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乐先生：在我们看来，超越意识形态，就是把新闻回归为新闻，坚守客观真实性，秉持中间立场，争取中间读者，树立起华人媒体的正面形象。
瞻礼佛指，让中国率先统一
星云大师：
2500多年前的佛陀，涅槃后化为舍利，直到现在，他慈悲智慧的生命一直在世间流传着。金银财宝，再大再多，你看了以后，顶多只是惊奇地“喔”一声;但是当你看到佛指舍利，可能就会跪下来顶礼，可能就会涕泪悲泣，或是充满法喜。这表示你不但看到了佛指的生命，也看到自己的本心。这时我们就会知道，佛陀的大威力一直都留存在我们的心中。
长乐先生：当时您把佛指舍利请到台湾来，让其在台湾停留37天，大陆领导人做了很大的努力，也可以说是发了很大的佛心。佛指舍利请到台湾来以后，大师与之形影不离。“凤凰卫视”通过电视镜头将这个过程传播给了全球华人。人们赶到高雄来参加最后的送别，万人空巷。
星云大师：现场不下10万人。
长乐先生：大师登上飞机的那一刻，很多信众泪流满面。
星云大师：佛指舍利象征的是佛的总体，没有台湾、大陆之分。因此，我向大陆领导人要求恭请佛指舍利到台湾时，几乎台湾的政要、民间，一体恭敬。这个时候，海峡两岸虽是一海之隔，但是人民心意相通，血脉相连，可见中国人的亲情是分不开，割不断的。佛教最初从印度传播出来，传到中南半岛地区的，称为“南传佛教”;传到西藏地区的，名为“藏传佛教”;传至中国、韩国、日本等地的，则为“北传佛教”。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又相继有各宗各派的成立，举凡禅宗、净土宗等。之后禅宗走进了寺庙，而净土宗则盛行于民间。但我觉得，这样的分类太偏颇了，人们所需要的应该是综合性的佛教。
我一向倡导融合，可以说佛光山就是佛教的一个大同世界。在佛光山男众学部里，有来自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26个国家的人;有黑人，也有白人;有藏传，也有南传的学僧。女众的佛学院里，有初中毕业的初级班，也有大学的硕士、博士班，我们都给予培育。我知道你们“凤凰”也是包容四海。
长乐先生：如同一个缩影。“凤凰”的主持人、记者、评论员来自两岸三地、五湖四海，有的是大陆背景，有的是台湾毕业，有的是香港本地员工，我们的主持人曾被称为“一群完整意义上的中国人”。社会背景不同，甚至世界观都有差异。其中三十多位台湾籍主持人和记者，他们的政治观点与本台并不一致，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同心协力维护华人的话语权，我们的职业道德高于个人的政治立场。融和的氛围使大家取长补短，相得益彰。
“凤凰”的管理层也是中西合璧，就像“凤凰”的名字和台标，借喻凤与凰的阴阳交融，宣示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互补、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整合。
星云大师：21世纪是太平洋的世纪，是华人的世纪，所以华人应该首先宽大心胸，更加包容。用包容的方式敞开心胸，心胸有多大，事业就有多大。包容有多少，拥有就有多少。中国地大物博，心量要大，心大才能和大国的形象匹配起来。
长乐先生：大师这个开示非常精辟，我们有一句话叫“和谐世界，从心开始”。
文化冲突走向文化融合
长乐先生：
有一种极端的观点，叫“人对人是狼”。冲突论者说，同行、同事，都是你的对手。而文化与文化、国家与国家、企业与企业之间，从本质上说，都是竞争关系。世界上只有黑白两种颜色，各自都在千方百计地想吃掉对方，并已下定了“不是鱼死，便是网破”的决心。
星云大师：我们在社会上，有朋友，也有敌人。不一定是战场上两军对阵，杀得你死我活，才叫敌人。商场有商场的敌人，同行有同行的冤家，利益有利益的对手。敌人，不是以消灭他为最高手段。在战场上，最高的战术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甚至对于凶狠顽固的敌人，能感化至对方认错，也就不必再置他于死地了。诸葛亮“七擒孟获”，一次又一次地释放，为的是“化敌为友”;齐桓公把敌对的管仲待如上宾，故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还有，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病痛是自己的敌人，烦恼是自己的敌人。疾病虽是敌人，也要治疗它，甚至“与病为友”;烦恼虽是敌人，也要面对它，更要“转烦恼为菩提”。
