千万的“流动人口”为了追求美好生活离开他们的户籍所在地，来到城市打工挣钱，他们一般被统称为“外来人口”，以区别于本地居民。湖北大学人口学教授杨云彦说：“我认为‘外来人口’这个称呼是不科学的，但大家都在用，我也得用，不过我都加上一个引号。”人们还发明了“打工仔”、“外来妹”这些称呼。
一位新浪网友在文章中描写了一名怀着对幸福生活的憧憬来到广州、却被莫名的力量吓死的外来妹的悲惨命运——
某日，她跟所有辛勤的劳动者一样，下班回来冲了凉，进入了甜蜜的梦乡。
“嘭、嘭、嘭……”好梦刚开始，朦胧中听到一阵霸道的擂门或踢门发出的巨响，接着传来吆喝：“开门！开门！查房了。”
接着又是“嘭嘭嘭”的声音，此起彼伏，刺破陌生的夜空。
一阵惊悸。除了在初中课本中读到过杜诗“有吏夜捉人”的描绘，她还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
相信大多数人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所谓查房，主要是检查房客是不是良民，有无暂住证，有无违法犯罪行为。请问本地人，没有证据，谁敢无缘无故半夜敲门查你的房吗？你被查过房吗？一般没有。外来人口才是怀疑对象。
新刑法实施后，我国法律程序中的有罪推定原则，改成了无罪推定原则。这是一次尊重人权的根本性的改革。可是“外来人口”却还在被“有罪推定”。他们总是怀疑对象，有义务自己证明自己的无辜。
初来时，也曾听说过是要查房的，但她初来，还来不及办暂住证，再说，为找工作，带来的钱早花光了，工资还没到手，凑不齐办暂住证的几百块钱。可是，没办证，是要被抓去罚款的。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她担心的是，他们是真查还是假查？姐妹们曾叮嘱过要小心，不久前一个姐妹被冒充查房的强奸了。
“嘭嘭嘭”，敲门声一阵紧比一阵，显然是不耐烦了。想逃，想躲起来，可是她又后怕起来，她听说，前不久，一个没办暂住证的外来工翻墙逃跑，被查房的治安员开枪打死了。
在异地他乡，半夜三更，倍感无助，她的肌肉一阵紧缩，她的心脏起了痉挛。她捂着心口，晕了过去，再也没有醒来，她的脸上写满惊恐。
一朵鲜花就这样枯萎了。
她跟所有女孩子一样向往着美好生活，可她却被半夜里擂门的声音吓死了。
当然，她的遭遇，并不是所有外来工的遭遇，可她的遭遇不是偶然的，在半夜查房中死亡的，她不是第一个，她也将不是最后一个。
我想追问社科院的那几位学者：对于这名被活活吓死的女孩来说，现代化还有多远呢？他们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他们所研究的“现代化”根本就与这类“外来人口”无关。
我在《中国青年报》上读到张传玖写的一篇题为《一个农民的儿子对户籍制度的世纪心问》的文章，文章写道：“一件事发生在‘五一’前。我所在的这个城市似乎对外来人有什么仇恨，必欲除之而后快，非要清理不可。其时正在一建筑工地打工的表兄自然属被清理之列，也被清理回家了。后来他在电话里跟我说，那几天很忙很累，每天吃完晚饭就睡觉了。四月十一日晚十点左右，朦胧中被警察的一阵呵斥声惊醒。他们很快明白是怎么回事，慌忙掏出了身份证、暂住证、健康证等必办的证件，但警察看也不看就扔在了地上(有的还被撕了)，无论怎么解释、怎么哀求，都毫无例外地被送到远郊的县里关了起来。后几经交涉，让每人家里寄三百元不许问的什么费才让回家。当然还不能自由地回家，而是被‘遣送原籍’：一站交一站，一路被看守着运回原籍。一路上，几个打工仔劳顿得不成人形，快到家时他们抱头痛哭：想不明白自己到底犯了什么罪而遭此厄运！有人甚至发誓，再也不到这个城市来了！表兄因为舍不得几个月的工资，‘五一’的风头过后，又来到了这个城市。他问我是否认识公安局的什么人——他担心‘十一’又被清理。”
在某些大城市中，“民工”的地位就如同印度的贱民和种族隔离时代南非的黑人一样。在某些人眼里，农民不仅不是“公民”，甚至也不是“人”。节日只是少数权贵的节日，对于大多数民工来说却是噩梦。他们从事着最为艰苦的劳动，却没有因为劳动而获得基本的尊严。在这块土地上，表面上没有种族的分野，但在一些建筑工地上和在一些私人煤窑中，民工无依无靠、忍饥挨饿、恐惧而孤独。现代文明之于他们，似乎触手可及，其实却远在天边。对此，张传玖高声呼吁说：“如果说七十年代末开始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生产力的第一次大解放，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消除不公正的户籍制度必将是意义更加深远的我国农村生产力的第二次大解放！没有理由再让计划经济条件下那套僵死的户籍制度成为跨世纪的制度了，中国人早就应该真正平等起来——平等地分享本就属于全体国民的发展机会和全民所创造的财富，自由地在自己的国土上流动和迁徙。如此，民族幸甚！国家幸甚！！”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不得不在自己的祖国“暂住”，那么这个国家还有什么资格号称“现代”和“文明”呢？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随时面临的是被收容和遣返的命运，那么宪法中有关公民基本权利的条款岂不成了一纸空文？在抗日战争时代，沦陷区人民出门时不得不携带“良民证”，接受手持刺刀的日本士兵的苛刻盘问；如今，从乡村来到城市的民工们，却像“偷渡客”一样躲避警察的拳打脚踢，这种耻辱有甚于昔日。
由于学术界和权力机构均无意获取真实的民意，张传玖的呼吁依然仅仅是无人理睬的“呼吁”而已。高高在上的专家学者们是听不见这些呼吁的，他们只对抽象的、复杂的数据有兴趣，他们会绘制许多精美的图表。这都是深不可测的“学术”，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需要用这样的“学术”来证明。然而，对我来说，每一个受凌辱的同胞的命运，显然比那些学者的数据更加真实。面对这些被侮辱的生命和灵魂，我得出了与学者们迥然不同的结论：中国离“现代化”的距离，还很远很远；中国人要过上真正“人”的生活，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