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说他作品的话语速度是不一样的。《一地鸡毛》语言的流速基本上与人生活中说话的语速接近，用的是一天2700多句的速度。《故乡面和花朵》、《一腔废话》因为说的是胡思乱想，速度突然提上去，用的是27000多句的速度。这两部书好多人说看不懂，和小说语速突然提高有很大关系。到了《手机》，速度又降下来了，比正常的语速还要慢一些，大概700多句的速度。小说《手机》是好读的。
“自从有了手机之后，人的语速和话语量都提高了。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个人在街上，走着走着开始自言自语，又哭又笑，挺恐怖的。”刘震云说，到有了手机这阶段，成了话语喧嚣的一个阶段，手机把人的距离瞬间缩短了之后，人就特容易说假话。
“海德格尔说，语言能改变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我原来对这句话体会不是特别深，有手机以后发现，确实是这样的。《手机》里出现谎言以后，就像一个高压罐，里边装东西太多了会‘嘣’地爆炸。因为手机，夫妻之间打架离婚的特别多。比如说谎吧，你要圆一个谎言，必须再编造一个谎言，这些谎言成了一个系统。手机本来是一个随身携带物，是为了说话方便，但我发现手机会控制人。朋友说过一个故事，一个花花公子跟好多女孩有关系，最后他相中一女孩，想跟这女孩老老实实过日子，但手机不答应，其他女孩继续打给他电话。如果没有手机，他跟一个人断掉关系本来是很容易的。”
“疯子”朋友启蒙文学
刘震云从15岁开始进入写作之列，那是1974年，他刚当兵。
那个年代农村孩子没什么出路，整天在家里吃高粱面，苦，因此当兵对一个孩子是特别好的差使，当了兵，再努努力，提了干，就可以回家找媳妇。刘震云当兵时第一次见到火车，觉得那场面特庄严，火车开动放气时的样子，“呜——”真好。排长是老兵，问他想家吗，他心想有白馍吃还想什么家啊。那时候拉兵的火车全是闷罐子，没厕所，都是第二天早上车门拉一条缝，排着队撒尿，他在移动的物体上撒不出来，排长让他排最后，结果一转身，他对着排长撒出来了，尿了排长一裤子。排长跟他急了，说刘震云我算是认识你了，他告诉排长说我有点想家了。
刘震云当兵是在甘肃一个大戈壁滩上。他说他的一个新兵朋友是他到目前为止遇到的为数不多的智商特别高的一个人。一上火车就开始写诗“新家安在长城端”。刘震云感慨道：“在我撒不出尿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写诗了，可见比我聪明到何等程度。”
他朋友说，你别跟他们弄了，你跟我学写东西吧。刘震云说，跟你学写诗啊，成啊。就这么着，他开始写诗。
他的朋友在几个月后跑了。一开始认为他叛逃，那天晚上正睡觉呢，部队紧急集合，团长说：“投降就让他投降，不投降就让他灭亡。子弹，上膛！”一个团的兵力布置在边境线上，最后突击了一天也没找着。因为他的朋友回家了。
有一次刘震云去他村里看他，发现他在家里摆了好多书。村里人都说他疯了，农村孩子老不下地干活，在家看书，不就是疯了吗？过了几年，听说那朋友杀了人。起因是女朋友也说他疯了，找了另外一个男的，他朋友“咣当”一锤下去把那男的砸死了。公安局审讯他朋友。一堂审下来，把公安人员的脑袋都弄大了，说没见过这么疯的人。问他一句话，他能说上几十句，语速特别快，都是《资本论》上的话。县公安局的人哪知道这种语言，纷纷嚷道：“他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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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忘不了的“疯子”和妈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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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最后总结说，是一个疯子把他领上了文学道路。但对他写作影响最大的人是他妈妈。
刘震云的母亲不识字，但她觉得写作是件简单的事。她在镇上卖过酱油，那时开始学字。酱油店旁边是个书店，她去抓了一本书开始看，一抓就是鲁迅的书。后来她知道儿子以写作为生，聊天时就说：“你现在也写东西？这工作不难。”刘震云说：“我觉得挺难的。”母亲说：“鲁迅在写东西的人里边算是一大个的吗？”刘震云说鲁迅可成啊，好多人都觉得他写得挺好的，把他当祖师爷。母亲说：“嗨，那写作这东西太容易了，我看过他的书：后园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我都能写出来，我就是识字少，那有什么，我卖酱油，一个是酱油缸，另一个也是酱油缸。很容易。”
一开始写东西很占便宜
