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开车过程让我想到，人对于事，最初总是十分执着，虽然用心、留心，因为有分别、有计较，就容易出差错。总要等到无心，才能水到渠成，自在无罣碍。然而“无心”不是没有心，无心是自然，无心是物我一体，无心是无所不用心。
忍是智慧，忍是担当
长乐先生：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5年12月26日通过的《人权与文化多样性》文件中指出，“容忍”是21世纪国际关系中必不可少的基本价值观念之一。
其实，“容忍”与我们现在经常使用的“融会”、“包容”、“宽容”等词汇意义不同，它没有任何居高临下的意思，也没有大度、接纳、施舍的色彩，而是一种在不太舒服的状态下的共存。在英文中，tolerance可以解释为一种忍耐力：承认并尊重他人的信仰或行为的能力或行动。
比如在中日关系进入冰点的时期，“凤凰卫视”坚决地反对了仇日排日的民族主义情绪。2005年4月，中国爆发反日游行。《凤凰全球连线》在北京学生反日游行时，采访了北大日本留学生会长加藤佳一，请他谈谈自己的感受，使中国民众从日本留学生身上感受到盲目仇日的有害性。加藤佳一在现场连线采访时讲，虽然街上有反日游行，但在学校里大家对他挺好，仍然在一起很愉快地学习。这就是容忍的力量。
星云大师：忍是智慧，忍是力量，忍是认识、担当、负责、化解的意思。佛教讲“忍”有三个层次：即生忍、法忍、无生法忍。所谓“生忍”，一个人要维持生命，必须能忍。所谓“法忍”，就是除了维持基本的生存条件之外，还要活得自在，所以心理上的贪嗔痴成见，都要能自我克制、自我疏通。对于时间上的生老病死、忧悲苦恼、功名利禄、人情冷暖等，不但不为所动，而且要能真正地认知、处理、化解、消除。
能够拥有“生忍”，就具足面对生活的勇气;能够拥有“法忍”，就具备斩除烦恼的力量;能够拥有“无生法忍”，则到达了处处桃源净土、自由自在的世界。
长乐先生：有一次，吴小莉在四川签名售书，队伍中的一位老人突然在她面前跪下来。小莉一惊，刹那间老人就被几位保安架走了。小莉后来得知老人是蒙冤告状者。这事竟被个别记者炒作成一则“吴小莉无视百姓痛苦”的热点新闻。
有一天我经过她的办公桌，看她正在边哭边写着什么。一问，原来她在写“申辩书”，誓要“一雪冤情”。我说：“你的名气有多大，人们对你的关注就有多大;你得到多少赞美的鲜花，就要准备接受多少攻击的口水，忍受多少委屈的眼泪。如果这点都受不了，还怎么做明星呢?”
后来，小莉不再为此伤心、申辩了。她学会了承受和容忍，更明白最好的证明是行动。所以在电视上，我们能看到她坐小船深入洪灾现场采访，架着拐杖长途跋涉报道台胞捐赠骨髓挽救大陆患白血病的女孩……
星云大师：舍恚行道，忍辱最强。《维摩经》上说：佛法在众生身上求。没有众生就没有佛道，尤其对于思想、意志、立场不一样的人，如何能够厘清矛盾、误解和隔阂，感化对方，使双方抛弃成见，重新认知彼此，更是考验彼此肚量的机缘。如果能有和他人殊途同归、并肩合作的勇气和气度，那么，二者之间的关系，就不再只是为了容忍而容忍。
长乐先生：常言道“消灭敌人的最好办法就是与之成为朋友”，我们感谢赞同我们的人，也敬重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他们是镜子和鞭子，让我们发现自己脸上的灰尘，鞭去我们身上的惰性。因此对于“凤凰”，其他华语电视台是对手也是朋友，我们会联手做节目，从中发现差异，找到共性，互补共进。
在冲突中学习
长乐先生：
我们的电视中有很多“说”的节目，《锵锵三人行》、《有报天天读》、《口述历史》、《一虎一席谈》以及《时事辩论会》等等。我们的员工说：“真理越辩越明，有时也会越辩越晕。”因为有些争论没有绝对的对与错、黑与白，而是要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不同于我、我不同于你之中，求得和解的最大公约数。在剑拔弩张中，最值得敬重的资质还是忍辱负重、和缓妥协，那是后退一步的胜利。
星云大师：佛教里有一种“辩经”练习，通过辩论加深对佛法的理解。重要的不只是讲什么、怎么讲，而是创立一种大家都能讲的机会。
长乐先生：每段历史都是人的创作。在很多历史的关键点上，一念可以定乾坤。所以，我们更要心怀历史的价值观。《时事辩论会》是正反两方辩论，保持多元化话语空间，强调不同，还有直播网民互动的优势，打破“一个声音”的现状。所以这个节目在中国现有的新闻语境中，是一次大胆的尝试。
在日本小泉首相执政后期，官方和民间的中日对话渠道几乎都关闭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日本朝日电视台的制作人高桥政阳看了我们的《时事辩论会》节目，提出要跟我们辩论。这种新的对话方式，在中日关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于是2005年8月9日，双方举行了第一次电视辩论《破局之辩——中日热点大交锋》，应该说有些火药味。次年又举行了第二次中日辩论会，讨论后小泉时代问题，辩论气氛更为理性，中方嘉宾没有再出现激愤情绪，更没有手指对方的场面。
日本NHK(日本广播协会)买下了《时事辩论会》全年的节目，每天固定时段在其卫星频道上播出，根据日方的反馈，该节目的收视率在其外购节目中是最高的。
星云大师：对于立场、意见不一样的人，其实我们应该心生欢喜，因为他们是我们最好的逆增上缘。天下是大家的，不必要求每一个人都和自己一样;世界是嘈杂的，当我们因各种原因而放弃直接沟通的时候，就难免横生枝节误解。既然我们生活在千万众生共沐的阳光世界里，又为何将自己的心灵禁锢在历史的阴影里，只见扁舟不见海呢?
