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骏马上给凯西打电话，说这个时间不太好，能不能改日程。凯西的答复是，“难道你不知道，盖茨的行程是一年前就已经定下来的吗？”她的语气已经有些严厉，但唐骏觉得，为了保证盖茨访华的成功，行程非改不可，所以他还是温和地坚持着自己的观点。最后凯西说，她也做不了决定，让唐骏自己给盖茨打电话。
盖茨在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会儿，据唐骏事后回忆说，虽然只有几秒钟的时间，但是他的心还是砰砰地跳起来，因为透过电话线，他也能感觉到盖茨可能有些不快，毕竟这样的事情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果然，盖茨问：“Jun，你来微软多久了？”
唐骏回答说：“八年多了。”
盖茨说：“八年多的时间，难道你对于公司的规章制度，对于我的行程安排还不清楚吗？”
唐骏回答说：“我知道您的行程都是一年前安排好的，可是您知道吗？我们中国的春节，那是五千年前就安排好的呀。”
唐骏说，对于仅仅拥有两百年历史的美国人来说，五千年是一个多么恐怖的概念啊！于是盖茨接受了唐骏的意见，破天荒地改变了自己的行程。2月28日当盖茨在首都机场见到前来接机的唐骏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Jun，你知道么，我愿意改变行程，是为了尊重中国五千年的文化。”
这段故事唐骏后来在演讲中经常当成段子来说。他还调侃说，他之所以不遗余力地要盖茨改时间，是因为他在中国任职这么长时间，中国的领导人见了不少，国务院副总理级别的经常见，可是国家主席、总书记是一次也没有见过。接待盖茨访华，就是他见总书记的最好机会，“如果盖茨大年初三来了，我岂不是又见不着总书记了？”唐骏每次这么说，总是收到很好的效果，台下听演讲的人，笑成一片。当然，谁都知道，这只是一个玩笑。唐骏之所以去说服盖茨，是因为改了行程才能使盖茨的这次访华收到应有的效果，而盖茨之所以接受唐骏的劝说，也是为了这个原因。
当然，盖茨说，他尊重中国五千年文化，也是真心的，因为盖茨和鲍尔默年年来中国访问，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提升微软在中国的形象，搞好微软和中国政府的关系。
这一次盖茨访华带来的礼物也是向中国政府示好的一份重要礼物。因为中国人对于微软和它的软件，总是心有余悸地产生很多类似好莱坞大片式的联想，甚至有传言说，美国军队之所以在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中势如破竹，以极小的代价获得胜利，正是因为微软在Windows软件中预留了后门，也就相当于给美国军队开辟了一条可以长驱直入的捷径——这个故事多么耸人听闻，又多么引人入胜啊！尽管微软一再解释说，他们仅仅是一个卖软件的企业，从来不牵涉进政府行为，更与军方行为无涉，但是类似这样的传言总是无法扑灭。
微软为此颇为头痛，在唐骏的努力下，微软终于意识到，要让中国人真正地彻底地相信微软从来没有在软件中动手脚，政府部门对于安全问题的考虑是不必要的担心，光靠口头解释是没有用的，最好的办法还是亮出自己的底牌，把源代码晒在太阳下给人看，才能清者自清。
于是在2003年2月，盖茨访华，微软和中国国家计委达成了谅解备忘录，微软首次承诺向中国政府开放源代码。此前，澳大利亚内务部是唯一被微软正式提供Windows源代码的美国以外的政府机构。这一备忘录签署之后，中国政府和政府认可的相关机构可以享有查看微软产品源代码的权力。从此，微软在获取政府采购的订单上，往前迈进了一大步。
唐氏沟通技巧
唐骏经常说，他认为在职场中要获得成功，重要的是情商要高，至于智商，能考上普通大学的智商就够用了，但是拥有超人的情商，在以后的人生经历中才能够所向披靡。而情商高的其中一方面，就表现在与人沟通交流的技巧上。
