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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兰世立也有与牟其中截然不同的地方：牟其中不改“投机倒把”的本性，等飞机抵达成都双流机场后，他转手便卖给了四川航空公司，赚了1亿元人民币；但兰世立显然不在乎这点“小钱”，这20架飞机凝结着他的产业理想,是他整个产业链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他瞄准的是中国潜力巨大的航空市场。为此，东星航空公司已投资人民币5.5亿元，在紧靠武汉天河国际机场的二期工程征地1000亩，用来建造停机坪、航材库、维修中心、办公大楼及飞行员、空乘人员公寓等。

经过数年时间的努力，兰世立终于“飞”了起来。他能飞多高多远？这恐怕还是一个未知数。

90亿腾挪空间

20架飞机、120亿的巨额资产，每架飞机每天至少30万的运营成本，另外还有昂贵的航材、人工、地面基础建设等诸多费用，兰世立吃得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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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世立对此似乎胸有成竹：120亿的订单，通用电气金融航空服务公司破天荒地免去银行保证，而与空客的购机协议又获得了欧洲出口银行提供的贷款保证，实际压力并不大。因为飞机不是一次性到，所以钱也不用一次付。如果按照每架飞机平均6亿元、分10年付款的方法计算，第一年东星只需掏出1.8亿元，以后每年的支出逐步上升，第6年至第10年间达到最高的12亿元。兰世立巧妙地将短期支付和长期贷款结合运用：由欧洲出口银行提供60亿元、15年期限的长期贷款，东星集团将这笔一次性到位的资金分5至10年分期分批支付给空客，这样，兰世立在这段时间内是没有任何资金压力的。

如果航空公司运营发生巨额亏损怎么办？兰世立测算，每架飞机每年的租金、运营费用和其他费用正好为三个3000万元，加起来近1个亿。让他充满底气的是竞争对手公司的一组数字：拥有8架飞机的东航武汉公司去年营业收入12.5亿元，拥有10架飞机的南航湖北公司，去年营收为17亿元，大概一架飞机一年的营业收入为1个亿。兰世立估计，东星航空能在3年内持平、5年后争取盈利。

兰世立做了最坏的打算：“即使没有一分钱营业收入，三五年内赔3、5个亿，我可以依靠东星集团的旅游和房地产、公路收益来补贴，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兰世立认为，目前他有五大主业——旅游、房地产、公路、航空和电信，各个产业都准备支持航空公司发展。

但我们细细研究东星集团的产业链，发现很多地方还需要不断地“烧钱”：东星集团在武汉天河国际机场附近那1000亩土地的5.5亿元；钟祥景区计划投资近3个亿；武汉光谷中心花园估计投资20亿……

另外，兰世立还有一个更大的野心在胸中萌动——那就是通信产业。兰世立透露，因为刚拿到国家的经营许可证，而且东星航空刚刚起步，所以通信方面只是做些前期准备工作，只等航空公司一步入正规，他便会“调转枪口”开始进军通信行业。当然，这方面的投资也将是一个天文数字。

从很多迹象上，我们可以看到东星集团在现金上的“捉襟见肘”：去年因为资金一度紧张拖欠工资，从而爆发了一二百人离职的事件；东星国际旅行社的收购和扩张计划，也因为要全力支持东星航空而暂时放慢脚步；另外，有人分析，航空其实并不是东星集团的软肋，真正的“命门”是跟旅游航空八杆都打不着的光谷中心花园。“光谷中心花园去年下半年才开始启动，这已经错过了此番房地产盛宴的最佳时机，销售情况自然一般。而且光谷中心花园是一个综合性不动产项目，其中占据相当比例的商业地产部分更是处在泡沫之中……”

兰世立对公司的现金情况颇为自信，强调自己的负债率才不过区区的7%：“我30多亿资产，贷款不到2个亿，正常企业70%的负债也合理。”

兰世立介绍，今年东星的一个地产项目就有30个亿的营业收入，加上欧洲出口银行提供的60亿元长期贷款，已经留给他充足的腾挪空间了。兰世立觉得自己和奥凯航空等其他民营航空公司是有区别的：“他们没有大企业的实力、资金和背景做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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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架飞机“豪赌”

在东星航空的第一架飞机上天之前，兰世立突遭行业封杀——2006年5月15日，国航、南航、东航、海航、上航、深航、厦航和山东航空等8家航空公司在南航湖北分公司大楼上召开会议，会上宣布了四条禁令：各代理点不准销售东星机票；不允许东星航空机票签转联程；各旅行社不允许帮东星订票；各景区驻汉办事处不得帮东星订票。

“他们准备把我们掐死在摇篮中！”兰世立对此十分愤怒。10天后，因为主管部门及媒体的压力，8大国有航空公司宣布取消禁令。但此次“封杀事件”，突显了航空市场日趋激烈的竞争态势。