长乐先生：英国有工党与保守党两大主要政党，因工党长期执政，保守党的生命力日渐式微。据说，此时深感不安的不是保守党而是工党。为什么?因为保守党如若衰没，工党在没有对立政党的情势下，很难继续进步。
古老的希腊文明是第一次东西方文化冲突的产物，悠久的中华文明也是从黄河文明、长江文明等多种文化的冲突交融中产生的。可见，不同文明的共存与冲突是维持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哪个民族具有文化包容的气量与博采众长的智慧，哪个民族就能持续上升。
星云大师：在冲突中学习，冲突也会变为动力。最怕的是一潭死水。
长乐先生：西方人拍片子的角度跟我们不一样，在与他们的合作过程中我们学到了秘诀。1999年，“凤凰”跟拍过一个独行去西藏的新西兰年轻人迈克，做出一期专题片《迈克眼中的西藏》。我们还与法国雷诺重走丝绸之路，合拍了《重回马可波罗》，与英国狮子集团合拍了非常精彩的专题片《中国》。按我们传统的模式拍《中国》，一定会从若干个大方向入手，而西方人则是从具体的一个家庭、一个人切入，重视形象思维，还偏爱演绎的方式，营造出时光倒流的真实感。最近，有一位英国制片人提出跟“凤凰”合拍“中国改革开放30年”这一专题，我们同样也强调通过具象的人、事、物来表现。这就是融合学习的过程，是电视报道形式上的革命。
受保护的文化，荣耀与危险并存
长乐先生：
一个民族的文化受到世界的关注和保护，尽管荣耀，彰显了祖先的聪慧，但也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说明这种文化的生命力正在萎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呼吁：“防止和减轻全球化环境下的文化趋同，以促进和保护文化多样性。”
美国学者高皮纳便是这样说：“如果一个国家感到它的文化应该具有生存的力量，就应该向美国学习，对国内外的人民普及它的文化，而不是试图把它保护起来。”
星云大师：世界上的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它的起承转合，旧文化对人类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人们常说要“复兴中华文化”，过去的忠臣孝子，三纲五常、四书五经都是好的文化，但是缠小脚、太监制度、三妻四妾，则未必是好的，所以我们应该有所选择，复兴对人类有益的文化。中国古代的万里长城、兵马俑、紫禁城，埃及的金字塔、狮身人面像，都为国家所保护。
长乐先生：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依托多媒体、互联网、卫星电视等方面的强大实力，可以毫不费力地打入他国文化市场，获取利益。文化产业发达的背后，通常是一个国家的文化自信。当我们指责西方的傲慢时，是否也有意无意流露了东方的偏见?西方文化的强势，对应的不也正是东方文化的弱势?所以，当我们自豪于自己的传统文化财富时，更须创造新的文化财富。
创造力并非“超能力”，它更像一种精神状态。“不放弃”本身就是一种创新，一种魅力;而让一些听起来“荒唐”的事变成现实，是创造力的另一种境界。音乐只有7个音符，为什么可以魅力无限?那是由于它变化多端的节奏、质感、旋律……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旋律将会给你何种不同的感受。
电视也是一门艺术，它没有过去，只有现在和未来，你必须把过去的自己像影子一样踩在脚下，前赴后继地去创新。
星云大师：历史不是一条直线，有时也有顿点，也有俯冲，也有看似徒劳的弯路，也有迷失方向的时候。关键就是能认识到自己最真实的处境。知幻即离，认识到了问题，其实也就找到了解决的办法。
星云大师：拥有富贵荣华，究竟好坏?其实都在一念之中。如果太执着于有钱、有势、有功名、有利禄，就会介意、挂念，甚至为之牵绊，感到不胜负荷。但假如我们能拥有而不负担，随缘而不着意，“富贵于我如浮云”，那么在我们的世界里，什么东西都能容纳，就能逍遥自在，心的世界，也自然宽广无限。
长乐先生：一个守着万贯家财又茫然无措的孩子，他的处境的确是既孤独又危险的。我们曾经经历过这样的历史。如果我们没有驾驭这种财富的能力，那么就可能沦为自己土地上的奴隶。
星云大师：财富是人人所希求的，它是一般人共同的愿望。财富可以分成很多种类，有物质的财富，也有精神的财富;有世间的财富，也有出世间的财富;有私有的财富，也有公有的财富;有现世的财富，也有未来的财富;有染污的财富，也有清净的财富;有外在的财富，也有内心的财富;有一时的财富，也有永久的财富;有狭义的财富，也有广义的财富;有有价的财富，也有无价的财富。
