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中真正获得“解放”的，其实只是总统和他们少数的亲信们。用“公民”这样的新词去称呼奴隶，丝毫改变不了奴隶的本质；用“共和国”这样的名称去更改国名，丝毫改变不了专制的实质。一个世纪以来，世界上涌现出了形形色色的“总统先生”们，如蒙博托、戈麦斯、博卡萨、庇隆、诺列加、皮诺切特、马科斯、朴正熙、波尔布特、苏哈托、齐奥塞斯库、奥玛尔、萨达姆（这张名单还可以一直开下去）……他们既深受国民的“爱戴”，却又是最孤立的“孤家寡人”。他们的帝国既固若金汤，又像纸糊的房子一夜就倾覆了。奈保尔用他那刻薄而忧伤的笔调向我们揭示道：当独裁者攫取了所有的资源和权力的时候，“国家”也就成了一无所有的空壳。独裁者成功地让所有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包括他自己在内。他本人何尝享有过幸福与安宁？彼特里笔下的独裁者佩莱斯出现在国家的每个地方，国家的每个角落都是“一九八四”——“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的生活的一切方面都与他有关。像在蜘蛛在它的网里一样，只要网的边上的什么地方动一下，他在‘网’的中央也会感到震动。他要是走出家门，整个国家便好像跟在他的后面。即便是那些远在农村的人，也通过一条无形的丝线，通过希望、计划和恐惧，与他接近，与他联系，仿佛处处都有他的存在。他在这儿，也在那儿，也同时存在更远的地方；他存在于他的言论中，也存在于他的不言中；他存在于他做的事情中，也存在于他不做的事情中。”权力成了吞噬所有人的一张网络，殖民者们没有实现的绝对统治却被本民族的独裁者实现了。对于教主一般的“总统先生”们来说，村子里某一村长说的话，也就是他说的话；某一边境地区当局的代理人的存在，也就是他本人的存在。
与奈保尔的《河湾》一样，彼特里的《独裁者的葬礼》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纪实”，他对“大人物”的形容并没有丝毫的夸张之处：“小镇上某一醉汉因酗酒而被逮捕，需要得到将军的同意，他的释放也要他佩莱斯的批准。构成最高权力的无数个细小环节中的每个环节都与他相联。尽管他不加干预，不说话，甚至他都不了解，但每项政令都与他有密切的联系。”对于独裁者来说，“收放自如”是运用权力的最高境界。奈保尔也发现，天天宣讲“现代化”和“文明”的总统先生，时时刻刻都握着一把权杖——权杖代表着非洲的传统。由此，总统奇妙地将现代与传统结合在一起，对人民实施了行之有效的“集体催眠”。他居住在首都的宫殿中，远离了他童年时代生活过的土地，却通过权杖实现了对所有人的遥控统治。对此，彼特里也有一段绝妙的注释：“他的意志毋须表达，便都体现在举国上下每个人的行动中。从农村中招募新兵是他意志的体现，连在政府大厦门口的女乞丐要饭也要取得他的恩准。他的心声通过千万张嘴成为言语，他的不管敌对的还是友好的接触通过千百万只手传向四方。权力便在他的身上，存在于他的皮肤之内，存在于他的声音中，存在于他整个躯体内，这使他拒绝对他的生活方式、他的外形、他的习惯进行任何改变。”
对于奥威尔来说，“一九八四”是他想象中的未来，只有部分是现实——他所观察到的斯大林帝国的现实；对于奈保尔和彼特里来说，“一九八四”以及“总统先生”在非洲和南美都正在变成历史——幸运的是，这些地方已经开始了民主化的“第三波”；然而，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直到今天依然存在着活生生的“一九八四”和“总统先生”——如何改变如同《指环王》中所说的“世界的中心正变得黑暗”的状况，是我们人类文明面临的最大挑战。
白鸽，从轮椅上飞起
——评陶涵《蒋经国传》
前美国国务院资深外交官陶涵，曾经先后任职于台湾和中国大陆的美国外交机构，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中国及亚洲问题专家。他为了写作《蒋经国传》，访问了与传主密切相关的重要人物数百人，并引用了莫斯科及美国国家档案馆迄今未公开的资料，发掘出不少以前鲜为人知的秘史。然而，我欣赏《蒋经国传》这部作品，不仅仅在于它栩栩如生地描述了诸多如同莎翁戏剧一般动人心弦的历史细节，更在于作者具备了一种局外人的宏观视野，将蒋经国波澜起伏、“盖棺”而无法“定论”的一生放置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乃至东西两大阵营冷战的国际格局之下来观照，让后来者时而有豁然开朗之感，时而有一身冷汗之叹——我们今天现实生活的状况，根本脱离不开像蒋经国这样的重要人物们的思想与行为。他们在历史关口的某些抉择，直接影响了历史的发展方向。
