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北京和外地工厂之间的电话几乎没断过。接近中午时，结果出来了-95%以上的器件均符合我们的要求。这样我们只要换掉那些有问题的主板上的器件就可以了。这种少量主板的改动，可以用熟练人工来完成，基本不会有什么损失。一场灭顶之灾，就这样被我们躲过了。在随后的一次部门经理会议上，我第一次也是至今惟一一次拍了桌子。不论有什么原因，作为采购经理接货时不验货，都是极为严重的失职行为。
这只是我在做这个项目管理的过程中，众多危机中的比较典型的一个。这个项目进行到两年时，我的一个部下对我说：咱们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能过去，全靠你的运气好。这使我想起了我的大学物理老师曾经说过的一句话：现实中的任何问题都是有解的。这话有些绝对或片面，但是我却一直奉为真理。其实在危机中能够及时找到冥冥之中的那个我们需要的"解"，即使不靠运气，也不是很困难。
当危机来临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因为它可能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而思绪万千甚至心烦意乱。对个人的荣辱、进退和得失，以及出事后如何减轻给自己造成的影响的算计，可能会成为整个思维活动的核心。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真的只能靠运气了，而且很可能运气不佳。不去全力地解决问题，问题自己通常是不会自行消失的。胡思乱想帮不了我们任何的忙。
面对危机，首先需要的是管理者的定力和信心。我们要能够让自己将注意力真正集中在需要处理的危机本身上，而不是它对我们个人可能造成的后果上。主管的信心也将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团队在危机面前是否能够稳住阵脚保持团结，团队的成员是否能够自信地面对危机。没有自信和齐心协力，团队是难以走出困境的。当然，定力和信心不是装出来的，而是建立在我们承担责任和风险的勇气以及自己的能力和经验之上。没有能力和经验支撑的自信，只能是一种轻狂；没有自信的滋养，能力和经验也会大打折扣，发挥不出应有的效能。
接下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坦然地面对现实。集中力量尽快将危机产生的所有原因和目前的状况全面细致地了解核实清楚。危机发生后，由于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得有些信息可能是混乱或不真实的。有人会因为惊吓而夸大某些因素，也有人为了推卸责任而掩盖一些真相。这时细心非常重要。否则我们为处理危机而做的决策可能会失去客观的依据。在对整个危机有了完整的把握后，千万注意避免陷入相互指责和抱怨。责任一定要在危机过去之后再追究-如果确实需要的话。现场追究责任，只会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导到问题以外的方向上去，对于化解危机没有任何帮助。
最关键的自然是要寻找走出困境的道路。没有一个模板或简单的程序可以帮助我们去找到它。但是一些原则或许会帮我们的忙。
集中大家的智慧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不同的人会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这时重要的是每一个人都要用心去寻找"可能"，而不是否定其他人的建议，不断地去证明"不可能"。任何人的意见，哪怕听起来是荒唐的，都不要轻易否定。正像我们认为不可能的问题偏偏发生了一样（如果有思想准备，哪儿来的危机？），能救我们命的"解"通常也是那些被认为不可能的方法。可能不可能，都值得去试一下。幸运之神的微笑，可能只是被我们眼前一层薄薄的迷雾给遮住了，而我们却以为她远在天边。
扩大思考问题的范围，也是寻找出路的一个重要方法。比如，我在惠州做产品的时候，芯片上的错误导致产品无法正常使用。在我们费尽脑筋，依然在我们的产品上面找不到完整的应急解决办法的时候，我从客户的商业计划上，发现了走出困境的线索，从而化解了一场无望的危机。
缜密地去关注和分析所有可能的细节，有助于我们找到意想不到的救命稻草。高度的应变能力，往往来源于对常规思维的突破和对一般人不注意的细节的重视。在惠州，当时在看到芯片上100个普通频道都失效了之后，如果我没有注意那"躲在犄角旮旯"里的4个ppv频道，我们真的就死定了。这次在芯片型号出错的时候，如果不是我想到朋友的一次不经意的提醒，我们在生产线上的2000块主板，基本要全部报废。
