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 “深蓝”的胜利最终是人脑的胜利
与众多人担心相左，另外却有大批的人坚持认为，从下棋的过程看，深蓝只是计算机在
计算力量上超过了人类——这一点我们从小小的计算器上就早有领教，而不是在智力上胜过了人类。
“深蓝”说到底是一个机器，人类的防线不但没有崩溃，而且应该说是向前进了一步。
有人打趣说，如果有一天，它的智慧变得忘乎所以的话，仅仅把它后面的电源插头拔掉，一切便万事大吉。“深蓝”目前进行的仅仅是并行操作和线性搜寻，还远远谈不上“智能”，它不能自己选择目标，也不能进行多元的价值取舍。它甚至不具备人类的一些简单的思维功能，而思维正是人类的最大优点。
计算机技术，不管哪一天人类设计制造出比“深蓝”更富“智慧”的机器，它仍远远落后于人脑的潜力。
“深蓝”仅仅是 IBM公司在它的科研领域中一小部分，它仅仅是一种科学试验，仅仅用来证明人类的智能如何来开发、来利用。“深蓝”的胜利最终是人脑的胜利。
幕后大笑的人——IBM
就在全世界的为机器厉害还是人类厉害的问题争论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关起门来偷着乐的就是IBM公司了。
据报道，卡斯帕罗夫的兵败也引起了公众对“深蓝”创造者的浓厚兴趣，人类最伟大的象棋大师以2.5：3.5的比分败在一台电脑手下，顿时成为万众关注的最热门的新闻，仅在因特网上就有2700万人，络绎不绝地前往有关站点探究。世界媒体的报道推波助澜，“人机大战”引起了全球各种媒体的密切关注，美国的《时代周刊》、《纽约时报》，英国的《卫报》，中国的《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等不惜篇幅，热情地加以报道。IBM甚至单独为这场比赛申请了一个WWW站点：ibm.chese.com详细报道每天的战况，每天全世界有上千万的用户访问该站点，关注棋局的发展，对此发表自己的讲解和观点。无论棋界，还是计算机界，IBM再一次名声大振。1997年5月23日中央电视台的《体育沙龙》，邀请社会经济学家、哲学家、计算机专家，以及热心的观众，对“人机大战”的前前后后，所涉及的方方面面，进行了专题讨论。国内的各个中文站点，如http:∥www.chinabyte.com也在新闻中推出主题，满足各个网上发烧友畅所欲言的要求。
IBM公司为这次比赛共投入资金1000万美元，出资110万美元作为比赛的奖金，胜者得奖金70万。比赛后卡斯帕罗夫得到奖金40万美元，而70万等于发给了其本公司。由于这次大战，使得IBM又一次成为媒体的热门，由于传媒在有“人机大战”的众多报道中，经常提到IBM的名字，据估算，IBM由此所节约的广告费大约有1亿美元左右。
尽管IBM公司的新闻发言人谨慎地称，难以断言“深蓝”的名声大噪对增加销售额有什么明显的影响。不管怎样“深蓝”的历史性胜利当时就给IBM带来初步的物质成果：比赛结束第二天，纽约证券交易所该公司的股票价格就上扬了3.6个百分点，按照当时价格计算，仅仅股票价格的上涨，就为IBM带来多达2亿美元的收益。
IBM 是名副其实的大赢家，无论“人机大战”结果如何，IBM公司都达到了其商业目的，取得广告效应。
对于IBM公司而言，无论卡斯帕罗夫和“深蓝”谁胜谁负，结果并不重要，最终的赢家只有一个———就是IBM。道理说来的非常简单，消费者不会因为卡斯帕罗夫胜了，就认为IBM电脑“弱智”；也不会因为卡斯帕罗夫输了，就把IBM电脑视为“洪水猛兽”，不买电脑了。
换一个角度来说，如果IBM真的希望通过让“深蓝”与卡氏这样的象棋绝顶高手对弈以取得人工智能方面的进展，它完全可以常请卡氏作为顾问，而不必如此兴师动众。IBM真正的意图是为自己作广告宣传而已。而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这场棋赛是演给全球最大的计算机软件公司Microsoft(微软公司)看的。该报在一篇评论中说：“现在‘深蓝’已经打败了棋王卡斯帕罗夫，它能够打败微软公司的老板比尔·盖茨吗?”
