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早期的作品写得比较清新优美，读的时候可以从里面摘录一些段落、句式，令人回味无穷。而后期的作品写得没有章法，看起来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上，没头没尾的就来了。因为早期作品都是别人的事，听别人讲话、受某一件事启发才写出来的。而后期的作品基本上是他自己在现实生活中体会到的一些东西。看起来没有章法，写得不清晰，比较混沌了。贾平凹越写名气越大，争议也越来越多，说好的好得不得了，骂的又骂得一塌糊涂。
《浮躁》作为“商州系列”的第一部，奠定了贾平凹在文坛的实力派地位。而《秦腔》则因为要收山两三年而显得告别味道很浓。他以凝重的笔触，讲述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新时期农民的生存状态，解读中国农村20年历史。《秦腔》是一部“反史诗的乡土史诗”，有史诗般庞大的规模和厚重的质地。贾平凹用文字还原和营造了一个活生生的世界，是对传统乡土的一种“回归与告别的双重姿态”。
贾平凹说:“如果你慢慢去读，就能理解我的迷茫和辛酸。”不知这句意味深长的话语说的是中国农民还是他自己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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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阅读带来诗意生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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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其人
冯骥才，作家、画家、民间文化遗产保护者。1942年生于天津，从小喜爱美术、文学、音乐和球类活动。1960年高中毕业后到天津市国画研究会从事绘画工作，对民间艺术、地方风俗等产生浓厚兴趣。1974年调天津工艺美术厂，在工艺美术工人业余大学教图画与文艺理论。1978年调天津市文化局创作评论室，后转入作协天津分会从事专业创作。现任中国文联副主席、天津市文联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中国小说学会会长等职。
著有长篇小说《义和拳》（与李定兴合写）、《神灯前传》，中篇小说集《铺花的歧路》、《啊!》，短篇小说集《雕花烟斗》、《意大利小提琴》，小说集《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系列报告文学《一百个人的十年》，电影文学剧本《神灯》，文学杂谈集《我心中的文学》，以及《冯骥才中短篇小说集》、《冯骥才小说集》、《冯骥才选集》等。屡获全国优秀小说奖。
抄家之后，他把残书和哪怕是零零散散的书页都万分珍惜地敛起来，整理、缝订，破口处全用玻璃纸粘好。完整者寥寥，残篇散页却有一大包袱。逢到苦闷寂寞之时，便拿出来读。他把半本《约翰·克利斯朵夫》几乎读烂了，散页的中外诗词全部烂熟于心。
作为一位知名度很高的当代文化人物，冯骥才绝对是一个异常繁忙的人。他身兼数职——作家、画家、民间文化遗产保护者，最近新添了一个职务——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他还是全国文联副主席，天津市文联主席。这样他就成了一个“立体人”，涉及多个工作层面——文学、绘画、文化、教育。而对每个层面，他都做得那么投入、那么出色、那么令人叹服，这需要怎样高超的学识、过人的精力和体力啊！他说自己总是不断变换角色，在各种思维之间游走。他认为，在不同思维的变幻中，感觉很美，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冯骥才的成功不仅缘于永不枯竭的才思、对生活的澎湃激情和对事业的不懈追求，而且是因为有了深厚的知识积淀。
文艺作品的影响力是无可估量的。一本书、一部电影，甚至一句饱含哲理的名言，都能够使我们刻骨铭心并且受益终生，能够激励一代代人的成长。当笔者与他谈起影响他人生最重要的一本书时，冯骥才爽朗地笑了：对我有影响的决不是一本书。他说，他爱看的书很多，主要以文学书籍为主。对于自己喜爱的作品，他读得非常投入和痴迷。他的记忆力很惊人，虽然已年过六旬，他却依然能将名篇佳作背诵如流，比如巴尔扎克的作品。
古代诗歌记忆最深刻
冯骥才不是一名普通的文化人。与一般纯文学作家不同，他才华横溢，涉猎广博。冯骥才从小喜爱美术、文学、音乐和球类活动。他认为，少年时期阅读的书籍对人的影响很大。他很喜欢朱自清的散文《背影》，对叶圣陶的文章也有印象，但是记忆最深刻的还是古代的诗歌。这些阅读时就能产生画面感的古诗令冯骥才产生了浓厚兴趣。“不是说某首诗对我立即发生作用，关键是引导。比如‘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就能逐步把我引入唐诗的境界，使我一下子爱上唐诗，爱上古典文学。”因此，他忠告教育者应当挑选那些最好的精神食粮给孩子，使他们一下子能看到最好的东西，孩子们在一开始就进入文化的中心和深层非常重要。
