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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岳川：读书读到了北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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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岳川其人
王岳川，1955年出生，四川人。以研究后现代主义而在学术界闻名，著名学者、书法家、美学家。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198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93年以来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华全国美学会高校委员会秘书长。
主要著作有《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艺术本体论》、《书法艺术美学》、《中国镜像：九十年代文化研究》、《目击道存：九十年代文化研究散论》、《思·言·道》、《文化话语与意义踪迹》、《后殖民与新历史主义文论》、《现象学与解释学文论》、《本体反思与文化批评》、《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全球化与中国文化》等。
王岳川这么多年总在为中国文化的存在找理由，总在为中国文化今后的发展找一种合法性，总在为中国文化不完全变成西方的垃圾文化、流行文化，保存一些合法性、合理性而努力。他越来越感到"文化定输赢"，东方文化应该成为21世纪全世界的重要思想。
以研究“后现代主义”闻名的著名学者王岳川，明知道他们这一代学者的局限性，也知道自己发出的是单薄的声音，但还是义无反顾地履行着人文知识分子的职责，在中国文化输出的道路上艰难地前行着。
这样一个中国文化思想界的领军人物，在回忆以前的读书生活时说，有两本书对他的一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一本是《红楼梦》，让他第一次体会到了文学的魅力，也让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对生死有了很深切的看法；还有一本是《青春之歌》，让他对北大产生了向往。
两本书决定一生
王岳川最早读《红楼梦》是在初一的时候。那会儿正赶上“文革”，这本书被列为禁书。是县城中学的校长悄悄给他的，可能因为他是学校学生会主席的缘故，才得到如此待遇。也许这件事对这位校长来说算不上什么，但对王岳川来说，却成了他一生的一个转折点，这部《红楼梦》对他以后走上文学之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读这本书的时候，里面的诗词曲赋他跳过去不读。不是因为读不懂，而是因为当时这本书只能借三天，所以王岳川只能一目十行地读。读到晴雯死了，读到尤三姐自尽了，他感动莫名。这是他第一次读名著，从早晨读到天黑。晚上九点半就停电了，整个县城一片漆黑，只剩下王岳川被窝里有一点光亮，他打着手电躺在被窝里读《红楼梦》。一部《红楼梦》，让他第一次体会到了文学的魅力，还有对死亡更深切的看法。
在王岳川的理解当中，哲学就是学会死亡。人面对死亡会很害怕，但是哲学慢慢让他明白了人总是有生有死，不管这个死是慷慨赴死也罢，唯唯诺诺害怕死亡也罢，但死的意义却不一样。
“一部《红楼梦》，整体地影响了我的生死观、价值观、爱恋观，而其中博大精深的词语对我在文学道路上的成长更是不可忽略。”王岳川说。
很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一本《青春之歌》会对王岳川影响如此之大，王岳川说自有它的道理。当初很多人认为这本书是一棵“大毒草”，但在他看来，这本书却是使很多人走向北大的一个桥梁。最初，他读不懂里面的微言大义、豪言壮语，但是有一点却对他影响很大，那就是书中人物的精神气质，尤其是他们穿着长衫、围巾往后一背、脚上穿着圆口布鞋的那种朴素，让他对北大有了一种神往。一本书能使一个偏僻的小县城里的小孩敢和北京大学这种宏伟的理想联系起来，不得不让人惊讶。
更何况那会儿王岳川还不知道大学为何物，大学有多大，教室有多大。
多年之后，王岳川终于实现了他读《青春之歌》时的梦想。
阻力熬不过毅力
1977年，他成为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说起这段经历，王岳川直说当时真是不可思议。之前，王岳川下过乡，当过工人，又被很多单位借调去做一些文秘工作。他深知生活很艰难，觉得没什么前途，很灰心。但有一点他一直坚持着，好好锻炼身体，每天早晨他跑10公里，晚上游1000米，一年四季从不间断。这种枯燥的生活突然有一天发生了改变。