长乐先生：现在西方文化在世界上所占据的阵地越来越大。有见地的西方学者也意识到这不利于人类的均衡发展。东方人也应看到这种差距的内因还在我们自身，要从制度上和方法上增加东方智慧及力量的比例。此外，我们也应当看到，文化虽有地域属性，受益者却是全人类。
星云大师：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偷袭珍珠港，虽然枪火大炮摧毁了美国的军事实力，但征服不了美国人。反而是现在，日本的TOYOTA汽车出口到美国，占领了几乎一半以上的美国市场，征服了美国的交通、经济。不过美国人并不认为这样不好，因为商品总是要经过市场的检验，全世界的国家彼此都在互相观摩，互相吸收对方的文化。
长乐先生：其实美国的强势文化也有消解、共融的趋势，比如奥斯卡评出华语电影《卧虎藏龙》为最佳影片;姚明已成为NBA的主力，被中美两国民众所津津乐道。尊重、体谅与包容，是文化继续传承与交流的三弦琴，用这琴才能弹奏出全新的乐章。
星云大师：俗语说“有容乃大”，愈伟大的国家，愈有“泰山不辞土壤，大海不弃细流”的胸襟。我云游世界弘法多年，既希望推动佛教发展“国际化”，又一直倡导“本土化”，但是我说的“本土化”是奉献的、友好的、增加的，不是排斥的、否决的。我在五大洲建立寺庙，就是希望通过佛教，给当地人带来更充实的精神生活。
长乐先生：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多元化走势，正像各个大陆板块上孕育不同文明的水系：密西西比河、尼罗河、多瑙河、恒河、黄河，最终是百川归海，九九归一。同样，东西方文化终将融会贯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东西方社会进步的路径，也将是殊途同归，长安罗马，大道相通。
七、管理
柔性管理 自觉管理 感动管理(1)
星云大师：
谈到世界和平，放眼当前社会，所以有诸多的纷争，不能和谐，都是由于人们不善于管理自己，尤其不懂得如何管理好自己的“心”;如果人人都能把“心”管理好，则促进社会和谐，不为难也。我以为，针对“和谐社会”这个主题，有几个管理的要点。
一是柔性的管理。过去西方一谈到“管理”，都是讲究“制度管理”，强调有组织、有系统、有计划、有目标的企业管理;然而在佛教里，除了重视组织、制度，佛教尤其有一套另类的管理办法，也就是以慈悲、赞美、鼓励来代替制度与规矩的“柔性管理”。世间上刚硬的东西不一定坚固有力，有时柔软的东西反而有意想不到的穿透力。例如，滴水可以穿石、温火可以融冰;乃至人体上坚硬的牙齿易断，但柔软的舌头不死不烂。可见“刚”虽然不是绝对的不好，为人“刚直”有时也有其必要，但刚而锐的东西容易斫伤，所以佛教讲“从来硬弩弦先断，每见刚刀口易伤”，柔性反而能够持久。佛教指导人坐禅，目的就是要培养柔软心，心地柔软的人才容易跟人融和相处，心性慈悲柔和的人，往往能制服顽强于无形。
“以柔克刚”的原理不仅可以应用在人事管理上，其实现在海峡两岸虽因政治因素造成隔阂，但事实上两岸都是同文同种，有着血浓于水的民族情感;两岸一衣带水，国土实不容分裂。因此，两岸统一是时代的潮流，也是必然的趋势;未来在“一个中国”的统一大道上，应该立足在“爱”与“平等”的前提下，如胡锦涛主席说：“和平统一，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而是平等协商，共议统一。”也就是彼此尊重、包容，透过柔性的沟通，如此才能化解僵局，才能和平统一。所以，和谐社会要讲究“管理”，但不是“强势”的管理，有时以“柔性”的攻势，更能发挥力用。
二是自觉的管理。自觉的管理，就是“心”的管理，也就是佛教的“自觉”与“自悟”。所谓“自觉”，就是自我要求、自我检讨、自我反省、自我发觉问题，继而要懂得自己解决问题。例如自觉自己说话不圆融、做事不周全;自觉自己经常对人过分要求，乃至对自己无法信守承诺等。因此，“自觉管理”就是举凡说话、做事，都要事先设想周全，不要事后懊悔，要时时觉得自己的形象重要，自己的品牌重要，所以要自我改进;尤其要“自觉”自己一生承受各种因缘的成就，故要感恩、发心，要懂得先“舍”才能“有”。
当初佛陀也是透过自觉才能成道，所以人生在成长的过程中，有时候需要父母的教导、老师的训诫、社会大众的帮助、长官的提携、朋友的勉励;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靠自己“自觉”。自觉就是自我成长，自我树立形象，如果自己不能自觉，光是依靠别人，就如自己的身体，血管里的血液是自己的，是自发的营养，对增进健康有最大的功效与帮助;如果靠打针、注射营养剂，总是外来的，利益有限。如果人人都能建立起自己慈悲、智慧、明理、乐观、忠诚、忍耐、守信等“形象”与“品牌”，自然能够建立和谐的社会。
