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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教育在美国
作者：黄全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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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中国的教育不行，为什么中国留学生的孩子在美国成绩那么好？如果说中国的教育很棒，为什么中国的科技落后？如果说美国的教育好，为什么常年在国外的孩子回国后无法跟班？如果说美国的教育不行，为什么美国也出那么多的人才？作者在中国、美国都读过书、教过书、研究过教育理论，他从跨文化的角度对上述问题提出自己的解答。然而本书又决不是枯燥乏味的研究。生动的事例，激烈的冲撞，都发生在作者的笔下。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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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桶的装水量，取决于最差、最短的那块桶板。
——一个古朴的水桶定理
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中，选修教育专业的不多，坚持读完的更少。
说来有点儿俗，我选修教育专业的动力，来自那个插队时还似懂非懂的“水桶定
理”。
农伯说：“小黄，其他可以了。还是弄弄最差那块桶板…”
20年后，远渡重洋来到美利坚合众国“洋插队”。教授说：“Mr．Huaflg，还是选
修过去、现在或将来都可能在影响或者决定性影响贵国发展的有关专业吧……”
20度春秋，浩海如烟，竟然时空交错，殊途同归，还是周旋于那块最差、最短桶板
的深造哲理。
1993年拿到博士学位至今已五年有余，小“洋”楼有了一栋，虽不是豪宅，也占地
近六市亩。
有初通风水者耳语：此宅很有点风水，四已得三——“前有横流”门、溪，“后有
靠山”；“左有青龙”（道路），只缺“右有白虎”。
妻问：“什么是白虎？”
此君狡黠一笑：“ExcitQuestion！”
博得众人哄堂。
后来把服役多年的道吉轿车换成凯迪拉克，教授们就有人半椰输半赞叹为“美国
梦”。
但我自己心里常常有点莫名其妙地不安！
一天夜里，梦回插队时群山中那树碧波湖湖的水库，我在光着身子“泼鱼”——当
地一种捉鱼的方法，即围堰般围好一小片水，将堰中之水一桶一桶地“泼”到外面，直
到堰内的水差不多干了，才抓那些活蹦乱跳的鱼儿。不管堰堤围得多好，漏水总是难免
的，这样“泼鱼”的多是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而且泼水的桶一定要好。不然，漏进堰堤
的水比拨出去的水还快还多，就永远别想抓鱼了。
那夜的梦中，鱼儿都蹦裆了，水就是泼不完……
猛一抬头，只见户主阿奇在笑。
再一低头，发现手中的桶桶板参差不齐，根本盛不了水。
于是，我醒悟了，那个促使我选修教育专业的原动力常常暗地里作弄我，搅得我不
能安宁。
又于是，这种内心的不安成了一股骚动，进而变成一种冲动！我想为曾经养我育我
的那片土地写点东西，写一本有关教育的小册子。
怎么写呢？
在美国流传着一个笑话。
有个美国人，大概还是个学者，访问中国一个月，回来写了一本关于中国的书。
他第二次访华，待了三个月，这次只写了一篇关于中国的文章。
后来，他又到了中国，一待就是一年，返美后竟然没有提笔写作哪怕只言片语。
