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果戈理、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
十九世纪中叶，俄国解放运动已由贵族时期逐步过渡到平民知识分子时期，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时期。在三、四十年代，农奴制危机日益加深，反农奴制的社会活动家多半还是贵族中的先进人物。到五、六十年代，俄国进入“农奴制改革”阶段，出现了一批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
1825年12月党人起义失败后，尼古拉一世用残暴的手段统治俄国。宪警和密探遍布全国，以监视对政府和教会不满的人，搜索秘密团体；他颁发苛刻的书刊审查条例，宣布“决不赐给农奴以自由”。但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农奴制的危机日渐显著。农民自发的反抗斗争不断发生，如三十年代初的“霍乱暴动”和四十年代的“马铃薯暴动”。连沙皇警察头子卞肯陀尔夫也承认：“农奴制的现状是国家底下的一座火药库。”
为了抵制俄国贵族革命和西欧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影响，沙皇政府提出“正教、专制制度、民族性”三位一体的反动谬论，用以维护专制农奴制。他们说正教是“社会幸福和家庭幸福的保证”，专制制度是国家的“奠基石”，而俄罗斯民族则生性“虔诚”、“温顺”。反动文人布尔加林(1789-1859)和格列奇(1787-1867)积极鼓吹这套官方谬论。进步知识分子则加以嘲笑，并寻求改造社会的理论。三十年代初，莫斯科大学出现许多学生小组。赫尔岑小组继承十二月党人的传统，宣传反专制农奴制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探讨西欧空想社会主义。斯坦凯维奇(1813-1840)小组研究谢林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向往改造社会的事业，但脱离俄国实际，流于空谈。四十年代发生了斯拉夫派和西欧派的论战。斯拉夫派站在保守贵族的立场，反对俄国走西欧的资本主义道路，主张回到古代宗法社会去。西欧派是具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倾向的贵族。他们提倡走西方的道路，赞扬英国式的议会政治，抨击农奴制，嘲笑斯拉夫派的复古主义；但他们只要求改良，害怕革命。与斯拉夫派和西欧派都不同的是革命民主派，其代表人的是平民知识分子的先驱别林斯基。他既反对斯拉夫派对古代社会的美化，又批评西欧派对资本主义的膜拜。他站在农民方面，同专制农奴制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极力为农民争取政治权利。他认识到俄国的前途要靠农民起来解决。与别林斯基共同战斗的，还有贵族革命家赫尔岑，他在哲学上认识到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
沙皇对思想界反动统治的强化，使进步作家遭到残酷迫害。普希金、莱蒙托夫被谋杀，谢甫琴科被流放，别林斯基受到密探的监视。但是进步作家仍然冲破了反动政府的高压，在作品中表现出反专制农奴制度的批判精神。莱蒙托夫继承普希金的诗歌传统，用“注满了悲痛与憎恨的铁的诗句”，向尼古拉暴政挑战。平民诗人柯里佐夫(1809-1842)写了反映农民疾苦的纯朴诗篇。果戈理用讽刺的武器和卓越的艺术描写，揭发农奴制的腐朽和官僚统治的罪恶，确立了俄国文学的批判倾向。但一伙反动文人却大肆攻击进步文学，说果戈理的作品只写黑暗，不写光明，是对俄国的“诽谤”，并把他贬为低贱的“自然派”。别林斯基给反动文人以猛烈的回击，用革命民主主义观点对“自然派”作了精辟的阐述。他认为“自然派”的特色就是真实描写和严肃批判农奴制社会的黑暗面，以下层人民为作品的主人公，因而是当时俄国社会最迫切需要的文学流派。别林斯基的理论对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确立与发展主生了很大影响。四十年代后半叶，涅克拉索夫、屠格涅夫等开始创作，发表了许多揭发社会黑暗、描绘平民和农民生活的优秀作品。
米哈依尔·尤利耶维奇·莱蒙托夫(1814-1841)出身于贵族家族，先后在莫斯科大学和彼得堡禁卫军军官学校学习，一八三四年入骠骑兵团服役。他在中学时代开始写诗，受到普希金和拜伦的影响。1837年普希金遇害，莱蒙托夫写了《诗人之死》一诗，激怒了沙皇政府，被流放到高加索。1841年他在一次决斗中被杀害。
莱蒙托夫的青年时期。正是十二月党人失败后俄国反动势力猖獗、一部分群众情绪低落的时期，这对他有极大的影响。他的诗歌浸透着对社会的强烈不满，同时又流露出一种孤独、伤感和绝望的情绪，《孤帆》(1832)便是一例。这反映出，在贵族革命阶段，进步贵族一方面憎恶现实，另一方面又远离人民，看不到变革社会的力量，因而陷入悲观的境地。《诗人之死》直接抨击沙皇及其宠臣们，诗人直呼他们为“扼杀‘自由’、‘天才’和‘光荣’的刽子手”。《鲍罗金诺》(1837)通过一个老炮兵的回忆，歌颂1812年反拿破仑侵略的战争中人民的英雄气概。1838年所写的《咏怀》，对贵族青年的冷漠怯懦的生活态度进行谴责。莱蒙托夫在他的后期抒情诗中，已开始认识到两个对立着的俄国。从1841年的《别了，满目疮痍的俄国》中，可以看到诗人对于“老爷的”俄国的无比憎恨，《祖国》(1841)则表达了他对农村的淳朴生活的喜爱。
