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中列了两个大公式，出发于一个总公式。开篇第一节，朱熹定为.7
月明林下美人来”，不会联想到《红楼梦》的“十二金钗曲子”中“空对着山中
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妹寂寞林”，因而知道为什么宝钗姓薛（雪）而黛玉
姓林吗？
乙 我佩服你的联想力。
与诗对话：《咏怀》
游览名胜古迹时，若自始至终都有导游热心讲解，离去时，除剩下的眼见耳
闻的模糊破碎印象以外，就只有导游的系统解说了。那仿佛是如来佛的手掌，齐
天大圣孙悟空也跳不出去。
读书好比游览。所读的是本文，或说“文本”，这以外的都是导游的话。导
游是必要的，但游览还得靠自己。读书也得靠自己亲自和对方打交道，也就是与
书对话。对话不仅眼看耳听，还要用心思。
读的是诗就要与诗对话。何妨找一位古人的古诗试一试？找谁？三国魏的阮
籍的《咏怀》诗第一首。离现在有一千七百多年了，古今仍可对话。
诗 夜中不能寐。
人 阮老前辈！您不是好喝酒，能一醉三个月不醒，藉此推托了司马氏的求
结亲吗？怎么会失眠？是传说错了，还是诗错了？
诗 夜中不能寐。
人 明白了。白天喝酒是给人看的，夜间不见人，就清醒了。在一片黑暗中，
您是清醒者，不能沉沉入梦，诸事不关心。对不对？
诗 起坐弹鸣琴。
人 弹琴为寻知音。夜中起坐弹琴为的是惊醒别人，引来一位同样清醒的朋
友谈心。可惜所有的人都大梦沉沉，鸣琴也不能唤醒。可是这就又不对了。阮老
先生不是有一大家人吗？尊夫人呢？怎么能起坐弹琴，不怕惊醒夫人吗？
诗 起坐弹鸣琴。
人 明白了。原来诗里并没有主语，没有指定说的就是您阮老先生，只说有
这么一个人，所以不怕惊醒您的全家。但又确实是您的心思。那就是您的心灵起
床了，弹琴了。没有人响应，没有同心的“友声”。
诗 薄帷鉴明月。
人 抬起头来看见一轮明月正照在薄薄的帷幕上。那仿佛是现在的窗帘吧？
可是，那应当是“见”明月，怎么是“鉴”呢？“鉴”是镜子，是照见。原来是
薄帷上映着明月，好像镜子一样，照见您老人家。确实是“鉴”，而不见“见”。
是明月听琴声来访您了。“薄”，不是厚，所以能透明而现出明月的影像，如同
镜子照人。这一句好像是现代人的现代诗，却难译成现代话。
诗 清风吹我衿。
人 怎么清风不是吹上薄帷而吹上您的衣襟了？原来老先生已经走出房来见
明月了。见月是视觉。觉到风吹是触觉。琴已鸣过了，还是没有应声。
诗 孤鸿号外野。
人 毕竟听到回音了。可不是人声，而是大雁的哀号。鸣雁南飞，是秋天吧？
雁飞成行，排成“一”字、“人”字。现在不见“一”、“人”，只有一只雁落
了单，“孤”飞鸣“号”，响应您的琴音的只有它了。它又在“外野”，在遥远
的外面荒野里。
诗 朔鸟鸣北林。
人 原来孤鸿的号叫还有应声的。“朔鸟”是指北方之鸟吧？它在“北林”
中鸣叫是回答“孤鸿”吗？大雁是不会和别的鸟做朋友排队的，正像您阮老先生
只能有七个朋友作“竹林”之游一样。“孤鸿”要南下，“朔鸟”要留在“北林”，
一个“号”、一个“鸣”，怎么能应和呢？听到回答琴音的是鸟声，又是这样不
和谐。唉，孤单的鸿雁啊！失群无伴了。
诗 徘徊将何见？
人 出户外走来走去，还能见到什么呢？一个人清醒着，弹琴，没有知音回
报，望见的只有明月来照，出门觉有风吹，只听得孤单的大雁在哀号找朋友。在
北林的朔鸟叫了，不是雁的同伴。走过来，走过去，没有别的了。还能有什么？
诗 忧思独伤心。
人 鸿雁落单了，是孤独的。您的忧思也是孤独的。雁能哀号，您只能独自
伤心。怎么办呢？只好将这怀抱咏成诗吧。这是不是八十几首《咏怀》诗的序？
也许是您老先生随手写诗，咏出了这一首，昭明太子萧统在《文选》中将这一首
放在最前面作为引言？全诗是不是只有“我”、“孤”、“独”三个字？仅仅是
哀叹弹琴高手好友嵇康的被杀？还是屈原的“国无人，莫我知兮”，以“三闾大
夫”投水自况？