人们觉得奇怪，怎么会待的时间愈长写的东西愈少？
此公意味深长地笑笑，才说：“当你对某个事物了解得越多，你会越发感到自己了
解的太少。我在中国待了一年，我发现中国文化是那样博大精深，反而觉得自己对中国
文化的了解太渺小、太肤浅，以致无从下笔。”
我总觉得这个笑话是在说我。
刚到美国时，应邀作演讲，最喜欢听众提问关于中国教育的问题，什么中国高等教
育的体制是在起跑线判决学生，而美国高教是在终点线判断学生；什么中国的教育观念
崇尚父母与子女般的师生关系，而美国的师生形同路人……
说的滔滔不绝，听的津津有味。
但是当我对中、美教育比较得越多，了解得越深入，研究得越系统，越不知道怎么
回答美国听众的提问。
如果说中国的教育不行，为什么中国留学生的孩子在美国学校都那么出人头地？
如果说中国的教育很棒，为什么中国的科技落后？
如果说美国的教育很好，为什么留学生的孩子一旦回到中国就根本无法跟班？
如果说美国的教育不行，为什么美国是公认的科技强国？
越了解得多，越研究得深，就越感觉答案不全面、不系统、不深入，就越欲言又止，
欲罢不能！
越想找一个全面系统的答案，就越觉得没有找到答案。
1982年，我大学毕业留校当老师。按要求，设计了有关课程的教案。
有一位热心的教授看我的讲义后，表示满意。但很语重心长地指出了两个问题：
第一是我多次对传统理论提出质疑，但不少地方只有质疑，没有答案。特别是作为
一个老师，对学生说：“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答案……”这不好！
第二是讲义中有错别字，过去是学生可以有错别字，当了老师就不允许了！特别是
要板书在黑板的，一定要谨慎！
老教授对我的厚爱是显而易见的，我诚惶诚恐地表示自己的深深感激，并作了修改。
到美国之后，我发现多位教授对我的提问让人难以置信地回答道：
“我不知道！”
“我无法回答你！”
有一次，我对一个问题穷追不舍，一位我十分敬重的知识非常渊博的教授稍有愠色
地抬起眼睛对视着我，说：“我已经告诉你啦，我不懂！”
我的一位博士论文审查委员会的教授更是坦诚：“我一向对哲学感到头痛，你今天
对‘我’和‘自我’，‘无意识行为’与‘有意识行为’这两组概念的纵横交叉坐标的
哲理论述，还有‘概念’和‘观念’的异同分析，让我又一次感到自己的哲理思维成问
题……”
只有神才是完美的，但尘世间没有完美的神。
我不是教育理论权威，我没有自己系统的理论和成功的实验，对许多教育问题也找
不到完整的答案。但我有不解的惶惑，有百思后的疑问，有自己独特的经历和真实的思
考。
我想把我的不解、疑问、经历和思考写成一本小册子，与我大洋彼岸的同胞交流！
有人问我：“这是不是不求结果，只求过程？”
我想起了那位我十分敬重的知识非常渊博的教授稍有愠色的眼睛。
没有过程哪有结果！？
有“不懂”才会有“懂”！
没有启疑哪来解惑？
中国的中学生屡获国际奥林匹克竞赛奖，但中国高校从来没有培养出获诺贝尔奖的
人才，这是不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百慕大三角区”似的迷惑？孩子的创造性能不能由老
师来教？有了计算器，还要不要背九九表？……
但愿有人能沿着这个探索过程，最终找到一丝半缕的结果！
我无意把这本小册子写成让美国教授都头痛的哲理论著。
我有跨文化的经历和自己独特的视角：我在中、美两个不同的教育体制中读过书，
教过书，研究过教育理论。
我想把我这些年来的疑问、对比和思考，用我和我的家庭的亲历和见闻平白地叙述
出来。
让中国的老师、孩子和家长们一道参与这个“启疑”的思考过程！
一、创造性能不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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尴尬的问题