他在做政府关系的时候，就首先注重要获得政府的信任。先信任唐骏这个人，进而才能信任唐骏所在的这个公司。怎么样才能获取别人的信任呢？从微软开放源代码这件事上我们可以得到启发，唐骏的做法也是一样，那就是坦诚相待，把原本的自己简简单单地展现出来，藏着掖着，反而令人心生疑惑。所以，和唐骏接触过的政府官员，都对唐骏开朗、诚恳的态度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甚至在盖茨、鲍尔默访华的时候，都要找机会“表扬”唐骏。
唐骏更被称为公关高手。在唐骏之前，微软和中国媒体的关系并不算好。因为微软的傲慢态度，即便是在跨国公司之中，也是有名的，加上微软的产品策略等等并不讨好，所以中国的媒体记者一有机会就口诛笔伐之。而微软采取的态度是，你想说我的坏话，我偏不给你机会。所以有一段时间，在微软的新闻发布会上，举手提问的记者很多，而被叫到的记者却总是那么几个，这几位据说是和微软关系比较好的，所提的问题是“经过了微软公关部审核”的。但是这样防民之口甚于防渊的做法恰恰起到了相反的效果。记者们没有机会问自己的问题，更得不到微软方面的回答，凭自己的判断来下结论，发表的文章对微软更加不利。当时方兴东就是反微软的一员大将，不仅在媒体上扛着反对微软的大旗，还出版了《挑战微软》一书。
唐骏改变了这种状况，他的原则就是，“能说的我都说。记者也是人嘛，只要真诚地对待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想知道的事情，就不会有什么猜疑和误解了”。所以，只要记者问到的问题，他都用一种特别诚恳的态度，实打实地回答，从来不耍花腔，不能说的就告诉记者，微软是上市公司，有些问题实在不方面透露；而只要能说的，就一五一十地把来龙去脉都说出来。他也改变了开发布会时选择性地让记者提问的方法。只要有记者举手，就让人把问题问出来，发布会时间不够用，发布会结束之后再交流。唐骏没有时间，就让相关的人员留在现场继续解答……甚至，唐骏记住了每一个采访过他的记者的名字。在逢年过节的时候，还会主动给记者发祝福短信。先和记者交朋友，交上了朋友，还需要公关吗？
面对盖茨，唐骏的沟通技巧还是一样，那就是以诚相待。随着唐骏职务的提升，他和盖茨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多，他对盖茨的了解逐渐加深，他对盖茨的敬佩日渐加深的同时，也意识到，盖茨其实还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很有“个性”的，有点脾气、很忙碌、有点孩子气同时又有着伟大胸怀的一个爱吃汉堡包的美国人。
唐骏很自信，他给盖茨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主要是依靠两点，一是做事的认真规范。有人说唐骏在盖茨上演讲台的路上用粉笔画脚印，守在盖茨的门口以备不时之需，在盖茨下榻的酒店提前准备好汉堡包和烤鸭的做法，是不是有些讨好的嫌疑？但唐骏不这么认为，他说他所做的事，就是他身为经理人的职务范围之内该做的事。他用他从日本学到的规范和细致把它做到极致。不仅仅对盖茨是这样，事实上对微软的其他高管，唐骏一视同仁，都是同样对待的，因为这是他的职责。而职责之外的事，即便举手之劳，也绝对不做，因为那样不规范，不职业。
在2003年4月1日，盖茨访华过去没有多长时间，媒体上突然爆出了一条大新闻，说盖茨遇刺身亡了。事实上，那一天是西方的愚人节，外国的一家网站开盖茨的玩笑，做了这样一条假新闻。可是不巧偏偏被中国的一个记者看到了，被当作大新闻爆了出来，连中央电视台都在滚动新闻中播出了。这可是震动世界的大事，唐骏的手机一下子就炸了锅，国务院副总理、科技部部长、###部长、信息产业部部长纷纷打来问他，更不用说媒体记者的电话了。
唐骏一开始有点发懵，他也不知道这件事到底是真是假，当时正是美国半夜时间，打电话去总部也联系不上，又不可能给盖茨家里打电话，问：“听说您遇刺了，是真的吗？”略作思索之后，唐骏决定自作主张，他答复所有人说：“这是假新闻，不可能发生，因为两个小时之前，我还刚刚跟盖茨先生通过电话呢。”
他镇定自若的答复让大家都相信了，传闻平息下来，电视台也把这条新闻撤下去了。唐骏瞬间的决定防止了一场风波，当然也挽回了中国新闻界的面子。很多人问他，你怎么就不怕呢？万一盖茨真的遇刺了你怎么办？
唐骏说，如果盖茨真的死了，我还怕什么？
盖茨没有死，如果他知道唐骏的机智果断的危机处理方法，一定也会说：That’s good.
