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人士曾长期跟踪观察国洪起其人,对他的所作所为比较知根知底。此人对前一段媒体的许多报道充满了愤慨,认为大部分报道严重失实。他说:“有些媒体泡制了诸如‘中央政法委督办的25件大案国洪起独占两宗’之类的新闻,这说明他们连基本法律常识都不懂。中央政法委凭什么介入?国洪起又不是国家机关高层人员,他连居委会小组长都没当过。我曾亲自询问过中央政法委负责执法督察的一位处长,他一头雾水,问国洪起是谁?”而据记者向有关部门证实,中央纪委的确曾经接到国洪起的相关材料,也曾把材料转给了公安部门,但完全谈不上“正式督办”。
也曾听到过国洪起“黑白两道通吃”的传闻:河北省唐山市一个与他有合作关系的“贪官”,“因为不太听话”,被国叫人绑架了两次,吓唬了他几下,后来又把这个人给放了;在2004年1月6日晚,北京市一个区人民检察院传讯了国洪起等人,随后他很快就消失了,据传这是因为他与一些政府官员关系密切,而他在江苏省受到的“礼遇”同样是由于这些人脉关系发挥了作用……
末路英雄(11)
对这些说法,上述观察人士觉得很好笑:“什么黑道白道?国洪起根本没有道。他不讲信誉,非常抠门,无论交朋友还是做生意都是如此。别人做生意是交朋友,而他做生意是树敌人。严格意义上来说,他是一个孤家寡人,他没有朋友、没有团队,现在搞成这样了,几乎没有人去帮他。”但他同时认为,虽然国洪起干了很多投机的事情,其中也有不法行为,“但不能因为他不是一个好人,现在进了监狱,就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他身上”。而据记者对曾经办过此案的人员证实,在办案过程中他们根本没有遇到过什么阻力。
在上海金三元烂尾楼转让一案中,国洪起等人被指责妨碍了司法公正。但有曾在上海金三元投资公司任职的人介绍,该公司在上海浦东拥有一栋2万多平方米的烂尾楼——新律大厦,经人介绍,国洪起买了烂尾楼,但订了合同后却拿不出钱来支付。介绍人只得又另找买家。几给周折,上海望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季宝红把它买了下来,但双方在不久之后便产生了纠纷。
据《国际金融报》等媒体的报道,望源房地产公司和金三元公司签订了新律大厦的项目转让协议,约定金三元公司将新律大厦在建项目转让给望源公司,转让价格为3350万元。同时,望源公司向金三元公司出具书面承诺,承诺支付金三元为收购新律大厦所代付的2040万元中介等费用。但在支付了3350万元后,望源公司以金三元公司没有向其提供为收购该项目而代付的相关凭证为由,拒绝支付2040万元中介费。
而曾在金三元公司任职的人却有另外一种说法:双方谈定的价格是5000多万,但为了避税,于是把总价拆成两块支付。但交完了第一部分款项并把大厦过户到季宝红名下之后,季却拒绝支付“桌面底下签订的另外一份合同的款项”。于是金三元公司把望源房地产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对方支付2040万元中介费并交纳相应的滞纳金和违约金,但法院只采纳了滞纳金的要求,没有支持违约金的要求。
为这笔中介费的合法性,以及有关二审审判程序的合法性上,双方展开了长时间的较量。望源房地产公司在上海高院二审时败诉,随后抗诉到检察院,上海市纪委也开始介入,但最终以检察院主动撤回抗诉告终。
其间,上海有媒体报道此案时暗示“以涉嫌金融诈骗而备受关注的国洪起”可能染指了这个官司。上述人士却有自己的看法,认为在此出大戏中,与拥有强大能量的季宝红角力的真正“主角”另有其人,并不是国。国洪起除了曾签过一份并未履行的合同外,与此纠纷毫不相干。
对于国洪起涉嫌套走广东证券20个亿国债回购资金一事,记者通过有关渠道了解到,此事远远不像现在一些媒体报道的那么简单,后面可能涉及到广东省某家银行多达300亿资金的问题。在采访过程中,曾有人指出,仅凭国洪起和吴克夫、饶金良(广东证券北京市长春桥路营业部负责人)等人,是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的。
而据有关专家分析,几年以前关于国债回购如何定性的问题还有很大争议。而在国外某些地方,这种由于制度缺隙引发的损失,应由国家“埋单”,当事人往往无罪。
末路英雄(12)
2005年11月6日,中国证监会正式对外宣布,鉴于广东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严重违法违规经营,对其作出取消证券业务许可、并责令关闭的行政处罚决定。当然,此事的最终真相,以及国洪起在其间扮演的角色及其“戏份儿”,还有待于警方的进一步调查。
