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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企业家在创业初期设计利益结构时，如果眼光不够长远，经常会陷入这种利益纠葛之中。如何避免？关键在于设计短期、中期、长期的利益结构问题。

另外，情商也决定着人生成败。李金元是比较本土的企业家，而骆超、钱港基、王君平都在安利等大公司呆过，他们的管理思维比较现代化，两者在融合的过程中会有矛盾和冲突。

按道理，他们正处于“蜜月期”，为什么一些偶发的事件和冲突会导致最终翻脸呢？这关系到老板个人的修炼问题。

如何避免个人情绪影响企业的运作？在《学习型组织》里说得很清楚，第一项就是自我超越。美国的心理学家曾经做过一个研究，他们发现，很多顶级CEO的管理风格，和他的个人风格往往并不完全一样。比如，你平时很内向，但你在公司里却表现得很霸道；可能你平时脾气很冲，但在公司里却表现得很有耐心。

孰是孰非(6)

这是否会压抑自己的个性呢？林正大认为，这是对自己个性的一种发展和扩张。你要根据企业发展的需要，不断把自己放大，这样才能海纳百川。假设企业里只用和你合得来的人，那么这个公司就会发生扭曲，就会近亲繁衍，最终冒出一堆白痴。你越多元化，企业的智慧就会越宽广。

林正大认为，如果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之间出现矛盾，双方最好不要咬得太紧，互相先冷静一下，否则对大家都不利。

在创业初期，你直接招来一个团队，它的好处是容易沟通，可以降低沟通成本。但缺点呢？就是抱成一个小团体，整个班子都听某一个人的，会导致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融入大团体比较困难。

像安利，它基本上不倾向于去引进一个非常成熟的体系，因为这样造成的痛苦和后遗症也会比较多。引进一个团队，甚至可能会扭曲安利原有的一些文化。

从老板的角度来看，关键是选择的是短期利益还是长期利益。也许你可以利用职业经理人把江山打下来，然后削藩；作为职业经理人，这个小团队就是你的资产，你能不能把你的资产绑在一起形成筹码，但同时又要避免两败俱伤，这就很值得考虑了。矛盾产生的过程分事前、事中和事后。

事前，你要找对老板，理念要沟通透彻，清楚大家的底线是什么。你要学会运用法律充分保障你的权益。比较厉害的职业经理人，还会去观察老板旁边影响到他决策的是哪些人。

事中，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你要协助老板建立一个比较健康的管理结构，让公司的治理结构慢慢规范化。决策权和执行权，越早分开越好，双方互相不踩线。

事后，出了矛盾后怎么尽快地消解？作为职业经理人，尽量不要把矛盾闹大。如果这次把自己的老板干掉了，或者把老板的盘子给掀了，那以后谁还敢用你？

个人小档案

姓名：李金元

职务：天狮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出生：1958年6月

籍贯：河北省沧州市

学历：南开大学EMBA

主要产业：保健品直销

主要经历：20岁时李金元开始担任华北油田的生产主管，随后担任过长春塑料厂厂长、沧州渤海饲料蛋白粉厂厂长等职务。1993年，他到天津创办天狮。开始想搞房地产项目，但是1993年恰逢国家紧缩银根，李未出手就受到了打击。随后，他选择投资天然动植物功能素“骨参”的制造，不久产品试验失败，赔了所有的钱。1994年秋，他转向“天狮营养高钙素”，并依靠直销方式推广。其后的短短3年间，李金元在全国发展了大约300万人的传销队伍，据说有5000万人使用了高钙素产品。仅1996年初到1997年8月的20个月里，天狮靠传销就有了19.89亿元的销售额，利润高达6.39亿元。1998年国家开始打击传销后，李金元开始到国外发展，在俄罗斯、东欧、马来西亚通过传销的方式销售天狮产品。据称，天狮目前已经在103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分支机构，在国内设有近5000家专卖店，产品远销世界190个国家及地区，在全球拥有1000万人的稳定消费群体。

孰是孰非(7)

潘石屹的感情纠葛

多年情谊如何定价？

著名的房地产商人潘石屹有一段时间特别烦，因为有三个曾经亲密无间的老部下，却一起联合起来要起诉他。而他背后，是态度更加强硬、不肯轻易做半点让步的妻子张欣。

一个是13年前就跟随创业的合作伙伴、一个是25年前“睡在上铺的兄弟”、一个是30多年的世交，是什么原因使他们“挥戈相向”？

一个是从小生长在甘肃天水农村的“土鳖”，一个是十几岁就去了国外并深受西方文化浸淫的“海龟”，是什么原因使他们由最初的争吵打闹最终磨合成牢不可破的“夫妻档”？

和媒体一直友善有加、相得益彰的京城房地产大腕潘石屹，在不久前接受国内某家电视台采访时却突然翻脸：“你不要再问了，要再问，我就不接受采访，你出去！”