据有关资料显示：武汉空港的旅客吞吐量1997年为280万人次，在全民航系统排名第9位，后来一路下滑，到2004年时仅排名第16位，今年预计为480万人次。

在这样一个发展缓慢的市场上，东航武汉公司已经不堪重负——从2002年8月份成立至2004年底，东航武汉公司账面亏损就达8700万元，这还不包括非典时期对其的税收减免和地方政府的巨额补贴。东航武汉公司的巨亏除了营运因素，与武汉航空市场“惨烈”的竞争密不可分。

在兰世立的计划表中，东星航空明年将到位三架飞机。如果以每月最少开支3000万元计算，定员128人的空客A320必须在保证上座率达到80％的前提下，每天三次往返深圳才能达到收支平衡。

兰世立认为自己最大的依托，就是旗下东星国际旅行社遍布全球的旅游和票务网络，一年游客接待量多达27万。兰世立测算，每年至少有13万人乘坐飞机，分配到每天便有300余人。

但兰世立似乎更看重未来武汉航空市场的增长潜力。同样作为内地一线城市的成都和昆明，机场吞吐量都已经突破1000万人次大关，作为中国中部地区的交通核心枢杻，武汉机场待挖掘的潜力是巨大的。继中国的东西部开发以后，关于中部开发的呼声也愈加高涨。从去年年初开始，“泛珠江经济圈”开始逐渐成型——以湖南、湖北、广西等内地城市为依托、联手港澳等地，辐射东南亚诸国，而武汉在此战略中的棋子位置举足轻重。兰世立用20架全新的空客A320，去“豪赌”武汉未来数年内的快速增长。

当然，兰世立不会“坐以待食”，使出了自己的狠招。第一招是“虎口夺食”。为配合首航，东星推出了“五箭齐发”的旅游产品，其中包括“999元港澳双飞5日游”：只要花999元，就可以得到东星航空公司从武汉往返深圳的机票，还能获得免费的港澳双飞5日游。这比一般的市场价整整低了800元左右。这个产品一面世，便招来武汉市民的“哄抢”，第一天报名便上千人。第二招是“拾遗补缺”。东星将陆续开拓别人没有做过的市场，比如武汉到周边长沙、合肥、南昌、郑州等省会城市，目前没有航班，如果东星航空开通武汉周边航线，将真正做实武汉“枢纽机场”的地位，把武汉航空市场的蛋糕做大。又比如武汉到西安航线，目前商务旅行的客源很少，但两地的旅游资源颇为丰富，是一个值得挖掘的“金矿”。

对于国有航空公司的垄断与打压，兰世立目前只能“忍辱偷生”，悄悄地积蓄自己的力量。“等到民营航空有力量和他们抗衡的那一天，垄断就可以打破了。”兰世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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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航空公司“五好分子”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在仔细研究过国有航空公司和其他民营航空公司后，兰世立对服务细节上的重视近乎偏执。

兰世立认为，像春秋航空公司的定位有一定问题：“他们希望用廉价取得市场，但中国人既需要低的价格，又需要好的服务。国外做廉价航空，既不提供食物、也不提供饮用水，但中国不一样，价格便宜也一样需要你提供食品。因为顾客的意见太大，春秋航空现在开始提供饮用水了。在中国坐飞机的人非富既贵，尤其是商务舱，对价格的敏感度并不是很高，更看重你的增值、衍生服务。”让兰世立津津乐道的，是他全新的空客A320飞机，因为性能好，营运一个星期了也没有任何问题，而春秋航空之所以有麻烦，是因为他们是旧飞机，性能不好，所以取消了几个航班，引起顾客的强烈不满。

兰世立的目标是做中国航空公司里面的“五好分子”：飞机性能比别人好、飞机外观比别人好、机内配置比别人好、服务比别人好、餐饮比别人好。

在武汉天河机场，东星航空已经到位的两架紫色飞机煞是扎眼。兰世立对自己的特立独行很是得意：“飞机凭什么非得统一是白色？在上面画一条红线就是东方航空，画一条蓝杠就是南方航空，画一只鸽子就是中国国际航空。但我们的飞机是紫色的，给人一种很温馨的感觉，让人看了有一种想上去的欲望；传统的空姐服装，无非是一件衬衣套一件马甲，头上再戴一顶帽子，而我们的空姐每个人有五套服装，有宫廷服装、欧式服装、旗袍，旗袍可以根据空姐自己的喜好挑选颜色。空姐是一个梦想、是一个美丽的代名词，不能搞得太呆板。她们需要向乘客展示一种美，乘客则在兴奋当中很快地度过了几个小时；另外，春秋航空是在正常的座位上又加了几十个座位，而我们是拆掉几十个座位，而且我们全部用的是真皮坐椅，大家一坐上去，就会感觉特宽敞、豪华。”

