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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认为是一个很优秀的男人！”吴瑞林充满着自信，所以对记者关于侨兴管理模式的质疑，尤其对用职业经理人的否定态度固执己见，认为在侨兴发展的特定时期和背景下有十二分的必要。“为什么‘海归派’变成了‘海待派’？就是因为有我们这些民营企业家的抵制！我们辛辛苦苦打拼出来的家产哪经得起他们折腾？”

沙场老兵(2)

吴瑞林把自己的笑分为“真笑”和“假笑”两种。他毫不避讳地指着旁边一位中层管理人员说：“我对他笑的时候并不一定很真诚，他们工作不认真时我就笑得假一些；但我对公司里那些扫地、栽花的工人笑得最真诚、最纯洁，因为他们不会犯大的错误。”

晚餐开始后，吴瑞林的话语开始变得稀落起来，有点心不在焉。象征性地吃了点东西后，他起身礼貌地告辞，因为隔壁包厢还有一帮“尊贵的客人”等着他。据说这些客人就是来侨兴考察“新能源、新材料”投资项目情况的。

此后几天再也没见着他的身影，但通过几天的参观、访谈，我们对吴瑞林及他的侨兴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

信心——关于个人

“他们最终都败在我手下！”

吴瑞林出生于福建省泉州市安海镇。当地最有名的地方是一座叫“安平”的古石桥，全长为2255米，为全国最长的石桥。石桥的中亭有清代石刻槛联：“世间有佛宗斯佛，天下无桥长此桥。”小地方、大傲气，由此可见一斑。

在这个全国著名的侨乡，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出位意识。为什么要出人头地？吴瑞林答道:“别人对我不好我才这样，当地人对没钱的人有歧视的习惯。”

他曾讲过小时候的一个故事：乡下每到农忙时节，总有人挑着各种小物品在田间垄头穿行叫卖。威风八面的公社干部到他们队里，唯一客客气气地叫到身边一起喝茶聊天的，就是那个地方的一个货郎。这给十几岁的吴瑞林很大的刺激，立志长大以后一定也要做一个叫人瞧得起眼的货郎。

而最让吴瑞林刻苦铭心的，也许是17年前的那次举家“出逃”：1985年，他辛辛苦苦创办的服装厂因为被骗跨掉了，并且背负了巨额的债务。笑脸相迎的左亲右邻一夜之间形同陌路，就连孩子们在学校的座位也从第一排调到最后一排去了。“老子英雄、儿子好汉；老子狗熊、儿子滚蛋”……这种压力迫使吴瑞林不得不在大年三十的夜晚“出逃”。

问及那晚的心情，吴瑞林不愿再深谈：“不说那些小人了！他们最终都败在了我手下！”他面露讥讽之色，“他们最厉害，我们是笨蛋！现在怎么样？有的在香港还开着一个士多店，在偏僻的角落，三米宽、五米深的一个店面，而我在香港有整栋的写字楼、整座的工厂！怎么还去和这些人比？”

泉州人多为渔民，自古过着“以舟为车，以楫为马”的渔猎生活。所以有人评价，这地方出来的人好赌——打渔的时候你一网撒下去，也不知道到海底下到底有多少鱼虾，完全凭经验和手气。吴瑞林对这种观点十分赞同：“你能不赌吗？我们都是这样赌出来的！”

既然赌就有输有赢，38岁之前的吴瑞林遭受了数不清的挫败。在二儿子吴志忠眼里，成功的父亲也因为想法太超前，有过多次“荒唐”之举：比如十多年前中国物价不稳定，他马上囤积了好多车大米，结果粮食并没有紧张起来，米却霉掉了；比如今年SARS恐慌期间，他高价从外地购回一车醋，结果车还没到家，大恐慌已经过去了……

在员工眼里，吴瑞林有时很容易冲动。前不久广东省人大代表选举，惠州总共有6个候选人，但只有5个名额。吴瑞林自以为“稳操胜券”，因为在惠州他是6个人当中唯一全票当选的，也是唯一的民营企业家。但结果让吴瑞林很不满：他成了唯一落选的人！一气之下，他下令侨兴公司从此以后“闭关自守”——拒绝所有人的来访、采访和考察，准备关起门来搞建设。最后在手下人的反复劝说下，他才放弃了这个“不太明智的决定”。

沙场老兵(3)

侨兴的产业是否应该多元化？这恐怕是最为外界关注的问题之一。其实吴瑞林有他长远的念头：他把现在留给儿子们，自己放手去赌明天，即使“牺牲”了也在所不惜。所以吴瑞林大力推进建设的四个工业园，更像四部恢宏壮丽的交响乐，在他的指挥下愈发激越和惊人。