叙事诗《商人卡拉希尼科夫之歌》(1838)，写伊凡雷帝时代一个沙皇近卫士侮辱了商人卡拉希尼科夫的妻子，被商人在拳斗中打死，商人被沙皇判处死刑。这篇作品具有明显的反专制倾向。
基本上是1838年完成的叙事诗《恶魔》，通过恶魔对一个格鲁吉亚女朗的爱情，歌颂他的叛逆精神，同时也指出他是孤独的。叙事诗《童憎》(1840)的主题仍然是赞扬叛逆者，诗里描写一个从小就被俄国将军俘虏的高加索山村少年——童僧，他逃脱牢狱般的寺院，企图回到故乡去寻找自由的生活。他在高加索的崇山峻岭中走了三天，途中和豹子搏斗，虽然获得胜利，但自己也受了重伤，被人找回来时已经奄奄一息。作者歌颂了童僧的反抗和勇敢。但这个单枪匹马地反抗的“英雄”，仍以悲剧结束了他的斗争。长诗描绘了瑰奇壮丽的高加索风光，情景交融地表达出主人公强烈的斗争精神，是俄国文学中积极浪漫主义的代表作。
小说《当代英雄》(1840)是莱蒙托夫最著名的作品，包括五篇独立的故事，由主人公毕巧林把它们贯串起来。毕巧林是彼得堡一个富有的贵族青年军官，他对贵族社会的空虚庸俗感到厌倦，但又无力摆脱这种寄生生活。因此他苦闷彷徨，只能把精力耗费在许多卑鄙无聊的事情上，求得个人的一时快慰。他又常常作自我分析，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毫无意义，于是痛苦绝望，否定一切，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成为悲观厌世的个人主义者。这说明贵族革命失败后，部分进步贵族的社会改革理想已开始幻灭。毕巧林也是俄国文学史上“多余的人”中的一员。但与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相比，毕巧林的形象反映出在俄国解放运动日益深入的情况下，贵族青年的弱点和阶级局限性暴露得更为明显，他们已很难有所作为。
小说抨击了造成毕巧林这种性格的贵族社会，同时也谴责了毕巧林的缺点。但作者又对他充满惋惜和同情，为他的缺点开脱。
小说的主要艺术特点是心理分析。作者使用各种艺术手法，多方面地展示了毕巧林的内心矛盾，从而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作出了贡献。
总的说来，莱蒙托夫的作品渗透着对封建农奴制俄国的不满与抗议，从艺术方面看，他是继普希金之后的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家，在他的创作中，积极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特点兼而有之。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1809-1852)生于乌克兰一个地主家庭。他在涅仁高级中学读书时，曾受到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1828年中学毕业后，他抱着当一名法官为国家服务的愿望去到彼得堡。彼得堡的官僚社会使他失望，他当了一名小职员，生活贫困。1831年，他结识了普希金。1834到1835年在彼得堡大学教世界史。1836年，他的《钦差大臣》上演，他遭到反动贵族的诽谤，被迫出国，长期居住罗马。果戈理晚年由于长久脱离俄国现实，又受了斯拉夫派和宗教的影响，思想转向反动。
果戈理第一部成名作《狄康卡近乡夜话》(1831-1832)是一本乌克兰民间故事集，其中神话、传说、童话成分同现实生活的描写交织在一起。作者谴责乡村封建势力和金钱势力对人民的压迫，嘲弄魔鬼、妖精和巫师，歌颂人民的勇敢、机智和爱国精神，作品充满乐观和幽默的气氛。但有的故事具有神秘色彩。
中篇小说集《密尔格拉得》(1835)包括四篇作品。其中的《旧式地主》描叙一对所谓善良的地主老夫妻，他们除了吃，就是睡，此外对什么也没有兴趣。古老的宗法制庄园日益荒芜，主人公们也无声无臭地死去。《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写两个“体面”的绅士因细故结仇，成年累月地争吵和打官司。在这两篇小说中，果戈理以幽默讽刺笔调描写了宗法制度下的地主的猥琐、庸俗而腐朽的生活，但也带有温情和留恋。别林斯基曾指出，“含泪的笑”是这些作品的独特的艺术风格。果戈理嘲笑地主生活，他的笑的目的是企图引导读者深思社会问题，但“含泪的笑”本身也包含着作者对他本阶级的同情。《塔拉斯·布尔巴》描绘了十七世纪初期哥萨克反对波兰贵族侵略的英勇斗争。主人公是歌萨克老队长塔拉斯·布尔巴。他勇猛豪放，热爱哥萨克集体，亲手打死了叛变投敌的小儿子。作者热情颂扬老队长、他的长子和全体英勇的哥萨克时，实际上也是在狠狠地鞭挞当代地主的庸碌无为。这正是英雄赞歌《塔拉斯·布尔巴》和同一文集里的《旧式地主》等篇的内在联系。
