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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徐立华眼里，真正的企业家是像倪润峰、储时健这种人：“特别是储时健，那是中国天子号的企业家。中国哪一个企业家超过储时健的？没有！我认为中国的企业家最厉害的是储时健。红塔山原来有句广告语，叫“山高我为峰”，确实是这样。现在我们谁能望其项背？没有！储时健是上世纪80年代接手云南玉溪卷烟厂的，当时还不如昆明卷烟厂。他是亲自卷着裤脚从种烟叶开始，把玉溪卷烟厂整合成全国第一纳税大户。我们现在有多少企业在为年销售额到一百亿挣扎？但红塔集团每年交税就是上百亿。那是什么概念？像我们现在吭哧吭哧才做到一百多亿的营业额。这完全不是在一个档次上！谁能一年给国家交几百个亿的税收啊？谁有这么大本事啊？现在这么多有名的企业，你20年加起来顶不上他红塔山一年。”

沙场老兵(13)

徐立华认为储时健最后没有超越物质享受的原因，是因为国家没有给他基本的物质享受。“他老了，要退休了，今后怎么办？他不知道了！如果我们从他每年上交给国家的税收里稍微拿出一点来奖励他，哪怕是百分之一？哪怕是千分之一？他就不会有这种事情了。他上交国家利税可能上千亿了，你拿一个亿给他，他还想什么？他什么也不会想了！”

曾经有媒体报道，在国内另外一家著名的手机企业里，已经出现了某种个人崇拜的倾向，在自己的企业内刊上，对领导人冠以“圣贤之人”、“商界教父”之类的字眼；去下面分公司视察时，甚至出现了这样的场面——全分公司的人出城30里迎接，等了3个多小时，见到他时一齐高呼“某某老总万岁！泰山、黄河向你致敬！”……徐立华也称，自己的企业也曾出现过这种苗头：“但是没有喊‘万岁’的！去年我也去山东分公司，他们为了欢迎我，就给我定了一个比较好的四星级酒店，然后在宾馆的上面挂了一个横幅——热烈欢迎波导公司总经理徐立华下榻某某酒店！有天我在里面睡觉，突然‘嘭、嘭、嘭’听到有人在敲门。我开门一看，原来是我们的一个用户。他说我看到标语，说波导的徐总来了，我买了波导的手机，现在有一个售后服务问题想找你解决……这个后来成了我们的笑话。这就是我碰到的最高档次的欢迎。我们波导老总出去基本上是没有接送的，一直是这样。从一开始创业，都是自己背着包跑来跑去，谁来接送啊？都习惯了。”

徐立华在当地的名气甚至超过了宁波市市长。在记者前去宁波采访的飞机上，曾问旁边坐着的一个宁波人：“你知道宁波的市长是谁吗？”他说不知道；再问他：“那你知道波导的老总吗？”他说：“知道啊，不是徐立华嘛？”徐立华笑言：“那是因为报纸、电视台不断地采访、报道的原因。这个是宁波特有的现象。当地人说起大企业的老总，他们都知道。因为整个政府的中心是围绕着企业在转，所以老百姓主要也是在关心这些企业。像许多地方还是企业在围绕着政府转，我们已经转过来了。”

徐立华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请波导公司所有的员工去人民大会堂吃一顿饭。“1995年以前我们穷得不行，没想过这个事情。1996年情况比较好了，于是我们在奉化大酒店请所有的员工吃了年饭。当时我们奉化的书记也来了，他说不错，今年能在这里吃饭，明年到哪里吃饭啊？我说人多了，我们就去人民大会堂吃去，那地方大！到了1997年，我们完成了30万台，大家就真把这个事当成一回事了。因为奉化没有一个酒店能坐得下了，我们就准备到北京去吃年夜饭。后来我们问这位书记，他说这样不好，这样太招摇了。后来就算了。”

个人小档案姓名：徐立华职务：宁波波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出生：1963年1月籍贯：湖北省随州市学历：西南交通大学计算机系（本科）、西南交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主要产业：手机主要经历：1991到深圳、珠海外企工作，1992创建波导。国家在1999年9月批准9家国内厂家生产手机，波导是其中一家，那时国产品牌手机几乎为零；2000年波导生产手机92万台，即夺得国产品牌手机第一；2001年波导生产手机282万台，遥遥领先其他国产品牌手机；2002年波导生产手机700多万台，连续第三年夺得国产品牌手机销量第一，成功超过许多著名洋品牌，进入国内市场前三甲。 波导首创的“自主营销渠道，服务销售终端”的手机营销模式，被国内手机厂商广泛采用。徐立华获得过诸多荣誉称号和奖项，如1994年曾获宁波市“优秀民营科技实业家”、“十大青年科技标兵”、全国第四届“实业家创业优秀奖”，1996年曾获宁波市“优秀乡镇企业家”，1997年获浙江省“优秀发明企业家”，2002年“中国IT十大风云人物”，2003年“国产手机杰出推进人物”等等。

