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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名人一起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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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经典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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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凝第一次看《静静的顿河》，就是在卖书的行列里。一边看书，一边盯着前边缓缓移动的队伍。收废品的叔叔，你慢些，再慢些，让我把这本书看完吧！终于，前边的人走尽了，面前一只大麻袋，把铁凝最珍爱的朋友收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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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凝：经典的，耐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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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凝其人
铁凝，女作家。1957年生于北京，祖籍河北赵县。1975年于保定高中毕业后到河北博野农村插队，1979年调保定文联《花山》杂志任小说编辑，后到河北省作家协会专事创作。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玫瑰门》、《无雨之城》、《大浴女》，以及中、短篇小说、散文、电影文学剧本等300余万字。其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哦，香雪》、《六月的话题》分别获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其散文集《女人的白夜》获得首届国家级大奖--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永远有多远》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和首届老舍文学奖；根据其小说改编的电影《红衣少女》、《哦，香雪》先后获1985年中国电影"金鸡奖"、"百花奖"及第41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青春片最高奖。部分小说已译成英、法、德、日、俄、西班牙、奥地利、丹麦、挪威等文字并出版。
铁凝有三种身份角色：政治身份、作家身份、女性身份。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要使这三重身份和谐统一而不发生异化，这是一种很高的人生智慧。
法国著名文学家罗曼·罗兰的作品可能很多人都读过，包括那部《约翰·克利斯朵夫》。但这么多年过去了，又有谁能清楚地记得这部作品扉页上的题记写的是什么？“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湮没罢了；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铁凝就记得。
当问及铁凝在她人生的某个阶段对她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时，她毫不犹豫地把这部四卷本的小说排在了首位。
作为当代著名作家，铁凝早已为读者所熟悉，而她四次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人生经历，也许读者还不知道。1975年，年仅18岁的铁凝就入了党；1987年，铁凝当选为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92年，铁凝再次当选为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之后，她又参加了党的第十五次、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毫无疑问，这在中国当代的文化语境中，意味着一种很好的政治荣誉。
对女性感情、命运的关注，对铁凝来说是一贯的。作为一个女作家，铁凝当然有比较自觉的女性意识，她的作品也鲜明地体现了这种意识。
铁凝有三种身份角色：政治身份、作家身份、女性身份。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要使这三重身份和谐统一而不发生异化，这是一种很高的人生智慧。而这种很高的人生智慧的背后又有着几段非同寻常的阅读生活。
时代虽枯燥阅读生豪气
