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回来后两年左右的时间里，我开始积累在企业中工作的经验。集团公司在这个项目上投入的上千万资金，成了我学习如何管理产品开发、产品生产和产品开拓市场的学费。在一个中型企业中，我用最短的时间完成了产品全过程管理的扫盲，并有机会小试锋芒；同时，公司充满亲情的管理方式，也从反面给了我深刻的教育，让我开始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理性地看待一个企业。
奠定基础
-企业工作入门
饥不择食
团队建设之二启用新人
1994年6月中的一天，我们带着对洛杉矶的留恋，也带着回到自己所熟悉的环境的轻松，来到洛杉矶国际机场。没想到，离开美国的手续竟然如此简单，航班上还播放了影片happyjoyclub。飞机经停东京，晚上到达北京国际机场，公司总裁张云峰亲自到机场接我们。
踏上自己所熟悉的土地，我才发现，尽管洛杉矶气候宜人、环境优美，我们也没有生活的压力，但是半年以来我内心其实一直处于一种紧张忧虑的状态，这也正反映了自己心理还远不够成熟。不过，这半年的经历，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时间。
1981年离开长春到北京上大学，我学习脱离家庭开始独立生活；在美国这半年的经历，是我离开学校面对社会的开始。行前，我在本质上还是一个学生；半年异国他乡的独立作战，我已经从本质上完成了向一个独立的、负责任的社会人的转变。这使我初步具备了面对挑战和风险时不退缩、不推诿、敢于直面危机、愿意承担风险的勇气和作风。
随后的岁月，发生了很多新的丰富多彩的事情，自己也在磨炼中不断成熟。但是，再也没有像这半年那样，命运把那么多刻骨铭心的经历浓缩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让我品尝。幸好我没有发生严重的消化不良。
我们回国后，在北京马上开始了最终产品的设计和生产准备。我们的总工程师回到了位于广东惠州的集团公司总部，继续抓全局工作，我成了项目的第一负责人。同时在美国，trw的工程师则在准备专用芯片的投片工作，谭自强也正式加入了我们公司。
在美国时我们的系统只有一个用于测试的客户授权管理系统，但是作为产品，我们需要有一个完善的产品化授权管理系统。开始的时候，李平利用大学的假期，从我们系的研究生中找了一个学生来帮我们开发，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随后，公司领导为我们调来在其他产品开发项目中工作的杨海平。他刚刚毕业于南京理工大学，没有相关的工作经验。李平显然对他没有信心，几次找我希望能够再找一个清华的毕业生，把杨海平换掉。但是远水不解近渴，我便找到杨海平了解情况。
由于我也没有做过类似的系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直来直去地问杨海平是否有信心完成这个任务。他明确地说："我认为没有问题，我能做好。"可能是我的天性比较愿意信任别人，况且他又是学计算机的，我立即告诉他这件事情就交给他了。为此，相当一段时间内，李平对我的这个决定有些看法。
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杨海平尽管不是毕业于名校，但是天资聪颖，在接受任务后，他迅速进入了角色，他的工作从来没有拖过整个项目的后腿。我对他如果说有什么帮助的话，只是支持和放权。两年以后，由于在合作中给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广州新太公司的总裁亲自找他谈话，邀请他加入新太公司。
这件事情，是我逐步养成培养和启用年轻人习惯的开始，甚至后来有点乐此不疲。在启用新人的过程中，我不太关注他们的"出处"，而是看重具体人的能力、潜力和精神面貌。我后来的团队中，名校毕业的很少，在有出色表现的核心员工中，有几个是大专毕业生，其中一个是我后来管理的公司中事业部的总经理。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对年长的人有歧视。理论上讲，不同年龄段的人有不同的优势和劣势。团队成员某方面特性的单一，是有很大问题的，不利于部门长期稳定的发展。但是，我后来成功的用人经验大部分是在启用年轻人方面，这中间的缘由，不只来自年轻人所特有的可塑性强、有冲劲、比较虚心学习等优势，而且与我们整个社会与企业都还处于快速剧烈的发展转型阶段，同时我们的从业人员整体上职业化程度过低等社会原因有直接关系。如果一个人的职业化程度不高，而且又有了不少在特定工作环境下的特殊经验，从而也有了相当的"自信"，当他面对一个比较新的环境时，适应和生存能力通常会出现很大问题。在后来的工作中，我反复遇到了这些问题，其中的体验和感受也颇为复杂-面对现实，我有时不得不采取冷酷的手段去处理员工，有些还是我的好朋友。而这种做法，与我的天性是有直接冲突的。