第三部 末路英雄

末路英雄(1)

他们是曾经的“企业英雄”，却在近年陆续倒下。这些人当中，有些已盖棺定论，有些则未盖棺时便已定论，有些即使盖了棺也难以定论。

导致这些资本大佬们“死亡”的原因有很多，也已有了很多分析和评论的文字，其中不乏一针见血、正中肯綮之言。但我们不妨从一个新的角度，也就是人性的角度，来对他们进行一些微观且客观的分析——他们的性格中到底存在着一些什么样的缺隙？这种性格缺隙最后是如何导致他们的“死亡”？

“所谓枭雄，是那些在前进路途上过早倒下的英雄；所谓英雄，是那些达到目的后抹去了身后痕迹的枭雄。”这种历史观和人性观，虽然残酷却真实。

顾雏军：我绝望了

被捕前紧急告白

自从2005年5月5日科龙电器因涉嫌违反证券法规被证监会立案调查后，面对危机一向高调回击的顾雏军，却显得格外沉默和谨慎。那段时间，他在想什么？他在做什么？经过种种努力，记者两次见到了正身陷审查风暴漩涡中的顾雏军。

坚硬的顾雏军，其实有极度脆弱的时候——在决定卖科龙的那个晚上，顾雏军彻夜未眠、泪水长流。很具讽刺意味的是，几年前他曾怀着成为中国黑白家电霸主的梦想，跑到四川绵阳去找倪润峰和赵勇，企图说服他们把长虹卖给自己。但那个晚上，他卖科龙的第一个电话打给的却是赵勇。“科龙是格林柯尔系的灵魂，没有了科龙，我只是一个三流的企业家了！”顾雏军眼圈开始发红。

但即使崩溃，顾雏军仍然拒绝任何反思。

顾雏军有三样东西很难改变：吊带裤、大号眼镜框和他的倔脾气。

2005年7月19日中午的酷暑中，顾雏军穿着一身严实的深蓝色西装，出现在北京一家酒楼。他领着几个朋友，穿过幽暗的旋转楼梯来到二楼的包厢。包厢的名字有点意思：“点江山”、“定乾坤”、“主沉浮”……这是顾雏军常来的地方。

那天他推开的是“主沉浮”包厢。这可能是一种冥冥之中的巧合——在数年时间内，顾雏军以一种“指点江山”的气概，在国内一口气并购了十数家家电和汽车企业，并一度成为“一言定乾坤”的行业霸主。但在今天，他已经被抛到风口浪尖，无法再主宰自己的沉浮。

而在5天之前的2005年7月14日下午，我们与顾雏军还有一次偶遇。坐在贵宾楼三层的咖啡厅内，望着窗外长安街的车水马龙，顾雏军情绪低沉，我们分明能看到，痛苦和沮丧在他的脸上一寸一寸地扩散，并最终瓦解了他眼里的凌厉和自信，一头花白的头发显得愈发刺眼。他几次强行关掉桌上的录音机，坚持不能接受采访。他甚至摇着手对摄影记者说：“你别拍了，我今天这落魄相，岂不和现在科龙的形象一样了？”

记者在4年时间内，曾与他有过数次晤面。巧合的是，每次见面时，他都正高悬在舆论的风口浪尖：第一次是在2001年底，媒体把顾雏军的“顾氏循环理论”批得一无是处，但他不屑一顾地说：“没人可以说三道四。”第二次是在2004年10月，他已经变成侵吞国有资产的“典型代表”，面对种种非议时他觉得不可思议：“我做企业，干卿何事。”而这一次见面，他口里反复念叨的是科龙三年内做到的四个指标：销售收入从43亿到85亿，出口从6700万美元到4.17亿美元，税收从2.1亿到5.6亿，雇员从2万人到3.5万人。他数次从沉痛中抬起头来反问：“我把企业做得这么大，我到底错在哪里？”但对当前许多敏感问题，顾雏军仍守口如瓶，他强调说：“我正在接受调查，现在不能说话。”

末路英雄(2)

吊带裤是顾雏军接受西方观念熏陶的结果，大号眼镜框则是他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中国接受旧式传统教育的遗留物，这两样东西结合在一起却害苦了他。在中国这个人脉社会里，他没有扎好根基，却胆敢以自己的理论对抗所有的非议。

3个小时后，酒楼其他的客人早已纷纷离去，包厢外长长的走廊显得寂静而空荡。顾雏军也起身告辞，消失在楼梯口的背影显得孤单而沉重。陪同人员解释，他马上要飞到“想买科龙的那个企业所在的城市去了”。他接着说：“等顾总卖了科龙，他会还清所有的借款，不欠国家一分钱的，然后他可能去国外某所大学做教授。”顾雏军本人曾希望，自己和科龙的经历以后能够成为中国企业的经典案例，让大家都来讨论民营企业家生存环境的问题。