三是感动的管理。人性是自私的，人有很多的烦恼，很多的意见，最重要的是面对不同的思想、习惯、经历、年龄、族群等，如何在这么多的差异之中，将人统摄起来，事实上是非常困难的。
有些人从事管理，善于以谋略在人我之间制造矛盾，然而一旦被人拆穿，就不容易为他人所尊重;有些人从事管理，喜欢用计策先试探别人的忠诚，但是一旦被人识破，就不能为对方所信服。所以最好的管理方式，应该是对人尊重、爱护，凡事“以身作则”，并且勇于承担及包容部属的不足或过错;能够用“感动”来代替“谋略”，用“施恩”来当做“助缘”，必然更能令人信服，更容易摄受人心。
长乐先生：佛教自创教以来，就有一套独特的管理学，主要以自我发心、自我约束、自我觉察为原则。可以说具“世间解”的佛陀，本身就是一个高明、一流的管理专家。我觉得管理不是命令，不是指示，不是权威;管理要懂得尊重、包容、平等、立场互换，要让人心甘情愿，给人信心，让人欢喜跟随，这才是最高明的人事管理。
柔性管理 自觉管理 感动管理(2)
过去听过一则“剩菜的故事”，一个母亲为了家庭、儿女，一辈子甘心情愿地吃剩菜，这就是一种“感动”的管理。感动的管理，不是用规矩来要求人，而是要懂得尊重、包容、平等，彼此立场互换，要让人“感动”后心甘情愿地发心奉献，所以感动的管理不是命令、指示、权威，而是要让人自动自发，是一种“无为而治”。
十年前的一碗面
星云大师：
突然想起十年前的一件事。那天，我们一行五人在日本的藤田机场出关以后，一直到东京市区，都没有看到一家卖素食的店铺。途中经过一家自称供应素食餐点的，在旁细看他们的佐料，也都是以鱼、虾熬汤，用葱、蒜调味，原来他们的“素食”观念与我们不同，只好作罢。
傍晚时分，饥肠辘辘。我提议买面回去煮，好不容易走到一家食品店，发现柜台前面排了一大队顾客。老板娘见我们是出家人，立刻合掌弯腰问好，问明原委后说：“此地没有面店，必须要走到对街的后面，然后……”
依照指点，我们赶快转身寻路。没想到还是没找着，只得又绕回那家店面。老板娘看到我们一脸迷茫地回来了，便向排队的顾客宣布：“对不起!今天要打烊了，害大家久等，请各位明天早来。”随后，她亲自带我们来到一家面店……我现在还记得，当时窗外寒风瑟瑟，我们每个人端着一碗热面呼呼地吃着，心里格外温暖。
长乐先生：这就是给人欢喜、给人方便的布施吧。
星云大师：也许有人会怀疑，布施既是给予，又怎能发财呢?其实我们应该了解，布施如播种，你不播种，怎么会有收成呢?佛教告诉我们，做功德就如种田，这块福田又分为悲田和敬田。以慈悲心救济贫苦大众，叫做“悲田”;对于长辈、师长、父母、国家，尽忠尽孝，叫做“敬田”。在敬田、悲田里面播种，都会有收成的。
长乐先生：我觉得佛陀的意象是欢天喜地，悲天悯人的。远在西天，又切近苍生。
星云大师：我们的国际佛光会已在配合联合国慈善工作，扩大公益面。比如投入南非希望工程计划、马拉维艾滋孤儿赡养计划的长期慈善行动;南亚海啸后第一时间启动“赈灾、救济、重建、心灵辅导”四大救助，认养五百名孤儿;在台湾花莲市慈济基金会捐骨髓验血累计突破了三十万人，成为亚洲最大的骨髓中心，捐赠骨髓上千例……说起来，我们也是在送给别人“一碗面”。
如果胜利意味着打败所有人……
星云大师：
有个故事是这么讲的。一个村子发生了械斗，非常惨烈，战到最后，只剩下一人，当这个人高喊“我胜利了”的时候，放眼望去，周围已是屋倒墙塌、血流成河。他找不到自己的家，找不到自己的儿女，甚至找不到一个给自己递一碗水的人……
长乐先生：是啊，这样的胜利还有什么意思呢?在现代社会分工日趋细密的当下，我们的思想和心胸正在承受被分割、被压缩的困窘，而由此所导致的后果就是，我们的视野越来越狭窄，我们的经验越来越局促，我们对胜利的解读越来越扭曲。而且，物极必反，强烈的压迫感总是要找到反抗的出口。于是，本位主义、民族主义的情绪就会日趋强烈。
星云大师：嗔恚的情绪有时就像一把野火，可能几丝风就会使它突然炙燃起来，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那些可以燃烧的分子还在，也就是根源问题没有解决。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还不肯用理智来调整自己的话，邪魔就会趁虚而入，把我们彻底俘虏。
这嗔恚的火，不是在外边，而是在自己的心内。嗔恚到厉害的时候，引起对人的怨恨，由怨恨而发出行为，对他人生出种种危害。从道德上看，这不是好事，从信仰上看，更不用说了。所以嗔恚之害，能灭诸善根。如果此时懂得“忍”，懂得世间一切都是自他平等一如，无你我之别，无好坏之分，有此忍的修养，嗔病就不容易生起了。