能不能在课堂上“教”创造性？
这个问题问得有点别扭。其实，这个问题的原始提法是“美国的老师是怎样教孩子
的创造性的？”
也就是说，问题不是能不能教？而是怎么教？
要回答“怎么教创造性”？必须先回答“能不能教”的问题。因此，我把问题变为
“创造性能不能教？”
希望读者在往下读之前，先思考一下“创造性能不能教”这个问题。如果能教，为
什么？倘若不能，为什么不能？然后，再带着自己的答案或想法读下去。
美国的教育制度鼓励人们“活到老，学到老”，因此大学里有许多在职学生，甚至
一些已退休的老人。
达琳·叶格是美国中西部城市辛辛那提市郊一间小学的美术教师，也是迈阿密大学
的在职学生。
1994年11月，达琳作为访问交换教师到中国云南省昆明市进行为期近两个月的学术
交流。她的学术交流计划含三项最基本的内容：
第一是给中国孩子上美术课（主要是绘画和手工）；
第二是与中国的教师进行美术教学的学术交流；
第三，因为她是迈阿密大学的在职学生，此次访华之行可作为一次独立自学的实习
课，如能拿出一篇像样的学术研究报告，可获3一4个学分。
当然，到了中国这个地方，不游山玩水、吃喝一番也是不太说得过去的。
达琳与另一位同行的同事原打算修我的“中国文化”课，但后来因时间安排的冲突，
我们没有挂上师徒的名分。
由于她的实习导师塔克曼博士是我儿子来美时的经济担保人，孩子叫他作“爷爷”，
与我更有父子般的情谊。征得系里同意，塔克曼博士邀请我参与了达琳整个实习计划的
设计和审批。我还在她的阅读书目中塞进了本人的拙作《开启长城的大门》。
达琳的中国之行，有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也有不少让人忍俊不禁的笑话。但与主
题无关，只好割爱。
这次访华，给达琳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创造性能不能教”的问题。
不少中国的老师请教她：“在美国的学校里，是怎样教孩子的创造性的？”并再三
要求她在课堂上作示范。
这位美国小学教师感到很困惑：创造性怎么能“教”呢？！她更感困惑的是，无论
她怎么解释创造性是不能“教”的，中国教师都不知所云。
在达琳的自学实习汇报会上，说到这里，她停住了，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望着我。
我心想：“哎呀，她对中国的学赞不绝口的时候，怎么不见你们望我！”
我摇摇头，含含糊糊地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妙语：“创造性的翻译恐怕也是个问
题。”
我的这句话可以正面理解为：“创造性”这个词可能没翻译好，以致引起双方的误
解。也可以理解为一句打圆场的笑话，即翻译人员的“创造性”的误译，使大家产生误
解。
我的话引得人们哄堂大笑。不知是善意地笑我的机智，还是给我一个台阶，或者兼
而有之。但是在我自己的内心，这个台阶就一直没下得来！
当我从达琳的口里得知，中国的教师提出“怎么教创造性”的问题，我的心着实震
动不小。因为“创造性”这个被中国的教育界长期有意无意忽略了的问题，终于又被提
了出来，实属可喜！
然而，“到底创造性能不能教？”在相当多的中国教师心里，是从来没有想过是否
要打上问号的。因此，他们的问题不是“能不能教？”而是“怎么教？”
我问达琳：“您在中国喝过酸辣汤吗？尝过怪味豆吗？”
很遗憾，她说只喝过酸辣汤，没吃过怪味豆。
我告诉她，这样她可能不容易理解我的心情。当我听到中国教师问她“怎么教创造
性”的问题时，就像就着怪味豆喝酸辣汤一样，难以说出个中滋味：有惊、有喜，更多
的是尴尬和遗憾。
