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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中列了两个大公式,出发于一个总公式。开篇第一节,朱熹定为.14

实在。)要贪污,不可缺少。三是“文案”即秘书,掌管文书往来。看来不重要,

可是公文和书信中一字一句用对用错可以升官或革职。应酬人的“八行”书信更

是写得好未必有功,写错了一定有过。“文案”还能代表官去联络关系,少受嫌

疑。有了这些“僚”或“幕”就可以“走马上任”了。到任上还得用好当地的

“吏”,交结好当地的“绅”,如退休在家的“老大人”和有在京在外当大官的

家属亲友以及什么“霸天”,否则也当不成官。这些都有了,那就可以作诗喝酒

打牌娶妾什么都干了。不用说上面还得有靠山。这一整套是明代完成的治“序”,

适合于大一统文化场。正史、实录、野史、诗、文、小说、戏曲里到处都是例子。

这是做官。要发财,这还不够,另有门路,就不必讲了。

客:清末《老残游记》中的老残摇着串铃出入于官场和其他场,是不是也还

有一点战国板块文化场的乱“序”里的“客”的味道?他以医卜为生走江湖,不

是串连各文化信息场的一个“量子”吗?是两千多年的传统不衰还是残余呢?能

不能说,统一文化场需要一个一个的人作为“基本粒子”而以个人的各种平等结

合来组成有某种“序”的“场”;板块文化场不需要这样,是以家族或某种不由

自主的血缘、乡谊之类关系组成的集团为“分子”的?是不是在统一文化场出现

时才逼出一个一个的人,才发生所谓“人化俑”或“俑化人”的问题?

主:秦始皇禁“挟书”只留下“博士”,烧书只留下医药卜筮农书,这就给

方士开了大门。他相信方士,求神仙。到汉代出现了儒生和方士的结合。天人、

谶纬之学兴盛起来。儒生本也属“客”。各种的“客”,包括讲“纵横”的“说

客”,也和方士结合了。战国的“客”化为后世走江湖和居庙堂的会读书作文又

会占卜和治病的“士”,以传说的姜太公和诸葛亮为首。大概板块文化场从未清

除,还时时占上风。有民俗心态作“窝主”,所以乱“序”中的人消灭不了,不

要这些人的治“序”也安稳不了。有文的文化成为统一文化场,那无文的文化场

还照旧遵从板块文化的“序”,仍行板块文化中的行规、帮规,有不结帮的帮。

客:秦汉儒生和方士结合,后来的佛徒也是方士吧?

主:这种“士”的问题是一时讲不明白的。

台词· 潜台词

谈话必有对方,正如下棋必有对手。

一个人谈话是自言自语,也就是以自己为对方。或则是有看不见的听众,现

在的,将来的,甚至过去的古人。这在舞台上叫做独白,这也可以是旁白,实际

上是不对台上人说话,而对台下人说话。古今中外的作书人大概都是这一类。

下棋的两个人的无声对话,口不言而心谈话。有时心中的话还没有变成语言,

你来我去互猜心思。你这一着棋是什么用意?我该怎么回答?猜出你的,再用棋

子语言表示我的。所以下棋称为手谈,一点不错。

用语言讲话和用棋子讲话属于同一类型。书上的话和口头的话有些不同,仍

是一类。互通信息,互猜心思,彼此心中有数。不过猜得对不对,合不合对方的

意,那可不一定。谈话和下棋面对面,可以当场验证。用书谈话,作者在先,读

者在后,那就难以取证,大半是各说各的。

英国十九世纪作家盖斯凯尔夫人在她的小说《克兰福镇》中说过:“她自己

心中有数,我们心中也有数,她知道我们心中有数,我们也明知她知道我们心中

有数。”这下面应当还有一句话,作者没有说出来:“不过大家都不说出来罢了。”