教育对他来说是一个新的领域，他依然充满自信，他说，只要学生有才华，教师就应当成就他，而不是用自己的想法改造他。大鸟的责任是帮助小鸟学会运用自己的翅膀。多么形象的比喻,多么深刻的领悟！
他认为，人要学会看各种各样的书籍，有平面的，也有立体的。平面的书籍应多读那些古典的世界名著，因为这些都是人类的精华。而活的、立体的书会带给人更为丰富的知识，比如自然博物馆、艺术展等等。
与大多数人读书方法不同的是，冯骥才自创了“想象读书法”。原来他家中有旧藏书千余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撕被毁。抄家之后，他把残书和哪怕是零零散散的书页都万分珍惜地敛起来，整理、缝订，破口处全用玻璃纸粘好。完整者寥寥，残篇散页却有一大包袱。逢到苦闷寂寞之时，便拿出来读。他把半本《约翰·克利斯朵夫》几乎读烂了，散页的中外诗词全部烂熟于心。
冯骥才觉得读这些无头无尾的残书倒别有一种韵味，他说:“在不知不觉中使用了自己的人生经验，调动出我生活中最生动、独特和珍贵的记忆。断臂的维纳斯像，你不知不觉会用自己最美的想象去安装她。书中某一个人物的命运由于短篇少章不知后果，我并不觉得别扭，反而用自己的想象去发展它、完成它，享受自己的想象才是最醉心的，这是艺术创造者们所独有的一种享受。”以后，他就脱开别人的故事轨道，铺上纸，“写下心中藏不住的、惟我独有的故事”。这也就使他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文化良心”来源于鲁迅
在中国作家中，冯骥才最喜欢鲁迅的作品，他欣赏鲁迅用他那独特的眼光穿透国民性。他认为，文学强调个性，鲁迅的成就是写出了一个民族的个性，像小说《阿Q正传》、《孔乙己》以及一些杂文。他由衷地感叹：“鲁迅给世界文学提供了一个个从未有过的人物，非常感性，又非常理性。他的作品反映了他作为一名文化人的‘文化良心’。”“文化良心”集大成者鲁迅对冯骥才影响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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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阅读带来诗意生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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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支持抢救和保护民间文化遗产就表现了他的“文化良心”。他认为文化保护比写一部小说更重要。
冯骥才对民间民族文化有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感情。在天津人眼中，他不仅是一位饶有成就的作家、画家，还是一位热爱历史、热心保护文物的专家学者。他的小说《三寸金莲》、《神鞭》不仅脍炙人口，而且包含了丰富翔实的民俗文化知识，深刻剖析国民性，耐读耐看，令人回味无穷。他为天津小洋楼、估衣街等旧址的修缮保护，为杨柳青画的继承与发展而奔走呼号的义举，着实令人感佩。
20世纪90年代，国际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影响日盛。国内，现代化脚步冲击着源远流长的农耕文化。旧城改造全国铺开，危房陋屋成为首当其冲的改造对象，古老的、精美典雅的、蕴含历史信息的危房也在改造之列。600年历史的估衣街是天津最古老的商业街，街上的百年老店“谦祥益”、“瑞蚨祥”是北方大商埠标志性建筑，街与店皆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99年12月9日，曾在天津老城区生活过十几年的冯骥才得知老街要拆，立刻致信市长，大声疾呼：“哪个城市拥有一条老街，即是拥有一件传家宝。”
冯骥才对城市文化有着自己的见解，他在《今晚报》上发表了一篇感情忧愤的文章《老街的意义》。“文物与文化是两个概念。文物是指历史建筑的精华，如皇家建筑、宗教建筑；文化是指历史街区，如北京四合院、胡同等。国家有文物保护法，文化没有。文化是人立足之根。一个失去了文化的城市，人将无根。”是啊，城市不仅是我们栖身的家园，更是我们灵魂的家园！为呼吁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他撰写了大量饱含深情的文章，出版了有关城市传统文化研究的专著。《手下留情——现代都市文化的忧患》、《紧急呼救——民间文化拨打120》都是那么脍炙人口。
冯骥才非常欣赏秘鲁作家略萨的话:“对一个作家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你运用何种方式写作，而是你对整个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所给予的关注。”冯骥才对民间文化的关注不止停留在做文章上，而是身体力行地去行动！他朴素的话语令人难忘：“我喜欢行动——用行动来实现思想，或者把思想变成充满活力的行动。”
为将要失去的古城留影，他拿出几十万元稿费邀集文化、建筑、考古、民俗、摄影界等人士展开抢救老街行动：录像、拍照、录音、挽留一切文化细节。抢救志愿者拍摄的两千多幅照片印在《旧城遗韵》、《小洋楼》、《海河流域》等画册上。这三本画册较完整地保留了600年津城的文化气息。