长乐先生：佛也说，无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当我们偏执于某个念头的时候，事情一定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而所谓的“无念”，也就是孔子所讲的“思无邪”。能够“思无邪”，才能“住烦恼而不乱”，才能够无欲而刚，才能够真正获得别人的尊敬。
在跨文化的交流中，文化冲突像河流一样浪花翻卷，无始无终。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些年来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文明冲突论”，并不是什么新的创见。但是，冲突是短暂的，交融是永远的。当冲突到来的时候，如何化剧烈为平和，化对立为共存，化恐惧为自信，化抗拒为接纳，是文化冲突各方在交往中应该寻找的最佳道路。
和解是历史的正途
星云大师：
佛教是讲因缘的，一朵花很美丽，美的不只是花的自身，还有绿叶的衬托。人在这世界上也一样是因缘共生的，如同父母养育我们，师长教导我们，士农工商供应我们……血统、文化、语言、教育、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多方面的充分融合，才铸就成了一个民族，所以我们要唤起海峡两岸的大家对过去中国文化的重新反思，珍惜现在的情谊，共同创造未来，共同争取中国人在世界的光荣。
长乐先生：在佛教和中国文化的融合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二者的包容性。尽管佛教在传播经典的过程中遇到过很多文化冲突甚至迫害，但最后还是依靠自身的更新能力流传了下来。这是否和它包容了相当大比例的中国文化有关呢?
星云大师：佛教有着和谐的性格，它和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和谐共通的内容。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曾说：“佛教具有群众性、民族性、长期性、国际性、复杂性。”现在看来，佛教更具有包容性、文化性、人间性、生活性、慈悲性。佛教不但能和世界所有宗教和平相处，而且也希望被国家的领导者运用，协助国家建设社会秩序，净化人心。
中国“儒释道”的发展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佛教不但融合了诸子百家，甚至融合了过去的中印思想，把传统与现代紧密结合，现在更涵盖了世界所有文化的精髓。因此，当中国文化融入佛教的精神义涵，未来举世文化将无能超越其上。
长乐先生：中国独特的“和”文化在当代世界格局中，显出了特殊的意义。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就是阴与阳对立统一，浑然一体，是中和适中，是和解和平，是善意包容，是坦诚和秩序。由此，我也尝试着提出华人传媒发展趋势的三个关键词：到达、超越、联合，用以共勉与自勉。
历经“文革”的中国人有过切肤体验：提倡冲突论或斗争哲学，最终受害的将是提倡者自己。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中写过：“洋人可以打一架之后回来握握手，中国人打一架可是一百年的仇恨，三代都报不完的仇恨!为什么我们缺少海洋般的包容性?没有包容性的性格，如此这般狭窄的心胸，造成中国人两个极端，不够平衡。”
现在，我们终于明白，和解、包容、多元才是历史的正途，才是世界的本质。
刚柔相济，东方与西方的中庸
长乐先生：
现在，“凤凰卫视”内部无论个人、部门，还是整体运作，都要把“规矩”立清楚。我们这一代大陆人受的教育是要“管得宽”，强调对整体的把握和责任心;香港的同事则更讲究责任内的事情尽责，决不“捞过界”。我们的规矩，就是要融合两方面的优点。在上市公司、电视频道的运作规则上，我们老老实实按规矩办，在规矩之内，你有多少个性，请尽情张扬。
要真正做到自然而然的境界，的确需要时间。这也是东西方管理的不同。同样都是追求公平性，东方讲究入情入理;而西方的管理依据是法规、制度。东方和西方管理模式的取向也不一样。东方表现得含糊合理，取其中庸，共性的东西多一些，更强调文化;西方的强调精确、理性，个性的东西多一些，注重制度层面。