刘震云的第一部作品是《塔铺》。当时写东西很倚重生活描写，对内核的东西不一定完全领悟，但写生活本身的时候作品会帮作者厘清相关事物。“就好像你在地里，一锹下去，有杂草根、蚯蚓啊什么的，你未必知道一锹下去有这么多东西，但土地确实有这么多含量。所以一开始写东西很占便宜。”
《温故1942》是刘震云最看重的的一部作品。“我觉得它写得既感性又理性，是个好作品，包括它将要拍成的电影也是一个波澜壮阔、震撼人心的民族心灵史。”1942年，河南一场旱灾，死了300万人。更可怕的是，后代把这些事全忘了。中国是个特别容易遗忘的民族，这当然也和它经受的苦难太多有关系。那场灾害本来不该死那么多人，可是当发生旱灾的时候，一批人逃荒到原本荒凉的西北，饿死了。日本人进攻河南，蒋介石想把灾区甩给日本人，日本人坚持不进兵，不给蒋撤退的借口，双方军队形成了僵持，就在这僵持中，河南人一个个倒下了。刘震云说他写这本书是为了长民族的记性，避免灾难的重演。
笨人有笨办法
刘震云说自己读书受两个人影响较大，他们都姓李，都是评论家，一个叫李敬泽，一个叫李书磊。“他们读书比我多，有好书就推荐给我。这一阶段我在读汤恩比的《历史研究》和奈保尔的《百万印度的哗变》。”
刘震云每天上午下午各写三个小时，每天创作三千字左右。每一次创作都是一个寻找新发现的过程。“我是一个比较笨的人。但笨人有笨办法，笨鸟先飞。当对一个看法出现自我分歧的时候，可能有三种写法比较好，聪明人可能一下子知道哪一种是最好的，但我不知道，仨都要试，都写出来，可能试出一个好的，也可能发现第四种。自我表扬的说法是勤奋。”
刘震云认为文学创作有两个阶段，第一个是写作经验少、年轻的时候，会喜欢用复杂的事说复杂，但当作者人生阅历多了以后，会喜欢用简单的事说复杂。简单不是简陋，像孔子、胡适等人的书，都用最家常的，最物质的，像茶杯啊，烟啊，说明另外深奥的东西。他们就不是用哲学来说哲学，而是用生活说哲学，甚至超越了哲学范畴。另一方面是，一开始写东西特别容易用人的第一反应，第一反应就是直觉，写东西节奏容易顺。写作的经验、阅历多了以后用的就不是第一反应，第二反应、第三反应的东西会更多一些，也就是反其道而行之的东西更多一些，会显得作品更疙里疙瘩。比如《手机》里一个场面是开会，各人手机响了，按正常的情况应该是大家都在说话，把会议干扰下去，但《手机》里选了一个细节，是一个人拿着手机听，他不说话。一个说话的场面一个不说话的场面，这细节就比那个好一些。
“有时候写东西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这个阶段爱写这个东西，另一个阶段写另外的东西。我觉得如果作家的风格在不断变化，那么证明这个作家在不断探索，是比较有生命力的。我们发现95％的作家写的第一篇作品和最后一篇差不多。一以贯之的作家是不会有什么太大创作性的。另外探索和创作跟年龄特别有关系，《一地鸡毛》我是二十多岁写的，到三十多岁更张扬，就写《故乡面和花朵》那类作品，到《手机》就四十岁左右了，这时候和过去就又不太一样了。”
一也可能成为零点八
在《甲方乙方》里刘震云演过一个情痴，至今为止他就演过那一个角色，还是一个特别不着调的角色。当时也是因为好玩，冯小刚告诉他说就坐一块吃顿饭，结果一坐就是七天，刘震云烦了，不去了。很多人劝哪劝，最后葛优说：“您是一大演员啊。您的演技怎么样我真不知道，但您的做派确实是大演员！我没这么等过别人哪。”
刘震云说他写剧本是使自己的小说换了另外一种方式在说话，他只改自己的小说，编剧不是他的职业，他也没有给哪个导演出卖过劳动力。他认为，电影剧本和小说的关系一直没有摆正，其实不论哪个东西在前边，后边的应该是沾前边的光。如果小说在前边，电影剧本在后边，因为小说把所有的选择都体现出来了，剧本可以比着小说择出需要的；如果电影剧本在前边，小说应该比电影剧本写得好，因为可以站在材料和实验的基础上重新组织小说。但是中国的作家确实把这事给弄拧巴了，先有电影剧本的时候，小说就成了剧本的扩充，注了好多水，变成了剧本的附庸，结果现在根据电影写的小说就没法看。其实不应该是这样的。因为小说和电影非常不一样，看电影是看热闹，就像听好多人在大厅熙熙攘攘地说话，看小说则像两个人在灯下谈心。如果小说成为电影的附庸，那剧本的一就可能只成为零点八，如果站在电影剧本基础上重写小说，那就是一加二等于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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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忘不了的“疯子”和妈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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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小说起码能把这个颠倒的事实再颠倒回来。而且小说是三部分，电影只用了其中一部分。电影改小说，是电影吃亏，没有哪个电影可以像好小说那么丰厚，电影一个半小时看完了，小说几十万字可以读一个月，时间上不成比例。另外电影是一个集体创作的结晶，有编剧、导演、演员、美术等等，哪个环节掉链子整体分数都会向下减，小说的修改则是个加分的过程。”