是什么让潘石屹在采访中一直闪烁其词、最终恼羞成怒呢？事情得追溯到2004年6月的一纸诉状——北京红石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小股东汪钢、谢光学、姚军等人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称该公司最大股东潘石屹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非法转让了原红石实业所拥有的现代城、建外SOHO的相关权益，严重侵害了中小股东们的利益，并提出共计1.05亿元的赔偿要求。原告们在诉状中称：“潘石屹以上两次非法转让的实质，是其作为红石实业的董事长以权谋私、非法转移、侵占公司的合法财产及权益，使其变相成为潘氏夫妇共有的非法财产……”此案被业界称为中国“股东代表诉讼第一案”。

一度表现出巨大诚意的潘石屹，在与几个小股东经过20多轮谈判并达成口头协议后，却突然关闭了和解的大门。2005年3月15日，原告方在得出其已无和解诚意的结论后，由原告代理律师告知高院，请求法院恢复审判程序。据悉，法院已经下达通知，在2005年5月26日对原告另行提出的股东和董事知情权一案先行开庭审理。

但在开庭前的5月24日，事情突然峰回路转——原本“放手一搏”的几个当事人最终“偃旗息鼓”并签定了和解协议，潘石屹于5月25日在和解协议上面盖上了公章，赔款几天后即一次性全部付清，原告律师于6月1日正式撤诉。但双方约定，具体赔款金额对外保密。

“这个人真是太两面派了，我们觉得自己太老实了。”在和解之前，三个小股东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们都表现出一种受过欺骗后的愤怒。

姚军：13年的创业合作伙伴

“我比较矛盾，我并不想走这一步。”

在三个状告潘石屹的小股东中，现任北京阳光时代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的姚军，是当初对要打官司最想不通、也最不情愿的一个，“他们刚开始来找我时，我比较矛盾，我并不想走这一步。”回首从前，姚军有种“情何以堪”的感伤。

那是1992年，北京万通刚刚成立不久，去中关村买电脑的潘石屹碰上了24岁的技术人员姚军。打过几次交道后，潘石屹对他感觉良好，于是请他吃了一顿饭，并盛情邀请姚军加盟北京万通。

当时公司在北京怀柔县，条件十分艰苦，留不住人才，很多大学生呆了一个礼拜就一去不返了。但姚军还是很怀念那段没日没夜却干劲十足的创业岁月：“有时候累得不行，只要有两分钟的空档时间，我就会立马倒在地下，呼呼大睡。”

孰是孰非(8)

那时候，万通在海南的业务已经慢慢萎缩，公司的重点放在了北京。1993年，万通正好赶上发行法人股，姚军参与了公司股份改制并负责募集资金。当时没有证券法、没有公司法，没有人对此内行，一切都得从头学起，困难可想而知。“现在回想起来仍惊心动魄，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寻求潜在的投资者。刚开始没有什么动静，但到最后的几天时间里，大家开始疯抢起来，有时一天有上千万的资金打到账户上来，有些钱甚至都不知道是从哪里打来的。紧接着在1993年底，国家就开始了宏观调控，如果万通没有募集到这三个亿的资金，当时可能就没了。”

后来公司搬到了北京市东二环边的保利大厦，姚军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办公室在518号房间。那时姚军与潘石屹的关系，可以用“心有灵犀”来形容：“我们之间的交流，到了极其简单而有效的程度，他说一句话，别人可能听不懂，但我明白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并很好地完成。”两人的私交也非常亲密，姚军回忆：“潘石屹和前妻当时带了一个两岁的孩子，我们都叫他宝宝，我非常喜欢那个小男孩。”

由于经营观念等诸多差异，潘石屹和其他5个股东之间产生了矛盾和冲突，被调任到上海总部去任总裁，其实上是被架空起来。被看成是“潘石屹亲信”的姚军，也被调往上海出任总裁助理。1995年6月，潘石屹选择了“出走”，姚军也紧接着在7月份提出辞职。一开始姚军不太好意思这样做，感觉上好像对不起冯总似的，家里人也不赞成他放弃当时已有的稳定收入去冒险。潘石屹和太太张欣从夏威夷回来后，就给姚军打电话，邀请他一起去另外做一个小公司，潘石屹鼓动说：“如果做不好，大不了我们再回去打工。”

凭着分家时得到的大约二百万现金，潘石屹创建了红石实业，最开始就潘石屹、张欣、姚军三人。所有加盟的创业者，月薪都在原有基础上拦腰砍成一半，而且没有什么福利、没有奖金，原来月收入已经上万的姚军，每月只能拿到4500元工资了。

