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中列了两个大公式，出发于一个总公式。开篇第一节，朱熹定为.10
让外国兵到自己土地上来打仗，除非由于自己情愿而且有若干保障。”这最后一
条是最近谈论的题目。甘地现在已不要英美兵撤退，但要他们与自由印度订约。
甘地态度一天天反日，这不能不说是尼赫鲁之功。印度彻底反日亲华的名人只有
两个：前有泰戈尔，后有尼赫鲁。
十二、往者不可谏
问：如果甘地的意见是这样一套，我看我不能赞成。
替：那是当然。因为你是中国人。克里巴拉尼只说甘地代表印度人的意见，
并未说他代表中国人。我们从中国人观点说，自然不能一下子接受，而必须设身
处地来想，才能了解。
问：不过我们也不能贸然反对。我得思索思索。这是邻家的事，要不拉“偏
架”“打太平拳”，就得先仔细冷静想一想。
答：老兄的“甘地气味”比我还浓得多了。你这态度正是甘地尚理智崇真理
的宗教态度。
问：不过我还是觉得甘地过了时。我得声明这完全是“直感”。
答：这个大黑暗时代的新中世纪中，甘地当然是代表“没落”了的老见解的。
可是人类如果不是永远做动物界中惟一残杀同类者，而且“文明”的意义不是
“比野蛮人更野蛮”的话，甘地的教义总该还要有一线薪传吧。不过我们今日谈
的不是思想家宗教家的甘地，而是政治家的甘地。就这一点说，他在印度还没有
过时。等到他过了时，印度一定是换了新面目了。
问：我们谈了这样久，还只谈了一个甘地，而且还只谈了甘地的一方面，印
度确不是一望就能了解的国家。我很希望和你有机会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谈下去。
这样恐伯比我飞到加尔各答去住一年甚至十年而不见印度人，还要更知道印度些。
印度本来是个冷门，现在忽然取得了香港式的地位，可是又比不得仰光，可以糊
里糊涂还当做是我们的“通商口岸”。人家有不可轻侮的力量，和我们有悠久的
老交情，彼此毫无恶感，又同处于危难的关头。我们确得先了解人家，可是又不
能籍助于西方人，岂非很难。
替：我倒想背两句书，“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问：下面两句可不要再背了。我现在想请你谈甘地的《建设方案》 .
答：那么，我得从孟子讲起。
十三、孟子的信徒
问：你已经把甘地比做老子和穆罕默德，怎么又扯上了孟子？我看你不是在
谈甘地，简直是在摆杂货摊。
答：也许是的。请你原谅我又得发议论。我看自从秦始皇用了荀卿的学生李
斯以来，中国的正统政治哲学就是儒法相杂的一道，这恐怕真是荀学，因为他的
“法后王”就不免要教他的学生“阳儒阴法”。这个传统至少要算到曾国藩。因
此孟子虽然高坐堂皇升为亚圣，可是他的“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以及“八口之家，
可以无饥矣”的“王道”，却被荀子的门徒暗地赶了出去，直到今日的印度，才
由并不知道孟子的甘地来奉为政策。
问：我觉得甘地的刻苦精进还不如说是墨子。
答：不错，就个人而言，诚然是墨子，专坐三等车的现代苦行僧，讲兼爱的
摩顶放踵者，但他的政策却并不是尚俭，而是足食。大家都笑他提倡可怜的土布，
却不知他所着重之点，并不在使穿绸子的人去裹布（只要印度自己出绸子），却
是要连布也没得裹的人来裹上自己的一块布而无求于人啊！他开始提倡纺纱时，
寻遍印度乡村，才找到了一架破旧的纺纱机，找到会纺纱的老太婆。而不过二十
年已经有了纺纱协会的二十几万会员，其他以纺车为副业为象征的当然还不在内。
这并不是他有什么巫术奇迹对抗机器，而是光着身子买不起外国布的人太多了。
土布在城市的卖价并不便宜，但在乡村却由此救了许多人，而得到多少可以自给
自足的基础。这些人是即使想从破坏的农村逃到城市去当“工资奴隶”，而在管
辖他们的外国的工厂正不景气时，也没有国内的工厂可以收容他们的。