在第二天参观时，我们看到了让人激动的一幕：位于惠州横沥镇的侨兴第四工业园，占地达七千亩，一眼望去见不着边际。很多山都被整座地削平，这些地方将建起集团的行政总部大楼、繁华的商业街和成片的厂房和居住区。前不久的一次职工大会上，吴瑞林激动地说，希望大家在2004年底就能去第四工业园工作和居住，“当你工作累了的时候，就打开后窗拿出鱼杆，往楼下的水塘抛下长线，坐在办公室里钓鱼玩……”

但在这激越的进行曲中，会有什么不和谐的音符跳出来吗？在“老骥伏枥”式的激越表情后面，冷静的旁观者更多看到的或许是日益紧绷的资金链和愈显传统的管理手段。

而吴瑞林最让外人不解的，就是诸如管理员工时收集“小报告”之类的作法：他选了很多文化程度不高但绝对忠心的人充当“间谍”，派到企业的各个地方监督工作，随时汇报“谁偷东西了，谁贪污了”等问题。

这样是否会在企业内部造成相互防范、彼此中伤的不信任气氛呢？吴瑞林不以为然，认为这一招到现在仍很管用，他相信自己的鉴别能力。但吴瑞林并不讳言有“冤假错案”存在，他甚至举例：“我们车间有个管理人员，有人反应他收回扣，我把他弄了出去。他现在自己在外面做贸易公司，每年还提着几瓶酒来给我来拜年……我们不一定是全对，也有错的，只要调整过来就好了嘛！”

忧心——关于家族

“儿子的接班问题是心头之痛。”

在侨兴第一工业园，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趣的场景：在花园似的园区内，排列着一座座现代化的办公楼和厂房。但在园区的一角，却有一座豪华的两层楼别墅。院落里有三五只鸭在戏水、有十数只鸡在争食。大门内迎面是一幅巨大的耶稣像。进门右走是客厅，墙上挂着吴瑞林和全家人的合影。而在别墅和几乎所有的办公楼门口，都挂着诸如“顺风顺水顺人意，得财得利得大时”之类的大红对联。

也许一家人最惬意的事情，是在每个清晨或黄昏，坐在自家二楼的阳台上，看着侨兴集团如何在日转星移中一步步发展壮大……于是有人激赏：这是以厂为家；也有人担忧：这不是始终把侨兴当作自家的菜园子吗？

在吴瑞林眼里，自己的夫人是一位质朴的妇女，从不干涉公司里的事。我们听到了这样一则“逸闻”：有天深夜10点多钟，车间里仍然灯火通明，吴夫人跑进去一看，有好多工人正在工作。她特别激动，叫来管事的人，让他把所有加班工人的姓名记下来，每人发100元奖金。她不知道这是夜班，要开工到11点多钟……

当然，吴瑞林担心的并不是夫人的“闲情逸致”，三个儿子的接班问题才是他真正的心头之痛。

大儿子吴志阳从小就跟着他打天下，自然也最为他倚重，所以他派吴志阳“坐镇”北京，主攻集团最为看好的手机业务。但入主中电通信后，吴志阳一直是麻烦不断，其中最让人费神的是公司高层的人事震荡。据说，在当初让薛晨做中电通信总经理的时候，父子两人便持截然不同的意见。薛晨“被董事会秘密罢免”后，紧接着包括财务副总、大客户销售经理、市场部、品牌部、计划部等要害职能部门的高层主管纷纷离去，个别部门的人几乎走了一多半。

沙场老兵(4)

在公关方面，中电通信也留下了不少“败笔”。2003年2月，南京的个别消费者发现自己购买的中电通信CECT928手机屏幕上竟出现一句问候语“Hello Chow”，翻译意思是“你好，中国种的狗”。此事经媒体曝光后，立刻掀起轩然大波，许多人都认为这是对民族尊严的伤害，是对中国人的侮辱。

屋漏偏遭连夜雨。2003年8月22日，上海浦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做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对中电通信价值三百多万美元的手机成套散件未经检验就擅自加工装配使用，处以罚款人民币150.46万元。中电通信不服处罚，在多次沟通无效后，已于2004年2月18日依法向上海一中院提起上诉。诉讼结果其实已经不重要，中电通信无论如何都将蒙受巨大的损失……

刚收购CECT时，吴志阳仅带来一名财务和一名助手。但短短的半年之后，吴瑞林便带着集团公司号称“八大金刚”的调研小组，来到CECT总部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重组。这次强硬楔入，被外界理解为吴瑞林对吴志阳前一段工作某种程度上的不满意。

而同时被吴瑞林寄以厚望的，是三儿子吴志坚一手掌控的加利利公司。这个公司的命名颇有一番讲究：在耶路撒冷城外有一个叫加利利的海，海里有丰富的鱼类，加利利人以捕鱼为生。据说，世界上最伟大的“福音营销创始人”耶稣便在那里开始了福音的传扬……吴瑞林希望这个公司能把自己的产品也同样传遍每个角落。