复杂性格:算计别人还是被人算计
在国洪起的相关户籍资料上,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信息:生于1958年9月23日,籍贯在山东省济宁市,家庭地址是北京市朝阳区小黄庄前街10条1号内65号,文化程度为初中,职业类别为“不便分类的其他劳动者”,身高为176厘米。
有接近过国洪起的人介绍,他出生于北京一个底层的市民家庭,父母都是工人,父亲死得很早,母亲叫冯秀荣,现在已经80多岁了。国洪起其貌不扬,外形清瘦,很内向很严肃,不苟言笑,但为人很客气,说话声音有点儿“公鸭嗓”。虽然读书不多,但他“很有一点儿小聪明”,尤其对数字特别敏感。
国洪起有一个弟弟叫国洪新,性格与他完全不一样,为人忠厚老实。另外国还有一个妹妹,是残疾。
因为家庭出身很苦,所以国洪起很小便开始到社会上“混生活”。有信息说,国洪起在1980年就因诈骗建设银行贷款而被判刑入狱,出狱后在北京倒卖进口大件商品指标,赚了一些钱后,开始雇人在进口商品供应点收购商品指标,然后转手倒卖赚取差价。也有消息称,国洪起曾经从事“切汇”,靠倒卖外汇赚钱。后来,国洪起在北京后海开了当时京城最大的一家歌舞厅——文苑歌舞厅。在上世纪90年代前后,国洪起开始从事股票和期货交易,“炒股票非常有脑子,判断非常准确”,所以很多营业厅都争着让他去开户,他本人也迅速积累了多达几千万的财富。
有人戏称,国洪起的历史是一部“被共产党专政的历史”——倒腾外汇时被抓过,开娱乐场所被抓过,炒股票期货时被抓过,现在做国债回购又被抓了。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像国洪起这样“一无所有却胆大包天”的草民,往往能挣到大钱。
当时的国洪起,对炒股以外的其他行当相当谨慎。他曾对周围的人说过:“我不想做实业,因为我不善于和人打交道。”有人劝他投资当时很热门的房地产,他却说:“做房地产不但要和内部人打交道,而且要与政府机关打交道,不像我做股票,只要敲敲键盘就行了——我挣谁的钱不知道,我赔给谁的钱也不知道。”
接近国洪起的人介绍,阔起来的国洪起开始学会摆谱,喜欢穿名牌衣服买名牌车,并且与很多漂亮女人有过密切关系。但奇怪的是,这样一个以投机起家、甚至有诈骗巨额资金之嫌的人,并没有像其他类似经历的人一样,把财富偷偷转往国外,最后办好护照悄悄走人。
让人惊讶的是,在国洪起身上竟呈现出如此复杂多样、甚至互相矛盾的性格特征——他既很自卑又过分自傲;他既很低调又常常自以为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他既很会算计别人又很容易上别人的当……
曾经喜欢独自一个人“敲敲键盘”赚钱的国洪起,也许是因为内心深处那种想出人投地的巨大冲动的诱使,他开始大张旗鼓地扩张自己的“版图”——从北京到山东、河北、广东甚至香港等地,从金融到房地产、建材、化工等行业,国洪起陆续成立或控制了50家以上的公司。更让人难以理喻的是,他把大部分靠“智力劳动”赚来的钱去创办实业,而有些投资在5年甚至10年之内都是很难收回的。比如位于山东省济宁市的九九集团,曾是全国最大的酒精企业。该公司总投资10多亿元,员工近2000人,产品涉及工业、农业、畜牧业、商业和生命科学等领域。在2002年底,国洪起雄心勃勃地宣称:九九集团要实现“百亿资产,百亿产值,十亿利润,十亿税收”的宏图。
末路英雄(13)
他的性格决定他不会相信任何一个人,所以我们看到所有公司都是他通过自己的弟弟国洪新、妻子孙涤非及妻姐刘严进行牢牢地掌控。但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又是一个轻信他人、常常上当吃亏的人。
比如1998年,有人游说国洪起去重庆市某个国家级的贫困县投资一个烟厂,说仅需要投入三五百万起动费用,一年便能拿上亿的利润。有人劝阻他,说烟草是属于国家专卖的,这么好的事情干吗来找你?国洪起解释道,烟厂里属于包税的,一年光税款就能省多少多少钱。我先采取承包经营的方式,到政策松动了再悄悄把它拿下来。
谁知道,这个烟厂是个无底洞,投入多少吃多少,不到一年时间八九百万下去了,却一分钱也赚不出来。国洪起急了,把县政府告上了法庭。官司在重庆开庭,国洪起胜诉。但他不甘心,认为我北京有人,应该能拿回更多的钱,于是又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最后,国洪起果真又胜诉了,给多判了一些钱回来,但多判的钱却几乎全部花在开销上,光律师费就付了100万。因为上诉,把重庆市法院也给得罪了,去执行时他们根本不理睬,在那里给放着。把当地的县长给追急了,他指着县政府大楼说,你们干脆把它搬回家得了……国洪起最后以亏800多万了事。