由于姚军在万通时积累的融资经验和资源，他仍被委派担任至关重要的“找钱”工作。“最开始的一二百万根本就不算钱，发发工资、交交房租就没有了，公司随时面临现金断流而倒闭的危险。潘石屹经常是告诉我什么时候需要用一笔钱了，我就得想尽一切办法去筹措。记得有一次，我终于把一笔几百万的借款支票拿到手，一个人坐在破旧的桑塔纳里，兴奋得啊啊大叫……”

有一个场景在姚军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开始时张欣还没有从她任职的旅行者集团辞职，仍在国贸中心三十几层的办公楼上班。有时我和潘石屹去找张欣，三个人常常站在临窗的办公室里，潘石屹兴奋地指着远处建外SOHO和现代城的两块地说，这就是我们的地盘啊！我们俩听了都热血沸腾，有干一番大事业的冲动。”

谢光学：24年前“睡在上铺的兄弟”

“尽量不要把以前的事情都抖出去，做人不要搞得太绝了。”

在现任北京阳光时代投资公司总经济师谢光学眼里，24年前的潘石屹是一个聪明好动的小弟弟：“1982年，我们都在廊坊市石油管道学院读企业管理，潘石屹比我年纪小，但比我高一届，我们在一个宿舍住过。学校周围有不少农田，有时我们和潘石屹一起跑到外面刨来一些地瓜，然后大家一起分着吃。”

孰是孰非(9)

毕业后，两人又分到了一个单位——廊坊市石油管道局机关。1986年，谢光学调回北京，而在其后的一两年潘石屹也去了深圳，开始了他的商人之旅。其间，两人偶有书信来往，潘石屹还曾为了自己父亲经销的石棉产品，托谢光学在北京寻找过销路。

在海南完成了原始的资本积累后，潘石屹于1992年8月回到北京做房地产，并盛情邀请谢光学加盟。由于小孩当时有病，自己单位的事也无法一下子完结，谢光学直到当年年底才加入进来。

谢光学认为，潘石屹是一个很有经济头脑的人，很有一套经营手法，把阜成门的万通新时代广场做火了。但由于当时万通盲目扩张，在投资东北华联、进军陕西房地产等项目上都出现了失误，6个股东出现了激烈的矛盾，于是潘石屹出来创办了红石实业，谢光学等人也陆续跟着出来了。

在谢光学的印象中，潘石屹是在1994年通过冯仑的介绍认识了张欣，但婚后一起创业的日子并不是那么亲密无间，两人为公司的事经常吵得不可开交。当时第一机床厂的项目（后来的建外SOHO）签下来后，开发的大笔资金需要四处筹措。“我们曾和一个德国人谈判，按道理中方应该是潘总出面，但张欣却抛开他们和翻译，直接用英语和对方交流，把我们完全撇在一边。”干坐一边的潘石屹当着德国人的面不好发火，回来后就和张欣大吵了一场。

潘石屹与张欣之间也存在着利益冲突。当时潘石屹自己的公司是红石实业，拥有现代城项目20%的权益；张欣自己的公司是香港中凯集团，拥有现代城项目25%的股份。中凯集团和红石实业有一个管理协议，前者委托后者对现代城项目进行管理，中凯每年付给红石实业50万美金的管理费。据谢光学回忆，这笔钱后来从没有支付过。

谢光学等人也和张欣发生过直接冲突。他记得，在开一个销售会议时，张欣主张在广告上保证，说业主买了我们这个房子后，每年的回报不低于15%。谢认为这样做风险太大，而且没办法保证。当时两人在会上就吵了起来。

那个时候，潘石屹总是站在自己的老部下一边，而且与张欣之间在财产上分得很清楚。“他们的感情是建立在合作的基础上的。刚开始总吵架，两人都觉得婚姻关系不是很稳定，所以算得很清楚，后来打出来了，慢慢地就适应了。”

在几个当事人当中，谢光学和潘石屹一直保持着不错的关系，甚至两人的手机号码都仅差一位数。现在每次进行谈判，都是先由潘石屹和谢光学联系。就在2005年5月份，好久没有理睬他们的潘石屹，在得知媒体开始调查此事时，又突然给谢光学打来电话，说还是可以继续谈嘛！谢光学感慨：“从我做人的原则来讲，我真不想和他闹翻。如果他对一些事实还是不承认的话，我们可以提供证据反驳他。我们现在说的仅仅是小股东利益的事，就尽量地不要把以前所有的事情都抖出去了，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不想这样做，做人不要搞得太绝。”

汪有芬、汪钢父子：30年的世交之情

“这是我老同事的孩子，我从小看着她长大的。”

张欣不止一次地在媒体面前说过，有两个人对她的这一生影响最大：一个是潘石屹，一个是汪钢。她也亲自对汪钢说过，其他的人都只了解我人生的某一部分，只有你对我的整个人生全部都了解。

孰是孰非(10)