蒋经国是一个无法归类的人物。直到今天，海峡两岸乃至东亚、欧美、俄罗斯等地，依然存在着对他的各种截然不同的评价，“恶魔，还是慈父？”依旧是个问题。我也不愿意脱口而出地论断蒋经国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我更愿意思考这样的一些问题：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政坛上，为什么会出现蒋经国这样一个人物？他与中国的文化传统、现实政治以及国际环境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复杂联系和冲突？他对台湾政治制度的顺利转型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这种由蒋经国主导的正面的推动作用与党外人士的抗争是如何整合起来的？《蒋经国传》是我读到的最好的一本蒋经国的传记，它在相当程度上回答了我的以上的这些问题，正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的评论：“无论从史学或政治学的观点看，《蒋经国传》都是极其精辟的。”
被丢弃的双胞胎
我很喜欢探究政治人物的私人生活，并不是我有“窥阴癖”，而是我认为从一个政治家怎样对待他的家人上，就可以透视出他会怎样对待他的人民。
在蒋经国的私人生活中，最为玄妙的是他与两个非婚生子章孝慈、章孝严的关系。
抗战后期，蒋经国在赣州与年轻美丽的女秘书章亚若发生恋情。章亚若怀孕后被送到桂林，不久产下一对双胞胎。蒋经国要求双胞胎跟从母姓，也就意味着孩子不会被当着蒋家的成员来对待。章亚若是一个解放女性，不愿意过隐姓埋名的日子，在桂林开始跟一名美国人学习英文。半年之后，章亚若突然因为腹部绞痛而暴死。章家怀疑有人下毒手，背后一定有主谋，但却拿不出任何证据来。当年担任赣州《正气日报》编辑、与蒋氏有密切来往的漆高儒回忆说，他曾经听蒋的副手、特务主管黄中美说过，章亚若在桂林自称是蒋经国夫人，制造出了麻烦，黄指示部下：“把她杀了，我来负责。”但这一决定究竟是黄的自作主张还是出于蒋经国的授意，至今仍然是一个不解之谜。
抗战胜利之后，章亚若的弟弟悄悄带着孝严、孝慈这对双胞胎到南京见蒋经国。然而，不久之后，蒋经国便立下誓言，今后不再见这对双胞胎，“终其一生很奇特、也很不可思议地守住此一誓言”。显然，他发这一誓言，不仅仅是为了避免伤害妻子蒋方良——作为“蒋家王朝”的接班人，他不得不维护自己的“公众形象”。
迁台之后，孝严、孝慈在外祖母和舅舅的照料下成长，蒋经国偶尔派手下去探望。然而，章家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孩子生病了也不敢往公立医院里送。有意思的是，这对“名不正、言不顺”的双胞胎在艰苦的环境中却各自展翅高飞。孝严成为一名职业外交官，蒋经国去世之后历任“外交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等要职；孝慈则成为一位术业有专攻的学者，担任过东吴大学校长。相反，在蒋经国身边的三个儿子孝文、孝武、孝勇却全都庸庸碌碌、一事无成，孝武一度还成为频频惹祸的酒鬼。大约他们承受不了身为“伟人之后”的巨大压力（就好像大树下通常只能长出小草、而难以出现第二棵大树一样），反倒没有孝严、孝慈经过平民生活的磨砺而产生的一飞冲天的动力。
八十年代中期，章孝严担任“外交部北美司”司长，经常就重大政策议题撰写报告供“总统”参考，也处理接待来自美国、加拿大的重要访客。可是，不像其他司长，章孝严从来没有陪伴贵宾晋见过“总统”。显然，蒋经国有意回避与儿子见面，一直到死都不敢面对自己青年时代的“风流果实”。作为父亲，他显然是不合格的。在他走近死神的时候，是否感到某种程度的内疚呢？
蒋经国处理自己与孝严、孝慈兄弟的关系，显然不是以父子亲情为重，而是以政治利益为首。换言之，作为一个威权政体下的政治家，他必须保持自己近乎“完美”的政治形象，大到施政方略、小到家庭生活，都不能出现丝毫的纰漏。就本性而言，蒋经国并非一个薄情寡义之人（传记中附录了他趴在地上给孩子当马骑的气氛温馨的照片）；然而，在面对孝严、孝慈兄弟的时候，他就不再是父亲而是“领袖”了。蒋经国一直拒绝承认孝严、孝慈兄弟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而法国总统密特朗却公开承认自己有一个私生女并携她出现在公众面前。他们的不同举动，与其说是因为人品和文化传统的差异，不如说是缘于政治制度的分野——前者是威权主义政体下“子承父业”的领导人，后者则是民主制度下由选举产生的国家元首。
忽然之间，我又想到，如果把蒋经国与斯大林放在一起比较的话，两人在私人生活方面形成了颇有意味的对照，也透露出些许威权主义领导人与极权主义独裁者之间的差异来。
蒋经国一方面抛弃非婚生的双胞胎，以捍卫其威权主义领导人的外在形象；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颇有人情味的政治家，他乐于让媒体报道他家庭生活的点滴，并始终呈现出相当平民化的作风。他曾轻车简从跑遍台湾所有的乡村。与老部下吃饭时，他会不顾医生的叮嘱，热烈地划拳饮酒，甚至亲自上台弹奏吉他。蒋经国对自己将糖尿病遗传给孝文、孝武而感到痛苦，从而造成了对他们稍微显得过度的溺爱。作为一个传统儒家价值观的维护者，他非常注重遵守以家庭为中心的人际关系网络。
