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一天当中，我们起码应该保有十分钟的宁静，让精神有喘一口气的闲暇，有一个可以让阳光照进来的间隙。佛光山的丛林学院为什么规定每周放假一天?就是为了让学生有自己的生活，体会宁静的乐趣。所以我想，在一年当中，都市里的人们至少要有一个月的安静生活。否则，长期陷入浮躁、动荡、嘈杂的生活中，人们会迷失方向、不辨是非，被人趁乱牵住鼻子走。而沉静下来以后，才能真正面对问题，与自己对望，与佛与天地与古今圣贤交谈，才能最终达到“身心安泰”的平安境界。
为凶手立一块祭奠的石头
星云大师：
许多国家与国家战争、种族与种族仇视、宗教与宗教排拒，都是来自仇恨的情结。仇恨让心如热火炉，让人倍受煎熬;仇恨有如身上刺，让人如坐针毡。冤冤相报何时了，苦苦相逼何时消?只有布施宽恕与谅解，将仇恨融化，彼此才能和谐共存，让心出狱，获得解脱自在。
人生最大的美德是宽恕，不能宽恕他人，便无法获得别人的宽恕。当有人怨恨我，跟我产生敌对的时候，要布施宽恕与谅解，不要太计较，不要太执着，尤其不能让仇恨一直在心里发酵，否则最终受害的是自己。
长乐先生：美国人民有一个阵亡将士纪念日，源自1868年祭奠美国南北内战双方战死的60万人。当时，很多南方妇女在春天到阵亡战士的墓前献花，不分南方人和北方人，这种举动感动了全国。
1991年，中国留学生卢刚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射杀6人。事后遇难者安妮女士的悲伤的三兄弟给卢刚家人致信：“安妮相信爱和宽恕。此刻如果有一个家庭正承受比我们更沉重的悲痛的话，那就是你们一家。我们想让你们知道，我们与你们分担这一份悲痛……”
2007年5月的弗吉尼亚校园枪击案里，韩裔凶手赵承熙连同被射杀的32个无辜生命一起在那片宽阔的绿地上受到祭奠。发起这个行动的，是一个美国女生。尽管存在争议，豁达的美国人民还是接受了女生的做法，最终原谅了赵承熙。没有人去毁坏代表赵承熙的第三十三块石头，同学们还在他的墓碑上留下自己的纸片：“你没能得到必要的帮助，我们感到非常悲哀。希望你的家人能得到安慰并尽快恢复平静。”“今后如果看到像你一样的孩子，我会对他伸出双手，给予他勇气和力量，让他的人生变得更好。”
星云大师：佛教里有超度法事，为天灾人祸、事故战争中的死难者超度，这也是佛法对于生灵最深切的悲悯。祭祀亡者，也是抚慰生者。和佛陀同时代的提婆达多，本为佛陀的弟子，也是佛陀的堂兄弟。但是他一直心存不轨，三番两次想陷害佛陀。他有时派人去行刺佛陀，有时驱遣恶象想踏死佛陀，还曾命人埋伏在路上，推下巨石企图把佛陀压死。但是佛陀却不计较，甚至告诫弟子说：“你们要多尊敬提婆达多，他是我的善知识，我们因他而更坚强，我们因他而更能发扬佛道，他是我们推展佛法的逆增上缘。”
没有黑暗，就显不出光明的可贵;没有罪恶，就显不出善美的价值;没有作恶多端的人，就显不出好人的值得尊敬;没有非道德的行为，就显不出道德的崇高。有道德的人，不仅爱他亲近的人，甚至陷害他的人，也一样的爱护。佛陀的感情，是将慈悲推广到爱他的仇敌，佛陀的感情是无限无私的慈悲。
上与君王同坐，下与乞丐同行
长乐先生：
在生活中我们常常发现，越是德高望重的人，越是懂得谦卑。似乎从前的禅门都是深山自修，不拜皇帝的。
星云大师：以前的出家人的确是“上与君王同坐，下与乞丐同行”。与君王同坐，是因为出家人具有尊贵的德行，能得到君王的爱戴;与乞丐同行，是因为明白“心佛众生无差别”，即便是乞丐，出家人都能够以谦卑的态度去纳受他们。
在泰国，只要出家披上袈裟，即使是国王将相，也要对其顶礼致敬;同样的，地位尊贵如僧皇的出家人，只要脱去袈裟，也就跟平民一样了。出家为僧，为人天师范，自有其值得礼敬之处。
印度比丘 以乞食为生，即是要出家人从与众生接近之中，培养谦卑的美德。平常我们至诚礼佛，把尊贵的头匍匐在地上，以双手承接佛陀的双脚，也是要袪除我慢贡高，养成谦卑的个性。