而在2000年前后,国洪起又跑到东北某地去投资。当地有一家生产葡萄酒的上市公司,下面有一个销售公司。这个公司在当地是包税的,因为吹牛不交税,所以他们尽量把销售和利润做大,然后利用上市公司收购这个销售公司,为此国洪起垫了2000多万。但合作方拿到钱后便不认账了,说你这是买公司的钱。其实任何明眼人都知道,这个公司没有办公室和工作人员,甚至连一张纸都没有,仅有一个皮包装着一套公章和支票,却让国洪起付出了如此巨额的代价。
诸如此类的“上当受骗”或“意外事故”,耗费了国洪起不少的真金白银。熟悉他的人说,国洪起首先是一个机会主义分子,有机会他就会去投。在投资山东九九集团和购买嘉利来股份等几件事情上,也曾有人劝说他小心行事,但他觉得有利可图,于是一意孤行、不听劝阻,最终落得如此收场。
从一无所有,到通过“奋斗”成为亿万富翁,又到最后变成阶下之囚,有人分析他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他的个性:急功近利、刚愎自用、不会做人、不会用人。“他根本不尊重人才,是一个极度实用主义分子——用得着的时候,你就是上帝;用不着的时候,马上可以把你一脚踢开。如果这边坐着一个大知识分子,那边坐着一个银行的信贷员,他肯定重视后者,因为银行信贷员可以马上为他变出钱来。”
“子系中山狼,得志变猖狂。”跟国过往密切的人如此叹惜道,“在特定的条件下,你凭小聪明挣了点儿钱,就好好过日子罢了,何必不知道天高地厚去惹事生非?这样的人成不了大气候,即使你给他一支部队,他也当不了元帅和将军,最多只是一个沿途打家劫舍的小毛贼而已。”
个人小档案
姓名:国洪起
职务:北京赛克赛思公司、山东九九集团的幕后控制人
末路英雄(14)
出生:1958年9月23日
籍贯:山东省济宁市(出生于北京市)
学历:初中
主要产业:国债回购、酒精等
主要经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靠炒外汇和国债回购发家,九十年代开始陆续投资一些企业,其中最大的是山东九九集团,是国内最大的酒精企业。2004年3月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被抓。2006年3月14日、15日,此案在南京市中级法院第二法庭正式开庭。2006年6月22日,国洪起特大合同诈骗案由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宣判:国洪起因犯合同诈骗罪、虚报注册资本罪,被判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
“请善待郑俊怀!”
来自伊利旧部的另类声音
郑俊怀进入乳业纯属偶然。从内蒙古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他的理想是做一名记者或律师。但在参加第一批全国律师资格考试时,郑俊怀差了十几分,后来只得进了工厂。接手伊利的前身——内蒙古回民奶食品厂当厂长时,这个厂是整个系统内最差的一个企业,全部家当才41万元,完全是一个手工作坊式的“烂摊子”。
在郑俊怀的经营下,回民奶食品厂有了很大的发展,但郑俊怀觉得当时的体制太束手缚脚了,竟带领厂领导班子发动了一场“政变”。那时国有企业股份制改组刚刚起步,呼和浩特市政府最初确定了12家试点企业,但却没有回民奶食品厂的份。郑俊怀找到市政府,表示一定要走股份制之路,“如上级不同意搞股份制,我们将集体辞职!”在市长亲自协调下,回民奶食品厂终于挤进了股份制改革试点企业的行列。于是内蒙古伊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诞生。
但最后,他却栽在了这上面。
郑俊怀出事了!从2004年12月20日开始,陆续有数家媒体惊爆伊利数位高管被拘的新闻。
笔者随即致电伊利公关媒介经理娜米拉,但手机无人接听;之后发去短信,不久后收到回音:“您好!郑总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有关此事我公司已发布正式公告,请您到网上查询。”
接着,笔者又拨通了伊利行政部总经理刘春海的手机。他在电话里介绍,12月17日中午,他接到呼和浩市市委常委办公厅秘书的电话,让他在当天下午3点半召集伊利集团所有中层以上干部到丽山湖度假村开会。会上,包括郑俊怀在内的7位高管被马上带走。不久后,刘春海即接到其中5位高管被刑事拘留的函。
对有关伊利员工为此事人心波动的传言,他进行了否定:“没有啊!现在人心很稳定啊!”他透露,像每年年底进行的文艺汇演都在照常进行,并没有受此事影响。