问：你从孟子的民生主义一直扯到世界不景气，太远了。不过，我看甘地实
在是落后地方的逆流的产物，纵能激起浪花，也不能有所成就的。
答：当然德国的财阀与中产阶级中是出希特勒而出不来甘地的。可是我很想
知道你所谓“落后”与“逆流”是什么意思。如果是说经济落后，当然不错。印
度的工业基础虽然要比中国还进步五十年，但比欧美自然瞳乎其后，而且也与印
度人不大相干。尽管铁路网这样密，要运自己出产的东西来用，还是比买外国现
代的货贵。这是一种奇怪的经济，但我们中国人很容易了解。至于你说的“逆流”，
也许不错，可是我不知道在机器使大多数的人不能买生产过剩的布时，想法子使
他们仗自己的力量得到布，这究竟是“逆”还是“顺”？再说到成就，就更难说。
世界上从没有一个事业家说是完全达到了他的目的。如果你不拿将来的理想做测
量尺，而拿过去的历史事实作标准的话，我看，使几百年从未站起来的，穷得周
身几乎连一块布都裹不起的，东西南北话都讲不通，字都认不得的，几万万个人
能同心合意，自己觉得自己有力量靠自己，不必害怕人家，这恐怕是你我所绝对
办不到，而且想也不敢想一想的事吧？
问：我当然不敢藐视他，可是我很怀疑他这种方法，或则说路线。
答：他的路线确是非常奇怪的逻辑。他说，你要我给你做奴隶做苦工而不给
我吃饱，我不愿意干。我不干，我打不过你，你把我杀死了。是我胜了还是你胜
了？当然是我胜了。我不给你做奴隶的目的已经达到，而你要我做工的目的却无
法达到了。这不是不害主义，却是它的实行路线的一面。这种以退为进，甚至以
取消自己使你不胜，而后使我胜的办法，这不正是老子《道德经》和孙子兵法么？
问：这样奇怪的想法，虽然理论上驳不倒，事实上我看没有一个人能信从。
能办得到的只有他自己，所以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绝食。
答：我也相信确是难办，所以烈士才那么珍贵，而“焦土政策”才成为口号。
不过，我们南非洲的华侨却有许多都曾经追随过甘地，而甘地的刊物上近来也还
屡次称道我们的广东省港大罢工以及北伐时收回汉口九江租界，认为是“不害主
义”的模范前例呢！
问：但这实在也与印度人的特殊民族性有关。林语堂说中国人是绅士
（Gentleman），日本人是武士（Warrior），印度人是神秘之士（Mystic），你
以为如何？
答：我觉得英国人的代表字是决心、毅力，或固执（Tenacity or determin
ation） ，中国人的代表字是有办法（Resourcefnlness），印度人的代表字便
是许多人拿来讲佛法的Negativism .这个字只得硬译做“负号主义”吧。若用消
极之类便有别解了。
问：单是“负号”的消极岂不是同归于尽吗？
答：不然。不害主义的特色固为消极，但他的主要点，却是积极的、正面的，
是我自信我自己要站得住，而且用力站住。这就又要讲孟子了。
＋四、不慌而忙
问：不要谈孟子，请你谈他们印度人的积极方面。
答：积极方面便是甘地手订的“建设方案”。他所订的“华达教育方案”（
wardha scheme ）也很重要，但未推广，而且只及于教育一方面，不及这个方案
的广泛。这个方案虽只有简单的十三条，而且看起来十分迂远，短视的暴力主义
者自然更是一见就唾弃，但印度人却并不这样想。他们就仗这个，在大家都不注
意的地方，就人民生活的痛切处，一点一滴做起来，使完全丧失了自信心的可怜
的穷人，恢复自力得食的方法，使专尚空谈的聪明人有切实可行的事来证明他真
正要到民间去为人民服务。这可说是孟子的理想加墨子的实行精神。国民大会以
推行这个方案为主要工作。自从克利浦斯谈判失败后，更决定这是惟一的工作，
并且改名为“自足自卫方案”。
问：国民大会本来是甘地的群众团体？
答：然而甘地却不属于国民大会，他只属于印度人民，用他自己的话说，属
于上帝，他的上帝就是真理。
问：好像国民大会也并不全是甘地派？