当然，我后来一系列启用新人的努力，远不像第一次这样简单和轻松，也不都是这样成功。不过这些是后话。
绝地逢生
应对危机之一不得已的越权
1994年11月，我们的专用芯片第一次试流片。mitch带着芯片样品，立即赶到了惠州，我们紧张地开始了芯片的测试。
之所以紧张，一方面因为这是我们产品的核心所在，更因为我们按照一次流片成功的预计，已经和美国tvb签订了供货合同。第一批产品预计将要在1995年2月到达美国，届时tvb将在完成系统测试后，正式开通卫星电视付费频道。三天的测试很快就结束了，谭自强报告芯片一次投片成功。眼看产品经过近一年的研发，就要投放市场了，公司上下空前欢喜。mitch立即返回美国，准备正式生产投片。
没过两天，谭自强悄悄地找到我，"谢耘，有个不好的消息，我们刚刚发现芯片有一个致命的缺陷。"我大吃一惊："是什么问题，为什么开始没有发现？"原来，当时测试时，技术人员只是注重了功能的正确性测试，没有去测试片上存储付费授权信息的存储器的电流消耗量。这部分存储器中的数据是不能丢失的，要能够用纽扣电池维持十年的时间，所以其消耗的电流要在纳安培水平上才行。mitch走了以后，他们才想起测这个指标，一测吓了一跳，电流高达毫安培量级。这意味着使用纽扣电池数据只能保持几天，而不是原来设计的十年。"所有的频道你们都测了吗？"我焦急地问。"100个频道分为4组，每组我们都测过了。""一定要封锁消息，不能再让更多的人知道，也不要报告给公司领导，我们赶紧商量一下。"我第一次用命令的口气和谭自强说话。
这个消息对我来讲如同晴天霹雳。
我在心中紧张地盘算着如果芯片不能使用，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确定芯片的问题，重新修改设计再去投产，至少需要两个月的时间。而在客户那边，由于我们是新产品，所以没有系统可靠性方面的优势。一旦芯片的问题曝光，客户采用其他厂家的系统几乎成为必然，同时我们潜在的客户也将对我们系统的可靠性产生疑问，哪怕在我们改掉缺陷之后。而且，当时公司经营情况不好，从上到下对这个项目寄予厚望，如果丢掉第一个合同，对公司将是一个沉重打击。一番盘算下来，我更加从头凉到了脚-因为我根本看不到任何能够补救这个缺陷的办法，而其导致的结果又如此严重。
几个人坐在一起，费尽心思，除了重新投片以外，也没有想到其他任何出路。我突然想到，除了那100个正常的付费频道外，我们在芯片上还设计了4个"每次观看付费频道"（payperviewchannel，简称ppv）。"4个ppv频道你也测过吗？""100个都不好用，那4个怎么可能没问题？"谭自强显然没有信心。"我们还是测一下看看。"我坚持道。
我在旁边紧张地看谭自强的测试。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奇迹竟然在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出现了-这4个频道的电流消耗与我们设计的完全一样！大家简直无法相信这个结果。反复的测试表明，这不是白日做梦。可是，最初的激动很快就演变成新的无助-tvb准备上4个频道。但是通过分析，由于ppv工作方式与普通频道不同，4个ppv频道只能当做两个普通付费频道使用。真好像刚爬出泥潭，又跌入深渊。
显然，我们产品就是这个样子了，出路只能从客户那边来想了。我强迫自己静下心来，排除将要发生的灾难性后果对我心理的影响，又开始了冥思苦想：从客户的商业计划分析，由于他们是第一次开通付费频道，所以尽管客户计划开通4个频道，但是开始只会先上一个，半年后再上第二个。看来我们只能在这其中找机会了。我把谭自强等找到一起，讲了我的设想：先用两个ppv频道作为一个普通付费频道用，让tvb按时开通第一套付费电视节目。随后的半年当中，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完成芯片的修改。然后再用新的机器，换回前期交付给客户的带有缺陷芯片的产品，当然到时候要找一个恰当的理由。这样，我们的损失最大也只有前期的供货，而得到的是第一个合同的顺利执行以及市场形象的维护。
这个主意有点出乎大家的预料。大家还探讨了肖萌提出的，通过4个ppv频道，用授权管理系统来实现多个普通付费频道的可能。肖萌也是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的毕业生，比我低四级，原来在公司负责卫星电视接收机的产品开发。他在电视加密收费产品准备生产的时候，加入了这个项目。