还是在上初中的时候，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在那个“好书不能公开上架”的时代，阅读是贫乏的，除了内容空洞的课本，铁凝无书可读。那段时期，没有阅读的生活让铁凝备感压抑。所幸她的家庭残存下几本“不合时宜”的文学名著，给她带来些许阅读的快感。那些文学并不是为一个孩子预备的，书中的内容与她所能感知的生活相距甚远，而且她也并不能完全理解那些人物和故事的幽远意蕴，但她却陶醉其中，体味到莫可名状的幸福。其中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尤其令她难忘。
《约翰·克利斯朵夫》是对一个音乐天才艺术发展过程的精雕细琢的记录。罗曼·罗兰描绘书中主人公的心灵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约翰·克利斯朵夫》牢固地建立了罗兰在20世纪早期文坛的声望。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经历也就是每一个丢掉过去、开拓未来的天才人物的经历。1915年罗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主要是由于《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巨著。这本书扉页上的题记——“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湮没罢了；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震撼着一个少女稚嫩的心，让她第一次清晰地渴望自己的灵魂美好高尚，渴望自己能对这个世界有所作为。尽管在当时，铁凝并不知道她能够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也许，这便是文学的魅力吧。它在课堂之外，在你的个人生活里悄悄地开启着你的心智，拓展着你的视野，丰富着你对大千世界的认识，涵养着你的审美情趣。铁凝以为，一个人心灵的健康成长，是应当有那些真正出色的文学作品为伴的。在那个阅读贫乏的时代，人还能有缺点，人还能以别的方式存在，铁凝觉得眼前一亮，生出一种豪气。原来真正的英雄有时候也有卑下的情操。
这本书虽然算不上铁凝最喜欢的一本书，但在那个特定时代，枯燥的课堂不能给的东西，这本书给了她，起码能让她在郁闷的时候，有了一点自以为是精神力量的东西。罗曼·罗兰所塑造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形象和他所说的这些话，给铁凝以激励，让她仰起头，重新看一看头顶的天空，太阳还在明朗朗地照耀着，只不过太阳和风雨雷电同在。这本书使铁凝坚信：黑暗总会过去。
阅读渠道多仍有小遗憾
阅读对铁凝有着太强的诱惑，她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阅读了很多经典的文学作品。
铁凝对自己读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印象非常深刻。那是她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应该读书的时段没书可读，文化大革命几乎把书全毁了。有一天铁凝买了一本《欧阳海之歌》，那会儿这本书在班上流传，铁凝经常在午睡的时候偷着读，结果还被老师没收了。当时这本书没有看完，至今回想起来铁凝仍觉得是一个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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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凝：经典的，耐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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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上中学以后，铁凝从北京回到了保定，又有了读书的机会。那时学校斜对面有一个造纸厂，造纸厂里有很多回收来的书。有一些调皮的男生，经常从窗子里钻进去偷书玩，铁凝知道了，就借来看。这里的书有很多都是世界名著，像莎士比亚、巴尔扎克、司汤达、契诃夫、梅里美、巴奥托夫斯基等大作家的作品都被铁凝借过来读了一遍。有的书太好了，铁凝干脆就不还了，据为己有，所以那会儿铁凝收藏了不少好书。
中国当代的一些优秀作家的作品，铁凝则是从那些供批判的油印册子里面读到的。像《长长的流水》，铁凝是一口气读下来的，看完了合上书，才发现封面上用黑体字赫然标着“批判刘真作品集”，人名被倒过来，还打着叉。
后来的阅读稍微系统一点。父亲发现铁凝的书包里总是塞着一些书，就给她开了一个书目，从历史开始，中国通史、唐诗宋词、四大名著、明清散文；外国的文学作品则包括托尔斯泰、契诃夫等大作家所有的短篇。家里没有，父亲就通过关系从已经封了的市级图书馆借，读完了再还回去。当时铁凝还不明白父亲的用心。父亲让她背唐诗，她也不背，当时铁凝觉得父亲是家长作风。这一点点古典文学的基础，对她的写作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要说到真正的自由阅读，则是在70年代后期，那会儿国家出版了一大批国内外的很好的文学作品。铁凝还清晰地记得当时在书店排队争相购买的情形，因为整个中国都要补课。那一刻，铁凝在阅读的世界里真正地放飞了。