那天，王岳川从山上跑下来，正好县城的广播站在放《新闻联播》，说教育部从今年开始恢复高考，这对王岳川来说是一个天大的福音，就好像在漫漫黄沙的戈壁滩上看到了绿洲、看到了水一样。王岳川飞快地跑回家，对父母说了这件事，但父母并不是很关心，说高考是什么？他说我可以通过考试进大学了。父母听了却不以为然，对他说能上大学的肯定都是些干部子弟，有你什么事。他和单位领导说了这件事，没想到很多很多的阻挠开始了。现在回想起来，王岳川说，人一定得有毅力。如果当初王岳川听从了某些人的劝告，屈从了某些人的压力，就不会有今天了。
这些阻挠并没能阻止王岳川参加高考的热情和决心。他像疯了一样，到处找领导说一定要考试。结果单位领导为了不让他考试给他加重了工作。王岳川就把那些复习的书塞到办公桌的抽屉里，在工作之余把抽屉拉开一条缝，读考试资料。终于有一次，他的这种行为被领导发现了，就开会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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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岳川：读书读到了北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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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单位看不成书了，王岳川就想了另外一个办法，每天回家熬通宵。他是抱定了要考的决心。那年的高考在冬天举行，王岳川家里没有暖气，母亲心疼他，就把两床被子缝成睡袋状，让他钻到里面读书。在那个物质贫困的年代，一切困难、阻力最终还是没熬过王岳川的毅力。
考试之前，王岳川找到领导苦苦哀求，最终领导同意了，给他放了七天假。考完了，王岳川人也垮掉了，在床上躺了整整七天，脑中一片空白。让他没想到的是他的成绩出奇地高，超过了北大的分数线。因为他当初根本不敢报考北大，他觉得北大只是一个遥远的梦，结果他被四川大学录取了。进了川大以后，他听老人说“不知古代，就不知今天”，“不懂得传统，就不懂得现代转型”。于是，他第一次走近了善本书。
熟记杜甫的名篇
用一句话概括，王岳川在四川大学读本科的时代，实际上是研究唐代文学的时代，是研究杜甫的时代。
王岳川的毕业论文选择的是做杜甫。那几年，他天天泡在善本书里看历代关于杜甫的诗评、词评，还看一些相关著作。最后他的论文写了九万字，而当时本科论文只要求写一万字。那会儿做学问很艰难，但王岳川想的却是：艰难，会记得深。当年他曾发誓要把杜甫的两千多首诗滚瓜烂熟地背下来，尽管到现在他还没做到，但至少他已经做到了把杜甫的名篇熟记于心。
对于王岳川来说，研究杜甫使他从研究《红楼梦》的境界又提升了一些。从研究杜甫开始，王岳川感觉有一种新的眼光升起来。那段时间他总在想：一个学者或艺术家不能总是咀嚼自己那点痛苦，应像杜甫那样，大气一点。
因为杜甫在成都生活过一段时间，所以成都留下了杜甫草堂。从四川大学到杜甫草堂有很远的路，王岳川反复倒车然后又走了很远才到杜甫草堂。他之所以这样做，为的就是在竹林、鸟鸣、花香当中去回味杜甫的生活场景。对杜甫诗歌的理解，对他后来的文学道路的影响举足轻重。之后，他写出来的东西不再是一地鸡毛的东西，不再有假惺惺，不再有做作。为此，王岳川倡议今天的诗人多读点《杜甫全集》、《杜甫诗歌》。
北大的迷茫生活
从四川大学毕业后，王岳川进了教育部工作，但是感觉很郁闷，他觉得自己并不适合在机关工作，于是下定决心考北大。1984年，他在北大哲学系进修了一年，1985年，他考上了北大中文系研究生。
多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但苦恼也随之而来。当他走进北大图书馆时，他吓了一跳。尽管现在王岳川藏书已近一万册，但是比起当时北大的四百万册藏书来说简直是九牛一毛。后来王岳川写了一篇文章，文章中说:“进入北大图书馆，我看到的不是书，而是思想者的一双双眼睛在盯着我。”穿梭于一排排的书架间，王岳川能感受到那些不死的灵魂在向他诉说过去的历史。那时，他最痛苦的有两件事：一件事是天下学问都在这儿了，我进宝山是空手而回，还是什么都抓一把最后却什么都抓不着呢？王岳川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苦恼和迷茫。第二件事是别人的学问是巍巍高山，我只是一扌不黄土，我该怎么做呢？没进这座宝山，很向往；进来了，却很迷茫。
“一个人做一辈子学问可能成为一个专家，但是不可能成为一个心怀宽广的思想家。仅仅做一个专家是不够的。”想来想去，最后王岳川选择了一本书——《文艺现象学》——一本英文书来翻译。翻译这本书成为王岳川从中学转向西学的一个转折点。这本书虽然并不厚，只有20万字，但却花了王岳川一年多的时间。进入北大后，他发现西学对自己来说是一个空白，不补不行。所以后来王岳川提出了做学问的16字心经：古代根基、西学视野、当代问题、未来远景。一本《文艺现象学》，让王岳川理清了哲学、语言、人的意义，也让他走出了苦闷的时代。
很早以前，在大学里就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搞古典文学的和搞现代文学的不对话，因为无话可说。“这怎么行啊，必须得让传统和现代对话。”于是，王岳川成了这个思想的领军人物。
不断非我的过程