（2）策划点评
人机大战还在继续，机器战胜人类的结果何尝不是策划的结果？就象摩非定律讲的——任何事情，只要能往坏的方向发展，就一定往那个方向发展。吓你一跳，强化一下恐惧情绪，只要达到我的商业目的，这就是商业。在商言商，别说别的！
3.7 火中取栗
火中取栗是个寓言故事。讲的是一只猴子和一只猫看见炉火中烤着栗子，香气扑鼻、但是有火不好拿。于是猴子灵机一动对猫说：“都说猫是胆小鬼，这回看你敢不敢把栗子拿出来。”小猫为了证实自己的勇敢，使把爪子伸到火里去取栗子。爪子碰到火，上面的毛立刻被烧焦了，痛得它大叫，急忙甩掉栗子。猴子趁机把栗子吃掉了。
行业在发展过程难免会遇到因为个别企业的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的被动局面，如南京冠生圆的陈陷月饼的曝光，把当年的整个市场拖入冰窖。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说，这样的大火中不是照样还有栗子吗？企业如能在这种情况下，迅速跟进，不烧手取出栗子，自然既不会让猴子沾便宜，又能创造出局部的阳光地带。火中取栗的事件营销，往往是借势，是一种被动的等待时机，迅速跟进的方式，但这需要事前准确的判断和精心的准备。
3.71 剧毒急性鼠药南京惹祸 安全高效鼠药商机凸显
大卫化危机为商机，要找星当猫做品牌
（本案例由北京南北通咨询有限公司策划执行）
（河南大卫鼠药图片）
图3-9
（1）事件始末
剧毒急性鼠药猛于鼠
2002年发生的南京食物中毒事件，再次把剧毒急性鼠药问题抛到公众的视野范围内。
据中新社报道，2002年9月14日南京市食物中毒事件，据初步调查，中毒者达二百多人，经抢救无效已陆续有多人死亡，南京市卫生监督部门和公安部门已从中毒者所进食物中查出“毒鼠强”成分。
其实，急性剧毒鼠药祸害百姓的事件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有专家甚至称“剧毒急性鼠药猛于鼠”以致于“遍地毒药”。
据卫生部公布的2001年重大食物中毒情况通报，化学性食物中毒事件起数在2001年的食物中毒事件起数中居首位，其中鼠药引起的食物中毒问题最为突出，去年共报告化学性食物中毒90起，其中鼠药中毒46起。据预防医学科学院中毒控制中心2000年统计分析，导致中国老百姓中毒的毒物类型，农药和鼠药分列前两位，农药占29.22%，鼠药占28.62%。每年中国农药用量和鼠药用量有天壤之别，按比例，急性剧毒鼠药是致中国老百姓中毒死亡的首要因素。
急性剧毒鼠药祸害百姓的到2002年并没有明显好转。卫生部通报的2002年第一季度重大食物中毒情况是：本年度首季共报告重大食物中毒事件14起，造成457人中毒，11人死亡，其中化学性食物中毒居首位。在共报告的化学性食物中毒事件计8起，造成350人中毒，占中毒总人数的76．58％，死亡7人，占总死亡人数的63．6％。造成化学性食物中毒的原因以剧毒鼠药投毒或误食为主，8起化学性中毒中有6起为剧毒鼠药中毒，造成246人中毒，5人死亡。其中有2起发生在集体食堂，为投毒所致，使216人中毒，1人死亡；有3起发生在农村为误食，使30人中毒，4人死亡。
从市场角度而言，禁止急性剧毒鼠药的生产、销售将再度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对安全、高效鼠药来说，却是商机凸显。
大卫找星要压邪
2002年9月17日，南京中毒事件刚刚发生后三天，河南商丘大卫化工厂厂长朱禾丰，在北京宣布，为大卫安全、高效抗凝血剂鼠药寻找形象代言人，并且非星不要。
“一听说有人中了剧毒，我就猜八成是鼠药，因为一般人能接触到的剧毒药只有鼠药和农药。”朱先生在事后接受采访时说，“不巧还真让我猜对了。所以我一直盯着南京的消息，刚一听说是‘毒鼠强’闹的，我们觉得，安全、高效、经济鼠药这个时候应该站出来，采取行动，扩大市场占有率，把剧毒急性鼠药赶出市场去。”