长乐先生：孟子说：“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一个暴躁的人，不可和他讲道理;一个自卑的人，不可与他共事。儒家说培养浩然之气，是要从谦卑中养成自尊;因为谦虚不是畏怯退缩，不是卑微谄媚，更不是自暴自弃。
星云大师：如果能把暴躁的脾气改成柔和，把孤僻的性情改成随缘，命运一定随之改观。现在医学发达，有人得了心脏病，换个心脏，仍然生龙活虎，充满活力。我们的肉团心坏了，固然要动手术换掉，智能妙心坏了更应该更换。只有把坏心换成好心，把邪心换成正心，才能延续生命，常葆健康。
改性换心是改变命运的药方，回头转身更是创造命运的良剂。人间有许多的纷争、痛苦、遗憾，皆起因于不知回头。平时我们只知道向前挤进，甚至把自己赶入烦恼的牛角尖而浑然不觉。其实，凡事还是要留个转身的余地，遇到难题了，回头退一步想一想，这时候，我们眼前的世界可能就会宽广辽阔起来。
社会人士有社会人士的节操，佛教徒也有佛教徒的“有所为”和“有所不为”。不管什么人，他的节操必定是建立在健全的人格和自尊之上的。唯有自尊的人才懂得尊敬别人;唯有自尊的人，才不会侵犯别人，做出令人不齿的事情;因为高贵的人格和严谨的自律，都源于自尊的心。
长乐先生：某位西方哲学家说过，“一个人如果骄傲，即使身为天使，也会沦为魔鬼;如果谦卑，虽是凡人，也会成为圣贤。”
星云大师：为什么要谦卑?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可骄傲的;为什么要自尊?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可怯懦的。一个伟大的人物，一定是谦卑的;不成熟的人，才会趾高气昂，我慢贡高。
四、度己
每天讲三句赞美的话
长乐先生：
人们不是常常讲吗，做一件好事很容易，难的是年年做好事，月月做好事，天天做好事，不做坏事。这就是说，贵在坚持。职业精神也是如此。为了表彰我的员工这么勤奋努力，我就对自己承诺，无论多忙，每天必须对他们讲三句赞美的话。现在我一直都在坚持。这个让他们高兴，我自己也很开心。
星云大师：世界上没有比欢喜更宝贵的东西，有时我们用再多的金钱、物资送给别人，别人未必很欢喜。不如给人一个笑容，给人几句赞美的话，用欢喜心结缘，不但不需要付出辛苦代价，而且会有很大的收获。所以，给人一些欢喜、给人一句赞美、给人一点安慰，乃至给人一点希望，给人一点祝福，都是十分美好的事情。
长乐先生：1995年，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戈尔曼提出了“情商”(EQ)的概念，认为“情商”是每个个体的重要生存能力，是一种发掘情感潜能、运用情感能力、影响生活各个层面和人生未来的关键品质因素。他认为，在人成功的要素中，智力因素是重要的，但更为重要的是情感因素。在美国，人们流行一句话：“智商(IQ)决定录用，情商(EQ)决定提升。”事实上，IQ和EQ都很重要。
还有一个人类学调查的例子：一个针对世界500强的大企业里排名前100和排名100后的CEO做的EQ的调查显示，这些人在智商、知识层次没有什么差别，真正的差别在激情方面。前者的EQ明显高于后者。心理学研究还证明，创造力与智商并不成正比，智商明显高于他人的人，创造力不一定强。相反，一个智商中等，善于自我激励、有强烈进取心的人，可能拥有很强的创造力。
曾经有一位外国媒体的朋友问我，中国大陆和香港有几百个电视媒体，为什么你能做得这么好?我说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熟知中国的一切。他说，但是我看到其他的人也是中国人，对中国也很了解。我说，我既是股东，又是管理者，我还是一个干了多年记者的媒体人，更重要的是，我是一个对这个行业充满了激情的人。他说，噢，那这样的人就比较难找了。
持久热情，才能耐得住寂寞
星云大师：