卖书虽心疼也有幸福时
铁凝酷爱买书，但是不爱卖书。只有一次，是迫不得已。
那是她上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课停了，没书可读。父母都被集中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铁凝就被送到了北京的外婆家。
那会儿谁的家里都不敢藏书，铁凝有个任务就是推着小车去废品收购站卖书，有资产阶级标志性的书都得卖掉。那时，废品站的生意可真兴旺，卖书也要排好长好长的队。排队对于铁凝来说就是一个看书的好机会。铁凝第一次看《静静的顿河》，就是在卖书的行列里。一边看书，一边盯着前边缓缓移动的队伍。收废品的叔叔，你慢些，再慢些，让我把这本书看完吧！终于，前边的人走尽了，面前一只大麻袋，把铁凝最珍爱的朋友收走了。
那次卖书，给铁凝印象特别深刻，因为第一次有了特别心疼的感觉。理智上知道这些书都不应该再读了，但是要把这些书卖了，实在是心疼。当时读书纯属兴趣，没有什么目的，就是看故事，不是为了将来做什么才去读书，但当时就是这些书，给铁凝的生活带来了微笑。铁凝在书的世界里遨游，完全忘记了外面正在进行的“革命”。
在那段时期，铁凝读过的作品中印象最深的是孙犁的作品。那天卖完书回到家，铁凝在外婆家的床缝里发现还掉了一本书，没有书皮，就拿来看，一下就被作者的语言吸引了，尽管看不懂，但就是莫名其妙地被吸引了。很久以后铁凝才知道这本书是孙犁先生的《村歌》。
一个小说家读书最好“杂”
作为一个小说家，铁凝对阅读的观点是，读书不能带有太强的功利心和太具体的目的，特别是一个小说家，除了小说，之外的一些东西也要读，它可以开阔你的视野，可以使你的生命双倍延长，从另外的书里你可以获得另外一种生活，其实你的生命也就丰富了。所以，阅读在铁凝的个人生活里是非常重要的。“对一个小说家来说，读得越杂越好，应该多读一些小说之外的书。”
另外，铁凝认为，读书还得从兴趣出发，不喜欢不要去硬读。“读不下去，你怎么获得营养啊？也许随着年龄以及阅历的增长，你会发现你漏过了一些值得你去读的书。所以，也不要太过排斥。”
铁凝的一大部分阅读其实就是她个人生活很愉快的一部分。“人的读书生活中要是有这种成分在里面会很自然的，也会很愉快的。任何一本好书给读者的营养是缓慢渗透的。”铁凝说。
铁凝未来的阅读计划就是读经典。经典的，耐读。
铁凝书语
任何一本好书给读者的营养是缓慢渗透的。
长篇小说是“命运”，中篇小说是“故事”，短篇小说是“景象”。
给女性代言
农村少女“香雪”和那件“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成就了铁凝，也成为她对女性感情、命运关注的开始。作为一个女作家，铁凝当然有比较自觉的女性意识，她的作品也鲜明地体现了这种意识。《哦，香雪》描写一个农村少女香雪在火车站用一篮鸡蛋向一个女大学生换来一只渴望已久的铅笔盒，表现了农村少女的纯朴可亲和对现代文明的向往。同年，中篇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真实地描写了一个少女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和纯真美好的品格。而1988年完成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玫瑰门》，是铁凝致力于女性历史命运书写的力作。它通过以司绮纹为代表的庄家几代女性的命运，揭示了女性生存与现代历史及社会秩序之间的深刻矛盾。它一改铁凝以往那和谐理想的诗意境界，透过几代女人生存竞争间的较量厮杀，彻底撕开了生活中丑陋和血污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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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凝：经典的，耐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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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凝说，文学虽然不再具备指点江山的功效，但还是可以对人们的精神生活起到很大作用，作家还是应该为捍卫人类精神的高贵、心灵的美丽而写作。她写的故事人物千变万化，但其内核是不变的：好奇善意，积极向上。
她说：“写作对我而言是一种使命，我别无选择，只有写作才能使我获得满足感、成功感和乐趣。写书是希望带给读者快乐，如留下一份礼物。”铁凝是怀着这样的美好愿望从事文学创作的，难怪读者能从她的作品中获得美的享受。今天，铁凝仍然离不开“体验生活”。她说：“我能够像农民对土地深深地弯下腰去那样，对生活深深地弯下腰去，以更宽广的胸襟营养心灵、体贴生活；不敷衍我们所处的时代，不敷衍我的笔、我的灵魂、我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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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我为芹苦60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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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其人