经过权衡，我们一致认为尽管我的建议风险很大，但是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带着装有缺陷芯片的产品，在客户和公司其他人员，包括总工程师和其他高层领导都不知情的情况下，我抵达了美国，开始向客户销售。三个月后，卫星转发器涨价，tvb决定暂时只开设一个付费频道。自然我们也就不用更换新的机器了，尽管当时修改后的芯片已经投产。
一场灭顶之灾，以我们没有任何损失的结果，消解得无影无踪。是命运？还是天助？只是这个过程，让肖萌提心吊胆了几个月的时间-他同第一批产品一起，被派到美国做现场技术支持。
这是我第一次作为风险的直接承担人面对严重的危机，而且主动采取了以前我自己不可能采取的方式来应对。它让我相信自己确实从周博士那里学到了一些做事的真谛，大大增强了我面对挑战时的信心，也开始习惯在工作中应对各种出乎预料的险情。
几个月后，我大学的同学甄宏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在得知这件事情的经过后，他不太赞成地说："谢耘，你的胆子也太大了。"确实，从公司的管理规则来看，我是没有权力在高层不知情的情况下处理这件事情的。可是当时的具体环境使我至今确信，我的做法是惟一能够保护公司利益的选择-如果报给高层领导，由于对新技术和新产品理解的局限，他们很可能否定我们的建议；而且，我设计的应对方案，也没有对客户不负责任。
当然，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做过这种越权的事情。不过，我的胆量确实是被这次经历给练出来了，恢复了一些我少年时代"敢说敢干"的性格。
邂逅死神
难忘的经历之二
1995年春节假期还没有结束，出口美国的产品便开始生产，但这时产品出现了一些不稳定的问题。为了保证第一批出口产品的质量，我们采取了比较严格的质量控制措施。所有的产品必须在40度的高温老化房内进行72小时测试，合格才能出厂。
这种测试是比较辛苦的，所以我和生产厂厂长老钱，带着工厂技术负责人李建平一起，在老化房内做产品的性能测试，没有安排其他的人员参与。我们三人在高温老化房内测了一个小时左右的时候，当我左手拿着从下一楼层的测试室引上来的电视信号线，右手去搬动下一台待测试的机器的瞬间，我的右手一阵抽搐。在电流的作用下，右手没有离开机器，反倒紧紧抓住了带电的机器，左手也把与大地相连的信号线死死地攥在了手里。
电流顺畅地从我的右手流入，通过我的身体后从左手流出。我在被电击的一刹那，大叫了一声。但是，随后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咫尺之遥的老钱，任由自己向后倒去，对身体完全失去了控制，只是大脑出奇的清醒。老钱一脸的茫然，只是下意识地去接已经砸在我身上的机器。不知道为什么，他竟然一点都没有发现机器是带电的。
我感觉两臂抽搐，并迅速变为心脏的收缩颤抖，还闻到了烧焦的气味。我想：糟了，肯定是自己的手被烧糊了。但是，当我看到站在对面的老钱漠然的表情时，才意识到现在的问题要远远比手被烧焦严重，感到这次恐怕在劫难逃了。因为当时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记忆起曾经看过介绍如何抢救遭电击伤人员的文章。其中提到，如果心脏停跳，必须现场立即抢救，恢复心脏跳动，否则必死无疑。
小李当时在我的身后作测试。听到我的叫声后，转身看发生了什么情况。在我向后倾倒的过程中，他从后面扶了我一把，我即刻听他叫道："有电！"小李多年在工厂工作，比较有经验，发现我触电之后，他没有管我手中拿了些什么东西，而是迅速绕过我和老钱，关掉了老钱身后机架上的电闸。我也在那一瞬间跌倒在地。我的头脑依然清醒，迅速地摸了一下自己的脉搏，心脏竟然在断电的瞬间就恢复了正常的跳动。我知道自己没有危险了，便在老钱的搀扶下站了起来。
这时才想起低头看自己的双手，左手食指与电视信号插头接触的地方，被通过的电流烧成了呈白色的一小块，右小臂和机器接触紧密的地方，留下了近十厘米的一道不太重的灼伤。后来我才发现，当时烧焦的气味，是缘于机器砸到我身上时，电流烧穿了我的衬衣和背心，电流还烧伤了我右胸前的一小块皮肤。
事后老钱告诉我，我倒地时脸色惨白。"你是不是有特异功能？怎么被电击成这样，竟然没事。"我不清楚整个事情准确地持续了多长时间，也不理解为什么我并不好的心脏承受了电流的考验，没有被击垮。不过按当时的情况推断，如果小李的动作再慢一两秒钟，我恐怕就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了。
这是我至今惟一的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我也惊讶地发现，人在生死攸关的瞬间，头脑可以如此的清醒，而且以平常无法想像的高速在运转。这次经历也让我对生死有了一点新的感受-生死其实会在我们不经意的一瞬间转换，我们是否应该更多地去寻求超越生死的价值？