《文选》的十七首《咏怀》中另一首说了这两句：
诗 多言焉所告？繁辞将诉谁？
人 “多言”、“繁辞”，“焉所告？”就是“何所告？”“何处告？”
“将诉谁？”说了也是白说，何必说那么多？然而，阮老前辈！您既然开了这个
头，以后接着来的就更繁更多了。《离骚》从此变成《咏怀》了。然而，现在城
市中高楼林立，见不到明月，听不到大雁，“北林”、“朔鸟”都消失了，“上
山下乡”已成过去了，环境变，人也变，不孤独又没有忧思的人怎么会和《咏怀
》共鸣呢？《咏怀》永远是孤独的。
（一九九五年）
与文对话：《送董邵南序》
韩退之，韩愈，韩老先生，“唐宋八大家”的首席，“文起八代之衰”，可
算得古文大师了吧？不管排行榜列在第几位，一提到古文就少不了他。他的文章
有什么高妙之处？我年幼时背过一些篇也没明白过来。现在试试与文对话，找一
篇短的《送董邵南序》，不到两百字，《古文观止》里就有，可能是我念他的古
文的第一篇。
文 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
人 燕赵是现在的河北山西一带了。能慷慨悲歌的士必不是埋头书本的文士，
那便是勇士、武士、“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猛士了。可是怎么“古称”呢？是
自古以来吧，还是古时这样说呢？还是据说古时是这样呢？燕国太子丹派职业杀
手荆柯去刺秦王没成功。您老先生说的士是指荆柯之流吗？这样粗浅的问题，大
概您不屑于回答了。
文 董生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士。吾知其必有合
也。董生勉乎哉！
人 “有司”就是主考官和人事部门的官。这位董邵南是个书生，据说是
“草木皆兵”的八公山下淮南古寿春的人。怎么他成为进士，竟然一连几次都不
得志，不如意，不能及第，被主管人员排斥，得不到官做？“进士”学位不低，
还没有用？“怀抱利器”指的是学间文章，不是利刀吧？他一气之下，满腔苦闷，
“适兹士”，到河北去。文士抱“利器”去找慷概悲歌的武士干什么？想造反吗？
韩老夫子，您不劝他，阻挠他，反而写篇序文送行，还预言他“必有合”，一定
能有遇合，就是说得到赏识，做上官。您还勉励他，教他努力。我大胆说一句，
这和您提倡忠君不大合吧？
文 夫以子之不遇时，苟慕义强仁者皆爱惜焉，矧燕赵之士出乎其性者哉？
人 这更叫我迷惑了。老先生提出了仁义二字，说是努力于仁义的人都会对
时运不好的董生你（子）爱惜的，何况（矧）燕赵的那些生性就慷慨的“士”呢？
是指武士？还是指文士？“有司”不爱惜董生，岂不是反不慕仁义，不如武士了
吗？顺便暗中讥讽了一句，是不是？不管武士、文士，他们能给官做吗？老先生
说这话当真有点莫名其妙了。请回答。
文 然吾尝闻风俗与化移易。吾恶（乌）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耶？聊以吾子
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
人 回答的太好了。我真要拍案叫绝了。原来您一开头用了个“士”字是打
埋伏，其中大有文章。古时有士慷慨悲歌，今天还有吗？风俗是会变的。我怎么
（恶，乌）知道那里的人变了没有？那就要看你去碰碰运气了。说的是，你要努
力啊！没说的是，董生啊！靠不住啊」你运气不好，到哪里也是一样。那边的大
官，掌兵权的节度使，还是从前造反的安禄山那样吗？你是跟他们造反吗？你知
道他们是安禄山还是忠君的郭子仪呢？武士看得起文士吗？危险啊！话没说，比
说出来更有力量。您老董若是有点聪明，有点自知之明，不是书呆子，还是调查
研究一番再去吧。
文 因之有所感矣。
人 韩老还怕董生不懂，又加上几句，说是自己的感想，实际是劝告。
文 为我吊望诸君之墓而观于其市，复有昔日屠狗者乎？为我谢曰：明天子
在上，可以出面仕矣。