周汝昌，著名红学家。本字禹言，号敏庵，又字玉言。1918年生于天津。燕京大学西语系本科、中文系研究院毕业。解放后任教华西大学、四川大学外文系。1954年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研究员。
周汝昌不仅是继胡适等红学先辈之后新中国研究《红楼梦》的大家、享誉海内外的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而且是古典文学研究家、书法家和诗人。他平生精力倾注于中国文化与诗文书画理论之探讨，博学强记。著述宏富，研究深广。曾评注校订过唐宋诗词、《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名著。己出版著作三十余部。1953年版《红楼梦新证》为其第一部也是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以开创意义及丰富详尽在红学界享有广泛持久的影响，被誉为"红学方面一部划时代的最重要的著作"。其后的《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石头记会真》、《红楼夺目红》、《曹雪芹画传》、《红楼小讲》、《定是红楼梦里人》、《红楼十二层》等十几部红学著作，展示了他在红学领域不同层面所取得的创造性成果。
曹雪芹痴迷，写书用了10年；周汝昌更痴，研红用了60年。同是痴人，则有了性情上的相通，文学的研究不仅仅是技术活，更重要的是性灵的参与、灵魂隔世交流的能力。因此，也许没人能比周老更对《红楼梦》的文本敏感了。
采访周汝昌有些难度，先是他年龄已大，体能有限，他的女儿周伦玲替他挡了一回驾；再者是及至见到周老，发现他“耳目已坏”，几乎不能交流。但周老说:“你有问题可以对着我的耳朵喊！”本文就是用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喊”出来的。
如果没有在现代文学馆的数次演讲，也许我们会把周汝昌仅看成一个历史人物，他更像现代文化馆里供奉的人物群像之一，少了些现实的鲜活性。而周老在文学馆演讲的现场反应，却否定了这一点。周老讲《红楼梦》的时候，所获得的掌声是所有演讲者中最多的。
“我已不是红学界的人了”
周汝昌是当今最重要的红学家，是考证派红学的集大成者。不知道周老是否会觉得这个定位过于狭窄。他生于1918年，1947年即着手研究《红楼梦》，后人对于周老的了解，几乎就局限于“研红”一项事业。但记者在不止一个地方看到他说“我已经不是红学界的人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白呢？周老说：“我研究的其实不仅仅是红学，我主要研究的是诗学、书法、中华文化学。”有人曾抱怨周老将“红学”转变成“曹学”了，其实也与周老这个宽泛的研究范围有关。他认为研究《红楼梦》不仅是研究遣词造句，更要研究《红楼梦》所折射出来的所有历史信息，这些信息无疑都承载着传统文化。周老除了进行上述研究之外，还是一个外文教师。他说：“从去年到今年，我一直在用外文给外国客人讲《红楼梦》。”
这一层原因之外，其实还包含着其他因素：国内人对“红学”一词并不是都抱有好感。这也许与历史记忆有关，向来红学研究就与政治的联系过于紧密。再者，周老告诉了记者当今红学界的沉闷。这沉闷包括学术方面的沉闷：现在红学研究进展缓慢。“有时候会出现一些红学著作，但无论其规格还是品质，有价值的不多。”
另一方面的沉闷则是来自学术界的环境风气。“为什么我说一句话，大家亿万双眼睛盯着，议论，围剿？如果是严肃的批评我欣然接受，可是我遭遇的都是非学术的话，漫骂、造谣、攻击，所以我说，我最好还是离开这个所谓的界，我是界外人。我弄自己的学问不是很好吗？”
《红楼梦》抄本的两个线索
红学曾是显学，但研究者的生活却并不“显”。进入周老家中，发现家里的布局摆设，仿佛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面貌。旧沙发，旧桌椅，周老用的茶碗、茶托以及盖子是零散拼装起来的。非常简朴，但仍然古色古香，有一种“暖老温贫”之美。这种美自然是文化蕴育出来的，使人想起《诗品》里说的：“神存富贵，始轻黄金”。
这样的环境最适合扯闲篇。记者想知道红学研究中的实物考证有没有新进展，并无意中对周老说，不久前听朋友胡扯，说《红楼梦》的原稿抄本可能在四川资中县，晚清时候四川有个铁路事件，斩了一个北京去的满族官员，手抄本极有可能是他带到那里的。
“哎呀，你说的这个我还不知道！我跟你说实在的，我知之就知之，不知就不知，这个说法我一点都不知道。但我马上可以回答你，这个可能性是不小的。为什么呢？你说的那个人叫端方，满洲人，别人的记载就是他有一本真的《红楼梦》，你知道那个脂砚吗，那也是在四川发现的，我认为那都是端方带过去的！而这个抄本一直都没有下落，这是一个重要的线索！”
周老提到另外一个线索：当年重庆北醅西南师范学院的吴则虞教授亲自告诉过周老，李慈铭《越缦堂日记》里所见的那个80回以后完全不同的那个本子，也在四川，他对那个本子非常注意。“他亲自告诉我，他认识藏真本的人的儿子。那人当时做中学教员，而这人脾气古怪。吴教授的判断是，这部书还在这个中学教员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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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我为芹苦60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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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篇不闲”与新书