2005年7月29日，顾雏军从上海飞回北京，在首都机场被广东省公安人员因涉嫌经济犯罪，带回广东接受审查。据说在此前一天，就收购顾雏军所持有科龙股份一事，来自长虹和海信的尽职调查人员已到达广东科龙。

有人说：“所谓枭雄，是那些在前进路上过早倒下的英雄；所谓英雄，是那些达到目的后抹去了身后痕迹的枭雄。”也许事情与顾雏军本人的意愿完全相反——会有人相信他曾经有过的“英雄梦”吗？也好，撒开这一切以后，顾雏军有时间去好好想想这些道理。

立案调查

“任何企业三个月不贷一分钱，它必死无疑。”

屋漏偏遭连夜雨。自从2005年5月5日科龙电器接到证监会立案调查的通知后，各种问题接踵而来：各大银行马上只收不贷，供应商压缩甚至不再供货，代理经销商开始变得分外谨慎，三个独董一起辞职，后来又有两个律师和一个会计师站出来企图通过收集投票权从而罢免顾雏军董事的职务……

面对上述敏感问题，顾雏军一脸的无辜和痛苦。但他对这些问题显然有所忌惮，他说：“现在证监会正在进行调查，这个时候对科龙发表意见岂不是找死？”随行的工作人员透露，其实立案调查之前还是有一些预兆的——去年7、8月份，国家审计署来审，审完了以为没事就过了；后来又有广东证监会稽查局的一个巡查，也没太当回事。他介绍，这些审查是在一个大的背景下促成的，那就是因为德隆事件引起了有关部门对“一托多”公司的关注，加上“郎顾之争”，从而把他推上了风口浪尖。

那么科龙到底有没有问题呢？如果有，问题有多大？但据知情人介绍，这次证监会的确抓住了科龙的一些“把柄”：江西科龙存在着挪用资金的犯规现象，并且尚有5700万未补上。而新闻发言人解释，这是江西科龙一个年轻的负责人干的，他原来是江西格林柯尔的董事，先后拆借和挪用了26个亿，但有好多款项都是用了以后马上又还上了，其实与格林柯尔总部的关系不大，但他的行为拖累了整个公司。而这5700万，差点让顾雏军“栽了进去”——挪用资金的是江西格林柯尔，这是顾雏军的私人公司，所以曾一度被指责为侵占。幸亏有关部门最终认定犯罪事实不够充分。

顾雏军对此进行了辩解：“上市公司没有毛病那是假的，只要查，多少都有问题。在现有的体制下，一个民营企业想发展壮大，按照常规、中规中矩地去做事的话，一个是你做不到，其次是可能机会就没了。我急于想做成做大一些事情，可能做了一些法律边缘的事，这实际上是逼出来的，我的初衷不是想玩资本，我并没有拿一分钱回家。你想做大，有时是回避不了资本运作的。”

末路英雄(3)

但对立案调查之事，有传言说背后有竞争对手在推动此事。但据接近顾雏军的人透露，他对此事一直态度强硬。他说：“现在可能所有的人都很失望——自己会很失望，因为一心想做事，却这么垮了；媒体会很失望，因为他们的猜测没有得到证实；对手会很失望，因为他们拿不到科龙公司，我绝不会卖给他们。”

正是因为这种似乎固执的自信，顾雏军刚开始对证监会的立案调查并没有太放在心上，但紧接着各大银行开始只收不贷，让他慌了手脚。他感叹道：“任何企业，只要你三个月不给它贷一分钱，它必死无疑。”他介绍道，其实科龙的品牌、渠道、市场等一切正常，如果目前有8个亿左右的贷款，还是能够让科龙起死回生的。顾雏军已经搭建起一个平台，可能还要三五年才能形成有效的回馈，但突然一刀斩了过来，马上就腰折了。顾雏军一直希望政府在对民营企业进行监管的同时，也要加强保护机制，让企业在接受调查时仍能维持正常的运作。

对几天前两个律师和一个会计师企图收集投票权准备罢免顾雏军董事资格一事，他斥之为“很无聊、很无知”。顾雏军说：“我们了解到，这个人很聪明，他在适当的时候找了一个适当的点，做出了可能对他自己产生最大效益的事情，但我们不想帮他们炒作这件事。”他对此很是不屑一顾：“把科龙送给他他都不敢要。”

顾雏军受到外界质疑最多的，是玩弄会计手段，对报表“动手动脚”，所以招致审计所的保留意见。对此顾雏军解释道：“我正式入主科龙是2002年1月7日。2001年安达信出具了保留意见，是因为对原来公司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保持怀疑；2002年德勤因为刚从安达信接手，对安达信报表的起止点不敢肯定，所以也是保留意见；2003年没有意见，说明他们对科龙挺满意的；而2004年的保留意见，是为了谨慎起见。科龙的税收三年中从2.1亿做到5.6亿，这是最过硬的一个指标。”