人 尊敬的韩文公老前辈，我对您磕头礼拜，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开
头一句的“士”是谁？现在露馅了。原来有两个代表人物。一是乐毅将军，二是
高渐离屠户音乐家。燕国乐将军有那么大的功劳，打破齐国，攻下七十余城，后
来与管仲并称“管乐”，诸葛亮都佩服他，“自比管乐”。可是功太大了，被国
君怀疑，不得不逃奔赵国，挂虚名“望诸君”，死在赵国。高渐离会打击乐器，
屠狗卖肉，是荆柯的朋友，也是刺秦王不成而死。韩老夫子开口称赞的燕赵之
“士”古时就是这样倒霉，现在又怎么样？韩公要求董生告诉他们出来做官，这
不是废话吗？董生自己做不成官，还能劝别人做官？原来韩公是说，天子，皇帝，
还是圣明的，不要因为官坏就不信任皇帝了。还要有信心，要“忠字当头”，不
可三心二意。安禄山造反没有好下场。乐毅、高渐离都触尽霉头，董生你还去燕
赵干什么？这不过是着重说出“明天子在上”。“天王圣明”，这正是韩公的名
句。这篇文明是送行，实是挽留。一口一声说“勉乎哉”，实际是说，要考虑啊！
要慎重啊！话是这一样，意思又是另一样，意在言外，又在言内，先似正实反，
后似反实正。总之是不管艰难挫折，不可丧失信心，“忠”字第一，个人只有服
从命运。全文几乎是一句一转，指东说西，可意会而不可言传。这就是中国自《
春秋》以来的传统文体文风吧？就我的浅陋所知，好像是外国极少有的。中国古
代文人少有写大字报明捧明骂的，除非是代笔作“檄”文，如陈琳、骆宾王。个
人的文章总是讽谕为主，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韩老前辈！我还有句话想问。
若在今天，您会不会再写一篇送人出国序呢？您会怎么说呢？还要请他替您去凭
吊华盛顿、林肯之墓吗？去访吉田松阴被囚之地吗？到街头去找卢梭，到小饭馆
里去遇舒伯特吗？既然知道“风俗与化移易”，今人非古人，也就不必再写文章
了吧？
文 （已完，无答复。）
谈《千字文》
《千字文》从前是和《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一同作为发蒙识
字读物的。办小学兴白话文以后，这些书作废快一百年了。《千字文》有著名的
草书字帖流传，又可作为号码，但命运也好不了多少。不料七十年代初期《三字
经》、《千字文》忽然行时，成为批判对象。但《千》不如《三》，因为难字和
典故太多，没有多少大道理可批。现在我又来炒这冷饭，不过是想藉此谈谈“文
体风格”方面的问题。
研究文体，外国有一种“学”或“论”，近几十年好像有些发展，不是只讲
体裁分类及其源流和优劣以及抒情、叙事、议论等分类了。我不知道这算是语言
学还是文学理论，应当译成什么名堂，暂时说是文体风格研究吧。我只看到英法
德各一本专题小书，同名而各不相同，各依据本语言的特色，运用各自的方法，
作出各种说法。我觉得我们也不妨在诗词歌赋和抒情叙事之类文体以及豪放婉约
之类风格的研究以外，引进一点外国的软件来开拓自己的研究。我自然无此能力，
不揣冒昧拿这本小小的发蒙书来闲谈几句。这完全不同于法国人伯希和的考证和
启功教授的论说（在他写的《千字文》帖后）。
首先我想到，《千字文》本不是识字课文，也不是教书法的，却作为这两种
书传了下来。识字书大概从李斯、赵高所编开始，还有史游的《急就章》，是教
篆隶字为当时的文字改革服务的。《千字文》有了智永、怀素等名家的草书帖以
后成为学草字的名帖，又给小孩子当顺口溜背诵去认识汉字，还能当号码成“天”
字号，这都不是它本来的“意义”。梁朝（六世纪）忽然兴起这种文体，作者不
止一人，传下来只这一本。本来当作诗，后来当作字，认字，写字，编字号，所
以可以说是一文而兼数体了。古人读《庄子》、《史记》往往不是为哲学、历史
而是为文章，读《论语》不是为道理和文章而是为考试。文体的形式是一回事，
它的意义，或简单说是所起的作用，往往是另一回事。这大概是讲中国古代文体
时值得注意的一点。