1997至1998年，王岳川又开始苦恼。这次苦恼的是因为读书、写作已经成了他生活的一个链条，写了这么多，还写些什么？境界是自己一级一级提升的，于是他不断地否定自己，总想弄点新东西出来。
在北大做学问，其实就是一个非我的过程。做了十年西学，王岳川开始思考：难道我今后就是一个后现代主义研究者吗？难道我就是一个西方文论研究者吗？他发现：迄今为止，没有几个真正做学问的是仅仅研究西学的。所以，在他看来，仅仅做一个搬运工，“拿来主义”是不够的，这只是第一步。于是，王岳川又开始回归，回归到了当年做唐代诗歌的过程。
1997年，他决定转型研究中国问题，开始思考21世纪中国在亚洲文化发展的关键，肩负起了中国文化输出的重大使命。
王岳川这么多年总在为中国文化的存在找理由，总在为中国文化今后的发展找一种合法性，总在为中国文化不完全变成西方的垃圾文化、流行文化，保存一些合法性、合理性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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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岳川：读书读到了北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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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岳川越来越感到“文化定输赢”，东方文化应该成为21世纪全世界的重要思想。“到北大已经20年了，如果只是拿着这份工资等退休的话，那么我当初读《青春之歌》走向北大的路就还没有走完。”所以王岳川最后想写的一本书也是最后想读的一本书，就是《东方精神》。
王岳川书语
做学问的16字心经：古代根基、西学视野、当代问题、未来远景。
一个人做一辈子学问可能成为一个专家，但是不可能成为一个心怀宽广的思想家。仅仅做一个专家是不够的。
王岳川说“后现代”
王岳川经常在各个大学的讲座中，以“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为题赢得了众多学子的追捧。而学子们知道他还是因为他的那部《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论点让他在文化界也赢得了声望。且看他在《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引言》中的阐述：
“信息社会的权力话语所导致的权力转换对当今世界产生了弥散性的影响：那些曾经被视为永恒自明的理论遭到了质疑；新的文化精神借信息传播媒介开启了一个重生成性和差异性的文化视野；现代主义对永恒、深度模式的追求所形成的焦虑文化，幻化成后现代消解式的语言嬉戏;那曾一度为工具理性所排斥的非中心性和不确定性逸出了历史的盲点，而升上时代的地平线。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当代世界性的文化思潮已经来临。它不仅日益引起世界各国学者的注目，而且逼得人们从不同方面对其进行价值判断。事实上，在对后现代主义的价值评判上，已经引起哲学、社会学、神学、教育学、美学、文学领域经久不息的论争，而当代世界一流思想家无一不卷入对后现代主义精神的理论阐释和严重关注之中。
“正是基于这种文化处境的严峻性，需要我们去直面西方文化遭受到的历史困境和现实裂变，并在学术参照、审视和批判的层面重新厘定清新健康的文化精神坐标，进而躬身自问，走向现代化之途的华夏文明，究竟应有怎样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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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祖芬：阅读让人年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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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祖芬其人
陈祖芬，女作家。1943年生，上海人。1964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1978年开始创作报告文学。曾任北京市文工团编剧、北京市朝阳区文化宫干部等职，1981年任北京市文联专业作家至今。文学创作一级。现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作协副主席。