对于郎咸平质疑的“洗大澡”一说，顾雏军指责道：“郎咸平他根本不懂。其实撇账的代价是很大的，意味着你三年不能配股。只有真正想做事的人才会去撇账。我做任何公司，首先是要撇账，然后才经营它。那是肯定要撇的，那么多坏账不撇怎么行？一个人想做事三年不配股，我会是一个坏人吗？”

卖掉科龙

“我告诉长虹赵勇，你现在可以成为中国黑白家电的霸主了。”

科龙现在的销售情景已经陷入一种持续走低的状况之中。2005年4月份，科龙的销售量还增长了22%，但到自从证监会宣布调查后，5月份的销售量已经下降了48%，6月份更是下降了70%。据最近的消息称，科龙已经停产了。

对顾雏军而言，也许目前唯一的补救措施就是卖掉科龙。顾雏军其实一直不打算卖科龙，但是十几天以前，有人告诉顾，说你的时间不多了，赶紧把科龙给卖了吧。如此仓促地决定卖掉科龙，顾雏军的绝望溢于言表，他担心自己最终失去主动权。

据介绍，最具戏剧性的是，顾决定卖科龙时打的第一个电话，竟然是给赵勇的。而就在数年之前，顾雏军曾亲自跑到长虹去找倪润峰，企图说服倪润峰把长虹卖给自己，以便成就中国黑白家电霸主的梦想。后来倪润峰退了，他又去找赵勇，鼓动赵勇和自己一起干。想不到这次却是顾雏军去找赵勇谈卖科龙的事情。

末路英雄(4)

赵勇当时在国外，但第二天就马上给顾雏军回了电话，并立即安排自己的副手刘体斌从四川绵阳飞到了北京。他们在北京首都机场找了一个房间，足足谈了两个小时，下午刘体斌就飞回去了。顾雏军对赵勇说：“我决定卖科龙了，你现在可以成为中国黑白家电的霸主了，你干不干？”赵勇说行……从来都是四处收购企业的顾雏军，这是第一次卖出自己名下的公司。

知情人分析，顾雏军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科龙再不卖掉就卖不出价了，到时很有可能被有关部门接手进行破产重组，变得“一钱不值”。也许顾担心的是，科龙最终会被他昔日的对手以很便宜的价格从政府手上买去。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科龙会以高于净资产以上的价格出售，而且据说将在近期最后签订协议。

有消息称，除了江西科龙挪用后未归还的5700万，另外格林柯尔还借了7.59亿，因此，只要顾雏军把科龙卖到8、9个亿，就可以把全部的钱还了。“科龙现在停厂的情况下还能卖出那么多钱来，这公司会是一个坏公司吗？我把钱全还上了，你还能说我是一个坏人吗？”据说，把全部欠债还清是顾雏军目前最在乎的一件事情。

顾雏军特意提到，他自己先后向国内投了1.7亿美元，并很自信地让记者去中国外汇管理局查纪录。那么，我们可以为顾雏军大概算出一笔账：如果科龙以8亿的价格卖掉，那么只能够还债之用，他剩下的就只有亚星、美菱、襄轴及香港上市公司的股权，另外还拥有天津工厂、英国公司、法国管件厂等，共约1亿美元的股权。他最终亏了7000万美元。

顾雏军深深地感叹：“科龙是所有公司里最有灵魂的、最闪光的、最耀眼的一个企业。有了科龙，我可以和伊莱克斯的老板平起平坐。没有科龙的格林柯尔系，是一个没有灵魂的系统；没有科龙的顾雏军，也只是一个三流企业家了。”

关于收购

“美的或格力如果有一天玩完了，我可以买一家，就变成世界第一了。”

顾雏军的收购战略，曾让外界眼花缭乱、难以看懂。顾对此进行了耐心的解释。

收购了那么多生产线，如果开工不足怎么办？顾雏军解释道：“这个是先有鸡后有蛋的问题，你没有生产线就没有人找你定货。伊莱克斯和我们谈，打算把欧洲的产能关掉一半，转到我们这里来生产。2004年9月到2005年9月有150万台冰箱的订单，全球除了科龙以外，没有谁可以接这个订单。”

顾雏军认为冰箱生产线投资过大，建新的生产线不如收购旧的生产线。他心里算过一笔账：“我花1000万买回来，一年生产15万台，按10年计算，平均一台摊销的成本是7元钱；如果是新的生产线，花了5000万，一台摊销的成本是30元钱。你一台多了25元，根本就没办法卖了。我把所有的旧线全买了，看你怎么和我竞争？你买新线，就得每台比我贵3美元。阿里斯顿有一条新线，也是当旧线卖给我的；杭州西泠三条线有两条是新线，其中一条是从来没用过的，但也是当旧线卖的；上菱冰箱三条线，有两条是很好的线。我用新线生产高档冰箱，用旧线生产大众一点的冰箱。”

