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故意说假话的专家学者们，比政客更让我厌恶。
斯德哥尔摩的沉船
斯德哥尔摩的沉船
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海港里，有一座庞大而显眼的沉船博物馆。博物馆里珍藏着一艘当时全国最大的战舰。这是一艘工艺先进、装备精良却又不幸“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巨型战舰。当地朋友告诉我，来斯德哥尔摩，沉船博物馆不可不到。
博物馆里的环形投影屏幕生动地表现了战舰沉没时的可怕景象：这艘作为国家荣誉象征的战舰正在开始它的处女航。也许是火药库起火，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甲板被炸出了一个巨洞，海水汹涌而出。谁也来不及拯救船的厄运，虽然这里离海岸并不远。在岸边亲人们悲痛的注视下，数百名水手随同受伤的战舰一起沉入黑暗的海底。这是一部模拟的短篇，其饱满的画面和逼真的音响，让每一个观众都有身临其境之感。在我看来，这次事故中，最可惜的不是象征着强大国力的战舰的覆没，而是数百个年轻强悍、充满朝气的生命的消逝。每一个年轻战士背后都有一双母亲含着泪水的眼睛，每一个鲜活生命心中都有一张妻子美丽的脸庞。
那个时刻，是一个令瑞典这个海上霸主举国哀悼的时刻；那个时刻，是一个令无数颗心灵破碎、令无数个希望消亡的时刻。那一天，堪称瑞典的“国耻日”。那个时刻虽然已经过去很久了，但依旧铭刻在瑞典人的心中。
我漫步在这座古色古香的博物馆里，攀登上一级级环形楼梯，从不同的角度观看这艘相当完整的沉船，不禁浮想联翩。海水冻结了沉船数百年的光阴，与它同龄的战舰几乎全都在战争中灰飞烟灭了，它却“因祸得福”地成了“活化石”。在数百年前，瑞典人的造船水平就达到了如此鬼斧神工的地步。这艘沉船提供了最好的见证。旁边一个个的展厅中，展示着当时船舱内部的设置以及各种打捞上来的物品。主人的尸骨已经荡然无存，而这些瓷器、烛台、钟表，还在娓娓诉说着悲凉的历史。更让我感慨的是：那次的沉船事故，本来是一个莫大的耻辱，瑞典人却坦然地把这一耻辱凝固在首都最显眼的地方。当我坐上轮船离开斯德哥尔摩的时候，我再次与这座庄严肃穆的沉船博物馆相遇。它静静地横卧在港口的岸边，威严地注视着一艘艘崭新的、现代化的轮船来来往往，这些轮船都是它的子孙啊。
沉船的打捞，在二十多年前曾是瑞典媒体竞相报道的焦点新闻。博物馆里有一组这样的照片：瑞典国王亲自穿上潜水服抵达深海之中，捞起一块饱经沧桑的沉船残片。国王是潜水爱好者，国王也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当年的瑞典国王亲自战斗在前线，今天的瑞典国王则亲手打捞自己民族的历史。
我尊敬这个民族“宠辱不惊”的心态，他们才真正做到了像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所说的那样“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呢。不像我们，因为有着牢固的“遮羞”和“避讳”的传统，从来都不愿正视事故和失败。在我们的文化生态里，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永远光荣、伟大和正确，听不得一点意见和批评。我们会像瑞典人一样兴高采烈地打捞一艘还没有作战就沉没的战舰吗？不，我们一定不会。我们会对此轻描淡写乃至于干脆就不承认发生过这种事情。我们奉行鸵鸟的生存哲学，以为把头藏到沙堆中，就能够不被发现。我们太实用主义了，我们信奉“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原则”，结果所有的温情、记忆和怜悯都被扭曲了。我们太看重“面子”的重要了，我们很会玩弄文字游戏，虽然“屡战屡败”，在奏章中却被写成了“屡败屡战”。这样就能够得到皇帝的赏赐。用一位学者的话来说，我们是“中华语言文字国”。在玩弄语言文字方面，我们的能力举世无双。
我们不会坦荡地为一艘没有功勋的沉船建设一个博物馆，我们不会向外人展示自己“不光彩”的那一面，巴金老人倡导的“文革博物馆”直到今天依然还是空中楼阁。人人都在庆祝巴金百岁的生日，却没有人愿意实施其建设“文革博物馆”的心愿。我们专门记忆自己的成功和光荣，故意忘却自己的失败和耻辱。我们不知道，失败比成功更值得记忆。因为，在失败之中，隐藏着打开未来之门的钥匙。
尊重一艘沉船，也就是尊重一次失败的经历；而正是通过咀嚼上一次失败的体验，才可能在下一次的旅途之中拥有安全与幸福。
凤凰城里的“老先生”
在湖南卫视拍摄的一个专题节目中，我看到了这样一幕触动我心弦的细节：一名到湘西凤凰城旅游的外地游客，刚刚走下小船，码头上就有几个小女孩热情地围上来。这些十二三岁的湘妹子，拿着编好的一束束野花，七嘴八舌地说：“买一束花吧，去送给老先生。”