著有《陈祖芬报告文学选》、《陈祖芬报告文学二集》、《青春的证明》、《挑战与机会》、《中国牌知识分子》、《挂满问号的世界》、《又见攀钢，又见攀钢》等。她的作品大都以知识分子、共产党人为对象。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陈祖芬一直关注经济改革，并以写这方面的报告文学见长。作品《祖国高于一切》、《共产党人》、《催人变更的事业》、《理论狂人》、《孔雀西南飞》分获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陈祖芬不但有两种活法，而且将这两种活法都做到了极致。写作，陈祖芬靠一部报告文学《祖国高于一切》一炮打响；做洋娃娃，陈祖芬的手艺无人能及。
大约五十年前，上海襄阳公园门口有个小书亭。书亭前常常站着一个小姑娘。小姑娘想读很多的书，但是没有钱。书亭里只能放下一把椅子，只有一个卖书的老伯伯。老伯伯把书递给脖子仰得长长的小姑娘。小姑娘垂着大脑袋看完书还给老伯伯。老伯伯有时要到公园里边上厕所，就叫小姑娘进书亭坐在那把独一无二至高无上的椅子上，这是小姑娘最快活、最伟大的时光了。
后来，小姑娘长大了，喜欢自己写书。写了十几本报告文学集后，还是不习惯自己是北京作协的作家，还是想去上海襄阳公园门口，站在小书亭前寻找当年的老伯伯。
当年的这个小姑娘就是今天的北京作协副主席、北京文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陈祖芬。
“读”火已攻心越读越年轻
五十年前的那段最快乐的日子，直到今天陈祖芬仍记忆犹新。
陈祖芬和先生刘梦溪都是爱书之人。走进陈祖芬的家，满眼全是书。客厅里是书，书房里是书，卧室里也是书。刘梦溪的藏书以古典、学术为主，《大学》、《礼记》、《红楼梦》、《二十四史》……两三万册图书就像一个图书馆。经过书的重重包围，本报记者才走进陈祖芬的书房。陈祖芬的书房里有着数不清的童话书和充满青春气息的书，《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芭比娃娃》、《几米作品选》、《粉红女郎》、《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毕业那天我们一起失恋》……还有《莎士比亚剧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向左走，向右走》、《挪威的森林》、《哈利·波特》……也许你会问：陈祖芬怎么会看这些书？因为陈祖芬是一个永远只对新鲜的事情感兴趣的人，是一个永远保持着一颗童心的人。陈祖芬也是一个不停奔走的人，没有太多的时间看书。“我在北京的时间不多，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面跑，这是我的缺陷，我需要有更多的时间看书。”所以，陈祖芬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去读更多的书。
美丽洋娃娃快乐你我他
陈祖芬读书是越读越年轻，越来越像个天真的娃娃。
娃娃头，娃娃脸。陈祖芬爱极了洋娃娃。所以她的家里除了书，就是洋娃娃。书架上、床头、柜子里，甚至她还专门为洋娃娃腾出了一个房间。
数不清有多少个娃娃，数不出娃娃们有多少种姿态，好在艺术不是用数字来计算的。只见满屋的童真，满屋的可爱，满屋的精彩，满屋的美丽。
高中时，陈祖芬曾因抱着洋娃娃上学而受到团支书的批评：“政治上太幼稚。”长大后的陈祖芬，对全世界的洋娃娃展开了搜索。她最爱去加拿大小镇的古玩店。“9·11”刚过，她背起行囊直飞加拿大“去找洋娃娃”，让朋友们担心了好一阵。后来，她不仅完整地回来了，还带回一部反映战争与和平的报告文学：《小小世界》。
“原来我的家里摆满了各地的娃娃，现在撤掉了，摆上我自己做的娃娃。我的娃娃是活的，是有生命的，都有自己的性格，他们给我开拓了一片美丽的天地，增加了很多活力。我很高兴，我写文章，也可以做娃娃，我的天地大得不得了。”有段时间，陈祖芬经常三天只睡两晚。写作到午夜十二点左右，拧亮灯后，将各种布料抖落一地。她只能在布堆间立起脚尖走路。“从来不用针线的我，像个旧式女人，一夜一夜地为心爱的洋娃娃缝制衣服。洋娃娃的世界里，只有美丽。午夜走进洋娃娃灿烂的世界好像灰姑娘穿上了水晶鞋。”
看着她满脸的童真，你不由得会被她的快乐深深地感染。跟她在一起聊天，看着满屋子的娃娃，再不开心的人也会变得快乐起来。
陈祖芬还有个少有人知的绝活儿，给娃娃设计服装。几百个娃娃穿着各种各样美丽的服装，形态各异。上次世界杯赛前，陈祖芬制作了四十几款足球服装，让洋娃娃为中国队加油。这些千姿百态的洋娃娃，被长虹出版社一位编辑看见，用一个礼拜的时间，出了本集子，取名《足球娃娃》。
有两种活法都做到极致
一个人一生如果能有两种活法，实在是一件幸福的事。
陈祖芬不但有两种活法，而且将这两种活法都做到了极致。写作，陈祖芬靠一部报告文学《祖国高于一切》一炮打响；做洋娃娃，陈祖芬的手艺无人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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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祖芬：阅读让人年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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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祖芬成为一个专业作家完全是因为一个剧本。