末路英雄(5)

顾雏军介绍，科龙卖得最好的地区是美国、欧洲，最大的客户是伊莱克斯、惠普、GE、梅泰克等。他庆幸道，科龙不像长虹，在海外没有一单坏账。对2004年年报中多达4个多亿的应收款，他的新闻发言人解释道：“那是很正常的，一般还款期为6个多月，有些还没有到期。”

根据顾雏军的数字，3年的时间科龙的外销创造了5亿元的利润。他坦言，冰箱的内销外销都是盈利的，但空调内销亏得太厉害了。之所以一直坚持不懈，是为了上规模。因为生产300万台可能亏本，但做到600万台就可能盈利了，而2004年空调的盈亏点在450万台左右。

顾雏军一直津津乐道的，是他残酷的成本控制战略。他标榜，光管理费用就从4亿降到了2亿。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顾雏军突然进军汽车行业，竟然是耐不住寂寞后的冲动之举。他曾说：“我们原来一直在等，比如说美的或格力，如果有一天玩完了，我可以再买一家，就变成世界第一了。但在等待的过程中，已经没什么可做了，所以我们去做了汽车。”他对国内汽车行业靠低价竞争的手段感到可悲，他认为自己有海外经验，完全可以打开海外的汽车市场。

对于收购资金从哪里来的质疑，顾雏军坚持大部分是自己筹集的钱。“我屡次向国内投资了1.7亿美元，你们可以到国家外汇局去查。另外格林柯尔还向银行贷了7.59亿元。”对第一桶金，顾雏军解释道：“我去国外，从来没有读过书或打过工，一出去就是做老板。我以制冷剂的专利权入股，而且是大股东，占60%多的股份。”

有的人有十分力气，只做八分的事情，有的人却要做十二分的事情。顾雏军无疑属于后者。有人这样评价顾：“兜里只要有一块钱，他就会想着如何去收购企业。”被问到什么叫冒险时，他回答说：“收购科龙就是冒险，当时香港所有的朋友都劝我别买，但我感觉自己有能力把它做好。”

科龙的工作人员替他辩解：“这首先和顾老板的个性有关，但还有一个时机的问题，抓住了时机你就可以快跑。当时他在全国收购零散的生产线时，很多人不理解，认为他在买破铜烂铁，等他买到一半时，很多人明白了，他在建一堵围墙。等别人明白过来时，机会已经没了。”但他也觉得，如果战线不是铺得太长，给自己留一些余地，就不会在危机来临时全线崩溃了。

对于其他几家收购企业的现状，很多媒体进行了悲观的报道，但顾雏军却有另外一种版本的介绍：“美菱是国企改制的样板。当地政府领导曾当面夸奖道，美菱改制过程中，一是没有发生上街游行，二是保证了20%的增长，三是基本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襄轴2004年我抽出了两个月时间专门来解决问题，它停厂两年了，但我很快恢复生产。2004年2.8亿销售额，2005年销售额将达到5亿。亚星2003年持平，2004年1～6月增长30%……没有一个企业在当地有负面消息的，所有当地政府对我的评价都非常高。”

个人危机

“我比唐万新好一点。我没有欠那么多钱。我把科龙卖了能把欠债还上。”

放着稻草人不做，却宁愿成为众矢之的的草靶子，个性过分张牙舞爪的顾雏军最终身陷绝境。

末路英雄(6)

顾雏军拒绝任何反思。他曾不止一次对手下人说：“我没有什么反省的地方，我没有错，科龙公司没有错。即使科龙公司在运营当中有些什么样的问题，也是可以解决的啊，怎么可以让一个公司就这么死亡了？这是对社会财富的巨大摧残。”

顾雏军抱怨道：“舆论在妖魔化我。我买的公司都是坏公司，谁也不要的。我呕心沥血把他们弄成这样，弄好了后谁都想抢着要。很多人说我圈钱，你说我一生要花多少钱？我1.7亿美元的存款利息也有300多万美元，我不是穷人啊。”顾雏军当时曾透露，2005年的愿望是把科龙私有化，在股票比较低的时候买回来。他说：“根本就不想掏上市公司的钱。一个很有前途的公司，为什么要上市呢？”

在关系就是生产力的社会里，顾雏军却过分吝啬投资。他坚持说：“我并不需要向这个社会奉承什么，因为我是为这个社会创造财富的。在当地政府，我从来不请他们吃饭，我觉得我做好科龙，应该你来请我吃饭才对啊。”顾雏军觉得自己最大的优点是做企业，让他拍马屁他干不了。

记者就对他提出了善意的警诫：“千里堤溃，始于蚁穴。”但他仍然坚持：“这些道理不是我来分析的，我不是政治家，我只会做企业。家电是利润微薄的产业，需要你用100%的努力去做它才能做好，如果你再花50%的精力去干别的事，去防范本来不应该由我来防范的风险，那你就干不好这个企业。你不能要求一个画家同时又是一个科学家吧？你不能觉得一个画家画不好，就骂死他，也许是我画的你看不懂罢了。”