兰世立介绍，自己这些怪招曾招致几乎所有人的反对：“连空中客车都很奇怪，觉得我们太大胆，说你把飞机弄成这种颜色，大家会接受吗？其他同行也说，他们是外行，根本就不懂，飞机只能涂成白色，涂成其他颜色会反光不好，会增加重量，会增加耗油量大。难道紫颜色的油漆就不是漆？后来经过测量，紫颜色漆重量更轻。还有无数个专家跳出来说，真皮椅不好清理，而且增加了费用，增加了重量。真是好笑。”

首航飞深圳时，兰世立便急不可耐地坐了几回自己的飞机，他介绍：“我参加了几个航班的飞行，大家反应非常好。有人说，这是最豪华的飞机、最轻松的旅程，带来了全新的感受。”但他也承认，毕竟经验不足，空乘人员在遇到有关问题时处理得还不是很完美。

对外界关于东星航空搞低价竞争的质疑，兰世立一口否定：“其实我们的机票比他们还高一点，高约5%。”对于价格高的理由，兰世立认为“好东西不可以贱卖”、“五星级的不能当三星级的卖”。“我每年坐200多次飞机，但从来没有哪个航空公司给我打过一个电话。竞争不能只搞降价，而没有高层次的竞争手段。你看百事可乐、可口可乐，他们竞争那么激烈，但从来不打价格战，大家在竞争中一起成长和提升；你看我们国家的电视、冰箱，都在低价竞争中互相打趴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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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力”第一

在接受完采访，和记者共进午餐时，兰世立叫上了一位第一天到集团总部来上班的新员工。兰世立热情地向记者介绍这位“海归”：“我把她从家乐福挖过来的……”对国际性人才的渴望溢于言表。面对自己旗下日益庞大的产业群，兰世立觉得自己最大的软肋是管理人才的缺乏。

兰世立的人才观很特别：“我不太注重他的经验，也不要多高的学历，最重要的是看他的观念和思想，要善于学习新东西。不怕你不懂，就怕你不学；不怕你不会，就怕你不干。”兰世立介绍，原来他刚开始做旅行社时，曾经请了很多有经验的人来做，却一直做不起来。“你给他灌输新东西，他老是拒绝。当时我要在车上喷上颜色和公司名字，他们全反对，说这样没人租你车了。后来我没办法，让他们靠边站。”后来再招聘时，凡是有旅游经验的兰世立一概不要。这在当时引发了大讨论，都说兰世立疯了。但兰世立坚持己见：“他们这些人学旅游时，都是一些老夫子、老学究教的，他们怎么会懂市场？原来的导游开口三句话：大家好，我姓刘，大家叫我小刘好了……全中国导游都是这三句话，气得让人没有办法。比如介绍武当山，他们会说：在封建的旧社会怎么怎么样，现在旧貌换新颜……真让人气得吐血。武当山其实是历史的精华所在，如果没有道教，会有武当山的名气吗？后来的导游词都由我来写，不去搞那些陈词滥调。”

兰世立掏出自己的名片向记者介绍：“尽管企业百分之百是我的，但我从来没有以老板自居。这是一种境界。我的名片上印的是总裁，不是董事长。我是以一个企业的经营者身份出现的，企业的所有权先放在一边。”他喜欢为自己干事的员工：“企业几千名员工，他干吗非要为我来做事？他神经病啊！别人为你打工？你以为你是谁？他首先是为自己，为自己的生存、为自己的发展、为自己的人生价值能不能得到实现！一个员工付出了就应该得到相应的回报，如果得不到相应的回报，那就是管理人员的失职。我们不要你讲奉献，只有你的收入高了，才有可能提高生活质量、才有可能养活妻儿老小。我们强调个人的需求。”

为了寻求“猛士”，兰世立的奖励方法让人血脉卉张，“有一年发年终奖时，我拿了几百万现金摆在几位优秀员工面前。谁成绩如何？该拿多少钱？我都会给他一袋子现金”。他认为这样做对激励员工会更直观、更有效、更刺激。