“老先生”是谁呢？
乡亲们口中所说的“老先生”，原来是二十年代从这里走出去、走向世界的大作家沈从文。
一九九二年，沈从文的骨灰播迁故土，场面冷冷清清。当地的报纸只是不咸不淡地发了一则几十个字的短消息。而几天后一名地方官员去世的消息却占据了整整一个版面。故乡似乎忘记了沈从文这个优秀的游子。
然而，遭受半个多世纪冷遇、排斥乃至迫害的沈从文先生，在最近十几年来却日益绽放出灿烂的光彩来。即使是那些着眼于开发本地旅游业的官员们，也忘不了要打出沈先生的旗号，他们逐渐认识到了这个旗号所拥有的巨大的号召力。许多官员死了之后立即化为尘土，而沈从文虽然离开了我们，却借助文字获得了永生。沈从文是在凤凰城的水边长大的，他曾经与同龄的孩子们在水边嬉戏。在《自传》中，他说过：“我情感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都不能和水分离。我受业的学校，可以说永远设在水边。我学会思索，认识美，理解人生，水对我有极大关系。”沈从文忠诚地描述了自己的生活，描写了在这片青山绿水间艰苦劳作的人们。他那美丽而哀愁的文字，让越来越多的读者对湘西、对凤凰产生美好的憧憬，并动身前来游览、前来寻踪、前来“朝圣”。
一个已经逝去的作家，带动了一个小城旅游业的繁荣。而旅游业的兴盛，又提升了整个小城居民的生活水平。小小的凤凰城里的老乡们，谁不感谢“老先生”呢？对于沈从文，谁找得出另一个比“老先生”更合适的称呼来呢？
在人类文化史上，这种情况并不是一个孤独的案例。例如普希金、例如托尔斯泰，他们的墓地和庄园虽然在偏远的乡下，后来却都成为了俄罗斯民族朝拜的精神圣地。再比如莫扎特的家乡、奥地利的小城萨尔茨堡，那里成了欧洲的“音乐之乡”。这座小城虽然没有善待生前的莫扎特，但是后人却逐渐意识到这位命运坎坷的音乐家身上所蕴含的不朽的艺术价值。他们愧疚地将莫扎特的故居保护起来，他们家家户户都在演奏莫扎特的作品，用这种形式表达着对这位同乡最好的纪念。
寂寞的“老先生”沈从文，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半个世纪之后，又逐渐被他的同乡和同胞所认识、所接受。一九九六年，沈从文的侄子、画家黄永玉为表叔在凤凰城边听涛山的陵墓刻了一块碑石，题词是：“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绕了一个大圈子，经历了好多看不见的硝烟，“老先生”最后还是回归真、回归善、回归美。“老先生”回来了，有遗憾，也有欣慰；有眼泪，也有微笑；有厚厚的文字，也有柔软的心灵。他的坟上，终年都有一束束的野花。
正在消逝的老院子
摄影家周传荣放弃广州舒适的生活和优厚的待遇，到北京来拍摄那些正在消逝的老胡同和四合院。他在前门附近租了一间只有几平方米的小屋，没有暖气、也没有卫生间，冬天的晚上经常被在被窝里被冻醒。但是，他自豪地说：“只有亲身住在四合院里，才能够拍好老北京。”
崇文门新世界附近又启动了庞大的拆迁计划。元旦，周传荣打电话给我说，那里有好些精美的老院子正在消逝之中，再不去看看，过几天就没有了。我经常路过那巨大而空洞的新世界大厦，并没有发现附近有什么四合院。然而，周传荣带着我沿新世界西南角的一条小街道一转弯，一片已经是断壁残垣的老城区顿时充满我的眼帘。与繁华的“新世界”相比，这里的确是一个“旧世界”。居民们大多都已经搬迁了，破旧的砖头、歪斜的墙壁、枯死的老树以及坐在门口的神色茫然的老人，一切都在显示这里已经没有了生机和朝气。我们穿行在这些即将消逝的风景之中，垃圾和石灰的味道弥漫在空气中，还有三三两两的建筑工人站在墙头挥动铁锤拆墙。哪里有“精美”的四合院呢？
在一个小巷子的墙壁上，还挂着一个小小的褐色木排，上面写着“邵竹溪点穴推拿”几个字，并有标示方向的箭头。我们沿着箭头的方向，在迷宫一样的墙壁和砖头之间穿梭。胡同已然不是胡同，房屋已然不是房屋。看过了三五个小木牌，终于看到：在一片狼藉的拆迁现场，居然还残存着一个灰墙红瓦的四合院。这就是所谓的“邵家大院”吗？
开门的一位六十岁的老人。周传荣告诉我，“留守”的这位是邵竹溪老先生的儿子，是首钢的退休工程师。今年八十多岁的邵竹溪老先生是一家之主，家族破落以后就以祖传的推拿针灸为生，最近刚刚搬走。走进院子环视一番，房屋虽然早已破败不堪，却还残存着一种掩不去的富贵气。朝南的正屋还完整地保存着，它的建筑风格类似于一所气势恢弘的庙堂，巨大的红色木柱、大幅的灰色瓦片，雕花的窗户和剥落的墙壁，骨子里都有一种天然的傲慢之气。厅堂之宽阔高旷，绝非一般百姓家所能比拟。屋檐之间，雕梁画栋依稀可辨；瓦缝之中，凄凄草丛迎风瑟瑟。厅堂的地板是大块的方砖，光滑如镜，照出我们拉长的人影，它们曾经照过的前朝红粉，早已变成了白骨；卧房里则是红漆的木地板，虽然蒙着一层厚厚的灰尘，但走在上面依然感到厚实而富于弹性，与之相比，今天的那些实木地板简直就望尘莫及。