在笔者2004年9月24日这天的日记里,还记载着在“环球企业家高峰论坛”上见到郑俊怀的情景:“与其他企业家不一样的是,他胸前却没佩戴鲜花、身后也没有呼应的随从,只是一个人,拎着一个纸袋子,消失在走廊的拐角处。”
一些小事
“我感到很痛心!很震惊!想不到郑俊怀这种优秀的企业家也倒下了。”窗外是北京今年的第一场雪,但北京赞伯营销咨询公司董事长路长全的情绪分外激动。路长全曾出任伊利营销部门副总经理,和郑俊怀有过长达两年的交往,所以当他得知这个消息时,说自己“这两天心情特别不好”。
末路英雄(15)
对郑俊怀一生影响最大的事情,莫过于幼年丧父:“那年我12岁,家里没有了顶梁柱,记得我的书包还是用父亲的白洋布毛巾做的。穿得破破烂烂的,走到哪里别人都瞧不起。这让我懂得一个道理,没什么可以让你依靠,一切要靠自己努力。”
路长全介绍了郑俊怀的一件小事:“有一次,郑俊怀要来北京会见一家跨国企业的老总。他到北京的当天晚上,在西直门附近找了个一家没有星级的旅馆,才180元每晚。第二天要和跨国企业老总见面了,怎么办?不能丢伊利公司的面子啊!正好他有一个朋友那天住在长城饭店,于是他打电话给朋友,说你把你的房间借给我用2个小时,我会见一下外宾。
在路长全的印象里,郑俊怀还是一个很敬业、很谦和的人:“他常常工作到很晚,常常利用坐车的时间睡觉。有时我们一起出差,常常会讨论问题到深夜,有时甚至通霄达旦。有次我找他汇报工作,他听了足足有两个小时,没有打断我,只是在我谈完后,他才说,小路,你谈的主要是不是这样几个意思?”对于路长全后来在营销上面的很多建议,郑俊怀都采纳了。
后来路长全想离开伊利去开拓自己的事业,郑俊怀找他谈了几次心,这些肺腑之言至今让他感动:“他说,我一年的薪水已经上百万,已经够用了,我要那么多钱干吗?人终是要死的。我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有一个孩子在法国读书,读书都是靠挣的奖学金。钱多了对孩子反而有害处,是害他们。你看,我都50多岁了,对我而言,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伊利的品牌能够做起来,能够做成世界级的企业,能让员工们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能让农民们能够富裕。我对它倾注了几十年的心血,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不希望看到它出任何问题。”
对于郑俊怀曾经打击报复竞争对手的传言,路长全认为完全是造谣。他介绍道:“蒙牛的牛奶曾经在湖北出了麻烦。伊利一些低层员工曾经想把一些不利的报道进行复印,然后散发。但郑俊怀召集了几乎所有的管理人员,明确要求不得散发一份对蒙牛不好的资料。他认为,这是整个行业的问题,不是蒙牛的问题,我们要帮助蒙牛一起成长。郑俊怀在我面前从来没有诋毁过任何人,却常常说,伊利培养了一批能干的人,这是内蒙古人的骄傲。”
“你说这种平时就喜欢吃碗面条、一件衬衫穿了几年、出差不住200块以上宾馆的人,他会贪污?打死我都不信。”
关于郑俊怀的“哑迷”
在公布的资料中,郑俊怀涉嫌的是挪用资金,用来进行MBO的收购。路长全认为关键是如何去界定这个问题,“首先,是不是他自己拿的?其次,这钱拿去干了什么?如果是为了进行MBO收购,那绝对不是他一个人能做得了主的。伊利关于MBO的事情,当初都是当地政府要做的,是他们同意的。”
路长全打了个比方:“比如我们三个人是某个企业的高管,现在当地政府鼓励你们买下这个企业。怎么买?按市场价?那我们买它干吗?我们哪有这么多钱?肯定要折价卖给你,于是每股10元变成每股5元卖给你。但这叫国有资产流失吗?再说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行为。这就像三只猴子分香蕉,怎么分都不公平,最后香蕉坏了,于是全丢了完事,大家反而高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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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长全分析,这可能是一些人报复的结果:“有几个人贪污了几百万,郑俊怀就说你们走吧。没想到他们反过来又弄了他。郑俊怀对事业的兴趣远远大于金钱的兴趣,有些事并不是他想要做的。”
对事情背后的复杂性,路长全打了个“哑迷”:“举个例子,比如我现在有股份要卖给你,但我们在私下里还得有一个协议,你买的股份里我又要占有多少比例。明白了吗?