《千字文》实际是“千字诗”，是一首四言古诗，又有点像赋，还限制用韵。
现在传本题下注明是作者周兴朋“次韵”。魏晋南北朝时出现了一些新文体形式，
例如“七”、“演连珠”等，“千字诗”也是其中之一。这些后来多半中断，唐
代出现的新诗文体才一直传到几十年前。这未必仅是文体形式的问题，不能只从
语言探究，可是又不能脱离语言探究。文体风格的意义和语言及社会的关系，这
是值得注意的又一点。
周兴嗣作这篇诗署名在官衔之上还有个“敕”字。这说明是奉皇帝诏命作的，
也许和清朝的翰林作八股文给皇帝审查以便圈定放出去当学政大老爷差不多。这
决定了这篇文的内容和作法，不仅是限定了四言，限定了韵脚。这种奉“制”作
诗或为神作歌的传统只怕从《诗经》、《楚辞》就开始了。忘了这一点，对中国
古典文学作品的认识会有缺陷。这也是文体风格研究不可少的一环。
中国古代诗人文人有作品长久流传的多半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大小牢骚。有的
写给自己和朋友以及后人看，有的在官书中掺杂进私意。前者以屈原为祖，后者
的老师是司马迁。尽管文字狱从古不断发生，文人还是警惕不够，不由自主会惹
祸。周兴嗣的《千字文》从内容结构措词造句看都是端端正正的。皇帝看了说不
出什么。作者也未必想到发牢骚。可是文人习气，尤其是当文官的人的习气，还
是免不了。试看这篇文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开始，由天地万物说到人，正
是“三才”的顺序。一说人，又从帝王开始，“龙师火帝，鸟官人皇”。随后说
到人的道德品性，孝、忠，做官“从政”。这一段以“盖此身发，四大五常”开
始。“四大皆空”是佛教语，“五伦五常”是儒家言，正迎合尊儒又信佛的梁武
帝的口味。然后从“东西二京”起鼓吹一通将相。这是由君而臣了。这里加上了
“治本于农”的道理，兼及百姓。官做大了，有危险，于是提出了古代文官的最
好出路“殆辱近耻，林皋幸即。两疏见机，解组谁逼？”汉朝有姓疏的叔侄两位
高官，自觉自愿自动辞职退隐，送行的官极多，传为千秋佳话。退下来以后呢？
“索居闲处，沉默寂寥，求古寻论，散虑逍遥。”接连下去一大串话讲退隐的好
处，有声有色，文情并茂。接着是平常的个人（“员外”之流）生活。许多生活
用词排进来了。男的有艺术好的，女的有容貌美的，“并皆佳妙”。但是，“年
矢每催”，时间像射箭一样迅速，岁月不饶人，该结束了。收尾很有意思，是这
样四句：“孤陋寡闻，愚蒙等诮。谓语助者，焉哉乎也。”真是妙极，把塞不进
正文的虚字排到末尾，成为独立的两句，是辅助材料。上两句是谦虚还是讥讽？
那可说不定。全篇一路读下来，这一千个不同的字（个别重复的是形同义异）排
得真好。不但文章好，次序及排比工整，而且是古代在朝和下野的文官的写照，
有处世的理想，有心情的流露，整篇是一首讲道理的正派诗。智永、怀素两位和
尚书法家用草书写多少份传下来不是偶然的。不过自古至今好像还没有当它是文
学作品的。我来试一试，自认冒昧，那就算是“愚蒙等诮”吧。
一九九一年
秋菊·戴震
《秋菊打官司》，这个电影名字我乍一见就很不舒服，因为想起了七十年前
的活人秋菊。
“秋菊”，这不是大家闺秀的名字，也不是平常农村妇女的名字。一百年以
前差不多只有一种女子常起春兰秋菊这样的名字。这是可以买进卖出的货物的标
签。我对秋菊能有记忆时她已经不叫这名字了。现在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
个女人叫过这名字。这电影使她突然“名”满天下，真是不幸。什么别的名字不
好取？
记忆有时真是可恶的东西，需要时不来，不需要时偏会来。七十年过去了，
完全忘记了的名字忽然在面前出现。我实在不愿意见到。电影我没看过，知道决
不是她，不可能有丝毫相像，但是同名也不好。早已沉淀了的记忆为什么要浮起？
死人为什么要复活？
她是在一个夏天早晨突然死的。我两三天前还见到她，好好的，毫无病容，