老邵告诉我们，他们家的祖上曾经担任满清王朝的户部尚书，是慈禧太后的“财神爷”。当年，祖上深受慈禧的宠爱，家里堆满了“老佛爷”赏赐的珍宝玩物。后来，宫廷赏赐了位于崇文门的这片风水宝地，他们便大兴土木建起了这片贯穿两条胡同、总共拥有两百多间房子的老屋。一时间，真算是“钟鸣鼎食”之家了。在清末民初，他们家族弃官从商，财源广进，号称崇文门地区的首富。家中小姐的“绣楼”，是一栋实实在在的“楼”，而且还是北京城第一所安装了电梯的民居。同时，他们还专门将马厩改装为车库，因为家里买了北京城第一辆奔驰汽车。小姐的绣楼就在院子的旁边，如今只剩下两面绿色的墙壁，工人正在卖力地敲敲打打。我目测了一下空地的面积，这间“闺房”简直可以容纳一个班级的学生。忽然，我想起南唐李后主的句子来：“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我又想起了《红楼梦》中《好了歌》的歌词：“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世上没有永恒的权势和永恒的财富，才不到两百年的时间，这所老房子就目睹了人类多少的悲欢离合呢？
老邵告诉我们，按照文物保护的法规，这片老院子应当受到保护。但是，开发商可不管什么文物不文物的，他们只想尽快拆掉老房子，然后盖商厦和写字楼。周围的居民都被连哄带吓地签字搬家了，现在只有他们一家还没有签字。可是，区上的领导也支持开发商，因为旧城改造是官员们一个显著的“政绩”。这是一场力量悬殊、希望渺茫的“拉锯战”。不得已，晚上他们就睡在旁边厢房的地上，尽管是天寒地冻的时节。他们担心自己的房子一夜之间就消失了。老工程师哀伤地说：“真不知道还能够坚持多久。”每天听到外面工人的敲打声、听到工人们与收购废品的小贩就刚拆下木头讨价还价，他就心惊肉跳。前几天，建筑工人没有经过同意便将后院的厢房拆除了。他去论理，工人却说，那是捡垃圾的小贩所为，跟他们无关。真个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开发商有时真比大兵还要蛮横。“就只剩下这一个院子了。”他含着眼泪指点房屋的梁柱给我看。原来，整个两三百平方米的建筑，没有使用一颗铁钉，全部是用木楔子缝合的，缝合得天衣无缝。两百年前的手艺人，在饥寒交迫之中，却能够做出这样巧夺天工的活计来，今天的我们呢？
邵家老院子正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着。它能够存在到哪天呢？几个没有权势的老百姓的抗争，能够阻止官员和开发商的“雄心壮志”吗？在冠冕堂皇的“雄心壮志”的背后，其实是没有止境的、贪婪的欲望。正在消逝的又何止一个邵家大院呢？在正朝着现代化道路“高歌猛进”的今天，北京城里的老院子、老胡同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逝着。
建筑学家梁思成说过：“一个东方老国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征，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因为这事实明显的代表着我们文化的衰落，至于消失的现象。”他是在忧伤中去世的，因为他没有力量阻止一个充满诗意的古老世界的灭亡。那些被金钱和权力支配的、丧心病狂的商人和官员是不会倾听他的建议的。他痛苦地观察到：“到现在为止，中国城市多在无知匠人手中改观。故一向的趋势是不顾历史及艺术的价值，舍去固有风格及固有建筑，成了不中不西乃至于滑稽的局面。”他没有想到，在他离开人世之后，北京城在这条道路上更是越走越远。
历史与文化、记忆与血缘、智慧与美，都凝聚在古老的建筑里。梁思成认为：“我们有传统习惯和趣味：家庭组织，生活程度，工作休息，以及烹饪，缝纫，室内的书画陈设，室外的庭院花木，都不与西人相同。这一切表现的总表现曾是我们的建筑。”如果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建筑、失去了我们生活过的老胡同和四合院以及那些可爱的树木花草，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童年的记忆，失去了我们与祖先对话的渠道。我们的生活将变得没有灵魂、没有根基、没有美。
我不敢到崇文门去了，因为我不知道再去的时候，那个古老的邵家院子还在不在。送我离开的时候，老邵的目光里充满了对我这个“作家”的期望，他期望我能够“力挽狂澜”。我不敢面对他的目光，因为我除了写篇没有任何力量的文章之外什么也做不了。
我为老院子的命运而祈祷，它就像我们的祖父祖母。建筑是有灵魂的，有工匠的灵魂，也有居住者的灵魂。让我们为这些即将消逝的建筑祈祷，也为我们的灵魂祈祷。
陈寅恪的故居
陈寅恪的故居
我在中山大学美丽的校园里瞻仰过陈寅恪先生的故居。优雅的小楼被精心保护起来，外面依然芳草凄凄。院子里那条碎石小路，据说是当时主政广东的陶铸专门下令为陈先生修建的，为的是让目力不好的陈寅恪先生进出方便。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一个不愿意与新政权合作、一心一意去研究冷僻学问的知识分子，能够获得如此礼遇，应当算是一个奇迹了。后来，这也成为陶铸的一大“罪状”。