2000年2月10日，冯骥才签名出售《估衣街珍存》明信片，他意将估衣街街貌像《旧城遗韵》一样珍存在百姓心中。一个月的抢救行动动摇了估衣街的动迁计划，街上的文物得以部分保留。如今，估衣街仍然是天津人骄傲之所、外地人驻足观赏之地。
1998年，冯骥才建议成立“老城博物馆”以展示老城文化。他说:文物的精神价值远远高于它的财富价值，因为文物是珍贵的历史见证。为筹集博物馆的资金，冯骥才率先买了一万多元的老城文物：砖雕、石狮子、雕刻木匾等，捐赠给未来的博物馆。2001年,“老城博物馆”在一座四合院门前挂牌。建立博物馆表现了他的文化见识、文化眼光和文化情怀。他认为，博物馆的建设可以提升整个城市的文化品位，使城市拥有水准很高的文化环境，应多挖掘其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内涵，挖掘纯粹的文化价值，将城市历史的真正意义释放出来。
2001年6月25日，天津市邮政局在海河边举办了声势浩大的集邮文化活动——“端午节天津海河龙舟大赛暨《端午节》邮票首发式”，对天津民俗有很深研究的冯骥才闻讯赶来，并快言快语地纵论一番。他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民俗活动就是中华文化的一个载体，许多年轻人不了解我们自己的民俗，就认为自己民族的文化太浅薄，反而崇尚外国的某些文化，实际上这是对本土文化的无知。海河是天津的母亲河，当年的海河是漕运的重要通道，但如今帆樯林立、百舸竞发的历史盛景已经在年轻一代的心中淡去，因此举办龙舟大赛可以让人们重温天津的历史盛况，对年轻一代是一种难得的本土文化教育，对市民而言则是一种重建天津辉煌的促进。
十几年来，冯骥才已成为民间文物、文化保护的一面旗帜。他愿为保护永恒之美“摇旗呐喊”。
古诗词带来文化情怀
冯骥才正在进行的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和中国民间文化保护两个工程表达了他对民族文化的情感，他衷心希望人们关爱自己的文化，有对民族文化的审美眼光。他尖锐地指出，作家更要有很强的民间情感。
冯骥才是深受国内外众多读者喜欢的著名作家和画家。他说:“文学是我的一半，绘画是我的另一半。”身为作家，冯骥才的作品选材视角独特，艺术手法丰富，题材涉猎广泛，体裁形式多样，往往以细致深入的描写开掘生活底蕴，咀嚼人生况味。部分作品获奖并被译成英、法、德、日、俄等十多种文字，在海外出版译本三十余种。
站在展览厅里，他的画作那么耐人寻味：无论是1990年的《阿尔卑斯山的小屋》，还是1994年的《静寂》、2005年的《老屋》、《水墨文字》，都是抽象而又意蕴深远，画面上大色块的灰、浅灰、深灰，展现不同的景物，表达不同的情绪。几乎每幅画的题目都个性十足、张扬写意——《步入金黄》、《照透生命》、《秋之情味》、《小溪的谐奏》、《等待》、《柔情》、《黄昏都是诗》、《画枝条说》、《唱秋》、《落日最辉煌》、《树后边是太阳》……ˇ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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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阅读带来诗意生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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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他的画，冯骥才说，最难忘的是那幅《老夫老妻》。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看到了这幅内涵深远悠长的作品：大风雪里，两只小鸟互相依偎，相依为命，上边还题诗一首：“南山有双鸟，老林风雪时。日日常依依，天寒竟不知。”作品记录了他曾经的生活场景，因此他说：“绘画有时候也是一种心灵的历史。”
冯骥才作画纯属偶然，全凭感悟。他这样理解文学与绘画的关系：“文学是延绵不断的画面，绘画是片断静止的文学。文学是用文字作画，而绘画是用笔墨写作，画中一点一线，一块色调，一片水墨，都是语言。”他的画充满灵秀与思索，你不由得在内心惊叹：这个高个子男人用一支画笔横涂竖抹，在绘画艺术上却独辟蹊径，自成一家。
为了进行文化抢救，他不仅发表了大量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辨性与呼吁性文章，而且将自己绘画作品中的顶级之作全部义卖，传达出他作为一名艺术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文明传承受到挤压、民族精神衰弱的时候，他的壮举令国人肃然起敬。
冯骥才非常喜欢罗曼·罗兰的作品，尤其是《约翰·克利斯朵夫》。罗曼·罗兰对他的影响是用艺术情感去感受生活，去注视生活。他认为，艺术情感中包含着审美精神，包含着放大了的生活激情。
与冯骥才交谈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他睿智的目光，浓郁的书卷气，思索的眼神，健康阳光的笑容，渊博的学识，独到的见解都是那样充满魅力，令人仰慕。