怎么会来一个“暴症”，不及请医就咽气了呢？我匆忙赶去，一口没上漆的白木
棺材停在廊下，半在堂中，半在堂外。她的六岁的女儿全身白色孝服跪在旁边哀
哀哭泣。我走过去对棺材作了一个揖。除她女儿外没有一个人为她戴孝，行礼。
没有人为她说话。没有人来吊唁。没有人来给她上香烛。棺前只有一堆纸钱灰在
小瓦盆里。停灵一天就抬出去埋葬了。这是一个没有娘家的女人。我没有去送葬，
知道除工人和她的女儿以外不会有人陪伴棺材走。是不是埋在她死去的丈夫坟边
也不知道。那里有空地，但没有她睡的穴位。谁给她上坟？只有那女儿，又太小。
推想她死时也不过是二十五岁左右吧。我知道她只比我大十来岁。
一见到棺材，我心中不知怎么冒出一个念头：她不会是含冤死去的吧？随即
不再想。大家都说是“暴症”。过了这么多年，我已经超过八十岁了，经历了不
少世事，回头一想，她实在死得不明不白。她女儿太小，什么也说不出。没有一
个人追问情况。不关心，也知道那问不得，问谁去？她极少说话，好像是不会说
话的人。除对我以外，她不曾对人笑过。她没有对别人笑的权利。我十几岁时到
她那里去，有时在她屋里伏在放梳妆匣的桌上看书。她站在我旁边，在我耳边轻
轻说：“我要是能像你这样看书有多好。你教我认字吧。”不止一次她求我教她
认字。我一次都没有回答一声好或是不好，只能对她笑笑。我知道这是办不到的，
不能做的。她连穿花衣系红裙的权利都没有。尽管她对我更亲近些也不要紧，不
会有人认为不好。我可以住在那里，睡在她的床上，让她单独在我身边。我们彼
此习惯性的“授受不亲”。她来回只会说那么几句话，总是说她能像我就好了。
她不敢说，假如她的女儿是像我这样的儿子就好了。但我知道她的心思。我只能
是弟弟。她从来不敢叫我弟弟。这是身份，无法改变。我那时也知道，她要求识
字，顶多不过是想看看唱本，也许只要认识《日用杂字》能记账就行。我不能教
她，这当然是遗憾，可是怎么能想得到，假如她会记帐也许就不会那样含冤负屈
有口难言了呢？不过，即使她再多活些年，又会有什么幸福生活等待她过？何况
识字又有什么好？知书识字就不会受冤枉了吗？
我说不出她是哪一省人，她没有特别口音。她的低低语声，对我讲话时似愁
似喜的面容，离得太近时闻得到的头发上“刨花水”气味。她的衣着行走坐卧姿
态，此时竟然越过七十年的距离出现在我面前，比荧屏银幕上还真切，是活人。
当时我一点不觉得有什么，现在想来，她只有我这一个可以接近谈话不必顾忌的
男的，对我自然和对别人完全不一样。我茫然不觉，不知怎么会在记忆里留下。
她大概也不知道自己的心。毕竟是二十世纪初期的旧家庭中不识字不见世面不懂
事不受重视的青年女性啊。她活着，有若无。她死了，怎么对我又无若有了呢？
看到电影名字，我竟在头脑里演出一幕幕电影。她的略带方形的脸庞，秀长
的眉毛，明亮的眼神，端正的鼻梁，很少见到的忽向上忽向下微弯的嘴角，不是
我的想象，是记忆。为什么这样的记忆到老年也还未丧失干净呢？我怀着不愉快
的心情上床睡觉了。忘了秋菊吧。不料没忘记“打官司”。真秋菊是不会打官司
的，只能死。受屈的人谁能指望打官司呢？
忽然间我发现自己在一所庄严的厅堂之内。面前八仙桌上整整齐齐摆着一叠
旧线装书，旁边坐着一位穿着长袍马褂背后拖着辫子年约半百的老先生。他不是
我幼时见过的大哥，更不是我婴儿时见过的父亲。他用手向那部书一指，对我说
：“这是我的书。”我一望，书上标签是《水经注》。他是清朝打扮，不会是作
者郦道元。书是殿板形式，人是安徽口音，他必定是戴震。我连忙深深一揖，口
称“是东原戴老前辈吧？”他徽微一笑，说：“你已年过八十，我不过五十几岁
（一七二四年一月一一七七七年），还是你年长呢。”我连忙说：“不敢，不敢
当，老前辈已经是二百七十岁了，晚生何敢妄攀？”他又笑了一下，随即说：
“我含冤两百载，无处打官司，难得今天两心感应，想到一起，能同你相见。状
子不能写，问你几句话。请坐下。”我忙说：“晚生洗耳恭听。”他便慢腾腾说
出一番话来。