“闲篇不闲”，其实是周老研红的一个重要特点。对奇闻轶事的提及与兴趣则无意中遵循了考证派红学的内在逻辑。现在有人说红学已出现学术危机，以海外的余英时为代表。周老说：“这种向外找材料的倾向在考证派红学中尤为突出。一旦新材料不复出现，则整个研究工作势必陷于困顿。”
历史上的红学可粗分为三派：索隐派、阶级斗争派、考证派。后者大致以胡适为开端，鲁迅也有参与，最后周汝昌将此学说推向最为丰满的阶段。考证派认为《红楼梦》是作者的自传，这也是有人说周汝昌“将红学蜕变为曹学”的原因所在。
搜寻曹雪芹的生命遗留成了考证派红学的重要命题。这里面也包含着文化心理学的重要因素，即搜寻遗迹是我们心灵的内在需要。而周老对曹雪芹的多年考证，几乎就集中在《曹雪芹传》里。实物考证对红学意义重大，这一点即使余英时也不能否认。比如，周老认为后四十回是高鹗的恶意制作，其低劣主要不是文辞的低劣，而是与前面的文字具有完全不同的精神境界，但也有人否定这个观点，认为高鹗基本上继承原意，若没有实证，这个问题似乎将成为永久性疑案。
余英时认为，红楼梦里面有两个世界：乌托邦的世界（大观园之内）和现实的世界。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周老多年将大观园“现实化”的考证工作似乎就失去了意义。其实，两种观点都退一步，则都可存立，小说笔法不可能完全写实，但即使想写一个理想世界，其中也必定有现实的影子，不必如此剑拔弩张，完全敌对。而记者发现周老新出的《红楼夺目红》里，有一篇《大观园哪里“理想”》，也许就是针对余说的反驳。
余英时还认为，以后研红的方向应该是注重对文本的研究。而《红楼夺目红》的出版，“字字紧扣文本”。有人说，“周汝昌什么都研究，就是不研究《红楼梦》。”此书的出版颠覆了这一说法。周老对文本的注重，也许不是随意的学术转向，也并非受谁的启发和鞭策，而是红学研究的内在逻辑性“逼”出来的。周汝昌已85岁高龄，竟仍有能力把握和引领红学研究最有生命力的一个方面。
也许是随着新材料的减少，周老年事渐高，体力精力都不允许他再去翻检、查阅、寻访旧迹，这反而使他从一切烦琐考证中解脱出来，回归文字本身。周老是离曹雪芹最近的人。曹雪芹痴迷，写书用了10年；周汝昌更痴，研红用了60年。同是痴人，则有了性情上的相通，文学的研究不仅仅是技术活，更重要的是性灵的参与、灵魂隔世交流的能力。因此，也许没人能比周老更对《红楼梦》的文本敏感了。
“研红务必先研心”
周汝昌是第一个将红学研究从文学研究上升到文化研究的学者。他写过一本书叫《红楼梦与中华文化》。这个命题令笔者产生疑问：中国文化正统是儒家文化，而曹雪芹似乎是反对它的，因为这些悲剧恰好是它造成的，而挽回这个残局的并不是儒家内部的力量，或者说，当世事让人极度痛苦的时候，书中往往会出现一些道家或者佛教的人物形象，这些似乎是《红楼梦》里的精神出路。曹雪芹到底是否认同中华文化呢？
“你的这个提问是自然的。我怎么回答呢？第一，他们说曹雪芹反专制，不可能！那时候没有这样一个概念。第二，贾宝玉也并不叛逆，《红楼梦》写的礼法、尊卑、主奴、等级，严格极了。贾赦让宝玉进来，进来以后，两个低辈马上站起来，迎春不动，因为迎春是姐姐。一个宴会谁坐哪个位，主次分明，最注重礼法。曹雪芹不是反，是说有‘伪’，说那都是假的，都是一个表面，那个礼都是应酬、巴结、借权势。而真正的礼是人与人的关系：怎么对待人，怎么看自己。贾宝玉说：我不值什么，我怎么都行。彩云说王夫人房里犯贼了，要发现了那可不得了，偷东西的就完了，这时候贾宝玉说，这个东西是我拿的。他处处为人，处处关怀。‘大旨谈情’，说的就是这个情。这怎么能说是反呢？怎么能说是叛呢？你要是把这个扣解开，你就会恍然大悟，啊，这才是中华文化的真精神。”
周老话语间充满激情，而他言简意赅所谈及的，完全就是李泽厚“情感本体论”所着重阐发的核心内容。可以断定他没读过这个概念，他也无须别的支援，这全是他以80余年的生命经验自然感知到的，只是他没有将之假以名目。周老基本不接触现代的文化产品，他家里的书无一例外，全是古书。他说:“我自己是在燕京大学西语系毕业的，对英语有很深的造诣，但我不喜欢现代那些受西方影响很大的作品。”
学者们从事传统文化与红学的研究，大多是一门职业，技术性的参与更多。而周老研红，不但有外在的索引考证，还有其生命本体的亲身实践。他不但是传统文化的研究者，还是它的载体，他身在其中，因此他从研究过程中获得的滋养将比任何人都多，这是他与现在以及以后更多的研究者相区别的一个地方。这是其有利的一面。而不利的一面也由此产生，因为身在庐山，不能旁观，对于传统文化的研究就会沉溺，批判少而包庇多，而感性对理性判断不时出现的僭越，也是周老研究文章中常有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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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我为芹苦60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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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周老本身也将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除了他的红学贡献之外，他身上携带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据说，当他在现代文学馆做演讲的时候，听众特别多。大量的听众涌入文学馆，这不仅仅是红学的魅力，他们也是为了看一眼周汝昌，如同拜谒一段即将被时光拆除的古城墙。它是这个时代少有的古典标本。可以预设有一天，他也将成为被研究的对象。