斯大林的晚年是孤独的，独裁者的命运就是如此。虽然在他们周围总是有许多人奔忙张罗，他们却是孤独的。独裁者本人使自己失去正常的、普通的人的交往。周围的人们阿谀奉承、谄媚巴结、惟惟诺诺、逢迎拍马、歌功颂德，只不过加强了他在人群中的孤立。荣誉、权势、威力使斯大林同人们如此隔绝开来，以至于他虽然生活在人们中间，却老早就丧失了处理真正的人的关系和真正的感情的能力。斯大林逐渐与子女们疏远，甚至他曾经喜爱的女儿长大以后也难得登门一次。斯大林不愿意接见孙子，有一半的孙辈他完全不认识。人的感情——子爱、父爱、老年人之爱——对他来说都是莫名其妙的。正像历史学家德?安?沃尔科戈诺夫所说的那样：“独裁者之所以成为独裁者，不只是因为他得到的多，而且因为他失掉的更多。首先失掉的是全人类感情宝库中的东西。……他的精神上的吝啬发展成极端的无情，乃至毫无怜悯之心，这使他付出了妻子的生命和孩子们的命运被毁灭的代价。”
这就是威权主义领导人与极权主义独裁者之间的差别，也是威权主义与极权主义之间的差别——蒋经国属于半个“卡里斯玛”，另外还有一半人性的成分。蒋经国的长相不如父亲蒋介石威严庄重、气势凌人，却更为平易近人、朴实无华。他的人性部分地受到了威权主义体制的伤害，却还没有被消灭殆尽。而斯大林则是一个纯粹由“钢铁制造”的“卡里斯玛”。斯大林比列宁更缺乏生活轶事，他像一尊冰冷的塑像矗立在帝国的中央。他在缔造这个铁血帝国的同时，自己也沦为一个“非人”。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在《精神的王国和统治者的王国》中概括了斯大林之流的极权统治者的总体特征：“统治者具有一种不可遏制的倾向：他为了自己，不仅仅要求属于他自己的东西，而且要求所有人服从他，这是主要的历史悲剧……一个趋向于为统治者服务的国家是不会关心人的；对它来说，人是紧紧作为统计单位而存在的。”
我的观点是：看他们怎样做父亲，就知道他们是怎样的领袖，就知道他们捍卫的是什么样的社会制度。
特务头子
曾经担任上海市长和台湾省长的吴国桢，是国民党高层最具知识分子气质和改革思想的人物之一。由于他试图在台湾推动民主制度，最后不见容于蒋氏父子，被迫远走美国。他在口述回忆录谈到一次与蒋介石的单独会谈：当时，蒋介石待他相当亲密，突然问他：“你同经国合作得好吗？”吴国桢回答说：“我们相处得不错，如果让我提一个建议的话，先生，我不会让经国当特务头头，因为不管他是否做了好事，人们只会怕他，而不会爱他，尊敬他。如果能让他负责某种人民福利组织，那么我可以保证，大家都会同他充分合作。”这时，蒋走到壁炉边，揉着头说：“今天我很忙，以后再谈吧。”
吴国桢一介书生，思想天真。他哪里知道，在蒋氏父子的心目中，情治机构就是权力的命脉，岂能轻轻放开？对于威权主义领袖来说，让人民“怕他”比“爱他、尊敬他”更重要。那时，蒋介石还希望吴国桢能够为自己所用，所以没有直接拒绝他的建议，仅仅是王顾左右而言他。
吴国桢力图用欧美的宪政理念来约束无法无天的特务们，而刚刚败退台湾之后的蒋氏父子却正需要变本加厉地利用特务机构来控制民众。于是，价值理念的对立最终导致了双方的决裂。后来，吴国桢才明白，五十年代初期蒋经国“位不高而权重”的原因正是因为他操控了情治机关和军权：“蒋介石改组了国防部内的总政治部，并由蒋经国领导。该部可以任命每个师、旅的政治军官，甚至下至连的政治军官，表面上这些人负责训练和给部队灌输某种思想，但实际上都是军中的密探，蒋想让自己的儿子经国以这种方式控制部队。从旅长一级开始层层改组指挥部，无论何时，蒋如要撤换一个人，他会要指挥官提名，但实际上都是由经国筛选的。后来，通常须有经国的批准，军官们才能被任命为司令官。”而吴国桢本人虽然是名义上的“省长”和“保安司令”，却连一兵一卒都指挥不动。没有他签发的命令，特务们依然肆无忌惮地四处抓人。
其实，早在抗战中期，蒋经国就开始领导三青团，组建独立的特务系统。由于他的权力的延伸打破了国民党政权中原有的中统和军统对峙的平衡格局，导致中统和军统一致对他产生了无法掩饰的嫉妒。迁台以后，蒋经国更是趁乱将所有的特务系统全部掌控在自己手上。当时，情治机构的整合尚未完成，不同背景的特务之间还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倾轧。吴国桢透露了这样一个生动的细节：有一次，一名特务为了打击另一个特务派系，悄悄地告诉吴国桢说：“你知道吗，省主席，你家中的仆人都被特务收买了。”后来，特务还企图制造车祸消灭处处与他们作对的吴国桢，吴认为蒋经国是幕后的主使者。
长期担任情治机关的首脑，确实如吴国桢所说，给蒋经国带来了相当的负面形象，但另一方面也使得他有实力顺利接班，成为台湾的实际统治者长达十余年之久。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特务治国”越发显得不合时宜。陶涵在《蒋经国传》中指出，“彻底摧毁了蒋经国长期以来对情报机关及秘密行动的信念”的一个突发事件，则是一九八四年震惊世界的“江南命案”。