答：就这个方案而言，甘地派与尼赫鲁领导下的国民大会意见虽同，态度却
截然相异。甘地认为人民福利安乐、道德高尚是目的，独立乃为达到此目的之必
要手段，如果仅有政治独立而与民众实际无福利，则并无价值；反之，人民如能
自足，又有大无畏的自信心，必能自卫，由此而解决政治问题自然也容易；若人
民无基础，纵拿到政权也是一团糟。因此甘地认为推行这个方案是基本主要工作，
他历来所指挥的群众运动，都不许从事乡村建设工作者全体参加，而需要经他特
许并选拔。孟子说：“苟无恒产，斯无恒心。”这个方案就是想在重重压力之下
使一无所有的人获得恒产，因而获得恒心。这需要极大的勇气与毅力，所以甘地
的教条中有大无畏一条。他说，信从真理的人胸怀坦荡，不怕死，不怕痛苦，所
以才能无畏，同时也必须有无畏的勇气，才能信从真理而不动摇。
问：尼赫鲁等人呢？
答：不信甘地的“不害主义”的人，虽然承认这个方案重要，却又另有一番
理由。例如，就眼前情况而论，他们赞成以暴力抗侵略，但暴力是除了武器以外
还需要人的。不但没有武器时需要人，就是有武器的时候还是需要人去用的。讲
到训练人，不但要训练身体而且还要训练精神的。另一方面，政治军事若没有经
济社会的组织基础，显然是不能自卫的，而在不能自己来机器工业化以前，至少
还先得从无中生有来让一贫如洗的人有饭吃，有衣穿，有事做，能自己互相帮助，
自给自足。所以这慢慢腾腾的办法倒是迫切应急的必要手段。
问：请你不要再发议论了，还是讲讲这方案吧。
答：我看你跟我谈了这样久，足见你的兴趣可以持续，并非浅尝即沽沽自喜
的人。所以我想不再多谈，干脆直接介绍甘地自己作的一个小册子：《建设方案
之意义与地位》。这是一九四一年年底出版的，并非禁书。不过甘地的文章一句
句斩钉截铁，不像尼赫鲁的流利畅达，所以你得准备受些“干燥无味”的磨难。
问：请你就马上介绍。
答：下面就是他这文章的全文。（下略）
一九四二年写于印度加尔各答。一九四三年三月在重庆出版土纸本，署名
“止默”
附
原《 后记》 （摘录）
“这本小册子题做《甘地论》实在僭越。要论甘地，岂是我这样一个人，以
及在印度这样短的时间，以及这样匆促写出的小文所能胜任的？名不能副实，这
是应先向读者致歉的。”
“我们说了不知多少年的托尔斯泰（陶斯道），但他的《战争与和平》最近
才有译本，而他的‘勿以恶抗恶’现在也还在‘不知是什么东西因而该骂’的范
畴之内。我很担心，我这小册子会有什么后果。我不是‘甘地教徒’。因为我至
今还在摸索与摇曳，并无教徒的坚持信仰之幸福。但我是甘地的崇敬者，因为我
恐怕只能做尼采所说的‘末人’，自然要佩服‘超人’的。我希望我的读者能由
我引起兴趣与问题。”
“历史家惯于冷酷的以成败论人，但比较只看眼前的一般人还多一些公平的
同情。然而迦太基虽灭，汉尼拔仍然为伟大的战将，何况印度并非迦太基。”
“至于‘不抵抗主义’，甘地也偶用过这个词，但仍是译的‘不害’的梵语，
而其意却在坚持真理，对于罪恶及违反正义拒绝到底，因此而引起之任何屈辱与
苦痛之后果皆忍受不辞，而决不停止对罪恶之反抗以趋屈服。所以其意却毋宁是
‘不屈’。……专以名词字面当商标，因而不看货就评价，实在是危险的事。”
原来的《后记》和《又记》注明是一九四二年十月和十二月写的。小册子是
一九四三年三月在重庆用土纸印刷出版的。作者署名是“止默”。出版者是“美
学出版社”。
作为题词的《吠陀》诗是从英译转译的文言诗体。后来我从梵文原本译出的
这首诗是白话体的，题为《夜》，在前面的印度古诗中。
一九九七年四月底记
谈外语课本
自从梁启超提倡“和文（日文）汉读法”，严复编出《英文汉话》以来，现
代中国不知出版了多少部外语课本。外国人为中国人编的和解放后屡次修订重编
的各种统一外语教材不算在内，恐怕种数也不会少。从戊戌变法（一八九八）以
后有了译学馆，清政府正式承认外语课程算起，也快要一百年了。解放三十五周
年已过，好像还没有来得及总结一下解放前几十年的现代经验。现在新的外语课