机会只垂青有准备的人，据朱禾丰厂长介绍，我们从今年年初就意识到安全鼠药要想占领市场，必须要走出打着数来宝、走街串巷、跑江湖的初级阶段，通过打品牌的方式来加大力度推广，为此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
“南京事件”，对于违法生产、经销剧毒急性鼠药的厂家而言，是一个坏消息；对于，象慢性、安全鼠药厂家而言，则是一个机会，谁抓住了，谁就有可能先行一步，同时也能推动整个鼠药市场这种正不压邪状况的改变。
据朱禾丰先生介绍，国家明令禁止的急性鼠药在农村占了80%的市场，在全国市场中大约占了60%，这是一个典型的正不压邪畸形市场。
据原中国军事科学研究医学院张志祥介绍，中国预防医学研究院中毒控制中心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在116个样品中，74%的是国家明令禁止的剧毒急性鼠药。
为什么象“毒鼠强”之类的国家禁用的急性剧毒鼠药如此猖獗市场？张志祥研究员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科学灭鼠的知识宣传不到位，很多、尤其是广大农民朋友不清楚老鼠的生态特点，只看到老鼠吃了剧毒鼠药后很快中毒死亡，而不知道其他老鼠会由此产生警觉，不再吃同样的鼠药。毒鼠强之类的急性剧毒鼠药用“三步倒”、“闻到死”一类名字，最大程度地满足了老百姓放了鼠药就能看到死老鼠的认识心理。另外由于个别农民贪便宜，所以特别有市场，以致是“遍地毒药”。而实际上，目前以抗凝血剂为代表的慢性灭鼠剂作用慢、不易引起鼠群警觉、拒食，实际灭鼠效果好于剧毒鼠药，更重要的是，有医院临床应用比较广的维生素K1作为特效解毒剂，比较安全。
当年和邱满囤打官司的五位专家之一、中央爱卫会除四害专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邓址副主任从专业角度告诫说，春秋两季是老鼠繁殖的高峰，在早春、秋季两个繁殖高峰前开展大规模灭鼠，可以降低其密度，鼠药选择应坚持的原则是：高效、安全、经济。
河南大卫化工厂厂长朱禾丰认为，剧毒急性鼠药充斥市场给安全高效鼠药厂家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话题，“正不压邪”是事实，但是改变这种现实是最现实的问题，安全、高效鼠药急需改变传统的营销模式，树立品牌形象，提高市场占有率，最终把急性剧毒鼠药赶出市场。
明星能当猫卖鼠药？
“现在，这药那药从头到脚几乎都找代言人，连爱滋病也有形象大使，急性剧毒鼠药对老百姓的生命安全威胁这么严重，高效、安全、经济鼠药的推广呼唤形象代言人，一起倡导使用安全鼠药，让人们认识到那种‘三步倒’、‘八步断肠散’等立竿见影的急性剧毒鼠药害人害己的严重后果，以保护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大卫化工厂厂长朱禾丰对自己的举动是否有人喝彩胸有成竹，“事关人民生命安全，这么有意义的事情，我相信有明星会支持我们”。
对这种特殊的形象大使，到底星们怎么看呢？刚刚获得了百花奖最佳男配角的英达认为，为安全高效鼠药代言与自身形象没什么冲突和尴尬，因为灭鼠本身是有益行为。但是老鼠药的利润究竟有多少？与利润相比，明星的广告代言费用是否合理？如果厂家支付得起这笔费用，我个人觉得没什么不可以接的。
朱禾丰认为，形象使用的费用肯定是要考虑的，但是也要考虑到整个鼠药市场大小，全国每年就那么一个多亿，不象家电行业，动不动就数百亿。其实我觉得明星们应该更多地从公益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2）策划点评