“两百多年前我虽薄有名声，无奈科场失意，屡次会试不利。忽然纪晓岚
（昀）老大人就任四库全书馆总裁，来函促我进京入馆。我在纪家教过家馆，有
宾主之谊，不算生疏，却也没想到有这样的事。我到京后，他见面就说：”先不
要问怎么入馆，先回答我。你要答应我做两件事，一是校订《算经十书》，二是
校出《水经注》。第二件尤其要紧，要先做，快做。你要昼夜从事，越早成书越
好，而且一定要超出各家校本之上。现在有内库所藏《永乐大典》本可供你用。
至于你怎么去校，那就不管。总之是要什么有什么。成功，万事大吉。不成功，
连我也担承不起。明白吗？这不是我能做主的事。四库才开馆，又补进五个人，
内中有两个是举人，一个就是你。另外三位都是进士。我想来想去，只有你，既
学过算术，又作过《水地记》、《水经考》，又继赵一清、余萧客之后纂修过《
直隶河渠水利书》，所以斗胆保举。不料立即获得恩准。简在帝心，好自为之吧。
‘如此一来，我只好竭尽全力，将库藏以及各地呈进的印本写本’獭祭‘。幸而
我有原来的底子，不到一年就校完誉录上交，并且遵照纪大人之意，只说是依据
《大典》本，其他一概不提。本来学问之道譬如积薪，后来居上，在下面的做垫
底是自然之理。我问你，纪大人是贬去过边塞效力的，我只是个小小举人，有天
大的胆子，几个百口之家，敢上冒天威犯欺君大罪？校本献上不久，纪大人喜形
于色，告诉我，龙颜大悦，不仅要御制诗志喜，还传旨用武英殿新刻成的木活字
赶紧排印出书，颁布天下，永为定本。我问你，这是纪大人能定下的事吗？天颜
咫尺，馆中岂无人议论倾轧？纪大人和我仍能上邀天眷，难道是偶然的吗？此时
我再去会试，又不利。不料御赐同进士出身，随同一体殿试，于是我中了进士成
为翰林院庶吉士。真是天恩浩荡啊！“说着话，他站起身来以手加额。我也只得
随着站起。
他坐下接着说：“这时纪大人对我说，‘你知道不久以前也有个庶吉士，散
馆时受贬，放了知县。他不到任，从此不做官。这是谁？’我说是全祖望。纪大
人说：”不错。他忘不了自己先世，还在辑前朝史事，不能上体圣心，执迷不悟，
所以失意。‘这时我明白了。全祖望校《水经注》，赵一清接着他校成功了。两
人都是浙江人。省里呈上校本稿要入四库。这怎么能容得？非压在下面不可。《
算经》也是民间有了辑本，朝廷岂可没有？康熙时有《数理精蕴》，圣代岂可有
缺？纪大人和我都明白，此乃天意，非人力也。就连我的《原善》及《孟子字义
疏证》和纪大人的《阅微草堂笔记》都说理学杀人，也是上合天心的。圣朝正在
倡导理学，若非仰体天心，我们斗胆也不敢这样公然著书立说。后人只看诏令、
实录、官书、私记等表面文章，怎知天威莫测，宦途艰险，处处有难言之隐？即
如大行皇帝（雍正）御制《大义觉迷录》，谕示各衙各学俱须备置，有不备者杀
无赦。今上（乾隆）初登大宝便下诏销毁。各衙各学有敢留存者杀无赦。雷挂雨
露交加，天色阴晴不定啊。可叹上天盈亏有定，予于此必靳于彼。我急欲成书，
又恐惧遇祸，兢兢业业，心力交瘁。虽福运降临，天眷有加，而寿算遂促。入馆
不满五年便辞人世。谁知不过百年，后人读全、赵校本竟以后世目光窥测，不明
前代因由，加罪于我，责我吞没。我有冤无处诉，打官司无可告之人。即令我敢
诉讼，阴阳两界也都不会受理。抑郁多年，想不到今天你忽为秋菊弱女子呼冤。
心灵感应，所以我们相见，使我得一吐为快，消除胸中块垒，何幸如之。你没有
忘记的那位秋菊佳人听说是丰神依旧。她生前未出口呼冤，死后仍坚守沉默，无
心打官司，因此不能和你相会。好在你不久即将来和我们同处一界。不过阴界并
非仙界，不能随意来往会晤谈话，另有规矩。阴阳隔绝，……“话未说完，戴老
前辈忽然不见。
我醒来一身大汗，只见屋中微微有光，不知来源是天上月亮还是地上灯火。
一九九三年四月
谈谈汉译佛教文献
大约三十多年前，我住在印度的佛教圣地鹿野苑的招待香客的“法舍”里。
那地方是乡下，有两座佛教庙宇，一座耆那教庙宇，一所博物馆，一处古塔的遗
址和一段有阿育王铭刻的石柱，还有一个图书室。这图书室里有一部影印的碃砂