对此次面临绝境，顾雏军一度表现得极为悲观，埋怨自己出事了大家就等着看笑话，没有人帮他。他甚至把自己比喻成“企业界的孙志刚”：“孙志刚在监狱里不服管教，但是就应该死吗？孙志刚之死引致国家修改了收容方面的法规，那么科龙之变能带来什么变化？”

据接近他的人介绍，顾雏军在决定卖科龙的那个晚上，根本睡不着觉，一度伤心落泪。他怎么都想不明白，科龙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他曾悲叹道：“现在媒体铺天盖地地批判我，都把我当坏人，可是我从来没干过坏事。我明明做的事比你多，你却有资格来骂我？即使我做了一些游走于法律边缘的事情，那也不用置我于死地啊。”顾雏军曾有过一个形象的比喻：“我们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假设限速是120公里，但我开到了119.9公里，这难道有错？”他觉得，从1998年回国创业到现在，自己这几年最大的变化就是理想的破灭。

顾雏军曾以万分惋惜的口气谈到了唐万新，但他没想到的是，现在自己却成了“唐万新第二”。但顾雏军拒绝这种类比：“我比唐万新好多了，因为他没有欠那么多钱，他把自己在科龙的股份出售了以后，可以把所有的欠债都还上。”他很自信地打包票：“我可能会只身一人离开中国，但我不会欠国家一分钱。”

但最终，等待他的不仅仅是“铩羽而归”。

个人小档案

姓名：顾雏军

职务：原科龙电器公司董事长、格林柯尔董事长

出生：1959年

末路英雄(7)

籍贯：江苏省泰县

学历：江苏工学院动力工程系（本科）、天津大学热能工程系（硕士）

主要产业：家电、汽车等

主要经历：1975至1977年上山下乡，在泰县农村劳动；1981年江苏工学院动力工程系本科毕业；1984年天津大学热能工程系研究生毕业；1985至1988年天津大学热能研究所从事科研；1988年9月发明格林柯尔制冷剂；1989年下海经商；1990年在英国成立首家分销公司；1993年业务拓展至美国；1995年成立格林柯尔中国有限公司(在天津建立制冷剂厂)；1996年在美国从事一起企业收购成功；1998年在北京和深圳成立格林柯尔工程公司；1999年在湖北和海南成立工程公司；2000年7月格林柯尔在香港创业板上市；2001年10月收购科龙电器；2003年6月顾雏军拥有全资股份的顺德格林柯尔成功入主上市公司美菱电器，成为其控股一大股东；2003年12月顾雏军宣布出资4亿余元入主亚星客车；后收购ST襄轴进军汽车产业后，再次收购欧洲汽车配件公司和汽车设计公司，得以打通客车从设计到零部件再到整车生产的整个产业链。但其收购行为引起郎咸平的质疑，从而成为风口浪尖的人物。2005年5月因涉嫌违反证券法规被证监会立案调查，2005年7月29日因涉嫌经济犯罪被捕。

狱中国洪起的要命难题

“金融大盗”悬疑

因为他，“白领黑势力”成为一个公共概念而走俏舆论界，引发了官员、学者及普通民众的关注和热烈讨论。

据有关媒体称，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广东、江苏、山东、北京、河北等数省市检察院几乎在同时对他立案侦查。在出事之前，国洪起在香港及大陆拥有50多家公司，足迹遍布北京、山东、香港、河北、福建、广东、深圳、陕西、上海、重庆、吉林、黑龙江等地，领域涉及金融、房地产、酒精、建材、化工等行业，有人估测他个人掌控的资产在80亿元以上，“要不了几年，他就可能成为中国首富”。

而据记者长达几个月的跟踪调查发现，在整个事件平静的外表下其实暗潮涌动，各种利益体使尽浑身手段进行着较量。关于国洪起其人其事，我们也听到了一些不同于以往媒体的评述。

2004年3月23日清晨6时许，尚在睡梦之中的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钱卫清，突然被一阵刺耳的手机铃声吵醒。接通电话后，那边传来国洪起急切而焦虑的声音：“我被不明身份的人围困住了，你马上过来。”

曾给国洪起担任过辩护律师的钱卫清知道，当时国正是危机四伏、到处“躲风”的时候。钱马上驱车赶到国洪起当时“藏身”的北京国安宾馆，发现他的房间外面围了一帮人。他们正在不断地对房间内大声喊道：“国洪起，你快出来，不然我们就强行冲进去了。”国洪起在里面回答说：“我不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不出来。”

在问清钱卫清的身份后，门外的人出示了他们的工作证和对国洪起的拘留证，钱这才明白，“这伙不明身份的人”原来是江苏警方的人，其中还有一人是北京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警方对钱卫清说：“你作为他的律师，应该配合我们的执法。”于是钱开始劝导房间内的国洪起：“外边是警方的人，你最好理智点，出来把事情说清楚吧。”