本，包括函授和录音磁带的，层出不穷，日新月异。为了考试对付标准答案，自
然只好硬背中国的或则外国的标准课本，可是为了教和学外国语，还是得做点
“回顾展”之类的工作吧？
我从未经过任何外语考试，现在若应考也必然没有一门能及格，所以对于如
何准备考试取文凭以及通过什么“托福”之类，我是纯粹的外行，一窍不通，没
有发言权。不过，我学过也教过几种外国语，而且经历过不止一种教、学外语途
径，包括函授和直接从外国人学，在小学和大学上课，个别教学。所以我也不妨
谈谈自己的当然不配称为经验的体会。这不值专家一笑，却也许可以对青年愿学
外语者提供一点参考资料。这不是正面的，成功的，也未必都是反面的、失败的。
主要谈谈我用外语课本的感想，等于讲闲话。
我想从我教中学英语的可怜经历谈起。
抗战初期，我经一位教大学英语的朋友推荐，到新搬来偏僻乡间的一所女子
中学教英语。一方面是学校匆促在战火逼近时搬家，没有一个英语教员跟来，
“病急乱投医”；另一方面是我急于找一个给饭吃的地方，贸贸然不自量力；于
是我欣然应聘前往一处破庙加新房的中学去，见到那位当时当地颇有名望的老校
长。他比我年纪大一倍还多，一见我时仿佛有点愕然。我想若不是学校已经开学，
实在无办法，他是不会请我这个青年人去教女子中学的。不过他还是很客气，说
明要我教四个年级，共四个班，从初中一到高中一；高中二和三是师范班，不学
英语。现在是下学期，已经上课，学生都有课本，上学期学了一半，现在就接着
教下去。时间很紧，本周来不及，下星期一开始上课。每班每周三次，各一小时。
四个班共有一百多学生，每周都得批改作业，辛苦些。以后有了高二、高三，共
六个班，还要请英语教员。他随手把一叠课本和四个班的点名册交给我，便站起
身来。我捧着这些本子回到新搭起来的教员宿舍。一看课本，不禁吃了一惊。不
知是不是原来都是兼职教员，还是年年换教员，还是作实验或则别的什么缘故，
四个班的课本是四个书店出版的，商务、中华、世界、开明，各有一本，体系各
各不同，编法互不一样，连注音方法都有三种：较旧的韦伯斯特字典式，较新的
国际音标，较特别的牛津字典式。离上课只有两三天，这几种课本我都没学过，
必须赶快熟悉四种教学体系，还得找各班学生问明白学到哪一课，以前教员如何
教的，立刻准备下一课的教案，免得老校长问起来不好答对。当然学生名册也得
先看一遍，怕有的名字古怪，一下子叫错了。好在我学英语是“多师是汝师”的，
三种注音法我都会，几种语法教学体系我也还不陌生，估计两三天内还不会赶不
及。结果是不但要备课，还得陪同屋的教“国文”的老先生谈时事、谈天；星期
日又要赶到十里外的大学去向推荐我的朋友报告情况，免得他不放心，来回要走
二十多里路。晚上不得不足睡八小时以上，不能点煤油灯开夜车扰乱同屋的老先
生休息。这些都没有难住我，难关却出在学生身上。女孩子在十几岁时正是发育
时期，一年一个样。初中一年级的还像小学学生，打打闹闹，初二的就变了样，
初三的有点像大人，高一的已经自命大人，有的学生俨然是成年女郎了。我仿佛
被抛进了女儿国。课本是死的，学生是活的，上课一星期，我就明白了过来，光
会讲课本还不能教好学生，必须先了解学生。首先必须使她们把对我的好奇心变
成承认我是教她们的老师，而且还得使她们愿学、想学、认真学英语。在以上这
些条件都具备之后，我碰到的问题是：要让学生适应课本呢？还是要让课本适应
学生？这才是个根本问题。我不知道怎样解决才好。
我有个朋友学过不止一种外语，而且学得不错。他常对我说，自己脑筋不灵
了，学不好什么学问了，只好学点外语，因为学外语不费脑筋。他不是开玩笑。
这在很久以后我才明白过来。学语言不是学语言学，不能用学什么“学”的同样
方式。学外国语是学第二语言，又和小孩子学第一语言不同。当然都有共同点，
但就不同点说，学语言不是靠讲道理，不能处处都问为什么，这个“为什么”，
语言本身是回答不出来的。语言自然有道理，讲道理是语言学的事。学了语言道