我个人有限的经验，不仅使我坚定地相信我的老师的教导，而且发现，在我的工作中，是不会遇到需要天才才能解决的问题的。至少到今天为止，在我的职责范围内，我还没有遇到过在我带领我的团队真正竭尽全力后，而依然无法解决的问题。
（编辑后发表在《it经理世界》2000年第13期）
质疑信任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可谓是人类永恒的话题之一。在企业工作，特别是面临激烈的竞争环境，同事之间、上下级之间的信任，显得尤为重要。信任这个概念，如此地普通和简单，我们在不假思索地频繁使用它。
但是四年前，当我供职的一个中关村老牌的民营企业由于自身的原因，面临空前的危机时，我的老板曾经认真地问我是否还信任他。当时我竟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猛然意识到，信任其实并非是一个简单的概念。这件事迫使我在未来的工作中不断地重新去认识这个曾经熟悉的无须分辨的概念。
我们使用信任这一个概念无非是在对一个人作出评价。可是，人们在使用"信任"时，并没有清楚地区分"信任"到底指的是什么，这使得信任变成一个抽象笼统而且模糊不清的概念。其实，任何一个人的"特质"，都是多方面的，因而对人的评价也应当是多维度的。
人的特质主要包括：社会责任感、个人道德修养、心理和性格特征、思维能力、知识结构、职业技能和个人需求等多个方面-不能只依靠iq（智商）或者是近年来流行的eq（情商）。一般情况下，不同类型的特质，是不好用好坏和高低来衡量的。但是，确实有人可以将不同的甚至是矛盾的特质，完美地统一在一起。遗憾的是这只是极少数人能办到的。一般的人，只能是有所偏重。幸运的是，对特定的工作，在特定的条件下，一般也是只需要在不同方面有特长的人，而非一定需要全才。
比如思维能力，从大的方面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模仿能力。这方面能力突出的人，通常表现为头脑灵活，主意多，语言能力强，知识面宽，接受新事物快。但是在这些显而易见的聪明的掩盖下，是对问题和事物缺乏完整系统的分析、深入透彻的理解和独到的真知灼见，而且他们的注意力难以持久。这种人适合从事公关型工作、一般性组织管理工作或者是新业务的启动阶段的工作。他们一般比较容易脱颖而出受到重视和提拔。另外一种是分析能力。这方面能力强的人，注意力能够持续地集中。通常对事物和问题能够进行深入和系统的思考，有独到的见解，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事物本质。他们能够将工作真正做扎实，使部门形成持久的竞争力。可是他们的能力和价值有时不被急于求成的上级所认识-不幸的是这样的上级并不少见。他们的弱点是适应环境慢，由于注意力的集中而显得视野不够宽。在获得了足够的经验后，这种人适合做规划和战略性的工作以及关键业务的持续和深层的推动。如果找不到全才的话，有这种特质的人做企业的主管更合适。可能是由于心理或生理上的原因，一个人很难同时兼有这两方面的突出能力。
就社会责任感而言，某著名公司总裁有过一个有意思的说法。大意是：在企业中，管理者一定要用有社会责任感的人，而让那些有能力但是喜欢自我表现的人，去做企业里的英雄和劳动模范。
但是，确实有许多管理者在处理人的问题上不适当地使用简单而抽象的"信任"。一个好朋友给我讲了他自己真实的、有关"信任"的一段经历。他企业的老总，将一个全新的业务，"放心"地交给了他"十分信任"的一个部下。这个部下一直在该企业里出色地完成着自己的职责，有着良好的信誉和业绩。可是，这个部下并没有从事这种新业务的经验和所需要的知识结构，更重要的是，他的心理和个性缺乏新业务所需要的、善于处理大量不确定性问题的特质。结果可想而知-这种安排，对企业，对老总以及对他的这个部下均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不知道他们之间的"信任"，是否已经打了折扣。这个老板是否意识到，正像我们长大以后，不再用"好人"和"坏人"来区分我们周围的人一样，一个成熟的人也不应该用一种简单而抽象的"信任"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标准来确定我们与他人之间的关系。