两人的情谊，要追溯到上个世纪70年代的年少时光。汪有芬是汪钢之父，曾任《北京周报》社长兼总编辑。这位78岁的老人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那时我在外文出版社英文部当主任，张欣父亲叫林清雨、母亲叫张美瑛，都在同一个出版社任翻译。两人离异时，张欣还是一个只有几岁的孩子，张美瑛一个人带着她，生活上有些困难。”

张欣从小个性就比较强，有次母亲一气之下打骂了她，她就一个人出走了。“我听了也很着急，因为自己眼睛不好，于是就发动部门的同志一起去找。最后在北京站，发现她在一个角落睡着了，要她回来时她还挺不高兴，认为一回去自由又没了。”

70年代后期，张欣的母亲先去了香港，把尚在读初中的女儿借宿在同事家中。1980年的春天，张欣也随后去了香港，所有的手续也是汪有芬亲自去派出所办好的。临走前，张欣还在汪家住了两个礼拜。“我觉得这个孩子很可爱，聪明好学，也比较懂事，所以走之前我们还带着她去莫斯科餐厅吃了一顿丰盛的西餐。”随后，汪钢获得了美国一个学校的全额奖学金，也于当年夏天去了美国。汪钢经过香港时，还专程去看望了张欣。

刚开始几年，张欣在香港也过得不容易，14岁就做了纺织女工。每当心里有什么苦恼时，她就写信给汪钢倾诉，而汪钢总是像一个大哥哥一样安慰她，并劝她不能老去打工，还得坚持学习。后来，汪钢帮张欣在美国联系了一家学校，但因为签证办不下来，她后来去了英国剑桥大学，并取得了发展经济学硕士学位。1994年，汪有芬去美国探亲时，正碰上潘石屹、张欣也到美国渡假，潘石屹还亲手操刀做了一顿饭给大家吃。

张欣在香港创办的中凯集团，最开始的两个投资者是两位英国朋友，每人投了50万美金。凑巧的是，其中一位是汪有芬的好友。有一天，这位英国朋友来汪家做客，看见张欣竟也在场。事后，她向汪有芬询问张欣的情况，汪说：“这是我老同事的孩子，我从小看着她长大的。”后来这个英国朋友告诉汪有芬，她之所以决定投资，和他的介绍有一定关系。

因为长达30年的亲密交往，所以潘石屹和张欣在创办红石实业时，把汪钢从美国游说回国，加入了他们的创业队伍。在刚开始的几年时间内，两家一度来往密切，常常一起去看电影、吃饭。汪有芬对潘石屹的印象开始也挺好，觉得这个人虽然是生意人，但感觉还不那么俗气，对老人也挺尊重的，有时过年过节还给汪家送来一些蝴蝶兰之类的盆景。

多年情谊如何定价？

“在2000年前后，一切开始了微妙的变化”

时间如果就此停顿，那么留存在每个人脑海中的，将只是那些峥嵘岁月中的美好情谊。但是，在2000年前后，随着好运砸在现代城这片土地上，于是一切开始了微妙的变化。

姚军回忆，大约在2000年的某一天，潘石屹突然提出：以现代城的一套价值一百万左右的房子，置换几个小股东手中分别持有的2.5%的股份。但姚军等人明确表示不同意，姚军为此还专门与潘石屹进行了交流：“我原来一直认为我们是合作者，如果把这个股份置转了，我们就变成一种纯粹的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了，这种状况我和我的家人都难以接受。”随后张欣表态：你姚军是做了很大的贡献，你没有问题，就不用转了，但其他的人必须要转。但最后此事在大家抵制下不了了之。

孰是孰非(11)

汪钢进入公司时，投入了100万人民币，占5%的股份。后来汪钢回美国时，他要求要保留股份，潘石屹说没问题。1998年汪钢回国探亲时，潘石屹却劝汪钢说，现在房地产不景气，听说你的投资里面有你父母的钱，老人家如果不愿承担这个风险，可以把股份转让给他。汪家当时住在机关宿舍的四楼，汪钢的母亲腿脚不太方便，想回到杭州老家去买个房，于是汪家提出按250%的价钱退出一半的股份。

潘石屹回答，那我回去跟张欣商量一下，年底去香港之前给你们一个答复。但后来直到去了香港，潘石屹也一直没有回音。急着买房的汪有芬于是给潘石屹打了长途电话，问他到底能出多少钱购买股份。潘石屹回答说还没商量好。汪有芬觉得凭两家的关系，不妨先借50万元，以后在汪钢的红利里扣。这时潘石屹的口气有点为难，但最后还是答应了借钱的要求。

但想不到的是，几天后张欣给远在美国的汪钢发了个邮件，说你父亲强压着潘石屹要借50万块钱，事实上你离开红石实业时就应该把股份退了。汪有芬看到这封邮件后十分气愤，于是又打电话给潘石屹理论，潘石屹还一个劲地安慰老人，说你又不是不知道她这个人的性格，你就不要生气了……次年，汪钢还是以23%的年利，退出了2.5%的股份。汪有芬认为，这个作价，等于是给潘石屹贷了几年款。