日记原文
2003年8月8日：网上流言
“唐总，摩托罗拉的陈永正要来微软做大中国区的总裁，你知道吗？”“网上已经有消息传开了”，一位媒体的朋友在电话中告诉我，“快去看网上的消息，黄存义要被换掉了”，同样内容的短信息也进来了……怎么可能？我一直在电话里否定着……
立刻拨通了黄的电话，“我也是刚刚从网上看到的”，黄在电话里也是这样不可思议的口吻，这是下午3点27分的事，美国总部的人已经在梦乡里了。我们统一了口径，表示“微软公司对此类消息不做任何的评论”。（确实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去评论，难道说微软公司不会在不让我们知道的前提下发出这样的消息，难道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消息已经全面铺开，陈永正也没有出来否定，摩托罗拉也没有否定……）
晚上十点半的时候，我习惯地查了邮件，收到了Kevin Johnson的邮件，希望明天早上我们几个开个重要的电话会议，没有讲电话会议的内容，但是这已经是非常明确的信息了，网上的消息果然是真实的了。
我不知道是好是坏，心情很复杂……虽然对黄来说肯定是百分之百的坏事，因为有人要来代替他，对我来说，难道换个人就能改变目前的格局吗？
我也不想那么多了，就这样吧，反正第二天新的一天又会开始的。
2003年8月15日：杜家滨谈陈永正
下午中央侨办邀请了海外留学归国的商界企业家来钓鱼台国宾馆开座谈会。国务委员唐家璇出席了今天的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有很多熟悉的人，吴鹰、杜家滨、黄辉等。今天会谈的话题就是海归人员在回国后的一些感悟和建议，感觉这更像是一个接见会。
中间我和杜家滨聊了很多。第一次见家滨是1997年的7月。当时家滨是微软中国的总经理，而我是作为微软大中国区技术支持中心总经理的候选人。虽然我已经通过了总部的面试，但他作为微软在中国的老大，为了表示尊重（虽然我的职位和他是平行的），我还是专程去北京和家滨进行了一个面试。在美国的时候就特别听说了家滨的工作和“生活”。听说家滨是住在五星级酒店的套间。这对当时在美国工作的员工来说，简直就是梦一般的生活，羡慕无比。这是个周末的早晨8点，果然家滨安排在中国大酒店进行了“早餐面试”，我感觉他的工作节奏好快，他的那种神态、那种自信、那种优越感确实让我一直很羡慕。我们的“面试”并没有特别的实质的内容，我想他就是想通过交流来感受一下，主要是看看是否喜欢和我这样的人一起工作。我一直在强调“今后在工作上请家滨多多关照……”。我受了很多日本文化的影响，有着发自内心的谦虚和诚恳。这种“日本”交流方式其实非常管用，当时感觉家滨对我还是比较接受的。
第二次见家滨是在泰国普吉岛的大中国区的98年度的Kickoff会议。（对于一个在总部工作的技术出身的人来说，当时觉得一个Kickoff会议要到普吉岛来开，实在是奢侈啊！羡慕这样潇洒的工作方式）出席的都是大中国区总监以上的高管。家滨是微软中国的总经理，也听了他对98年度的展望，感觉他是个蛮能做演说的领导。
我第一次打高尔夫也是在那儿，而且还是直接下场了，记得那个Banyan Golf Club很美……
1997年11月正式来到上海工作后，多次和家滨见面，他总是面带笑容，感觉他是一个比较容易相处的人，而且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利益冲突，一切都很平静，但是背后却有很多不平静的地方。那是1998年2月初的一天，我的老板Brian Nelson从香港来北京，我去北京向他汇报工作（他一直是我最好的后盾，也是我特别喜欢的老板）。晚上他邀请我和Fernando De Sousa一起去香格里拉喝酒，然后很神秘地告诉我，微软中国正在找一个新的总经理，现在一些都在进行之中。Brian是个非常感性的人，他突然和我说：“Jun，你要不和她聊聊吧，现在就。”我正在迷惑的时候，Brian已经把接通的手机给我了。“Jun，你好，我是Juliet。”给我一种我们已经认识很久了的感觉。“Brian和我提起过你，希望我们今后有机会见面……”感觉这个女性不一般，很阳光，很亲切。这就是我和吴士宏的第一次交流。
随之而来的就是杜家滨离开微软公司，吴士宏加盟微软公司。
之后家滨加盟了思科公司，而且做得很不错，不过之后就没有见过他了。
家滨最后临走的时候说：“Jun，Tim不是那种背后搞人的人。”这句话意义深刻，他对Tim看法很正面。这也是最让我感到安慰的一句话。
有种期待，对于未来……
2003年8月16日：第一次见陈永正
今天终于要和未来的老板Tim见面了，虽然听了些传言（不过传言一般都是传坏的，还有外企员工的特征就是喜欢传言，喜欢猜测），好在我从来都是把人往好的地方想，尽量不信那些传言，我觉得再坏能坏到哪里去呢？！再说了……