道理一旦说明白就很简单。但是真的能够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客观公正和全面地评价一个人的特质，或者反过来，接受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却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对于我们这些在中国这样一个相当感性和情绪化的文化社会环境中长大的人来说。我的一个部下曾经强烈地反对我不再用是否"信任"他们来确定我们之间的关系。或许他没有能力自己全面地评价自己；或许他对自己的某些特质没有信心，不愿意接受别人对他的全面评价；或许他不习惯和他人建立一种理性的关系。
可是我个人的经验表明，当我放弃"信任"这个简单而抽象的概念，能够通过对他人的特质作出客观和全面的评价，来确定我与他人之间的合作时，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理性、稳定和健康。作为一个管理者，我的团队也因此少了情绪化的色彩，少了许多有中国特色的内耗，变得更加理性、健康和有活力，从而获得了更加稳定和出色的表现。
（编辑后发表在《it经理世界》2000年第19期）
我离开清华大学走上社会的这十年的后一段时间，当我开始进入企业的高层管理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许多企业政治的问题。我对权力一直相对比较超脱，信奉靠自己诚实劳动去谋生的原则，所以一直不太关注企业政治的事情。这不是因为清高，而是我生性喜欢简单的东西。但是，当我看到一些年轻的员工也热衷于效仿甚至玩弄企业政治，并且向我"请教"的时候，我便费了点儿时间对此作了一些简单的分析，以便给他人一个负责任的回答。
中国传统政治与现代企业管理
我们常说，每一个中国人几乎天生就是一个政治家。可见传统的中国政治对我们影响的程度。
这种影响，一度通过权力的干涉而被迫中断。但是，随着文革的结束，展示乃至卖弄中国传统政治的文学艺术作品又铺天盖地而来，带着"我胡汉三又回来了！"的得意与张狂。帝王将相之间发生的陈年旧事被不厌其烦地从发了霉的历史角落里翻腾出来，其中不只有曾经发生的史实，更有现代人充满想像的发扬光大，使得原本就人精之间的博弈变得更加风云迭起，惊心动魄。
在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几乎都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政治的身影。参与者不只有传统的一代"旧人"，也有开放以后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新人类"。在企业当中，我们更可以相当明显地看到，中国传统政治在企业管理和文化上的印记。
我们在无意当中继承了这种历史遗产，是好是坏？是祸是福？全面地论述，恐怕要用一部专著。但是这中间最为关键问题的解析，也许并不需要长篇大论。
中国的传统政治产生于我们这个有着五千年文化历史的古国，与这个国家政权的生存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中国的历史上，自秦始皇统一中国直到清朝末期，中国的帝王们在大部分的时间内，没有危及统治的严重外患，也没有来自大自然的根本性挑战。中国在几千年里，不存在与其他国家竞争的问题，也没有发展快慢的概念。"普天之下，莫非皇土"，我就是世界，我的发展也罢，倒退也罢，成功也罢，毁灭也罢，都是整个世界所自然发生的事情，就像日出日落一样。因为没有横向的对比尺度，所以这发生的一切，从客观的角度来看，没有好坏，也没有对错。
中国古代帝王们所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内部，来自朝内百官的图谋不轨以及黎民百姓的揭竿而起。如果他们是"真命天子"，能够做到内圣而外王，固然会凭借自己的道德和智慧，恩泽子民，而保证天下太平。但是，圣人终归稀有。所以，古代帝王很大一部分心思不得不用在如何利用各种诱惑、朋党矛盾、权力制衡等计谋，来保证重臣们没有能力或意愿来颠覆自己的地位，不断地精心导演着奴才、人才和蠢材"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宫廷闹剧，用孝道、知足常乐等文化因素以及社会体制等手段，培养大众逆来顺受的品质，来消除庶民们更多的期望，从而在根本上抑制其揭竿而起的念头。国家的效益和效率以及文明的进步，基本不是他们考虑的问题。
英国历史学家李约瑟，在分析一度遥遥领先于世界他国的中国科学技术却没有能够推动社会革命性进步的时候指出，其主要的原因正是在于中国的统治者们，其管理导向是抑制社会变革的发生，以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