在舞台上,说出来的话叫做台词,没说出来的话叫做潜台词。不说的话往往

比说出的话更重要。演员的本领常在潜台词上。

两人谈话称为对话。若有不说话的第三者从旁听到,若能再想到对话中的潜

台词,好比看人下棋或摆摆棋谱,也别有趣味。戏剧、电影、电视、小说的吸引

人常在这种趣味之中。中国古书记录一些对话,虽没有柏拉图的对话录那样世界

著名,却也是别具一格。记下的绝不是录音报道,自有记者的用意。他加了佐料,

甚至就是他的创作也未可知。不过这一层往往被人忽略。

不到一百年前,读书的小孩子在“发蒙”以后正式读的第一部书是《论语》 ,

这里面有不少“至圣先师”孔子和别人的对话记录。书中有注,多半是揭露潜台

词,同时也是作注者的台词,里面还有他的潜台词。小孩子不知道这些,心中无

数。可是用小孩子的眼光一看,又会看出另外的潜台词,会发出小孩子的问题。

这会遭到大人谴责:小孩子懂得什么?书上讲的还有错?不可胡思乱想自作聪明。

一句句读下去,能背熟就好,将来受用无穷。不懂不要紧。“书读千遍,其义自

见”嘛。一遍遍重复,书上的也就变成你的了。

《论语》是孔子的对话或独白的记录。不见得忠实,但花样很多。研究并发

掘孔子的潜台词的人和书古今中外多不胜举。他是圣人,自当如此。不过大家都

重视圣人之言,不大注意谈话对方。对话的门人弟子是贤人,还有人注意。此外

的对手就进入冷宫了。他们好像是陪圣人说话的道具。其实,将圣人和非圣人的

对话合看,加上可以挖出来或则加上去的潜台词,也许别有风光。

例如孔子和阳货的对话。一个是圣人,一个是奸臣吧?总之,是掌权的坏人。

这两人怎么谈得起来?记的是,开头阳货找孔子,“孔子不见”。送来了礼,一

口猪。圣人不能缺礼,必须回拜。可是又不愿见他。于是打听到阳货大人不在家

才去拜访。这个行动也是语言。其中的潜台词是:“还了礼,可还是不见。你不

在家,这不怪我。”偏偏运气不帮忙,在路上遇见了。很可能是阳货权大,手下

人多,消息灵通。孔子名气大,行动无法隐瞒。所以阳货一得到情报,立刻堵上

路口。这有点像廉颇堵蔺相如演“将相和”的形式,内容可大不同。这一相遇,

圣与非圣之间出现了来回几次对答。阳货很不客气,到末了,直逼中宫,将了一

军,说:“年岁不饶人啊!”(“岁不我与。”)孔子回答:“好吧,我答应你,

我要出来做官了。”(“诺,吾将仕矣。”)这里有什么潜台词?一个心里说:“

我知道你不愿意在我手下工作,偏要逼你出来,看你怎么说?”一个心里说:“

你是掌权大官。我不过是个退休的老头,我拗不过你。你用一层又一层大道理

(仁、智)逼我不能不承认。可是答应尽管答应,这是口说无凭。做不做官,还

是我自己作主。大不了我跑出鲁国,再去周游列国便了。”这一篇精彩对话的记

录者或则报告文学作者自然也附有潜台词。那就是,大家看看圣人怎么对付小人

的。他以礼来,我以礼去,他讲道理,我顺着他。我本来要做官,答应也不是假

话。可是到不到他的手下,那就不一定了。这类报道也许起先口头流传,也可能

书面抄写,用篆字刻在竹简上。到汉朝,成为经典,从此又有一代一代人一层层

发掘潜台词并且写出或讲出或想出自己的潜台词,也就是所谓心得体会。这一段

话便是我的读后潜台词写成了台词,同当年初读时小孩子想法差不多,不免“贻

笑大方”。

孔圣人的谈话对手很多,研究起来也许可以成为考什么学位的论文。这且不

提。再谈谈“发蒙”后的第二部书。那是“亚圣”孟子的对白和独白的记录。大

概书写工具有了发展,不但记的对话多而且篇幅也长了。有些谈话对手很不客气,

简直像是有意挑衅的。孟老夫子的火气也不小。对王、公竟也有时针锋相对给他

下不去,还背后说什么“望之不似人君”。当然也有时巧妙地绕弯子引对方上钩。

有时当面给人颜色看,“隐几而卧”,比孔子的托病不见又让人知道更为严峻。