真正的财富在自己的心里。我心里生起智慧，智慧就是我的财富;我心中生起满足感，满足感就是我的财富;我心中生起惭愧心，惭愧心就是我的财富;我心中生起禅定，禅定就是我的财富;我心中生起般若智慧，般若智慧就是我的财富。所以我们不一定要在心外寻找财富，真正的财富，应该是内心源源不断的能源。
宽可容人，厚可载物
长乐先生：
“凤凰”的许多主播是台湾人，教育背景不同，常常产生文化和理念上的冲突。比如，台湾来的主持人很多用词与普通话不同。我们说“水平”，他们说“水准”;我们说“游泳圈”，他们说“水套”;我们说“一座村庄”，他说“一条村庄”;我们说“挟持”，他们念成“夹持”。我们把字典翻出来，说你这样念不对，可是他有台湾的字典，里面注明“挟”就是念“夹”。还有台湾那些所谓“总统”、“国防部”之类字眼，都需要有变通的说法。
最终，大家也能找到一个平衡点。我们有一个准则，翻译的东西要以大陆立法为准，但是个别的词语，属于台湾的习惯用法，我们也就接受了。
“和”的要点，就是对人的尊重。尊重他人的信仰、利益和隐私;尊重与自己不同的观念与文化;尊重世界通行的游戏规则;尊重自己的对手;尊重自己的员工;尊重不同的声音;尊重反对自己的人和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人。
星云大师：我时常有感于人生处世，不可能单独生存，必须过“群我”的社会生活。“宽可容人，厚可载物”，涵养包容不仅是立业之道，也是待人处世的良方。人人以慈悲安住身心，包容与我不同思想，不同信仰，不同性别，不同种族的人，如此社会自然祥和。
长乐先生：只有认识到自我不是世界的中心，认识到竞争的存在，认识到地域之间、行业之间与其你死我活、两败俱伤，还不如各执所长、联合经营，将对手变为帮手。这样一来，华人在世界舞台上才能形成合力，才能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位置，才能共同繁荣，共同改变中国人在世界舞台上的历史形象。
谈及对话语权的把握，我们希望是有着丰富声乐组合的合唱，而不是一个旋律的齐唱。政府、媒体和受众，是一个三维的体系。这个体系中的声音要多元化，有不同的声部，既要有中央台，也应该有凤凰台，凤凰是低音部分，但是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中国主旋律的媒体大合唱。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凤凰”这个单一频道的整体形象，有的节目是以表扬为主;有的要做批评，揭露社会阴暗面，整体上构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多元的品牌形象。精神是锐而新的，表现是柔而软的，这是“凤凰”目前的状态。
由于观念、利益的不同，在中西文化的交往上，难以统一，只能存异;难分正误，只能接纳;难免冲突，只能化解;没有胜负，只能妥协。关键在于双方信息传递的真实流畅，利益关系的相互磨合，达到一种高层次的“和谐”。这是妥协中的和谐，交锋后的交融。
宽恕让未来变得开阔
星云大师：
在禅堂里，同样讲究包容。有一次，禅堂里面发现一个小偷，大家都认为不可原谅，要求堂主开除他。大和尚听了点点头，却并没有予以处理。这个小偷见没有引起严重后果，于是再度下手，大家再次请堂主把他赶走，大和尚还是点点头，依然没有处理。第三次，小偷又偷东西了，这次大家很生气地说，如果不把这个小偷赶出清净的禅堂，我们就要统统离开。堂主大和尚一听，说道：“你们统统离开，这个小偷留下来。为什么呢?你们都是健全的人，离开以后，依然能找到容身之处。而这个偷窃的人毕竟身心不健全，我叫他走，他能到哪里去呢?我这个禅堂是佛门的慈悲驯服场啊，我都不能包容他，这世间哪里能包容他呢?”小偷一听，感悟了，从此洗心革面。所以，禅堂的教育，是感化的教育，是慈悲包容的教育。
长乐先生:我们从大师的开示中体会到一项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东方文化更讲究包容管理，感情的成分和理性的成分并重，有时感情的成分更大，也就是说，对人心的管理，可能比戒律、规矩更重要。这让我想起一句名言：“紫罗兰被一只脚踩扁，它却把香味留在那脚跟上，这就是宽恕。”
星云大师：还有一个例子。一个和尚住在山中的小庙里，有一晚正在打坐的时候，小偷进来了。小偷一看，哎，有个人在这里坐禅，一动也不动，好像睡着了。于是，小偷慢慢地摸到菩萨像前，从供桌下拿了钱，正转身要出去，和尚突然喊一声“站住”，小偷吓了一大跳。参禅的和尚说：“你刚才拿了佛祖的钱，不说声谢谢，就要走了吗?”小偷赶紧向佛祖道谢。过了不久，这个小偷又在别处犯案被逮，招供说还偷过寺庙的钱，警察把他带来庙里对质。禅师说：“他是来拿过一点钱，不过不是偷，因为他跟佛祖说谢谢了。”这个小偷被禅师的宽容感动，于是跟他出家，成为一位很好的修行人。所以，管理不是非要用一定的制度，一定的处罚，有时候随机应变，效果可能更好。