约好下午2点时见面，我1点45分就到了希尔顿（我喜欢提前一点，表示一种尊重），没想到Tim早就已经来了。原来他之前在这里有个会，所以安排在这个宾馆了。
其实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2002年10月份的天津创新论坛上，我们俩的座位正好安排在了一起，而且他也正是排在我前面发言的一位（摩托罗拉在天津的投资要远远多于微软，所以感觉上去也还是合理的排序）。当时他给我的印象不是特别深，感觉他就是照着PPT念了一下。一发完言，他匆匆地和我招呼了一下就离开了。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没有用PPT，也没有任何的发言稿，慷慨激昂地演讲了20分钟，提出了很多关于天津创新的建议和思路。当时我感觉整个会场的人都被我吸引了。
Tim迎面过来十分客气地和我握手，大笑着说：“今后我们就好好一起做了，我对软件了解不多。”“你又是老微软，要好好帮助我的。”感觉特别真诚，果然是个很友善、开朗的人。我看到了希望，这样的人还是可以好好合作的……
Tim向我问了很多公司的现状以及员工对他来微软的反应。我尽量用很正面的方式来告诉他，员工很期待他的到来，希望他的到来能改变微软中国的现状（中国区和大中国区的矛盾）。其实微软的员工是比较麻木的，大家都是处在自我观望之中，对Tim没有什么兴趣和期待。
Tim还问了很多Alex（黄存义）的一些情况，我也坦率地和他交流了，更多地是我确认他的一些看法以及他所听到的。其实我已经对Alex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了。
离开的时候，Tim很真诚地对我说：“Jun，我离开摩托罗拉是想来微软做实事的，不是过来玩政治的，希望我们好好合作。”
其实这句话还是有很多含义的。中国区和大中国区的矛盾就是因为两个总裁都想做实事而引起的。难道他的到来又会回到从前？
我不想那么多了，Tim给我的印象还是很好，比想象、传说的要好。
背景解读
杜家滨，微软中国第一人
唐骏在日记中所提到的杜家滨，是微软中国的缔造者。在比尔·盖茨成为世界首富的那一年，也就是1992年，台湾人田本和悄悄进入内地建立了微软北京办事处。办事处的主要工作是做市场活动、找代理商。据业内人士评述，田本和没有弄清楚一件事：在内地，市场和产品是后一层的事，和政府一起营造有利的生存环境，让微软成功落地，才是打前站的办事处最要紧的事。
田本和对待政府和媒体的生硬态度，使以市场营销能力见长的微软在中国所做的种种努力，似乎都被和政府及公众关系的失败抵消了。这并非完全是田本和的个性所致。傲慢的微软根本不认为需要为中国做出改变。因为在这之前，他们没有为任何一个市场做出过改变。那时在中国赚不赚钱对微软总部来说不是太重要，主要是宣传技术。这一阶段开始软件的汉化，开始和代理商建立合作。那时软件卖得很少，“赚的钱喝汽水都不够用”。
1993年，微软找到了台湾人杜家滨，他正式成为美国微软公司北京代表处的总经理。杜家滨是典型的职业经理人。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大陆本土的职业经理人队伍远未成形的时候，来自台湾地区的经理人通常会成为跨国公司选择中国区负责人的首要目标。因为在当时，来自台湾地区的经理人已经是相对比较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背景而且又具备和西方商业文明沟通能力的人。比如杜家滨，去微软之前，他在惠普公司工作了十多年，担任过销售、市场推广和策划方面的管理职务。
微软对于当时中国的软件业而言，是一个非常令人恐惧的站在门外的野蛮人。因为微软的办公软件系统和操作系统横扫天下，如果打开大门放微软长驱直入，中国电脑上装着的那些WPS和DOS中文系统，还有活路吗？并且，当时人们心中有一种很淳朴的想法，不论是出于保护国产软件的目的，还是为了保护国家信息安全，都不能让美国大鳄微软攻占我们的每一台电脑。所以，微软在进入中国市场的初期，困难重重。
微软任命杜家滨为中国区总经理，目的就是让他为微软在中国开疆拓土，打下一片江山。在打江山的时候，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他以前在惠普这家电脑公司工作所获得的经验，对于这家当时还属于新贵的软件公司而言，可能也没有太多可以借鉴或者照搬的东西。所以，他会产生“以前在惠普是什么东西都很清楚，你都知道怎么去做，怎么处理。到了微软，所有东西，你都要自己去想”的感慨。