板佛教藏经，我发现这几乎无人过问的书以后，就动手在满是尘土的一间小屋子
里整理，同时也就一部一部翻阅。这只能叫做翻阅，因为我当时读书不求甚解，
而且掉在印度古语的深渊中不能自拔，顾不上细读这浩瀚而难懂的古代汉译典籍。
可是，我也随手作了一点笔记，取名为《鹿苑读藏记》，当然不过是记给自己看
的。那时钻在中外故纸堆中“发思古之幽情”，居然还诌成一首旧诗：
西行求法溯千年，绝域孤征向五天。
万顷惊砂欺衲破，千寻浊浪试心虔。
争知胜业空今古，应有嘉名耀简编。
寂寞何堪尘土里，徒余脉望识神仙。
不用说，我那时的生活和心情都是应当受到批判的。解放后，我认识到这一
点，所以就毫不吝惜地对过去这些告别了。前些年，由于种种原因，早已扔在一
边的所谓《鹿苑读藏记》也随同其他故纸一起，被我像送瘟神一样送掉了。当时
为了卸下包袱轻装前进，这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不能归咎他人，也无须“反
求诸己”。这是实话。
可是，这成堆的古代翻译是不是还会有人看呢？这当然用不着我操心。然而
积习未忘，有时不免想到，是不是要有新的《阅藏知津》或“佛藏书目答问”之
类的书，好让非宗教信仰者和非宗教研究者也能略知一二？“愿者上钩”，“各
取所需”，这样的读者大概需要有一个显示内容的“向导”。现有的各种版本的
佛藏都是照各宗派的观点分门别类，各有一套分法，并不依现代知识排列；外行
查考不易，内行又少有人为外人指点非宗教的入门之道。索引和词典还不能解决
问题，因为书名、篇目、专名、术语等不能说明书的内容。提要如《阅藏知津》
又不指示门径次第。我想这些古董大概只有充实藏书楼、博物馆和展览会的作用
了。
然而，人类的文化遗产并不能为一个民族所独占，现代各门学术都国际化了。
印度的佛教古籍并不只属于印度。巴利语的佛典有泰国、缅甸、斯里兰卡、印度
等国字母以至罗马（拉丁）字母的排印本。汉译佛典及其注疏除我国的各种旧版
外，还有日本的刊行本。藏译的佛典，“甘珠尔”、“丹珠尔”，除我国的德格
版、奈塘版、北京版等外，外国也在影印出版（德格版的？）。梵语及混合梵语
的原本也陆续不断发现并刊行。
世界上早已知道，有很多古写本现在还藏在我国的西藏和新疆，外国人弄去
的只是其中一部分。他们已出版了不少，有些还在逐渐校刊中。做这些工作的并
不都是佛教信徒，其中有些是学者，不信佛教，有的人甚至不信任何宗教。他们
为各种各样的动机和目的而钻研这些古董。研究宗教典籍的不一定是嗜好宗教鸦
片的瘾君子，也不一定是反宗教的人物。
因此，我想，谈谈这庞大的佛教文献未必就是给鸦片做广告吧？假如烟之不
存，自然也不必宣传戒烟，可惜这还只是理想。这且不谈，汉译佛经本出在我国，
世界上引用的却总是日本的“大正藏”。引书目的前多年也是引用日本南条文雄
译的《大明三藏圣教目录））（英文）；后来又引用印度师觉月的《中国佛藏））
（法文），我总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好像看到我国创始的围棋在世界上用的名称
是日本语的GO一样。看到我国的古代、近代、现代的资料在世界上日益成为研究
热门，而我们自己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我总觉得不愉快。当然我不是不想要外
国人研究，而是觉得我们应当有资格、有权利也参加一份。若是只有自己人干的
才算数，别人干的都不算数，那恰恰是宗教教派的狭隘心理。幸而这些年来我国
还是有人以科学态度认真研究各种宗教；至于我，对佛书虽经过几十年的隔离，
竟还想提起谈谈，那只能说是旧习难除而已。
话说回来，不信任何宗教只信科学而想读佛书（只指汉译），从何下手？我
想首先要知道这是长期积累和发展的、有各种不同内容的、复杂的古代文献，译
文也是不同时、地、人所出。原文和译文都有许多重复、交叉。据支那内学院一
九四五年《精刻大藏经目录》统计，连“疑伪”在内，有一千四百九十四部，五