但老三却是他最为操心的一个。自小就不爱读书的吴志坚，因为爱看李连杰、成龙的录像，甚至跑到少林寺去学了几年武术。后来迷上了网络，吵着父亲拿出100万来搞了一个网站，并用中南海警卫的番号命名为“8341”。一年后，吴瑞林又追加了100万，风险投资进来1000万，结果全赔了。

后来吴志坚想读书了，于是去报了个EMBA，进去后觉得“那是骗人钱的，学校根本没有好好开课”，从此断了学习的念头。

这位老三还曾闹过“办公室”事件。集团公司曾请来一位副总裁，主抓集团的大小事务。那时吴瑞林的办公室在总部三楼左手边第一间，第二间是吴志阳和这位副总裁在里面办公。但吴志坚很不服气，认为自己应该紧挨着父亲和大哥一起办公，所以把这位副总裁的办公桌丢到了门外大厅的办公区内，并且连电话都不给安一台，气得这位副总裁一走了之，跑到下面的子公司去了……

在父亲的眼里小儿子最聪明，所以一直希望他能“浪子回头金不换”。吴志坚在筹备加利利上市的这段时间内，据说的确是废寝忘食、分外卖力。但在2003年年底，在筹备上市工作告一段落后，又出现了“挪用公款”的事件，关于“公子哥”的批评也开始见诸报端。吴瑞林大为光火，一气之下决定把吴志坚加利利总经理的职务拿掉。后来在两个哥哥的全力劝说下，吴瑞林最终收回成命。

据知情人透露，此次动用的钱款达千万元之巨。在询问这笔钱的去向时，他的答案既模糊又清晰：“你想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有什么事情能够挥霍掉一千万元？”吴家兄弟三人感情深厚，最后每人都赔了几百万元。

沙场老兵(5)

据说，前一段时间曾一度在媒体爆光频繁的吴志坚，近来因为此事低调收敛了很多。我们去加利利公司参观，几分钟后吴志坚正好从外面进来，他对主动打招呼的我们反应冷淡，仅握了握手，一句话都没讲便抬步走开，对“搬弄是非”的记者似乎不愿再多理睬。

在谈及这些问题时，吴瑞林叹息：“家族成员出的问题，就应该由我们家族的人来承担。但血统是改变不了的，这个产业最终是他们的！”

在请吴瑞林给三个儿子打分的时候，他给了老大吴志阳80分，老二吴志忠也是80分，老三吴志坚是60分。有趣的是，吴志坚也曾给他父亲打过分，认为只能打80分，他希望自己将来是98分，能有一天超过父亲。

疑心——关于职业经理人

“请人来哭，没有眼泪！”

对于职业经理人的问题，也许是吴瑞林最为矛盾的心结所在。一方面，他一直坚信“请人来哭，没有眼泪”这句俗语，认为职业经理人绝对不会为自己企业的生死存亡牵肠挂肚；一方面，儿子们又难挑大梁，让他不得不在一些重大事情上使用外人。

吴瑞林为此付过不少“学费”。第一次借用“外脑”是在1999年，聘请了曾司职于加拿大和美国的两家电讯公司的朱刚担任集团执行总裁，为此还专门让任副董事长和总裁的大儿子吴志阳卸任，去北大企业家特训班学习。但最后吴瑞林认为朱刚管理不善，导致公司亏了2000万元；第二次请的是一位曾在韩国工作了10年的MBA，但最后吴瑞林发现他的那套麦肯锡式的管理方法，根本无法渗透到侨兴内部，甚至引起了管理混乱，最后也只好让他走路……

几次借用“外脑”失败的经验，让吴瑞林对使用职业经理人采取了否定的态度。面对是否会以偏概全的质疑，吴瑞林的回答很坚绝：“不是我天生对外人不信任，试想一下，在巨大的金钱和权力的诱惑下，有多少人能够不乱呢？我想即使是我自己也可能不行，因为这就是人性。”对那些一来就“要权要钱、要车要房”的职业经理人，吴瑞林十分反感，“我们的产业是一步一个脚印做起来的，而不是讲故事讲出来的！中国民营资本量本来就非常少，经不起他们折腾！”

但在采访过程中，吴瑞林又指着从门口进来的一位叫吴谊增的副总裁说：“你们知道侨兴权力最大的人是谁吗？是他！”这让刚刚听完他“请人来哭，没有眼泪”理论的我们面面相觑。

对于“第一重视忠心、第二重视能力”的吴瑞林来讲，这位副总裁也许比较符合他的用人标准。吴瑞林曾有一位有16年关系的老朋友，后来到公司负责绿化工程。凭着和老板深厚的交情，他显得肆无忌惮，购买东西根本不通过主管的副总裁。后来吴谊增亲自去调查，发现他购进的某种树木报给公司的价格是500元/棵，而吴谊增自己去市场买只要130元/棵，差价大得吓人。吴谊增于是坚持要求退货并换人。吴瑞林过意不去，怕这位老朋友的老婆来找他，于是亲自向吴谊增求情，让他以每棵280元买进得了。但这个人最终还是被吴谊增炒掉了。