《彼得堡故事》(1835-1842)是一组描写彼得堡生活的中篇小说。这些小说揭露官僚社会的冷酷、虚荣，反映了“小人物”的悲惨命运。在《涅瓦大街》(1835)中，作者描绘了这条五光十色的大街，它是彼得堡的缩影。在那里，鄙俗的贵族官僚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而所谓有理想的画家，却因看到现实的丑恶而发狂自杀。《狂人日记》(1835)写一个小官吏一生为长官服务，削了无数支鹅毛笔。他原以为长官具有崇高廉洁的品德，后来却发现“一切最好的东西”都被这些“大人”霸占去了。他痛苦地质问“为什么要分成许多等级”，终至发狂，宣布自己是西班牙皇帝，要向大人物报仇。结果他被禁闭起来，受到残酷迫害。最后他呼吁：“妈妈，救救你可怜的孩子吧!……这世界上没有他安身的地方!大家都迫害他。”这部作品有力地揭露了官僚等级制度，作者对“小人物”是深切同情的。《外套》(1842)描写小官吏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悲惨屈辱的一生。他成年累月地抄写文书，还经常受人愚弄。他节衣缩食，好不容易才做了一件新外套，这成了他生平唯一的欢乐。但不久他的外套被人抢去，他央求警察局长帮助，却挨了一顿臭骂，从此一病不起，终于死去。《外套》深刻地暴露了剥削阶级对小职员的欺压和凌辱，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中描写“小人物”命运的一篇杰作。果戈理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我们大家都是从《外套》里钻出来的。”
在写小说的同时，果戈理还写过一些喜剧，其中最著名的是《钦差大臣》(1836)。故事发生在俄国一个偏僻的小城里，官僚们得悉钦差大臣要来私行察访的消息后，惊惶失措，把一个偶然路过的彼得堡小官员赫列斯达可夫误认为钦差，争先恐后地巴结他，向他行贿，市长甚至把女儿许配给他。赫列斯达可夫起初莫名其妙，后来就乐得以假作真，捞了一大笔钱财，扬长而去。官吏们知道真相后，懊悔不及，哭笑不得。接着传来了真钦差到达的消息，喜剧以哑场告终。《钦差大臣》的剧情表面看来是偶然发生的，实际上却反映了当时俄国官场的典型现象。市长老奸巨滑，自夸骗过三个省长；他贪污成性，从不放过他所能捞到的一切。他认为官吏贪污是理所当然，但贪污的多寡应以官阶的高低为标准。他对他治下的市民横加凌辱，并巧立名目，勒索他们的钱财。他对上级阿谀奉承，一心想到彼得堡去当将军。此外，作者还塑造了一系列小城官场的丑类，如阴险残忍的慈善医院院长、受贿的法官、胆小的督学、偷看别人信件的邮政局长等，都是鲜明生动的典型。赫列斯达可夫是作者着重刻画的对象。他是彼得堡一个花花公子，轻浮浅薄，喜欢自我吹嘘，随意撒谎。他被当作钦差，一方面是由于小城官吏的惊惶失措，另一方面也由于他的气质具有彼得堡官僚的特征。这部喜剧深刻地反映了俄国专制制度的腐朽，但果戈理是为了改善社会道德，幻想借助讽刺的力量使贵族观众改恶从善。剧本结尾安排了真钦到来的场面，使喜剧达到最后的高潮。但也说明作者对沙皇专制政体抱有幻想，并没有否定整个官僚制度。
这部作品没有正面人物，作者认为正面人物就是“笑”。喜剧的全部情节是由钦差大臣将要到来这一消息带动起来的，它从第一句台词起立即展开，步步深入，直达高潮。
果戈理对沙皇政府垄断的剧院专门上演法国等外国通俗笑剧和传奇剧的情况感到不满，希望继承俄国民族戏剧的传统。他在《钦差大臣》中进一步确立了讽刺批判的倾向，对后来俄国戏剧的发展影响很大。
《钦差大臣》的演出引起贵族官僚社会的震动，反动文人竭力攻击它，说它是对俄国的诽谤。果戈理于1836年被迫离国，侨居巴黎、罗马等地。1842年，果戈理在国外完成了他的著名小说《死魂灵》第一部，其中心人物是八等文官乞乞科夫。当时俄国每十年进行一次人口登记，根据登记征收人头税。在两次登记之间，有些农奴死后，地主没有报请注销，这些死了的农奴在法律上仍被认为是活人。乞乞科夫企图利用这一情况，收买一批死农奴，作为抵押品，骗取钱财。他来到某省省会，结交了许多官僚地主，接着遍访各地庄园，向形形色色的地主收购死农奴(死魂灵)。结果乞乞科夫一下子变成了名义上拥有四百农奴的大地主。最后因一个卖主揭露内幕，乞乞科夫才狼狈地离去。
果戈理在《死魂灵》中通过对各个庄园的外貌、内部陈设和地主本人的仪表以及生活嗜好的细致描写，特别是通过有关买卖死魂灵的对话和过程，刻画了若干具有鲜明个性的地主典型。玛尼洛夫懒懒散散，从不过问家务，整天沉醉在不着边际的空想里。他对他的庄园、家庭和周围官吏都感到满意，爱用甜言蜜语讨人欢心，笑眯眯地捧着抄写得很工整的死农奴名单送给乞乞科夫。这是一个披着高雅绅士外衣的寄生虫。女地主柯罗博奇卡是个寡妇，善于经营，贪婪而吝啬，她像一个小钱柜，悄悄地把钱一个一个积攒起来。她愚昧闭塞，生性多疑，在出卖死魂灵时生怕在价格上吃亏。诺兹德寥夫是流氓恶棍式的地主，他蛮横无礼，嗅觉灵敏，哪里有赌博、斗殴或热闹场合，他必定赶去。他爱吹牛撒谎，造谣诽谤。索巴凯维奇粗壮笨重，喜欢大吃大喝，他善于经营庄园，把自己的住宅和家具造得很牢固，在钱财问题上极为精明，是贪婪顽固的地主富农典型。大地主普柳什金是个猥琐而贪得无厌、吝啬到近乎病态的守财奴、吸血鬼，他衣著褴褛，家里像一个堆满破烂的旧货店，仓库里的面粉因收藏过久，硬得像石头一样，要用斧头来砍才行，呢绒衣料腐烂到一碰就成灰。他的庞大的庄园一片荒芜，农奴大批地死去或逃亡，但他却不惜耗费全部精力，到路上去拾鞋底、铁钉、破瓦等废物。