那会儿她还在北京朝阳区文化馆时，有一次上面搞职工汇演，领导要她两周时间写出一个多幕剧。陈祖芬是“无知者无畏”，第一周的时间她都没考虑剧本的事，跑到国家体委采访，写了一篇报告文学，发在了《人民文学》。第二周才开始考虑要写的这个剧本，一周的时间，她写了一部轻喜剧《人生舞台》。当时她都不敢想结果会怎样，没想到这部多幕剧在西单一上演居然非常火爆，观众从头笑到了尾。儿艺和人艺看完后，管人事的领导都来“抢”她，陈祖芬想，谁先来的我就去谁那儿吧，她决定去儿艺，但人艺不干。这两家单位为了“抢”她，一家拿走了她的工资档案，一家拿走了她的人事档案。这还不算完，他们还找到了当时的文化局长要走走后门挖走陈祖芬这个人才，没想到文化局长一看陈祖芬的资料说：“陈祖芬是人才，哪里都不能去!”就这样，在一场混战过后，陈祖芬就成了一个专业作家。
“一个人一辈子做不了多少事情，我本来想一辈子只写好报告文学就行了，现在我不这么想，我还可以做洋娃娃。有两种活法，真的是很好。”陈祖芬说。
爱好很广泛哪样都很“精”
陈祖芬特别喜欢芭蕾，在书里，她的洋娃娃很能跳舞。她喜欢看电影，大学上自习课时就偷偷跑出去看电影，被老师发现了就挨训。她喜欢施特劳斯的音乐，尤其是《拉德斯基进行曲》。
陈祖芬尤其喜欢音乐剧。1993年她在伦敦第一次看音乐剧，名字叫《悲惨世界》，看完后走出剧场她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再看一遍！回国后她就给时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的余秋雨写信，希望能再看到这部音乐剧，可惜她这个愿望一直没有实现。
陈祖芬一看到芭蕾，心就荡漾起来。北京前段时间有个舞蹈节，陈祖芬因为在外地没有看上，至今仍感觉很遗憾。
让陈祖芬最难忘的一次看舞台剧，是一次她去日本采访一个名人的时候，本来说好只谈两个小时，结果很投缘，谈了六个小时。也不知为什么，这人居然猜到她会喜欢《图兰朵》，他从日本打电话到北京，订了两张《图兰朵》的票，1500美金，两人一起坐飞机到北京观看。
用镜头说话新作露童心
陈祖芬始终走在时代的前端，近日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你知道我在等你吗》。这部作品中不仅有浪漫，还有一种优雅的品位，对现实的否定，对浪漫的期许。是国内第一本视听小说。
陈祖芬说：“人类对于爱、对于快乐有种共性，人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快乐。”这次写作，可以说是陈祖芬一生积累的一个爆发。这部长篇是用镜头说话，主题是呼唤纯真。
在这本书中，陈祖芬写出了她想了很长时间的奇特创意。这些创意一个个都充满着童真，充满着快乐。其中一个创意是建一个英语岛。“很多人学英语是很头疼的，我要建一个英语岛，营造一种学英语的语境。在这个小岛上，有邮局、银行、药店、游乐场……到处都是英文。让大家快快乐乐地学英语。”
还有一个创意是建一所成人幼儿园。里面也有跷跷板、滑梯……只不过把这些东西都放大，成人在这里可以找到童年的快乐。
陈祖芬比较喜欢空灵的东西。她最高兴孩子们是她的知音。许多成人喜欢她的书，觉得书中充满激情，能唤起爱国主义热情。但还有一些很重要的东西，譬如天真、单纯、童心。这些往往孩子最能读懂。
作为一个作家，陈祖芬的本质就是洋娃娃。可以说，这部小说是陈祖芬对自己内心纯真的一次勇敢的自我肯定。
永远跳跃着永远快乐着
画家李滨声为陈祖芬画了一幅漫画像，只寥寥几个线条，就勾画出一个侧面梳着扣边“娃娃头”的聪明女子，这是从那凸起的额头中透出的气息。脖颈下三笔似乎画家在不经意中涂抹上的粗细不同的线条，像海军随风飘逸的衣领，又像一个喜好运动的姑娘穿的T恤。一个快乐充满活力和智慧的陈祖芬就这样给了我们一个美丽的侧影。
陈祖芬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旅途中她都在写作。她工作极其认真，和采访者交谈，总要做笔记，而后马上整理。她写的都是大题材，没有一丝“小女人”的缠绵。
陈祖芬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她喜欢到处奔走，而不喜欢一直呆在一个地方。她喜欢每天换一个城市，14天中她坐过7次飞机。有时想到自己昨天还站在机场传送带上往这个方向来，今天就改成往那个方向去，她就偷偷地笑。她喜欢机场，很多文章都是在飞机上写出来的。
我们眼前的陈祖芬，永远跳跃着，永远快乐着，没有一丝遮掩，没有一丝虚假。跳跃是她的音符，快乐是她的本质。
陈祖芬书语
阅读使我越来越年轻。
报告文学创作，要接触许许多多的人。采写各种各样的人，能让你感觉活了好多好多回。
“百变”女人