末路英雄(8)

但国洪起在里面仍然不愿意开门，并不停地用手机和外界联系。在僵持了一个多小时后，警方叫来专业开锁的人，才把房门打开。但进去后，警方并没有采取过激的行动，连手铐都没有戴，只是叫国披上衣服跟他们走。国先被带到北京市公安局，随后被转往江苏省。同年4月22日转监视居住，据说住在一个叫绿园饭店的地方。当年9月29日，江苏省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合同诈骗罪正式批准逮捕国洪起。

随后，“国洪起”这个公众曾经很陌生的名字，开始出现在各种媒体的显著位置。在这些报道的描述中，国洪起是一个潜得很深却又手段凶狠的“金融大盗”——他涉嫌利用债券回购，伙同内部人员侵吞广东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多达20亿的巨额资产；他利用虚增国债做抵押，骗取广东发展银行贷款7亿元；他以委托理财为幌子，涉嫌诈骗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3亿元资金；他是轰动一时的北京“嘉利来大坑事件”幕后真正的主角，“勾结”某些政府官员，“巧取豪夺”了香港嘉利来公司在这个房地产项目中的权益……

两难选择：还钱“保命”还是监狱度余生

2005年12月29日，当记者拨通国洪起妻子孙涤非的电话时，她感到万分震惊，因为对她的手机号及近段行踪知道的人少之又之。孙涤非再三要求记者说出是谁给的手机号码，最后又推说这段时间太忙，加之身体不好马上要住院，拒绝了采访的要求。

据记者了解到，孙涤非曾为安徽省合肥市歌舞团演员。作为替国洪起抛头露面的三个股东——孙涤非与自己的姐姐刘严、国洪起的弟弟国洪新一起，曾先后被江苏省和山东省警方控制，最近她才回到北京，并获得国洪起的委托全权负责解决公司遗留问题及一切诉讼事宜。

有消息人士透露，其实在被捕之前，国洪起曾做过一番“挣扎”——当时华闻控股把国洪起从广东证券顶了出去，并查封了他的账户，而国的大部分资金都在里面。国气急败坏，在一位“牛人”的帮助下，企图“活动”有关部门抓捕广东证券的总经理钟伟华，但此事未果。而在2004年3月15日，江苏警方抓走了国洪新。国洪起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于是授意自己公司财务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员，向当地警方举报广东证券公司总经理钟伟华涉嫌挪用资金的问题。公司所在地的公安机关立案后，马上派人去广东抓捕钟伟华，但扑了个空。随后国洪起被捕……

找个适合自己口味的“好律师”，目前恐怕成了国洪起的头等大事之一。在刚被拘留时，国洪起的母亲曾找过钱卫清，因为国委托了其他人负责处理官司事宜，此事不了了之；后来北京证泰律师事务所律师王碧青及大名鼎鼎的北京中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田文昌为其担任辩护律师，分别负责民事部分与刑事部分，并准备为其进行无罪辩护，但在一些事实的认定等方面，国洪起与律师方意见不一致；怀有不满情绪的他又找到了南京三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周羽正。据知情人透露，身在看守所的国洪起拥有一定的自由度，偶尔能“通过手提电脑上网看邮件并和外面打电话”。

山东省、广东省、江苏省和江西省相继成立专案组。记者通过有关渠道了解到：江西省专案组成立没几天就结束了；而广东省警方在把所有的卷宗移送给指定的检察院以后，被退回补侦；江苏省警方也被检察院退回补侦了三四次，直到2005年9月才正式起诉，罪名是合同诈骗和虚报注册资本；山东省原来立案时是3个诈骗和1个抽逃资金，现在只剩下1个诈骗和1个抽逃资金。

末路英雄(9)

国洪起在江苏主要涉嫌的罪名是合同诈骗，事情经过是：2001年初，南京禄口机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禄投资）以4.47亿元（其中1.47亿元是他方委托宁禄投资管理）买卖股票。到2001年9月，宁禄投资拥有的股票市值约为2.9亿多元，另有现金约1亿元。于是宁禄投资的董事长陈小戎找到国洪起，委托其名下的北京赛克赛思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克赛思）帮助宁禄投资买卖国债进行理财。同年10月7日，国洪新受国洪起委托到南京，与宁禄投资正式签署资产委托管理协议。协议规定：赛克赛思公司以3亿元存入宁禄投资设在广东证券公司西华路营业部的账户，置换宁禄投资市值29526.33万元的股票以及10037.71万元的资金，其中1.47亿元退回原委托宁禄投资理财的他方。以3亿元为本金，双方约定以3年为期，赛克赛思公司到期退回全部本金，并支付9%的年收益以及前期利息1000万元。但在当年10月9日，广东证券广州市西华路营业部负责人吴克夫根据国洪起的指使，向宁禄投资出具了虚假的3亿元转入凭证和资金对账单，并于当日下午在宁禄投资有关人员离开营业厅后，再将这3亿元转出。在正式签署资产置换交接表后，国洪起把宁禄投资的股票全部抛售，并将还债后剩余的1.85亿元转入赛克赛思公司设在西华路营业厅开设的账户使用。后来，国以理财收益名义分8次共支付宁禄投资5400多万元，其余资金到案发时一直没有归还。