有一次孟老夫子带一群门徒来到滕国。住在高级宾馆(上宫)受招待。不料

住房的窗子上原来有双鞋子忽然不见了。宾馆的人找不到。有人就问:“老夫子

的随从怎么这样藏起人家的鞋子来了?”孟子立刻反问:“难道你以为这些人是

为了偷鞋子来的吗?”那人只好回答:“大概不是吧?”(“殆非也。”)接下

去的几句话好像是那人替孟子作了解释,打圆场,说:“您老先生开班招生,对

于来入学的人是‘往者不追,来者不拒’的。愿来学的就收下了。”这些话是替

孟子开脱,却又仿佛是不否认有人偷鞋子。好像是说,孟子收门徒,来去自由,

无法保证。(“往者”、“来者”和《论语》中“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不

见得一样。朱熹注说是不究既往,不查历史,与“来”对不上。)这段对话为什

么会记下来?朱熹在注中说,这“合于圣贤之旨,故记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因为不知问话的人是谁,所以很难明白。只有“来者不拒”这句话倒是一直传到

了今天。

不明白谈话的对手,难以追寻潜台词,圣人的话也就难以明白。《论语》中

有个原壤,不知是什么人,挨了孔圣人一顿骂,又挨了一棍打,也没答话,或则

是答话没有记下来。他怎么得罪了孔子?书中只说他“夷俟”,据说是蹲在那里

等待孔子来,无礼已极。朱熹老前辈注解说,这位是孔子的老朋友,大概是老子

一派,放弃礼法的,因为据说他曾经“母死而歌”。这是顺手给老子一棒槌。孔

子说他幼年时不听话,长大了无所作为,“老而不死是为贼”。于是用手杖敲他

的腿(以杖叩其胫)。大概潜台词是:“看你还伸不伸出腿来!”那时没有椅子,

古人是跪坐在席上的。伸出腿来当然是不敬,所以要挨打。原壤年纪不小,一辈

子不知做了什么错事,说不定是什么事也没做,惹得圣人这样大发脾气,一点也

不心平气和,不但动口,而且动手。孔子这时应当比原壤还要大几岁,为什么会

骂一句“老而不死是为贼”?这句话竟然流传后世。孔子骂“贼”在《论语》中

记的不止一次。“乡愿,德之贼也。”“贼夫人之子”。圣人教导人“非礼勿言”,

“非礼勿动”。圣人骂人、打人不用说都是合“礼”的。平常人可就不行了。只

有圣人才配说,“礼法岂为我辈设哉?”(说这句话的不是圣人。)不是守礼才

成为圣人,而是圣人的一切都是“礼”。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圣人

到了七十岁就可以随心所欲了。非圣,例如原壤,那就是“贼”了。圣人就是对。

“贼”人就是错。那还用说?这话本身就是潜台词,不需要说出来。习以为常,

众所周知。

台词,潜台词,都不离问答;是语言,也是思想。考虑就是自问自答。没有

问题也就没有思考。可是人类据说是“有思想的芦苇”,所以潜台词不断出现,

而且和台词之间大有微妙关系。怎么能知道?从对手方可以知道。和下棋一样,

一来一去,一问一答,用棋子说的话和没说出的话不会完全一样,却又可以推测

出来。双方对话同时互测潜台词。

《文选》中有些问答文章是假设的,不是记录。宋玉的答楚王问最有名。其

中的“阳春白雪”、“下里巴人”的话至今流传。东方朔、扬雄、班固的问答文

章,从前也有很多人会背诵,现在不行时了。司马相如的一篇《难蜀父老》,假

设皇帝派的使者和四川父老的对话,宣讲开发西南的正确,驳斥地方上人士的意

见。对于这篇对话的潜台词有不同猜测。金圣叹认为“纯是切讽天子,更于言外

得之”。说这不是歌颂而是批评。对《子虚》、《上林》两赋也有这样看的。这

位司马先生以词赋得到汉武帝恩宠,写的文章有“迎合上意”的,可也有内含

“谲谏”的。这篇台词是不是绕弯子说话的“反讽”呢?