杜家滨的业绩，最为脍炙人口的有两桩。一次是在1995年微软北京办事处转变为微软中国公司一事。按照中国政府关于外资成立独资公司的相关政策，独资公司的产品必须以外销为导向，而微软中国公司的产品却是以中国本地市场作为销售目标的。从微软的角度看，他们又迫切需要在国内成立独资公司，因为只有在成为独资公司以后，微软中国才可以在国内进行正式的运营。为此，杜家滨非常犯难，正好听说中国官员到美国开会，杜家滨立刻飞到了美国，邀请这些官员到微软公司参观访问，让他们了解微软。从此，杜家滨为微软争取到了在中国落地生根的机会。
另外一桩，则是杜家滨不断游说微软加大在中国的投资。实际上不仅仅是中国人对微软又爱又怕，微软对于中国市场的感情，也是同样爱恨交加。他们不知道在中国有哪些机会，也不清楚要在中国进行哪些投资，如何进行投资，这一切都需要杜家滨去“扫盲”。于是，杜家滨每年邀请总部的人到中国来，带他们去拜访其他外企，帮助他们更加了解中国。
所以，杜家滨说，他在微软起到的就是桥梁的作用，不过，很遗憾的是，他这座桥梁并不能直通微软的决策中心。比尔·盖茨已经是世界首富，微软已经是世界级的大公司，不可避免地已经开始患上了大公司病，机构臃肿、决策缓慢。杜家滨的意见上报的时候往往要通过很多层，最后还会出现泥牛入海根本反映不到决策层的情况。
另外，杜家滨虽然和中国政府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友善关系，他却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业绩太差。据称，当时微软中国的销售额竟然连马来西亚都比不上。微软重视业绩和数字的程度在业界几乎是出了名的。一个财年到头，公司负责人得过三道数字关：年初预算、年中考评、年终考评。公司总裁要带领管理团队精确地填写厚达42页的标准格式预算表。微软CEO鲍尔默本身就是做营销出身的，他就任CEO之后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每年环球飞行两圈，到全球各分公司进行业绩考评。这是微软特有的文化。他们管这种考评叫“Scrub”。不能通过业绩考评的经理，很有可能就会被“末位淘汰”。
杜家滨给微软开的药方，可能是一剂中药，对症下药且治标治本，可惜见效太慢，不是习惯了西医式治疗方法的微软所期待的。杜家滨在微软中国区总裁的位置上坐了五年，微软也慢慢失去了耐心，在杜家滨执掌微软的最后日子里，微软推出一项令人尴尬的人事调整，微软中国公司由中国区总裁和大中华区总裁联合执政，以及后来的微软中国总裁和微软中国总经理联合执政。同时，从1997年开始，微软开始撒网寻找杜家滨的接任者，唯一的要求就是，能够大幅提升微软中国的销售业绩。
最后，杜家滨离开了微软中国，微软给了一个不太常见的说法——杜家滨的幼子罹患重病。而杜家滨，后来在思科中国区总裁的位置上，业绩辉煌。媒体经常话里话外地套他，希望他谈一谈当年离开微软的内幕。杜家滨却一如既往地界面友好，绝口不提老东家的好恶，而对于微软中国区总裁的位置，他有一句评价“这把椅子不好坐”。这句话，广为传播，因为不仅仅是杜家滨，他之后所有继任的中国区总裁，想起杜家滨的这句话，都会心有戚戚焉。
微软中国区总裁和大中华区总裁的矛盾，也从此被埋下，几代英雄在此折戟，而微软自身也深受其害。这可能是当时谁也没有预料到的。
“唐黄之争”还是架构问题
2003年年中，唐骏在微软中国区总裁的位置上已经坐了一年半，他被称为有史以来最忙碌最有权力也最强势的中国区总裁。但是他和大中华区总裁黄存义的矛盾越来越激烈也越来越白热化。在高群耀时期，黄存义作为大中华区总裁，还是相当活跃的。所以当黄存义和高群耀出现矛盾的时候，微软的选择是黄存义留下而高群耀离开。尽管后来我们从高群耀的自述中得知，2001年底北京政府采购案微软落马这件大事，当时被认为是高群耀微软生涯的一大败笔，其实正是因为黄存义的大中华区从中插手干预，而黄的团队在能力上存在不足，做事也不够专业造成的。尽管如此，高群耀还是被微软弃卒了。但是唐骏比高群耀强势得多，他身后还有罗麦克的强力支持。因此在唐骏执政期间，黄存义在公众面前的露面越来越少。随着唐骏的业绩日益好看，大中华区总裁的这个职位，慢慢地被视作是一个闲职。
即便是个闲职，也毕竟是压在唐骏头上的一座大山。将强帅弱的关系从来都不能长久。唐黄二人的权力之争，这在微软的亚太区，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只是还没有人公开把这件事当作一件大事，提交到鲍尔默的桌面上。
最后完成这项工作的，是当时的微软全球副总裁李开复。李开复卸任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回美国总部任全球副总裁。他的工作重点是在搜索引擎上。微软内部人士透露说，当时比尔·盖茨问李开复微软是不是应该做搜索引擎，李开复回答说，再走Google的方向已经晚了，来不及了，所以不能和Google硬拼，要做就做自然语言的搜索。比尔·盖茨相信了他，给了他一年半的时间，但是这个智能搜索引擎始终没有做起来，等到再回头走老路，已经晚了两年的时间。在这一点上，比尔·盖茨可能会有一些失望。