据知情人透露，因为江苏省方面的目的是要追讨回3亿元资金，所以直到正式起诉后，双方还在协商还钱之事，并承诺钱到账后不再追究。但国洪起态度比较强硬，认为自己当时到南京是来帮忙的，并坚持在还款协议前面加个“序言”，要对方承认“搞错了”。国洪起在看守所里为此事曾对自己的律师发脾气：“他们现在连个序言都不同意写，我对他们的说法很生气。（他们）为促进报案胡说，已经造成了我很大的损失，何况我是帮他们的忙。”

而案发后，江苏警方曾扣押了国洪起的现金31.4万元、手表一块、戒指一枚、宝马一辆，冻结资金340余万元，冻结国洪起所拥有的物业有：北京国恒基业大厦、北京亿时代大厦、北京名都园第297号别墅、上海金源大厦地上1-4层和地下室，国洪起投资的北京国恒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泰怡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权，冻结了国洪起在世纪证券1个亿的股权。但到2005年底，江苏警方已经把部分查封的财产归还给其妻孙涤非。

当时和国洪起、吴克夫一起立案侦查的国洪新，后来被江苏省警方无罪释放，但刚出大门便被山东省警方带走。随后，国洪新、孙涤非与刘严这三个九九集团的股东，都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于是九九集团14多亿的资产被6.7个亿的债权人拿走。随后，孙涤非和刘严两人被放了出来，而国洪新在去年底以抽逃注册资金罪被判了4年。

有人惋惜，大学毕业后曾在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工作的国洪新，如果没有这个哥哥，他可能会成为一个很不错的科学研究者。

而有信息称，国洪起涉嫌的诈骗可能会改成挪用，但结果如何，则要“根据国洪起最终的态度而定”。有法律专业人士分析，如果按挪用，又把钱还清了，不过是判个三五年。如果诈骗罪成立，且涉案数额巨大，那么等待国洪起的毫无疑问将会是无期徒刑。国洪起不可能不知道后果的严重性，但他之所以选择一直毫不妥协，如果“不是要钱不要命”，那么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自己无罪；另外一种是他想还钱但没钱可还。

末路英雄(10)

无独有偶，另外一个“资本大佬”刘虹曾经一意孤行，在与地方政府谈判未果的情况下，于去年9月铤而走险抽逃了购买酒鬼酒的4.2亿元股权转让款，但在吉首市桐油坪看守所羁押了3个月后，他于今年初最终选择了还钱“保命”。

48岁的国洪起会选择在监狱里度过他的余生吗？

众说纷纭：“黑白通吃”还是“孤家寡人”

即使过去了4年半时间，在谈到国洪起等人“联手”北京市二商集团“抢购”其在北京嘉利来房地产公司权益一案，香港嘉利来集团董事长穆军仍然气愤难平。

穆军向记者介绍：1995年香港嘉利来公司和北京市二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北京市二商局）、北京恒业房地产公司共同成立北京嘉利来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经原北京市外经贸委批准，合作公司投资总额为3000万美元，其中香港嘉利来拥有合作公司60%的股权，其他两公司持有40%的权益。但在2001年，香港嘉利来突然被有关部门认定“未履行出资义务”。当年9月，二商集团在北京市原外经贸委（现商务局）等行政力量的支持下，将合作了6年的大股东——香港嘉利来公司更换为香港美邦公司（股东为董平、赵越，后转给国洪起）。为此，香港嘉利来公司向原外经贸部提起行政复议，并向纪检部门举报此案涉及公务人员合谋诈骗。原外经贸部（现商务部）经过审议，下达了一份《行政复议决定书》，要求北京原外经贸委撤销同意二商集团更换大股东的批复。但北京原外经贸委拒不执行中央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反而由二商集团将原外经贸部诉至北京二中院，一审结果是商务部败诉……

由于穆军等人不屈不挠地“喊冤”，引起了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和相关领导的重视，并引发了包括《经济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法制日报》等媒体的报道热潮，此案也从一场经济纠纷上升到地方政府官员挑战中央部委权威的政治高度。

但对此事件也有不同的声音。据一位对国洪起案长期关注、不愿公开身份的人士介绍，嘉利来事件“说白了是多个利益主体之间为争夺一块肥肉而发生的战争，谁对谁错应该由司法机关来判断，而不是媒体来下结论”。他说：“嘉利来的股份是别人兜售给国洪起的，如果它是偷来的或抢来的，国洪起最多只是收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