星云大师：这样的话，效率就会有不同。树干很硬，树叶很软;骨骼很硬，脑组织很软——什么样的位置，就该有什么样的质地。同时，水遇寒时结冰，久聚乌云成雨，在不同的机缘之中，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长乐先生：“凤凰卫视”是我们与美国新闻集团合资创办的，也是香港的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管理规则必须共同遵守，但是我们也有自己个性化的管理方式。我们现在是在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管理模式中间，找一条最能发挥能量、最能展示身段的中性道路，崇尚刚柔共济。譬如，决策、预算、财务、投资等方面，基本上是西方的管理，为刚性管理，做得比较狠。而在涉及员工情感禀性的方面，更强调以人为本，根据企业共同价值观进行人文化的管理，也叫柔性管理。
我们的CFO叫KK杨，他17岁就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财务管理专业知识，完全是西方化的管理人才。他很严谨，所以我们管他叫“韦驮”——汉传佛教里面，站在弥勒佛背后、手里面拿着一根杵棍的佛。弥勒佛在大门口一坐，笑迎八方来客，大家都比较喜欢，但是没有韦驮的硬朗也不行。所以我们既有像主持人和管理层中间一些善于“笑迎八方客”的公关高手，也有像KK杨这样严格内部管理的人物。把这两个结合好，企业才有发展。
有人说，你们“凤凰”那么累，把女人当男人用，把男人当牲口用，靠什么激励队伍啊?当然我们有自己的方式。经济上的报酬高于国内媒体是其中一个方面，此外我们做媒体跟别的企业不一样，它落地有声，有互动，有呼应，这是一种最好的回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提倡表扬与自我表扬。我坚持一天至少要讲三句表扬的话，也乐意大家表扬自己。
星云大师：人都是有感情的，很多时候东方入情入理的管理方式也很奏效。佛光山有一个在家弟子，名叫朱家骏。他原本是军队里的通讯官，为宜兰救国团编辑刊物时，我发现了他卓越的编辑才华，便请他为我编辑《今日佛教》与《觉世旬刊》。他的版面设计新颖，标题引人入胜，突破陈年窠臼，在当年台湾的杂志界编辑艺术方面有着卓著的影响。
记得他每次到雷音寺为我编辑杂志时，我总是预先将浆糊、剪刀、文具、稿纸准备妥当。晚上睡觉的枕头、被单，也都是新洗、新烫。他经常工作到深更半夜，我都在一旁陪伴，并且为他下面、泡牛奶、准备点心。他常对我说：“师父，您先去休息吧。”我还是坚持等他完工，才放心回寮。遇有寒流来袭，我会将自己仅有的一床毛毯拿给他盖。
有些人惊讶地问我：“您是师父，怎么倒像侍者一样对待弟子呢?”
我答道：“他如此卖力地为佛教奉献所长，我怎么能不做一个慈悲的师父呢?”
菩萨心肠+现代管理
星云大师：
佛陀为了求得真正的解脱，毅然抛下荣华富贵，舍离一切五欲爱染，过着艰苦的修道生活。成道之后，他勇于挑战当时阶级森严的印度社会，以慈悲平等的真理，发出了“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的主张，后来又有“四姓出家，同为释氏”四海皆兄弟的宣言。佛陀慈悲平等的主义，终于为数千年来被奴役的印度人民带来了光明。
中国佛教到了明清时期，由于当政者的政策，逐渐演变成远离社会人群，封闭自守的山林佛教，使得佛教无法普度众生。民初佛教领袖太虚大师力排旧弊，倡导佛教革命，喊出“人间佛教”的革新口号。他认为学佛并不是渺不可及的事，将人做好，离佛也就不远了。我深受太虚大师的影响，渡海来台后，将“人间佛教”从寺院带入社会，从僧众带到信众，把佛法落实于生活中，期使“人间佛教”的理念发扬光大。
长乐先生：中国佛教史上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自隋唐以后，“禅宗”已成为中国佛教的代名词，而禅宗最核心处，就是把人心、自性归结为一切诸法的落脚点。后人还提出了一个“六祖革命”，认为它对“人间佛教”思想的出现提供了可能。
星云大师：佛陀出生、修行、成道都在人间，所以佛教也是人间的佛教。“人间佛教”是佛说的，人要的，净化的，善美的，是帮助人生幸福安乐的。五戒十善、六度四摄、慈悲喜舍、四无量心都是人间佛教的主要内容。
在印度，僧团是一个引导社会道德归趣、超越国家权力的出世间团体;然而在中国封建专制社会，一切都附属于政治而存在，随君主的施政方针而起伏兴衰。民国以来，太虚大师极力提倡人间佛教，一些年轻僧侣受到大师的影响，对未来佛教应何去何从有了新的体认，致力于推动佛教的现代化。
近来，佛教曾经举办不少义学，礼请名师大德为国家造育英才，也提供了各种医疗救济、教育、文化事业，造福社会。今后，只要能对国家民生、社会大众、经济利益、幸福快乐生活有所增益的事业，佛教徒都应该去做，这叫做普济群生。现代佛教的走向必定要合乎现代大众所需;现代大众不需要的，也应该是现代佛教所不取的。