在这个时候，有微软中国的员工给李开复写邮件，谈起了唐骏和黄存义的问题。于是李开复扮演了钦差大臣的角色，他来到中国，分别找唐骏和黄存义谈话，问他们对对方到底有什么意见。
唐骏说黄存义的管理方式有问题，干涉太多。而黄存义则说唐骏重要问题总是自作主张，不通过大中华区就直接做决定。还有一项重要的指控，是说唐骏在和媒体打交道的时候太高调，不符合微软总部公关部门的规定。
另外，唐骏曾经对记者说过一些公司数字，比如说微软中国销售要达到3亿美金，计划在82家分公司里做到增长率最高……黄存义认为作为一家上市公司，这些销售数字都是不能公开的。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理当知道并且遵守行业规则，为了博取媒体的欢心而随口说出这些数字，是不职业的行为。至于82家分公司增长率最高云云，除了引起其他分公司的不满和制造微软中国好大喜功的形象之外，毫无益处。
李开复将两个人的意见都分别记录下来，回到美国写成报告交给鲍尔默，告诉他现在微软大中华区和中国区出了很大的问题，任由事态继续恶化下去，将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同时，微软中国区的几名员工也直接给鲍尔默写信，除了陈述正在发生的高层矛盾之外，更表明微软大中华区需要一个懂技术、深谙微软文化、了解中国国情和市场、和中国政府具有良好关系，更具有协调能力和卓越管理能力的领导者。
鲍尔默终于认真考虑了这个问题。这时候摆在他面前的最佳选择，似乎只有一个人选，李开复。但是他犹豫了，之后他询问了亚太区总裁罗麦克的意见。由李开复来担任微软大中华区总裁，合适吗？罗麦克在担任微软大中华区总裁的时候，李开复是微软研究院院长，罗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于是微软又开始撒网，从外部寻找力量来填补这个位置。最后他们选择了陈永正，摩托罗拉大中华区总裁，台湾人。一个让摩托罗拉穿着唐装跳舞的出色的职业经理人。
黄存义现在仍然在微软大中华区任职，担任一个普通的部门经理的职位。而李开复在两年后投入搜索引擎霸主Google的怀抱，他的举动曾经激怒微软，将李开复和Google一起告上法庭，认为他的做法违反了竞业禁止协议。而李开复则对媒体说，只有Google，能够点燃起他重返中国的激情。现在我们知道，早在2003年，李开复差一点就以另外一种方式回到中国。
谁是陈永正？
2003年8月8日，已经有媒体得到消息说，摩托罗拉的陈永正将出任微软大中华区总裁，一时业界哗然，纷纷以《微软中国高层再度地震》、《微软再陷人事漩涡》等标题将此事推上头条新闻。事实上，从2003年6月开始，微软的组织架构调整和一系列人事变动，已经让媒体对微软的动向相当敏感。
据说，故事的开始是这样的。2001年，微软首席执行官鲍尔默在飞机上看到通用电器前董事长杰克·韦尔奇的自传，对韦尔奇将通用电器重组为若干个界限分明的业务部门，而后又采用严格的财务指标，对各个部门的业务状况进行细致的跟踪。鲍尔默因此深受启发，决定要对微软进行一番同样的重组，此后的20个月里，鲍尔默就一直致力于将微软的组织架构进行调整。2003年开始正式动手术，一是把一个庞大的公司分为七个相对独立的事业部，每个副总裁都有相对独立的决策权与经营权，根据他们各自的客户市场竞争环境来做很快的调整。二是在全球设立七大子公司，这七个子公司可以直接调用更多的总部资源而独立发展，将全球战略与当地战略更好地结合，更多地做一些本地化的东西。调整的顺序是微软自上而下的：由微软总部、亚太区、大中华区，最后到中国区。
而在2003年的6月开始，微软中国的高层也开始频频动荡。这其中有部分原因，自然是微软架构重组所必然影响到的，但是这可能仅仅是部分，因为那一次的震动，幅度相当大。6月6日，微软中国公司市场总监、副总经理陈国桂调职；微软中国北方区建制撤消；7月1日，台湾微软将正式实施利润中心的新制度，其中，原中国微软公司市场总监陈国桂正式调任台湾微软，并领导两个新部门；7月24日，微软中国区副总经理兼华南区总经理赵方确认将跳槽到苹果电脑，出任苹果电脑中国区总经理一职。
这时候，外界开始有传言，唐骏也将离职。直到7月29日，唐骏在微软新财年的年会上正式澄清自己不会离开微软，并公布了微软中国新的业务架构，微软中国下分设市场战略部、通用企业及渠道事业部、公共事业部、客户及合作伙伴事业部、顾问咨询及技术支持部、开发者事业部、OEM事业部等七大新事业部，并取消了华北区分公司，保留了华东区和华南区分公司。