如何修炼如此丰厚的文化素养？他略一沉吟：“古诗词代表着中国文化的精华。年轻时我就主动地背过很多古诗词，也很喜欢新诗。这些东西给我留下了一种深深的文化情怀，一种中国所独有的文化情怀，包括中国人特有的情感和审美方式以及精神境界。古诗词能使人的精神得到升华，在现实生活中创造诗意。”
冯骥才书语
人要学会看各种各样的书籍，有平面的，也有立体的。平面的书籍应多读那些古典的世界名著，因为这些都是人类的精华。而活的、立体的书籍会带给人更为丰富的知识，比如自然博物馆、艺术展等。
古诗词能使人的精神得到升华，在现实生活中创造诗意。
心系民间文化立身文章绘画
冯骥才出名是从文学开始的，虽然他从事绘画的历史要比写小说的历史长得多。20岁那年，冯骥才因比赛受伤退出了体坛，转入天津书画社，专事绘画，当时以摹制宋代北宗山水及风俗画为主。“文革”期间他饱受磨难，曾秘密写作，藏匿于砖底墙缝间。“文革”后文坛兴起伤痕文学，冯骥才以小说《啊!》走上文坛。这“啊”的一声大喊，使他一鸣惊人，成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家。1985年后文坛开始寻根，冯骥才开始写文化反思小说，以一双《三寸金莲》迷倒了无数读者。上世纪90年代初，冯骥才的兴趣渐渐从文学创作转向绘画，并在中国各大城市和世界各地举办个人画展。他以中西贯通的绘画技巧和含蓄深远的文学意境，在中国当代画坛独树一帜，被评论界称为“现代文人画的代表”。
1996年后，冯骥才几乎从文坛和画坛消失，文化研究和城市文化保护成了他的中心工作。在他和其他关心民间文化的有识之士的共同倡导和努力下,“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于2003年2月18日正式启动。此工程是我国首次对民间文化进行国家级抢救、普查和整理。此工程将耗时十年，其规模之大、历时之长都是空前的。
冯骥才将自己的生活重心归纳为三件大事：文化批评、写作和绘画。在他的心目中，文化批评排在首位，将“冯骥才”介绍给世人的文学创作排在第二位，被冯骥才称作“更属于个人的东西，是一种生命的方式”的绘画排在第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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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平：一个灵活的阅读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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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平其人
周国平，著名作家，哲学家。1945年出生于上海，1962～1968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分配在广西深山老林中。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1996年以怀念夭折女儿为主题的《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而闻名，但其绝大多数作品还是以哲理性、思辨性为主。著有学术专著《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尼采与形而上学》，随感集《人与永恒》，散文集《守望的距离》、《各自的朝圣路》、《安静》，纪实作品《南极无新闻--乔治王岛手记》等，1998年底以前作品结集为《周国平文集》（1～6卷），译有《尼采美学文选》、《尼采诗集》、《偶像的黄昏》等。
"西方的大哲学家并不仅仅是想做一个学者。有些大哲学家没有固定的讲堂和书斋，而是在街心花园里，进行开放式的知识传授和讨论。他们把'当下'的事物都纳入自己的哲学视野。"
周国平是那种特别具有能产性的作家，他出书的速度非常快。不久前，海南出版社出版了《周国平自选集》，长江文艺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一本自传——《岁月与性情》。周国平的自传频繁地在各地的畅销书榜上出现，人们阅读周国平的愿望与20年前一样热烈。也许我们可以追问：周国平的作品究竟关怀到了人们内心的哪个部位？他如何做到了这一点？
写自传的超越精神
在出版自传的时候，周国平就曾敬告读者与媒体，不要以娱乐的角度来读这本书。在这个一切都被娱乐化的年代，他的这个要求是否能对读者发生作用？《岁月与性情》出版之后，一些读者在网上发表观点，有的人是从道德的角度进行评论，有的则从获取历史信息的角度进行解读。争论最大的也许是关于郭沫若之子郭世英的死因的披露。这本书披露了“文革”中的重要史实，其中提到当年的告发者，因此引起了轩然大波，当事人曹秋池出面进行自我维护。对于这一点，周国平告诉记者，他写这些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死者郭世英负责。
这本自传出版的意义，周国平在书中讲到，是为了在精力尚好的时候把一些往事抓紧时间梳理一下。而对于读者来说，读他人的自传无疑是一个自我求证的过程，他们希望在这里获得某种智慧的启发以及对自身境遇的审视。关于这本自传的写法，则自然与以前的哲理性散文不同。以前的散文是论述文，自传则是记叙文，其中的哲学含量密度会相对小一些。“但是，”周国平说，“我基本上还是保持了我一贯的写作方式，不仅仅是记述个人的境遇，我还要对个人的经历进行反思。这个反思就要有哲学的眼光。我还是从自己的经历里‘拔’了出来，站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来看我的经历，保持一种反思的角度，从这个角度来说，这就是一种哲学的立场。另外我还是着重自我分析、自我认识，分析自己现在的状态是怎么从小时候一步步发展起来的，我极力梳理一种自己的人生线索。”