吴瑞林有一个侄儿，常常开着公司的小车出去玩，有一次把一辆宝马轿车的底盘撞烂了。主管此事的行政部长是吴瑞林的外甥女婿，根本不敢处理这件事情。最后还是吴谊增坚持，要肇事者赔了一万多元的修理费……

沙场老兵(6)

对亲朋故旧狠不下心肠的吴瑞林，倒乐得有这样一位“黑脸”来帮他维持公司的秩序和制度。尤其是在工业园建设、安全生产、预防SARS等重大事情上，吴瑞林更是“抛开”三个儿子，让吴谊增一手操持。

但在询问这样一位得力助手的“价码”时，这位副总的回答有点“高姿态”：“我从不计较待遇问题，能够在帮助自己佩服的这位民营企业家实现理想的同时，我能赚一点小钱就心满意足了。我对老板有信心，当侨兴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他是不会亏待我的。”我们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探究：“你手下有没有比你工资高的人？”吴谊增答道：“比我职务低却工资高的人有的是，一万五、一万四、一万三的都有。”

但即使是这样一位“价廉物美”的副总，也曾受到过吴瑞林的猜疑。吴谊增一直担任着工业园建设的总指挥，这在常人看来，是一个肥得流油的美差，不捞一把谁信？于是有人传言，说他贪污了500万，吴瑞林也曾一度信以为真。这位副总一气之下提出辞职，吴瑞林又极力挽留，有次晚上给他打电话：“明天一早你到我家来，不要吃早餐，到我家来吃。”……吴瑞林的恳切最后又留住了他。

“你对老板最不满意的地方是什么？”这位副总的回答耐人寻味：“没有最不满意的，只有一点点不满意的，就是家族性质的管理问题。”为了避免再出现诸如家族成员挪用“公款”之类的事情，吴谊增正帮着建立起一个内部结算中心，以加强对资金的控制和利用。

恨心——关于一个神秘人物

错信复杂的家族，发生多少说不清的纠葛……

从深圳市区前往机场的高速路上，有一个叫福永的收费站。过了收费站便是一个大拐弯，迎面立着数块巨大的广告牌。中间一块是侨兴集团CECT手机蓝底白字的广告，往右跳过两块则是天时达手机稍显花俏的广告牌。

“你知道侨兴和天时达的关系吗？”从深圳回北京时，有人问了我们这样一个“风牛马不相及”的问题。我们了解到，天时达虽然比不上侨兴的名气大，但它和侨兴、步步高、TCL、德赛等号称电话机的“五大霸主”。该公司网站显示，天时达公司是一家以生产电讯终端设备为主的大型高新技术企业，成立于1982年，是亚洲少数几个最早生产电话机等通信终端设备的厂家之一，也是全国首批获得国家计委正式批文允许生产、销售移动电话的厂家之一。公司总部位于深圳，董事长叫蔡清楚。

“你相信它们的老板是亲兄弟吗？”当那人向我们透露这个“内幕”信息时，我们很是惊讶：怎么可能呢？一个姓吴、一个姓蔡，而且都是信息产业的知名巨头！

为了调查信息的真伪，我们开始了查证。在网上搜索，吴瑞林的条目达千条之多，而蔡清楚的条目仅廖廖三五条，而且根本没有关于他个人出身、创业的详细报道。在所有对吴瑞林的采访中，从来都没有提及过他有这么一位同样了不起的亲兄弟；打电话采访侨兴公司有关人员，也都是颇为警惕，说不清楚或不太了解。

后来经过各种尝试，我们终于在《福建侨报》上查到这样一条仅百来字的短讯：“晋江市安海镇曾林村吴氏昆仲捐资行善，创办‘曾林吴清楚、吴瑞林慈善福利基金会’，兴建的灵水中学‘吴瑞林教学楼’日前落成。在慈善福利基金会成立仪式上，蔡清楚（随母性）、吴瑞林昆仲为曾林村共93位老人颁发了‘领银证’……”

沙场老兵(7)

那么为什么呢？作为亲生兄弟的蔡清楚、吴瑞林两人，一个是这样的张扬，一个是这样的缄默？在刘永好、刘永行之类亲兄弟创业致富故事“甚嚣尘上”的今天，作为同样值得标榜的吴氏兄弟，为什么都选择了绝口不提对方？当事人和知情人都守口如瓶，剩下的只能是根据蛛丝马迹去猜测。我们对比了两个人的简历：吴瑞林，1952年出生；1972年创办福建安海镇五金厂；1980年创办福建安海镇服装工业总公司；1991年创办香港瑞创国际有限公司；1992年创办惠州侨兴电讯工业有限公司；1994年12月创办侨兴环球电话有限公司（美国上市公司）；1995年8月创办惠州侨兴集团有限公司；2002年收购中电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嘉阳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和深圳宝雅制品有限公司，同年成立惠州加利利通信有限公司；2003年收购大连宇田海洋生物化工有限公司，成立侨兴永磁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和惠州侨兴罗氏净化科技有限公司……