陈寅恪真正的故居在江西修水——古名义宁。在中国风云激荡的近代史上，陈家有着极其显赫的地位。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是戊戌变法期间“湖南新政”的领袖人物，也是变法失败之后被清廷免职的最高官阶的大员之一。陈宝箴所设想的以湖南一省为样板、脚踏实地地推行新政、继而推展向全国的改革模式，比起康梁拼命抓住光绪皇帝这根并不牢靠的救命稻草、至上而下实施变法的思路来，显然具有更大的成功的可能性。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是晚清著名“维新四公子”之一，也是同光年间“宋诗派”的领军人物。他影响张之洞支持维新，并与梁启超共同呐喊，也是风头浪尖上的人物。而作为第三代的陈寅恪、陈衡恪、陈登恪，个个在文化上都有不凡的成就。因此，陈氏家族在江西修水的老家，其历史意义不仅仅局限于“陈寅恪故居”。在这里生活过三代人，都从各自的角度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现代的政治史和文化史。人居住在房屋中，房屋成为人当年活动的历史记忆。这所外表看上去很普通的老房子，有着相当丰厚和博大的历史文化内涵，见证着“义宁陈氏”的风骨和品格。
然而，陈氏故居由于年久失修、无人管理，现已经破败不堪、即将倾倒。陈家的后人多在外地和国外，虽然也想整修老屋，却心有余而力不足。那么，修葺的责任自然应该由地方政府来承担了。于是，在一次政协会议上，当地的一名政协委员提出了政府拨款维修陈家故居的议案。没有想到，这一议案却遭到地方行政首长（大约是县长）的严词拒绝。该官员在酒足饭饱之余堂而皇之地说：“陈寅恪是谁？那破房子，我看也没有什么价值，倒了就让它倒了吧。”
这正应了王朔所说的“无知者无畏”——这位“父母官”大约可以跟我们的“码字大王”王朔攀上兄弟了。作为一方当政者，理所当然对发展地方经济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事实上，老百姓判断一个地方官员的施政能力如何，首先就看他抓经济的能力、他能够给大家带来什么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但是，只知道抓经济的官员绝对不是一个好官。优秀的地方官员，应该是一个对地方的历史、文化、民俗、地理和经济诸多方面都了如指掌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应该具备基本的人文关怀和环境意识。法国南部某小城的一位市长，在十多年的任期里，都把休息日花费在维修当地的历史古迹上。他本来就是一个建筑工人出身，在节假日便脱下西装换上工作服，亲自拿起工具，义务装修那些小城人引以为骄傲的名人故居。这位市长说，他卸任之后将“专职”承担这项工作，这项工作甚至比当市长更加重要。市长会更换无数个，而历史名人的故居一旦毁坏了就再也无法复制和重现了。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任职修水的那名地方官员，居然连当地的骄傲——陈氏家族的历史也一无所知。他算是一个称职的官员吗？在他的心目中，开办一家工厂显然比修葺一处故居更加重要。他理解不了，只有文化才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一所破旧的故居，除了它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内涵以外，也许能够给修水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带来“标王”广告也难以达到的知名度。我从这名官员对历史文化的轻蔑和忽视中，可以推断出他急功近利、杀鸡取卵的施政风格来。这样的施政风格，将对一个文化之乡的命脉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这么破的房子，倒了就让它倒了吧！”——假如陈寅恪先生地下有知，对于这样的狂言，夫复何言？
修水的官员和民众，总有一天会意识到陈寅恪故居的价值，总有一天也会以他们自己的“老先生”而自豪。从某一短暂的时段来看，在权力的面前，文人是软弱的，文化是软弱的。但从长远的历史来看，权力早已灰飞烟没，而文化却还在绵绵不断地焕发着旺盛的生命力。
最后的胜利乃是属于文化的。
危急之中的陈家大屋
近年来受到海内外学者瞩目的“陈家大屋”，位于江西省修水县桃里乡。一位朋友告诉我，那里简直就是一处“流不断的绿水悠悠、遮不住的青山隐隐”的“桃花源”。在这个古老的村落里，乡民的房屋都是土墙青瓦，家道稍好的人家在黄土墙上粉刷一层石灰，青山白屋，好似一幅闲淡雅致的水墨画。