哲学的两种写法
周国平也许可以算是影响了一代人的人。“男读王小波，女读周国平。”这曾是以前的大学校园里比较流行的一句话。特别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读大学的人们，他们会对那个充满理想和启蒙色彩的年代记忆犹新，而“周国平”是那个时代独有的人文环境中的一个重要符号。
周国平对读者的影响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他对尼采著作的研究与翻译。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尼采曾是当时年轻人最喜欢的哲学家之一。那时候形成一股比较强烈的“尼采热”，读尼采不仅仅是人们内在的需要，还是一种时尚。在这个时候，周国平写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等书对改变读者的精神结构曾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不过，使周国平的影响更为深远的，是他的深入生活的哲理散文。
哲学的写作可以分为多种，其中一种写作是学院式的，喜欢资料的收集和堆砌。这里不需要感性语言和形象思维，不需要与当下的结合，而更在意哲学的历史性，文章的抽象程度越高、术语的密度越大，这个人的思想就越坚实和丰富。还有一种写作，这种写作文风活泼，并融入了鲜活的生活场景，它常化艰深为平易，如细雨滋润万物一样，发生得悄然而广泛。
也许周国平应该属于后一种写作者。这种说法也许不尽准确。在周国平的家里，记者提到周国平的写作特色：你的写作是不是和纯学院不同，更侧重于把哲学生活化或者应用化？周国平给了一个棱角分明的回答：“其实我并不是刻意去应用。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我思考的更是哲学本身的问题，我并不认为用学术的方法就是在思考哲学问题。这种做法反而可能离开了哲学问题。我不反对哲学学术，因为哲学也是一个知识积累和整理的过程，哲学作为一门学科来说，也需要知识的搜集和整理，但是哲学如果仅仅是以学术的方式出现，我觉得这就是离开哲学的根本了。当时尼采也非常反对哲学的学术化，因为他看到了当时德国大学里，哲学已经成为一门考据学了，你可以说那是学术，但不是哲学。
“西方的大哲学家并不仅仅是想做一个学者。有些大哲学家没有固定的讲堂和书斋，而是在街心花园里，进行开放式的知识传授和讨论。他们把‘当下’的事物都纳入自己的哲学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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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平：一个灵活的阅读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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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志于研究哲学的人，应该怎样阅读，并具有那些素质呢？周国平说:“研究哲学，其实有两个方面的要求。首先要对哲学有种领悟能力，没有领悟的能力也可以做学术，但我可以肯定你不会有大成就。当然，阅读对培养领悟能力很重要，以前的哲学大师都是一些领悟能力极好的人，阅读他们的作品，你自己的悟性也可以被启发出来。另外一个就是学者的功夫了。你首先要选择你的问题，哲学的看法必须是以问题为主，问题是核心，你要找出哲学中什么问题是重要的、却多年来没能弄清楚的问题，而这个问题能让你产生兴趣，然后你要发挥你作为学者的功夫，把古今中外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都找出来，去收集整理资料，看看这个问题有哪几种论述方式，然后你要进行比较，得出自己的结论。”
另外，周国平还告诉记者，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学出来的，不是靠老师教的，当然如果有很懂行的老师指导，可以少走弯路。但所有的书你还是要自己去看，去琢磨，钻进去，关键是要有兴趣。如果你真的有兴趣，那你就能钻进去。如果你觉得那太枯燥了，你就只有知难而退了。
尼采的热与不热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有一股尼采热。周国平当年是掀动尼采热的重要人物。今天，周国平说他的尼采研究工作只做了一半，“尼采的书我已经写了两本，还想写一本，一共三本。原来写的是人生哲学和本体论哲学，现在想写他的精神哲学。”
尼采当年的火热，究竟有什么样的深层动因呢？是不是与当时呼吁大家摆脱对集体的依附而走向个人奋斗的特殊年代背景有关呢？周国平分析说:“这只是一个原因，但关键是那个时代是思想比较饥渴的时代，那个时候只要与以往的意识形态形成鲜明反差的思想，都会得到极大的关注。”