作家江南（刘宜良）曾经是“党内同志”，后来却反戈一击，在美国以砖头一样厚重的传记作品痛诋蒋氏父子。“国防部情报局”局长汪希苓曾专门请江南吃饭，以重金贿赂要求他停止攻击领袖。江南收下钱之后依然痛骂蒋家，形容蒋经国是“中国最后一个皇帝”，并开始写作蒋经国的两名政敌吴国桢和孙立人的传记，在两部传记中蒋经国都是以彻头彻尾的“恶棍”的形象出现。
汪希苓受命策划暗杀行动。这一计划也许不为蒋经国所知，但却得到了与特务机构关系密切的蒋孝武的支持。汪希苓将暗杀任务分派给长期受其支持的竹联帮首脑陈启礼。三名竹联帮杀手在旧金山江南住宅的车库将“叛徒”枪杀。
江南命案发生之后，国际舆论大哗。美国警方侦听到陈启礼向台湾情报首脑“报功”的电话，台湾方面再也无法抵赖。蒋经国极度震怒，命令“一查到底”。李登辉、钱复、宋楚瑜等留美回台的官员大为震惊，也深觉羞愧。原本追随蒋经国多年、已经上了年纪的自由派人士也一样觉得抬不起头来。陶涵评论说：“一个党和政权要靠黑道来威吓敌人，绝不是他们当年选择国民党的初衷。”当真相水落石出之际，一向主张传统道德的国民党政权顿时名誉扫地——黑社会向政权的侵蚀，在公众心目中无疑是最不道德、也最腐败的表现。经过这一事件，垂暮之年的蒋经国终于意识到特务机关之不可恃，他一反过去吸收优秀青年从事情报工作的做法，而明白指示，不再允许把优秀学生、干部派去从事情报工作。蒋经国还对国民党秘书长李焕表示，那是“负数”，意味着他对自己创造出的这样一个怪物充满了无力感。
从某种程度上说，江南命案大大改变了蒋经国的思维方式，也加大了台湾变革和开放的历史进程。正如陶涵所论：“这一事件也重挫国民党内保守派以及情报机关的政治影响力及道德权威。”此后，长期受到压制的改革派声势渐长，而保守派则江河日下、“好日子”一去不复返。江南以自己的生命、以血的代价换来了台湾民主转型启动的加速，这大概是他生前所没有料到的吧？
轮椅上飞起的白鸽
轮椅上飞起的白鸽
一九五四年四月，吴国桢在美国会见刚从台湾来美的胡适，两人长谈八个小时。在政治理念上，两人相当一致。会谈中，胡适问及台湾政治犯的人数，吴国桢回答说大约是一万余人。胡适说：“你错了，我刚回来，我估计超过十万人。”后来，胡适再度接受蒋氏政权的招安，回到台湾并撰文为蒋氏辩护，甚至指责吴的“背叛”。吴国桢便公布了这段谈话。
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蒋经国一直纵容、甚至亲自实施了对反对派和知识分子的压制和迫害。即使胡适所说的“十万政治犯”也不过是冰山的一角而已，仅“绿岛”一地就囚禁过大量著名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据美国国务院公布的人权报告显示，台湾的人权状况在很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非常糟糕。国民党高层认为，失去大陆的重要原因是宣传战的失败，因此在台湾大大加强了对舆论的控制。管制媒体和出版物的机关不是党的文宣系统，而是人们谈虎色变的“警总”。文字狱虽然没有满清时代那么残酷，却也让不少作家学者家破人亡。对此，蒋经国难逃其咎。我们也不能因为他的历史贡献而消除他的历史罪责。在蒋经国统治的大部分时候，他相信威权主义的正当性，不过台湾的威权主义跟法西斯主义不同，跟极权主义、种族主义或邪恶的民族主义也不同，陶涵指出：“国民党式的警察统治虽然紧密监视社会、文化、经济生活等等层面，并没有要消除这些部门的自治。它声称信仰人本主义、民主政治，可是根本不尊重政治权利。”即使在“白色恐怖”的高潮，台湾的民间社会也顽强地存在着，也正是这种统治模式为八十年代台湾的变化打下了伏笔。
与此同时，蒋经国利用东西方两大阵营冷战的格局，周旋于美国、中国大陆、俄罗斯、日本几大政治力量之间，让弹丸之地的台湾岛“举轻若重”、四两拨千斤，成为国际政治格局中的一个焦点。用陶涵的说法，即便是盟友美国也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上”。而在台湾岛内，蒋经国积极推动农村土地改革和城市私营企业的发展，大力建设基础工程，并颇有前瞻性地瞄准以电子信息为主的高科技产业，用了不到二十年的时间便实现了台湾的经济奇迹。在他逝世前一年的一九八七年，小小的台湾成为世界第十大制造业产品出口地，以每人平均持有外汇的数值来看，高居世界第一位，平均家庭收入高达五千美元。
然而，经济的市场化必然带来政治的民主化和文化的多元化。蒋经国有没有可能继续带领台湾实现政治的奇迹呢？在我看来，晚年的蒋经国最了不起的作为就是力排众议，锐意改革，抛弃一党专制，融入世界民主大潮。经济腾飞、新闻自由和政治民主，这是他为台湾设计的“三步走”的策略。蒋氏意识到，由开放报禁进而开放党禁，谁也阻止不了。如果继续坚持僵化的专制制度，在他去世之后，台湾将面临重大的危机。于是，他顺应了历史的大方向，断然决定：晚改革不如早改革，被动改革不如主动改革，死后改革不如生前改革。
托克维尔说过，一个威权政府开始改革自己的时候，也就是最危险的时候。在蒋经国生命的最后几年，遭遇到了比他早年还要严峻的险滩和激流。