陈寅恪的祖上从乾隆年间就来到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艰难创业，半耕半读。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耕种和苦读，陈家终于由农而绅、由绅而官，走出了一条“耕读传家”的家族发展道路，“陈家大屋”也开始初具雏形，陈宝箴的曾祖父陈鲲池将其取名为“凤竹堂”。到了咸丰、同治年间，陈宝箴实现了封建时代“学而优则仕”的人生理想，金榜题名并逐步升迁，成为朝廷中地位显赫的大臣。“凤竹堂”也“屋以人贵”，多次得以扩建和修饰。后来，陈宝箴出任湖南巡抚，在湖南推行变法，长子陈三立也参与其中。陈寅恪生于长沙，虽然没有在江西老宅长期生活过，但他却对那片浸润了先人耕耘的汗水的土地之念念不忘。经过一百多年的风雨，“陈家大屋”一进两重、厢房围天井的基本面貌依然存在。一九八六年，修水县文物局将其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然而，“列入”仅仅是“列入”而已。多年来，“陈家大屋”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维护和整修。如今，这一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老屋早已破败不堪，前来探访的学者和专家们均感到痛心疾首，并多次呼吁地方政府出资维修。
我也曾就陈寅恪故居的年久失修的问题，专门以《陈寅恪的故居》为题，撰文批评当地官员的不闻不问、短视浅见，并希望官员们多一点历史文化意识。没有想到，一篇小小的文章竟然惹怒了江西修水的某些地方官员。他们迅速展开了两方面的行动：某些官员以县政府的名义，向发表和转载我文章的诸家新闻媒体发去“红头文件”，口口声声要求命题作出“更正”；同时，县政府立即拨出三万元作为首期经费，着手维修陈家大屋。对于前者，我根本不屑一顾，因为我的文章说的都是实情，并没有什么需要“更正”的地方；对于后者，我还是赞同的，毕竟“亡羊补牢，犹未晚也”，并且还感到由衷的高兴——虽然是一篇小文章，但总算发挥了一点点作用，谁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呢？
然而，当我正在“得意”的时候，晴天霹雳般的消息却从修水传来：所谓的“专款维修”却变成了粗暴的破坏。当地父老致信告诉我：由于修水县没有专门的文物管理所，因此全县的历史文物工作习惯性地由“黄庭坚纪念馆”代理。该馆多年来经济拮据，负债累累，便打起了挪用这笔经费的算盘。该馆黄馆长从三万元的维修经费中私自拿出一万元，支付以前拖欠包工头的款项。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维修“陈家大屋”的负责人，他便欺上瞒下，既不召开有大屋居民和陈氏宗亲参加的会议，将此次工程的意义、方案和款项予以公布；也不向研究陈氏家族的历史学家、文化学者和古建筑学家请教，制定一个细致可行、经济实用的方案。而是仓促上马，敷衍塞责，造成现已完成的两个项目严重违反文物维修的“整旧如旧”原则。更让人愤怒的是，陈家大屋前的小港中，原有一个形状突兀的大石头，相传为“陈宝箴钓鱼石”，是陈氏故居的一个重要景点，诸多文化名人到此都会摄影留念。包工头老温居然为了就近取石料，决定开凿此石。陈家大屋的管理员欧阳国太向黄馆长反映这一情况，要求立即制止这种破坏景点的行为，却遭到无理的拒绝。于是，一块既有历史价值又有观赏价值的景点便从人间“蒸发”了。
这种“破坏性的建设”，遭到了当地父老乡亲的反对。但是，面对处于强势地位的官僚和包工头，他们的反对意见是无足轻重的。当地的父母官呢？他们拨出一笔钱来修缮老屋，仅仅是为了堵住像我这样的批评者的嘴，并给媒体以敷衍的口实。官员们的内心深处，对陈家老屋并没有丝毫的关爱之情。打一次牌，吃一餐饭，也比视察陈家大屋更有意思。因此，即便是在政务繁忙之余，他们也不会继续来关注维修工程的进展情况，也不会细致地去倾听当地乡亲们的心声。钱已经拨出去了，任务已经完成了，外面的人再也不会多嘴多舌了，那么就“点到为止”吧。这也许就是这类地方官员们的真实想法。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音乐家莫扎特的故乡、奥地利小城萨尔茨堡，市长亲自带着文博专家到现场去监督莫扎特故居的维修工作。在修缮的过程中，每一块拆下来的砖头都被编上号码，然后再回归原来的位置上去。建筑商和工人们都怀着一种虔诚和敬畏的心态来从事这项神圣的工作。在一年一度的音乐节上，市长对外国游客说：“莫扎特是萨尔茨堡的灵魂，没有莫扎特就没有萨尔茨堡。我们的这座城市里，处处可以闻到莫扎特的气息，处处可以听到莫扎特的音乐。”一谈起莫扎特，市长便头头是道、眉飞色舞，比谈起城市的工业和商业更显得兴趣盎然。在我们这里，有多少如此热爱文化、尊重文化、意识到文化的价值的地方官员呢？“多乎哉？不多也！”