后来，我又在1995年12月8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看到了“训练创造性思
维”的提法。
这就是说，在许多中国教育工作者的认识中：创造性是可以“教”出来的！创造性
思维是可以“训练”出来的。绕不开的定义
许多读者可能不喜欢与定义打交道。
当然，能尽量避开枯燥的定义，那是再好不过的啦！但在有些核心问题上，如果读
者与作者在定义上不统一，就会像一个没有定好调的乐队，各吹各的调，各拉各的曲，
奏（凑）不到一块，弹（谈）不到一块。
因此，要阐述“创造性能不能教？”的问题，首先要明确和统一“教”的含义。
（现代汉语词典）给“教”这个概念下的定义是“把知识或技能传给人”。
这个定义基本是准确的。
有读者可能会说：“创造性能不能看作是一种技能？如果是一种技能，创造性就应
该能教。”
实际上，把创造性看作是一种技能，这是许多中国教师认为创造性可以教的根本原
因。
创造性是不是一种技能？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必须先说清楚什么是创造性？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说法，创造是指“想出新方法。建立新理论、做出新的成
绩或东西”。
我觉得，〈〈现代汉语词典》的说法不精确，因为这个定义没有把“创”和“造”
这两部分有机地联在一起。比如，“想出新方法”来解决了数学难题，这无疑是创造。
但如果只“想出新方法”，而这个新方法并不能解决任何数学难题，这算不算创造呀？
恐怕是只“创”不“造”。
再比如，“做出新的成绩或东西”的说法也界定不清。显然，用旧的方法往往也能
“做出新的成绩或东西”，这不能算创造！
我认为：所谓“创”就是打破常规，所谓“造”就是在打破常规的基础上产生出具
有现实意义的东西——包括方法、理论、产品、事物等。
也就是说，创造必须具有两个要件：不打破常规，无所谓“创”；不“造”出具有
现实意义的东西，只能是天花乱坠的想入非非。
因此，创造性或创造力是指能打破常规去产生出具有现实意义的东西之特性或能力。
那么，什么是“技能”呢？
技能是指“掌握和运用专门技术的能力”。
至于创造性是不是一种技能？我们不忙下结论，先来看一个例子。
我是在儿子矿矿刚三岁那年出国的。走的时候，还未到黎明时分，学院派来送行的
领导和同事已在乱纷纷地搬行李、道别、祝福……
忙了一阵，我正要一头钻进车里，猛地觉得脑后似乎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吸引我，
回过头来，只见股脆的晨成中儿子被奶奶抱在手上，睁着两只大眼在看我，眉宇间流露
的神情与那三岁的“嘟嘟”脸显得是那样的不协调。
后来，听说儿子逢人就说：“爸爸‘出’广州去了！”
又后来，听说妻子一、三、五晚上送他到夜校的国画班去学绘画。
记得那时儿子最拿手的童谣是“小斑马，上学校，黑白铅笔买两套。老师教他画图
画，他往身上画道道”。
三岁孩子学绘画，不是闹着玩还能是什么？不往身上“画道道”就不错了。
在我完全忘记了儿子上国画班去学绘画的事儿后，一天我收到一封较厚的家信。拆
开一看，有一张约两尺见方的宣纸国画，画的是竹子：疏疏落落的竹叶，斜斜弯弯的竹
干，布局协调，浓淡有致，且远近成趣。
我不知道妻子为什么要千里迢迢寄这幅画来？
细读来信，我大吃一惊！我真不敢相信这幅画竟然出自我那三岁儿子的手！
我真想大声呼喊以宣泄心中的惊喜！
但这是堂堂的大学学府，左边隔壁是教育系系主任布莱恩博士的办公室，右边隔壁
有不少学生在上课，我只能像困虎一样在办公室踱来踱去。
正好隔壁的布莱恩博士走过我办公室门前，停下来歪着脑袋笑眯眯地看着我：
“怎么样，黄教授？有什么不对路的事情吗？”