与现代城项目的巨大成功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每个小股东前后仅仅进行了两次共150万元左右的分红，再后来红石公司的账面上竟然出现了亏损。而更让姚军等人诧异的是：2002年3月12日，潘石屹在没有召开股东会、董事会，未与股东协商的情况下，与北京第一机床厂、红石建外公司签订了三方协议，将红石实业在该项目中的所有权益，全部无偿转给了由潘石屹的妻子潘张欣（有意思的是，经过几年的磨合，潘石屹与张欣这对“夫妻档”合作得日益默契和稔熟，就连张欣的名字后来都改成了潘张欣）为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的红石建外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03年1月25日，SOHO中国有限公司占该公司90%股份，3月5日将该股份转交给其关联企业SOHO中国BVI2，同年7月法定代表人由潘张欣变为潘石屹）。令谢光学不解的是，到2002年为止红石实业已经为此项目投了一个多亿，等于鸭子马上就煮熟了，却把90%转让给了SOHO中国（BVI2）。据谢光学估算，红石实业因此遭受的损失在15亿元以上，他说：“这纯粹是空手道，是巧取豪夺。”

资料显示，建外SOHO当年总销售额24亿元，名列北京房地产十大热销楼盘榜首。而经过转让之后，红石实业对建外SOHO的权益已从100%减至10%，对3位小股东来说，原来每人2.5%的权益也随即变为了0.25%。据谢光学估计，仅在建外SOHO一个项目上，3位原告损失就超过了1亿元。

同样，2003年3月1日，在现代城获利最丰时，潘石屹将红石公司所拥有的该项目20%的股权以低于原出资额100万美元的价格，转让给了潘张欣为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的SOHO中国BVI1有限公司，红石公司的股东和董事全然不知，也未签署过任何相关文件。

潘石屹夫妇与姚军、谢光学、汪钢多年的情谊就此崩裂。再次见面时，姚军等人已经是以原告的身份，和被告潘石屹进行谈判。第一次见面时，潘石屹还笑着给汪有芬打招呼，说您老变化不大，就是头发白了。开会时，汪有芬正好和潘石屹对坐，他首先以长者的口气批评了潘石屹，说他对老朋友们做得太过分了，他引用一篇相关报道中的话说：“你寻求SOHO中国上市的过程，就是消灭红石实业的过程，你是要把红石实业搞垮啊。”想不到潘石屹马上跳了起来，说你不要谩骂，你是局外人（汪有芬是汪钢委托的代理人），请你出去……

孰是孰非(12)

利益当头，也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和说法，但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几个当事人内心深处的谋划慢慢跃过情与理的框架，最终走向法的较量？多年的情谊为什么拦截不住“利欲”这匹脱缰之马？

即使在重新启动司法程序后，姚军仍然没有忘记告诉自己往日的那位兄长：“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人不能过于贪婪，当你把贪婪戒掉之后，得到的不仅仅是有形的金钱，也许会更多。”

让亲兄弟们不再打架“如果有外力作用，我会变成一个婴儿”在法律这架冷冰冰的机器碾碎几个当事人之间残存的最后一点情面之后，一连串的“陈年旧账”被继续激荡出来。原告代理律师王晓滨介绍，本案至少还存在着以下几个疑点：一、为什么红石实业会出现亏损？那么大的开支到底是如何形成的？会计师事务所在审核红石公司的会计报表中就曾发现，没有任何单据的业务外支出仅一年里就有500多万元，在另外一年里又发现公司费用中列支个人代付房款500余万元等问题；二、红石实业的股东到底是6个人还是5个人？其中有一个叫做爱地的公司占5%的股权，它现在到底是不是股东？潘石屹曾经要求把这个股权转让给他的亲戚，据知情者说，双方已经成交，但潘石屹并未按公司章程要求征得全体股东同意。由于潘不向汪钢透露转让价格，汪拒绝签字。市工商局注册表上爱地仍是红石股东，但爱地自称与红石实业已无任何关系；三、像长城脚下的公社、博鳌的房地产等项目现在是否还在红石实业名下？红石实业还有没有其他的投资项目；四、SOHO中国的资金到底来源于哪里？根据红石建外2003年财务报告显示，有SOHO中国公司26092万元的“其他应收款”，而在红石建外注册资金进账时间表中，SOHO中国（BVI2）又先后投入二千多万美元，它们之间是不是有内在联系？谢光学等人不由得怀疑：先从其他地方挪一笔钱投到红石建外来，然后又用红石建外的钱垫上，到时再以分红的钱还上。