“无限风光在险峰”，当年４名销售副总监和20多名销售员集体反水倒戈，潘石屹怒向刀丛觅小诗，反而使现代城名声大振，对手精心策划的挖人事件却反而挖出了现代城黄金满地。危难之处显身手，最危险的时候也是机会最多的时候，这时候最考验企业的是胆识，要行动不要观望，就象大卫在最短时间内把自己的产品安全通过找明星代言的形式传播出去。
3.8 找媒体的茬儿
如果上述几个路数不通的话，那么要策动事件营销就不妨找点媒体的茬儿，挑点刺，顺便把企业和产品给传播一下。
这里需要提醒的是，对于这种找茬的事件营销手段，必须从社会意义、公共价值判断标准来入手，提出令媒体深省的问题，否则媒体会从维护自身形象的角度出发，把你的相应稿件给枪毙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在于媒体的选择上。找那些能坚持客观、公正原则的媒体，并且在传媒界有一定影响力和号召力的。
尽管如此，企业还是不要期望象行为艺术化的事件营销新闻那样能被广泛刊发，能在一定范围内引起关注，并能够被媒体引以为戒就达到了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找媒体的茬儿，这种方法是实在没有别的办法情况下使用的，如果能有其他的可以挖掘的事件，就别用。
3.81 三禾京城喊冤
——媒体反思毒害事件以发生地命名
（本案例由北京南北通咨询有限公司策划执行）
（1）事件始末
受害者流血又流泪
1998年1月26日，山西省文水县农民用工业酒精加水勾兑成散装白酒出售，引发了震惊全国的山西省朔州市大规模中毒事件。据报道，当时有222名群众中毒，其中27人经抢救无效死亡。当时，这一事件成为全国各个媒体密切关注、报道的焦点，并将这次事件命名为“朔州毒酒案”。大部分媒体在报道此事时，只提到了朔州，而对毒酒的产地文水县只字未提或提之甚少。一时间，人们谈山西酒色变，朔州生产的酒更是首当其冲，因为人们从事件报道中，已经把朔州和毒酒划上了等号，朔州的酒类销量从此一蹶不振。“朔州毒酒案”后来演绎成“山西毒酒案”。事件发生后使得朔州所有白酒企业几乎全部陷于停顿，甚至山西的名酒“汾酒”、“杏花村”等，也销量大跌。全国白酒行业曾一度掀起了倒晋风波。
这种以毒害发生地点命名的大规模报道给朔州当地的酿酒企业带来严重影响。三禾酿业作为当地最大的酿酒企业，受害也首当其冲。据介绍，该事件发生当月，全国各个地方的经销商纷纷向他们退货，山西省内朔州境外的酒商也开始把整箱整箱的三禾酒送了回来。在1998年以前，三禾已经固定地建立了2000多家经销客户，销售网络遍布山西、陕西和内蒙古等多个省、市、自治区。但1998年的事件发生以后，1500家经销商立刻与三禾中断了全部业务关系。三禾生产的白酒几乎是不带拆封地退了回来，三禾业务员本来是推销酒的，但是那一段他们东奔西跑，却是天天忙于退货和索赔，他们的工作变成了把退的酒带回来，再负责把酒给倒掉、烧掉、销毁掉。那会儿，三禾的业务员都是含着眼泪回家，看到自己的酒被销毁掉，常常是号啕大哭。三禾当时的销售近乎停滞。
三禾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渐渐淡忘，并从1999年开始就打算把市场再做大，走出朔州乃至山西市场，不过令人担心的一幕屡屡上演，别人只要一听是朔州酒，连想都不想就走了。