能够胸怀大志，热情奋发，并且按部就班地向目标前进，必定会有非凡的成就。有人调侃我，说我已经退位了，犹四处云游弘法，野心实在太大。其实，此言差矣。出家人本来就应该有“弘扬佛法遍天下，普度众生满人间”的慈悲，这不是野心，而是一种难行能行的愿心啊。人生在世，若能时时以这种心甘情愿的态度来实现理想，必能有苦时不觉苦，有难时不觉难，一切困境自可迎刃而解，而无事不办，无愿不成。
此外，也常有人问我：“是什么力量，使您在这么多的横逆阻难下，还能屡挫屡起，永不灰心?”我想，这与我生来容易感动的性格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我很容易被一个人、一件事所深深感动，所以，有了感动，就能心甘情愿;有了感动，就能不怨不悔。尤其，从事推动佛教文化和佛教教育的人，更要具有永不消失的热情，才能耐得住寂寞。
长乐先生：在我看来，用蕴含无限创造力的职业精神来换取工作成就，是年轻人成长的最好途径。因为，专业主义的核心是全力承担社会责任的生命境界，是超越物欲的一种追求，是人格和人性的真善美在职业生涯中的体现。
我觉得，要想把公司里的员工变成您所说的高觉悟员工，带头人的示范作用很重要。老板勤劳诚信，没有杂念忌讳，尽职尽责，恪守公平，企业员工也会任劳任怨、诚实坦荡，因为这里有他自由发展的广阔空间，这空间是不用扭曲自己换取的。
星云大师：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身为一个领导人，要言行一致。如果领导者只知要求属下，自己却与所言相违背，则下位者必不服之。再者，如果领导者操守不良，下位者必投其所好，甚至依循而行，所以领袖必须以德行服人，以身教服众。领导者要率先做模范，且言出必行，如此无须颁布法令，属下也能努力于岗位上。
中国人向来有“宁为鸡首，不为牛后”之说，说明人性里大都希望领导别人，而不喜欢被人领导。但是，一个本身无能力又不肯接受别人领导的人，反而是团体进步的绊脚石。所以，做人既要懂得领导别人，也要乐于被人领导。身为一位领导者，能够时时心系大众，怀着“为大众”的心情，才能使大众心悦诚服，尽忠职守。
长乐先生：据说禅师们常常将弟子逼到某个领域的死角，然后要他们各觅生路。用披荆斩棘的启发式管理，让员工跳出窠臼，不落入被制度牵着鼻子走的困境，而是学会用发自内心的激情、创造力和智慧来工作，另辟蹊径，独立承担，自我追寻，自我完成，这的确是禅学值得借鉴的精要所在。
星云大师：是啊，将弟子逼到死角，然后要他们觅出生路，这是禅门教学法的一种。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明。从前有父子两人，同是小偷，有一天，父亲带着儿子去作案，到那里之后，父亲故意把儿子关在人家衣橱内，随后就大喊捉贼，自个儿却逃走了。儿子在情急之下，伪装老鼠的叫声，才骗走了那家的主人。他逃出来见着父亲的时候，一直不停地抱怨。父亲告诉他：“这是训练你的机智，看你应变的能力，这种应变能力必须你自己掌握，别人是帮不上忙的。”
长乐先生：不久前，我在北京看台湾林怀民先生“云门舞集”团队的“水月”演出，当广播说完注意事项、大幕拉启约1分钟后，林先生突然决定合幕，原由是台下依然有人摄像、嘈杂，开场气氛不好。等到幕布重启时，台下果然鸦雀无声，70分钟的演出里，大家也始终遵守着“演出中不鼓掌”的规则，将掌声留到最后谢幕时。我感到，人是可以接受熏陶改变的，大家随演员进入“水月”情境中，才明白这样的全场融入和配合多么重要。舞台上我看到的不只是专业主义的精神，还包含着一种仪式感和宗教感。我想不论哪个年代、什么职业、何种手法，要想成就一番业绩，热爱、敬畏到忘我或许是唯一途径。
一切阻碍都是线索，所有陷阱都是路径
星云大师：
禅宗有这样的公案：有人问赵州禅师：“什么是禅法?”回答：“去洗碗。”又有人问他：“什么是禅法?”回答：“去扫地。”学生不满意地责问：“难道洗碗扫地以外，就没有别的禅法了吗?”赵州禅师不客气地说道：“除了洗碗扫地，我不知道另外还有什么禅法。”
另一则公案是这样：有源律师请教大珠慧海禅师道：“如何秘密用功?”
大珠禅师道：“饥时吃饭，困时睡觉。”
有源律师不解地说道：“那岂不是天下每人都在修行?”