长乐先生：我在佛光山走了一圈，领略到它的事业规模与管理，叹为观止。菩萨心肠加上现代管理，“人间佛教”好比是把云霞落成了地上的花朵。
星云大师：自从创建佛光山以来，我一直在为教育、文化、慈善的佛教事业而努力。开办培养弘法人才的佛教学院，以及一般的社会学校;办有出版社，编辑佛教丛书刊物，办报纸，设电视台;设立养老院、育幼院、诊所等福祉设施。佛光山是希望透过佛教事业的创办，为佛教开创新纪元。
如今，佛光山在美国创办了一所西来大学，已经加入美国西区大学联盟。它是中国佛教在美国创办的第一所大学，写下了中国人在美办学的历史新页，被《圣盖博谷论坛报》记者称作“佛教的哈佛大学”。当初玄奘大师将大法带回东土，我们不让先贤，在13个世纪以后，也推促了大法西传。很希望有远见、有抱负的青年都能来西来大学就读，让中国人创办的佛教大学能媲美常春藤名校，在美国扬眉吐气。
长乐先生：把东方文化融合于西方文化，在当今浮躁的物质世界里点燃的是智慧之灯，它所融洽的是族群关系，彰显的是人类文明。
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1)
长乐先生：
佛教和中国的儒教、道教一样，都是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向善的路径，它们的目的都是要提升人的自主意识。人间佛教所讲的“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其实就是把道家的“道法自然”与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达到“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直至“无为无不为”的深远意境。
星云大师：40年前，我初到台湾宜兰雷音寺弘法时，有一位熊养和老居士经常到寺里义务教授太极拳。他是江苏人，曾任阜宁县县长，在宜兰县颇有名望。
他的侄子熊岫云先生，是宜兰中学的教务主任。正逢熊老居士七十大寿，侄子特地备了一份大礼，向叔叔拜寿。熊老居士说：“我不需要你任何孝敬供养，只要你肯在佛菩萨面前磕三个头，念十句阿弥陀佛，我就心满意足了。”
侄子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哪里肯磕头拜佛呢?于是拔腿就跑。但是回头想想，叔叔是他在台湾最亲的人，心里又十分懊悔。为了弄清佛教究竟用什么力量，让威德并具的叔叔心悦诚服，从此以后，每逢周三、周六的共修法会中，他都会坐在宜兰念佛会的一个角落里听经闻法。起初，他双手抱胸，桀骜不驯地听我开示佛法，渐渐地，他会合掌问候。我没有特别招呼他，也不曾劝他信佛。如是六年过去了，在一次皈依典礼中，我看到他跪在信众中忏悔发愿。他告诉我：“六年来我不曾听您批评基督教不好，甚至您还会赞美。您的祥和无争，让我决定皈依佛教。”
长乐先生：慈悲爱仁的心境，是需要长期环境熏陶，才能结出硕果的。可以想见，若社会上贪吝争恶之风盛行，则人皆盗匪;若祥和仁容之风盛行，则人人皆佛。如果人人皆佛，我们也就不必再像陶渊明那样，隐居世外桃源了。
和中国的儒道思想相似的是，禅也并不把管理当做一种控制，而是把它变成教化或教育，强调人的自我管理与自我控制。佛教管理学是一种动态管理，其管理的重心落在了人的精神世界和思想领域，这不但于整个社会关系的协调有益，也能使内部关系融洽，减少内耗。
星云大师：一个信仰佛教的人，会处处为别人设想，认为大家都是好人，自己也不能做坏人。如果世间上每一个人都能有这种观念，相信这个世界是和谐的，人我之间就没有可争执的事情了。
举个例子说，张三把电风扇打开了，李四正坐在电风扇边上，于是大声说道：“喂!我已经感冒了，赶快关掉，要不就搬到你桌上去吹!”张三不服气地说：“你自己感冒，关我什么事!直接吹风，我也会感冒的!现在我这里的风很柔和，我为什么要把它搬过来?”两个人顿时吵得不可收拾。
长乐先生：有些矛盾其实是可以用机制来调节的。风扇的冲突就是由需求和供给的错位挑起的，也和机制的细化程度有关。我们来重新设想一下，如果给他们每人桌上都装备一个可以自行开关的出风口，那么吹还是不吹，张三自己决定就好了，根本不必争执;如果风又可以调节为微风、大风、涡轮风之类的，李四也就不至于担心感冒而干涉别人。
这是一个企业内常见的配置问题。许多问题的关键在于，规则确定，情感通融，是否把每个人都放在了他们自己觉得最舒适、最能发挥才能的位置上。
还有个例子，甲从外面进门，刚坐下，一阵风吹来，门“嘭”一声关上了。乙坐在里边看书，被这突如其来的声响弄得起烦恼：“进来也不会随手关门!”