“北京人把我当上海人，上海人把我当北京人,我早上醒来常常不在上海和北京。人家叫我作家，其实我作文常常不在家。我大学毕业时想当剧作家，中学毕业时想当翻译，两岁时是上海电影院的老影迷。我生出来时，没哭，光笑了。”这是陈祖芬曾经给自己的自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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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祖芬：阅读让人年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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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写上面这段话的陈祖芬用行动在续写着自己的变化。从未涉猎过小说的她开始出版小说，而且一炮走红。她去社区去学校，大侃“性福观”，令学子们拍手称快。她制作娃娃引起轰动，叫商家急着合作玩具企业。她还参与地区的规划，让当地政府颇当回事。多元素的喷发让我们对曾经熟悉的陈祖芬感到了陌生，也感到了好奇。大家不会再用文学的标准去考察她的所作所为，而是要把她放在社会的大环境中去观察。我们无法判断，这个因《祖国高于一切》而饮誉的陈祖芬究竟还有多少能量会爆发，因为她是一个多变体，转变始终是她的主旋律。
我们还有很多不知道的，陈祖芬给我们的惊讶远远大于我们对她的想象。她学生时代爱打篮球，因为练得太卖力而病倒休学。当上作家后却与经济结下不解之缘，别人看来枯燥的东西，在她眼中却魅力十足。她跟着守林人进过原始森林。她会边看电视边做仰卧起坐，一气可以做250个。更令人叫绝的是，一把年纪的她竟然还在床上翻跟头。她喜欢卡通玩具，热爱动漫，说起萧亚轩、郑秀文来“熟门熟路”，随口背出王菲新歌《不留》的歌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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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跃文：读完书你也可以模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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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跃文其人
王跃文，当代作家。1962年生于湖南省溆浦县。1984年大学毕业，后进入政府机关工作。1989年开始文学创作，曾获湖南省青年文学奖。现已离开政府机关，成为一位自由作家，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著有长篇小说《国画》、《梅次故事》、《亡魂鸟》、《朝夕之间》；小说集《官场春秋》、《没这回事》、《王跃文自选集》、《王跃文作品精选》、《文艺湘军百家文库王跃文卷》等；电视剧本《龙票》。他的长篇小说《国画》曾引起社会轰动效应。其作品大多描写官场内部事件，有人喻之为现代的"官场现形记"，他的小说集也被命名为"官场春秋"。
王跃文以一部《国画》扬名全国，他把官场游戏规则勾画得细致入微，把官场百态描绘得淋漓尽致，在读者群中掀起了一阵"国画旋风"。现在回想起来，那阵旋风的意义已经超越了一般阅读带来的快感，更多的是在一个新的思维高度上对社会进行的反思。
有人说王跃文的书开创了反腐文学的先河，是新时代的《官场现形记》，有人戏言他的书是官场必读，也有人说他是官场中的异类，因为这位以描写官场腐败现象出名的作家原来就是一位官场中人。一夜成名是无数人的梦想，也是不少人为之努力的方向，但很少有人会想一夜成名之后的事。作为“官场文学”的代表作家，很少有人能想到王跃文最喜欢的一本书居然是《红楼梦》。说起自己喜欢的书，王跃文如数家珍。
最喜欢的是《红楼梦》
“可以说我会受到一些作家的影响，但是我不会去模仿别人。当然我也不反对别人模仿，但是我可以很清楚地告诉你，哪怕是刻意地模仿，写出来的东西也是你自己的东西，不可能一个人学别人的东西就完全像别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王跃文坦言自己的作品曾受到过很多作家以及文学作品的影响。
“法国有一位作家莫尼雅克，他是195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他说过一个作家自然而然会寻找到同自己气质相符合的一些技巧。当然刚才说的模仿主要是在技法、表现手法当中，当然还包括题材，形成自己风格这是很自然的东西。”
让王跃文很清楚地说出自己受哪些作品的影响，他说不清楚，他只能说出他最喜欢哪些作品。像古典的他最喜欢的是《红楼梦》，《红楼梦》到现在为止，他已想不起看过多少遍，最近还在看。他收集了《红楼梦》的不同版本，有宣纸竖排的作品，他买下来，他在看，这本书他拿到后从最后一本看起，一共十本。现在他还是非常敬重和热爱鲁迅先生。像国外古典的、稍微时代远一点的，就是他原来在大学里面接触的教育，像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人的作品。看作家的东西很多，谈不上受谁的影响。“真正会读书的人，最关键的还是掌握方法，做到学以致用。”