以上这些形象揭示了地主阶级的寄生性、卑劣、鄙俗和腐朽，他们实际上已变成了真正的“死魂灵”。从这些形象中，可以看出俄国农奴制社会日益瓦解的趋势。但是作者惋惜地主个性的毁灭，因而没有充分写出地主阶级压迫和剥削农民的本质特点。
乞乞科夫出身小地主，自幼受父亲的影响，认为金钱是生活的主宰，“朋友可以抛弃你，钱是永远不会抛弃你的。”从做小学生起一直到当官吏，他一贯善于投机赚钱，巴结师长和上司。在官场中，他虽屡遭失败，但执拗顽强，每次都从头做起，以达到发财的目的。后来他发现，死魂灵的交易可以使他捞到大批钱财。乞乞科夫是从地主贵族过渡到资产者的新的社会典型。他既精通地主官僚社会的“人情世故”，又擅长投机钻营的发财之道，用体面的外表和甜言蜜语来掩盖卑鄙的灵魂。大批农奴的死亡引起他的欢乐，这就暴露了新兴资产者的贪婪本性。
在《死魂灵》的一些插曲中，作者对农奴表示同情，个别地方还写到他们的反抗。但总的说来，他笔下的农奴是愚昧无知的。作者在抒情插叙中把俄国比作一辆奔驶的三套马车，朦胧地相信俄国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但这未来是个什么样子，果戈理本人也不清楚。
《死魂灵》第一部发表后，果戈理的思想矛盾加剧。他一方面深刻体会到农奴制瓦解的趋势，另一方面又不赞成西欧的资本主义道路，于是在斯拉夫派的影响下把目光转向古代宗法制社会。1847年，他发表《与友人书信选集》，宣扬从道德、宗教入手来改善社会，维护沙皇制度，因而受到进步知识界尤其是别林斯基的严厉批评。果戈理在《死魂灵》第二部中企图描写改恶从善的乞乞科夫和一些正面的地主官僚，但他自己也感到形象苍白无力，便在死前不久把原稿焚毁了。
果戈理的主要作品深刻地揭露并批判了专制农奴制社会，对俄国批评现实主义的确立起了巨大的作用。
维萨利昂·格利戈利耶维奇·别林斯基(1811-1848)是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文学评论家，是俄国解放运动中“完全代替贵族的平民知识分子的先驱”。他出身于一个平民医生家庭，1829年入莫斯科大学学习，组织过平民学生的文学团体。1832年他因写作一部反农奴制的剧本，被学校开除，次年开始从事文学评论。1839年起，他主持《祖国纪事》杂志评论栏，1847年转到涅拉索夫主办的《现代人》杂志。由于别林斯基的出色的评论活动，这两种杂志成为四十年代俄国最先进的杂志。1848年，政府准备拘捕他，但他不久即病逝。
别林斯基的思想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三十年代，他从启蒙主义的立场猛烈抨击农奴制度。三十年代末，曾一度接受黑格尔“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都是现实的”的命题，错误地认为专制农奴制是现实的，也就是合理的，从而产生了与现实妥协的思想。四十年代初，他在俄国日益高涨的农民运动影响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接受了空想社会主义，颂扬法国革命。他在文学评论中通过分析作品来揭露专制农奴制俄国的愚昧、野蛮与落后。他在一生的最后几年预见到，俄国人民将起来粉碎身上的枷锁。同时，他在哲学思想上也转向了唯物主义。
别林斯基的文学评论活动也可分为两个阶段。三十年代是他探索俄国文学发展道路的时期。在《文学的遐想》(1834)中，他考察了俄国文学的历程，指出十八世纪文学尚未摆脱对西欧文学的模仿，大多数作家的作品还缺少民族特点。他要求文学具有民族独创性，并忠实地描绘俄国的生活画面。在《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1835)中，别林斯基阐述了他的现实主义理论。他把诗分为“理想的诗”和“现实的诗”两类，认为“现实的诗”在全部赤裸裸的真实中再现生活”，“更符合我们时代的精神和需要。”他热情地赞扬果戈理中篇小说的现实主义和暴露倾向，但又认为作家可以“不自觉地”、“无目的地”、但却是忠实地描写生活。
四十年代，随着别林斯基的革命民主主义和唯物主义观点的逐渐形成，他的文学评论进入成熟时期。1842年《死魂灵》第一部出版后，别林斯基写了《乞乞科夫的游历或死魂灵》(1842)等文，指出《死魂灵》这类长篇小说并不像斯拉夫派所说的是古代叙事诗的再现，而是复杂的当代社会生活的产物，是生活的一面镜子；《死魂灵》也不像御用文人所说的是对俄国生活的诽谤，而是对它的黑暗面的有力批判。别林斯基在这些论文中开始强调作家的思想对创作的意义，指出思想内容是衡量一个作家的尺度。
《亚历山大·普希金作品集》(1843-1846)是一部包括十一篇论文的专著，它阐述了俄国文学中现实主义形成的过程，发挥了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和社会意识的表现等观点。他认为《叶甫盖尼·奥涅金》忠实地反映了俄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深刻地揭示了社会矛盾，同时，从普希金的作品中处处可以看出，他还站在贵族阶级的立场，“这是使《叶甫盖尼·奥涅金》在今天有许多陈旧的东西的原因。”