大珠禅师道：“不同!别人吃饭，挑肥拣瘦，千般计较;别人睡觉，胡思乱想，万般苦恼。”
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普遍追求感官刺激，以为只有到处外求才有快乐，其实，闭起眼睛来观照禅心，快乐就在我们心里了。
长乐先生：所以应该学习水的无常之势：滴水穿石，汇流成海;飞跃高崖成落瀑，蒸腾天际作闲云。在水面前，一切阻碍都是线索，所有陷阱都是路径。
星云大师：只有心包太虚，才能俯仰皆得。
长乐先生：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有一个著名的“失败者和局外人”的理念。他们说：“我们是美国广播界的弱势者和局外人，我们为此而自豪。我们与众不同的开端使我们处于竞争的前沿，我们失败不起。严酷的竞争是有利的，它将使我们确保精干、节俭和警醒。”
星云大师：一个人具有竞争力，就不会被社会淘汰;一个公司具有竞争力，业绩就能蒸蒸日上;一个国家具有竞争力，就能在世界舞台上扬眉吐气。竞争力不是打倒别人、破坏别人，而是自觉、自发、自动地培养自己的实力，尤其是良性的竞争，更是进步的动力。
长乐先生：几年前有件事使我感触很深。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访华时接受凤凰卫视和美国CNN的专访，两个媒体在同一个地点做着采访前的准备。采访计划在下午3点开始，我们中午12:30就到了。我和阮次山先生都在做功课，默默地想着自己的问题，力图报出一些新东西。摄影队也把器材和灯光调了又调。因为我们把自己摆在弱势的地位，面临着与强势媒体的竞争。但我们听到旁边CNN的人一直在聊天，讨论如何吃饭的问题。我们做完采访已经是下午5点多了，我们仍然没有吃饭，忙着去发稿。专家和学者对我们这次采访给予了高度评价，声称此次专访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CNN是我们所尊敬的、有着很高成就的新闻同行。他们讨论着吃饭的事，也能将采访驾轻就熟地完成。我们不能，我们是弱势者，我们只能努力，才不输给他们。
有人概括“凤凰卫视”的精神时说过一句话：“这是一个疯子和五百个疯子的故事。”当然，现在已经有一千个疯子了。我查了一下资料，医学上是这样形容疯子的：“精神病患者的俗称。特征是不能自控、自我陶醉，脑中不断重复一些思想或意念，无法停止，或长期情绪高昂，过度活跃，自觉精力过人，对事物反应过敏。”
“凤凰卫视”有一大群被称作“媒体疯子”的人，他们永远被自己的热情燃烧着，脑海中不停冒出新的创意，他们对重大事件有着不可遏止的“渴望”，他们一走进演播室和拍摄现场就情绪高昂。采访时他们被认为“过度活跃”，一旦有大事发生，他们就兴奋紧张过度，常常会连续工作十几或几十小时，自我陶醉，乐在其中。
星云大师：有志者，事竟成。时常有人问我：“你没有学过建筑，怎么会建房子?你没有读过师范，怎么会办教育?”我告诉他们：“我没学过建筑，也没进过师范，但是，我从大陆到台湾，又从台湾到世界各国，我走过很多路，见过很多房子，每次我都会注意别人怎么建房子，也常设身处地想过如果我是个建筑师，这栋房子应该如何设计?这块土地应该如何规划得更整齐美观?当我还在学院求学时，我就思考：假如我将来办教育，我将如何计划、实践理想。由于过去的用心，一旦机缘成熟，创建道场、筹办学校，构想早已成竹在胸。”
文化血型与世界华人
长乐先生：
“凤凰”成立十年来，我们一直在进行中华传统文化的“扫盲”工作，试图改变这种文化失序的现状。长期以来，中华文化一直处于被割裂、误读、曲解的状态，四书五经、二十四史、佛经等文化典籍都被指为“封建糟粕”，出版社不出版，学校里不教授，整整一代甚至两代人对中华传统的了解是从革命大批判文章中得来的。
“凤凰卫视”在《世纪大讲堂》、《文化大观园》、《纵横中国》等节目中，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儒学、易经、佛教、道教、中医、甲骨文、京剧、龙凤文化、关公崇拜等中国文化经典，用我们自己的眼睛重新审视祖宗留下的遗产，用自己的手去挑拣其中能触发我们灵感的宝贝，用我们的心去感应千百年前的先贤遗韵和神秘智慧。
拥有文化遗产的人是幸福而且高贵的，历史的惊涛骇浪不能白白淘尽，祖先留下的般若智慧，不能变成我们手里的垃圾或天书。要包容世界，就要先包容自己的国家;包容自己的国家，是因为爱。
星云大师：爱是最大的包容。爱它，你才懂得它的美，它的好，它的珍贵。爱从哪里来呢?从我们的心。只有随时清洗掉现实利诱的尘染挂碍，在名利贪欲的牵迷前，时刻保持清醒，克服盲目的焦躁和不安，我们才能看到自己心里，其实还有一个博大精深的世界，它有那么丰富的历史，那么灿烂的文化，有直透心灵的思想，有放之四海皆准的智慧准则。
长乐先生：我们“拉近全球华人距离”的口号，有很大的包容性。全球华人在政治领域里是非常多元的，甚至是对立的，中国大陆的主流民意和香港、台湾的就有很大差异。所以，我们强调求同存异。
韩国总统卢武铉有次接见我时说，中华经济是“日不落经济”。为什么?华商遍布世界，是举足轻重的经济体。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是什么?是我们的民族血缘和中华文化。因此，“拉近全球华人的距离”是跨越意识形态、跨越政体的，是文化的、感情的、血脉的联系。这个“拉”是我们电视人的一种企图心。50年没有回过大陆的文化大师李敖被凤凰“拉”来完成了一次快意还乡之旅。他在北京秋凉如水的大街上，在欢声笑语的小学母校里，想到了他的好朋友、华人著名导演李翰祥。李翰祥在北京导戏的时候，在日记里面写了一行字：梦里不知身是客。他觉得回到北京，怎么会拿他当客人?李敖说，我到北京不是客人，是个反客为主的身份。