周汝昌书语
自幼苦无书读。父亲“书斋”里所有的典籍书目是：一部《古文观止》、一本《千家诗》、一函石印的写刻本《郑板桥集》。谁知这么寒碜的条件，这么一点儿文化颗粒，竟然对我产生了影响。那些诗，尤其是七言绝句，令我入迷。
读书给自己划一个太严太狭的圈子，并不一定是良策。
“解味道人”以痴自况
周汝昌曾经自称为“解味道人”。“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是红楼梦作者的自况，而周汝昌以“解味道人”自称，显然是认为自己可以作为曹雪芹的隔世知己，是知道“红楼”之真味的人之一。
能知道《红楼梦》之真味，并不是简单的事情，古典人文之气氛在如今越来越稀薄，谁还能解读古人的真情，古人歌哭中的真实意味？周汝昌能做到这一点，一是因为他痴。正是因为痴，所以能够一辈子都抱着一本书来解读，而且现在已经到了接近90岁的高龄，竟然会以每年几本书的速度频繁发表自己的作品，这种与古人的“隔世交流”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能做到这一点，还因为他是中华文化的真正嫡传人。古代的文化，古人的情态，都因为他在年龄上与古代的接近，以及他在早年浸润的古代文化，都使他成了最有资格的解读者。
从20世纪50年代初出版《〈红楼梦〉新证》以来，周汝昌就一炮打响，成了著名红学家。中国的“红学家”是一个特殊的词汇，因为中国的红学研究特别是在毛泽东时代，一直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红学研究不仅仅是一个学术工作，有时候还是一个政治现象。回想一下这个本来应该耐得住寂寞的红学界却出了一些风云叱咤的人物，就知道这其中的微妙。周老身在其中，自然受到不少事件的波及。而周老与胡适的关系，似乎也一直是周老传奇人生里的一个重要的章节。不久前，忽然看见书市上有一本周老讲述自己与胡适关系的书，这种书自然可以澄清不知情者对当年这一风波的误读，从中可以看出学术的政治化曾在这一代学人心中留下了多少波澜。
周汝昌老而有为，上半年竟然在书店里见到他的两本新书，而去年他也出了不止一本新书，这种写作速度让人惊讶，而他频繁在电视台上做演讲，也受到公众的欢迎。这些行为使我们感觉这是一个为传统文化张目不遗余力的思想家。他作为一个传统文化的继承人，一旦驾鹤西归，谁还能再解传统文化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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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梅森：三本书影响三段人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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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梅森其人
周梅森，作家，1956年生于江苏省徐州市。当过矿工、文学编辑，挂职出任过政府官员，下海经过商。1984年从事专业文学创作，现为中国作协会员，一级作家，享有国务院特殊津贴。
著有长篇小说《人间正道》、《天下财富》、《中国制造》、《黑坟》、《原狱》、《重轭》等10余部；中篇小说《沉沦的土地》、《军歌》、《国殇》、《大捷》、《中国往事》等20余部；影视文学剧本《人间正道》、《天下财富》、《中国制造》、《共和国往事》等100余部集，约600余万字，并有12卷本《周梅森文集》出版发行。其作品曾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全国煤矿长篇小说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中国电视飞天奖、中国电视金鹰奖、全国优秀电视剧本奖、优秀影片编剧奖等30余种奖项。
"如果没有商场上的失败以及股市上割肉的惨痛，我不会对经济问题如此熟悉，也不敢写这类题材的作品。再比如说给我带来巨大名声的政治小说吧，其实也是另一种失败的产品，政治上的失败。"
作为中国当前最“火”的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周梅森的作品一直深受读者的欢迎。从《人间正道》、《天下财富》、《中国制造》、《至高利益》、《绝对权力》到《国家公诉》，他的长篇现实主义小说描摹中国当代改革进程，直击现实体制中的矛盾与改革中的阵痛，在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画卷中塑造了一批个性鲜明的主人公，成为“主旋律”作品的领军之作。他的这些作品都被改编成了电视连续剧，每部都占据着黄金频道的黄金时段，收视率居高不下，周梅森由此也成了近两年影视界炙手可热的人物。