理不一定学会了语言，会了语言未必讲得出道理，讲出来也未必对。为什么要译
成“反馈”而不用“回喂”呢？为什么译“情报”不如译“信息”好呢？为什么
这在外国语中可以用一个词而汉语要分成两个呢？为什么“科学”一词英、法文
都用从拉丁文来的词而德、俄文偏偏不用呢？汉语为什么不能通行自己的“格致”
而要用外来的日文汉字“科学”呢？语言是有道理的，但学语言似乎是不必讲很
多道理的。有些语言中的冠词和形容词要跟着相关的名词变形，那么，后面的词
还没出来，怎么就知道前面的词要变成什么形呢？若是先想好后面的词的性、数、
格，再去照样变出前面的冠词或形容词，那样能讲话吗？更不必说长句子了。有
些语言的动词是在句尾的，主语和谓语中间可以夹上一大串，动词没出来时不知
讲的是什么。是不是想好了后面才讲前面呢？讲出话是线性的一串，但讲话又不
是线性的。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开头总是格格不入，总觉得人家的舌头和
头脑特别，说话别扭无理。那么，有冠词的，无冠词的；代词有性别的，无性别
的；哪种更合理？“是吗？”“阿是？”“是不是？”哪句更有理呢？学语言不
费脑筋，不是说不用力气，只是说不必钻研。我于是照他的说法去试教学生，不
以课本为主，而以学生为主，使初一的小孩子觉得有趣而高一的大孩子觉得有意
思。她们一愿意学，我就好教了。我能讲出道理的就讲一点，讲不出的就不讲，
让课本服从学生。我只教我所会的，不会的就交给学生自己，谁爱琢磨谁去研究，
我不要求讲道理。我会的要教你也会，还要你学到我不会的。胜过老师的才是好
学生。教了一学期下来，我发现四个书店的课本的四种体系，各有各的道理，却
都不完全适合中学生学外语之用。处处讲道理，也行：“照本宣科”，谁也会；
模仿也能学会外语；但我觉得不如灵活一点、有趣一点，“不费脑筋”，师生各
自量力而行。这样试验的结果是学生没有赶我走。老校长大概放了心，没有找我
谈什么问题。介绍我去的人后来对我说：“起初我是不大放心的。有位朋友说，
像你学的这样的英文能教中学吗？我相信你能教，果然教下来了。”实际上我的
讲课和改作业不见得不出错，不过总算是教过来了，不能说是“误人子弟”。
我从这段经历认识出了一个三角形。教师、学生、课本构成三个角。教师是
起主要作用的，但必须三角间有线联系，循环畅通；一有堵塞，就得去“开窍”
；分散开，就成三个点了。这又是一个立体的三棱锥，顶上还有个集中点，那就
是校长，他代表更上面的政府的教育行政和当时当地的社会要求。在抗战初起时，
这个顶尖还顾不得压住下面的三角形的底，“天高皇帝远”，所以我混下来了。
我趁机又多了解一点当时的各种外语课本体系，这对我的学外语和教外语都有点
帮助。随后我又在大学里教第二外语法文。这要利用第一外语，因为前一教员选
用的课本是用英文讲的，是外国人编的，体系是外国的，不是为中国人编的。这
又有了新的困难，也有方便之处，又得找寻新路子。我两边兼课教了一些时日，
好比在不同国家之间来回转，进了《镜花缘》。不过我那个三棱锥还是照旧。只
要上面的顶尖不压下来，我还是底上的平面三角形的主动一角。
解放后情况大变，不过我还是在教外语的圈子里转，教了一种又一种。我仿
佛是打桥牌时用不着的多余的那张牌，在打别的牌时还用得上。我本来是个不合
规格的外语教员，能教什么，会教什么，自己也说不上来。我不编课本，仍利用
外国人编的，自己只编一点补充教材，不过对那些年年编年年改的其他语言的课
本、讲义还有些了解。我仍以为课本只是三角之一角，不可能固定不变，也不必
年年修改。需要的是基础教材，灵活运用并作补充。反正没有一种教外语的体系
是完全适合中国一切学生的，所以只有靠教师和学生在实践中自己不断创造。看
来我的三角形思想还顽固不化，真是不可救药。
对我来说，新发现的问题并不是出在课本的教学体系上，而是出在课本的内