听东星集团一位员工介绍，兰世立有一个很大的嗜好——常常喜欢召集成百上千名员工进行长时间的演讲和对话。这样会不会太辛苦？兰世立却坚持认为这种方法是和员工最有效的沟通方法：“我要把我的观念讲给每一个员工听，因为传播渠道再通畅，传到下面也会面目全非了，不如我直接和他们沟通。我们一遇到什么大的问题，我就会把所有人召集起来，几百人甚至几千人，到武汉大礼堂去讲。讲话不光出成书，而且全部放在网上，让所有的人来看。我认为，只有坦诚的人才可能成长。我觉得，有些问题提出来并且解决了，就没问题了，如果让他们在下面传，可能会影响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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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才似渴的兰世立，却很喜欢“独裁”的感觉，认为用简单的民主办法啥事都做不成。“有些人觉得我很独裁，其实我很民主——一个重大的决策出来时，往往征寻很多人的意见。开一个小时的会，往往前面50分钟我都在听别人在讲，我一声不吭。但最后如果决定了，就得执行。真理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我最反对投票表决的办法。那是最愚昧的做法。大家都有眼光，大家都当总裁好了。民营企业要把股权分给管理层，那是一件悲惨的事情。从做车队、做房地产、做航空公司，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认为风险太大。如果这些人都有股份，他们不同意，我就做不了。像CBD光谷、钟祥风景区、东星航空公司，这是我的三个杰作，如果实行民主都不可能办成。比如这次我推出旅游套餐时，我决定旅行社这方面不挣钱，利润全给航空公司。如果有其他股东，他们肯定不会同意。股东多，会影响到企业的决策。像英国最好的航空公司——维珍航空，在上市后，创始人布兰森提出的所有意见，股东都不同意，结果公司业绩一直下滑。一怒之下，布兰森又把公司股份买回来，维珍航空又成了世界一流的航空公司。”

显然，兰世立对人才的心态是相当复杂甚至矛盾的。他认为一个企业应该由企业领袖来主导，需要经过几十年、几代人的漫长过程，才可能出现一个精英管理团队。他甚至觉得“中国的职业经理人是很可笑的”：“改革开放才20多年，企业的创始人才做了十几年，我们能指望职业经理人来管理企业？我们自己都经验不足。真是荒谬！”

如何尽快找到自己喜欢的、能用的、又能信任的人才，是兰世立目前竭尽心智考虑的问题之一。

解决“帽子”问题

在湖北，兰世立显然是一个有争议性的人物。记者在武汉采访期间，听到过不少关于他的传言，比如：前不久在湖南被抓，他把当地银行的钱都贷光了等等。虽然后来证实并不是事实，但也一定程度反应出兰世立在当地的“不得人缘”。

兰世立一位多年的部下为他鸣不平：“湖北人在湖北出不了名，湖北人不认可湖北人。像兰总做得这么大，但去年的湖北十大企业家都没评上！大家在排斥他。”

关于兰世立和政府的关系，记者听到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种是说特别好；一种是说很不好。兰世立回答：“两种说法都正确。我做航空公司，省、市政府都很认同，但有些部门也存在着关、卡、压的现象，有时一个小办事员就能卡死你。我不停地去和省领导、市领导阐述，一个航空公司对这个地方的经济推动有多大。我说你们每天招商引资，为了几个亿都得出面请人家吃饭，多辛苦？我一架飞机就几个亿，20架飞机就上百亿，而且这都是全优的资产，每年可以带动五六十亿的GDP增长，光税收一年就交几千万。什么企业有这么好的效益？南航在湖北50年，才10架飞机，并且有8架是旧的；东航在湖北20年，也才10架飞机。但我只需要3年，就能带回20架飞机。这相当于他们的30架，因为我全是320全新的大飞机。”

相比前几年的“孤傲”，这两年兰世立去政府部门跑得勤快多了。“我不讲他们不知道啊。他们都觉得不可理解，就凭你兰世立，就能让世界那么多五百强都到湖北来吗？虽然你是湖北最大的民营企业、虽然你是福布斯富翁排行榜的人物。后来，包括空客等世界航空巨头的人来了后，他们才相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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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世立对当地政府和银行的某些做法似乎有点伤心：“中国的银行永远是‘晴天送雨伞、热天送炭火’，他们不知道和企业一起成长。和我们直接合作的，有8家世界500强，包括世界最大的民用空机制造商、世界最大的客机租赁商、世界最大的航材供应商、世界最大的飞机维修公司。这次，美国花旗银行会对我们进行一个全面的考查，但国有银行却害怕风险太大。真可笑！人家把一百多亿都放到我这里了，你贷一两个亿还有风险？国家外汇储备那么大，但我这次租买飞机却没用上，这是我感到特别遗憾的事情。我们只能用外国人的钱，这对中国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应该值得反思。”兰世立希望通过媒体呼吁：在政策上给一个公平的环境。首先要解决帽子的问题，他们带红帽子，我们带黄帽子，肯定会出问题。

但兰世立的“大胆”与“冒进”也颇让人吃惊。在他没花一分钱从国外拿下120亿人民币的巨额合同时，各级政府的很多官员还根本不知晓，甚至有些人听到这个信息的第一反应就是：他在空手套白狼。此前，中国向国外订购飞机通常都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飞机订单是中国外交平衡的一张牌，而东星作为一家民营企业租赁或订购如此多的飞机，国家有关部门竟然不知情。据悉，后来兰世立还专门去国家发改委补了一纸批文，“履行了一个必要的程序”。