《一八四六年俄国文学一瞥》(1847)和《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1848)，论述了“自然派”的形成过程和它的特色，并提出对俄国文学的系统的看法。别林斯基认为“自然派”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的康捷米尔。十八世纪以来俄国文学的发展是从模仿走向“靠近现实、靠近自然”，走向“独创性和民族性”的过程。普希金汇集前人的文学成就，奠定了“现实的诗”的基础，但未完全摆脱西欧文学的影响。果戈理对俄国现实的真实描写，开辟了俄国文学的批判现实主义道路。四十年代后半期，以果戈理为代表的“自然派”形成，影响日益扩大，决定了俄国文学的方向。别林斯基指出，“自然派”首先要求艺术描写的真实性。他反对反动文人把艺术当作撒谎和粉饰现实的工具，揭露他们害怕表现现实的真相。接着又说，“自然派”要求作家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贵族文人所不屑描写的大众和普通人。他强调农民也是人，他们甚至“在智力、情操和性格方面”比贵族更高。他竭力为农民在文学中争取一席地位。别林斯基又指明，“自然派”还要求“表现社会问题”，批判和否定专制农奴制的黑暗现实。他揭露了“为艺术而艺术”论的虚伪，说道：“剥夺艺术为社会服务的权利，不是抬高艺术，而是贬低艺术，因为这意味着夺去了它的生命——思想。”
《给果戈理的信》(1847)体现了别林斯基最主要的政治观点和文艺观点。在这封信里，他批驳了果戈理《与友人书信选集》中的错误。他认为，俄国社会的进步决不能依靠果戈理晚年所宣扬的神秘主义、禁欲主义和宗教虔诚，俄国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是废除农奴制度；要促进文明和教化，在人民中间唤醒几世纪来湮没了的“人类尊严感”。别林斯基还批判了果戈理对俄国人民的看法，指出俄国人民并不虔信宗教，拥护专制政体。相反，“他们有着太多的常识、清醒与肯定的理智”，因此他们是有伟大的历史前途的。别林斯基强调，俄国社会的形势要求作家反映人民的情绪和愿望，表达进步的思想，只有这样的作家才能受到人民的尊重，读者“可以宽恕作家写一本拙劣的书，但决不能宽恕他写一本有毒素的书”。这封信概括了别林斯的革命民主主义信念，列宁称它是“一篇没有经过审查的民主出版界的优秀作品”，它表现了“农奴的情绪”。这封信在当时虽然未能发表，却在进步读者中流传很广。
别林斯基以文学评论为武器向专制农奴制度进行顽强的战斗，这个战斗传统对五十至六十年代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产生过很大影响，并为他们所继承和发扬。
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赫尔岑(1812-1870)出身贵族家庭，少年时代受到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影响，立志为废除专制农奴制而斗争。在莫斯科大学学习时，他同奥加辽夫一起组织小组，研究和宣传革命思想。因此，大学毕业后曾两次被流放。1842年，他结束了第二次流放，回到莫斯科，立即开始大量写作哲学论著和文学作品，对俄国社会、对“官方民族性”理论和斯拉夫主义进行揭露和批判。他主要的哲学著作有《科学上的一知半解》(1842-1843)和《自然研究通信》(1845-1846)。列宁指出：“他领会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他懂得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他超过黑格尔而跟着费尔巴哈走向了唯物主义。”列宁又说：“赫尔岑已经走到辩证唯物主义跟前，可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前面停住了。”此后，赫尔岑又写了《谁的罪过?》、《偷东西的喜鹊》等文艺作品。1847年，他为了更好地展开革命鼓动工作而前往西欧，从此再未回国。侨居国外期间，赫尔岑因为1848年欧洲革命的失败，除精神破产的状态。他开始转而批判资本主义，逐步形成他那独特的“俄国农民社会主义”的思想。五十年代时，他和奥加辽夫在伦敦创办《北极星》丛刊(1855-1869)和《钟声》报(1857-1867)，秘密运回俄国传播。这些报刊大力揭露俄国社会的黑暗腐朽，宣传解放农民的革命主张，打破了国内的沉闷窒息的空气。但是他还没有彻底摆脱贵族革命家的局限，活动圈子狭小，不完全相信人民的力量。他曾经在《钟声》上登载他写给沙皇的书信，幻想感动沙皇，使其自动把土地发给农民，因此遭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谴责。六十年代初，农奴制“改革”的骗局和农民运动的高涨使他丢掉了幻想，站到车尔尼雪夫斯基为首的革命民主派一边。所以列宁指明：“尽管赫尔岑在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动摇不定，民主主义毕竟还是在他身上占了上风。”1869年即赫尔岑逝世前一年，他同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决裂，把视线转向马克思领导的第一国际，承认了国际的革命领导作用。