七十年代末的“美丽岛”事件，差点演变为民众与宪警的血腥暴力冲突。但是，蒋经国始终坚持不在公开场合对民众大规模地使用武力。他命令维持秩序的警察“打不还手”，当然更不能对民众开枪了。事件之后，蒋经国首次同意媒体公开报道审判过程。反对派首领施明德、黄信介等人被判处重刑，不过比起蒋介石时代来已经是“吞舟是漏”了。军事法庭原本打算把施明德处以死刑，可是蒋经国传话，不得有任何人遭处死刑，只要他在位担任“总统”，他“不允许台湾岛上有流血”。
此后十年间，民间力量日益发展壮大，“一党独大”的状况成为社会发展迫切需要改变的“瓶颈”。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一百三十五名反对派人物在台北市圆山饭店集会，党外领袖突然提议即日起建立新党，取名为民主进步党，与会代表兴奋地一致通过。
消息传到蒋经国的官邸，他沉思了半个小时之后，才交待副官通知几位核心高级官员到官邸开会。据宋楚瑜和余纪忠回忆当时的情形：党政军要员匆匆赶到，蒋经国坐在轮椅上出现，开口就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八十年代中期苏联和东欧的“解冻”、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以及南韩、菲律宾的变化，对台湾民众和蒋经国本人的心理都造成了巨大的震撼。在此背景下，当情治部门的首脑呈上一份抓人的名单时，蒋经国却说：“抓人解决不了问题……政府应该避免冲突，保持镇定。”他决定默许民进党的成立，只是要求媒体低调报道。他还批评国民党“太骄傲、太自负，从现在起，不能像从前那样”。这种态度让国民党元老们失魂落魄。会后，有些党内大老抱怨说：“经国太软弱了。他应该像他爸爸，把他们（反对人士）丢到海里去！”而蒋经国却一笑了之，他告诉心腹蒋彦士：“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一九八七年圣诞节参加“国民大会”的“行宪”纪念大会，是蒋经国去世之前遭遇到的最尴尬的一件事。由于民进党鼓动群众抗议，李焕等人劝说蒋经国不要出席。但蒋说：“你们怕他们打我是吧？没关系，他们要打就让他们打好了！一切照常来做做！”当蒋经国准时到达时，会场外数千群众抗议示威，会场内十一位民进党籍的“国大代表”打出“老贼下台”的条幅。副官推着蒋经国的轮椅上台时候，国民党人热烈鼓掌，而民进党人则继续高声辱骂。蒋经国不以为意，安坐在轮椅上微笑着注视会场，并让大会秘书长代他宣读了五分钟的讲稿。
十多天以后、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蒋经国逝世，一个时代结束了。国民党内部的保守派为了诋毁反对党，故意放出消息说，在“国民大会”上发生的事故，加速了经国先生的死亡。但是，其副手却指出，蒋经国曾经说：“民主制度会有紊乱脱序，有时甚至有令人不愉快的状况发生，尤其也会有让领导人不舒服的乱象发生，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情况。”看来，他对民主的挑战早已有了充分的准备，一个要去拥抱民主的政治家，首先就得接受来自反对派和民间的最尖锐和最刻薄的批评意见。一生经历过无数波澜的蒋经国，不会连这点胸襟和气魄都没有。
他坐在轮椅上，微笑着放飞了一只雪白的鸽子。在生命中最后的日子里，蒋经国终于完成了由“恶魔”蜕变为“慈父”的凤凰涅槃——对于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老人来说，这样的举动真是难于上青天。
他们是伟人，更是有缺点的人
——评埃利斯《那一代——可敬的开国元勋》
亚当斯和杰斐逊是美国开国元勋中最长寿的两个人。作为终生的朋友和论敌，他们的逝世也颇有神秘色彩：一八二六年七月四日，美国独立五十周年纪念日，亚当斯突然病倒在自己最钟爱的书椅上。他几乎是在杰斐逊离开人世的那一刻陷入昏迷的，下午五点半死亡很快就降临了。在亚当斯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时常对历史、对自己的生活、对任何东西进行解构式的表达。他对朋友说：“不要自己欺骗自己了，法国、以致整个欧洲都没有什么老修道士，能够无动于衷地看着一朵正在盛开的鲜花一样的年轻处女。”亚当斯认为，所有完美对称的、宣扬某种明显的道德且充满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的叙述或者故事，都不过是彻底的虚构。美国历史学家约瑟夫?J?埃利斯所著的《那一代——可敬的开国元勋》一书，正是以亚当斯的方式向读者展示美国独立建国的历史，《华尔街日报》评论这本普利策奖获奖著作说：“他向我们富有激情但却不感情用事地、质朴却深刻地描述了独立战争那一代人：这种描述不仅是从现代人的角度展开的，而且同样重要的，同时也是从他们那一代人的角度展开的。”