从一个作家的角度来说，周梅森的经历有些传奇色彩。他曾经挂职当市政府副秘书长的这段经历，更是给很多读者蒙上了些许神秘色彩。
《我的大学》启蒙心灵
一本好书无疑可以对一个人某段人生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周梅森的人生中有三本书对他影响至深。
当年周梅森对高尔基的《我的大学》感慨颇深，他非常敬佩高尔基。他的经历跟高尔基特别相似。他的大学是在深深的矿井下完成的，他的今天是生活造就的。至今填写干部履历表，他还老老实实地填上高中，并不因此而产生任何自卑感。
早年对周梅森产生过影响的还有一本书，那就是《巴尔扎克传》，这本书的名字他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才知道的。他第一次读它是在“文革”期间，在一个拾破烂的老人那里发现的，前边少了十几页，后面少了几十页，就这样看的《巴尔扎克传》。他特别欣赏巴尔扎克的创造能力。巴尔扎克很狂妄，曾经在拿破仑的像下挂了一个条幅：你以你的剑征服了世界，我要用我的笔征服世界！这对周梅森触动很大，他便就此立下雄心壮志，也要用他的笔征服世界。于是，他的文学创作生涯在14岁的那个早晨起步了。
28岁做了专业作家，又有一本书深深吸引了他，那就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它使周梅森的眼界和思路豁然开朗，对他后来一系列历史小说的创作大有启迪。
讲好故事给读者听
应该说，周梅森当作家的念头是十三四岁在矿井下半工半读时产生的，那是70年代初期。他日后走上文坛的成名作《沉沦的土地》即可追溯到那个文学梦初生的狂乱时期。
这部《沉沦的土地》的成功用周梅森自己的话说就是奇迹。“整个中学时代都没好好读书，埋头制造了第一部号称长篇小说的文字垃圾，现在想想真是奇迹。边翻字典边写，错字连篇，竟然一写就是30多万字，斗胆寄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稿子是在几年以后，我参加工作了才退回来的。我现在和‘人文社’已成为合作的好伙伴，那段历史自然也成了我们之间的一段笑谈。”那时周梅森对作家的理解很单纯，他认为作家就是能把故事写到纸上的人。他决心做一个这样的人，讲些好故事给读者听。
早年周梅森信奉“一本书主义”，相信只要坚持写，一辈子总能写出一本好书来。他写作的起点很低，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他一个字都没有发表过。后来写了几篇现在再也不愿看的小东西，居然发表了，而且使他从一名矿工成了文学编辑。这种小成功一度让他迷失了自我，功利心也强了起来，哪类作品轰动他就跟在后面学，文学才华和创作个性都没表现出来。经过对失败的总结，他悟了出来，他的性格、经历都注定让他的小说不能从“小处说”，必须从“大处说”，明白这一点后，他开始写作《沉沦的土地》。《沉沦的土地》在当时引起了震动，冯牧就提出了“周梅森现象”：为什么周梅森没有民国生活，没在旧时代呆过一天，能写得这么好？唐达成也曾说过，看来我们一些传统理论要打破了，应该承认间接生活也是创作的源泉之一。
靠间接生活写作，需要作家的艺术想象力。后来的创作实践证明，周梅森具有这种靠资料写作的艺术想象力。在《沉沦的土地》之后，他相继推出一系列历史题材与战争题材的作品，如《黑坟》、《军歌》、《大捷》、《国殇》等。这个时期他的影响力仅限于文学圈，每本书的发行量均为三五千册，中国大众对他还是知之甚少，但这段时期却是他获得文坛主流认可的时期，许多文学评论家对他的创作评价甚高，让他至今回忆起来仍感慨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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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梅森：三本书影响三段人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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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材转变缘于下海
周梅森创作思想和写作态度的改变是从他下海、挂职以后开始的。一九八九年以后，由于种种原因，他下海经了几年商，后来又到某市政府挂职担任了副秘书长。这期间，现实生活的急剧变化深深触动了他：当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一步步走向边缘化的时候，是继续恪守个人化写作还是投入到不断发生深刻变化的生活中去？这个问题他思索了很久。思索的结果是，他的创作之路发生了一次令人瞩目也令许多朋友不理解的大变化、大转轨。长篇小说和同名电视连续剧《人间正道》、《中国制造》、《至高利益》、《绝对权力》、《国家公诉》等现实题材作品就此出笼。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这些作品基本上被文坛主流否定了。不过，它们却走向了市场，走向了读者，每部书的印数都在10万册以上，每部电视连续剧都创造了收视佳绩。这些作品得到了一批又一批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各阶层读者的肯定，这让周梅森深感欣慰。