刘震云喜欢把写作比喻成运动。生活中有两种运动，一种是找赢的运动，比如各种球类比赛，进球就算赢了；另外一种是找失败的运动，比如跳高，什么时候竿碰下来跳高就结束了。写作对于刘震云来说就是一个找失败的运动。“如果哪个作品写出来自己觉得特别好，那作家就完蛋了。我觉得作家真正写出一东西来总是挺惭愧的，挺羞于见人的。写之前有信心，说这作品是我最好的，但写完后发现不是，又写完一个还不是。你发现你要表达的在天边，到天边去找，不是；在山沟里，还不是。好容易发现了，但仔细一看还不是。写作的过程就是隐隐约约知道在哪，一直在找它。”
刘震云书语
当作者人生阅历多了以后，会喜欢用简单的事说复杂。简单不是简陋，像孔子、胡适等人的书，都用最家常的，最物质的，像茶杯啊，烟啊，说明另外深奥的东西。他们就不是用哲学来说哲学，而是用生活说哲学，甚至超越了哲学范畴。
用写作拼一个十字架
刘震云最初是以短篇小说《塔铺》与中篇《新兵连》一举成名的，而在这两篇早期的小说里已经流露了刘震云后来小说创作的宗旨：对底层人（小人物）的生活境遇的关注。
阅读刘震云的小说集《官场》，深深为其小说艺术所惊叹折服。在这部小说集子里，刘震云展露了他惊人的创作才华，以鲁迅式的白描一针见血地写人，写官场中的人，写权力纠缠下的人。作为小说家的刘震云是将“一切实在的真实转化为写在文本中的真实”。他更关心某种“返回平民”或“返回真实”的意识。《单位》刻画了权力网络是如何决定并且支配人们扮演社会角色的方式，而《一地鸡毛》则写出了权力网络向家庭的延伸。我们自然也会理解：生活本身就是一大堆琐碎的实际问题，除了认同现实关系别无选择。《官人》与《官场》则是刘震云关于“权力意识”的一种文本解析，尤其是《官场》中的省委书记许年华，虽然着墨不多，却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物；此人对官场的权力操作娴熟自然，但在整体的权力角逐中依然是一个牺牲品。
在完成了一系列的新写实小说之后，刘震云接连发表了两部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与《故乡相处流传》。《故乡天下黄花》以一个小村落为背景，展示近半个世纪错综复杂的社会风貌，与新写实不同，《故乡天下黄花》属于那种寓言式写作，而之后的《故乡相处流传》则达到了圆熟大气的佳境。
学者摩罗一直对刘震云的小说有很大的兴趣，也一直在关注他的创作。摩罗认为：“刘震云用自己的写作拼合了一个十字架。他用机关小说（譬如《单位》、《官场》）写现代生活的卑微无聊，这是横向的；用历史小说（譬如《故乡相处流传》）展现历史生活的残暴恶毒，这是纵向的。一横一纵拼合到一块，就构成一个无限延伸的空间，这个空间贮满了人类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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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5生命的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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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曹禺在话剧领域里已攀上了顶峰，也可能是22岁便以《雷雨》震惊天下而解放后再也没有突破的苦闷，当然更可能是50年代以来文艺界人士一直如惊弓之鸟，使曹禺希望女儿成为一名科学家或医生，不愿培养她再去当个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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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子龙：从心所欲不逾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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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子龙其人