陈家大屋是一个中国传统家族的缩影，也是中国近代历史的线索。我对这样的老房子的喜爱，远远超过了紫禁城和长城之类的空洞的象征物。陈家大屋不仅是我们历久而弥新的文化命脉的象征符号之一，也定格着以陈寅恪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人坚持人格独立、思想自由的人生道路。它是活着的历史，也是扎根在民间的文明。身在千里之外且无权无势的我，无法左右陈家大屋的命运。我只好通过自己的文字发出最后的追问：正处于危急之中的陈家大屋，何时才能得到真正的呵护与关爱呢？
城市的灵魂
巴黎人将卢浮宫、将卢浮宫中的“蒙娜丽莎”看作他们的骄傲。几代法国国王都对达?芬奇的这幅名画情有独钟，路易十三把她挂在“家训堂”，让女儿每天模仿画上的微笑；拿破仑把她挂在卧室中，每天晚上独自欣赏，几近入迷成疾。后来，法国成为了共和国，“蒙娜丽莎”不再是独裁统治者的“禁脔”，她与其他四十万件珍贵的艺术品一起，被收藏在卢浮宫国立美术馆中对公众开放。
一九一一年八月二十一日，蒙娜丽莎被盗。据说，那一天几乎成为法国人的国殇日，四万多巴黎市民走上街头痛哭流涕。为了追回人民的“女神”，法国政府成立了数以百计的侦缉小组，动用了数以万计的警力，展开了地毯式的搜索。然而，在随后的一年多里，案件一直没有任何的进展，警方面对着社会舆论泰山般的压力。
一九一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在法国与安道尔交界处的迪莫特镇，警方终于将一个庞大的盗窃团伙一网打尽，蒙娜丽莎也终于“完璧归赵”，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卢浮宫。为了庆祝此事，巴黎市民上街纵情狂欢，全市所有的商品都削价百分之四十出售。
城市是有历史的，城市是有性格的，城市也是有灵魂的。我可以想象出巴黎人在蒙娜丽莎丢失和失而复得的两个时刻的悲痛欲绝和欣喜若狂。他们甚至愿意以亏本的买卖来表达自己的喜悦，他们还有真性情在。在巴黎人对蒙娜丽莎、对艺术、对文化的热爱和痴迷中，我发现了巴黎的性格和灵魂。巴黎人生活在艺术和文化之中，就好像生活在空气和水之中一样。他们对蒙娜丽莎的爱，绝对没有半点的夸张和造作，他们的泪水和笑容都是从心底里涌出来的。卢浮宫的每一幅画都是巴黎人灵魂的根，正如学者刘再复所说：“巴黎不仅有灵魂，而且有雄厚的灵魂的根柢。法国的自由灵魂不会转风转向，就是因为灵魂之根扎得很深。无论是到卢浮宫、奥塞宫还是到巴黎圣母院、先贤祠，我都有这样的感觉。”近代以来巴黎的城市规划，一直遵循着这样的原则：保护历史遗迹和文化遗产、尊重普通市民的生活方式，在古代与现代之间寻找一种和谐与自由。巴黎不再是国王一个人的巴黎，巴黎是所有公民的巴黎；巴黎不仅是商业的中心，巴黎更是文化的源泉。这就是巴黎魅力的所在。
然而，与巴黎相比，我们的城市正变得越来越没有性格、没有灵魂。北京在大肆建设“中央商务区”，上海也在上马同样的项目，广州和深圳也在紧紧跟上。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这四个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面貌正变得越来越近似。我们城市的街道可以修建得比巴黎气派，我们城市的面积可以拓展得比巴黎巨大，我们市民的收入也有可能超过巴黎的市民，但是我们是一群生活在“失魂落魄”的城市里的“失魂落魄”的人。在我们当中，有几个人会为了一幅艺术品或者一座老房子而大动干戈？北京的老房子被成批地拆除了，这一轮的房地产热对老北京的破坏，可以与刚刚建国的时候毛泽东“挥斥方遒”地命令拆掉城墙相媲美。房地产的老板大都是些“有背景”的人物，他们的眼里只有利润，哪里有“文化”呢？
陈希同当权北京的时代，他喜欢“中西结合”的建筑，于是积极参与建筑图纸的审订和修改工作。他虽然是一个建筑设计的外行，却比所有的内行都要有权威。陈希同大笔一挥，在每一幢高楼的顶上都添上一个亭子顶。他说，这就是“抢救古都风貌”。在他权势滔天的时候，没有人敢于反对他，北京在数年间出现了数十座这样的高楼大厦。直到陈希同倒台，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教授们才从这顶无所不在的“帽子”下解脱出来。中国建筑师的命运就是如此悲惨。著名建筑学家曾昭伦感叹说：“这哪里是什么古都风貌，这分明就是穿西装戴瓜皮帽！”如今，陈希同早已倒台，他的晚年将在狱中度过，但在他的主导下建设的各个高楼大厦却依然矗立在北京的中心区域，在今后相当漫长的时间里，还将矗立下去。
我曾经到过宋庆龄故居，也就是当年赫赫有名的醇亲王府。北京的王府没有保留下来几个，这里也多亏了是宋庆龄故居的缘故，才得以幸存。然而，我在里面发现了一幢极其丑陋的小楼，像一个没有糊好的、歪歪斜斜的火柴盒。据说是后来修建的锅炉房，在大炼钢铁的时代，宋庆龄还亲自指挥手下的工作人员在这里尝试着炼钢铁。这个粗糙的建筑与周遭优雅而古朴的园林与亭台楼阁如此格格不入，这是一种可耻的强暴，一种野蛮对文明的胜利。不必将它拆去，它也见证了一个时代，一个没有灵魂、没有审美、也没有爱的时代。