赫尔岑创作过许多别具一格、带有浓厚的政论色彩的小说。中篇小说《偷东西的喜鹊》(1848)写一个农奴出身的女演员一生的悲惨遭遇，深刻揭露了贵族对农奴的压迫。长篇小说《谁的罪过?》(1845-1847)是他最著名的作品。贫寒的大学毕业生克鲁采费斯基到一个退伍将军的庄园里当家庭教师，和将军的私生女柳邦卡由恋爱而结婚。他们离开庄园，去过一种独立而平庸的小康生活。这时，贵族青年别里托夫闯进了他们的家庭生活。这是一个“多余的人”的典型。他渴望有所作为，但脱离实际，以致一事无成。别里托夫对社会的不满赢得了柳邦卡的爱慕，而他也恋上了对农奴制充满怨恨的柳邦卡。但是为了避免破坏别人的家庭，他终于远走国外。小说以三个青年的消沉和苦闷告终。这究竟是“谁的罪过”呢?作者通过三个青年的悲剧性遭遇，以及对他们周围人物的描写，实际上回答了问题，指出罪魁祸首是封建农奴制的俄国社会。
《往事与随想》(1852-1868)是赫尔岑的一部回忆录，长达七卷，内容极为丰富，包括作者在俄国和国外经历的许多历史事件。书中记录了他一生的思想探索过程，描写了形表色色的人物，文笔活泼生动，对了解当时俄国和西欧的历史、社会思想、文学艺术等方面很有价值。
俄国在1853-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失败，充分暴露了农奴制度的腐朽。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农民暴动席卷了大半个俄国。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批平民知识分子活动家登上政治舞台。他们主张通过农民革命去推翻农奴制度。他们的圈子比贵族革命家扩大了，和人民的联系密切了。俄国解放运动从此进入第二阶段，即平民知识分子阶段。1861年实行的农奴制“改革”，仅仅把农民从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却保留了许多农奴制残余。因此，改革以后，被“解放”的农民遭受了封建地主和新兴资产者的双重剥削，农民暴动更加频繁，声势更加浩大。革命民主派进行了广泛的活动，揭露改革的骗局。贵族资产阶级自由派则赞美改革，掩饰改革后更见尖锐的社会矛盾。
这一时期，社会矛盾在文学中有着鲜明的反映。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涅克拉索夫所代表的革命民主派主张文学应该成为“生活的教科书”，要求文学为反对专制农奴制度的斗争服务，从而促进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繁荣。他们的杂志《现代人》在当时进步知识分子中间起过重大影响。相反地，德鲁日宁(1824-1864)等自由主义作家和费特(1820-1892)、迈科夫(1821-1897)等“纯艺术派”诗人，却贬低“自然派”文学的意义，宣称文学的唯一目的就是创造“美”，鼓吹“为艺术而艺术”，力图引人脱离现实斗争，起着维护沙皇反动统治的作用。
在农奴制改革前夕，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进入空前繁荣的时期。许多作家如屠格涅夫、奥斯特罗夫斯基、涅克拉索夫等继承“自然派”的传统，从各自的思想立场出发，在作品中对现实生活作了比较深刻的艺术概括，提出许多迫切的社会政治问题。五十年代登上文坛的托尔斯泰也开始揭露贵族社会的腐朽与堕落。
农奴制改革后，在沙皇政府的高压下，革命民主派受到残酷的迫害。1862年，《现代人》杂志被查封，车尔尼雪夫斯基被逮捕。屠格涅夫、冈察洛夫等人的自由主义倾向更加明显，他们创作中的批判精神也逐渐衰落。但涅克拉索夫、谢德林等仍然坚持革命民主主义观点，利用锐利的讽刺武器，继续揭发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1863年，涅克拉索夫恢复了《现代人》，并登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怎么办?》。此外，评论家皮萨列夫(1840-1868)主编的《俄国言论》杂志也属于进步阵营。他的观点接近于革命民主主义，但过分强调普及自然科学知识的启蒙作用，带有改良主义色彩。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1818-1883)出生于贵族家庭，彼得堡大学毕业后到德国留学，研究黑格尔哲学。早年醉心于浪漫主义诗歌。随着俄国农奴制危机的加深，他在别林斯基的思想影响下，发表了反农奴制的《猎人笔记》，走上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他曾担任《现代人》的撰稿人，但始终是一个温和的贵族自由主义者，拥护沙皇政府的农奴制改革。正如列宁在1918年所指出的，“六十年前屠格涅夫羡慕温和的君主制的和贵族的宪制，而厌恶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所主张的农夫民主制，五、六十年代之交，他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发生分歧，终于在1860年脱离《现代人》。屠格涅夫长期侨居西欧，自七十年代起定居巴黎，和流寓西欧的民粹主义者往来，并时常资助他们，把他们看作一种能迫使政府实现渐进性政治改革的力量。1883年，屠格涅夫在巴黎病逝。