在美国，“那一代”的画像和塑像处处可见：在美元上，在政府和议会大楼里，在公园里，以及那座著名的雕塑着四位伟人头像的山峰。然而，美国公众对独立战争的领袖们的崇敬，并不同于纳粹时期德国人对希特勒的狂热迷信、以及苏联人对斯大林复杂的敬畏之心。美国公众对开国元勋们的基本看法是：“他们是伟人，但也是有缺点的人。”这已经是一个常识——“他们”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圣人”，“他们”就生活在“我们”中间，也许就是我们时而和蔼可亲、时而大发脾气的祖父。尽管华盛顿在“那一代”当中显得最为突出，但他与富兰克林、汉密尔顿们几乎处于平等的地位，他从来没有企图成为、也没有可能成为美国的“恺撒”或“拿破仑”。战争一结束，他便放弃了大陆军总司令的职位；任期一满，他便拒绝第三次担任总统的职务。埃利斯这样评价华盛顿的激流勇退：“毫无疑问，如果只有一个人可以享受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安详地度过自己的余生的话，这个人就是华盛顿。或许，正是以这种奇特的直觉——他以这种直觉总是能够抓住主要和次要之间的分别，让他从骨子里意识到，再担任一届总统意味着他将死在任上。退休使他避免了这种命运：这种命运可能确立一种带着终身君主制的味道的先例，让生物规律来结束他的任期。”由此来看，华盛顿与袁世凯的根本差别，当然不仅仅在于个人的品格和个性，更重要的还在于文化根基、价值立场和信仰背景。在袁世凯那里，东方文化没有为他提供彼岸世界的安慰，他只能通过对权力的攫取和占有来彰显自己的伟大；而在华盛顿那里，新教文明让他对“天上的生活”有了真实的渴望，他以自己的谦卑来荣耀上帝的伟大。华盛顿的“光荣的退休”，是对民主制度和宪法的一次深深的致敬，也是对造物主的恭敬与臣服。这一举动对美国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如埃利斯所说的那样：“我们对他确立的两届总统任期的先例的过度沉迷，使得我们忽略了华盛顿自动退休所确立的另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则，亦即，政府职位按常规应当超越任职者的寿命，美国的总统制与欧洲的君主制有着根本的区别：不论总统是多么的不可或缺，在本质上他们都是可被摆脱的。”
“那一代”中的每个人都并非圣贤，他们也有这种自觉。智慧如汉密尔顿，却接受了论敌决斗的要求，结果在这场毫无意义的决斗中中弹而死，正当四十九岁的好年华；公正如杰斐逊，却雇佣枪手在报纸上谩骂亚当斯，结果那个臭名昭著的写手卡伦德后来转而攻击杰斐逊本人的私生活；刚强如亚当斯，在处理国务的时候却过分依赖于妻子阿比盖尔，使自己招致“夫人政治”的攻击；忠诚如杰克逊，却引用圣经中的话语来为奴隶制度辩护，认为在美国实施奴隶制是一种“必要的恶”。另一方面，“那一代”之间的敌视至少不少于友谊，用埃利斯的话来说：“独立战争那一代人中的最高层人物之间的政治对话，实际上是一场长达十年之久的相互谩骂。”那个时代的许多重大事件也并非白玉无瑕：首都华盛顿的选址充满了幕后的交易、大部分国会议员都对奴隶制保持了沉默，政府残酷镇压了农民的抗税起义（而起义所依据的原则与独立革命是一致的）。于是，我们看到了先贤们人性的局限和缺陷，看到了他们在伟大背后的平凡、在远见卓识中夹杂的令人遗憾的短视。他们也发现了自己以及自己的战友们的问题，于是把对人的依赖转移为对制度的依赖。正是出于对人——即使他是伟人——的怀疑，他们创造了分权的制度。对此，埃利斯论述说：“在独立战争那一代人取得的成就是一项集体事业，这项事业之成功乃是那一代人的个性和意识形态的多样性所赐。他们的相互交往和共处产生了一种动态形式的平衡和平等，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中有哪个人是完美的或者一贯正确的，而是因为他们各自的不完美和错误，以及古怪和过度之处，相互之间产生了制约。”从某种意义上说，“制约”是“那代人”对权力的共同看法。以此为基础，他们共同描绘了美国未来的草图。尽管今天的美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布热津斯基所论，“美国正从一个由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文化所主宰和塑造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全球人种所拼凑的社会”，但是那一代先贤们所勾画的宪政共和之路始终没有发生根本的偏移。