蔡清楚，1946年2月5日生；1982年在香港投资建厂生产按键电话机，是亚洲最早生产按键电话机的厂家之一；1984年投资在中国深圳兴建多个电话机生产厂；1994年取得电话机在中国国内的内销销售权；1997年天时达无绳电话在市场销售中位居同行第一名；1998年注册成立天时达移动公司；1999年研制生产出第一台手机，并在其后取得手机牌照；2000年天时达手机被评为“深圳市重大建设项目”；2001年生产出国内最早的闹钟、MP3、复读机等功能为一体的数码录音笔；2002年推出多款彩屏手机；2003年推出集拍摄、录音、MP3等功能于一体的数码相机……

有几个地方值得关注：吴瑞林屡遭重创的1985年前后，正是蔡清楚作为一个成功商人在香港大展拳脚的时候。是不是那时候哥哥的照顾不周，让打击中的吴瑞林一直铭记在心？两人都是以电话机一前一后发家，吴瑞林是不是受到哥哥的启发但最终形成竞争态势，从而分道扬镳？蔡清楚是国内最早一批拿到手机牌照的人，但吴瑞林却对此物梦寐以求，并最终花了3.2亿的真金白银，他会为哥哥没有借他手机牌照一用而耿耿于怀吗？吴瑞林有12个兄弟姐妹，会不会因为错综复杂的家族发生了很多说不清的纠葛……另外，天时达公司年轻的总经理叫吴裕伟，他和吴氏家族有血缘关系吗？

一切猜测都难以在短时间内确认。吴瑞林喜欢引用《圣经》中的一句话：“你看别人隔着一根横梁，是因为你自己眼里有一根刺。”中国也有一句古话：“相逢一笑泯恩怨。”不知54岁的侨兴集团董事长和58岁的天时达公司董事长能否有这么一天这么一刻？

即使两兄弟的恩怨真像想象中的那样深重，也最终会在若干年后简化成“蔡清楚、吴瑞林”两个名字，并肩排列在吴氏家谱中某一页的角落里，直至纸张发黄、变脆，最后飘散在风中……

个人小档案姓名：吴瑞林职务：侨兴集团董事长出生：1952年2月17日籍贯：福建省晋江市学历：小学毕业主要产业：通讯设备主要经历：吴瑞林出生在著名的侨乡——晋江，12岁小学毕业便辍学，从17岁开始想办法挣钱。1982年他承包了当地一家濒临破产的服装公司，并在一段时间内把它搞得红红火火。20世纪80年代末吴瑞林开始投资电话机生产。经过十几年的拼搏，成为仅次于TCL电话公司的第二大电话机生产公司。1999年，侨兴公司成为中国内地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第一家民营企业。

沙场老兵(8)

徐立华的“平衡术”

平衡是一种力量

印象中，波导在浙江企业中多少有些另类。

其一，浙江大多数企业热衷于制造能力，即所谓做工厂。虽然他们对市场有很好的嗅觉，并且把这种嗅觉体现到产品上，但最终市场的成功给人更多的感觉是产品能力的一种成功。而波导之另类表现在：它在市场中乍一亮相给人带来的感觉，至少是很前卫的。

其二，在波导上市之前，有许多人一直以为它是一家民营企业。因为波导在市场层面的很多东西，你无法把它和国有企业联系起来——尽管事实上有一部分国有企业对市场经济已经理解深刻、执行有力了。但更多的国有企业，尤其是通信领域的国有企业，所表现出来的依旧是完全不同于波导的目前风格。

问题在于我们怎样认识波导企业，或者说徐立华这位创业领导人的另类。徐立华显然一直在谋求建立一种良好的体制结构。他的这种努力从他和另外三位创业者一起与宁波奉化政府的合作就已开始，一直到此刻。应该说，到目前为止他的努力是有效的。

这个结构说透彻一些，就是通过股东的相互制约使企业重大决策能够客观，从而推动波导能够持续发展。

当徐立华和几个同学一起创业时，公司取名“Bird（鸟）”，梦想有飞鸟的速度。

1999年决定进军手机行业时，徐立华强调波导的策略：“必须要有速度，不能像烧开水那样，10度、20度……没有人给你时间。”

“波导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到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波导开放的股权结构。”徐立华开解。

1992年，走出校门仅一年的穷书生徐立华，怀揣一份研制中文寻呼机的可行性报告游说宁波奉化市政府，终于在1992年10月成立了奉化波导有限公司。徐立华等4个创业者以技术作价490万元入股，只占49%的股权，别的投资方占大股。