1992年，香港曾有出版物把周国平的《尼采：在世界的转折点上》列为80年代影响中国的33本书中的一本。周国平自我评价说，这本书的影响绝对不是发生在学术史上，而是发生在中国人的心灵史上。
但是，记者问到，现在尼采热已经冷却，这反映了什么？尼采或者贝多芬，这种高扬人的主体性和权利意志的艺术作品现在似乎都有所失落，如果过分宣扬那些成分，可能导致人的自我毁灭。因此现在刘小枫等一批基督教哲学家开始获得了广泛的读者，他们认为“人”的地位太高了，人应该谦卑，要看到人的有限性，知道人之外还有一个更高的存在。
周国平说，尼采在80年代后期热过一阵儿，但后来就一直是现在这种状态，这样也许是正常状态，大家不再一窝蜂地看尼采讲尼采。现在基督教哲学有一定的读者，这种状态比较正常。没有一种特别流行的东西在左右人们，不同的人群对不同的思想家发生兴趣。但是尼采哲学也并不是完全与基督教哲学相反，尼采也并不反对谦卑。无论是柏拉图式的“形而上学”或者是基督教，其实都是为人生提高到一个终极的根据，但到19世纪后半期之后，人们发现这种根据是不存在的，这就是所谓的哲学的危机和形而上的危机。尼采就是要解决在没有最高价值的情况下，人类该怎样面对这种形势，来承担悲剧性的使命，因此，人类自己为自己提供了一个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尼采并不是与基督教对立的，基督教的本质也是要为人类的生存提供意义。
要读一流的作品
周国平称自己的阅读资源多来自西方。“中国的东西我只是翻一翻，还没有比较系统地去研究中国的文化。但我总体上感觉中国应该更多地去学西方的东西。中国自己的当然要发扬，但有很大的弱点。”周国平还反对过分强调民族性这个东西。他说:“首先，人是分层次的。在根本的层次上，人首先是一个人，是个人，其次才是民族国家的一员，是文化传统的一员。你不能用民族文化的层次去反对人类的层次，这就是根本的错误。在一个人类的前提明确了之后，在这个前提下，你当然可以谈你要尊重自己的民族文化了。”
周国平的阅读经验非常丰富。他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涉猎广泛。他曾在郭世英的推动下，读了大量俄罗斯文学，几乎读了屠格涅夫的所有中译本。当时郭喜欢读陀斯妥耶夫斯基，周则喜欢读托尔斯泰。“后来的昆德拉的作品，我也很喜欢。”关于哲学书，周国平说他喜欢那些不是很体系化但是却很有灵感的哲学家，比如尼采、蒙田、帕斯卡，他们都属于这种类型的哲学家。他还喜欢叔本华，叔本华是非常体系化的，但他真正精彩的东西不是体系化的东西，而是灵感化的东西。“我对康德兴趣很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源头性的哲学家，他是西方现代哲学的源头。我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上下过工夫，但他的体系太体系化了，所以许多东西很勉强。”
周国平说，他读书不像某些人那样，对某些书有比较忠贞的爱情，爱上哪个作者就永远不变了。他也没有戏剧化的经历，比如一本书改变了一生这样的事情。这表明他基本上是一个灵活的不迷信的阅读者。
周国平认为，一个人要读书，最好要读经典，读大师。现在的出版物很多，励志类和财富类的书籍是最流行的，大量的书以相同的方式摆放在书架上，会让人产生错觉，使读者认为这些书的质量和地位都是相同的，因此难以鉴别。书太多了，既是好事，又是坏事。不过与过去的年代相比，值得读的东西还是不少。“如果一个人没有自己的选择标准和一定的阅读基础，真的会眼花缭乱，所以在这个时代做一个阅读者，就要把底子打好，底子好了就可以区别什么是好书什么是坏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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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平：一个灵活的阅读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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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把底子打好呢？“就是你一开始就要读好书，要读一流的书，二流三流的书不要读，这样就可以识别了。”周国平建议读者先从大师的书读起。
周国平书语
阅读对培养领悟能力很重要，以前的哲学大师都是一些领悟能力极好的人，阅读他们的作品，你自己的悟性也可以被启发出来。
一个人要读书，最好要读经典，读大师。
哲学的通俗化还是庸俗化？
周国平是一个大人物。有人评价周国平把高深的哲学知识从学术殿堂里带到了菜市场。这句话既是对周国平的学术道路的评价，也带有一种调侃意味。周国平本来是搞尼采研究的，后来却写一些通俗易懂的小册子，如具体指导大学生们的就业、婚配、娱乐与其他生活细节，让大学女生一片痴迷。这种平民化的写作适应了当时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商业化的风潮。于是周国平的一些灵巧的思想进入千家万户，为学术的平民化立了功，他自己也借着这个商业化狂潮赚了个盆满钵溢。据说在中国哲学界，能这么赚钱的，除了李泽厚，就是周国平了。学术界人士成为明星，这是一件好事吗？这是一件坏事吗？网上网下为此曾发生过很多争论。