屠格涅夫的第一部现实主义作品《猎人笔记》(1847-1852)包括二十五个短篇。作者采用一个猎人到乡村行猎时所写笔记的形式，描叙了农奴制度下的外省城镇和乡村各个阶层的生活，如不同类型的地主、农奴、磨坊主妇、县城医生、在草原上看守马群的农家孩子，直至脱离现实、脱离人民的贵族知识分子等。其中也有纯粹描绘大自然景色的抒情散文，如《树林和草原》。这部作品的题材多种多样，但大都贯穿着一定的反农奴制思想。作者着力突出了农民的天赋智慧和坚韧性格，他们的多才多艺和丰富的内心世界(《霍尔与卡里内奇》、《歌手》、《孤狼》等)。他怀着人道主义的同情心，揭示了他们在农奴制度下所受的摧残和贫困屈辱的生活，虽然没有充分写出农民对地主的愤怒和反抗，但揭露地主阶级的罪恶本身，也就是对农奴制的抗议。
屠格涅夫的主要作品是长篇小说。《罗亭》(1856)和《贵族之家》(1859)反映了三、四十年代俄国社会特别是贵族知识分子的生活。罗亭是“多余的人”行列中的新典型。屠格涅夫力求在五十年代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多余的人”性格的社会根源，评价三、四十年代进步贵族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他肯定罗亭在三、四十年代的黑暗时期热忱宣传资产阶级启蒙思想，起了进步作用。但他又从五十年代要求采取积极行动这一高度，指出罗亭脱离实际，徒尚空淡，已担负不起改革现实的任务。他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然而作者又对罗亭们的悲剧命运十分惋惜，再三为他们辩解。《贵族之家》进一步写到贵族庄园的衰亡和贵族知识分子历史作用的消失，充满了挽歌的情调，并宣扬了恋爱至上的人生观。
在写作《罗亭》和《贵族之家》的间隙，屠格涅夫还创作过一组脱离社会现实、以爱情为主题的中篇小说，如《浮士德》(1856)、《阿霞》(1858)等，这反映了作者的人生虚幻、个人幸福渺茫的宿命论思想。他这种消极观点同他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有着密切联系，因而受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批评。
俄国解放运动进入第二阶段，平民知识分子取代贵族革命家的领导地位以后，屠格涅夫也从表现“多余的人”转向描写“新人”。长篇小说《前夜》(1860)写贵族少女叶琳娜不满于平庸的贵族生活，渴望行动，但她在俄国知识分子中找不到她的理想人物。后来她遇到保加利亚爱国志士英沙罗夫。这是一个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民族解放事业的青年。叶琳娜和他相恋，抛弃了贵族家庭，与他同赴保加利亚参加反土耳其压迫的起义，途中英沙罗夫病故，叶琳娜决心在起义军中作一名志愿护士，以继承丈夫的遗志。屠格涅夫在创作这部小说时，认为俄国即将将废除农奴制，正处于大变革的“前夜”，他在叶琳娜和英沙罗夫这两个人物身上寄托了自己的“新人”理想，这种“新人”能为全民族利益而牺牲自我。但当时俄国所面临的是反对专制农奴制度的革命斗争。屠格涅夫强调全民族的利益和各个阶级的联合，便掩盖了当时俄国阶级斗争的实质。
《父与子》(1862)是屠格涅夫最著名的长篇小说。贵族子弟阿尔卡狄·基尔沙诺夫1859年大学毕业后，带着他的朋友、平民出身的医科大学生巴扎罗夫到父亲的田庄作客。巴扎罗夫的民主主义观点，同基尔沙诺夫一家、特别是同阿尔卡狄的伯父巴威尔的贵族自由主义观点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巴扎罗夫占了上风。有一次，巴扎罗夫和阿尔卡狄到省城去参加舞会，遇见贵族寡妇奥津左娃，巴扎罗夫对她产生了爱情，但是遭到拒绝。最后巴扎罗夫回到父母家中，在一次解剖尸体的时候感染病菌而死。