后来检查发现，机器漏电是由于工人生产时，不慎将电源线割破所致。第二天，我在测试的时候再次遭电击，老钱马上要求工厂对所有的机器进行检查，结果非常有趣-只有我测到的那两台有问题。
小李救我一命。但后来他离开公司时，我也忙于换工作，忘记向他要联系方式，至今没有任何报答，心中留下了抹不去的深深愧疚。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信哉此言？
再入困境
成长的故事之一利益与友情
可以共患难，不能同欢乐的事情，不幸地落到了我们这个团队头上。产品出口，初战告捷，谭自强似乎产生了新的想法，他与大家的配合开始出现问题。
1994年年中，我们参加了在北京的电视设备展览会，谭自强等携带相关设备参展。展会结束后，谭自强和设备均滞留在北京。可是，此时总工程师要带设备去上海给客户演示，几次催促谭自强将电视台端使用的图像加密设备送回惠州。开始谭自强坚持让总工程师调用生产线上的设备，后来在我们再三催促下，北京送回了一台图像加密设备。
设备一到，按惯例先要检测，结果发现设备不能正常工作。由于这个设备是电视台在发射端使用的，使用量少，不需要大规模生产，因此设备的制作一直由谭自强亲自操作，其他人对其知之甚少。看到设备无法使用，总工程师非常着急。我只能亲自处理。
事情比我们想像的要顺利。我调用了一台生产用设备，仔细对比内部线路板的差别，很快找到了问题所在-加密芯片的一条地线断掉了。
这件事情对我的冲击不小。谭自强是我上研究生时最好的朋友之一，在我1992年留学回国之后，他送给我一条印有清华校徽的领带，这条领带我至今还在用。1994年年初，看到我喜欢条绒衬衣，他特地让他爱人给我买了一件紫红色的。
我天性不喜欢和别人发生冲突，所以不愿意因为不必要的冲突破坏我们之间的友谊。因此等他回来后，我对他讲，如果他希望自己来全面主管这个项目，我可以把我的职位（研发部主任）让给他，然后我离开公司。我是真心实意地说这段话的，谭自强对此未置可否。
随后，生产线又出现重大问题。当时，北京有线电视台（后与北京电视台合并）向我们订购了一套系统，准备进行开通付费频道的实验。系统包括2000台接收机，这批接收机分为两个型号。机器生产完毕后，才发现产品输出图像质量不能达到要求，接收机的模拟和数字电路之间存在干扰。
谭自强经过一段努力，得出的结论非常不乐观，他认为印刷电路板设计存在本质的缺陷，必须重新设计，这意味着2000台机器将要报废。随后，谭自强便回了北京。总工程师和我们的总经理非常着急，公司总裁张云峰也亲自过问情况。事到如今，我又被逼入绝境。2000台机器报废，这个损失对公司非常严重-公司当时是靠贷款在支撑运作。可是这种电路之间的干扰，确实是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没有一定之规，随机性很强。
作为技术负责人，尽管我对技术设计工作几乎没有介入，但是解决这个问题我确实责无旁贷。我只好背水一战，请领导给我两个月的时间来解决两个不同型号机型的干扰问题。
这时我的同事们来劝我，建议还是请谭自强从北京回来解决这个问题。我清楚他们的好意，大家共事已有一段时间，他们非常清楚我没有做过任何模拟电路的工作，更没有解决模拟和数字电路之间的干扰的经验。而且对于问题的难度，他们也非常清楚。可是我知道，谭自强已经不太可能来解决这个问题了，我没有别的选择。
总经理和总工程师同意了我的建议，我便立即带着曾经救我一命的李建平作为助手开始了试验。没有经验，没有一定之规，更无人去请教，我只好从研究芯片的功能开始。能帮助我的只有在大学时学过的电路和信号处理原理的知识，以及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向谭自强他们学到的一些电视原理。
我除了吃饭睡觉，就和小李泡在实验室里，试验各种我们能够想像到的措施。三个星期过去了，在对电路做了五处改动后，我们一个型号的机器图像输出质量已经超过了普通电视机的水平。有了第一个型号的经验，另一个型号的问题很快也解决了。
这件事情，使得总经理和总工程师又多了一份对我的信任，可是我和谭自强之间源自研究生时期持续了八年的亲密友情，却深深地受到了伤害。
同事们看到我努力的结果，对我讲："谢耘，看来只要是你学过的东西，你都能做好。这次大家真的都服你了。"其实在大学时期，我的同学们并不认为我是一个聪明的学生，尽管我的成绩很好。我的一个同寝室同学在大学毕业前，不知道因为感受到了什么，曾对我说："谢耘，其实你并不聪明，只是比别人用功。"我答道："你说得没有错。"