网络小说到目前为止，王跃文只看过《悟空传》，他觉得《悟空传》写得很不错。王跃文几乎每一次接触媒体采访，或者到大学讲学都会碰到一个问题，他们都会提出一些主观的看法，然后问他，现在网络文学很枯燥、或者很浮躁，您怎么看？王跃文一般这么回答：“首先我不认为网络文学是一个文学概念，我觉得网络只是文学的载体，如果说存在网络文学这个概念，我们传统的那种文学作品应该叫做书文学或者纸文学，我觉得不是一个概念。网络文学当然参差不齐，这是肯定的，这不是网络的错。当然有很多优秀的写作者也参与到网络文学创作当中来，就会有很多高品位的、好的文学作品出现。其实到目前为止，当然我没上网看，我从媒体上看到，还是出现了很多让大家喜欢的网络作家，包括慕容雪村，还有安妮宝贝，他们的作品很受读者的欢迎。我觉得网络文学前景是很光明的。”
王跃文自己喜欢的书还有很多。有一本书叫《光荣与梦想》，是一部美国的当代史，王跃文建议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看。除此之外，王跃文还建议大家一定要读一读《红楼梦》。
别叫我官场作家
1999年，王跃文以一部《国画》扬名全国，他把官场游戏规则勾画得细致入微，把官场百态描绘得淋漓尽致，在读者群中掀起了一阵“国画旋风”。现在回想起来，那阵旋风的意义已经超越了一般阅读带来的快感，更多的是在一个新的思维高度上对社会进行的反思。
之后，王跃文又推出了《梅次故事》、《官场春秋》、《官场无故事》等一系列作品，无不和官场有关。走红的王跃文也遭遇了盗版和假冒伪劣的袭击，仅《国画》就有十几个版本不下200万册盗版。这些假冒的作品就因为抓住了王跃文作品的突出特征才这样屡试不爽——它们的题材都与官场有关。王跃文更被不少人称为“官场作家”，他的作品被大家称为“官场文学”，这种叫法已经沿用了几年，而一向平和的王跃文在这几年中惟独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少有的倔强。他说：“别叫我官场作家。一个作家不能仅仅因为他以什么为写作题材就称他是什么作家吧？难道我们能因为《九三年》就把雨果称为革命作家？因为《战争与和平》就把托尔斯泰称为战争作家？题材应该只是作者表达自己对人的生存状态追寻描述乃至追问的一条路径。作家顺着这条路往下走，把一路的所见所闻所想所感告诉读者，仅此而已。或者连所思所感也不说。作品是间屋子，进屋子的门要读者自己去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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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跃文：读完书你也可以模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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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意“官场作家”的名号，王跃文自然更不能认同“官场文学”的说法，官场有文学吗？或者叫做写官场的文学？如果一定说有，不管怎样，它首先必须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具有文学所要求的一切特性。
虽然一直在刻意淡化“官场”二字，但王跃文的作品的的确确和官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国画》和《梅次故事》中朱怀镜为跑官、保官、升官对领导、对人际关系所做的深入骨髓般的分析，让普通百姓叹为观止，让官场中人竞相传诵。就连以爱情为主题的《亡魂鸟》，也通过维娜的视角捎带描绘了一番官员百态图。其实被称为“官场作家”也没有什么不好，只是王跃文认为这忽视了对作品主题的深层次开掘，忽视了作品所揭示的人性层面的意义。
有人的地方就有阴暗面
王跃文不想使自己的作品仅仅停留于某一粗浅的表面，他坚持认为自己不是为了满足某些人的猎奇心理而创作，他的作品绝不是什么黑幕小说，而且最主要的是，他从来就不想写黑幕小说——他只是写人，写人性而已。我们看到他笔下官场中人对新老领导的交替投靠，下级对上级情人一般的相互需求，人们浮游在官场内外的平衡选择，这些表象的背后是人性的阴暗和软弱，是人与人之间谁也摆脱不掉、谁都想读懂的复杂关系。
也许是这些内容亦可作为官场入门手册，王跃文的作品一时间在官场争相传阅，自己的读者群中政府官员竟然占了相当的比重，这是王跃文始料不及的。王跃文说：“我感谢读者，心里却觉得悲哀。这是我们中国这个传统社会特有的现象，个中原因不言自明。官场对中国社会为什么这样举足轻重？人们为什么如此热衷于官场？什么时候官场能退到人们生活的边缘？这意味着什么？这些都不是轻松的话题。”
对于官场文化中的精英现象，王跃文有些痛心疾首。中国的精英分子集中在党政机关，而西方国家，真正的顶尖人才聚集在工商企业界。的确，忙于内耗和创造财富之间存在太大的差距。
有人评价说:王跃文的作品读后会让人惊出一身冷汗。一些读传统小说长大的人士在读了他的小说后惊讶地发现：书中的政府官员竟没有一个正面形象，更没有英雄人物，他们眼中的反面人物也没有得到应有的下场。王跃文的小说就像一不小心混迹于好莱坞商业影片中的异类，突破了八股定势，让人不得不注视却又对它无比愤怒。相对于一些人的不能接受，王跃文却说他描写的现实种种不过是冰山一角，他不但没有过于渲染、夸大官场的黑暗，相反，他笔下留情了，而且，这种阴暗并非局限于官场，有人群的地方必然有人类所有的阴暗面。“你能说学界或者商场就没有人性所有的阴暗面？”王跃文反问我。