在美国大学里，人们多用博士衔头相称。如某人被称为“某某教授”，常常是因为
此人无博士学位。当时，我就是那种为数不多的被称为“教授”的人。
布莱恩博士为人非常之好，有时我太思乡念亲了，就会到隔壁去找他宣泄一番，也
不管他听不听得懂，或者甚至听没听进去。
其实，每当这种时候，他那双蓝蓝的眼睛基本上都还是蛮专注的。
这不，我正要找个人倾诉“衷肠”，不正好是瞌睡遇着枕头吗？
我一把拉他进我的办公室，说：“没有什么不对路，是有人给我送了一幅画！”
说着我展开儿子的那幅竹子的国画。
他眯着眼睛，歪着脑袋审视了好一会儿。
我说：“这是一个著名的教授画的！”
他眨了眨那双蓝蓝的眼睛，点点头沉吟道：“不错！不错！”
大家都知道我刚来时给教务长和美术系主任各送了一幅较有名气的国画画家的作品，
因此布莱恩博士对我的戏言竟然相信了。
我看他很认真的样子，突然不忍心骗他。我说：“不，这是我儿子画的……”
布莱恩博士最爱和我开玩笑，而且什么玩笑都开，甚至是一些男人之间才开的玩笑。
但是我立即感到后悔，因为我发现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些I
他的脸色在一瞬间掠过几个变化：既有被作弄的尴尬，又非常不相信那是三岁儿童
的画，同时也对自己鉴赏中国画的水平有点怀疑……
这是一个根荒唐的故事，也是一个很真实的故事，同时又是一个非常发人深省的故
事。
说它荒唐，是因为把一个三岁儿童的画说成是一个著名教授的画，也有人相信，而
且相信的人是一个美国大学的教育系主任！
说它真实，那是因为是我的亲身经历，不然我也难以相信。
说它发人深省，正是因为它的荒唐：为什么一个美国大学的教授竟然相信一个三岁
儿童的画是出自一个名人之手？
这有如下两个可能：
第一是该美国教授鉴赏中国画的水平太低。这个“可能”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在读
妻子的信前，连我自己也没想到是儿子的画，不然我就不会惊喜得像困虎一样在办公室
踱来踱去了。除非连我的水平也太臭！
第二是儿子的绘画技巧实在太好，以致达到“乱真”的地步。
后来，我没敢再开玩笑，老老实实“坦白”是儿子的画。但是见者均赞不绝口，竟
然没有一人相信是三岁儿童的画，反而以为我是在开玩笑。
1996年，儿子12岁时，用铅笔素描了他的偶像爱因斯坦的肖像，那才叫逼真呢。拿
到学校，其老师赞叹不已，根本不敢相信是他画的！年底开家长会时，还专门委婉地侧
面向我们求证是不是他画的。
现在妻子用镜框装了起来，更能迷乱来客。
1997年，为了让孩子们亲历市场经济的社会，学校让同学们自由组合，成立各自的
“公司”，在校内的同学和老师之间做一个月的生意。也就是现在国内时兴的语言叫
“下海”，于是，卖糖的、卖饼的、贸易性质的、服务性质的，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那真是上厕所撒泡尿都可以碰到三五个“总裁”、“董事长”之类的人物。
儿子与另一孩子成立了一家绘画“公司”。生意“牛”得不得了，孩子们排长队买
他的画，还有人下了课往家里打电话订画。
有一天，有个女孩子打电话来，非得要矿矿接不可。
我还以为有什么“事”呢！原来是要订购儿子的画。
有一个老师自己买了还不算，还帮亲友购买。
有些排了队，但是直到学校规定的做生意的时间快结束了还买不到画的孩子，为了
得到画，就干脆先付“定金”。
结果，这项活动结束了很久，“公司”都不知道散到了哪个爪哇国去了，孩子们订
购的画仍未能兑现。只好把定金给退啦！
儿子的画价廉物美，一两美元一幅画，最贵的5美元一幅，那还是老师见物有所值，
过意不去才在买画时自己提的价。
这一下来，最后儿子个人赚了50多美元，还不算他大手大脚地花5美元买别的“公