但是学术中人却对此不以为然：他本是社科院哲学所的，现在却似乎成了作家协会的了。你在某个专业的领域有什么大建树吗？关于这方面的争执，似乎一直或明或暗地出现在中国文人圈里，当然现在还是没有定论。但是，从网上的评价来看，大家对周国平的赞赏和正面评价远远多于批评。因为很多网民（尤其是年纪大的）都受到了周国平的影响，周国平是他们青春回忆里的一个重要元素。而且，哲学有很多种，在柏拉图时代，哲学是在街心花园里对着大众讲的，不是什么书斋里的玄虚的秘术。退一步来说，当很多专业人士把学术搞得越来越像咒符和密码一样时，偶尔出来一个周国平调节一下气氛，又有什么不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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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发挥自然天生的能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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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其人
阿来，当代作家，藏族人。1959年出生于四川西北部阿坝藏区的马尔康县，俗称"四土"，即四个土司统辖之地。毕业于马尔康师范学院，现任成都《科幻世界》杂志社社长、总编辑。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80年代中后期转向小说创作。
主要作品有诗集《棱磨河》，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天火》等，长篇散文《大地的阶梯》。《尘埃落定》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我把文学看作宗教，这个宗教崇奉的是美。我用文学追求美。追求自然的美，语言的美，生命的美，以及在艺术当中才能实现而我们的生命并不能实现的美。"
说起读书，你能感觉到阿来从心里泛出的一阵阵快乐。凭借一部《尘埃落定》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阿来，一触到书的话题就像触动了兴奋的神经。“现在我体验到读书的乐趣了，那就是心胸开阔。对事情的成败看得很开，看得很淡。”当年能从大山里走出来，而后成为一个作家和几家杂志社的管理者，阿来的每一步都离不开读书。“读书是一件好事情，当然你得会读。一旦读进去了，你会发现智慧性的乐趣比什么都高。”
阿来很“花心”，他不会只喜欢一个人，也不会永远喜欢一个人。他说，他对很多作家的喜欢都是阶段性的。
当年走出大山全靠书
当年能从大山中走出来，阿来最感激的就是书。
对阿来影响最大的是美国文学，他主要关注美国文学的三个领域。一是黑人文学（移民文学）。黑人在美国算是异族，是美国的少数民族。他们的文化相对于美国主流文化是亚文化。他喜欢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黑人文学，而不是更早的、像《根》那样的反抗文学。六七十年代的黑人文学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成就，是因为它们保留了非洲的文化传统，但并不是狭隘地保留，它们坚持自己的立场，又有普世的思想，走在时代的前列。比如纳尔夫·艾里森的小说非常棒，他的《看不见的人》将黑人比喻为“看不见的人”，来描述黑人的处境，不被主流社会所容纳。他像萨特、加缪一样将文学上升到哲学层面，上升到关注人类的处境，但他是用现代派的手法，用黑人的命运揭示抽象的“人”的命运。还有赖特的《土生子》、1984年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托尼·莫里斯的《宝贝》等等。
第二个领域是犹太文学。犹太人在美国也是异族，当然也包括一些流亡作家，纳缚科夫、米沃什、索尔·贝娄、布罗茨基等。他们在写作上的追求比拉美作家高很多，他们的作品有很沉重、很现实、很心灵（痛苦）的内容，他们能把握各种题材，他们决不为艺术而艺术，题材决定作品的形式。
第三是美国南方文学。代表是福克纳，还有南方女作家奥·康纳尔。“奥·康纳尔写的是美国的乡土小说，很不主流，她到《纽约客》去投稿，编辑们都不理她，她说一口土语、方言，编辑们不能理解这个乡村妇女能写什么。但实际上她的小说写得非常好。拿福克纳来说，《喧哗与骚动》不是他最好的小说。他的一些中短篇小说非常棒，像美国蓝调那样有力，自由而悲伤，我非常喜欢。欧洲是出思想与艺术流派的地方，美国不一样，美国文学比较混乱、喧嚣、粗糙，但充满活力，他们没有创造过新的文学形式，但所有的文学形式都在美国有了很好的发展。”
阿来早些年也喜欢拉美文学。他认为马尔克斯最好的并不是《百年孤独》，他的想象非常宏大，但他也有写得非常细的作品，如：《秘宫里的将军》、《家长的没落》。再如鲁尔福的《彼得罗·巴拉莫》，写怨魂的集体回忆，这不单是幻想的色彩，它让人感受到现实的真实；还有他的《燃烧的平原》，都给阿来很深的影响。
成为作家之后追求天然