在《那一代》中，埃利斯用了很大的篇幅分析亚当斯与杰斐逊之间的激烈争论。这场争论涉及了他们对联邦制度、对法国革命、对军队的意义等重大问题的不同看法，而其本质乃是对党派活动的不同态度。在华盛顿和亚当斯的时代，美国还没有形成明显的党派力量。作为第一位和第二位美国总统，华盛顿和亚当斯都强烈地蔑视“党派主义的道德”，而坚持具有神圣地位的“共和国的公共利益”。他们以自己在独立战争年代辉煌的资历成功地做到了这点。而当杰斐逊和麦迪逊所领导的共和党战胜了亚当斯之后，党派纷争便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环节。杰斐逊坚定地宣称自己就是那个“兄弟会”的一员，他并不认为这是一种耻辱。杰斐逊被选为总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端——美国总统自此之后必须永远是某个政党的领袖。“拉帮结派”不再是“小人”的把戏，而成为政治的必要手段。此后，也没有一个政治家号称自己能够代表所有美国人民的利益——在美国人看来，代表所有人的利益其实就是“所有人的利益都无法代表”。因此，政治家只能说自己代表某些阶层的利益。因为人不是神，人有无法克服的局限和缺陷，因此党派纷争是不可避免的。在那一代人中，杰斐逊是最早承认这一事实的人之一。
美国就这样在这帮伟大的、也有缺点的人手上创建起来了。这本身就是一个神迹。一七八三年，当对大英帝国的军事胜利刚刚在《巴黎和约》中得到确认，华盛顿便以最雄辩的词语描述了这个大陆的美好前景，他写道：“美国公民，正置身于一个令人最为嫉妒的良好条件之下。他们作为这一整片物资丰富、生活便利的大陆的惟一的地主和所有人，现在已经被刚刚签订的令人满意的和约承认，拥有绝对的主权和独立。从现在开始，他们就是这个世界中最引人注目的舞台中的演员。上帝让这个舞台成为展示人类伟大和幸福的特别所在。”果然不出“那一代”所料，历史确实穿越大西洋来到了美利坚。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
——读福山《信任》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人们会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当然是美国啦。然而，在新作《信任》中，日裔美国学者福山对此却作出了截然相反的回答。福山以《历史的终结》一书震惊学界，一跃成为一位世界顶级学者。这一次，他是不是故意作耸人听闻之语呢？
《信任》一书的副标题是“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在这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中，福山从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角度对“后历史”时期的全球经济生活作了全面的透视。他将文化传统引入经济学的范畴之中，认为文化传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因；同时，由于他的日裔身份和在美国的生活经历，使得他具备了穿透文化隔膜、对东西文化进行深入比较和检讨的能力。福山把人类社会分为两类，一类是“高度信任社会”，以美国为代表；另一类是“低度信任社会”，以华人文化圈、意大利、韩国为代表。在“高度信任社会”中，经济发展呈现繁荣景象；而在“低度信任社会”中，经济状况却危机四伏。
一个纯粹的“个人主义”的社会，是无法建立起“高度信任”来的。福山用美国是一个“高度信任社会”的事实，否定了“美国是一个过于个人主义的社会”的似是而非的观点。首先，他也肯定了美国社会中强大的个人主义的因素：“美国人不是把个人主义看作一个缺点而是看作一种近乎完美的品德，它代表创造性、开拓性、积极进取精神以及不向权威屈服的自豪。因此个人主义通常产生骄傲感，美国人认为它是美国文明独特、最吸引人的地方。”他举了亿万富翁佩罗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佩罗作为无党派人士参加总统竞选，获得了一成多的选票，在两党制基本定型的选举制度下堪称奇迹。佩罗为什么会受到美国人的欢迎呢？因为他为美国人树立了最佳的个人主义的榜样。他在IBM公司工作时感到憋闷，于是辞职创建了自己的公司——电子数据系统公司，创造了几十亿美元的财富。佩罗常常说的口号是：“苍鹰孤影，它们永远形单影只。”
但是，福山又敏锐地观察到这样的一个事实：“美国人是反中央集权主义者，但是那些同样是反中央集权主义的美国人却自愿服从各种中间社会团体的权威，包括家庭、教会、本地社区、工作场所、工会和专业组织等，他们是社团主义的支持者。”他认为，美国是一个具有高度自发的社群倾向的社会，普遍地存在高度的社会信任，因而可以建立大规模的经济组织。在这种组织中，非血亲人员可以轻轻松松地为着共同的经济目标合作。美国的个人主义与社团主义互相促进和制约，共同塑造着美国的文明。
那么，美国的“社团主义”渊源自何方呢？这就是美国的清教传统。福山把韦伯的理论又往前推进了一步：新教伦理产生社团主义，社团主义产生高度的信任感，而在高度信任的基础上，资本主义必须的大规模的经济网络终于得以形成。因此，新教文化是存在于美国历史与现实中的“一双看不见的手”。回顾美国的历史，我们会发现美国诞生于宗教主义中，清教徒来到新大陆是因为他们不能接受英国教会的权威，并因信仰而遭受迫害。美国人一直在不断地建立新的宗教组织。福山引用了李普赛特提供的一些证据，这些数据显示，加拿大人捐给慈善机构的钱明显少于美国人，因为加拿大人不如美国人那样有强烈的宗教信仰，而且加拿大的私有机构也不那么生机勃勃。这也说明了加拿大不如美国人那样偏向社团主义。