容上。本来我一直不觉得这里有什么问题，左右不过是题材、体裁、思想性之类。
直到近年来，学外语风气大开，我偶然打开收音机，刚好听到广播日语讲课，正
提到首都。我以为是讲日本东京，听下去才知道是讲北京。为什么学日语不讲东
京讲北京呢？了解北京何必用日语呢？又有一次听到讲一段对话，也是中国的工
人、农民讲中国的工厂、农村。这又何必用日语呢？近来电视台连续开了英语、
日语、法语的班，这使我坐在家里也可以参观教学了。我发现这些都是外国人的
一套，教的全是外国东西，和我在广播中曾经听到的以及解放后多年来所知道的
外语教学内容大不相同。我才明白，三十多年间我们的外语教学都是为对外宣传
服务的，所以教的都是自己已经知道的东西。所谓听、说、写、读、译都是指的
把我们的话翻译成人家的，好像旅游的向导一样。不会把中国东西用外语讲出来
就是不会外语。至于外国东西呢？那自有专门研究外国的机构和人才去关心。何
况外国除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著作家以外，很难找到没
有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感情的，自然不适合作为教材向学生进行教育；若作
为批判材料，不用说决不能多，而且必须提防副作用。由于我的教学还在五十年
代，而六十年代前期教的又是外国古文，所以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现在一看今
天外语教学，才恍然悟出这里面大有文章。好比贸易的进口和出口或则借方和贷
方一样，只偏于一边就难于平衡了。可是两边并重又怎样教学呢？电视中的外语
教学背后都有教学法理论体系和实践经验，但是用来教现在的中国人恐怕还是试
验。从前忙于学我们的事情和说法如“双百方针”等怎么用外国话讲，不管外国
人自己讲什么。现在像电视中的《学日语》教中国留学生怎样适应日本环境，《
法语人门》教人到法国去怎样适应。这是不是能适应普通中国人呢？这是教中国
人到外国去上学或旅游，是他们的出口货。可是对我们不去外国的人说，除增加
常识外，不经实践，学得会吗？从只讲中国到只讲外国，从大讲语法到大讲口语，
是不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呢？我们的外语教学是不是只培养单方向的翻
译呢？
事实上，学习的具体目的才是主要的，其他都附属在这上面。现在我好像发
现了前面说的三棱锥的核心是学习目的。教本国人外国语和教外国人本国语的内
容、方法都不相同，但都要服务于各自的目的。一套外语课本的中心是其目的，
由此决定其体系。所有的外语课本都有文化内容，选什么内容要看其教学目的。
是否能达到目的还要看所预定的使用者（师、生）的凭借。因为知识和能力是有
层次的积累的系统，不会是凭空而来的。无论语言和文化都只能在原有的基础上
增加或改变。学外语是接触第二种语言和文化，有意无意都得结合第一种。接不
上头，从头学起，不注意文化内容，会有无从下手和摸不着头脑之感。这在学第
三种语言即第二外语时尤其明显。若是两种外语属于一类语系和文化，那就容易
得多。例如有几本从英文学德文的课本，几十年前编的，只讲不同于英语的德语
特点，十几课后就是连续读物。有一本是印度人编的，四十年代初出版，标明
“特快”。目的明确，是为会英语的人学看德语书。语法不多，练习不少，可以
自修。课文分别文科、理科，选用材料不同，直接了当，所以“特快”。它强调
的应用就是阅读原文，大量练习。这种“单打一”，不但要求外语的凭借，还要
求文化的凭借，所以文科和理科分开，学起来入门更快。这些都是过时的旧书，
这里不是推荐，只是举例。
学本国古文其实和学外国语文类似，也不仅是语言问题。本国古人同外国今
人都有许多看法、想法、说法，和今天的我们不同。这是由于思想文化背景和
“语境”不同。有凭借能和内容接上头，剩下的语言裂缝容易弥合。若内容不接