做大事，必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兰世立想飞得更高更远，当地的舆论环境、和政府的关系，恐怕是他得花费不少精力去改善的。

个人小档案姓名：兰世立职务：东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总裁出生：1966年籍贯：湖北省武汉市学历：武汉大学经济系主要产业：旅游、房地产、航空等主要经历：1991年创建东星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东星集团前身），1993年创建东星国际旅行社，2005年6月筹建东星航空公司获民航总局批准。他先后涉足酒店、房地产、交通、旅游等数十个行业。旗下拥有中国最大的民营国际旅行社，机构遍布北京、上海、深圳、武汉、香港、澳门、新加坡，并拥有中国最大的豪华旅游大巴车队。兰世立本人持有东星集团95%的股份，官方数字称其家产达20亿元人民币，2005年《福布斯》名列为中国富豪榜第70名。

“富翁失语者”周建和43岁38亿身家神龙不见尾不管是情愿还是不情愿，现在形形色色的财富排行榜让中国部分富翁“无所遁形”。其中，有些在上榜之前已经名声在外，如希望集团的刘氏兄弟；有些原来极少曝光，但上榜后却借机发力，搞得“天下无人不识君”，如国美电器的黄光裕、太平洋建设集团的严介和；有些即使上了榜，也一样深藏不露、神龙见尾不见首，如新恒基集团的黄俊钦。比黄俊钦更神秘的富翁，非香港庄胜集团董事局主席周建和莫属。

在2003年的胡润中国百富榜名单上，周建和以35亿人民币名列第12名；在2005胡润中国百富榜上，他又以38亿人民币名列第29位。但提出这个名字，知道的人甚少，见过他面的人更是寥寥无几。在互联网上，他是典型的“三无人员”：没有任何一张他个人的照片；没有任何他发表的言论；没有任何一个记者采访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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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什么这么神秘？

提起周建和名下的产业，在业界却几乎无人不晓：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由其投资并经营的北京庄胜崇光百货商场，此商场引进日本SOGO百货集团管理模式，是北京市目前单店面积最大的百货商场；其在香港铜锣湾的崇光百货商场，位于香港岛所谓“金箭咀”的黄金购物地段，是香港业绩最佳的百货公司；在武汉，周建和除了开设有崇光百货外，还通过收购香港德信控股51.05%的股份，从而获得当地最著名的百货商场——武汉广场购物中心49%的股权……

根据庄胜提供的资料显示，香港庄胜集团历经15年探索，逐渐形成了以房地产、大型零售百货、酒店三大产业板块为核心，集国际贸易、信息科技、物业管理、地产中介、餐饮娱乐、建筑规划与文化传媒网络等各项业务为一体的综合性大型国际企业集团。现在，庄胜集团拥有全资、控股、参股企业38家，遍及美国、日本、欧洲、南美洲、东南亚、港澳等国家和地区，其中又以中国大陆为投资核心。

自1992年进军北京以来，该集团在北京地区的总资产逾50亿元，净资产30亿元，未来总投资超过百亿。该集团在北京地区拥有的知名企业或资产有：北京庄胜广场、北京庄胜崇光百货、北京隆博广场、紫金宫饭店、潇湘会所和北京庄胜丽晶酒店。

企业迅猛的发展势头和周建和本人极其低调的作风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他为什么潜伏得如此之深？记者为此进行了调查。

发家之秘

第一桶金累积得短暂而快速

资料称，周建和1963年8月出生于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杏子镇一个农民家庭。但据他的一位老乡介绍，周建和其实是城市户口，不过他母亲曾在乡下的某所学校教书。周建和高中毕业后，便进入了当地的供销社工作。

周建和的父亲是双峰县农贸公司会计股股长，曾在文革时被打成右派。大约在1985年左右，周的父亲退休，公司领导答应让他三个孩子中的一个顶职。于是，周建和来到了县里的农贸公司。该公司主要做再生资源回收以及一些农副产品的采销。

在他的一位同事眼里，周建和是一个特别会和人打交道的人，年轻时就很大度、有气量。和朋友出去吃饭时，只要他在场，几乎不用别人付钱，即使身上没有钱他也得借钱去买单。

大约在1986年左右，周建和不再安于现状，从公司里停薪留职“跳下了海”。他先用公司给的一万块钱“安抚金”开了一家做服装的小门面。在赚了一点小钱后，他又开始做兔毛生意。后来，他在原单位的什么关系都不要了，跑到广州去做纺织品原材料等初级产品的出口贸易，生意最后做到了香港、秘鲁等地，他也于1989年加入了秘鲁国籍。