有记者问李敖对“去中国化”的看法，李敖说，去中国化容易吗?日本人统治台湾50年，日本人垮的时候，日本文化一夜之间几乎不见了。这种不能生根的，从外边硬往里塞的教育，不要介意。有的台湾人说我们要说台湾话，那是妈妈教给我们的语言。什么是台湾话?语言学上没有这个东西，语言学上是闽南话。全世界说闽南话的人口是5600万。台湾人口2300万，那3300万人在哪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福建省南部。
中华文化是全世界华人文化血型，是一种近乎天然的遗传基因。因此，凤凰卫视对于全球华人的大事小情，包括他们的危难、灾害，往往给予最大的关注。在许多需要为华人伸张正义、主持公道、取得帮助的时刻，我们的记者总是争取第一个站在他们身边。
对工作存有敬重之心
长乐先生：
天才的成就是上帝给的，普通人的成就是职业精神换的。我们都是普通人，所以，无论跟随谁，无论外界如何动荡不安，有了职业精神，我们的内心就有了安定的力量，有了抵抗外界压力的承受力。一个人的工作态度折射着人生态度，而人生态度则决定了人一生的成就。
星云大师：人生必须有一份正当的职业，对工作要存有敬重之心。尤其工作时，必须与很多人互动、合作，所以在群众之中，一定要与人和乐相处，不可有我无人。懂得敬业乐群的人，人生才能一帆风顺。
长乐先生：我认为职业精神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敬业、专业、勤业、创业。有了这四种精神的人，几乎可以肯定他事业有成。
我们资讯台有一位名叫张洁慈的港人编译，她在“凤凰”工作多年，每天早上四点半起床，赶到公司上早班。公司因为常有加班，所以偶尔晚到几分钟也不会扣工资，但是，她在这里工作的一千多天里，没有迟到过任何一次。在她看来，迟到不是一件小事情，因为这“事关个人的名誉”;但她也从不认为不迟到就是什么大事情，所以她从来没向别人炫耀过。
我们的办公室里贴着很多条幅。其中有一条，据说是美国一位总统对他的幕僚说的，虽带调侃，却也有深意：“如果/你受不了/这里的热/就滚出/这厨房。”
星云大师：真正的愿力是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它会在忍辱、持戒中萌芽，在慈悲、精进中结成奇花妙果。
长乐先生:有一个真实的寓言。一位名叫阿费烈德的外科医生在对艺术院校教授的调研过程中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一些颇有成就的教授之所以走上艺术道路，有很多是受了生理缺陷的影响，人体患病器官为了抵御病变，其代偿性往往比正常的器官机能更强。阿费烈德将这种现象称为“跨栏定律”，即一个人的成就大小往往取决于他所遇到的困难的程度。竖在你面前的栏越高，你跳得也越高。
星云大师：只有不惧承担、不畏牺牲，最后取得的成功才是激动人心的。唐朝鉴真大师是江苏扬州人，他饱读经论，弘扬佛法，深为当时士民所重。有两名日本僧人荣叡、普照，久仰鉴真大师的盛名，特地渡海来请大师前往日本弘法。大师欣然应允。许多弟子劝他不要贸然前往，以免遭遇不测，他说：“为大事也，何惜生命!”但是，几度扬帆都未能成功，困在海中孤岛两年，大师双目失明。此时，他越发觉得弘扬佛法于海外的事业“舍我其谁”，因此愈挫愈奋，再接再厉。经过十二年的艰苦备尝，大师终于在第六次航行圆满东渡。
长乐先生：牺牲是一种崇高的激情，但“凤凰”决不主张自己的员工去做无谓的牺牲。无论如何，最大限度地尊重民众的知情权，尽可能多地将新闻传达给大众，尽可能多地将客观事实展现给社会，尽可能多地瞄准民众关注的焦点，这是华人媒体取得国际“认可证”的首要条件，所以，“凤凰”始终认定，“到达现场”是迈向这条件的第一步。当“到达”存在着各种风险时，“凤凰”人的思想境界便超越了西方单纯的契约主义，不仅讲信用，讲忠诚，还包含着东方文化中最重要的友谊和感情。记得XX年，“凤凰”记者准备远赴阿富汗时，没有一个保险公司肯接受投保，我们依然上路了。当然，“凤凰”精神最后也赢得了保险公司的认同，现在已经有保险公司为“凤凰”做战地保险了。
尽管我们不愿看到灾难和战争发生，但不可否认，一个媒体若不能真正面对重大事件，不能深入采访报道，你就是一粒无足轻重的棋子，最终不可避免地在国际传播的大棋盘中出局。
信息多元遏止信息霸权
长乐先生：
中国大陆最早成立的电视台是CCTV，成立于1958年。而中国大中城市的居民真正能看到电视，是在20世纪70年代。此前人们看到的带图像的新闻大多是在电影院，电影开演前加映十分钟的“新闻简报”，所谓的“新闻”已经是数月之前的。当中国满怀希望打开国门的时候，蓦然回首，发现自己正处在弱势挨打的位置。
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有8家传媒公司，其中美国4家，法国2家，德国、日本各1家。中国入选世界500强的企业18家，没有一家是传媒企业。美国文化产业年生产总值占GDP的1/3，中国的文化产业仅占GDP的3.1%。美国的音像业年出口额超过1000亿美元，中国仅为1亿元人民币。