从早期的历史题材到现在的现实题材，周梅森的转变与他下海、挂职的经历很有关系，但从思想上来讲，它是一脉相承的，他虽然早期写历史题材，但却从未回避过政治，他固执地认为政治是回避不了的。“如果你沉默不语，你必定会被社会边缘化！80年代初期，文学为什么那么繁荣？作家为什么备受社会尊敬？我想这与当时文学强烈的人文关怀以及思想的超前有关，它以自己的力量推动着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当然，社会恢复到正常状态后，文学不应该承载这么多，但也不应该什么都不承载啊！作家依然应该为时代的进步、政治文明的发展做些力所能及的贡献。我很佩服现在的一些记者，他们报道的孙志刚事件以及拆迁户自焚事件直接促成了两条法律的变更。那么，请问：我们的人民难道不应该去尊敬这些记者，倒应该去尊敬那些为文学而文学的、纯而又纯的作家吗？就算纯到了极致，你和老百姓又有什么关系！”周梅森认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不应该在社会重大矛盾和人民的疾苦面前沉默不语。
每个作家都面临着形成风格后是延续自己还是改变自己的两难，在这方面周梅森则认为，轻易改变自己可能是个误区。一个作家风格的形成有非常复杂的因素，而且作家不是神，不是全能的，都有自己的强项与弱项，重新塑造自己也许会变成四不像，甚至丧失自我。如果太想改变自己，又做不到，就此搁笔，时间长了，也许连原来已达到的高度也达不到了。文学创作说穿了就是一场终身的马拉松比赛，拼的是持久的创造力。创造当然要有所突破，有所改变，这种改变必须是水到渠成的。
周梅森长期以来的做法是：当他跃上一个平台后，会在这个平台上写出一系列作品，首先保证自己不从这个平台上掉下来，然后才可能谋求跃上更高的平台。
别人表演他卖门票
从搞房地产、炒股票、在政府挂职到今天的作家，一路走来，周梅森对生活态度的变化很明显。在没下海挂职前，他对生活的态度基本上是一个传统文人的态度：位卑未敢忘忧国。喜欢清议，身处陋室而指点江山。热情很高，牢骚也很多，当然也包含对自己窘迫生活的不满。下海挂职以后，他认识到了文化人清议的另一面：不切实际的东西太多，可操作性太差！他现在最关注的是怎样将清议变成一种法定的政治制度，一种法律的监督力量。因此，当他出于平民的立场考虑某种问题时，会自然而然地兼顾到国家和民族的立场，目光和视野就不那么狭隘了。
有人曾说，周梅森下海是为了了解、掌握时代的发展脉络，周梅森纠正了这一点：“我下海是为了赚钱。”从赚钱获利这个角度看，他也许有些失败，但下海改变了他的人生，使他从一个书斋式的作家变成了一个时代的弄潮儿，让他对这25年的经济改革历程有了切身体会，这对一个作家来说可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这笔财富他还没怎么动用，正准备动手开发，写一部三卷本的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长篇小说。在这部作品里，他将对这25年的经济发展做一次全面的展示，对一些经济现象和问题进行道德与价值的判断，对资本及资本家的原罪、改革与改革者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
“如果没有商场上的失败以及股市上割肉的惨痛，我不会对经济问题如此熟悉，也不敢写这类题材的作品。再比如说，给我带来巨大名声的政治小说吧，其实也是另一种失败的产品，政治上的失败。我这个人对政治充满热情，真心想当官，而且自认为能当个好官，可迄今我连小组长都没当成。于是，我不停地斗争，不停地失败，再斗争，再失败，最后便把这种政治上的失败全转化成作品，把人家的行为艺术变成了自己兜兜里的money！”别人不断表演，周梅森则不断地卖门票，从这个角度来讲，周梅森赚了大便宜。所以，失败与成功对周梅森而言只是一个看问题的角度而已。他既然在14岁的那个早晨就把自己定位成了一个作家，终生的使命当然是不断地从事艺术创造。因此，政治上的失败也好，经济上的失败也好，他都会把它看作生命的一种体验和写作的素材。对他来说，创造力枯竭，写不出好作品才是最大的失败。
周梅森书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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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梅森：三本书影响三段人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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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提升生命的质量。
多读好书，不断地丰富自己，完善自己，你的生命才会不断增加一些必要的重量，你做人做事才能更有信心。
“反腐”不能全概括
《我主沉浮》、《国家公诉》、《至高利益》、《绝对权力》，这四部响当当的作品给周梅森戴上了“反腐作家”的头衔，他自己却不认同这个称号，因为“反腐”不能概括他小说的全貌。他说：“我的作品内容很丰富，涉及到国家、民族、时代进步等各方面，其中许多尖锐复杂的矛盾，不是一个‘反腐’所能概括，‘反腐’只是其中之一。”
周梅森经常会以一个高级领导班子为叙事主体，精心塑造一批高级领导干部形象，同时将笔触深入到经济生活的核心，揭示资本和资本运作的秘密、市场经济和权力经济的关系，对我国二十几年来的改革实践进行了深刻反思。故事惊心动魄，令人警醒，令人震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