当时波导的实际投资只有510万元，为了创业，徐立华把珠海的家当全部卖了，在奉化市租了东门口的几间民房，进行中文寻呼机的研发。新年钟声敲响的一刹那，寻呼机终于有了动静，随着“嘀嘀嘀”的声响，屏幕上显示出“新年快乐”四个字。大家激动得热泪盈眶。

第二年5月，中文寻呼机批量生产，恰到好处地填补了市场的空白。在只有几台样机的情况下，竟然收到800万元预付款。1993年的后半年，在仅200平方米的厂房内，工人三班倒应付着全国各地雪片般飞来的订单，连机器都没有时间歇口气。当年波导产销量即达1万台，利税154万元。

但是，由于扩张太猛，产品出现了严重的质量问题，市场上陆续退回来六七千台中文机，压死了全部流动资金。徐立华“垂死挣扎”，到处寻找合作伙伴。最终一家香港公司决定投资，双方合资成立了吉通波导有限公司。徐立华果断让出部分股权，创业团队的股份只占合资公司的14.7%。

“通过出让股权来吸引更优秀的合作伙伴，将我们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徐立华总结。

2000年之前，波导股权结构是合伙制，出资最高的是总经理徐立华(36%)，其余有3位各占18%，另一位占10%。

沙场老兵(9)

为了上手机项目，并争取上市，徐立华再一次决定通过出让股权吸引实力雄厚的企业。在有关部门的帮助下，他们“傍上”了有国资背景的宁波电子信息集团。通过收购它下属的电容器总厂和太阳能电源厂，波导和宁波电子信息集团组成合资公司，当时对方占股45%，奉化波导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份从80%降到44%，成为第二大股东。波导于2000年6月在上交所成功上市，徐立华长出了一口气。

有了充足的资金后，徐立华的步伐更快了。除了开始在全国快速建设销售体系，徐立华在广告推广上更是强调战斗速度。波导请了当时人气正在快速上升的国际新星李玟作为形象代言人，并斥资788万元买下甲B足球队——北京宽利队的冠名权，更名为“北京波导”足球队，让波导品牌第一时间被中国亿万球迷所接受……

徐立华擅长处理复杂的股权结构，他就像一个优秀的飞机驾驶员，穿过一个又一个云团和迷雾的困扰，“我们希望自己的企业成为一个极具战斗力的企业”。

“我们四个人的本事都不够大！”

谈起当初波导的4个创业元老（徐立华、蒲杰、徐锡广、隋波）是如何走到一起这个问题时，徐立华觉得完全是一种机遇：“1991年研究生毕业后我跑到深圳打工，然后我同学蒲杰也来了。我们一起商量，是不是找一个机会可以自己做。想过很多事情，包括做土豆去皮机。当时在学校吃土豆老是不去皮，就想做这个东西。后来想还是做传呼机比较好，它在中国有很广阔的前景。我和蒲杰做了一个研究和生产传呼机的可行型报告，然后就到处找投资。蒲杰去找过在北戴河的航天部基地，因为来深圳之前他在那里干过；我们是交大毕业的，我们也回过成都，看有没有人愿意投资……都在谈的时候，我另外一个同学徐锡广，正好是1992年夏天结婚，从北京来深圳旅游。于是我就跟他说了这个事情，问他有没有什么关系。他老家是奉化的，他马上跟那边的朋友联系，结果说当地政府愿意投资。1992年10月我们来到奉化。当初谈的是当地政府投资510万，我们技术入股490万，但后来发现需要更多的资金。当时他们找了一些专家来论证这个项目的可行性，并邀请我们和专家在奉化迎宾餐厅吃饭。刚开始我们不知道，进去一看，原来是隋波！隋波是我的老朋友，1989年我和徐锡广在宁波大学做研究生论文时就认识了。我们就把他也拉了进来。”

创业非常艰难，曾经一度到了绝境的地步，困难成了家常便饭。“刚开始我们租的是几间民房，吃、住都在那里，研究、开发也在那里，大冬天抱个被子就在地上睡。死亡时时刻刻在威胁着我们——技术开发不出来是死，没有钱是死，东西卖不出去也是死！”

但从开始到现在，4个人从来都没有绝望过，大家总是一起努力想办法。“1994年我们的资金极度困难，于是我们去找人家来合资，控制权都交给了别人。后来又分了家，就剩下一点东西，一分钱也没有。镇政府就把镇里所有干部的工资借给我们周转一个月，税务局借给我们五万块钱，国税借给我们十万块钱。都是这样去想办法一点点地渡过的。”

沙场老兵(10)

人与人之间的合作都有一个磨合的过程，4个人刚开始有过什么冲突吗？徐立华认为没有，他觉得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4个人都是研究生，受过教育，基本的沟通点比较容易找到；再者，4个人的家境都不是很富裕。像他和徐锡广都是农村出来的，家里穷得狠。蒲杰家也是一个小城市里面的。隋波父亲是宁波电信局的，也算不上什么富商和大官。如果从小生活很优越的话，他不一定愿意来吃这个苦。