但要真正厘定中小股东权益被侵占，在法律条款和具体操作上还是存在着诸多难点。原告股东在提起和进行股东代表诉讼时，其举证的最大障碍就是资料或证据的收集。根据我国《公司法》第110条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公司章程、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和财务会计报告，对公司的经营提出建议或者质询。”但是对于股东是否有权查阅、复制公司会计账簿和原始会计凭证。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被告律师张学兵则认为，如果公司的股东都要求查阅公司的原始凭证，将严重干扰公司的正常工作。三位原告则认为，他们都仍然是红石公司的董事，如果董事都无权查阅这些材料，还有什么人能有这种权利？

针对举证问题，北京中京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晓滨指出，由于股东与经营者信息资料上的不对称，或者在收集证据时得不到公司的配合甚至公司隐瞒或隐藏证据等情况下，如果规定由原告负举证责任，显然对股东不公平。因此他建议对股东代表诉讼采取举证责任倒置。

王晓滨一直想追加SOHO中国等公司作为被告，“但由于它们是BVI公司，即使它们的法人潘张欣坐在隔壁办公室，你的起诉书也得通过外交途径先送到英属维尔京群岛，然后再转到潘张欣手中。其他诸如调查取证之类的事情，更是难于上青天。”

孰是孰非(13)

即使困难重重，但王晓滨认为此案仍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一股独大的情况在私营企业里同样存在，而造成私营企业被掏空的原因则和股东知情权无法保障密切相关。”汪钢为此曾上书全国人大法制委，希望借此案来完善公司立法、建立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保护中小股东利益，规范公司高管的不当行为。

潘石屹曾在自述中说到：“人有三种——第一种骆驼，吃饱喝足把能量存在身体里；骆驼里面有少数会成为狮子，这就是第二种人，要学会竞争，去做领袖；第三种人是婴儿。”他分析自己，1988年4月之前是骆驼，后来变成了狮子。他说：“人最好的一个状态是友善，对周围的人很有爱心。我想，如果能有个外力的作用，我会变成一个婴儿。”

从狮子变成婴儿，我们当然不能指望潘石屹自身的修行和顿悟去完成，这个外力恐怕得依赖相关法规和制度的完善。正如王晓滨律师所说，“让感情和利益受到法律的制约或保护，让亲兄弟们以后不再打架！”

个人小档案姓名：潘石屹职务：SOHO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联席总裁出生：1963年10月籍贯：甘肃省天水学历：石油职业技术学院主要产业：房地产主要经历：大学毕业后到国家石油部工作，1987年起开始在深圳和海南开创自己的房地产开发生涯。1992年，潘石屹与人合作共同创建了北京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开发出一系列房地产项目，包括北京万通新世纪广场、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大厦、北京万通理想世界（现改名为新城国际）。1995年潘石屹与妻子张欣共同创立了SOHO中国有限公司。自公司创建以来，两人共同开发了一系列房地产项目，分别为：SOHO现代城、博鳌蓝色海岸、建外SOHO、长城脚下的公社等。长城脚下的公社在2002年威尼斯双年展上荣获大奖。潘石屹目前是中国最活跃的房地产商人之一，曾“玩票”参演电影《阿司匹林》男主角，已经成为一个娱乐化、善玩概念、精于反策划的地产商人。

倪光南：希望历史回复到本来面目和柳传志一段20年的恩怨关于柳倪之争，已经过去20年了，但余波一直未了，这可能归结于倪光南一直以来的不屈不挠的“鸣冤”。

有人说，联想的路走错了。柳传志“抛弃”倪光南，持意走“贸工技”的路线，是害了联想；也有人认为，倪光南太书生意气，太固执、太自私，“历史不可能回到1995年再按照倪光南的意愿重新走过，而柳传志今天的联想似乎比1995年能够想象的还要辉煌。”

对于一位知名的科学家，倪光南偏不服这一口气。

“做得好，一步登天；做不好，打入地狱！”2004年12月8日凌晨，在联想大厦三楼圆形会议室里，柳传志语重心长地对80多位高层管理人员叮嘱道。几个小时后，联想集团在北京五洲大酒店抛出爆炸性新闻：用12.5亿美金收购IBM的PC业务。

各种质疑随即汹涌而至。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近几年来联想的发展之所以裹步不前，关键是因为缺乏核心技术的支撑，这导致了它今天的这场“豪赌”！而经济学家左大培的《联想的路走错了》一文，在网络上更是广为流传。他用近2万字的篇幅企图论证：从最初的“技工贸”，到后来的“贸工技”，联想走上了一条“错误的路”……

孰是孰非(14)

离开联想快10年了，前总工倪光南在做什么？他是如何看待这一切的？

“这次收购代价太高”

为什么联想要进行这次“惊天并购”？倪光南认为“联想有这个需要，因为它这几年的发展停滞了。”