如果说当时我的回答还有一些虚伪成分的话，八年之后的这次经历却让我明白，是否聪明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真正在努力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并且真的能够竭尽全力。回顾过去，特别是遇到像周博士这样几乎天才式的人物后，我认为自己确实并不聪明，只是很努力而已。而我的这段工作经历让我看到，幸运的是，在这个世界上真正需要天才来解决的问题极为稀少。我们面对的问题，都是我们这些普通人只要真正努力，就能够解决的。
记得在清华大学读硕士的时候，曾经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一篇关于北京大学一个留美学生的报道。报道的主人公是一个叫袁和的女学生，留学期间不幸被肝癌夺去生命。她说的一段话至今让我记忆犹新："只要努力，一个普通的灵魂也可以走得很远很远。"
谭自强这件事情，对我待人处世有很大的影响，让我意识到，对于成年人来说，功利的因素常常会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它很可能在一定的情况下超越友谊等因素去主宰人的行为，乃至出现违背基本道德的事情，哪怕他过去曾经是那样的值得你信任。理性地面对这个问题，在维护公共游戏规则的情况下与他人和谐相处，而不是从一个极端-情同手足、亲密无间，走向另一个极端-反目成仇、势不两立，是一个成熟的人所必须具备的能力。这也是职业化的表现。
亲情幻境
成长的故事之二超越传统文化
集团总裁张云峰和其他的几个核心高层管理人员，是某著名it公司的创始人，当他们外请一位"高人"出任那个it公司的总裁后不久，他们自己便纷纷离开，创办了新的公司。新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利用当时社会转型的一些机会，曾经赚过很多钱，其财务软件产品，也曾做得相当出色，应该说比当时的用友公司影响更大。所以后来新公司在广东省惠州市投资，在寿华科技园旁边成立了集团公司。不过这个时候，公司的经营情况已今非昔比。为了让集团公司再有新的发展，张云峰三顾茅庐，请来了正在养病、刚刚离任的南方某市电子仪表局前局长，出任集团公司总经理。在他们共事的前期，两人之间非常信任，张云峰在北京每天早上第一个电话，总是打给远在惠州的总经理的。
总经理是清华大学文革前的毕业生，在校期间一直做学生干部，集团公司在惠州的建设，浸透了总经理大量的心血。总工程师、老钱等主要管理人员，都是她过去的老同事，他们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来到了广东惠州这个小城。总经理是把这件事情作为自己后半生的事业来做的，因此，她毫不犹疑地把自己的信誉作为"资本"投入到了集团公司。
我们在惠州的科技园，面积不大，但厂房、宿舍和食堂一应俱全。大家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生活工作在这个园区内。工作的时候在一起，下班后还是在一起，亲密无间、团结融洽、共同奋斗。出现问题后，有工作纪律，还有思想工作。病了有人嘘寒问暖，加班食堂提供专餐，甚至个人生活中的问题也有人关心。
这里的一切与我成长的环境和习惯的文化如此相似，我刚一到惠州，便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而且惠州这一有着悠久历史的小城，也处处流露出温暖的生活气息。
总经理和总工程师几乎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和帮助我们这些年轻的员工。我们在一起谈天说地，他们对我们未来的成长道路也给了很多建议。我被电击的时候，总经理正在上海，得到消息后，要我必须到医院检查一下。她也让我有幸结识了我们的学长-南方某大学原校领导罗老师。
正是集团公司的领导们为我创造了一个环境，帮助我在很短的时间内，初步学会了从产品研发到能够稳定生产，并且走向市场这一完整过程的管理。这一完整的经验，成为我日后非常宝贵的财富。如果是在大公司，你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学到这样一个完整过程的经验。
包括我之所以能够到美国与trw一起工作半年，主要是得益于我们的总经理拿到的一笔贷款。就公司当时的财务状况，靠自己根本就不可能支撑这样的国际合作。总经理一直非常重视我们这些年轻人能够与国外大公司进行交流合作，从而迅速地提高自己的水平。对于总经理和总工程师，我永远怀有不尽的感激。
我们部门都是年轻的技术人员，基本是单身俱乐部。在这种充满了亲情的氛围影响下，为了把大家团结在一起共同奋斗，我平均每两周自己出钱请大家出去唱一次卡拉ok。好在惠州是一个小城市，消费低，这笔费用不是太大的负担。