身为三禾公司董事长的齐游中介绍，在北京通过一个朋友牵线搭桥，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大客户。我们谈了很久，我给他详细地介绍和推荐了我们的产品，他也仔仔细细地考察了我们的产品，最后他笑着对我说：“齐总，你们的产品，从包装到质量，都没什么可挑的了。”当时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要知道，这个合同一签下来就是一个30多万的大合同啊！可是，没有想到在不经意间，他发现了我们的包装上印着“朔州”二字，那位客户马上变了脸，说：“对不起。齐总，这件事难办啊。要知道，你们朔州的酒，是卖不出去的，我们绝对不敢要。”
几年来三禾屡屡试图扩大市场，屡屡因为“朔州”两个字无功而返，齐游中决定把这个黑帽子摘掉。既然朔州是毒酒事件的受害者，为什么要用“朔州毒酒”命名呢？毒害事件为什么要用发生地命名，让受害者“流血又流泪”呢？解铃还须系铃人，媒体是这次事件命名报道的传播者，那么要为朔州酒业正名也需要媒体来完成。
京城喊冤，为己正名
2002年2月4日，山西朔州三禾酿业有限公司专门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媒体见面会。在会议上，齐游中向参加会议的记者提出这个非常具有社会意义的问题，“毒害事件该不该以发生地命名？”。
会上，三禾公司董事长齐游中表示，他们要“讨个说法”。他大声疾呼道，4年前的“朔州毒酒案”，使公众的认识产生了偏差，把“朔州毒酒案”误认为这些毒酒就产自朔州，朔州的酒就是毒酒。一夜之间朔州的酒业几乎濒于崩溃，致使整个山西的酒业都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损失。“我们百思不得其解，凭什么让受害者替造假者背黑锅？”
“‘朔州毒酒案’是个极为严重的事件，但是过去谁也没有严肃地去思考事件命名的问题。我认为，事件的发生地往往是受害者，是无辜的。受害者已经流血了，就不要让他再流泪了。对于一个事件的界定，我认为应该是根据其制造者来命名，我们应该让事件制造者接受惩罚，而不是让受害者背上恶名。那种习惯性的冠名方法是绝对不可以的。像这次，朔州明明是受害者，但事件定名却是用的朔州。结果，我们朔州的酒业大受伤害。如果把事件定名为‘文水毒酒案’，我们就不会这么惨了”，齐游中发言说。
齐游中分析认为，“我们还希望媒体和消费者要划准事件发生范围，比如这次的事件，造假酒的原本只在文水，但后来就说到了朔州，最后直至全山西，好像山西的酒都是假酒一样。我们山西5000多年的酿酒史，怎么会都是造假酒的呢？我还希望消费者能够提高消费判断能力，不要人云亦云，尤其不要存在消费歧视。”
对于媒体的命名，三禾直截了当地认为，这样的情况发生，媒体也应该负有一定的责任，“媒体不负责任的报道，造成了我们今天这个局面。山西省有130多个市县，作假的文水距离朔州350多公里，明明是那里造的假酒，却让我们承受压力，太不公平了。希望媒体今后能考虑到这些因素，不要再不负责任地报道了。‘朔州毒酒案’的定义令我很不解，这样定义的结果只能使好坏不分，伤害无辜。”
在会议上，三禾还举了许多近年来的例子，说明遇到这样情况的绝不止他们一家，“河南原阳的毒米卖给广州，就称为了‘广州毒大米’。还有什么‘赣南毒猪油’、‘欧洲疯牛病’。这些称呼都不准确。”
会议上，三禾对今后消除“朔州毒酒”的误解表现出了信心。三禾表示，只要我们的产品过硬，只要我们的企业有信誉，我们一定能够成功。齐游中说：“我们来北京就是为了澄清这件事。如果不澄清的话我们的产品肯定是走不出去的，所以我们来北京就是为了表明我们走出去打外地市场的决心。在消除误解之后，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会后，新华社率先报道。
“朔州酒被毒酒害惨了” 山西酒厂进京鸣不平
“我们朔州酒被毒酒害惨了！”山西朔州三禾酿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齐游中一脸悲愤地说，“不是朔州酒就一定是毒酒，我们也是山西毒酒案的受害者！”