司”的一块再普通不过的饼干之类的花费，以及与“公司”合伙人之间至今喋喋不休、
耿耿于怀的账目不清。
说了这么多，是不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呢？
请读者不忙下结论，继续往下读。因为答案是否定的。这或许使读者很感到迷惑。
妻子刚来美国时的英语家庭教师叫芯西亚，其夫为迈阿密大学美术学院的院长。
通过芯西亚走的“后门”，我们把刚五岁的儿子送到了迈阿密大学美术学院办的绘
画班学习。
每次开车送他进去后，我就困极无聊地自个儿坐在车里等上一个小时。
有一次，实在太冷，就开车回家，没坐一会儿，就又得开车去接啦。
据说，他三岁时去的那个国内的国画班，家长们都呆在教室的后排。一开始上课，
家长们就七上八下、你去我回地帮孩子们磨下墨、蘸个笔、擦把脸什么的，忙得不亦乐
乎，当然，也乐在其中啦。
美国这里不同，为了让孩子们有一个自由的天地，家长一律不得留在教室。
这样一来，回家嘛，时间太短；自个儿坐在车里嘛，时间又太长…··但想想，儿
子三岁时去了一下国画学习班，就能技惊四座。现在五岁啦，到美国正牌大学的美术学
院办的绘画班学习，恐怕要石破天惊的。委屈就委屈点吧。
谁也想不到，儿子才去了不到五次就开始叫唤，不想去啦。
我们开始以为是他的画技不够好，挨了老师的批评，或者有其他同学欺负他。
但又总觉得不太可能。第一天，是芯西亚带去的，谁也不会知道我儿子与美院院长
是什么关系，因此，就算有人有这个贼心，也没这个贼胆。
儿子说：“老师根本不教绘画，一点都不教！每次都是给一个题目，就让我们自己
画啦，想怎么画就怎么画，爱怎么画就怎么画，老师一点不管。画完了老师就知道说
‘好哇！好哇！’好什么好？！旁边那些美国小孩的画，根本就是‘其他糊涂’！”
儿子想说“一塌糊涂”，讲成了“其他糊涂”。
开始我们完全不在意，以为他是找借口想留在家里看美国那些五花八门的卡通片。
后来说得多了，也就引起我的注意，想去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妻子却拿“曾参杀人”的故事来笑话我。
一天，我借口儿子穿的衣服少了，给他送衣服去。
快到门口，我就发现这个借口不甚高明，甚至还显得相当蹩脚。因为在美国的学校
里，即使室外冰天雪地，教室里的孩子穿裙子、短袖的不乏其人，因为室内的保温很好。
但我又想，借口再蹩脚几倍也不会有问题的，因为就是让那些美国人想上三天三夜，
怎么也不会猜到我们这些中国人是要考察他们是怎么教绘画的。
这天，当值的老师是三个“打工”的美术系研究生。一个男的坐在讲台上，翘着二
郎腿望着天花板，一个女的嚼着口香糖在来回巡视，另一个女的望着窗外的鹅毛大雪，
若有所思。
我示意要给儿子送衣服，那望窗外的女子冲我笑笑。
我进去一看，儿子一脸无所适从、无可奈何的神情。天哪，其他孩子有站着画的，
有跪着画的，也有趴着画的……要说“八仙过海”一点不为过。“八仙”们的笔下所绘，
更是不敢恭维：不成比例、不讲布局、不管结构、无方圆没规矩，甚至连基本笔法都没
有。
这样一来，曾参不杀人，我都要“杀”了！
我们同意儿子不再上这种“误人子弟”的绘画班。
我们百思不得其解。逢人就讲，遇机会就说：都画些什么、学些什么呀？老师哪里
是在教绘画，那简直是在放羊！放羊也还有个范围呀……
于是，儿子的主要活动又回到了幼儿园里。
幼儿园有一面占了整幅墙的巨大镜子，镜子后面是一间观察室。家长可以通过镜子
看到小孩子的一切活动，而小孩子看不到镜子后面的家长。
刚开始坐镜子后面时，很有些不习惯。当孩子走到镜子前冲着你笑，或冲着你做鬼
脸，或冲着你有表情地说话时，你一定会本能地收缩神经，并“自作多情”地小小惊上
一惊！
但当你意识到孩子并没有看到你，他们是在自己对着自己做表情时，你会觉得很刺
激，很滑稽，也很有意思。