路长全归纳了郑俊怀的三个特点:正直、稳健、勤劳。路长全悲观地断言,“我太了解这个企业了,郑俊怀个人的威信和人格的力量,在伊利没有人能比得上。但他永远挂在嘴边一句话:伊利是大家的功劳,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郑俊怀是个干事的人,他应该没有拿一分钱回家,但背后有太多的阴谋家,可能在某种力量的推动下做了一些事情。他是整个企业的主心骨,我无法想象没有他伊利会怎样。”
“我非常希望这个事情都顺利过去,祈祷郑俊怀能够重新回来执掌这个企业。不要像李经纬似的,弄来弄去等到他卧床不起了,又把他抬出来。”
请善待中国企业家
路长全认为,现在中国存在着“媒体暴力”:“中国的一些媒体和学者,对中国的企业家太苛刻,不了解他们是多么艰难、多么苦,常常认为自己又搞掉了一个,心里就很踏实似的,殊不知一笔捅死的是一个养活了成千上万人的企业。其实这非常危险,会大大增加整个中国社会营运的成本。”
在路长全眼里,这些“居心不良”的媒体,就是一群害人非浅的蝗虫:“农夫一年365天在土地上默默耕耘,头顶烈日、每滴汗水摔成八瓣却毫无怨言。当收割季节来临时,农夫看着即将熟透的庄稼露出幸福的笑容。突然,一群蝗虫铺天盖地从天而降,把所有辛苦的劳动成果一扫而光。农夫蹲在田埂上,泪流满面……”
“中国的企业家都不容易,在没有任何资源的情况下,把企业做了起来。他们所付出的个人代价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他们每个人的背后都有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比如中国最大硅胶生产企业宏达化工的老板,小学都没毕业。在别人帮不了自己的情况下,他自学了高分子化学,三年后一举攻克了世界性技术难题,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科研价值和市场价值。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脊梁,这样的企业家我们不去善待他们,我们要去善待谁呢?”
路长全分析,所有的经济之争背后是品牌之争,而品牌之争后面是信任度之争。中国必须成长起自己的强大品牌。但是,当中国自己的品牌还有缺陷时、还处于襁褓时,媒体和人民应有胸怀接纳、支持自己的品牌,所有的行为都应该是善意而不应该是破坏性的。
“我很替中国的这些著名品牌当心,这些年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品牌,现在就这么轻易地把这些企业的领导人搞掉,这么好的人都出事了,大家还能相信谁?中国大企业倒下一个,谁最高兴?谁受益最大?我想肯定不是本土企业。现在往往出事的,是那些强势行业中的强势企业,火腿肠行业如此、家电行业如此、牛奶行业如此、补钙产品行业亦如此。国人当警惕啊,窝里斗现象是最可悲也最可恨的,这会让所有的中国企业家都寒心的。到时,就让那些国外的企业大肆在中国掠夺财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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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路长全“央求”道:“你们媒体的力量还是比较强,你们帮帮他们吧。”
个人小档案姓名:郑俊怀职务:原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出生:1950年9月籍贯: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学历:内蒙古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系主要产业:乳业主要经历:1974进入呼和浩特市农林局工作,1975年12月至1979年12月任呼和浩特市国营畜禽场副书记、副场长,1980年1月至1982年12月任呼和浩特市奶牛公司招待所所长,1983年1月至1993年5月任呼和浩特市回民奶食品厂厂长,1993年5月开始任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兼CEO,2004年12月因涉嫌挪用公款罪入狱,2005年12月31日被判刑6年。
第四部 孰是孰非
孰是孰非(1)
纷繁复杂的中国知名企业家的是非争端背后,有经济利益的纠葛,也有人性的冲突。
李金元与高管们“兵戎相见”、潘石屹与昔日好友“翻脸”、张宝全痛斥曾经的合作伙伴忘恩负义、倪光南对与柳传志长达20年的恩怨一直难以释怀……
在诱人的利益面前,人性永远面临扭曲的可能。
李金元与职业经理人的“战争”
天狮高管哗变真相
这是一场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的“战争”。复杂的多方博弈,结果当然是多方都不满意。
天津首富李金元执掌的国内最大直销企业——天狮集团,从来不缺乏关注点。而2004年爆出“高层管理团队集体辞职”的新闻后,一时间“CEO被董事长殴打”、“首席培训师被指控‘职务侵占和贪污’”、“中国区员工大清洗”等传闻沸沸扬扬……而事实的真相如何?
为什么处在高速增长的企业,猝不及防地发生如此严重的人事危机?为什么相见恨晚的企业家与经理人,最终沦到相别如仇收场?为什么企业家与经理人的利益纠葛,总是不能在事前控制?