长乐先生：传说有一个非洲部落把宽恕作为一种仪式。当某人犯了过错，就会被带到村子中央，接受众人的赞美。全部落的男女老幼都停下手里的工作，将罪人团团围住，轮流列举他做过的好事。他的善行和美德被尽情歌颂，每一个细节都不错过。仪式最终发展成一个欢乐的庆典，大家欢迎他回到集体当中。
这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把惩罚化为温暖，把伤害变成祥和。犯错的人没有被遗弃，没有受打击，整个村子重新成为团结的整体。实践证明，宽恕无法改变过去，却能够改变未来。
善待资源，兜里不能老是揣着弓和箭
星云大师：
佛经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有位善生长者得到了世间最稀有、最宝贵的旃檀香木做的盒子。长者对世人宣布：我要把这宝贵的东西，赠送给世界上最可怜的人。
于是，很多贫穷的人来向他要这个盒子，但善生长者总是说：“你不是世间上最可怜的人。”时间过去很久，这个盒子仍然没有送出去。大家都觉得疑惑，便来问他：“你是不是真心要把这个宝盒送人?”
善生长者说：“当然。但是你们谁都没有猜到答案。”
“那么，谁是最可怜的人呢?”
“告诉你们吧，他不是别人，就是我们的波斯匿王，他才是世间最可怜的人。”
这个消息传到了波斯匿王那里，他非常不高兴：我是一国之君，怎么倒成了世间最可怜的人呢?
于是，波斯匿王把善生长者召进宫来，把他带进自己的宝库，问道：“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善生长者说：“这是您收藏黄金、白银和珠宝的宝库。”
波斯匿王大声责问：“既然你知道我金银财宝无数，怎么可以散布谣言，说我是世间最可怜的人呢?”
善生长者说：“因为这些财宝一直堆在你的仓库里。”
在善生长者的心中，波斯匿王不会照顾社会大众，无视福利人群的事业，虽然有钱却不会用，这不就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吗?
长乐先生：“君子性非异，善假于物尔。”其实一个人的成就，并非纯粹的智力使然，通常是与他善于发现事物的价值、善于利用机缘、善于调配安排、善于使事物的价值最大化有关。我看过这样一个报道：台湾歌手吴克群有一天去杭州做活动，因为主办方失误，未及时通知他的歌迷，几乎冷场，急忙临时找人来捧场。令人没想到的是，吴克群开口就说：“我知道你们不是我的歌迷，你们不会唱甚至没听过我的歌，但我深深感谢你们今天能站到这里。没关系，让我们一起随便唱。”后来，那天到场的很多“临时演员”后来真的成了他的歌迷。
所以，我们应该善待身边的资源。善待他们，就是延长自己的生命力。于公司而言，充分地发挥员工的能力，才能真正降低成本，提升品牌形象，实现物我、人我的双赢和谐。
星云大师：佛就是要我们对自己有期许，要能撒播慈悲的种子。如果我们所到之处，总能给人快乐，帮人除痛祛病，我们的慈悲心也会日益增长，我们的人生脚步就能愈走愈远，越走越顺畅。军人作战，万里出征，也必须一步一个脚印;商贾好财，经商盈利，也要千里奔波;高僧大德，为宣教化，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积跬步而成千里，来帮忙的人就会越来越多，结下的缘广福多，人生自然会有圆满好运。
长乐先生：有人说，你们踩钢丝踩得比较好，擦边球打得比较好。我说，不管是踩钢丝还是打擦边球，我们对社会对国家是善意的，积极的，我们提倡的东西是建设性的。我经常告诫我们那些忧国忧民、愤世嫉俗的编导、编辑、记者，善意的平台才有广大的空间，兜里不能老是揣着弓和箭。泄愤的、拆台的事“凤凰”不干，虽然自己挺解气，却于事无补。
星云大师：无论你是否意识到，或者是否愿意，我们每个人都终将要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痕迹。一旦我们的脚印汇聚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社会的历史，一个时代的历史。所以，我们要对自己的那一步负责。
长乐先生：人们常说，时间是最公正的评判者，其实，当我们内心的善意、良知、聪慧兴显之后，每个人都可以变成时间的驯兽师，在时间到达之前，找到自己最向往的那个王国。
六、多元
让“平等”回归人心
长乐先生：
也许我们平时不曾深思，当一个社会中只有得到了财富和权势的人才能享有自由生存的主动权的时候，这是否也就意味着，那些还在路上的人，他们的生存权一直要受到抑制和盘剥呢?而当这个社会中绝大多数人都感到自己的生存权利受到压抑的时候，这个社会的发展怎么轻快得起来呢?