那种感觉很是特别，你可以窥视到没有家长在身边时的真正的孩子的世界。我相信
许多家长可以津津有味地在观察室坐上一整天。
有一天，在观察室里，我突然发现妻子的注意力并不在儿子身上。我捅捅她：“喂，
开什么小差？”
她努努嘴，“看墙上那些画，你能认出儿子的画吗？”
我往墙上一看，一眼就认出来了！
儿子的画像模像样的，在那些“无方圆没规矩”的画群中，很突出、很显眼。
一股油然而生的自豪感从心底升起，随即又隐隐有一丝莫名其妙的不安。
每次儿子画完画都要问：“像不像？”
起初我们也不甚明其意地用“像”或“不像”来回答他。其实，到底儿子想要问的
“像”指什么？而我们回答的“像”或“不像”又到底指什么？没有人去深究。
后来，我们有机会接触美国孩子多了，我发现：美国孩子在画完画后，是从来不问
“像不像”的，只问“好不好”？也只有在他们认为好的时候，才问“好不好”？如果
他们自己都认为不好的，一扔了之。
现在我们来深究一下，儿子为什么画完画后都要问“像不像”？他所问的“像”到
底又指什么？
要回答上述问题，让我们先来思考一下：当三岁儿童画那幅疏密有致的竹子国画时，
对现实生活中“竹子”的概念是不是清楚呢？
回答是否定的。也就是说，是不太清楚的，甚至是很模糊的。
因此，此时他们的“竹子”的概念就只能是黑板上老师挂着的那幅画。也因此，他
们问的“像不像”指的就是像不像那幅画。
既然有“像不像”的发问，就一定有一个可依据的样板来评判“像”还是“不像”。
当一个人从小就反复接受这种模式的训练，久而久之就会习惯性的以“像不像”样
板来要求自己。
随着年龄的增长，“像不像”的问题可能也会与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
到了一定的年龄，“像不像”的问题，就可能含有“像不像”生活中的竹子的疑问，而
不仅仅是“像不像”那幅画了。
但是，由于这种训练往往培养的是一种比照式的逻辑思维或线性思维，很多人就又
会从现实生活中的竹子回到现存的许多优秀的“样板”般的竹子国画中去。
用理论性的术语来说，就是动力定式导致的定向思维。
当孩子们以“像不像”来发问时，我们做家长或老师的也往往以“像不像”来回答
孩子。只不过我们的“像不像”的依据，抑或是老师的画，抑或是现实生活的实物，甚
至兼而有之。有时可能连我们自己也不清楚什么是依据？
总之，要回答“像不像”的问题，一定有一个依据。不然就不可能逻辑地回答“像
不像”的问题。
美国孩子学绘画，老师往往不设样板、不立模式，让孩子在现实生活到内心想像的
过程中自由地“构图”。因此，才有迈阿密大学绘画班那群美国孩子的五花八门的不成
比例、不讲布局、不管结构、无方圆没规矩、甚至连基本笔法都没有的“其他糊涂”的
画。
也因此，美国孩子画完回后，只问“好不好”？不问“像不像”？
回答“像不像”的问题，更多的是逻辑思维。
回答“好不好”的问题，则完全可以是形象思维。
达琳在昆明进行教学交流时，因为看到中国孩子们的画技非常高，有一次就出了一
个“快乐的节日”的命题让中国孩子去画。
结果，她发现很多孩子都在画一个同一样的事物——圣诞树！
她觉得很奇怪：怎么大家都在画圣诞树？开始她想可能是中国孩子很友好，想到她
是美国人，就把“快乐的节日”画成圣诞节。于是，她释然了。
接着她又发现不对：怎么大家画的圣诞树都是一模一样的呢？
再仔细观察，她发现孩子们的视线都朝着一个方向去，她顺着孩子们的视线看去，
发现墙上画着一棵圣诞树。
原来当时已近圣诞节，那是学校为了给达琳营造一个友好和谐的气氛而画的。
于是，达琳把墙上的圣诞树覆盖起来，要求孩子们自己创作一幅画来表现“快乐的
节日”这个主题。
令她深感失望、更感吃惊的是，把那墙上的圣诞树覆盖起来以后，那群画技超群的
孩子们竟然抓头挠腮，咬笔头的咬笔头、瞪眼睛的瞪眼睛，你望我、我望你，冥思苦想、
痛苦万状，就是无从下笔。