蒋子龙，男，1941年生，河北沧县人，中共党员。1962年毕业于海军制图学校。1960年应征入伍，历任海军184部队制图组组长，天津重型机械厂车间主任，天津市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席、编审，天津市政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主席团委员。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席。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蛇神》、《子午流星》、《人气》、《空洞》、《蒋子龙选集》(三卷)，中篇小说《锅碗瓢盆交响曲》，短篇小说《三个起重工》、《蒋子龙文集》(八卷)等。《乔厂长上任记》发表于1979年，被誉为开“改革文学”风气之先的佳作，也是蒋子龙的成名作、代表作。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拜年》分别获1979年、1980年、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燕赵悲歌》分别获1980年、1982年、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现代人格外注重养生，都想健康长寿。有一种可以延长寿命的方法，既简单易行，又无须求医问药。这就是读书。”
提起作家蒋子龙，如今四五十岁的读者可能会立刻想起《乔厂长上任记》、《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赤橙黄绿青蓝紫》、《锅碗瓢盆交响曲》、《燕赵悲歌》等脍炙人口的改革题材的文学作品。
到过蒋子龙家的人印象最深的肯定是他的书房，三面墙都是巍峨的大书柜，全用硬木板打造，厚重而实用，从地板直顶到天花板，就像一座书城。作为一个读书人、写书人，书在他心目中的重要位置不言而喻。
一踏入蒋子龙家宽敞的客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宽大舒适的沙发和一排依墙而立的高大的博古架，里面摆放着蒋子龙多次出国访问带回的纪念品和友人馈赠的纪念性礼物，以及他历次获得中、短篇小说奖的奖杯，琳琅满目，多姿多彩。醒目处挂着蒋子龙及家人的生活照片，朴素而温馨。看得出他是个热爱生活、亲情浓郁的人。
书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大学
“人生不可无书。”蒋子龙先生的话语简洁、深邃、鲜明，一如他的性格和为人。外界的印象是蒋子龙不苟言笑，不熟悉的人往往因为他冷峻的外表而误以为他内心冷漠、孤傲，其实他是个古道热肠的人，与他交谈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他很善于营造宽松、随意的氛围，他坦诚、率真而又幽默、睿智的谈吐令人难忘。
蒋子龙是河北沧州人，十几岁时到天津读书。他读《三剑侠》、《雍正剑侠图》、《大八义》、《小八义》等评书本，都是在农村的火炕上读的。到天津上学时，蒋子龙的作文成绩并不是最好的，但他很爱看小说，阅读外国名著如饥似渴，昏天黑地读个没完没了。少年时代他还喜欢评论小说，却从未写过小说。中年以后，他愿意读一点有智慧、有味道的东西。比如葡萄牙作家费尔南多·佩索阿的《恍然录》和邦达列夫的《瞬间录》，“每天读上两三篇，有时读一个人的，有时比较着各读一两篇，像睡前喝一杯葡萄酒一样，有时一本书要好几个月才能读完”。随着年龄的变化，阅读习惯自然也就跟着发生变化。他说自己读书“基本上是个杂食者，能记住的作品肯定会对自己有影响”。
他坦言，自己走上文学道路完全是“兴趣牵引”。他喜欢的书很多，至少得有几百本。他读过的书已经记不清准确的数字了。他认为，“现在的书多得看不过来，基本没有时间重新回味，但还是有几本书比较有嚼头。一本是邦达列夫的《瞬间录》，是一段一段的，短而精巧，写得很实在、很质朴，有时一篇文章的一两句话就可以独立成篇。还有一本是韩少功翻译的佩索阿的《恍然录》，语言表达方式很华丽，也有一点味道，可以经常看，也不愿丢掉。这两部书都是非常简练的，任何时候拿起来，面对的都是完整的一段，不必想过去，也不必担心未来，独立成章。如果只选一部，那我就选最早接触的《瞬间录》。”从上初中时他就看鲁迅的作品，《鲁迅全集》应该是中国文学作品中他比较喜欢的。他认为，《鲁迅全集》是百科全书式的，能从中了解很多，思考很多。
“可以说，书兼具精神性和物质性，它是商品社会里现代人最适合送的礼物。无论因什么事向什么人什么时候送，都不会显得冒昧、寒酸或不得体。能够看重书，无论如何不是坏事。”蒋子龙感慨地说。
谈到阅读对自己的人生影响，蒋子龙的话虽然简短却耐人寻味：“阅读可以嫁接人生。”为什么这样说？蒋子龙自有一番妙论——
现代人格外注重养生，都想健康长寿。有一种可以延长寿命的方法，既简单易行，又无须求医问药。这就是读书。“书是印刷出来的人类”，读一本书就是经历一次别样的人生，书读得多就可以拥有多种经历，选择多种人生。你看，不打麻药便可移植生命，将自己的一生衔接上前人和古人，这岂不等于丰富和延长了自己的寿命？书实现了人类最大的愿望，使他们短暂的一生得以永恒。
提高国民素质作家应当强学力行