如果按照“物以稀为贵”的原则追逐尊荣的话，这个社会就一定要控制富人和权贵的数量，否则，特权和荣耀将被稀释和淡化;但是，如果这个社会只有这一条路通往生存自由，那么谁都无法阻挡民众闯入的决心和脚步。
星云大师：所以，如果一个社会有很多条路可以走，每一条路都是平坦大道，都能容纳成千上万的人，以顺畅的速度行进，那么，这就是平等。“平等”的主张可以消弭人世间的不公平，事理都能平等才能带来世界的和平。
平等，不是用强制的手段逼迫对方就范，而是应视人如己，互易立场;平等，应该顾及对方的尊严、权益，唯有人我共尊，才能达成彼此的平等。佛教主张“人人皆有佛性”，这是本性上的平等。不过，理上虽然“生佛平等”，事上却有“因果差别”。因此，从本性上说，虽然人人皆得成佛，但因个人的福德因缘不一，就有圣凡之分。
假如，儿女与父母要求平等，要求与父母平起平坐，这是不懂伦理，因为平等要“长幼有序”;假如属下与长官要求平等，要求同等待遇，这是不懂规矩，因为平等要“尊卑有别”。
真正的平等是立足点的平等，而非齐头式的平等。一场赛跑，每个人的起跑点都一样，但是枪声一响，大家奋勇向前，各人的速度快慢不一，需凭本事争取第一，不能要求大家同时抵达终点。
长乐先生：历史早已证明，分浮财式的平等，不如给人平等的生存、创业的机会。
星云大师：所以，一个好的社会，应该能够给大家提供平等发展的机会。如果你想读书，我有学校、图书馆、书店、阅览室、读书网站、读书俱乐部……如果你想运动，我有健身房、运动会、操场、山道、公园、滑雪场、游泳池……很多选择，人们就不会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个焦点上，否则会消耗很多成本，得不偿失。
长乐先生：重要的是，在不同的渠道里，人们都能找到自己最需要的，这就是多元世界的好处。但是，我们现在存在着一个价值判断的误区，那就是把财富、权势、名利，把自己看得太重了。
每个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生物都是大自然的宠儿，共同汲取着天地的灵气。所以每个生命都是有尊严的生命。这种尊严是不需要由同类授予的，当然也就不需要倚仗权力和财富这些只有人类才能识别的附加条件。
只有当“平等”真正回归到我们心中，我们才能重新认识到，生活里还有那么多值得我们去创造的领域，还有那么多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把我们有限的生命拿来做一点对我们自己、对这个地球更有贡献的事情，也许这才是大自然对我们真正的期许。
星云大师：佛教徒之所以吃素，就是因为佛陀尊重所有的生命。佛教认为，世间的所有生命皆有佛性，所以应该平等互爱。
平等所对应的，就是尊重的普及和无差别化。也就是说，平等就是要打破阶级差别的门槛，对每一个人都尊重，让每一个人都有尊严。这种尊重是不需要附加财富、权势这些条件的。由贫富差距引发的社会问题，也许可以试试这样的方法。
长乐先生：无差别的尊重，也许就是解决社会贫富矛盾的基本态度。安抚那些因物质条件缺乏而受伤害的心灵，平缓那些由各种刺激而产生的敏感而激烈的情绪，人们才会有空间、有信心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和自己未来的发展道路。
星云大师：有一个富翁和海边老渔民的故事。故事里的富翁认为，人要拼命工作赚钱，要奋斗半生，才有钱去海边度假。但是那个坐在海边看日落的老渔民说，他每天都可以欣赏这样的美景。大海、落日、沙滩是不需要用钱买的，人人都可以欣赏、享有大自然的赋予。所以，在人生的旅程上，当我们遇到烦恼时，不妨从大自然中汲取经验与教化，感受大地普载众生的平等，感受海洋无有拣择的包容，感受阳光温暖普照的关怀。
信仰可改变一国之精神格局
长乐先生：
印度阿育王从亚历山大穷兵黩武的下场中，从自己征伐时遭到的顽强抵抗和亲身体验的惨烈场面中，从佛教慈悲安忍、轮回因果的教义中深刻意识到，只有摒弃武功而以文治，才能真正收获胜利，开启太平盛世之门。于是，他刹那间顿悟，放下武器，转身成为了名垂千古的一代英主。
在中国的历史上，秦王李世民与其父李渊推翻隋朝暴政的关键时刻，有少林寺的十三棍僧为其护驾，方才夺取了洛阳通往东南许昌、南阳方向的咽喉要道擐州城。玄宗即位以后，将李世民为此事写的一封亲笔信钦赐给少林寺，刻在了一块石碑上。