唐骏的离职流言逐渐平息的时候，8月8日陈永正将空降微软的消息，则是给这潭慢慢平息下来的湖水又扔了一颗重磅炸弹。8月11日，消息得到确认，而且陈永正的头衔被确定为微软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媒体认为微软的动作显示了微软对大中华区市场的看重和改革的决心。但是由于微软中国新的七大事业部直接向大中华区汇报，在一定程度上，唐骏的权力受到了削弱。而对于唐骏而言，最坏的消息可能是，7月初，微软亚太区总裁罗麦克调离微软亚太区，微软韩国公司总裁、日本公司总裁阿多亲市正式离职，罗麦克出任微软日本公司总裁。唐骏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依靠。
以摩托罗拉大中华区总裁的身份空降至微软，陈永正在一开始就显得比从微软台湾区总经理晋升至大中华区总裁的黄存义要强势得多。陈永正在摩托罗拉十几年的时间，从一个普通的蜂窝系统部市场总监一直做到大中华区总裁。而他管理时期的摩托罗拉，正是在中国最辉煌的十年。自2000年之后，摩托罗拉连续被评为“外企500强之首”，营收达50亿美元，占摩托罗拉全球的1／6。
陈永正的政府公关能力极强，他曾总结说摩托罗拉在中国最大的成功是穿着“唐装”跳舞，而他自己就是唐装舞跳得最好的人。回忆“摩托罗拉的光辉岁月”时，陈永正曾说：“我几乎与所有省、市领导吃过饭、喝过酒，我的通讯录里还有许多领导的电话。”
而且陈永正还是一个深谙职场之术的人。这并不是他第一次离开摩托罗拉，在2000年，他在中国区副总裁的位置上辞职，离开摩托罗拉，加盟21世纪通，担任香港地区和中国大陆的首席执行官。期间据说摩托罗拉中国区总裁赖炳荣几次三番登门劝说陈永正回来接替自己的位置。终于在2001年11月，陈永正又回到摩托罗拉，由高尔文亲自任命他为摩托罗拉总公司副总裁、中国公司总裁。
所以在8月8日，这个消息出来还没有得到确认的时候，媒体有诸多猜疑，大部分人都不相信，正在事业顶峰的陈永正，怎么肯去坐微软大中华区总裁这个闲职？
不过到8月11日，微软和摩托罗拉双方都发表了官方消息，确认陈永正将离开摩托罗拉，就任微软大中华区总裁。只是有一处细节，让人嗅出一丝动向，那就是陈永正的职位，英文还是president，但是在中文已经改为了CEO。敏感的媒体意识到，陈永正跳槽微软，微软高层必定在职权上做出一些承诺，会加大大中华区的权限，这个首席执行官的头衔，就是一点蛛丝马迹。那一天的新闻上，唐骏的表现被称为“平静接受”。
“任何一家公司的发展都会有它的困惑，微软也绝对不会例外。在业务方面的困惑就是在进入高端用户的时候，很难进去。我们十二年前就开始想要进入高端，但到目前为止，进入得还没有达到我们想要的那么好。是我们的产品不好吗？不是的。后来我们发现，我们过去太注重以产品为核心，而不是以客户为核心。理念必须要改变，高端客户就是希望我们能讲跟他们一样的语言，而不是听微软的语言。过去我们以微软语言为核心，微软的创新领导着整个产品潮流，这一点我们不会改变，但要与客户更接近，我们进行了调整，从整个的组织架构上来解决过去的困惑。好在一点，我们已找到了困惑的解决方案。”这是我们后来在媒体上看到的唐骏对这一次微软调整的解读，的确可以用“非常平静”来形容。
但是他的内心显然是非常失望的，因为微软中国和大中华区存在已久的问题根本没有解决，来自高层的解决方法与他所希望的，完全背道而驰。每年的７月是微软新财年的开始，而在上个财年，微软中国如期完成了过去向总部上报的指标，并在一次权威评选中被选为亚洲最佳雇主和中国最佳雇主。“我们是去年微软全球增长最快的子公司之一，让我骄傲的是，在总部对员工满意度的调查中，微软中国在亚太区１５个国家中名列第一。”这也许是这一次调整开始之前，唐骏在心里会稍稍有些期待的原因，因为在公司里，最重要的是业绩，而过去一年他的业绩相当漂亮。
众人都说在唐黄之争中，是黄存义败落了，但是只要同样的架构继续存在一日，这个矛盾就不会解决，而这个矛盾一天不解决，坐在他这个位置上就永远如孙悟空被戴上了紧箍咒，永远放不开手脚。换一个人还是一样，不，对于唐骏来说，换一个人也许更可怕。将强帅弱可能还能让两者取得某种形式上的微妙平衡，但是两个强势的人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
他的失望还有一部分，是对微软的。因为他不明白，在这件事情上微软的做法竟然会如此的官僚主义，一直强调在管理上的透明和公平，但是真正有重要决策的时候，竟是如此独断专行。“我一直觉得微软是伟大的公司，一度我觉得微软就是完美的。但是后来慢慢的，我发现它只是伟大而已，它并不完美。它身上不可避免地有许多大公司都有的毛病。”唐骏说。
但是唐骏只能接受这个结果，平静地。后来他很多次地强调说，当你不能改变一些事情的时候，就只能去接受、去适应，然后把事情尽量往好的方向想。那一天，他唯一的安慰是他的前辈杜家滨对他说，陈永正不是背后捅人的人。
日记原文
2003年10月11日：切蛋糕
今天Tim给我发了邮件，希望我和他之间有个交流。他来微软已经快两个月了。我想是他开始发话的时候了。我等待着他的底线……