在艺术上，蒋子龙以其精致和粗犷见长。他擅长工业题材，对农村也不陌生，商业、教育、文化、城建、市井民情无不细心体察，涉笔成趣。从他的长篇《人气》可见一斑。蒋子龙的艺术魅力，在于敢讲真话，不做作，为民众代言。给人的感觉是光明磊落，坦荡无私。他对所描写的人物和现实生活有强烈的爱憎，直抒胸臆，不拐弯抹角，既有热情奔放的爱，也有刻骨铭心的憎，对正面人物的描写分寸感极强，对反面人物的刻画入木三分，对不合乎事理的做法又报以含笑的讽刺，叙述一种惊心动魄或凄艳的悲剧时，又能保持冷静平和的心态，这就使得他的作品很厚重，很耐读，意味绵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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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子龙：从心所欲不逾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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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著名作家，蒋子龙虽然不是哲学家，不是理论家，但他的写作风格是在创作中完善了一种思想体系，对生活有着自身独到的体会，善于从某种事件中以独特的视角观察生活，把自己与众不同的感受通过作品传导给读者。他曾创作出社会时代所特有的、意义深刻的人物形象，《乔厂长上任记》已被公认为新时期中国文学的一个里程碑。蒋子龙认为，没有创作就没有作家。《乔厂长上任记》是一种厚积薄发。他的《人气》、《空洞》等长篇也是如此。他写《空洞》，也是先有了生活的积累，有了触动才想到去写。真正的内容来自于生活的体悟、观察、糅合。他坦言，长篇写作要找源头，靠采访和积累。他的积累方式是“永远都在观察”，他幽默地说：“连头发梢和脚后跟都在观察。”他的潜心积累是随时随地的，想到某些闪现灵感的转瞬即逝的事情就立刻寻找纸笔记下来，他认为记录可以加深记忆。
蒋子龙的作品风格总在追求新意。他说创造模式是作家的幸运。蒋子龙希望自己的风格有厚重感，也能有机智幽默的一面。现在每天晚上他都看《新时期文学本体论思潮》，这本书把这些年来东西方作家采用的各种文体拿来讨论，很难读，但也得读。“因为我对自己的表达方式感到很苦恼，要写的东西很多，每一部书的流泻方式应有所变化，却老不能让自己满意，所以就想了解20多年来作家如何变化自己。”
到目前为止，蒋子龙共出版了87本书，显然这是艰苦的劳动成果。他说这些书他都很喜欢，不喜欢就不出了。同时又都不是很满意，总觉得还可以写得再好一点。在这个意义上说，写作也是一种遗憾的工作。当然，他认为出书的数量并不能证明什么，“现在我最看重的是书的质量，一定要使自己先满意，自己能被自己的作品所感动。这才对得住喜欢、信任自己的读者。目前，我平均每年出一到两本书。”2004年，他出版了一本《蒋子龙散文精选》，一本随笔杂感集《国家的投影》。
书可以点燃思想的火花
古人是利用“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来读书，蒋子龙安排自己的读书时间则是“抓空，有时也放下一切事情读完一本书”。目前，他“主要看写作需要的资料方面的书和自己内心喜欢的杂书，当然也读一些需要的专业书籍”。
作家的职业是写书。每当写作疲塌的时候，他就去逛书店。到了书店，各种各样的书名，五花八门的装帧设计，令人目不暇接，精神亢奋。他形容自己走进书店“就像农民走进庄稼地，能激发想象力，调动起想塌下身子干活的冲动”。当他创作状态有些“癫狂”的时候，还是去逛书店，里边五彩缤纷，充满诱惑……天下文章好像都让人写尽了，自己还能写出什么书，丢进这浩如烟海的书堆中能引起别人注意吗？自己一下子就能静下来。
在这个人心浮躁的年代，更显出读书的妙处。商业社会拥挤而又喧嚣，孤独和抑郁成了常见病和多发症。尤其是置身于人海当中却感到孤独郁闷、无法排遣，这时只有书能安全地消除和缓解这种孤独感。在嘈杂的环境里，书能提供卓有成效的寂静，给人以自我完善的机会。同样，当一个人独处时，书又能提供一种可亲的私语空间，帮助人体会和享受生命本身对寂静的需要。人是不会满足的，在自身的生命以外，总还需要能有另一种生命作为补充。书，提供了这种可能。他感到大量的阅读哺育了自己的智慧和心灵，开阔了自己的文学视野。不倦地阅读和咀嚼，促进了他对社会、对人生、对文学、对历史和对自己的反思。
蒋子龙说读书的第一道程序是选择。人的生命短暂，时间和精力都有限，读书有益的条件之一，就是不读坏书和废书，甚至光是好书你一生也读不完。这需要借鉴古人的智慧：存书容易，能读为难；能读容易，记住为难；记住容易，能用为难。
蒋子龙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天津作家协会主席、天津文联副主席。作为著名作家和中国文化的使者，他先后出访过欧美亚等十几个国家，他在缅甸的作家节感受到这个国家相当高的文化素质，也在日本京都外的岚山周总理塑像前流连沉思。他在马来西亚做“中国当代小说的赤橙黄绿青蓝紫”的专题讲座时，大雨滂沱但座无虚席。他惊诧有那么多华人熟悉并喜爱他的作品。在美国，他不仅陶醉于盐湖城鲜艳夺目的红棉树、洛杉矶亨丁顿公园里浓烈的文化气氛，更在与美国文学界的交流中，感受到异国风情的多元色彩和创作出版的快节奏。谈到国外的读书气氛浓厚，他若有所思，“外国人坐在草地上读书的情景给我的印象最强烈。”