记者就此采访了整个事件中的核心人物:李金元、骆超、王坤和王君平,揭开天狮人事大变局的台前幕后。虽然他们仍各执一辞,虽然他们的恩怨依然未了,但我们却从中思索一个更深远的命题:
企业家的个人膨胀少不了经理人的捧场,而经理人的职业道德离不开企业家的栽培。如果企业的发展太快,信任的积累跟不上,企业家和经理人翻脸像翻书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
海啸的发生丝毫没有影响李金元的兴致。2005年1月22日,天狮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李金元如期飞往马来西亚吉隆坡,参加集团举办的第四届年会。
依然是鲜花、依然是万人沸腾。此情此景,不禁让人回想起一年前的第三届年会——那是2003年12月1日,天狮集团召开了包括经销商、三一盛世员工参加的万人庆祝年会。会上,李金元、骆超、王君平、周华健四人肩并肩站在舞台上,一起高唱《真心英雄》,台下激情澎湃。
所有在场的人当时都乐观地认为,董事长和首席培训师、执行总裁、大中华区总经理等人的关系,进入了“蜜月期”。但让人跌破眼镜的是,几十天后,天狮集团却爆发了高管集体辞职的风波。
剑拔弩张的正面交锋发生在2004年初。1月31日,天狮集团首席咨询顾问骆超突然提出想休息一段,并于次日带走了三一盛世营销策划公司(李金元占40%股份,骆超、王坤夫妇占30%股份)全部的财务资料和文件。
2月2日,李金元在公司大会上指责骆超和王坤“侵占巨款,敲诈勒索”。当天,骆超正式辞职,随即天狮集团执行总裁钱港基也提出了辞职。
2月3日,在钱港基与天狮集团副总裁白萍发生争吵时,李金元动手打了钱港基。
2月25日,骆超在北京市朝阳区法院状告李金元“侵犯名誉”。两天后,李金元亦向北京朝阳区公安局报案,说骆超“职务侵占和贪污”。
4月15日,天狮集团大中华区总经理王君平宣布辞职。
4月19日,天狮集团另有数十高管离职。
孰是孰非(2)
4月20日,钱港基在网上公布5000多字的辞职信后离去……
但几个月后,官司却一直没有太大动静——双方似乎偃旗息鼓。但各种迹象表明,双方暗地里的较量仍未停息,且有再燃“战火”的风险。
事过境迁人事震荡后,依然牢牢掌控天狮的李金元从中得到什么教训?离职的天狮高管们今天在做什么?他们如何反思那场纷争?
高管哗变后的李金元
导致高管“跳槽”的根本原因,是他们“个人欲望太强烈”。
天狮集团位于天津市武清区新技术产业园内。一进大门,映入记者眼帘的,是巨幅伟人像和六个大字:“发展才是硬道理!”
上到二楼会客厅,直面而来的是李金元的大幅画像,那神情和姿态,颇有伟人的架势。
而在会客厅的左侧,是一个大鱼缸,几条金龙鱼在里面穿梭游弋。据介绍,这种来自于马来西亚的鱼类价格昂贵,一条动辄几万乃至几十万元。但它们性格凶猛,极具侵略性。
穿过会客厅往右拐,便是李金元宽大豪华的办公室。2004年岁末,一袭中山穿着的李金元在此接受了采访。背后是巨幅的世界地图,地下踩的也是绘有世界地图的地毯,表情严肃的李金元端坐其间,始终不苟言笑。
对几个月前高管的出走风波,李金元不愿多做解释。他觉得,导致这些高管“跳槽”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个人的欲望太强烈”。他抱怨道:“国外对职业经理人有一个评估,职业经理人的档案非常细致和健全,如果名声不好他找不到工作。所以他们职业道德非常强,把自己的名声当作一个财产。中国的职业经理人就不这样,干好干坏无所谓。这儿骗不了,上那儿骗去。一个真正的职业经理人,是不经常跳槽的,二三年就换一换,这个人绝对有问题。”
但无可否认的是,自从骆超、钱港基、王君平等人进入天狮集团后,公司的业务达到了百分之几百的惊人增长。而在骆超的描述中,当初事业发展遭遇瓶颈的李金元,是那么饥渴地游说骆超等人的加盟。于是,三人分别以合作伙伴和职业经理人的身份,先后进入了天狮集团。
在使用高管问题上,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判断失误”呢?李金元面露不悦,他质问道:“林彪还叛逃了。离开了林彪中国就不发展了?”李金元甚至有点懊悔地说,“我们原来用一个人,对他在原单位的所作所为了解得不够,现在我们必须去原有单位反复了解清楚。”
在公司发展的某些具体数字上,李金元似乎模棱两可。在送我们进电梯时,他笑着解释道:“我对数字不敏感,但我对发展很敏感。”