正因为信任的建立，美国的经济才保持了长期的繁荣；也正因为信任的建立，美国人才乐于投身到慈善事业和社区义工之中。美国总统布什访华时，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特意指出：“我们许多的公民主动捐出自己的金钱、自己的时间来帮助有需求的人士。美国的同情心，同时也远远超越了我们自己的国界，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我们对世界各地的人们的援助居于世界首位。很多美国人都主动的抽出时间为其他人提供服务，几乎成年中的一半人每周都拿出时间使得他们的社区办得更好，他们辅导儿童、探访病人、照顾老人，并且帮助做许许多多数不胜数的事情，这就是我的国家一大优点。”布什进而追索了美国人这样做的内在原因——大部分美国人都是有信仰的人。他说：“人们主动地承担起责任，帮助他人，他们的原动力就是善良的心，还有他们的信仰。美国是一个受信仰指导的国度，曾经有人称呼我们为教会之魂的国度，美国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说他们信神，我便是其中之一。”信仰对一个社会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信仰是信任的根基，也是“美国精神”的源头。在《美国读本》中，几乎有三分之二的文字与信仰有关。我们很难想象，假如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是一群没有信仰的人，他们怎么能够起草得出《独立宣言》、《权利法案》和《美国宪法》来呢？正如布什所说：“信仰为我们指出一种道德的规范，这超越人们的法律，也号召我们承担比物质利益更为崇高的使命。宗教自由，不仅不可怕，而且应当受到欢迎，因为信仰给我们一种道德的支柱，它教授我们如何用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如何爱护其它人，并且为其它人提供服务，并且如何有责任的过我们的生活。”可惜的是，听众们只关心国际关系中具体的政治、经济问题，他们对布什所阐发的伦理、道德和信仰这些“形而上”的价值观并不感兴趣，并冠之以“推销美国价值观”而排斥之。
福山转而分析了华人社会的致命缺陷。几千年来，儒家文明虽然一直在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中国社会依然是一个“低度信任社会”。在这套文化观念中，没有个人的价值和尊严，而只有严格的等级秩序。由于没有彼岸的“信仰”和此岸的“契约”，其结果便是一种奇特的“二律背反”——表面上形成了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实质上整个帝国都是一盘散沙；表面上家庭成为社会纽带的核心，实际上信任从来也没有超出过家庭之外。为什么中国除了像中国石化、中国电信、中国银行这样“国家垄断”的大型企业之外，产生不了一个真正“航空母舰”般的跨国公司和知名品牌呢？
福山分析说：“华人企业在制度化方面的步履艰难以及华人的遗产均分原则就是华人社会的企业规模相对较小而无法成大气候的原因。这也赋予了华人企业以另一个特性：公司不断地产生、发迹，然后消亡。”王安电脑在美国从红极一时到销声匿迹只有短短十多年的时间，其根本原因也正在于此。直到今天，中国大陆及整个东南亚华人经济圈中，困扰私营企业的首要问题，依然是如何从“家族企业”转型为“现代企业”。这种转型并非仅仅依赖制度就可以实现，它背后还有深层的文化惯性。在“低度信任社会”里，企业的创始人难道会放心大胆地使用职业经理人，而将自己的子女抛在一边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人才是彻底的“个人主义”者。由于信任只是局限于家庭之中，使得人们在社会交往中不得不付出巨大的成本来与陌生人之间达成某种形式的“信任”——这对经济的良性运行造成了显著的伤害。正如福山所说：“在中国文化中，对外人的不信任通常阻碍了公司的制度化。华人企业的家族业主不让专业经理接管公司的经营，而是眼睁睁看着它四分五裂成几个新的公司或全面解体。”在这方面，中国早期的成功企业家盛宣怀的经历具有代表性。他没有对家族企业进行扩大再投资，而是用百分之六十的财产设立了一个基金会，供他的儿子和孙子们享有，结果在他死后，财产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挥霍殆尽。所以，中国没有出现像洛克菲勒、福特、摩根这样延续百年至今依然充满活力的庞大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