蒋子龙对书的话题很有感悟，他侃侃而谈：只要人类还崇尚思想，书就有地位。现代人经常抱怨，物质过剩而思想贫弱，因竞争激烈致使生活失衡……书有益于点燃思想的火花，甚至能引起争论，接受挑战，被人引用。好书能引发必须的思想和行动。同时，读书又是现代人通往心理平衡、让生活感到充实的一条途径。每个人在现实生活中都不可避免地会碰到一些愚蠢的人，或许还要跟他们打交道乃至被纠缠。只有读书是结交智者，与其倾谈。我们之所以能够理解人生，不是因为跟人接触的多，而是因为接触的好书多。历史上最严峻的时刻往往产生伟大的作品，是这些作品对时代承担着特别的责任。所以，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伟大的书籍，它本身的伟大就无法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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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子龙：从心所欲不逾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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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子龙先生年轻时兴趣广泛，他喜欢篮球、乒乓球、二胡、手风琴，还当过文艺演出队的队长，当兵入伍后在海军练得一身好水性，现在爱好游泳、打羽毛球、集邮等。坚持晨练是他几十年不辍的“必修课”，游泳更是他的强项。即使出国或去外地归来，不管多晚，转天一早他必定准时出现在泳池边。强身健体的成果是他身手矫健，思维敏捷，热爱生活。他很喜欢唐人王湾的诗，其中两句“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他曾多次题赠给求索者。“风正”也是他自身形象的写照。另外，他认为脚下千条路，一个人要想事业有成，不在于选哪条路，而在于你为此付出怎样的努力。耕耘决定收获。因此他曾将“大道无形”四字多次题赠友人，以励志。
年逾六旬的他依然忙碌，有还不完的文债，写不完的稿子，还有许多好书没有时间看。尽管如此，他依然重友情，不擅说“不”，尽管希望静心创作不被打扰，但还是不得不挤出时间接受采访，和一些必不可少的应酬，并真诚相待，毫不敷衍。我深深体会到他那被圈中人所称道的冷面后的古道热肠与成熟男人的绅士风度。
蒋子龙书语
“书是印刷出来的人类”，读一本书就是经历一次别样的人生，书读得多就可以拥有多种经历，选择多种人生。
要借鉴古人的智慧：存书容易，能读为难；能读容易，记住为难；记住容易，能用为难。
从“凶神一号”到传奇作家
他曾经是一名农村的少年，长大后当过兵，做过工人，后来成为了一名优秀的作家；他的作品曾经备受争议，几乎每诞生一部新作，就会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他是当今文坛上不可多得的“重量级”作家，他的作品不但屡屡获奖而且脍炙人口；他长着一张拒人于千里的脸，曾经被奉送绰号“凶神一号”，然而他貌似冷酷的外表下掩藏着一颗善良正直的心；他性格直率，笔锋犀利，他用自己的笔触和人生描绘了一片别样的天空。他就是传奇作家蒋子龙。
作家是社会的头脑，时代的智者。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经历使蒋子龙的作品具有高度精炼的优点，在他的短篇和中篇小说里浓缩了丰富的生活内容和复杂的矛盾冲突。他善于抓住事件的主要矛盾与问题的关键，从而紧凑地展开，详略得当，结构严谨。他也擅长抓住人物的最有代表性的性格言行。蒋子龙是一个高明的故事讲述者，情节曲折、构思新颖、结构缜密、语言独特。他作品中多层次的艺术结构让读者在欣赏中体会其主题并产生共鸣，目的是催动读者精神上的觉醒，而不是用粉饰太平来哄骗读者。
蒋子龙早期的创作致力于改革者形象的塑造。他以雄放刚健的风格，把改革者的个性心理、精神风貌以及他们为现代化建设进行的可歌可泣的奋斗表现得极具感染力。乔光朴、车蓬宽、牛宏、武耕新等强者群像在他的小说世界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从《阴错阳差》开始，蒋子龙把思考视点投入到人物性格与历史文化的碰撞上，力图从现实的社会关系中表现人的心理奥秘，从而描绘出一个立体的全景社会，显示出强烈的批判意向，笔墨愈见沉着老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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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城北："品三做三"全靠"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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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城北其人