千七百三十五卷；如果把秘密部的“仪轨”咒语等除开不算（一般人不懂这些），
就只有一千零九十四部，五千零四十六卷。欧阳竟无一九四O 年为“精刻大藏经”
写的《缘起》中说，除去重译，只算单译，经、律、论、密四部共只有四千六百
五十卷。这比二十四史的三千多卷只多一半，并不比我国的经、史、子（除释、
道外）的任何一部更繁，更比不上“汗牛充栋”的集部了。这毕竟只是印度古书
中的一部分。佛教在古代印度也只是其宗教之一，只是其社会文化的一个方面。
宗教信仰是意识形态，但宗教活动不仅是思想和信仰。宗教是一种社会现象
；也许可以说，古代社会有某种矛盾，由此有群众性的宗教活动，然后出现了系
统化的教理。教会是主要的，宗教的各种社会性组织及活动是宗教的实体。所以
宗教的理论教条是后起的，甚至其中有的同它的社会活动历史脱节以致矛盾。与
其说教祖创造教义而后建教会，毋宁说是由社会矛盾而兴起教会，由此产生教义
与教祖。有些宗教运动并没有系统教理。如果说宗教是教祖个人所创造，仅是极
少数人长期愚弄、欺骗大多数人的，恐怕不像是唯物主义说法。
依照上述这一看法，而且历史和传说也是说佛去世以后佛教徒才开几次大会
“结集”经典，那么，这些打着佛教标记的文献当然与佛教教会（佛教叫“憎伽”，
意译是“和合众”）密切有关。既然如此，它就可以大别为二类，一是对外宣传
品，一是内部读物。（这只是就近取譬，借今喻古，以便了解；今古不同，幸勿
误会。）不但佛书，其他古书往往也有内外之别。讲给别人听的，自己人内部用
的，大有不同。这也许是我的谬论，也许是读古书之一诀窍。古人知而不言，因
为大家知道，我则泄露一下天机。古人著书差不多都是心目中有一定范围的读者
的。所谓“传之其人”，就是指不得外传。远如《易经》，当然最初只是给卜筮
者用的，《说卦》、《序卦》也不是为普通人作的。近如《圣谕广训》，大约五
十多年前，已经是民国了，我还在安徽的一个小县城听到有人夜间在街道上煤油
灯下用说唱故事形式宣讲，仿佛是唐朝的“俗讲”。那书叫《宣讲拾遗》。这可
谓普及老百姓之书了。然而皇帝和贵族大臣们自己并不听那一套皇帝“圣谕”，
也不准备实行，那些是向黎民百姓“外销”的。这大概是封建社会里的通常现象，
中国、印度皆然。
佛教文献中的“经”，大多是为宣传和推广用的。《阿弥陀经》宣传“极乐
世界”，《妙法莲花经》大吹“法螺”，其中的《普门品》宣扬“观世音菩萨救
苦救难”，都明显是为扩大宣传吸收信徒用的。还有丛书式的四《阿含》经、《
大集经》、《宝积经》，甚至《华严经》、《般若经》也大部分似对内，实对外。
还有“内销”转“外销”的，如《心经》（全名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本
来是提要式的口诀，连“十二缘生”都只提头尾两个，可见是给内部自用的；大
概因为其中说了“度一切苦厄”和“能除一切苦”，又有神秘的咒语，便成为到
处配乐吟唱应用的经文，也用来超度死人和为早晚做佛事之用了。此外，许多讲
佛祖传记和“譬喻”故事的，包括著名的《百喻经》，都是对外宣传品。
“内部读物”首先是“律”。各派自有戒律，本是不许未受戒者知道的。原
来只有些条文（“戒本”），其他应是靠口传，不对外的。可是有些派别的戒律
也都译出来了。晋朝的法显和唐朝的义净还愤“经律残缺”，远赴西天，又求来
两派的。一个得来《摩诃僧祗律》，一个得来《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加上另两
派的《四分律》、《五分律》，以及《十诵律》，都是几十卷的巨著，不但有律
文，还有案例。法显、义净译的两部书的梵语原本近年来已发现并刊行了；可惜
我没有见到书，不知是否有汉译这样多。这类“不得外传”的书对于现在喜欢文
学和历史的读者当然很有意思，可是其中有的部分仿佛是“暴露文学”，确实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