头，只攻语言形式，很难深入、持久。因此读古书和外国书有同样难处。看起来
读书是从形式达到内容，其实往往是从内容达到形式。学外语若没有文化内容
（包括思想、知识）的准备，只学形式，往往事倍功半，半途而废。除非小孩子，
可以形式内容两样同时学，因为他还没有“底”。硬背和模仿帮不了很久的忙。
外国影片配音还需要有个导演，许多话还不见得都能照原样。实际上，我们在自
己语言中已经学了不少外国语，例如科学、哲学、物理、化学，甚至新闻、出版、
文化、广播、信息等等词，还有不少长句子和习惯说法。如“你好”、“再见”
之类，我们从前不这样说，古时只有“唱喏”、“告辞”，再古，又不一样。若
外国词语积累得多，又习惯于外国文化中的一些说法以至想法，学起外语来就会
比较容易；同外国人“对话”也会较容易了解人家并使人家了解自己；否则会好
像讲的是一样的话，其实还是聋子对话，各讲各的，未必互相了解。读书也是一
样。学数学和理、工科的能看本行的几种外语的书不是什么大难事。也许除了文
学作品较复杂以外，其他都可以先从本国语中学外语。据我看来，成人和青年学
现代外语都最好在本国语言中学点现代外国文化，预作准备。
年逾古稀，所学多半遗忘，无知妄谈，恐怕连“野人献曝”也算不上吧！
（一九八五年）
奥卡姆剃刀
老来随手乱翻书，随看随忘，又随时有点感想，多是陈年古话，说出来可供
年轻人一乐，信不信由你。
这本《春秋左传学史稿》字很大，便于老人随手翻阅，生些遐想。沈玉成、
刘宁父女合著此书，十二章中后四章讲清代及现代的左传学是女儿写的。刘著书
时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大学生，能花费这样大的劳力和心思写出十万言的四章书，
广搜资料加以排比评论，虽有父亲指导，也是不容易的。不免多看几眼，又想谈
几句。
书中引《诗经》句中有个字印成盐字的繁体，实是另一字，从“古”而非从
“卤”。钱穆的《刘向刘歆父子年谱》，“谱”印成“表”。用“形式逻辑”和
“模糊数学”不准确，这是现在常见用法。引用国际上研究只有陈旧的高本汉的
书，不知查过袁同礼编的近几十年外国汉学论著目录没有。作者刘宁论述三顾
（顾炎武、顾栋高、顾颉刚）和左传学中其他重要人物都有自己的意见和说法。
最后一章说到现代，有那么多长辈先生，自然比前面讲清代古人更难，但也不仅
排比且有评议。不过讲辨伪而说了一通曹雪芹的像和诗的近人近事，以今例古，
似可不必。结论是这类争执应当结束，说得很好，但未明白说出如何结束。左传
学历时一千几百年，有多少是探讨《左传》本身内容意义的？试用当代新解说的
有几个？这和“红学”相仿。该结束的不断，该创造并发展的不兴，无可奈何，
何止这两学？
啰嗦半天，我要谈的不是左传学，不过是书中两次提到的“科学方法”。她
先说，“历史考证法的始倡者是胡适”。又说，“自胡适将这种自然科学的研究
法则用之于中国的社会科学开始”。这是把顾颉刚的“提出了大胆而科学的假说”
认做“发端于近代自然科学研究的归纳和假设”，把胡适所说的“大胆假设，小
心求证”当做他所提倡的“科学方法”。这里面有误会，正和有些人把胡适的
“实验主义”当做杜威的实用主义类似。虽然胡适自己这样说，但我觉得杜威的
哲学很难懂。他虽来中国作“五大讲演”，由胡适翻译，但在中国起作用的还只
是他的教育思想，由他的另外弟子改造应用而流行。中国的实用主义有自己的传
统，不是杜威的美国式。胡适的“实验”往往是他的《尝试集》中说的“尝试”，
不是科学实验。他所谓“求证”不等于数学物理的证明和推导，也不是可以重复
对比的实验，不定量，也没有操作规程，尽管考据早有一些不成文的严格规定，
但向来并不严格被人遵守。
科学方法的形式很多，原理原则也不止一条，但只要是科学，其出发点就只
能是同一个。出发点不同也很有效的方法不能说没有，但不必叫做科学方法。科