西方的媒体软实力远超过他们的经济硬实力。目前四大西方主流通讯社美联社、合众国际、路透社、法新社每天发出的新闻量占据了整个世界新闻发稿量的4/5。人们被封闭在“国际化”的围墙中，强者的观点会强加给你，否则，你就什么也不知道。
中国《国家信息安全报告》对信息时代的国家进行了分类，认为当前世界的格局的组成是一个“信息霸权国家”、十几个“信息主权国家”和大多数“信息殖民地国家”。联合国专家告诫传播弱国，应该尽快放松版权法规，促进信息传播技术自由交流，鼓励出版业发展，才能有效改善国内、国际只有某一种声音的畸形状况，建立起一个公平、合理的“新世界信息与传播秩序”。
星云大师：媒体的功用与学校类似，是知识的传递者。我们每天都会花很多时间接触传播媒体，从中获得新知，它对知识多元化的推动具有很大的贡献，对知识普及化也有深远的影响。所以，传播媒体作为信息的传播者，就应尽社会教育的责任，引导正确方向，以提升大众的智识水平。
长乐先生：我们现在所做的，不是去破门，而是要开窗。先让空气能够流通，再让内外能够互望，最终做到人与人、国与国的沟通。而使世界和睦的最有效的武器，就是新闻信息的全方位开放与多元化交融。
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曾经说过：“最终的安全是在新闻自由中。”因为只有最大限度地揭示事件真相和时代的本质变化，反思为什么会发生，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国家安全的隐患，捍卫人类共同的利益。所以，让世界华人有更大的知情权，让外部世界对华人圈有更大的理解度，这将会给全人类带来福祉，也是“凤凰”的着力之处。
重要的还是改变传统思维方式。中国的封建传统是用“二桃杀三士”的办法去获得利益，杀来杀去，伤了民族的元气。
星云大师：媒体是信息的传递者，也是讯息的分选者，负有促进人类交流、教育大众的功能，因此，尊重别人的隐私，多报道社会的光明面，是传播业者应负起的责任。
长乐先生：我记得2003年“非典”爆发时，在宣布调整卫生部长人选之前，我们接到通知，不能直播，央视的转播车也已经走了。但是我告诉现场的“凤凰”记者：“你们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如果事情出现转机，仍然执行原直播计划。”后来，在电梯里，我们的记者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一起请求有关领导允许直播，终于获准了。那时，现场只剩下“凤凰”一家的转播车还坚守阵地。我们顺利地进行了直播，这成为一场使中国政府摆脱困境的直播。央视也第一次转播了凤凰的Live信号。当时，我非常激动，并非因为“凤凰”赢得了一场战役，而是我觉得中国有救了。
深入才有洞察，热爱才能感动
长乐先生：
据《中国广播电视年鉴》记载：中国目前约有电视台3540家，电视的人口综合覆盖率达93.65%，约合10亿人口。一方面，这些人占世界传媒受众的20%，潜在的文化消费能力达到5000亿人民币，因此中国被称为“世界上传媒受众最多、市场潜力最大的王者之国”。另一方面，这种局部的繁荣不能改变中国媒体的整体弱势。
2004年9月3日下午5:25，凤凰资讯台突然切断正常的播出，画面上出现了俄罗斯北奥赛梯别斯兰的一所学校，一场挟持与反挟持的枪战在这里打响。世界各大媒体的三百余名记者拼命赶往那里。
还好，这群记者中间有一名黄皮肤黑眼睛的华人卢宇光。之所以强调这一点，不是想表达民族情绪，而是在这一行业的竞争中，华人常常是被忽略不计的。以往，迅速抵达重大事件现场进行电视直播的华人记者更是凤毛麟角。
当时现场被封锁，卢宇光和他雇佣的俄罗斯摄像背着两台摄像机、五块电池、两支脚架，各负重二十多公斤，从机场步行25公里到达现场。他们12小时粒米未进，仅靠着飞机上发的两块巧克力维持体能。
卢宇光凌晨1时到达别斯兰人质现场，并于1小时后对香港做了连线报道。媒体到场的顺序是：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俄罗斯独立台、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俄罗斯地方电视台，凤凰卫视。凤凰卫视是第二家到达现场的非俄罗斯媒体，并拍到了许多独家画面。
当时，卢宇光的经典语言是：“恐怖分子开始向我们冲过来了!”在那千钧一发的时刻，他开始撤离，他的摄像机仍然启动着，持续工作，留下了大量的经典镜头。这些独家镜头后来被全世界的媒体采用，包括美联社等外国大型主流媒体。
这就是尊重观众知情权的“凤凰”理念。打动人的一定是真实的力量，深入才有洞察，热爱才能感动。
星云大师：这让我想起佛教中有一种“问道禅”，似乎与你们的报道精神相近。“问道禅”说的是，参禅要不断地问，不断地参，小参、普参，甚至千山万水，到处参访问道，直至机缘成熟，豁然开悟。
长乐先生：“凤凰卫视”作为华人传媒机构，在报道世界重大事件的问题上，是以这样的姿态不断递进的：“9·11”解决了有没有声音的问题，伊拉克战争解决了在不在现场的问题，别斯兰事件解决了报道得好不好的问题。
但是，也有不同的声音。大陆一家新闻权威杂志发表了文章《反恐报道中的新闻管制与媒体自律》，认为，此次反恐报道现场失控，内容失控，机密信息失控，细节报道失控，血腥场面报道失控。作者说：“一位活跃的电视记者被称为英雄，其实，这是新闻界莫大的悲哀。作为在场的新闻记者，面对326名死难者(当时公布的人数)，面对那些失去孩子的家人，谁能坦然接受这一‘英雄’称号呢?”