谭自强后来不常在惠州。有一次他从北京过来，大家出去吃饭唱歌，结果晚上一点钟左右才回来。我刚回到寝室后不久，他们急忙找我，说谭自强酒喝得太多，不行了！我赶到他的寝室，他已经不省人事，我急忙背他下楼。在我的背上他开始呕吐不止，四肢像毫无生命力的口袋一样晃来晃去。这一晚上我和另外一个同事一直在医院陪他，幸好第二天他清醒过来，没有出问题。甄宏也喝多了，第二天忘记了前一个晚上发生的事情。
杨海平有一次半开玩笑地对我讲："谢耘，我们没有音响听，又没有钱，你给我们买一台吧，听够了一定还给你。""想要多少钱的？"我问道。"3000元就够了。"在去机场前往美国出差之前，我给他留了3000元。
公司办公室主任比我大几岁，我们称她为黄姐。她和丈夫两人，也是跟着总经理一起过来的。在我第二次要去美国时，临走前她和我一起去深圳，在佐丹奴专卖店里，她替我挑了几件衣服。"你是博士，不能总穿得'破破烂烂'的，要有几件像样的衣服才对。"这是我第一次买有牌子的衣服。在帮我出主意找个什么样的太太时，她说："谢耘，你应该找一个有钱的太太。"我奇怪地问为什么。"你应该把心思放在事业上，不应该操心去赚钱养家。"
大家陶醉于这种充满了亲情的管理文化和氛围之中，许多利益上、工作上的矛盾和冲突，被大家之间的亲情给消融了。
但是，这种富于亲情的管理并不符合企业本质和市场规则，在企业发展遇到重大困难的时候，便被经济法则无情地摧毁了。
面对尖锐批评
成长的故事之三克服面子
1995年10月的一天，在和总经理聊天的时候，她突然说："谢耘，你这个人对人不够诚恳。"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感到万分窘迫和尴尬，也非常吃惊。
一年以后，当我和一个非常要好彼此也非常熟悉的朋友谈起此事时，他干脆地说："别听她胡说八道。"
总经理的话一直在我的脑袋里回响。她的话是蛮严重的，我希望知道为什么她会对我有如此的想法。这更多的不是因为她是我的领导，而是因为我一直要求自己做一个诚实和正直的人。总经理不肯多作解释，我只好自己苦思冥想。12月的一天晚上，我和同事去唱卡拉ok，坐在包房里，我突然意识到这其中可能的缘由。
我生性是一个不愿意和别人发生冲突的人，甚至不愿意让别人因为我的言行而不愉快，所以，如果我感到我的一些想法可能不被别人接受的话，我通常会隐瞒自己的意见。但是总经理是个明白人，能够看出来我是有想法的。可能正因为如此，她产生了我不诚恳、不坦率的感觉。
总经理对我的批评，使得我开始试图改变自己的习惯。凡是工作上的事情，我开始全部放在桌面上来讨论。如果我因为一些原因，确实不想表达自己的意见，我一定保证自己的意见不影响工作。当然，不折不扣地做到这一点是极为困难的，不过总经理的话驱使我不断地努力。这对我后来面对复杂的工作环境，逐步走向职业化的做事方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次总经理对我的批评，使我在后来的岁月中，不论多么难听的话，我都基本能听进去并进行思考，尽管有些话在心理上还是会引起一些不舒服的反应。
1996年我从公司辞职。离开惠州回北京的时候，顺路去看望罗老师，他给我的临别赠言是："谢耘，你的心还不够静（净）。我是说既不够安静，也不够干净。"他希望我在今后要注意这个问题。说实在的，当时我没有完全理解"安静"和"干净"之间的关系。我能接受自己不安静，但不是太理解不干净的问题。
后来读了一些佛学的书，对自己反思多了，才理解了罗老师的话所包含的道理：心中安静，是以心地干净为前提的。心地不干净的人，心是无法安静的。而心若不安静，深究下去一定是心地还有不干净的东西存在，不论它隐藏得有多深。当然，这里的干净，已经带有宗教色彩了，而不简单地是世俗的含义。
总经理和罗老师对我说的话，是我成年以后受到的最为"尖刻"的批评。最终我正面地接受了他们的批评，对我逐步走向成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1996年我从惠州的集团公司辞职回北京之后，一天晚上和甄宏聊起这些事情。甄宏有些羡慕地对我讲："谢耘，你真幸运。总有人愿意批评你。"
其实，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都会经常遇到别人的批评和建议，只是有时候直白，有时候隐晦。如何从别人的批评中吸取到有益的东西，取决于我们自己是否能够正面而积极地面对他人的意见。如果一个人真的听不到他人的批评了，那通常说明别人已经对他失去了信心，或者他已经成为无过的圣人。
在我自己的经历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批评与教诲，发生在我高中的最后一年，来自我当时的班主任彭延新老师。那是一段决定了我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时光。
终生的教诲