他评价道：“这个代价太高了！IBM早就想把PC业务卖掉，因为它一直不挣钱，而且技术含量也不高。IBM找到了一个好买家，卖给其他人可能卖不了多少钱。IBM很聪明，在出卖PC业务之前，它把深圳的工厂给改组了，把利润和技术含量都比较高的服务器拿了出来，拿来和长城公司合作做，而且IBM绝对控股。”

倪光南认为，自己在当年已经为联想找到了未来之路：“1994年左右，我们进入通讯领域时，品牌、资金和技术等各方面条件比华为优越多了。第二台程控交换机卖出去后，就把开发费用赚回来了。但因为我下台了，联想就不支持了。”眼前这位文质彬彬的院士，至今仍心有不甘：“我一个人的下台倒罢了，但和我关系密切的一大批科技人员，也因受到压力纷纷离去。像程控交换机、芯片等一些重要的科技项目终止了，‘技工贸’的方向改变了，不要技术了。”

在中关村，一直流传着“三个企业家找到三个科学家，成就三个知名企业”的经典故事：柳传志找到倪光南，开发出了联想式汉卡，成就了联想公司；张玉峰找到王选，开发出了方正激光照排系统，成就了方正公司；万润南找到了王辑志，开发出了四通打字机，成就了四通公司。而在今天，倪光南和王辑志早已出局，王选在历经“逼宫事件”之后，也已经淡出了。中关村变成了商人街，已经没有科学家的位置了。

但在当时，这种选择似乎无可避免。中科院的一位前领导，在谈到当年的“柳倪之争”时这样说到：“和倪光南同等水平的科学家，人数远远多于和柳传志同等水平的企业家。在二选一时，只能选柳传志。企业家在中国是稀缺资源。”

有人痛心疾首，认为当年的这种“短视行为”，是中国高科技企业最终滑向代工厂商的根本原因。阿果在《不能失去联想》一文中为这些总工们大鸣不平：“联想过于神化了柳传志们的运作，而不公正地贬低了倪光南们的奉献”。他追问：“支持柳传志们昨天运作的，有倪光南们前天积淀下来的技术成果；支持柳传志们今天运作的，有倪光南们昨天到联想后重新开发出来的技术；支持杨元庆们明天运作的，又是什么呢？”

但历史具有不可逆性。柳传志领导的联想就摆在大家眼前，我们却难以想象——倪光南领导下的联想，到底会是怎样一番风景？

“我看不清他的表情”

看不到企业家倪光南，但我们能看到科学家倪光南。

采访原定在翠宫饭店的大厅内，但为了了解倪光南现在的工作环境，提出改在他办公室里进行。

见面时还是闹了点“误会”：比预定时间提前20分钟，倪光南就打来电话，说已经到了。待我们来到中科院计算所5楼的办公室时，却不见倪光南的踪影。一通电话，才知道他正在翠宫饭店的大厅内等候。10分钟之后，倪光南打着车急匆匆地赶了过来，一边握手一边道歉：“对不起，我弄错了！”

孰是孰非(15)

话题从倪光南的交通工具谈起。“要不是刚才赶时间，我就从翠宫走过来了。平时出去办点事，我都是骑着那辆自行车。所里也有小车，但我一般不去要，留给那些年纪更大一些的同志用吧，毕竟我今年才65岁。”

他很坦然地谈起和柳传志“掰了”之后的一件趣事：“1996年左右，那时老柳还住在中关村东小区。我住5楼，他住4楼。有时我正好碰见他从楼里面走出来，他也从不和我打招呼，就一头钻进自己的奔驰里。我无所谓，推着单车慢慢地走过去，但透过小车的反光玻璃，我看不清他的表情。后来他就搬往别墅去了，把房子给了他司机住。”

从联想回到计算所后在做什么？倪光南推荐大家去看“中国博客”网站上的个人主页，如《“政府采购正版软件”不能变成“政府采购外国软件”》、《Linux等开放源码技术——软件业革命的“导火索”》等数十篇文章，正是他近几年的所思所想。

而在采访当天，倪光南的工作安排如下：早上七点多就起来，但没有时间锻炼，而是匆匆赶往计算所，为一位专程起来的企业家提供建立电子工程方面的咨询。中午一起去外面吃饭，接着讨论该项话题。下午参加讨论关于政府采购软件方面的会议。晚上回家吃饭，再回到单位接受采访。深夜10点与记者辞别，然后步行回家……

倪光南最爱听的是德沃夏克《来自新大陆》的第二乐章，他至今仍然记得当时老师为这首曲配的词：“黄金的年华虚度过，才知道从前铸成大错。萧萧两鬓白徒唤奈何，瘦影已婆娑徒唤奈何？雄心壮志早消磨，斜阳景已不多。深悔蹉跎，深悔蹉跎。”