白萍是此次事件中的关键人物。骆超就曾直言,“白萍这个人是我离开的重要原因,她依赖和李总的关系,过分干涉我的工作,我不能忍受。”在天狮集团,我们没有见到这位副总裁。但凑巧的是,在与李金元交换的名片中,却有一张是白萍的——也许是他无意中拿错了。
而在李金元飞往马来西亚参加第四届年会时,骆超、王君平等人已经加盟步长药业集团,正在国内策划另外一场“直销风暴”。销声匿迹好长一段时间的钱港基,更是在近日带着美国另外一家直销巨头——康宝莱,杀向中国内地。
孰是孰非(3)
“我们已经对天狮构成了威胁!”骆超自信地宣称。
被资本方扫地出门的骆超
骆超觉得“李金元太膨胀了,做的很多事让人难以接受”
在全国各地寻找骆超的足迹,没想到他却近在咫尺。他的工作室兼休息室就位于和平里林达大厦。
劈头盖脸全是书。在他200多平米的工作室内,从客厅、书房、到卧室,全是一排排高大的书架,上面堆满了几万册成功励志、销售管理等各个方面的书籍。
坐拥书城的骆超神态谦和。如果不近距离接触,你根本感受不到他内心深处隐藏的不安——说到某个人或某个观点时,他总要马上站起身来,非得从书架上去找出相关的那本书来佐证。
对“精神教父”这个称谓,骆超明确表示不喜欢,觉得“一听了就恐怖”。但从当初以手下十几万直销员的资格和安利公司叫板,到此次大批高管跟随他从天狮出走,足见他的影响力。
多数人认为,这次事件的根本原因在于利益之争。骆超也曾表示过,“一个咨询公司应该从培训对象的业绩中提成,前期应该提成5%—10%,到后期可以是1%—3%”。如果按此计算,相比较三一盛世一年仅收取的几百万培训费用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巨大而诱人的“蛋糕”。而天狮集团2003年在美国的借壳上市,让李金元的纸上财富飙升至60亿左右。为天狮集团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的骆超,他心里会平衡吗?
骆超却矢口否认“利益之争”,认为这是“光环的问题”。骆超承认,直销行业内,有时必须进行一些“造神运动”,但一旦他的光环盖过李金元时,两人的矛盾就无法避免了。
形容李金元骆超用了两个字“农民”。在他眼里李金元“超越不了”,尤其觉得“他太膨胀了,做的很多事让人难以接受”。而李又喜欢被人拥戴,“整天弄几千人夹道欢迎,自己坐在敞篷车上面招手。”
从一些网民发表的帖子中,我们看到这样的声音:“当初正是因为听了骆老师的《梦想定能成真》,我才决定加入天狮的。现在骆老师走了,我们的心都凉了……”
对于被人指责人品有问题,骆超似乎颇为介意。他先是轻描淡写地说:“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我肯定人品有问题,因为我没有帮他把生意做得更大,在他需要我的时候我离开了,这个我就对不起他。其他的我就不知道指什么。”
但在这个话题过去之后,他在心里思忖良久,又主动跳回来解释:“当两个人反目成仇的时候,攻击对手都有一句话,就是说你人品有问题。站在他的角度看我,全是对不起他的事情。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检验标准:我没他有钱,我没他有实力,没有他的平台,但是我三一公司的核心都跟我走了、王君平的中国区高层管理人员跟我走了。”
因为没有股份而两次被资本方“扫地出门”的经历,让骆超铭记在心。2004年7月28日,骆超、王君平的双手和西安步长药业集团总裁赵涛握在了一起。这次,他们不再仅仅是职业经理人,还是新成立的傲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用王君平的话来说,骆超这次再也“逃不掉了”。
孰是孰非(4)
采访过程中,骆超的夫人王坤始终在旁边静静地听着,偶尔做出一点补充或更正。当年,骆超因为破产而企图自杀,是她,把自己的男人从崩溃的边缘拉了回来……有意思的是,经过这次事件后,她递上的名片,不但公司名称发生了变化,名字也已经改成了“王怡人”。
采访结束时,骆超还不忘和自己前一任老板做比较:“我这里的环境虽然没有老李那里豪华,但到我这里你一定会感到比他那里舒服。”
董事长拳打执行总裁
“新春事件”令我万念俱灰,痛心疾首
在此次事件中受到直接“打击”的钱港基,一直没有在视野里出现。
据骆超介绍,他曾经去了时代华纳,任中国区的总裁。但数月后,不知何故又离开了。李金元对此表示了自己的不屑:“几个月换一个公司,你说正常吗?”