这说明信仰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具有重大贡献，甚至能够改变一个国家的精神格局和发展进程。
星云大师：当今有一些人，认为佛教对于国家没有正面的贡献，这是错误的。其实历代都有许多高僧，用心为国家为人民做事。“人间佛教”的倡导者太虚大师也曾经是一个救国英雄，他在抗日战争期间代表国民政府到世界宣扬中国文化，获得了很多佛教国家的同情与支持。
历史上也有过一些统治者，不了解宗教的意义、信仰的价值，只知为自己的长生安乐求神问卜，这是自私的。真正的信仰，一定是利益大众的。没有众生，哪里有佛;没有人民，哪里有国家。所以，无论是一国的领袖或各行业的领导人，应胸怀“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的悲愿，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护，凝聚起大众的力量。
长乐先生：美国人肯在宗教上花时间和金钱，每逢重大国事关头，远如珍珠港事件，近如“9·11”，都显示出宗教文化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这可能是最大的软实力。
我们愿意接纳人类文明的所有成果，并且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宗教也不例外。当然，中国佛教在复兴的过程中，还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对于佛学的研究通常由两方面人来做，一个是由出家人对佛教进行研究整理;还有一个就是在家的居士，以及非佛教徒的学者专家。这对于悠久的佛教历史、浩如烟海的佛学典籍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大量对传统文化有造诣的人士参与进来。
好在我们也看到了，大师的佛光山已经荟萃云集了一批中国学界非常重要的学者和专家，他们编著了若干种著作，在佛教学说的论著研究整理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然而，从整个中国的佛教文化和佛教学说开发的角度看来，仍旧有很多的空白需要填补。
星云大师：佛教有一种现象，“上智”的人研究佛学，但可能不信仰佛教;“下愚”的人拜佛求佛，但又不了解佛教。所以我们希望今后在中国社会、在民间，不要只是把佛教当学术来研究，也不要把它当成一种求富贵的手段，而是要把佛法应用在生活里，提升生命的意义。
我们有什么可自卑的呢?
长乐先生：
曾经有人提出，我们到底该用谁的方式生活?现在，这确实是一个需要全社会深入思考的问题。
星云大师：谁都不能代替自己。
长乐先生：是的。就像流浪在海外的华人一闻到中国菜的味道就会难以自已;就像在国外见到神闲气淡、着对襟长衫的中国老者，总会油然而生亲切和感动;就像大年三十鞭炮齐鸣的时候，无论在哪，都想要奔回家去吃妈妈包的饺子一样——这些渗透骨髓的冲动，其实都是传统文化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悄然留下的印记。
正如佛说“人人皆有佛性”，其实每个中国人都有一颗中国心。只是，当我们在车水马龙的都市里仓促奔走，在灯火绚烂的繁华街头寂寞徜徉的时候，常常会因迷惑而忘记了自身的价值。
“肯德基”真的就比佛跳墙好吃吗?拳击真的比太极好看吗?西服牛仔真的比长衫体贴舒适吗?为什么我们会如此轻易地认同陌生人和摒弃自己?
星云大师：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们有什么可自卑的呢?倘若不能重视自己的文化，我们不就是那个守着万贯家财还喊饿的孩子吗?
长乐先生：两年前，中国京剧院在北京一些大学里演出《四进士》、《将相和》等传统京剧时，打出了这样的广告：“同学们，吃惯了比萨饼、麦当劳，不妨也品味一下中国茶吧!”
京剧与中医、武术、国画并称中国的“四大国粹”，半个世纪前，那些名角、“头牌”在演出时，往往万人空巷，一票难求。而在当今，年轻一代往往对本土传统文化弃之如敝屣，对带洋字的文化则趋之若鹜。难怪台湾诗人余光中痛惜地说：“当你的女友改名为玛丽时，你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呢?”