通常的看法是，一个人的学历越高，可能想法更多，更难得统一；而且越是比较贫困，对钱的欲望可能越强烈。徐立华解释道：“对钱的欲望更加强烈，就更要由我们自己来创造啊！虽然穷，但是我们受过教育，所以要自己来创造。家里都没有什么背景，不可能靠老爸安排很好的生意让他去做，这决定了这些人要靠自己去奋斗。当时我们刚走出学校，自然想到的是要合伙来奋斗。这个是很自然的，由一个人的出身背景决定。我们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公司，你想刚开始有什么东西可扯的呢？我们觉得，每一个人的本事都不够大，只有4个人搞到一起，才有可能搞一点事。我们觉得自己的本事都不够，联合起来都不一定干得过人家。”

徐立华“检讨”，自己最大的缺点主要是脾气不好，很暴躁、经常发火，给人感觉好像涵养不够。“我往往以为，我是真心对你的，就不需要搞那些礼仪啊、沟通啊之类的东西。像人家逢年过节或者别人老婆住院什么的，知道买一个小礼物去看望一下，但这些事情我都不会做。”

这么多年，徐立华觉得自己做得最失败的一件事，就是处理和同学之间的关系。“我很多同学一听我在搞公司，都愿意到我这里来，但来了后却始终搞不好。怎么搞不好？因为他们觉得是徐立华在做老板，我是你同学，你什么都要照顾我一点原来在大学那么好，我到你这儿来，就应该你有我就有。但是实际上已经不行了，因为已经形成了一个公司了，必须按照规则来办事情……我在这些事情上是非常注意的，越是亲戚、同学，我越是更严。如果你明显地比别人强，那我用你没有问题；但是差不多的时候，我就不用你，因为我用了，人家会说我是照顾关系。闹到最后，在大学里和中学里一些原来关系很好的同学，最后都得罪了，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最后很不高兴地像仇人一样地走掉了。我处理得比较失败。”

“我们送过哪个领导一分钱？”

徐立华之所以当初会选择到宁波奉化这个小地方来创业，主要是缘于技术入股这个问题。一般以技术入股占20％，最多也就30％，但奉化政府承诺，只要你们过来，我们51%、你们49%，钱都由我们来投。这个对他们的吸引力比较大。

“当时我们来奉化的时候，虽然没有带钱来，但是一下子这么多人才进来，这在奉化的历史上是没有的。奉化从来没有同时进来这么多研究生的。同时，奉化的传统产业主要是服装，我们搞的是高科技企业，在它的历史上也是没有过的。所以他们非常重视。”因为这个原因，徐立华他们与当地政府一直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每次有困难的时候，政府部门都会出来帮他们一把，甚至有一次镇政府的干部把自己的工资都拿出来借给他们。

沙场老兵(11)

对方信任的基础，缘于他们知道徐立华是在真正地创业。“现在很多从海外归来的所谓‘创业者’，有很多人也找我谈过，我一看他们就不是真正地创业！前两天还有一个博士在跟我谈，他说我回来，你给我投500万美金，给我一年3万美金的年薪，然后还要技术入股占40％……你想想，这是真创业吗？是假创业！钱是我出的，他的工资也已经拿走了，最后这个企业失败或者是亏损了，他一点风险也没有。我们的创业不！刚开始时，我们几个创业者在企业每个月只拿800块的生活费，其他一分都不拿。我们引进的技术人员都可以拿到3000、4000。所以他们知道我们是怎么花钱的，买设备、投广告，都是很清楚的事情。所以如果不成功，我们的风险更大。”

徐立华至今还有一本账本，里面记录着当初的借款情况：国税所借10万，地税所借5万……镇里的干部砸锅卖铁地陪徐立华做这个事情了，如果万一失败了，徐立华如何向他们交代？徐立华坚持，最后就是把设备卖了，也不能失信于人。

遇到一些大的问题，据说连宁波市的市长都会亲自为他们“出马”，召开协调会解决一些问题。“最主要的是他们有这个意识。波导是奉化唯一的高新技术企业，它对改变奉化的产业结构、对改变奉化的人才结构，都有巨大的影响。只要一说波导，不管是在镇里面，还是在奉化、在宁波，政府都是全力以赴支持的。”

企业家和政府相处的关系很微妙，中国有很多企业家就是因为没有处理好，最后把自己给“处”进去了。徐立华却很明白这个度：“其实很多人不明白，现在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人根本不把这句话当一回事。有的只看到了计划经济几个字，有的只看到市场经济几个字，其实它们是完全不能脱离的一个整体。做企业你首先对这个搞明白，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我们搞企业或者其他东西也好，都是在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否则我们就不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这个前提你明白了，就好办了。政府支持我们是为了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企业发展了肯定也要为地方政府做贡献，这个是自然的。”