走进他的办公室之前，我也做了很多的假想：也许他会和我谈工作的分工，也许他会听听我对未来工作的安排，也许他会提出一些新的思路，不过我对别人是不抱希望的，最终还得靠我自己。
晚上六点多，我走进了他的办公室。虽然两个月了，其实没有时间和他好好谈过。只知道他在忙，好像更多的还是在忙对外的一些事务，公司内部的事什么都没有开始，而且对微软的业务他应该不是那么熟悉，也不是那么容易熟悉的。Tim的一大特点就是不管在任何场合都带着他那种习惯性的大笑，外表看上去很真诚、很坦然的那种，也很容易让初次见面的人产生好感。
见到我，还是那种习惯性的笑脸，“Jun，我对公司不是很了解，但是我想说的是我来微软是想做点实事的”。Tim讲话很直接，也很容易懂。“微软对我的吸引力就是能做些具体的微软业务（据摩托罗拉的人说，在摩托罗拉，Tim是中国公司的董事长，其实是不负责摩托罗拉公司的实际业务的，更多的是形象代言），目前你我都想抓主业的话，我们都会很难，”Tim的讲话开始有些严肃了，“所以我想我们之间应该有个很好的分工……”
过去微软大中国区是不涉及中国区的实际业务的，更多的是宏观上的一些监督和管理。他的话其实非常明确，他要改变过去中国区和大中国区的格局，就是他想来实际运营中国公司所谓的主业。
我一言不发，在听他讲他的道理（其实我很想告诉他道理不需要讲了）。“Jun，其实微软中国这个蛋糕很大，你可以充分发挥你的作用的。微软全球技术中心、微软中国创新中心、微创等，那里需要你很多的经验”，Tim试图告诉我，新的工作安排很重要，要我不要有想法。我最后只是问了一句：“Tim，你的方案是否得到了Kevin Johnson（他是Tim的直接老板，也曾经是我的直接老板，一直是我的支持者，据说就是Kevin为了调节我和黄的关系去找的Tim）的肯定？”“是的，但是Kevin希望我们继续好好合作。”我知道，这个是我无法改变的结果了，除了很不情愿地接受所谓的组织架构的调整之外……
我感觉微软的新架构已经不是我想要的了，如果是两年前，这样的架构，我会很满足，但是一旦你做过了微软中国的总裁，管理过一个公司的全部，然后再去重新管理过去的某个组织的话，就失去了吸引力了。
这不是我想要的工作，我不会有激情了。
但是我还是喜欢微软这个环境，这个公司，我怎么办？
2003年10月12日：与陈天桥的邂逅
今天来到上海参加上海第一届软件外包峰会。上海市政府邀请我做一个主题演讲。微软中国的总裁是每个峰会的座上宾，只要微软公司去了，整个论坛的规格就会提升。大牌公司就是有它无比的优越性。
早上严隽其副市长要接见论坛的嘉宾，我早早地来到了会客室等待市长的到来。第一次见到严市长还是在上海交通大学的交大—密歇根大学的创新中心的成立大会上，当时就听说严要提升为副市长，因为她的特殊背景（教授、###党派、女性……），当时就和严有过一些交流，她给人一种温和、知性、有气质的感觉……
我边上坐了位个子不高、比较憨厚的年轻人。由于市长还没有到，本来也觉得无聊，就和他交换了名片。原来他就是盛大网络的陈天桥。
陈天桥这个名字是从我的篮球好友小苗那里听说的。他们是大学同级校友又是好友。特别是最近刚刚发生了一起微软和盛大的冲突，让我对陈天桥这个名字有了特别的记忆。微软告盛大使用盗版产品（微软的销售模式），正在通过工商要进行查处，而盛大觉得很委屈，已经支付过部分钱了，怎么微软还是没完没了，就这样双方的矛盾有可能激化。
小苗曾和我说，让我和上海分公司的负责人说一下，大家不要冲突了。由于小苗的原因，这件事就很简单地摆平了。
“久仰，久仰了……”双方都是这样的惊讶。陈天桥的一笑让我更觉得诚恳和可信。除了感谢之类的言语，我们也没有太多的交流了。
“有机会来盛大指导指导。”陈天桥最后还是用他的诚恳在邀请我。
“别客气，有机会去学习学习倒是应该的。”
今天的主题演讲还好，这种没有讲稿的演讲多了，像是在做拼盘的感觉。
……
2003年10月16日：前途是光明的
今天是《中国青年》杂志80周年的庆祝会，作为《中国青年》杂志的封面人物的代表，受邀接受中央领导的接见，我是三位代表之一。
因为是很早以前就答应的，所以今天还是来了，虽然这一段时间以来自己没什么心情参加这样的庆祝会。
上午10点人大副委员长王兆国来到了会场，和我们几个代表一一握手、交流、拍照，然后做了一个简短的讲话。虽然内容比较官方，但是他的语言才能、他的说话方式确实是很有水准，怪不得据说当年###听完他的汇报以后立刻决定提拔他为团中央的书记。
下午又赶去参加了中国国际教育论坛……
晚上赶赴杭州，参加明天的全球500强的对话。
试图把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试图告诉自己，未来的道路还是会光明的，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要好好地平衡自己的心态，努力做好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