徐城北，京剧编剧、学者。1942年生于重庆，长于北京。大学时就读于中国戏曲学院。青年时期曾在新疆和河北工作了15年，"文革"当中被迫在全国游走了22个省。粉碎"四人帮"后专业归口，37岁进中国京剧院当编剧，曾给著名演员李世济写过京剧《武则天》，获第一届文化部的文华奖。53岁调中国艺术研究院任研究员，一直到退休。
著有艺术专著、城市文化随笔70余部，代表作有《京剧与中国文化》、《老北京三部曲》、《梅兰芳三部曲》、《老字号三部曲》等。
京剧研究完了，老字号研究完了，京城文化也快研究完了，徐城北正琢磨着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三”对徐城北来说，是个很吉利的数字，也是他成功路上一个不可缺少的至关重要的数字。
徐城北，住在城北。“读书声中的水岸人家。”这是徐城北居住的小区打出的广告语。“徐城北肯定是个真正的读书人。”记者心里这样想着，很准时地按响了他家的门铃。
“欢迎！欢迎！”随着两声热情的招呼，脸色红润、戴着一副大宽边眼镜的徐城北出现在记者眼前。
一进门，脚下的两块布在告诉我们：这儿的主人是很爱干净的。
徐城北是个有准备之人。和记者约好了十点钟采访，当记者进门时，桌上已摆好了散发着浓浓茶香的铁观音。客厅里摆放着的一排整齐的书架以及沙发边零散摆放着的几份报纸和客厅角落里的各种花，使这个家散发出一种迷人的香气。这一切都在显示着主人优雅的品位。
除了几杯茶之外，桌上还摊着几张写满了字的纸。“我给咱们今天的谈话定了个主题‘喜欢品三做三的徐城北’。我今天是反串了，哈哈……”徐城北话未说完，记者心里一愣又一喜：“嗬，都准备好了！”
问他最近在忙什么，他神秘地说：“有些事还没干出来，不宜过早地宣扬。”
一辈子离不开“三”
“三”对徐城北来说，是个很吉利的数字，也是他成功路上一个不可缺少的至关重要的数字，他的工作和生活中没离开过“三”。
他的书房起名叫“三不老书屋”，是艾青题的。
徐城北说，他这一辈子都比较闲，没坐过班，是一个散兵游勇式的文化人。他的行业是戏曲，大学学的是京剧评论，后来他自己跑到新疆、河北生活了15年。那是苦难的“文革”时期，尽管苦，但他却心存感激，“因为它给了我很多今天可以炫耀的资本。”“文革”时，徐城北正值青年，在应该大量读书的时候，他没能读到书。
徐城北学会了咀嚼这种苦难，以致养成了后来这种很闲适的性格。1979年调回中国京剧院后当研究部主任。那时他的活儿都是自己想，自己做。
“‘三’这个数字跟京剧有一种非常紧密的关系，《三气周瑜》、《三顾茅庐》、《三打陶三春》、《三打祝家庄》，这是戏名。还有，戏剧有三哭、三笑、三让座等等戏曲情节动作。”这些东西对徐城北工作有很大影响，他总是能想到“三”。
《梅兰芳三部曲》的第一部——《梅兰芳与21世纪》出版的同时，江苏的一家出版社找到徐城北，让他写一下老北京。第一部《帝都遗韵》出版后非常畅销。后来他想：“我这一本写老北京还没写完呢，没尽兴呢。”后来他又变换角度，写了第二部《巷陌民风》和第三部《透视前门》。
尽管已经出了七十多本书了，但使徐城北在业界最有影响的还是这套《老北京三部曲》。这，也成了他的一块招牌。之后，他又完成了《老字号三部曲》；近几年，他还要写《新北京三部曲》；将来，他会以《流浪三部曲》的自传做一个圆满的收场。
想到过不了多久自己也要“退休”了，徐城北就琢磨着尽量把自己的作品做成一个又一个的“三”。
张口必谈梅兰芳
和徐城北聊天，就算你不问，他也肯定会跟你谈梅兰芳，谈京剧，因为他是这个领域研究者中的顶级人物。
37岁回到北京后，他就研究京剧，读了很多相关的书籍，但更重要的是他从很多演员肚子里掏出很多比书本上还好的东西。老时的艺人是不读书的，都是口传心授，他却能从他们身上挖出很多书本上没有的东西，然后整理出来。他和袁世海、李和增、李世济等著名演员接触很多。剧团里的每一个著名演员都是小半本“梨园史”，这些“梨园史”被徐城北一整合，就成了一部最具权威性的、也是最完整的“梨园史”。
在他研究的每一个领域，他都是个带头羊。基本上是这个领域研究完了，他就不再接触了，开始下一个新的领域。
“当然，你做每一项工作的时候都是先做‘一’。比如我写梅兰芳，第一部写的是《梅兰芳与20世纪》，之前关于梅兰芳的书籍很多，但我是从文化角度切入，谈梅先生是怎么成长起来的，怎么发展的，甚至还斗胆谈了一些梅先生的不足。1995年的时候，庆祝梅兰芳百年诞辰，后来我又写了一部《梅兰芳百年祭》。到了1999年世纪末的时候，出版界的人说，徐城北，你怎么不写一部《梅兰芳与21世纪》呢？我心想，也是啊，为什么我不再写一部凑个‘三’呢？于是就有了这部《梅兰芳与21世纪》，组成了一个‘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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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城北："品三做三"全靠"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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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曲”完成后，徐城北尝到了很大的甜头。“做‘三’挺好的。”以前看到前人有那么多的“三”，徐城北既嫉妒又羡慕，十年后，徐城北自己身上终于也有这么一个“三”了，他笑了。