他是专程进京来为朔州酒鸣不平的。
1998年春节前夕，文水县农民王青华利用工业酒精“生产”出的散装白酒，在朔州销售后引起了大范围中毒，27人死亡，多人受伤。这就是震惊全国的“朔州毒酒案”。
事件发生后，人们一度谈山西酒而色变，一场民间自发形成的“查封山西酒”运动波及全国，所有山西酒的美誉度一夜间跌至谷地。一直到今天，很多地方的大饭店里都还挂着“本店不卖山西酒”或“本店没有山西酒”的招牌。当年案件发生后，受到巨大冲击的山西酒业曾力图洗清自己，山西省的各级领导也曾提倡喝山西酒，但由于案件影响力实在太大，在其他地方人们心目中留下的印象十分恶劣，最后收效甚微。著名的山西汾酒因受此事牵连，企业年利税从事件前的４个亿锐减到１亿多元。
由于事发地在朔州，受事件牵连，朔州白酒业更是遭到灭顶之灾。当年，朔州白酒厂销售普遍陷于停顿，被迫全部停产，至今仍难以恢复元气。
在昨天的媒体见面会上，三禾方面介绍，他们的酒在当地十分走俏，本来打算在冬季这个白酒的黄金季节走出朔州，进入北京市场，但经销商只要一听是朔州酒变断然拒绝接纳。北京是如此，全国其他地方的情况也大同小异。
“不要说白酒，就连我们朔州的啤酒在外地都受到抵制，我们受的株连太大了！”齐游中说，“如果把山西朔州毒酒案按照毒酒的产地叫做文水毒酒案，我们就不至于这么惨了。”
齐游中说，他不仅是来为朔州酒叫屈来的，他代表的是山西酒业的普遍想法。
三禾这次出面为山西酒业鸣不平，还涉及到对毒害事件名称的界定问题。
齐游中说，诸如“毒猪油事件”、“毒大米事件”、“黑心棉事件”等名称，都是媒体以事件发生地命名后流传开来的。他呼吁媒体，能否在以后报道毒害事件使用带有地域名称的“事件命名”时，尽可能谨慎选择用词，以免让受害地区“背黑锅、被株连”。
第二天，中国青年报以《朔州一酒厂抗议毒害事件以发生地命名 受害者凭啥替造假者背黑锅》做了报道。
河南原阳的毒大米，卖到广州并致人死亡，这个事件被称为“广州毒大米事件”；山西文水县个别人生产的毒酒，在山西朔州喝死人，被人叫做“朔州毒酒案”；英国发生的疯牛病，被人称为“欧洲疯牛病”……“为啥这些事件要用我们受害者的地名命名？”今天下午，山西朔州一家名叫三禾酿业的酒厂负责人，来北京为朔州酒业喊冤，并给社会提出了一个难题———毒害事件名称如何界定？
4年前，山西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朔州假酒案”。该案的发生地在朔州，当时饮用有毒散装白酒中毒的222人和死亡的27人都是朔州的，但致命的有毒白酒却产自山西南部的文水县。据悉，这个事件后果严重，影响恶劣，甚至惊动了中央领导。
但是，大部分媒体在报道此事时，只提到了朔州，而对毒酒的产地文水县只字未提或提之甚少。“朔州毒酒案”后来演绎成“山西毒酒案”。事件发生后，不仅朔州酒再也没有外销过，也没有一家经销商愿意销售。这使得朔州所有白酒企业几乎全部陷于停顿，甚至山西的名酒“汾酒”、“杏花村”等，也销量大跌。全国白酒行业曾一度掀起了倒晋风波。
这位负责人情绪一直比较激动，“朔州人是受害者，凭什么要替造假者背黑锅？”
他还问，再有类似的事件发生，能不能以毒害制造地为事件命名，而不是用事件发生地的名称？“朔州毒酒案”升级为“山西毒酒案”的事件能不能别再重演？
有关专家指出，类似的毒害事件在各地时有发生，人们在对事件命名时的确没有很好地推敲，因而使许多不该受牵连的地区或企业牵涉其中，甚至遭受毁灭性打击。这种情况是该引起足够重视了。
与此同时，有关毒害事件报道中如何命名问题成为诸多媒体讨论的话题。
2002年3月11日的《法制日报》发表了杨曲的《毒酒如何命名》的文章。