王跃文并没有把文学当作布道和批判，他说不管如何，文学都不应该成为一个社会的主流生活，文学应该成为生活中的一束光。它总得照亮一块地方，这就足够了。
在别人忙忙碌碌将他的作品归入这类那类的时候，王跃文只是在踏踏实实地写作，他不会有意地追赶时尚，更拒绝媚俗。在他看来，写作只是自己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也只有当写作不被看成是单纯的写作，我们才有可能品味到纯正的文学。
王跃文书语
小说不做任何主张，只是寻找并提出问题。我力求使作品成为从土里生长出来的自然植物。它有真实的根系、筋脉、汁液和气味。至于它到底能长到多大，活多久，没有现成的答案。
真正会读书的人，最关键的还是掌握方法，做到学以致用。
当代官场文学的“始作俑者”
1992年，王跃文从湖南溆浦县机关调到怀化行署工作。怀揣着“学而优则仕”的梦想，王跃文一步一步走上仕途，从一个乡村教师成为一个谙熟官场的小科长，一个敬业勤勉的“机关秀才”。其时，在王跃文的身上，具备了一个政府机关小公务员的全部特征：诚惶诚恐，兢兢业业。使王跃文的仕途发生改变的是1999年他的长篇小说《国画》的出版。这部被称为开创了“反腐小说”先河的小说，因为逼真地描写了“官场”的某种现实情状，成为当时最热销也最具争议的小说。
王跃文自述他在官场上最风光的一段经历是在县政府，那时他整天“迈着细碎步子，在领导面前说着是是对对好好”，而他自己的话却不能说出来。他自己的话是什么呢？是愤怒吗？不是。如果说擅写公务员的刘恒、刘震云还有愤怒，有诗意的残余，到了王跃文这儿，就只是一种“秘书世故”了。在王跃文的小说里，让人注意的是横向的比较而非纵向的，这人那人在人前人后所说所做有何不同，效果如何，得焉失焉，都被一种盈亏过于清楚的小聪明照得纤毫毕现，官场内部人与人的关系，被一支笔像小刀子一样一点一点地解，解到微妙之处，颇使人会心。
还有文学评论家这样评价王跃文：他的《今夕何夕》、《夜郎西》、《夏秋冬》等几部小说浑然一体，活脱脱一部当代《官场现形记》。说他的小说是官场现形记，这是最简便、最直观的说法，虽便于口碑传诵，却是对王跃文的一种误读。因为他的官场小说系列在表现官场生存状态和游戏规则时，更写出一种超越道德标准的官场文化，而不是简单地从道义上批判“厚黑”与谁是谁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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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忘不了的“疯子”和妈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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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其人
刘震云，当代作家。1958年生于河南。1973年至1978年服兵役。1978年至1982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88年至199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读研究生。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市青联委员、一级作家、《农民日报》文化部主任。
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四卷)，作品集《刘震云文集》(四卷)，中短篇小说《塔铺》、《新兵连》、《一地鸡毛》、《温故1942》、《官场》、《官人》等，共400多万字。作品多次获奖，并被改编、翻译和评介。
“自从有了手机之后，人的语速和话语量都提高了。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个人在街上，走着走着开始自言自语，又哭又笑，挺恐怖的。”刘震云说，到有了手机这阶段，成了话语喧嚣的一个阶段，手机把人的距离瞬间缩近了之后，人就特容易说假话。
刘震云身上充满了喜剧色彩，一方面他像只好奇的猫一样，勇敢地表露对生活的新鲜感；另一方面是他讲话时身体语言丰富，恨不能将场景现场演绎一番。
刘震云认为，《一地鸡毛》主要关心人的身体，对物质层面的关心比较多，就是吃喝拉撒睡，具体到“小林家一块豆腐馊了”；到了《故乡面和花朵》和《一腔废话》是关心人精神的东西多一些，主要说人的胡思乱想；到了《手机》，关注的则是物质和精神之间这一夹缝对接处的东西，最大的体现就是话语了，话语既是精神的又是物质的，听得着但看不见。
“有句话叫‘口是心非’，其实是和非之间有很大的灰色地带。语言学家统计，人一天从睁眼到睡觉大概要说2700多句话，其实每天真正有用的话不会超过10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