饱读生活这本大书
“我读书是靠‘熏’。”徐城北语出惊人，这与他的身份多少有些不相统一。
徐城北生长在一个一生都让他很骄傲的家庭中，这个家庭的气质，以及它背后的大环境，都有一种倔强和执著。它使徐城北养成了对“书——人类文明”的尊崇，使他没被当时扭曲与恶劣的环境压趴下。父母是香港《大公报》的“名记”，家里书很多，但徐城北那时很少读，只是偶尔翻翻看。但在他身边，有一个由父辈知识分子组成的小圈子。
父母经常带徐城北走访冯友兰、向达、潘光旦、沈从文、汪曾祺、艾青等老一代知识分子，那时徐城北还是个孩子。这些人家里都是书香门第，书很多，说的也大都是和书有关的事。听得多了，见得多了，徐城北自然就被“熏”出来了。
父母把他写新疆的诗给艾青看，艾青读了说好，让这孩子来找我聊聊。没有人能强迫艾青去读别人的诗，徐城北绝对是个特例。
后来艾青把自己的书送给徐城北的父母，但他父母那会儿已经老了，读不了了，就让徐城北读。
“我跟这些老一代文人在一起玩的感情很深。我和他们都是经历过痛苦而相识的。我的‘文革’也不容易啊，在全国流浪了一年半，走了22个省市，这种漫游也是苦中作乐，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这也是读书啊。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李白在这儿遭遇过苦难，杜牧在那儿遭遇过苦难，想到这些，我心里豁然开朗，和他们相比，我遭遇的这点苦难算什么呢？这就读了书了。我这种读书是大多数知识分子所没有的。生活是第一位的，读书是第二位的。生活这本大书，我觉得我是饱读了。”小时候徐城北不是一个注重读书的人，但今天却不同了。他说：“今天的知识分子最可悲的就是只读书不注重生活，不注重从生活中找直接的感受，只会引经据典。生活是第一位的，书不过是生活折射的一个范围。后一代的知识分子应该用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去完善以前的好书，修正以前不够尽善尽美的书，这才是读书的根本所在。”
如果你问他读了多少书？他不会正面回答你，他只会告诉你他读的很多书都是从生活中来的。比如他研究新北京，这方面的书没有，他只有从生活中去寻找，追着生活的源头去考察。
为改变知识结构而读书
“我要改变自己的知识结构，有意识地去读一些书。”说着徐城北走进里面的书房拿出一摞书，都是些知识分子研究城市文化的书：《三城记》、《阅读城市》、《现代音乐建筑》……
“读书比写作还累。”他又说。
徐城北至今仍保持着写信的习惯。他居住的小区没有邮筒，要寄信得骑车到几站地之外的邮局去寄，很不方便。楼盖的也是杂乱无章，发现了新北京存在的这些问题，他就读了很多书，想看看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是怎么建设起来的，硬着头皮读了一些他不熟悉甚至是排斥的东西。这些东西自然而然地改变了他的知识结构。
徐城北是个有心人。他平时读报，很注意剪报，搜集资料。每当看到报纸上有关新北京有用的信息，他都想方设法联系作者，然后再去深入采访，将其做大。
台湾的永和大王等成功人士都和他很熟，这些成功人士读过哪些书，徐城北都会去追踪。
可以说，徐城北的读书是跟着京剧、老北京、京城文化等这几项大的研究在走。研究什么，他就搜罗这方面的书，尽量地占有资料。差不多找齐了，他就一本本地读。不仅是读书，他还到生活中采访这些领域里的人。他经常去戏园子、饭馆、庙会等地考察。亲身体验、考察，然后提升他所读的书。
对于研究他是有计划的，对于读书同样他也是有计划的。“这辈子我还要干些什么事，还要读些什么书，我心里很有数。”一般谁都能干的他不干。京剧研究完了，老字号研究完了，京城文化也快研究完了，徐城北正琢磨着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我把我全部的稿费都投在我这个房子上了，现在已经是穷得叮当响了，但我不着急，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挣，我还有追求。”
徐城北现在每天工作都很勤奋，每天他爱人起来上班，他也起来，出去锻炼锻炼身体。吃完早饭后就开始在书房干活了，用电脑打字，一天最少要四五个小时。晚上的时间则读读报，看看电视。
“我的计划是写到100本书，就‘退休’了。”或许，徐城北追求的那种境界我们只可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