春节前，媒体上关于酒的新闻多了起来。春节出酒新闻，就像中秋节出月饼新闻，都是节日消费引起，并不新鲜。今年的酒新闻引人注目之处，是多与四年前发生在山西的毒酒案有关。先是山西多家媒体报道“我省市场上七成假酒来自文水”，省外媒体也说“山西文水假酒卷土重来”；后是山西朔州市一家造酒企业进京讨说法，“喝毒酒的为造毒酒的背黑锅”，四年前将毒酒事件称为“朔州假酒案”让朔州酒业蒙冤。四年前，山西省朔州市、灵丘县发生群众饮用有毒散装白酒集体中毒事件，共造成222名群众中毒，27人死亡，举国为之震惊。后查明，这批有毒散装白酒系山西省文水县胡兰镇冠家堡农民王青华用工业酒精勾兑而成。事情已过四年，影响依然存在———显而易见的是对山西酒业的影响，一提毒酒事件人们言必称“山西毒酒案”，以致不少地方闻山西酒而色变，给山西白酒生产带来严重损害。既然毒酒事件挥之不去，那么它再次成为新闻背景就不足为怪。
奇怪的是，再次揭毒酒案疮疤的媒体和企业，都处在案件发生地山西。难道不怕重新唤起人们渐趋淡漠的记忆？难道不怕越描越黑？如果不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那就只有一个理由：毒酒案影响之深，山西人至今不能无视。也许正由于此，今年与毒酒案有关的酒新闻才有这样一个共同点：明辨责任。关于“文水假酒卷土重来”的报道，似在提醒人们，如今涉嫌生产冒牌酒的，是文水县的某些人（而不是整个山西）；这也似在提醒人们注意，当年造毒酒致人死命的，是文水县的一个农民（而不是整个山西）。而朔州市三禾酿业公司进京讨说法，则更加明确地提醒人们：在四年前的毒酒案中，朔州是受害者，而不是造毒者，“朔州毒酒案”的说法让朔州酒业背了黑锅。
不管是为山西酒业，还是为朔州酒业，旧事重提不可避免地会让人们加深对毒酒事件的印象，这是“讨说法”的一个可能的后果。如果将这一负面效果视为一“毒”，那么“讨说法”就可以说是以毒攻毒：以加深人们对毒酒事件的印象之“毒”，去攻毒酒事件给山西酒业造成的严重影响之“毒”。既然毒酒事件的阴影挥之不去，那么提醒人们明辨责任，以期得到人们区别对待，也是正当要求。如能达到目的，那么山西酒业的境况也许会有所好转。两害相权取其轻，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况且，具体到进京讨说法的企业，如果还能借此扩大企业的影响，那就是新编营销三十六计———“以毒攻毒”之计了。
若说毒害事件名称中不该出现案件发生地，既如提到四年前的毒酒事件时不再出现“山西、朔州”的字眼，这恐怕是一个新的难题。新闻报道讲究五个“W”，对事件的报道不可能不涉及地名，而一旦涉及地名，又不可能不对当地产生影响，特别是与产品有关的负面新闻。当人们说“山西毒酒案”或“朔州毒酒案”时，对朔州或山西合法经营的酿酒企业的确不公平，但至今似乎也难有两全之策。不说事件发生地又能怎么说呢？像文水县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那样，接受记者采访时绝口不提毒酒事件，绕不过去的地方均以“1·26”代之，如果离开了具体环境，人们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呢？眼下就有一个“1·26”案件，不过却是郑州抢劫案。
经过“喊冤”，三禾为朔州，更为自己洗刷了不明不白之冤，为后来的销售渠道建设、恢复消费者信心，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2）策划点评
找茬给媒体上眼药，是以毒攻毒，就象三禾的这种挑媒体刺儿的做法；不过话说回来，如果能有其他可供设计策划的的企业或产品卖点，就别用这招，毕竟火候掌握不当，易伤神、易伤身。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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