高中最后一年-高中二年级，教语文的彭延新老师做我们的班主任。刚分班完毕，他便来和我们见面。一进教室，他就说道："我刚看了一下咱们班的名单，发现有一个叫谢耘的。谢耘我不认识，不过我教过谢耕。哥哥学得很好，想来弟弟也应该不错吧。"他的话让我有些受宠若惊。我在中学一直不算是最最顶尖的学生，属于"第二梯队"，并不太得到老师的"宠爱"。彭老师对我的偏爱，并没有妨碍他日后对我的严厉管教。正是在他悉心调教下，我开始懂得了一些基本的做人道理，学会了对自己负责。
高考前的复习课上我经常在后面开小差，和同学搞别的名堂。终于在考前的最后一次模拟考试，我尝到了恶果，得到了报应：数学考了72分。如雷轰顶，整个世界在我眼前开始沉沦。这是我一生中遇到的第一次"灾难性"打击，是我至今为止生命中最黑暗的一段时间。这个时候，彭老师的批评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多次告诉我们："考试成绩不好，不要讲'题难了'、'没发挥好'、'马虎了'等等，一定是你们没有学好。出了问题不要怨天尤人，必须从自己身上找原因。"高考近在眼前，我知道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这个"72分"，逼得我不得不面对现实，反复咀嚼彭老师的教导，并根据他的指点，去分析自己到底哪里出了问题。近一个星期的反省与苦思，我分析的结果是，我太不踏实，练习做得太少了。于是按照彭老师的教导，用自己那尚不健全的理智，勉强约束着自己，强耐着性子一口气做完了几十套题。
1981年7月初，长春正逢阴雨天。考试结束，我的自我感觉和当时的天气一样，相当不好，精神极为沮丧。可是结果与我的感觉相反，我取得全省第九、全校第一的成绩，被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后改为"电子工程系"）录取。这个成绩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而且是我五年中学时代中最好的一次。如果没有彭老师多次的批评和不厌其烦地灌输教诲，运气再好，我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成绩。因此我真正体会了别人的批评对我的价值。那次"72分"的经历和彭老师的教诲，无情地撕掉了我"高贵"的自尊心，使我懂得了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真实人生中发生的挫折和困境。
上大学前向彭老师辞行，他两眼认真地看着我说："你和你哥哥不同。他以后会比较顺利，而你在以后的生活中将要遇到很多麻烦。"当时18岁的我对他的话没有什么感觉。很多年以后，我才猛然发现，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被彭老师言中了。临别时，彭老师赠给我的另外一句对我影响至深的话，是他以前曾经无数次重复过的"日参省乎己"。
如果说"传道、授业、解惑"是三个不同的层次的话，彭老师无疑是达到了传道的高度。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就是在他反复教导下最后定型的，并且一直受用到今天。在他那双严厉的眼逼视下，我开始学习面对真实的自我和现实，不再逃避和自我欺骗……不论内心有多么的难堪。在后来的岁月里，我逐渐明白了，如果我们能够放下"自尊"，有勇气多面对一分真实，便少了一分作茧自缚，获得了一分新的自由。
遭遇东芝
难忘的经历之三
当年惠州的集团公司创建后，主要负责设计生产卫星电视接收机，而销售由北京公司负责，直接向张云峰而不是惠州的集团公司总经理报告工作。卫星电视接收机的市场，由于政策的原因，也由于销售是另外部门负责，所以情况一直不好。随后总经理和总工程师对有线电视加密收费产品寄予了巨大的希望。总经理利用自己的关系，从中国投资保险公司那里得到了一笔较大金额的贷款，保证了项目的启动。但是，这个产品的市场又由于政策的原因，没有按照我们期望的那样启动。及时顺利地拿下并执行第一个出口合同，并没有能够让我们进入良性循环。我们在国内只拿到了几个小规模的订单，根本无法支撑公司的运作，更谈不上发展。
不过在国内打市场的过程中，在北京和上海发生的两件事情还是颇值得我们自豪的。
在北京，当时的北京有线电视台迟迟下不了决心开通收费频道，但是中南海却有了需求。结果我们的产品进入了中南海，为中央首长提供特别保密电视节目的服务。
在上海有线电视台，我们首先用价格优势把欧洲最大的电视加解扰系统制造商eurodec公司挤出局，随后和日本东芝公司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完成了系统的详细性能测试之后，台里安排我们双方进行入网测试试验。我们租了一辆出租车，在上海市几个不同的地点和东芝的系统作对比测试。到晚上结束时，出租司机有些好奇地问我们："我看下来，你们的图像质量好像比东芝的好呀。"