但徐立华认为自己恰恰是走不了“上层路线”的人，因为他的政府关系不过是和镇政府、乡政府的关系，到省里就没有关系了。有时候，企业做得这么大了，可能会有更高层的领导主动找上门来，徐立华却不太“领情”：“他找我来干什么呢？他不过是来视察罢了，我们向他汇报工作。也许他从头到尾就来了这么一次，我就和他有关系啦？这种关系是领导视察企业的关系，是关心企业、支持企业发展的关系。”

但徐立华认为自己也不是“怕”政府和高官、不是刻意和政府在保持距离。“怕什么呢？那一定是有猫腻！你没有猫腻你为什么要怕？除非是向领导行贿了。我是欢迎一些领导们来，他来是来支持我们企业发展的。但是要我去给他送钱，那是不可能的。我在宁波十几年了，你去查查，我们给哪个领导送过一分钱？”

“它想收购我的股权？我还想收购它的呢！”

细究波导每次的股权结构变动，会发现徐立华都会留一点点空间，比如刚和奉化大桥镇合作时，徐立华会比他们少1％；后来和宁波电子信息集团合并时，徐立华又比他们少0.75％，有人把这个理解为徐立华心目中的一个安全距离。徐立华也认为，这种股份结构是安全的：“不管是国企也好，还是私企也好，我们始终认为一股独大不是好事情，必然带来决策的独断专行，必然带来个人利益凌驾于公司利益之上。所以我们在设计这个股权时，也故意设计成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状况。比如在宁波科技集团公司，我只占36％，他们三个人加起来比我多。当他们三个人反对的时候，我的意见是没有用的。但是我只要说服其中的一两个人，就可以做决策。后来我们和宁波电子信息集团进行合并的时候，虽然整个国有股份占51％，但是我们不允许它一家占51%。这是一个基本原则，这个原则是不能破的。两个力量需要制衡，如果差距太远，我们要团结起很多其他的小股东，会很累。但是如果我们跟它的距离很近，就只要说服一两个小股东，就可以否定它的东西。”

沙场老兵(12)

徐立华介绍，任何一方如果要做出任何重大的决定，就必须开会决定。如果要做对这个股份公司不利的事情，那么另外的大股东肯定是不同意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关键是要改变股权结构，不是说你原来一家国有企业刚刚上市了，有了几个小股东你就是往现代企业转变了。实际上没有。为什么？因为你占到70％，结果根本不起作用，所有小股东团结起来根本不能否定你的任何决定。如果我想朝着有利于我这个股东利益发展，那么另外一个股东肯定不行；如果他要朝着他的利益方向发展，那我肯定也不会同意。最后大家同意在哪一点呢？就是统一到怎么有利于我们这个公司的利益上来了。”

徐立华坦言自己经常说话不算数，因为很多事要通过董事会、通过股东大会，“这恰恰是制度的好处。如果老是你一个说了算，那就坏了。”

外界一直盛传，波导和普天集团的关系一直处于不和的状态，徐立华谈话中无意证实了这一点。他说：“普天集团控股宁波电信集团，而宁波电信集团是我们的第一大股东。它只是在电子信息集团的股东大会上，或者是说在电子信息集团董事会上起作用。在我们这里股东是宁波电子信息集团。我们上市公司最高权力机构是股东大会，宁波电子信息集团只能作为一个股东来发表意见。何况它只占33.75％，它只能说33.75％的话。”

如果想多说话怎么办？徐立华很直接：“可以啊！想多说话就拿股权来啊！拿钱来啊！要看他拿多少钱来，把我的股权买走啊！它想收购我的股权？我还想收购它的哩！”

普天集团的整个整合战略，看来在波导遇到了强大的阻力：“它整合是没有错，是在整合啊！在这个上市公司里面，一切是由股权来说话的。比如说它要我做普天的广告，但我上市公司如果为大股东做广告，就叫关联交易！知道吧？这个是证监会严厉禁止的！如果你要做广告，行，你拿钱来，我帮你做！如果你不拿钱来，我帮你做广告，就成了关联交易，这个证监委是不允许的。”

同样是通讯企业的东信，最后被整改成了普天东信，徐立华笑道：“改名字可以啊！我们董事会上要同意啊！我不同意改，它就改不了。因为它没有足够的股权。”

“人多了，我们就去人民大会堂吃饭！”

对于目前很多富豪纷纷猝死的现象，徐立华认为主要原因还是富豪本身的问题，因为他们没有把自己的位置摆正。徐立华觉得自己很不注重个人生活的享受：“企业家不可能有个人生活享受。既然叫企业家了，他就已经越过了物质生活享受的阶段。马斯洛说过，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我相信凡是在中国叫‘家’字号的，他的需求肯定是到追求社会的尊重和实现自我价值的这个高度了。如果哪个企业家还在追求物质享受，那他肯定不是真正的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