甲反驳道：“门本来就没关，你怪什么?”两个人终于冲突起来。这也是个配置问题。在最浅显的层面来讲，办公室里人来人往，起码应该把门固定在最方便员工使用的状态，这样才不至于成为员工之间争执的由头;而这些事，需要专业分工人员负责解决。
我们常常津津乐道一些高科技企业的工作环境，比如可以穿着拖鞋上班，可以在公司里睡觉，公司里有餐吧之类，或者像很多欧洲公司，公司高层的家人医疗、孩子上学、度假、养老统统都由公司安排好。这些其实都是为了解除员工的后顾之忧，使他们不必在工作之外消耗不必要的精力，从而最大限度地把热情集中到公司业绩上来。这当然也是人性化管理的一部分。
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2)
我们一直在学习佛陀的精神，强调人的内在悟性和中庸。在具体行为上，强调合作而不是竞争。因而，我们在管理决策的制定和具体实施方面，力图统筹兼顾，避免偏颇和极端。选择了“从心”的管理，就是尊重心灵与个性，着重对心灵、思维能力、才智的开发，而不是用数不清的管理条文织成一张束缚人心的网。
星云大师：每一个人都有佛性。管理者就是让每个员工都有机会认识自身的佛性，认识自身的能力与智慧。
西方的一分为二，东方的二分为三
星云大师：
在这个时代，佛教要想有所发展，也要与时俱进。但是，佛陀早已经确立了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六和敬”法则。僧团因为奉行“六和敬”，得以和乐清净。
长乐先生：精神总是能历久弥新。“六和敬”对今人也定有参照启示。
星云大师：“六和敬”不仅是建立僧团的重要基础，推而广之，也是建立清净和乐的佛化家庭，乃至安和乐利的社会的重要根基。佛教僧团的管理方法在“六和敬”之中，即以揭橥思想统一(见和同解)、法制平等(戒和同遵)、经济均衡(利和同均)等为管理要点。略述如下：一、身和同住：在行为上，不侵犯人，就是相处的和乐。彼此互相帮助、尊重、包容;遇有疾病，相互照顾，平等共居，和合共住。
二、口和无诤：在言语上，和谐无诤，就是语言的亲切。说话恳切，言语柔和，和平共处。
三、意和同悦：在精神上，志同道合，就是心意的开展。不比较人我得失，不计较是非利害，心意的和悦才是当下的净土。
四、戒和同修：在法制上，人人平等，就是法制的平等。受持戒法，进退有节，仪礼有据，行住坐卧，威仪庄严。
五、见和同解：在思想上，建立共识，就是思想的统一。舍去分别执着，彼此见解一致，达成共识，此乃共同成就之前提。
六、利和同均：在经济上，均衡分配，就是经济的均衡。不论是经济上的财利，或知识上的法利，大家受用均等。
长乐先生：这个“六和敬”，的确是团队柔性管理的一个境界。现代西方管理学现在也讲到“人性化管理”，这种管理思想的根应在东方，它和我们传统的中华文化如出一辙，和古老的佛教教义也是息息相关。
我认为东西方柔性管理和刚性管理有两点不同：首先是思维方式上的不同。西方的管理思维是一分为二，它明辨是非，一定要追究对或错;东方是二分为三的，它会寻求一个中间路线，不去追究是非，或者说也难以分清晰是非。 其次是目的上有差异。西方的管理目的是要解决问题，东方管理是要化解问题。化解问题和解决问题是不一样的。解决问题，有的时候会治标不治本，解决了一个问题，又会出来另外一个问题，问题越解决越多。而化解问题，有些类似中医治病。
星云大师：如果不能理清客观真相的线索，找出问题的根源所在，那就容易深陷其中。而只有随顺自然，掌握规律，才能找出根治问题的最佳途径，使问题转化成契机。大珠慧海禅师说：“饥来吃饭，困来眠。”就是该吃饭的时候吃饭，该睡觉的时候睡觉。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过去，释伽牟尼佛创立教团，就是用戒律来管理。佛法传至中国，祖师大德遵循佛陀制戒的精神，创丛林，立清规。大家共同遵守，就可以安心办道，清净无诤，生活得很自然。
长乐先生：在学佛的过程中讲究的是三学，就是戒、定、慧。在佛光山非常完整地保留了这三学的体系，它在执行中是不是很艰难?