而据庄胜公司网站的资料称：周建和于1990年1月回香港成立庄胜有限公司，组织国内生产物资出口至东南亚与欧美市场，他本人也取得了香港身份证；1992年11月，周建和应北京市赴港招商团的邀请，来北京成立庄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参与宣武门地段的旧城改造项目，负责开发宣武门外大街东侧占地25公顷的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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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周建和从1986左右下海，到1990年以外商的身份再回来，他第一桶金的累积是如此短暂而快速。关于第一桶金来源，记者听到的有三种版本：一个庄胜公司的正式说法，当时做的是对外贸易；在他家乡还流传着一种说法，周建和当时在股市赚了一大笔钱，集团取名“庄胜”，便有浓烈的股市味道；最后还有一种比较尖锐的说法，认为庄胜集团还有其他不想为外人知道的业务。

这其间，他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外界不得所知。

经营之秘

他从一个个“陷阱”中跳出来

北京庄胜是香港庄胜集团在内地机构的中心，是北京市第一家大型中外合资房地产公司。庄胜最为人熟知的旗舰项目，是于1998年建成的北京崇光百货，“崇光”这个日本品牌已有170年历史，而庄胜拥有其在中国的唯一使用权，并在北京创造了“庄胜崇光商业新时代”。有人评价，“周建和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开了一家错误的店，结果却赌赢了”。

庄胜的发展已经成为宣武区政府城市改造最重要的业绩。而周建和鲜有的一次公开露面，就是在宣武区的一次城市发展的活动中，周在有关领导的授意下，代表香港投资者做了一次肯定投资环境的发言。

但据知情人介绍，周建和在内地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在北京、武汉、上海、湖南等地的投资，都曾遭受过种种磨难和非议。

在北京，总投资100亿元的庄胜城，2004年底因拖延交房而被业主集体诉讼，成为当时北京最大的交房纠纷案；而庄胜集团在2005年底热销的“庄胜南馆”商业地产项目，因为“售后反租”这种方式而受到质疑。2005年12月开始在网上流传的一篇帖子《庄胜投资合算吗》中，作者称：“据从北京有关部门了解到，现在的南馆以及后面的土地，已经被他们抵押出去，据说抵押了10个亿，已经三年了，而且到本月的16号就到了还账的时间。”

关于庄胜集团资金链紧张的传闻，在采访中得到了侧面的证实。据著名房地产行销专家邓智仁介绍，1994年非典时，他所拥有的北京信达行房地产顾问公司“连续六个月一毛钱都收不到”，周建和于是找上来门来，并且答应注资信达行帮他度过难关。后来，邓智仁改变了想法，放弃了强弩之末的信达行，只身前往上海帮周建和做一个超大型地产项目。

上海的项目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搁置了下来。2005年7月，周建和又把邓智仁请了回来，因为当时的庄胜二期麻烦不断，经历了很多风雨挫折，周急需邓这样的行销高手“救场”。周建和开出的条件十分优越：除了正常的待遇外，还在完成任务后给予1200万到4000万的巨额奖金。但周建和要求完成的任务极其艰巨：单价要高（均价高达3万多元/平方米）、总价要高（16-18个亿）、速度要快（2006年7月要开业，只有一年的时间）。由此，可以看出周建和当时对资金的需求是颇为强烈的。

由于当年从北京“败走”，又有周建和的“知遇之恩”，加之巨额的奖金刺激，邓智仁决定北上，“为荣誉、为友谊、为金钱”而战。经过两个月的策划和准备，庄胜南馆从2005年9月1日开始销售，短短3个月时间就完成6个多亿的销售，并且90%都是一次性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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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后，邓智仁在销售形势大好的情况下，向周建和提出辞职，说了7次周才真正相信。按邓的说法，他在巨额奖金即将到手时离开，是为了证明自己是真的在回报周建和的情义。当然，这5个多亿的销售资金，的确是对周的最好回报，一下子大大缓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周建和的资金紧张，与他在其他地方投资受挫是密切相关的。在上海，庄胜集团从2003年初开始启动了上海松江新城交通枢纽区。该项目包括一座城市铁路交通枢纽、一座总面积47万平方米的华南地区最大Shopping Mall、一个占地面积38公顷的住宅小区，总投资约为150亿。周建和当时力邀邓智仁来参与的即是这个项目。但因为股东之间的意见不一致，作为最大股东的周建和，和另外一个股东、也是他一个在上海的好朋友吵翻了，再加上其他原因，项目最后停了下来，一直没有起色。据称，周在这个项目上已经投入了不少资金。