北京申办奥运成功的时候，许多市民疯狂地走上街头庆祝，我却有点“杞人忧天”。虽然我们打着“人文奥运”的招牌，但是在古城保护方面是否真的能够实现对历史的尊重、对文化的敬畏呢？也许我们又将迎来一轮狂热的城建开发热潮。又有无数的老城区和老房子沉默地消逝，又有无数拙劣地模仿纽约、东京和巴黎的高楼拔地而起。老舍回不来了，《城南旧事》里的英子也回不来了，他们的灵魂像白鸽一样在天空中飞翔着，找不到着陆的地方。老诗人流沙河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他说要为成都人“叫魂”，我想，北京人比成都人更需要“叫魂”。我们的“魂”到哪里去了呢？在北京的房地产交易会上，我看到了一个接个“洋”得不能再洋的商品房住宅的名字——“雪梨澳乡”、“北欧印象”、“枫丹白露”、“加州水榭”、“罗马世家”、“阳光曼哈顿”……甚至有的干脆就叫“一幢洋房”。不明白者，还以为真的到了万国博览会。命名者们说，这叫“国际化”，他们为这些“聪明”的、“有文化”的命名而深感骄傲。我不知道美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或者澳大利亚人到了这些小区中会有什么样的感想，他们会感叹这些地方比纽约更“像”纽约、比巴黎更“像”巴黎、比罗马更“像”罗马、比悉尼更“像”悉尼吗？即便如此，“像”也仅仅是“像”而已。我不禁想起了“邯郸学步”这个成语。我们学到了外形，却失去了灵魂；我们荟萃了百家的精华，却失去了自己的特色。我们理直气壮地把自己的历史从地图上抹去，以为这样就“现代化”了。
我曾经陪一位朋友坐车穿过长安街，他感慨万分地告诉我说：“一九四九年之后修建的大楼没有一座是漂亮的！”是的，我们居住在没有灵魂的城市里，被钢铁和玻璃所组成的凌厉的建筑包围着。我们城市的历史写在书本上，而不是活在建筑中。专栏作家娜斯在《中国人丧失审美力了吗？》一文中感叹说：“北京有些新东西是比赛似的难看，选出一个冠军来还真不容易。一场革命真的把我们的审美力革得那么彻底吗？”当然，这不能单怪建筑师，他们也是整个社会的审美能力、创造力和想象力迅速衰退的承担者。我觉得，中国人不仅仅是失掉了审美能力，还失掉了“魂”——哪个城市还有自己的灵魂呢？娜斯痛心地写道：“风沙在袭击北京，丑陋也在袭击北京，令我这个北京人长吁短叹，尽管你说我无事生非。我是从心眼里觉得北京的面貌是一个大悲剧，尽管我像每个人一样心怀美好向往。北京现在的丑不是化妆化坏了那种丑，而是整容整坏了那种丑，不知有什么名医能妙手回春。如果当年像世界上的若干古城一样，保留古城，在边上建新城，可能还好办一点。比如巴黎，比如新奥尔良，比如蒙特利尔。新城建坏了，还可以不断改，旧城要做的事就是维修与发展旅游观光业，包括餐饮、时尚、设计等等。现在的北京是新不新，旧不旧，也不知道怎么把新旧协调，结果是让我呜呼哀哉。”如今仔细观察北京的新建筑，你不会觉得这段评论过于刻薄。这确实是一种让你窒息的丑陋。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尤其是近二十年以来，我们已经失去了北京、上海、广州以及更多的大城市，现在我们还在失去定海、佛山、景德镇这样的一些中小城市。那种本来适合公共厕所的瓷砖像潮水一样席卷了中国的东南西北。从县城到首都，都像是一群风格统一而尺寸不一的公共厕所的集合。
巴黎的咖啡馆里有萨特和海明威的手稿，北京的咖啡馆里却只有生硬的西洋情调和明清家具的拼贴。巴黎人为了一幅蒙娜丽莎而大动干戈，北京人却对身边消失的四合院投去冷冷的一瞥。这种差别是细微的，却也是关键的，它不是多办几家工厂和企业、多销售几台手机和电脑就能够弥补和改变的。当年，北京的城墙被拆除的时候，只有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心痛如刀绞。假如换了是在巴黎，巴黎会有多少人会奋起保卫他们的历史传统呢？
金钱是买不来灵魂的。我们的城市，需要有更多的“灵魂的守护者”。
丽江，更接近天空的地方
远游的人啊，日落之前不要回家
你要走到底，直到和另一个自己汇合
现在河流干涸，泪水汹涌，呜咽作声
大地上，青草像阳光：蔓延、危险、毁灭
远游的人啊，你要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与真理相背：越走越远，越走越孤单
但越要坚定。和露水一起入睡
和朝霞一起醒来：这是多么壮观的心灵景象
这是一个东方的卖艺王子，手扶琴弦
向着大地恸哭。亲爱的王子
你是过去时代的高贵血统
如果活过二十五岁，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
你还要，也还会，活得比时代更长
目睹兴亡，然后一种永恒的美将放声歌唱
——蔡恒平《远游十四行》
丽江，更接近天空的地方；丽江，远游的尽头，到了丽江，你还想去哪里呢？