星云大师：不艰难。一个教团的存在，必须遵守戒、定、慧三学。戒就是规矩，定就是安心，慧就是悟道。既不悟道，又不安心，又没规矩，就不像修行人。
我年轻时就意识到，佛教最大的弊端就是没有制度，不但服装不统一，出家、剃度、传戒、教育等也都没有严密的制度。因此我从开创佛光山以后，就一直很重视制度的建立。
唯有健全的制度，才能健全僧团，才能带动佛教的复兴。但是制度也要与时俱进，必须“因时、因地、因人”而定，不能迂腐、守旧。我认为佛法真理不容更改，根本戒可以保存，一些不适合现代社会需要的“小小戒”，应该加以弹性调整。
提到佛教，一般人总认为信仰佛教必须守戒，于是这也不行，那也不能，很不自由。其实，守戒才能自由，因为佛教的戒律，与人性是相通的，其根本精神是不侵犯;只有在不侵犯的基础上进而尊重别人，才能享受真正的自由。
不管理就是高明的管理
星云大师：
禅堂，一朝风月，万里晴空。从四面八方而来，感觉身心疲倦的人，想要重新调整，就进到禅堂。当然，报名、登记、进堂、出堂，都有一些规矩。他奉行这些规矩，就感觉到这是理所当然，心安理得。大家在这里彼此平等，没有差别待遇，平等就能快乐。
长乐先生：今天有幸参观了整个斋堂进斋的情况，尽管之前我们也见过一些内地的、香港的斋堂，但是在佛光山看到的这样一种戒律或仪规的遵循非常令人震撼，五百多人的大场面，听不到杂音。在诵经的过程中，大家都是那么端庄，那么虔诚，包括他们排队走在去斋堂的路上，那样心平气和又步伐整齐。这样的管理是一种内功，在管理中体现出来对人心的管理，对人的教化的管理，是丝丝入扣的。
星云大师：道场的管理与国家的管理尚有不同。国家要用强制性的外在的法律来管理，犯了罪就要受到制裁;佛门的戒律和规矩却是发自内心，心甘情愿的。比如排队，是大家自觉自愿地排队，没人强迫;吃饭不可以有声音，不要说五百多人，有时候几千人一起吃饭、办活动，也是这样。初学佛的人无形中也会被这种规矩、气氛所震慑。大家都以这个模式规范举止，相当于火车行驶在轨道上，飞机飞行在航道上。
长乐先生：我们排队到斋堂，看到队伍中间有出家众也有在家众，有黑人也有白人，还有印度来的一批学者，他们在这里同样的如鱼得水。汉传佛教文化体系与来自五大洲的朋友进行沟通和对话，场面上，我们感受到了中华佛教、中华文化的力量;细微处，却体现出管理的力量。
星云大师：其实，不管理的管理，就是高明的管理，最高的管理，是自己管理自己。中国过去的佛门丛林，组成分子早先来自社会各种行当，甚至还有江洋大盗。可是，很奇妙，只要进入丛林，进入禅堂，大家统统一样守法。在禅堂里，目的是让人开悟。但是，开悟不是那么简单，如果自身条件还不具备，心灯就不亮。所以，参禅就是要耐烦，忍耐，让禅心慢慢地融入。三个月后，再去观察，整个人的气质就不一样了，因为静下来后心境就柔软了，不像过去那么急躁、强硬。自在解脱，所以身心快乐。
长乐先生：尽管您已经从管理的一线完全退出了，但是您所形成的这样一种体系、一种制度，包括您的这种心态，留给了后来的管理者。
星云大师：佛教是一门最好的管理学，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都是管理专家。阿弥陀佛把西方极乐世界管理得那么美好，没有坏人，没有交通事故，没有政治迫害，没有经济恐慌。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让众生没有畏惧，随类应化，观机说法。
很多佛教经典，都可以应用于人间的管理。《佛说孛经》就是一部政治的管理学;《维摩诘经》就是一种社会的管理学;《地藏经》就是地狱的管理学，《弥勒上生经》就是天堂的管理学。
管人难，管心更难
长乐先生：
每个企业面临的环境条件千差万别，企业性格也大相径庭，而成功的企业都有相通之处，即大多可归结到“人”上，“人”又可归结到“心”上。
星云大师：管理的妙诀，首先须将自己的一颗心管理好，除了让自己的心中有时间的观念，有空间的层次，有数字的统计，有做事的原则，能合乎时代与道德以外，更重要的是，让自己心里有别人的存在，有大众的利益。这样才能够将自己的心管理得慈悲柔和，将自己的心管理得人我一如。以真心诚意来待人，以谦虚平等来待人，才算修满“管理学”的学分。
长乐先生：很多企业家都有这样一个困惑：一方面热心于公益事业，有文化取向，但同时又要追求企业盈利，维持良性循环，所以还要有非常强的企图心，这是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不过从大师的佛学角度来说，我们应该用平常心来对待各种事物。那么怎么才能将平常心和企图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一个很好的平衡呢?
星云大师：你讲的平常心，就与禅心相应了。我认为对公共的事业，对国家社会大众的事业，要有企图心，但是，对个人的功名利禄就要有平常心。所谓用平常心看淡，就是不那么计较，不那么着急，也就是有出世的思想，如此才能做好事业。台湾有一家天下文化公司，为企业界出版了很多书刊，书中提到过去一些企业的经营策略叫“红海策略”，就是大家竞争得你死我活。现在企业界也觉悟了，与其竞争到最后两败俱伤，不如提倡“蓝海策略”，就是让大家和平友爱，你帮我，我帮你，皆大欢喜。
长乐先生：现在企业竞争是很激烈的，各种类型的企业之间都有明确的竞争目标。在这种环境下，怎样做到大师说的双赢呢?比如说现在常常提到的“迎合”，既要“合”，又通过“迎”来“合”。还有就是“竞和”，在竞争中做到和谐。我想从大师这里获得一些新的解读角度。
星云大师：好比武林人物，虽然武功盖世，也不会无端伤害别人、消灭别人，为什么呢?因为即使胜利了，也胜之不武，消灭了，以后就没有对手了。所以，不管文治武功如何兴盛，人才是最重要的，尊重、包容是基本的，愈上位的人愈要谦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