小说反映了农奴制改革前夕民主主义阵营和自由主义阵营之间的尖锐的思想斗争。巴扎罗夫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具有坚强的性格和埋头工作的习惯。在政治上，他反对农奴制度，批判贵族自由主义，否定贵族的生活准则；在哲学上，他是个唯物主义者，重视实践，提倡实用科学；但是他也表现出某些庸俗唯物主义的观点，例如否定艺术的作用，等等。这部小说还塑造了各种类型的贵族地主形象，同巴扎罗夫形成鲜明的对照。保守派贵族巴威尔认为，只有贵族才能推动社会进步，贵族制度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原则”。他特别崇拜英国式的贵族政治，颂扬贵族的“荣誉”，追求西欧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他敌视革命民主主义运动和进步青年。阿尔卡狄的父亲尼古拉则是一个温和的自由主义贵族，他预感到本阶级将被淘汰，力图“适应”新生活的要求，带有浓厚的感伤情调。作者把这两个父辈人物写成落后于时代、再也不能推动俄国社会前进的人，但他又在某些地方情不自禁地对他们流露出同情。阿尔卡狄一开始也和巴扎罗夫一样，是作为儿子一辈的代表出现的。他追求时髦，附和巴扎罗夫的观点，但他不过是一个“软绵绵的、自由主义派的少爷”，后来便沉醉在贵族式的爱情中，追求地主的安逸生活了。巴扎罗夫在精神力量上压倒了周围一切贵族，用作者的话来说，这显示了“民主主义对贵族的胜利”。但作者从贵族自由主义的立场出发，并不相信巴扎罗夫型的人物的理想和事业，认为巴扎罗夫注定要死亡。屠格涅夫虽然表现了巴扎罗夫容易同农民、平民接近这一特点，却又强调他同人民之间的隔膜和对农民的轻蔑。在他和奥津左娃的那段插曲里，作者描写了爱好清静、生活懒散的贵族妇女奥津左娃，着力渲染了巴扎罗夫的矛盾：他否定贵族的生活准则，却对这种生活不无欣赏；他否定感情，自己却又陷入爱情之中。这就歪曲了民主主义者的精神面貌。
《父与子》出版以后引起当时批评界的强烈反应。自由主义者不满意作者让巴扎罗夫在精神上战胜贵族；有些民主主义者则认为作者的同情仍在贵族一边，巴扎罗夫的形象是对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歪曲。这只能说是屠格涅夫本身的世界观矛盾的结果。
此后，屠格涅夫的政治观点更加保守。他不仅同《现代人》杂志的领导者断绝了联系，而且也不再同先进人士赫尔岑和奥加辽夫来往。这不能不表现在他最后的两部长篇小说《烟》(1867)和《处女地》(1877)中。前者揭露上层贵族，却也歪曲和讽刺了流亡国外的俄国政治侨民。后者反映七十年代歪曲和讽刺了流亡国外的俄国政治侨民。后者反映七十年代的民粹派运动，但是对这场运动也有所曲解。这两部作品更鲜明地表现了屠格涅夫的贵族自由主义立场。
屠格涅夫晚年还写过一些以《散文诗》(1878-1882)为总标题的小型作品。这是他长期观察生活的成果。其中有的虽然带着悲观主义情绪，但大部分作品的基调是健康的。特别是《门槛》一篇，刻画了一个俄国女革命家的动人形象。《俄罗斯语言》则表明作者临终前不久对祖国和人民的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念。
屠格涅夫小说最显著的艺术特点是浓厚的抒情风格。他以温情脉脉的笔调抒写男女主人公的悲剧命运，这种感伤情调是他的贵族自由主义和悲观主义思想的表现。他善于体察大自然的细微变化，并使之和人物的情绪融为一体，往往带有怅惘柔弱的色调。
伊凡·亚历山大罗维奇·冈察洛夫(1812-1891)生于贵族兼商人家庭，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曾任国民教育部的图书审查官。他在三十年代开始创作，写过三部长篇小说和其他一些作品，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奥勃洛摩夫》(1849-1859)。
这本小说分为四部，第一部用大量篇幅描写贵族地主奥勃洛摩夫躺在床上和沙发上，一无所为。第二部写奥勃洛摩夫在童年的朋友、企业主希托尔兹的强迫下，起了床；后来贵族少女奥尔迦爱上了奥勃洛摩夫。在第三部里，奥尔迦对奥勃洛摩夫完全失望，彼此分手。在第四部里，希托尔兹和奥尔迦结婚，奥勃洛摩夫则和他的房东寡妻同居，最后死去。
作者通过这一简单情节，成功地塑造了俄国地主阶级的一个典型形象。奥勃洛摩夫从小有家奴服侍，后来拥有三百多个农奴，从田庄可以得到大笔收入。和所有的农奴主一样，他以不为衣食奔走而自傲，以从不亲手穿袜子为光荣。他怠惰麻木，整日昏昏欲睡，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躺卧中度过。他甚至在梦中也梦见睡觉。作者把他写成一个极端无能的人，他没法把思想集中起来考虑任何实际问题，更不能克服微不足道的障碍，去处理一件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情。希托尔兹和奥尔迦用尽种种办法想使他振作一些，他却还是回复到终日躺卧的常态，蜷缩在房东寡妇为他安排的贵族式的平静和享乐中。作者借用希托尔兹的话说，奥勃洛摩夫毁于“奥勃洛摩夫性格”，即农奴制生活方式所养成的惰性。照作者看来，农奴主奥勃洛摩夫是这种生活方式的牺牲品，因而在讽刺奥勃洛摩夫的同时，又把他美化为正直、善良和“具有黄金般心灵”的人，对他寄以同情，为他的毁灭表示深深的惋惜。这表明了冈察洛夫贵族自由主义立场的局限。奥勃洛摩夫是属于“多余的人”一类的人物。但随着俄国解放运动进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阶段，这些受过西欧“文明”熏陶的先进贵族终于失去作用，变成了躺卧不起的废物奥勃洛摩夫。这一典型客观上反映了俄国贵族革命阶段的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