丽江，在帝国的边陲，却在自由的中心。正如蔡恒平在诗歌中所吟唱的那样，在丽江可以“和露水一起入睡，和朝霞一起醒来”。走向丽江，其实也是走向内心。在丽江有一家号称“走在香格里拉路上最后的一个家”的“木府驿站”，它的诞生颇有些传奇性：一次偶然的机会，室内设计师潘修龙夫妇和音乐人范琳琳夫妇去丽江旅游，就在三五天的时间里，他们都不可抑止地爱上了丽江。后来他们眉飞色舞地向我形容说，丽江的美就像高原上的阳光，在一瞬间就穿透人的心灵。那么，怎样才能花更多的时间呆在丽江呢？他们突发奇想，干脆就在古城的核心位置开了一家“驿站”。回到北京之后，他们向我描述丽江的风景：雪山、草原、小桥、流水、古街、闪亮的银器和深蓝的蜡染、奇异的东巴文字和金子一样闪烁的阳光……那里是诗歌和艺术的故乡。从此以后，他们的许多时光便奔波在从北京到丽江和从丽江到北京的路上。他们早已过了一时冲动的年龄，那么一定有什么东西照亮了他们的内心。那光，让人不由自主地去追逐。
于是，怀着深深的好奇心，在五月的春光里，我们也来到了丽江。在新城与古城的交界处下车，沿着悠悠的风铃声，走过一条条五花石铺成的小巷，终于找到了“木府驿站”。主人潘修龙早已在门口迎候我们。红红的大门、悠悠的流水、飘飘的垂柳，让人感到仿佛走进了一部武侠小说。我不禁想，这家古色古香的客栈，是否像新龙门客栈那样藏龙卧虎、群英聚会呢？主人告诉我们，这是一栋大地震之后用联合国专项基金维修的老建筑，基本保存了几百年前的风貌。两层小楼围着宽阔的天井，与江南民居里阴暗潮湿的天井不同，这里的天井明艳而活泼，狂野滋长的花花草草，让人眼开心扩。所谓“驿站”，包括了餐厅、酒吧和客房，每一处的布置都像家一样温馨舒适。主人说，在丽江找不到两家内部装修风格一模一样的客栈，每扇大门后面都是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客栈门厅前面是拙朴的木桥，小桥下是湍湍的流水，夜晚可以枕着水声入梦。我们挑选了一间楼上的房间，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木王府的飞檐走角、奇花异草。再往远方眺望，还能望见玉龙雪山。
古城的水系最让古建筑专家们叹为观止。玉龙雪山的雪水融化之后，流淌过来就成为小城居民日常饮用的甘泉。有了水，城市就有了灵魂；有了水，人类就有了生机。玉泉河水流到玉龙桥时，被分成了东、西、中三条分别流入城内，形成了环城而流的城市水系，泉水流过每一家人户的门前，一视同仁。而处于古城中心位置的四方街约为凸起，四周凹下，当水闸合起的时候，漫过地面的水就流向每一条街道，把铺在地面的五彩石洗得干干净净。水在古城中循环流动，沿着流水的正逆方向，就可以找到入城和出城的道路，这里不需要地图。流水就是方向。汹涌的雪水被收纳在石板修筑的水渠中，变得宁静而温柔。这里的水道没有江南水乡那么宽阔，不能撑船。但桥却很多，有人统计古城内架有大小桥三百多座，其密度堪称中国之最。桥代表着一种和谐的秩序，代表着一种交流的姿态。这个城市不是封闭的、不是保守的，而是开放的、坦然的。丽江大概是世界上惟一的没有城墙的城市。它不对外面的世界设防，它以和平的姿态拒绝战争的降临。高原的阳光透过清澈的水渠，可以一直可以看到水底色彩斑斓的小石块。阳光随着时间的变换转移自己的角度，而水底的石块们也在变化着自己的衣裳。高原上最充足的是阳光，是那种穿透肌肤的阳光。我喜欢这种充满阳光的地方，无论什么人，只要长久地生活在这里，心中也会充满阳光。有一位外国记者来丽江，每天早上十点整都看见一个老太太在自家门前静静地坐着，他便问：“老人家在做什么呢？”老太太说：“晒太阳。”在丽江人看来，“晒太阳”是生命中最重要的功课，正如外边人把赚钱作为人生中的首要任务一样。丽江最不缺少的就是水和阳光，这是上帝对丽江莫大的赏赐，在今天，有多少地方能够找到没有受污染的水和阳光呢？
长期以来，丽江古城默默无闻，后来才在一场大地震中被发现。其实，早在明代，古城居民就已达千余户，城市建筑颇具规模,旅行家徐霞客曾描述当时的情形说“民房群落,瓦屋栉比”。如今，古城保留了大片明清时代的居民建筑，均为土木结构瓦屋面楼房，多数为三坊一照壁，也有不少四合院,融合了纳西、白、汉等民族建筑艺术的精华。居民建筑布局灵活，注重装饰，精雕细刻，据说许多建筑不用一颗铁钉。在他们的门窗上，一般都雕饰着花鸟图案，色调浓烈，情趣盎然。居民都喜欢在庭院种植花木，摆设盆景。纳西人植养花草，憐如亲人，一生不弃。岁月一路走下来，所谓“无户不养花,无户不流水”，便形成了“家家流水,户户垂柳”的高原水城风貌。我们在城里，处处可以遇见身穿民族服装的纳西女子，她们穿民族服装是因为她们认为理当如此，而不像某些旅游区的少数民族，是故意穿给游客看的。纳西女子的传统服饰，一般是长褂百褶围腰，褂子过膝，宽腰大袖，外加坎肩，披一羊皮披肩，上缀两大圆布圈，代表太阳和月亮，四周缀七个小圆布圈，是七颗星星。这种朴素大方的服饰，俗称“披星戴月”。即便是皱纹满面的老太太，在穿着打扮上也丝毫不含糊，在四方街街头，我们就遇到了一群盛装的老太太，好像刚刚从一组老照片上走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