成为作家之后，阿来读书的标准更高了。作为一个作家，他与其他人不同，他常说自己是一个远离文学圈的作家，他追求的是天然，就像他最近在读的诗一样。
“中国文明古老到这样的程度，把知识积累、训练看得很重要，人天性的东西就少了，不看重了。同样，许多年来中国人都把文学看成只有通过训练积累才能从事的职业，把它神圣化，诗意化，夸大了它的神秘。从事这种职业的作家更是将自己神圣化，刻意去扮演作家角色。他们的刻意，体现在语言表达和观察方面，养成了不好的习惯。我相信，有些写得好的作家，是他们的天赋发挥得好。我也是这样。作家应发挥自然天生的能力。我最近在读古诗，更有这方面的体会。”阿来从《诗经》开始读，给他印象最深的是《汉乐府》。“那些诗完全是天然的。他们不是作家，他们可能连字都不认识，他们可能是砍柴的，或是农夫。他们没有刻意，那是他们天性的表达。他们遇到某种情景，要表达某种情感。他们需要表达，他们就说了、唱了。树、河流，以前没人形容过，他们就那样说了，非常天然。而现在我们接触到的都是语义分析、背景分析之类的，自然的、天生的没有了。”
读一本书，阿来的理解或获得的东西和别人不一样，他是很善于学习的。他十分喜欢《诗经》中那种情感与表达完全一致的东西，比如《汉广》，一个砍柴的人，看见一个女孩，要表达爱情，又不能直说，于是文学语言就出来了。文学是非常自然的。“我认为是先有感受，后有语言。这才是文学的自然。”“文学对我来说就像是宗教信仰，是非常纯粹的精神世界。宗教和哲学都是相对虚的状态，宗教追求来世与天国，哲学追求终极真理，都是形而上。我把文学看作宗教，这个宗教崇奉的是美。我用文学追求美。追求自然的美，语言的美，生命的美，以及在艺术当中才能实现而我们的生命并不能实现的美。虽然从根本上来说，美不是一种终极追求，但它是我自己非常内心化的东西，对我来说可能就是一种终极的东西了。我在写《尘埃落定》时，就感受到了这样一种永恒的美，极致的美，也享受能够达到这份美好的巨大幸福。虽然，现在许多文学流派都在消解作品对美的追求，但对我来说追求文学本身的美，是我写作的动力。文学对我来说是一种永恒，是我自身内在的需要。当我面对尘世喧嚣、算计、烦恼、压力，我一回到文学，这些就消失了，就如跨进教堂大门或寺院，听见管风琴响起，或念经声响起，我就很自然地在那种状态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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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发挥自然天生的能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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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觉得批评家见识可怜得很，他们读书很少，却总喜欢把作家拉入某个体系，这样他们才有说道。如果一个作家把另一个作家作为终生偶像，那么他自己就不可能成为大作家。一个精神世界把你笼罩了，你肯定不能进步。“我不会只喜欢某一个大师，我也不是大师，我可能某一阶段喜欢某一类东西，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以前没有接触过，或者接触了但不喜欢，另一种是某一阶段符合我的思考。我不会反复读。我记忆力好，对我影响深的作品我都会记得。在写作的不同时期，遇到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受影响的作品也不同。比如创作之初，语言不行，我就喜欢语言好的作品。一段时间比较深入地研究某一位作家，对应解决创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这就是借鉴吧。但是这个阶段过了，曾经喜欢的作家，也许以后就不喜欢了。”
在读书方面，阿来不想与批评家交谈。他觉得批评家经常误导阅读。阅读所得，应该是感受性的，而不是分析性的。批评家所说不是他的需要，他们说对了，他也没感觉，只能自己去感受。阿来常跟一些作家谈读书感受，他认为作家的阅读才是专业的阅读。
传媒管理者阅读很挑剔
写完《尘埃落定》后，阿来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杂志的运营中:组织选题、策划活动、推广发行。不仅与国内媒体合作，还引入国际项目合作。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环绕太空的宇航员、国外科幻作家先后被请到中国，阿来的《科幻世界》引起了国际科幻界的注意。
2000年，阿来已由编辑做到总编辑、社长；杂志发行量也由几万到几十万；杂志数量由一本衍生出六七本；领域由刊物、书籍扩展到音像制品。不到三年，就做成了产业。据称，在世界科幻类杂志发行量中，《科幻世界》名列榜首。
最近阿来的科幻“产业”又延伸到心理学，阿来说他正在做一本这方面的杂志。他的事业一如这个时代令人眼花缭乱。两年前，阿来一度想把杂志经营与资本市场联结起来，与四川几家媒体联合成立了科技传媒股份公司。他不甘于简单的杂志发行，想让科幻世界在中国形成真正的市场。他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发展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