学指的是近代科学，特别是，但不限于，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下面抄几
位科学家自己的说法。
伽利略无疑是近代科学的创始者。他在《两门新科学》中写出三个人的生动
对话。他说：“我的目的是提出一门新科学来处理一个很古老的课题。”他用问
答方式讨论并且解说了他的观察实验和发现，不是出发于“假设”，更不是先要
打倒亚里士多德才“假设”重物不比轻物落地快。
牛顿更是不可否认的科学家。他有一句名言便是“我不杜撰假说”。尽管
“杜撰”的原文拉丁字fingo （ feign）还可以有别译，但万有引力断然不是从
“大胆假设”得来的。牛顿的这句话的全文是：“直到现在，我还未能从现象
（观察和实验）中发现重力之所以有这些属性的原因，而且我不杜撰假说。”
（参看《牛顿自然哲学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四年版）牛顿在《光学
》中较详细地说明他用的方法：“在自然科学里，应该像在数学里一样，在研究
困难的事物时，总是应当先用分析的方法，然后才用综合的方法。这种分析法包
括实验和观测，以及通过归纳法从中作出普遍的结论。……在实验哲学中是不应
该考虑什么假说的。……用这样的分析方法，我们就可以从复合物论证到它们的
成分，从运动到产生运动的力，一般地说，从结果到原因，从特殊原因到普遍原
因，一直论证到最普遍的原因为止。这就是分析的方法。而综合的方法则是假定
原因已经找到，并且已把它们立为原理，再用这些原理去解释由它们发生的现象，
并证明这些解释。……”（《物理科学的概念和理论导论》中译文，人民教育出
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笛卡儿是近代思想的开山祖师，是发明解析几何的数学家。他开创了一种以
在逻辑推导中极为方便的符号语言来表示几何形状和物理过程的强有力的数学方
法。他的著名的《方法谈》的开头两章说明他的思想历程和他在二十三岁时所达
到而且开始运用的方法，联系到这方法与几何、代数、算术相关的数学意义。他
列举的四条最先完整地表达了近代科学思想方法的出发点，不可断章取义。它也
不是包括全部，更非没有缺点，只是出发点。以后的许多发展都不是另外有什么
出发点。这大概已成为科学界的常识不需要有人再提了。他说的四条的大意是：
第一，不接受任何不能由理性明确认为真实的东西。第二，分析困难对象到足够
求解决的小单位。第三，从最简单容易懂的对象开始，依照先后次序，一点一点
一步一步达到更为复杂的对象。第四，要列举一切，一个不能漏过，才能认为是
全面。简单说就是：一、审查依据。二、将复杂对象解析到简单才着手。三、由
简单逐步引向复杂。四、要求全面。这四条合起来很可能就是我们平常不自觉的
接收、分析、综合、理解外来信息的自然程序。不过是脑中运转极快成为习惯，
所以不觉得。这是脑中的抽象转换过程。是不是和笛卡儿的通连几何图形及代数
符号的解析几何也有相通之处？是不是连所谓电脑也是如此？
《方法谈》在三十年代已有汉译，现在又有新译，不过我劝读者参看法文原
文，或是英文或其他欧洲语言的译文，只看前两章到他讲几何代数算术部分就可
以，不是研究笛卡儿。文很短，不过万言吧，很有趣。因为全文开头第一个词至
今我也没想出汉语中有什么相对等的词（“理性”的俗语说法），所以劝大家参
照原文。他和伽利略、牛顿写的都是三百年以前的文，用词有些古老，但并不难
懂。
这种科学方法的出发点在自然科学以外也多被应用，成果辉煌。我想举两个
毫不相似的例证，只论学术方法。一个是《资本论》，笛卡儿四条全合，且和牛
顿、伽利略相同。一、排除不可靠的说法。二、将资本分析到最简单的单位，商
品，再解剖其中的价值和劳动。三、从此开始一步步引向最复杂的资本主义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