达琳看到这个尴尬的场面，知道这样下去可能会是一个不愉快的收场，只好又把墙
上那幅圣诞树揭开……
达琳的例子，深深地震动了我！
我开始仔细观察儿子，我发现无论我们给他什么画，他几乎都能惟妙惟肖地画下来，
或者说“拷贝”下来，“克隆”下来。但如果要他根据一个命题自己创作一幅画，那就
难了。因为我们的训练模式是：
黑板学生的眼睛——经由学生的手把黑板上的样板“画”下来。
由于没有“心’的参与，这只能是一个简单的由眼睛到手的过程，可以说那是一个
类似“复印”的过程。
长此以往，他的绘画过程就仅仅是一个由眼睛到手的过程。因此，他的眼睛里有画，
心里没有画。
眼睛里的画只能是别人的画，只有心里的画才是自己的画。
由于在他的眼里只有别人的画，于是在他心中就很难创造出一幅自己的画来。也就
是说，如果不能在自己的心中“创造”出一幅自己的画来，就只能重复别人。
怎么样才能启发他内心的创造灵感呢？
我认为只能从他内心的形象思维着手。
一次，我让妻子和儿子都画同样的一幅老鹰国画。表面上看，两幅画都很“像”。
我让他仔细看看到底有什么不同？
他说：“妈妈的老鹰很温和，有点像鸽子，最多像公鸡，看了不怕人。我的呢，我
的老鹰很凶猛……”
我告诉儿子，这就是他形象思维的个性，表现了他内心对事物的理解的特点。
我还告诉他，如果我要画儿子，我可以照着他的相片来画，也可以写生式地画对面
的他。但我更想画的是我数年前离开中国时，正要一头钻进车里，猛地觉得脑后被一股
无形的力量在吸引着，回过头来，只见朦胧的晨霭中儿子被奶奶抱在手上，睁着两只大
眼在看我，眉宇间流露的神情与那三岁的“嘟嘟”脸显得是那样的不协调的儿子……
要画就画心中的儿子，而不是照片上的儿子。
画心中的画才有动人心魄的震撼力！
孩子慢慢地“悟”到了一些东西，后来他在美国学校里与一位采取中国教学法的绘
画老师产生了冲突，这是后话。
把技能看成创造，这是许多中国教师认为创造性可以教的原因之一。
其实，绘画是一种技能，是一种可以被创造利用的技能，也可以是一种扼杀创造，
重复他人的一种技能。
技能是可以由老师传授的，但创造性是无法教出来的。
根据定义，技能是指“掌握和运用专门技术的能力”。
据此而论，许多中国孩子具有的是相当好的绘画基本“技”巧，以及很高的COPY
（拷贝）的“能”力，但欠缺基本的创造力。中国传统文化的“教”
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教”的概念？
在讨论这个问题前，让我们先来看“训练”这个概念。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训练是“有计划有步骤地使具有某种特长或技能。”
从上述定义来看，“训练”的概念至少有两个特点：
一是有一定的模式让受训者重复地“练”以达到预期的要求。
二是未明确规定或限制受训的对象必须是人。也就是说，被训练者可以是万物中最
聪明的人类，也可以是猫狗马牛等动物。
写到这里，我就忍不住要以狗的训练为例。
我们家养有一条非常可爱、非常通人性的德国猎狗与英国牧羊犬的混血型大黑狗，
英文名字叫“LUCky”，即“吉祥”的意思。如音译成中文，就有点不太好听，与“垃
圾”的音有些相似，我们还是叫他“吉吉”吧。
吉吉之通人性，简直到了难以让人相信的地步，也因此成为我们家的第四个成员。
1997年夏天，妻子和儿子回国去了，我和吉吉留下看家。开始几天，每到黄昏，吉
吉就坐立不安、失魂落魄地在门口走来走去不肯回家。看那样子实在可怜，我就到宠物
商店买回来价值约3美元一听的罐头，哄着他吃。慢慢地吉吉也有了人类的通病——遗
忘。
一天，我与儿子通越洋长话，儿子问及吉吉，我把上述情况告诉儿子，儿子很有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