卢宇光看了这篇文章，无奈地笑着说：“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英雄。我是一个手无寸铁的记者，在最关键的时候我会逃命，只有保存自己才能完成工作。”一个富有职业精神的记者在大事现场可能会随时失去生命，这一点有谁怀疑吗?一旦没有了生命，钱和名还有什么意义?
也许有人会说，“凤凰卫视”特别有运气，什么好事都让他们撞上了。真是这样吗?美国的杰斐逊总统说过：“我是绝对相信运气这回事的。并且我发现，我工作越努力，我的运气就越好。”
星云大师：真理是每个人平等共有的，佛陀恨不得每一个人都早点开悟。佛光山开创至今每年举办一到两次台湾佛教寺院行政管理讲习会，以促进各寺院道场之间的交流与研讨。我会把寺院经营的管理方法和盘托出，在这方面，佛光山总结归纳成十八种经验，包括净财来源、人才培育、组织制度等，完全公开。佛法没有本位主义，没有知识产权，知识不能私藏，应该和大家分享。这是一个共生的世界，必须你好、我好、大家一起好，才能共创幸福的社会。
自省者自强，自律者自尊(1)
星云大师：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贤君之一，他之所以能成就千秋伟业，主要原因在于他能谦冲自牧，虚心反省。专门记载唐太宗言行的《贞观政要》里有一段他的自述，他说：“朕每闲居静坐，则自内省，恒恐上不称天心，下为百姓所怨。”可见，一个伟人之所以成功，确有其为常人所不及的地方。
长乐先生：反求诸己，就是修炼自己还在发育的内心，不断发现成长中的问题，调整步伐;不断地瓦解不安定因子，积蓄高飞的能量。所以，自我反思是一个大气的指标。有人批评我们的历史情结，说世界上很多民族都不自揭疮疤，至少现在不揭疮疤。我说，我们的《口述历史》节目一周只有一次，从所占节目总体比例来说我们并非总揭疮疤。第二，我们如果不能正确面对自己民族的历史，就不能面对现实，我们不希望那些悲剧重演。
在有一期《口述历史》中，何方 说，他最不应该的就是在庐山会议之后批判张闻天 ，但是最后刘英 原谅了他。那一段很感人。这种自我批判不是单纯地控诉“文革”，而是在自我反省，非常有力度。我跟我的员工们讲：“要做能够自我反思的人。”
星云大师：禅宗初祖达摩是在梁武帝时期从印度航海到广州的，当时佛教在中国香火已经很盛。梁武帝于是专门派人迎请达摩祖师入京。初见达摩大师，梁武帝已有邀功倨傲之心，即问：“我已经建造了许多寺庙，抄写了许多佛经，供养了许多僧尼，大师看我的功德如何?”
达摩大师淡然道：“无有功德。”
梁武帝有些不高兴：“明明功德巍巍，怎说没有功德?”
达摩大师说：“陛下这些功德，不过是人天小果，是有漏之因。”
“那么，如何才算是有功德呢?”
“不可着功德之相。不可着贪相。自净其意，自空其体，不以世求。”
梁武帝并没听懂这些道理，但又急于表现一国之君的智能，于是气焰万丈地继续问道：“天上地下，何谓至圣?”
“天上地下，无圣无凡。”
梁武帝这次听懂了，盛怒道：“你知道我是谁吗?”