我们当然可以从道德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政治大加鞭挞，尽管假如我们"黄袍加身"的时候，我们自己可能表现得更加荒唐。但是，从实用的角度，我们还是要问：我们是否应该按照他们的思路来管理我们的现代企业？
我们现代企业，在目前的条件下，最基本的生存要点是什么？无疑是在外部竞争的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市场经济下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企业要想生存和发展，就不能以低于社会平均效率的水平来进行为社会需要的价值创造活动。任何一个企业，都不能像我们历史上大部分的帝王那样，关起门来玩儿自己的权力游戏。
如一位知名的教授曾经讲过的一个比喻：我们自己投入地在井底玩着自己的游戏，突然，井盖儿被市场之手给盖上了-游戏结束了。不是因为我们玩儿游戏的技能不好，我们自己确实玩得很出色，几千年的积累，我们的技能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但是，有一个更强大的力量决定了我们必败的命运-世道变了。
在这个企业生存的大前提下，每一个企业，都要殚精竭虑地去想办法把自己企业的状态调整到最优，以获得超过社会平均效率的组织效能，从而在开放的市场竞争环境下获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权力。
没有来自内部对你拥有的权利的挑战，绝不意味着这个企业就是一个优秀或者能够长期生存的企业。优秀的企业，在于让企业这个组织发挥出其可能的最大效益。这绝不是中国传统政治所关心的核心问题。
所以，即使从整个企业功利的角度来看，我们都不应该在企业中，简单而盲目地重复我们中国传统的政治游戏。当然，如果我们只是抱着自己眼前的利益，那就另当别论了。
当我们试图在效仿我们帝王的那些理念和做法的时候，我们必须问自己：这些理念和做法，能够发挥出我们期望效果的那些前提条件是否存在？或者说，在目前的前提条件下，这些理念和做法，在实际上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这是在智力上而非道德上对我们提出的一个挑战。
或许，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解，在现代企业中，个人的利益与他人的利益之间的协同关系，尤其是从长远和整体上来看。
不幸的是，在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是无意识地在效仿我们的先人。这就是文化的力量。我们常常会看到，企业管理者在乐此不疲地不断对企业进行重组，其桌面上的理由是为了更好地发挥组织效能去面对市场。但是，实际的效果却远非如此，甚至是背道而驰。排除掉其他的因素，我们是否还是能够看到帝王政治的阴影？
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思想活动，是超越自己的前提。能够不断超越自我和环境，才可称为"优秀"。
十年来，从军工到民品，从产品到服务，从开发到企业战略，从几个人的队伍到几百人的公司，从国企到外企再到民企，我的经历不可谓不丰富。但是，几件重大的事情均半途而废，这使得我的经验有了致命的缺陷。
正如作为一个学生，抛开偶然因素不谈，就对知识的掌握和相关的能力培养上来看，95分与85分是有本质差别的，而这种差别，通常绝非是85分者可以体会到的。从良好到优秀之间10分的差距，意味着一段关键经历的短缺，而这种短缺，是无法依靠臆想与推断来弥补的。这10分的差别，有时还不仅在于对知识的理解和相关的能力上，也会体现出人性的不同。十年的工作，尽管混得了一些虚名，但是总体上看，我认为自己只能达60至70分。
这些年来的经历，让我多了许多无奈，少了一些顽强与执著。面对各种变故，是竭力争取，还是顺其自然乃至退让妥协，没有一个简单的逻辑可以帮助我们来选择。在这些方面，我或许还多了一些宿命的意识。当然，这种变化也可以用宽容、豁达或超脱来包装或解释。不过这样的解释多少有点自欺欺人的味道。
经历多了以后，对人对事都有了一些与以前不同的看法。我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更大的境界，来对待周围所发生的一切，而不是简单地变得圆滑和世故。
境界
1999年，我在联想主持掌上电脑的开发。为了缓解工作带来的巨大压力，自小就对自然科学有着特别爱好的我，买了一本科普读物《黑洞》。
当我读到讲解相对论的时空观的章节，特别是看到其中一张解释不同"事件"之间因果关系的时空图的时候，猛然间，科学的理论、佛教的观点以及我自己实践的感悟，汇聚成一个让我感到非常有趣的想法-我可以借用科学的术语，来给境界下一个准确的定义。