在武汉，庄胜集团与游子乡集团于1999年合资成立了易盈公司，购买了游子乡大厦B座商厦，随后由庄胜集团单方出资1.2亿元筹建武汉庄胜SOGO百货商场，开始了雄心勃勃的全国扩张计划。但事与愿违，2000年底武汉庄胜SOGO开业当日，竟然出现了数千群众围堵商场的场面。原来合作方——游子乡集团借开发建设游子乡大厦的名义，于1994年至1998年间从事了长达4年的非法集资行为，非法集资达1.7亿元，致使商场开业后终日被追讨集资款的集资户围困，无法正常营业。到了2002年4月，庄胜公司占45%股份的易盈公司所合法拥有的物业被武汉市公安局作为游子乡案件的证据予以扣押。

数年中，庄胜和武汉市政府一直处于胶着状态。2003年9月，周建和通过庄胜集团全资子公司盛世投资收购了香港德信控股51.05%的股份，从而获得武汉广场购物中心49%的股权。据知情人透露，在收购后审计时突然发现了一笔高达１亿多元人民币的隐匿债务。为此事，记者曾向庄胜集团一位高层求证，这位高层称：“武汉的损失已经弥补回来了。”至于周建和到底是如何从这一个个“陷阱”中跳出来的，外界仍然不得而知。

湖南的另外一位资本大佬刘虹出事之后，湘西州政府曾找到金六福的吴向东、新华联的傅军，还有庄胜集团的周建和等几个湖南出生的大老板，想让他们出面收购酒鬼酒。在亲近周建和的人眼里，周的商业感觉特别敏锐，能一下子抓住问题的要害和症结，认定对方诚意不够，观念相对滞后，管理成本会很高，于是放弃了收购。

2005年6月和12月，周建和又分别以602万美元和7088万人民币收购了娄底市工程公司和大建煤矿。其中，大建煤矿挂牌起投价为6188万元，周建和多付出将近一千万，但仍被人指责为“侵夺国有资产”。一位接近周建和的人士透露，周为此很为恼火，将了另外一位娄底市老板一军：现在把它转让给你，你要吗？周对身边的人称，自己回家乡来投资，根本就没想着要赚多少钱。

为人之秘

创业初期曾犯下过“原罪”？

周建和低调，却不小气。和周建和很亲近的朋友透露，他这几年悄悄地做了很多公益事业，但从不愿意声张，更不愿意留名。

财富新贵(18)

经过记者查证，在去年的一份《娄底日报》上，有如此一段记载：“富有爱心和赤子情怀的周建和，致富始终不忘报效祖国，始终不忘回报社会和家乡：他倾情为北京申奥成功、为七运会和湖南灾区捐款500万元；为娄底市、双峰县发展教育和文艺事业捐款近1000万元；他主动为政府分忧、为企业解难，先后收购了市内两家企业……”双峰县一所他捐助修建的体育馆，本来要命名为“周建和体育馆”，也被他制止了。

周建和的家乡双峰县是全国有名的书画之乡，涌出了闻名国内外的大家，但一些书画家在成名之前往往缺少资金举办展览。闻名海内外的已故花鸟画家王憨山，到北京中央美术馆来办画展，曾求助过周建和。周对他说：我不要你的画，也不用挂我的名，你还差多少钱？我来出。后来周赞助了4万元。而娄底市双峰县一个叫曾彩初的老校长，周建和为他捐助了150万办画展，并帮助出版《曾彩初艺文集》。

在娄底市广播电视报上，曾有一位自称是他老师的人，写了一篇叫《商界骄子的文化情结》的文章夸奖周建和，但他对这种赞誉表现得很淡然。

也曾有传言，周建和为北大法学院一次性捐助1000万元，当时他周围好多人劝他宣扬一下，同样被他拒绝了。记者费尽力气，才在北京大学新闻网上，查到发于2004年10月29日的一则消息。消息称：“今年恰逢法学院百年院庆之际，在新法学楼建设的过程中，庄胜集团慷慨解囊，捐资1000万元，体现了其对教育事业的热心支持。”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罗豪才向周建和颁赠了“北京大学捐资证书”，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向周建和颁赠了“北京大学杰出教育贡献奖”铜牌。

对于周建和的这种超常低调，也流传着两种不同的看法：周建和的朋友认为，这是他性格如此，信奉多做事少说话的原则，从来不喜欢张扬。据说，周之所以收购家乡的煤矿，是因为那里的生产技术含量太低、安全系数太低，他看了心痛，甚至花重金专门为此请来了中科院的两位院士，以及一位全国煤炭权威专家前去考查论证，证明瓦斯事故不是天灾，完全是人祸，是可以控制的。他说，如果为了利，我完全不用来家乡投资。

而周建和这位亿万富翁的朴素，也是出了名的。他住在宣武区一个很平常的居民小区里，开的车也很一般。夏天，他经常一个人穿着背心到街上的小店里去吃面，因为反正没有人认识他。邓智仁有次“取笑”自己的老板：我住的房子比你强多了，你开的车也是我不会要的。