达摩大师淡淡一笑，摇头，“不知道。”
梁武帝哪里受得了这番奚落?当下摆出圣明天子的威势，拂袖而去。
长乐先生：现在看来，梁武帝的问题就在于“我”的过度膨胀：全世界只有“我”在做善事，只有“我”在建佛塔，只有“我”在供养众僧……所以，他把自己当成了佛教的大功德主，既怀炫耀之心，又缺乏见道之诚，自然不能了悟禅师的妙理。
星云大师：如果一个人做的每一个“善举”，都只是为了让自己盛名远扬，为了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别人心里，那么，他自然就有积功揽德、卖弄功德之嫌，把本来相融的人与我、施与受之间的关系，生硬对立起来，当然得不到别人的认可和尊重。如此“积德行善”，偏离了中道，自然也就不能了悟佛法“非真非假，非善非恶”的要义真谛。
长乐先生：要领悟“非真非假，非善非恶”的境界，就要先明了什么是“真假”，什么是“善恶”。只有标准明确了，才能找对方向。
星云大师：金碧峰禅师修炼多年，已能放下对其他诸缘的贪爱，唯独对于吃饭用的玉钵爱不释手，每次入定前，一定先仔细把玉钵收好。有一天，他的世寿将尽，阎罗王便差几个小鬼来捉拿他。金碧峰预知时至，就进入甚深禅定的境界里，几个小鬼左等右等，始终捉拿不得。眼看无法向阎王交差，小鬼们就去请教土地公，请他帮忙想个使金碧峰禅师出定的计谋。
土地公想想说：“假如你们能拿到金碧峰的玉钵，他一挂念，就会出定了。”小鬼们一听，赶快找到玉钵，把它摇得叮咚乱响。金碧峰忍无可忍，匆忙间就出定了，一把抢过玉钵。几个小鬼笑道：“请你跟我们去见阎王吧。”金碧峰禅师刹那间大悟，了知贪爱将毁了他的千古慧命，于是立刻把玉钵打碎，再次入定，并且留下一首千古名偈：“若人欲拿金碧峰，除非铁链锁虚空。虚空若能锁得住，再来拿我金碧峰。”
自省者自强，自律者自尊(2)
长乐先生：
不贪者无累，不欲者刚。要想高飞畅游，就要像天空中的鸟和水中的鱼一样，让自己的羽毛和鳞片光滑无染，不被物坠，才能顺风飞翔，迎浪溯远。
五、变通
退步原来是向前
星云大师：
寺院里，常常可以看到一尊大腹便便的笑面和尚塑像，弥勒佛。实际上，这个心宽体胖的和尚是唐朝的布袋和尚。据说，布袋和尚是弥勒菩萨的化身，他时常背着袋子四处行慈化世。有一天，跟农夫一起下田时，作了一首诗：“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
这首诗告诉我们，从近处可以看到远处，退步也可以当做进步。我们只有虚怀若谷地低下头来，才能看清自己的轨迹，了解自己的进程，调整方向，选择速度。
长乐先生：常言道，退一步海阔天空。在人我、是非中包容三分，将会收获怎样的自在辽阔，这都是平日里紧张竞争状态下的人们不曾思考过的。人生的舞台并不大，有时也许容不得我们一直往前直冲。这时候，若能退到幕后平心静气地思考一番，若能于人于事退让一步，再起步会发现路更宽广。
星云大师：只有退一步，你才能够看得更全面。我们照相的时候，不是都用过广角镜头吗?如果要拍一幢尖顶的房子，你站在离它半米的地方，可能只看到它的一块砖;如果退后半米，可能就能看见一面墙;再退后一米，可能就能照见整栋楼;再退后一些，可能连房子的屋顶、天空的白云、屋前的花草，全部都能拍进去。
只有退一步“出世”，才能进一步“入世”。出世的时候，高瞻远瞩，洞悉天下;入世的时候，运筹帷幄，成竹在胸。
长乐先生：退步原来是向前，从“博弈论”的角度看，博弈双方有时既针锋相对，也避免鱼死网破。古巴导弹危机时，美国和前苏联的关系降至冰点，但他们的共识却是马上在最高领导层建立了热线电话。中国如果没有刘翔，阿兰·约翰逊也许不会到上海参加田径黄金大奖赛，如果没有两人的同场竞技，从来没有观看田径比赛习惯的中国观众绝对不会把上海体育场围得水泄不通。对抗导致了多种交流，认可对方反倒提升了自己的高度星云大师：能够以退为进是不争，以无为有是富足，以众为我是拥有，以空为乐是法喜，一个人能够不争、富足、拥有、法喜，自然能扩大人生领域。
长乐先生：出世的境界，其实是一种高度。只有当我们俯瞰这个世界的时候，才会发现，原来自己生活的空间那么狭小，自己奔波得那么忙乱，而且，很多时候都只是在原地打转。
我们中国的武功最忌讳花拳绣腿、争勇斗狠、走火入魔，重在内功的修炼，它的最高境界就是“无招”，这“无招”，或来自于传统的道家精神“无为而无不为”。
星云大师：有一位年轻的法师发心为我开车。刚开始，他非常谨小慎微，双手死死地握着方向盘，可是却常常出问题，不是碰到这个，就是碰到那个。慢慢地，他稍微自然一点了，握方向盘的手不再那么用力，但转弯和换车道都很突兀，让人不踏实。又过了几年之后，他开车可以“不用心”了。在车上，他一边开车，一边和我交谈，我几乎感觉不到他在更换车道、加速或减速，也没有再发生任何剐蹭事件。无心开车，反而没有错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