境界在我原来的认识当中，是一种带有伦理色彩的修养。我们常用"崇高"来形容境界。
但是看了相对论那张图，我猛然发现，其实，境界准确地讲应该是我们在看一个具体问题（事件）的时候，所参考的那些相关事件所分布的时空范围。它在本质上反映了一个人把跨越时空间隔的不同事件联系在一起来分析的能力。
其实，在中文中，何谓"境"与"界"？境，指的是一个区域；界，则是标定一个范围的边缘。所以，从语义的角度来分析，"境界"讲的无非是一种时空的范围。境界不应该论高低，而应该讲大小。
我们在现实中遇到的任何事情和问题，在空间加时间的四维坐标系中，都有一个确定的位置。在相对论中，把发生的任何事情均称做一个"事件"。在这四维的时空坐标系中，不同的事件之间不是毫无关系的。新的事件的产生和发展与过去已经发生的许多事件的影响有关，而且它还会对未来将要发生的事件起到某种作用。
那么，当我们面对现实中不断发生的一个个事件的时候，在我们分析和把握这些事件的时候，我们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看到已经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不同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呢？我们能够看到的，有因果关系的这些事件所分布的统计意义上的时空范围，就是我们的境界。
如果我们的境界大，就可以穿越历史，洞悉未来，横贯中外，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其追求自然崇高；我们的境界小，则必然鼠目寸光，患得患失，举步维艰，四处碰壁而不得志，其行为难脱猥琐。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政治家伊藤博文有一句名言："计利应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当把不那么光彩的"名"和"利"，放到一个大的时空背景中去追求的时候，这种追求，便超越了狭隘的自我，惠泽大众，有了永恒的价值，闪烁着圣洁的光芒。这便是大境界化腐朽为神奇的道德力量。
看到那些在时空上相近的不同事件之间的关系，不太困难。触电，必然引起抽搐的反应，杀人，恐怕也难逃偿命的后果，但是，一些在时空上相隔较远的事件之间的因果，就不那么明显了。人类的活动对环境造成的破坏，让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才引起全球的关心。我们还难以把握伦敦的一只蝴蝶不经意地闪了一下翅膀，如何在纽约引起一场风暴，尽管在理论上这是可能的。
在企业的经营中，我们知道增加奖金必然会提高士气，但是，企业价值观对企业的发展在根本上的制约，就不容易有刻骨铭心的感受了。
一个人境界的大小，在本质上取决于其能力，一种穿透纷繁复杂的表象，对世界本质规律的感悟认知能力，而非关伦理修养。佛教讲三世因果，固然有些匪夷所思，道家论天人合一，也显得立意过高，但是，通过自己和他人的实践更深地去认识这个世界不同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去理解从特殊到一般的客观规律，从而使自己的境界不断地扩大，更加有效地发挥自己有限生命的作用和价值，既具可能也有必要。
境界，是我们看问题的时空范围，是我们的心胸，也是我们实际拥有的人生舞台。
境界的大小，也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个人在战略管理上所可能达到的高度。
佛教认为，在大千世界之中，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婆娑世界，是一个好坏参半不完美的世界。我们的人生是否因此也注定是不完美的？果然如此的话，我们不必因一时的成功满足而飘飘然，也不必因某些愿望的落空而苦闷。在残缺不全、喜忧参半的经历中，珍惜那些有价值的片刻而去尽心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努力从这些经历中去感悟一些道理，与同样用心做事的朋友们分享，在尽心尽力的同时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是否还算是尽到了做人的本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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