事实确实如此。上海有线电视台最终出示的测试报告显示，我们系统的技术水平要高于东芝的。在上海，张云峰总裁告诉我们："作为技术团队，你们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在电视台作测试的时候，东芝的技术人员看到我们发射端设备精致漂亮的外观时，好奇地问我们设备是不是美国trw公司做的。其实，除了里面的核心芯片外，全部是我们自己设计生产的。而东芝的设备，和我们的放在一起，看上去就像是当时中国乡镇企业的产品，但是上海还是选择了东芝-东芝答应把更多的产品生产线放到上海。
尽管如此，这次我们在技术上超越了东芝公司的事实，极大地帮助了我在以后的工作中，即便与国际一流公司竞争时，也有与其一争高下的勇气和自信。
"资本家"式的管理
管理入门之二走向职业化
公司不能从市场上得到回报，压力便随之不断地加大，内部矛盾也开始显现，亲情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的。总经理和张云峰之间的信任也出现裂痕，双方在资金使用等问题上，出现原则性分歧。
1995年8月，张云峰总裁决定撤销总经理的职务，请来他中学的同学，某著名it公司在深圳的副总经理柳志雄出任惠州的集团公司总经理。当时，那家it公司正遭遇由于计算机芯片大幅降价而带来的巨额亏损的灾难。
柳志雄的到来，对于前任总经理以及跟随她过来的人员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尤其是对前任总经理个人。不仅因为这支骨干队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才加入我们公司的，而且中投保高额的贷款也是她争取到的。这里面有太多的她个人的信誉和感情，曾经寄予了她自己后半生的理想。
柳志雄从深圳的公司带来了几个高层生产管理人员，公司面临巨大的震荡，议论和传言四起。柳志雄和原来主要的管理人员分别谈话，管理层的工资也做了上调，公司管理的风格变得与以前大相径庭，明显地体现出纪律、规范、赏罚分明等刚性的特征。
管理层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因为工资的上涨而对柳志雄有什么感激之情。两拨人之间的不信任看不出改进的迹象，特别是生产管理人员，原有的人和新来的人存在必然的冲突。当时，大家议论最多的就是柳志雄"香港式"的"老板"管理方式。这种管理，与大多数人的信念和习惯相去甚远，大家不自觉地将其与"资本家"、"剥削"、"压榨"等这些我们曾经从书本上学到的，只存在于罪恶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概念联系在了一起。
或许是因为我不是前任总经理带过来的人，没有太大的感情冲突；或许是因为在亲情管理下，我也不自觉地承担了过多的工作以外的情感负担，已经感到身心疲惫，精神上有些不堪重负；或许是因为我毕竟在国外有过一些经历，对于现代市场经济下的企业行为，有了一些感性认识；或许因为我是管技术的，而柳志雄等人都不是技术出身，双方的互补性较强；或许还有一些我自己也不完全理解的原因。我和柳志雄的配合，从一开始就没有太大的矛盾。后来，只要与技术有关的事情，没办法时柳志雄都让他们来找我，包括给客户作售前演示等，而每次我基本都比较好地完成了任务，也从来没有抱怨过。柳志雄等对我逐步建立了信任。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柳志雄及他带过来的其他管理人员，建立了较好的工作关系，尽管没有像我和前任总经理及总工程师的关系那样亲近。我从新的管理团队身上也学到了不少有益的东西。
柳志雄不仅带来了严格的管理方式，而且不会像我们以前那样，经常要很费心思地去琢磨员工的思想活动，也不刻意去和员工建立个人的关系。尽管和柳志雄一起共事的时间很短，但是他让我体验到了一种与我自己成长的文化环境所不同的管理方式，一种"缺少人情味"但却比较理性的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我后来改变了自己的管理模式。
许克明是跟柳志雄一起从深圳过来做采购经理的，我不仅和他学了很多采购方面的知识，更重要的是他改变了我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一次和他聊天时，谈到公司的一些管理问题，当时公司的经营情况依然没有起色，我照例自作聪明地发表了一番议论。许克明坦率地讲："谢耘，在企业中老板永远是对的。"听到这句话，我非常惊讶，许克明好歹也是研究生毕业，怎么有着这种"下贱"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