但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周建和的这种不张扬，可能是因为创业初期曾犯下过“原罪”，并且现有的地产和商场并不是庄胜集团最主要的收益，他在许多领域的发展情况其实不被外人了解。

不管是因为性格原因，还是因为避讳“原罪”，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周建和的确算得上是一位典型的“富翁失语者”。并且，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一代民营企业家的缩影——他们出身低微，行事低调神秘，但又坚忍不拔、敢于闯荡拼搏。在发展前进的道路上到处暗藏着陷阱，他们稍有不慎便会跌入万劫不复的地步，但凭借着一些正常的、超常的、甚至是非正常的手段，他们避开风险走到了今天。

财富新贵(19)

当然，随着自己企业一天天社会化，他们的“失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他们个人拒绝进步的表现。不管这是源于心虚或是个性的缺隙。

个人小档案姓名：周建和职务：庄胜集团董事局主席出生：1963年8月籍贯：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杏子镇学历：高中毕业主要产业：房地产、大型零售百货、酒店主要经历：2004年9月，为人低调的周建和因为公告全面收购一家香港上市公司(0758-德信控股)而进入公众的视线。周氏旗下的庄胜集团，是北京最早的房产开发商之一，已于2003年完成了庄胜城的一期工程。庄胜城总投资100亿元，成为北京最大的住宅与商业中心，其规模已打破了先前李嘉诚在北京的投资纪录。周建和曾是其家乡一家供销社的职员，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从事纺织品贸易，并于1989年成为秘鲁公民。1990年，他在香港注册了公司，不久开始进军北京房地产。迄今为止，庄胜为人熟知的旗舰项目，是于1998年建成的北京崇光百货。“崇光”这个日本品牌已有170年历史，而庄胜拥有其在中国的唯一使用权。

第二部 沙场老兵

沙场老兵(1)

他们的产业多限于传统的制造业；他们的事业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他们的财富也是一个铜板一个铜板抠出来的。

这决定了他们矛盾的性格——自信而多疑，极度老练却又有点固执。于是吴瑞林坚信“请人来哭，没有眼泪”，张继升和张文中总在学者与企业家两种身份之间摇摆，徐立华则一直努力地收敛个性的锋芒、学会平衡的艺术……

对于他们来说，生命中有一份永远摆不掉的责任感，以及因此带来的沉重。

吴瑞林的“四心”人生

“侨兴系”崩紧家族链

听说过侨兴的人不少，但知道吴瑞林的人不多。

要不是侨兴花3.2亿入主中电通信，惊曝人事大地震，而被媒体炒得热火朝天，那么此前不少人眼里，侨兴不过是一个老牌稳健的电话机制造商而已。然而侨兴发展的超前，让中国最先锋的IT精英们咋舌，因为它是最早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企业。

但侨兴管理手法的原始，让所有管理专家们都觉得不可思议。至今侨兴的最高决策者依然采用“打小报告”的方式掌控员工动态，并自认为“很管用”。

一些专家学者认为中国民营企业之所以做不大，不信任职业经理人，权力近亲繁殖是根本。而坚信“血统论”的吴瑞林在几次引进职业经理人，又几次失败后，最终得出当今民营企业家们的普遍心结：用职业经理人不现实。

中国人平衡的智慧在于两害相权取其轻。究竟用“自己人”做“里子”，还是用“外人”做“面子”，“针”在企业家的手里，“缝合之道”全在自己。

信与不信原本是一线之间。

“老爸，你那套不行了，看看人家海尔模式多棒啊！”门外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手举着几张光碟兴冲冲地跑进屋内，向电视机前一个五十出头的中年人嚷道。

这位中年人接过光碟看了看，就不屑地把它们扔到一边：“海尔模式很好，华为模式也很好，可侨兴却只能靠侨兴模式……”

这位固执的中年人便是侨兴集团董事长吴瑞林，而那位激动的年轻人则是他的三公子吴志坚。

52岁的吴瑞林，2004年最兴奋的事情莫过于“开疆扩土”的顺利进行。除了已建成的12万多平方米的第一工业园，同样面积的第二工业园也初见规模，另外占地分别为66万平方米和200多万平方米的第三工业园和第四工业园也正在开山平地。而原来一直困扰吴瑞林的发展资金问题，这一段时间也终于被他妙手化解。据了解，美国两家基金公司一笔2亿美元的巨额投资，这几天已经基本敲定。这像一场“及时雨”，浇灭了吴瑞林紧锁眉头的焦灼。

在饭店的包厢里，吴瑞林手捏“小熊猫”牌香烟，气定神闲地和记者应对着，看不出连日奔波的劳累。话刚开了个头，他便拍着记者的肩膀，谈起正在大踏步推进的“新能源、新材料”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