星云大师：人间的许多文明都曾经历过历史的大风大浪，物是人非，是常情，但也令人感到悲哀。
长乐先生：中国人这场“文化认同危机”的总根源，就是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撼动了民族文化的根基。也就是说，我们是“不得不在文化的根基处，即观念体系和制度体制方面进行西方化的改革”。
在国内外，我见过许多成就颇高的华人文化艺术大师，这些人往往是一袭中式对襟衣裳，神情淡定，举止儒雅。那种华人特有的气质和风度，令人倾倒。我深信，文化就是一举手一投足中所流露出的秘密，这些生命与文化的密码，是任何形式的全球化都无法消弭的。
禅者眼中，万物皆美(1)
星云大师：
药山禅师有一次在山顶上散步，看到山边有两棵树，一棵长得很茂盛，另一棵早已枯萎。这时，正好他的徒弟道吾禅师和云岩禅师走过来，药山禅师就问他们：“你们说，哪一棵树好看呢?”
道吾禅师说：“当然是茂盛的这棵好看!”药山禅师点点头。
云岩禅师却说：“不，我倒觉得枯的那棵好看!”药山禅师也点点头。
一旁的侍者不解地问药山禅师：“师父，您两边都点头，到底哪一棵好看啊?”
药山禅师于是反问侍者说：“那么，你认为哪一棵好看呢?”
“枝叶茂盛的那棵固然生气勃勃，枝叶稀疏的那棵也不失古意盎然。”侍者回答。
可见，万有诸法自性平等一如，没有善恶、美丑、高下、贵贱的分别，在禅者的眼中，荣茂的树木和枯萎的树木都一样美好。
长乐先生：人的本性是平等一如的，但人的境界有所不同。盲目的自卑或盲目的自大都是不可取的。这也是一个领跑者的境界：即使你的文化奇葩已经被全世界认可，但也要有能力看见，人类花园里还有那么多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婀娜，不同的芳香。只有我们放宽眼界和心胸，我们享有的世界才会无比富饶。
佛光山上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大佛城佛殿里的佛像是密宗和显宗并存的，这样一种圆融的姿态，在佛光山很多地方，譬如仪轨、厅堂、佛像设置上，都能很好地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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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大师：我不喜欢佛教分门别派，又是分南传、北传，又是分藏传、汉传，又是分比丘、比丘尼，又是出家、在家，把佛教分割成这许多派别，力量就减少了。所以我最初到台湾宜兰弘法的时候，就立下“解在一切佛法，行在禅净双修”的原则。
多年来，我在佛光山倡导融合，显密要融合，禅净要融合，南北传佛教要融合，在家出家要融合，由此，佛光山便成了八宗兼弘的道场。
长乐先生：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就是把道教、佛教和儒教的偶像供奉在一起，比如重庆的大足石刻。经过漫长的历史年代，释迦牟尼佛、孔子还有老子，他们先是共存于一个县，后来共存于一个山，最后被供奉在一个殿里面。我们将此称为“儒释道”的和谐统一。
星云大师：这就是中国文化伟大的地方。我童年是在寺庙的佛教学院受教育的，那个时候还没有道观学校，所以同学里就有来求学的小道士。他们先接受佛法的教育，然后再回去做道士。所以我童年时就知道，“儒释道”是不分的，同中有异，异中求同。
每一个宗教都有教主、教义、教徒。教义可以不同，你是有宗，他是空宗，你主张这个，他主张那个，但大家可以互相往来，彼此和谐包容。这就像大学里很多的科系共存，科系里面各个学生可以互相来往、互相学习。
长乐先生：即使是同一所大学，同一个科系，也会有不同风格的老师，不同的理论体系。应该说，任何一个精神领域的知识，都是需要反复熏陶，反复讲解，反复思考和印证的。佛教是如此，中国的哲学思想也是如此。
星云大师：人类社会发展到当今，给我们的启示是：要用智慧去庄严一切，不要用我执、我见去分裂。
中国的媒体是喜鹊叫，外国的媒体是乌鸦嘴长乐先生：当今世界如火如荼的信息整合，早在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英语世界中便已出现。当时，美国《时代周刊》设立了“朝着一个大英语世界媒体进发”的目标。它逐渐建立全球发行网，各地派驻特派员、记者，快速分享了全美国及其他英语国家和地区的信息。美国的信息大网，为美国网住了全球“英语人”的心，也建立了一个媒体王国，为战后的“美国世纪”奠下重要的基础。
进入“信息就是财富，新闻就是权力”的时代，媒体的整合更是风起云涌。我做了一个小小的统计：世界媒体的前5名——时代华纳、迪斯尼、索尼、维亚康姆、新闻集团——年营业额最多的为(时代华纳)447.88亿美元，最少的(新闻集团)为238.59亿美元，其业务范围涉及电视、电影、有线电视、因特网、期刊、出版、报纸、体育、娱乐、电子游戏等14个大项。相比之下，华人媒体的规模、财力和人才都处在弱势地位，许多传媒人都意识到了整合扩大的必要。同时我们作为媒体人也应反思，怎样对国家人民的发展结果更好。正如大陆传媒学者展江所说：中国的媒体是喜鹊叫，外国的媒体是乌鸦嘴。