“当年曾觉得这首词的情调太消极，现在年纪大了，才感觉到其中的深意，才觉得许多事情没有做得更好——我本来是可以为国家、为他人做出更多的贡献的。”坐在十几平米的办公室内，倪光南怅然感慨。

“让历史回复到本来面目”

因为10年前的那段恩怨，倪光南不得不存活在各种文本之中。

每一段历史，总要让某些人来肩负责任，以便于让另外一些人轻装前行。2000年初，刘韧写了一篇2万多字的文章：《柳传志心中永远的痛》，算是为那场长达数年的“柳倪之争”暂时划上了句号。但让倪光南至今郁闷的是，在文章中自己似乎变成了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刘韧在文章结尾的一句话耐人寻味：“抱歉，不能写出一篇让倪总满意的文章。”

让人疑惑不解的是，在有些人眼里“固执已见”的倪光南，为什么在联想公开解聘他之后的1999年9月6日，会通过Internet发出一封“请不要解聘我的工作成果”的“求饶信”？倪光南解释：“作为一个科技人员，我属于弱势群体，他们控制舆论对我进行声讨，当时我的压力很大。经过‘文革’的人都很清楚，首先要学会保全自己。有问题是迟早会清楚的，但需要一点时间，所以我想先把这事放一放。”

在提到孙宏斌入狱事件时，倪光南甚至为自己庆幸：“我在公司里面并没有太多的权，我从来不批财务条，报销不是我自己签，都是别人签的，这样对我来讲反而也有好处。你最多把我开除、把股份拿掉了事，要不然就很难说得清。”

孰是孰非(16)

在2004年的岁末，一些不同的声音又开始涌现。在另外一次采访时，经济学家左大培为倪光南大声“叫冤”：“联想股份制改革产生了一批亿万富翁、富婆，但作为对联想创业贡献仅次于柳传志的倪光南，为什么一分钱都没有分到？”

几乎在所有人的眼里，倪光南总是那么谦和有礼，甚至有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位中国工程院的大院士，竟然“像小学生一样站起来回答问题”。但在他心中，却一直有一个结、也有一个永远的痛。倪光南表示，成不成为富翁自己不在乎，“但作为科技人员，我一生追求的就是实事求是，我希望让历史回复到本来的面目。”

20年之前，在1984年深秋的一个夜晚，王树和、柳传志、张祖祥三人一筹莫展，不知刚创办一个月的计算机公司何去何从？第二天清晨，三人模仿三国孔明、周瑜、鲁肃，在手心的纸条上写上各自思考的应对之策。三张纸条同时打开，分别是“倪光南”！“倪光南”！“倪光南”！

而在20年之后的这个冬夜，在结束采访之后，他拿出一本新书，在扉页上工整地写下：“倪光南，2004年12月20日”，然后送给了记者。这本书厚达353页，作者是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育琨，书名叫:《失去联想》。

个人小档案姓名：倪光南职务：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研究员、联想集团首任总工程师出生：1939年8月1日籍贯：浙江省镇海市学历：1961年毕业于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主要经历：作为我国最早从事汉字信息处理和模式识别研究的学者之一，提出并实现在汉字输入中应用联想功能。主持开发的联想式汉字系统，较好地解决了汉字处理的一系列技术问题，于1988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所在企业亦由计算所公司改名为联想集团。随后又主持开发了联想系列微型机，于1992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此后联想微机成为联想公司的主要业务。上述二项拳头产品，创造了重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近年来，致力于在中国推进开放源代码的Linux操作系统，以及基于国产CPU和 Linux的网络计算机等有自主核心技术的产品。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第五部 对话篇

对话篇(1)

黄光裕：“他们骂得很离谱”

“他们叫我黄校长”

张小平（下简称张）：注意到一个场景——你一出现在会场，有好几个女孩子惊呼：“黄光裕好酷啊。”你是如何看待企业家的人个魅力？

黄光裕（下简称黄）：（笑）我觉得自己在个人形象方面一般。我个也不高，长相也没有特别过人的地方。

张：你觉得一个聚人气的企业家应该具备哪些素质？

黄：首先，我做事目标十分明确，阶断性目标一定要清晰，长远目标一定要模糊。一个人做事不要太杂，轻易不要去做一件事情，但你决定做了就一定要有耐心；其次，做事之前你要估算清楚，自己的无形资产有多少？有形资产有多少？但有形资产只是一种润滑剂，无形资产才是真正的财富。国美原来的有形资产很有限，但在运用无形资产方面做得比较好。社会的无形资产支撑了国美的发展，让国美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越来越大，反过来国美又把这些回馈给社会。国美给社会所带来的东西，已经远远超过了国美从社会索取的。本身所具有的价值。比如说就业，直接在我们公司领工资的有5、6万人，而在公司上班的已经超过10万人，今年利税估计有6个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