在2005年1月14日的《第一财经日报》上,终于发现了他的踪影:他以康宝莱(中国)保健品有限公司总裁的身份,陪同康宝莱全球首席运营官彭阁瑞,出现在于北京召开的世界直销协会年会上。
钱港基素有“财务神童”、“扭亏高手”之称。此之前,他的职业生涯中,在一家加拿大木材公司、安利中国和露华浓中国都有不俗业绩。但在骆超的描述中,我们看到了钱港基被打的惊人一幕。
从2004年2月3日被打那天起,钱港基又在天狮集团呆了47天。4月20日,他公布了一封致“尊敬的李总”的信,然后“挂冠而去”。
曾经“希望能将自己的职业生涯在天狮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钱在信中披露:
当我感觉到相互逐渐了解、逐步适应的时候,发生了不愉快的‘新春事件’,令我万念俱灰,痛心疾首。
事不过三,近两个月来,我尽了我最大的努力,为天狮全球业务的发展、规范及改善积极努力。但我渐渐失望了,因为我每一天所看到的、所觉察到的,都是天狮现有企业的方针、政策和理念在走回头路……我变成了一个有名无实的、空具‘执行总裁’头衔的CEO,令我感到再做下去已没有任何意义。
令人不解的是,一个月以后,钱港基又与天狮国际传媒公司经理张向东联合署名发表了一份声明,称:“钱港基被天狮集团李金元、白萍打了等等均属无稽之谈”,“钱港基与天狮集团的合作是愉快的和值得信任的”。
但愿钱港基真能忘记,这段令他曾“万念俱灰、痛心疾首”的不快。
守口如瓶的王君平
如果缺乏这个平台,他就没有舞台去演戏了
前不久,傲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另一家公司合资成立了伊康傲普国际管理机构,王君平任这个公司的总经理。当赶到建外SOHU他的办公室时,他正在给一帮管理人员进行培训。
见面之前,曾听到一则原天狮集团员工编排王君平的笑话:员工A抱怨工作累,整天忙得跟驴似的。员工B说,最近开年会,他已经累得像骡子一样了。员工C说,你们嚷嚷什么?你们知道比驴和骡子更累的是谁吗?员工A和员工B问:“是谁呀?”大家回答:“王君平。”
十几分钟后,出现在我们面前的王君平礼貌而警惕。对那段“前尘往事”,他一再表示不想再谈。王君平甚至以一颗“报恩的心”,对李金元当初的信任表示了感谢。
孰是孰非(5)
而据骆超介绍,因为还有几万块钱工资拖着没付,王君平曾为此把李金元告到了天津武清区劳动仲裁处。较量仍在暗处进行。
谈到职业经理人和企业家的关系,王君平深有感慨:“他们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一个企业要发展,光靠自己一个人或家族是不够的,他必须依靠那些富有专业知识的职业经理人。而对于我们职业经理人讲,也需要一个适合自己成长和发展的平台。如果缺乏这个平台,他就没有舞台去演戏了,那还怎么发展自我?”
王君平谈起自己心目中喜欢的企业家,觉得应该具备三个特质:一是诚信,待人要真诚,说过的要算数;二要有胸怀,人都有犯错的地方,不可能一个人做100件事都对,企业家要给职业经理人机会,去帮助他们;三是要有眼光,企业家需要去把握市场的走势、趋势,而职业经理人要做具体的事情,从而达到企业家所定的目标。
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大多出身卑微,他们身上存在着什么“致命伤”?王君平娓婉地劝告:“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一样,都需要不断的修炼。为什么很多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受限并最终衰亡?就是因为企业家修炼不够,没有随着企业和社会成长而同步成长,到最后他就落伍了。”
半个小时后,笔者只好“放走”守口如瓶的王君平。在离开时,发现返回自己办公室内的王君平,正独自一人临窗而立。他在2005年1月5日下午那场大雪中静思——也许是因为未来的职业经理生涯还很长,所以年轻的王君平显得格外谨慎,不想再惹是非。
是什么导致最终翻脸
双方最好不要咬得太紧,否则对大家都不利。
北京圣吉企业管理顾问公司总裁林正大认为,李金元与职业经理人之间之所以爆发“战争”,关键在利益分配结构方面有问题。
当初承诺给高管30%的股权,但第一年才赚了100万,分给职业经理人不过30万,可能塞牙缝都不够。但过了几年,一年能赚1个亿了,就得分给职业经理人3000万。那时老板就觉得亏大了——这个企业是我的,是我给了你一个发挥才能的平台,你不过是一个职业经理人,凭什么要3000万?给200万就很不错了,你就不要再贪心了。职业经理人心里也会不平衡,认为没有我,哪来这百分之几百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