禅者眼中，万物皆美(2)
星云大师：
华人媒体的弱势，实际上反映的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弱势，大家经过反思，团结才能有力量。
长乐先生：《亚洲周刊》总编邱立本先生认为，目前全球华人紧密互动的暖流，也是信息传递的暖流。全球华人社会不再是割裂的信息板块，不再是彼此鸡犬不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相反的，由于亲情的密集交流以及商情的紧密联系，全球华人社会也是一个全球的信息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须臾不可分离。
华商张先生参与收购了香港、北美以及马来西亚等地的《星洲日报》、《光明日报》、《明报》、《亚洲周刊》、《南洋商报》等中文媒体。张先生是这么说的:“在自由贸易全球化的今天，如果没有强大的集团力量，中文传媒根本就无法跟其他同行竞争……”华人加大传媒的发声分贝，显示出不甘示弱的企图心。
整合、做大并不是垄断。垄断不仅限制了自身的活力，也会使全体华人媒体的活力受到影响。例如，香港只有香港无线、香港亚视两个电视台，其中香港无线是一家独大，通吃，跟“四大天王”等许多艺员都签了约，不允许他们在其他媒体上出现。这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香港电视的发展。现在香港立法会提出，如果这种电视管理方法持续下去，所谓“东方好莱坞”的地位想都不要想。
美国的电视业为什么发展那么迅速?因为美国很早就有规定，任何一个电视台自制的节目量不能超过12%，其他的88%要从社会上采集。这就扶持了媒体制作业，保证了鲜活、变化和多种观点并存。
意识形态是一道墙，佛教则是门窗
长乐先生：
《亚洲周刊》近期发表文章称：“当下，中国大陆经济学界、理论界关于反思改革的争论如火如荼。不过，从地方执政的高官到中央领导人，始终没有对这场争论直接表态。他们摒弃争论，绕过语言漩涡，超越政治标签，摆脱意识形态之争，着力解决具体民生问题。”文章认为，这是中国在政治上、思想上表现出更大灵活性的具体表现。
超越意识形态是中国走向科学和成熟的标志。对于华人传媒，如果说意识形态是一道墙，那么墙上一定要有可以互相来往的门，有可以透气的窗。佛教可以是门，是窗。
星云大师：真正的佛教是超越意识形态的。因为所谓的意识形态，只不过是为了方便分割而治所想出来的办法。梁启超说过，佛教的信仰，是正信而不是迷信，是兼善而不是独善，是住世而非厌世，是无量而非有限，是平等而非差别，是自力而非他力。
佛教因应时空背景变换与众生的不同需要，发展出各种不同内涵、形式、仪规的宗派。生活习俗、语言习惯完全不同的人，可以有相同的信仰和认知。在这个方面，国界不是问题，民族不是问题，意识形态更加不是问题。
长乐先生：这也是佛教“无我论”精神的现实验证吧。在中国历代文人看来，成佛即是成圣、即是做人的新境界。“不说过去未来，只说现在;不说出世，只说入世;不说神道，只说人事……满街都是圣贤，处处无非佛地。”
对于华人媒体来说，超越意识形态差异就标志着必须以华人利益为最高准则，对外，开展多边对话与合作;对内，则不能简单地以意识形态或社会制度的异同划线，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相互尊重，不搞争论。台湾东森媒体集团主席王令麟曾表示：“有人说，华文媒体不可能成为主流媒体，我的理想是打破这个魔咒。”他的话让我感动，也更坚定了我的信念。
星云大师：华人媒体在传播正知正见的路上，艰辛、责任与辉煌都是一体的。
佛教有所谓的“四依法”：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识、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法不依人，就是行为处世不依靠那些无常生灭的人为现象，而是遵循永恒不变的真理;依义不依语，就是从本质的角度把握事物的内涵，而不是执著于矫情抬杠、文字游戏;依智不依识，就是以般若智慧作为人生行为的准则，而不用一般的俗知俗见障碍自己;依了义不依不了义呢，就是秉持那些已经被生活、被历史证明了的真理，懂得辨别真伪，而不是盲目崇拜跟从。
佛陀当年定下如此“四依法”，现在看来，的确是用心良苦。只有依归正知正见，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才能探骊得珠，登堂入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