说到金圣叹,他的文学批评主要是揭发潜台词。他评《西厢》,常揣摩戏中

人心理,也就是潜台词。他评《水浒》,大挖宋江、吴用的潜台词,由此推出施

耐庵的潜台词,还腰斩出一个“贯华堂古本”来证明。有人认为,那里的所谓施

耐庵序也是金圣叹冒名顶替的。金圣叹喜欢批“应读作”什么。这就是说,书里

记的是台词,而“应读作”的是潜台词。

何止金圣叹?中国古代文艺批评中有不少是发掘书中的潜台词以至于书的作

者的潜台词的。对于诗文“命意”下“诛心”之论正是我们的古代读书前辈所搜

长的。这一点,当已有不少大文论及,不必多说。

清末(光绪年代)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说:“金圣叹论诗词,全是魔道。”

“圣叹评传奇,虽多偏谬处,却能独具手眼。至于诗词,直是门外汉。”原因是

金推重欧阳修的词,而陈不同意。陈说冯正中(延巳)的词“意余于词”,“不

当作艳词读”,即潜台词不“艳”;而欧阳永叔(修)“不过极力为艳词”,即

潜台词也“艳”。这明显是说,冯词的潜台词比欧词的高。可是这很难说。陈以

为辛稼轩(弃疾)词“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是“了无余意”。可

是随后没有过多少年,王国维《人间词话》却以这句词为一种很高的境界。很明

显,陈只读台词为“艳词”,没什么潜台词好说。王却读出潜台词为抒写一种境

界,那就不同了。究竟这些说法是辛的潜台词还是陈、王二人的台词,其下另有

潜台词呢?作《新五代史》那么方正的六一居士欧阳公怎么会“极力为艳词”,

而为官人品不高的冯正中君反而不是为“艳词”呢?原因何在?

作品和作者也可以看作台词和潜台词,不会完全一样。《白雨斋词话》也说

:“诗词原可观人品,而亦不尽然。”举了一些例子。又说:“冯正中(延巳)

《蝶恋花》四章,忠爱缠绵,已臻绝顶。然其人亦殊无足取。”“诗词不尽能定

人品,信矣。”诗文是台词,人品是潜台词。台词高妙,不一定潜台词同样好。

“口不应心”,虽非必然,却是常有。司马相如、金圣叹也是这样。说不定中国

古代诗文和诗人、文人有这样一种“传统”。原因可能是用于社会的文和处于社

会的人极难一致。司马相如的文有两面,正如他的人有两面。用现在的习惯语说,

他的一生和文章都是悲剧。遭遇很曲折,文章需索隐。文名极大,读者很少。到

现在他又以附于妻子卓文君而留名。这岂非悲剧?

几年前看到法国德里达的几本书。对于他的所谓“解构”,我难以发言,只

写过小文《解构六奇》。他有两篇文是一中有二。平行印出两篇,或纵(上、下),

或横(左、右)。不知是不是一是台词,一是潜台词。反正我看后莫测高深,觉

得两篇都是台词,无非捏合到一起而已。说两篇文是“合二而一”和“一分为二”

都无不可。自己已经说出来,“潜”于何有?《小五义》中的“黑妖狐”智化口

中发誓,脚下画“不”字,也不能一张嘴同时说出两种话来。这样文章,不指为

“故弄玄虚”,也算是白费气力,因为难得有人明白,明白了又能得出什么?无

非是台词之外有潜台词,或则是解开“双关语”。

以我浅陋所知,欧洲人论文,从德里达上溯一直到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对

于潜台词的重视似乎都不如中国。他们极力要把潜台词变成台词。现在是一面着

重分析台词本身,另一面又着重挖掘没讲出的潜台词,“分道扬镰”。然而,总

之,都是要把不明白的讲成明白,把明白的讲成数学公式,其实是更加不明白。

中国自从毛《诗》大《序》提出“比、兴”起,经过《文心雕龙》直到《人间词

话》,都不放弃讲潜台词。但讲法是把明白的讲成不明白,不明白的讲得更不明

白。好比佛家讲《妙法莲华经》,把一个“妙”字讲得无穷无尽。(竺法护译

“妙”为“正”便不妙了。原文此字sad 在这里只指“正法”之“正”,也是

“真”,单讲才深奥。)我们看轻潜台词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到不了一百年。

可是找“黑话”之风有一时期还声势浩大,仍然是重视潜台词的传统。可见不说

不等于没有。

台词是明白讲出来的,可以分析;潜台词就不然。欧洲人历来大多讲求明白,

说话要划清边界,极力把不明白讲成明白,连“神秘”也明白说出;可是也往往

越追求讲得明白越不明白。罗素、维特根斯坦就是眼前例子。海德格尔更不用说。

中国人历来大多讲求不明白,或说含糊,说话常闹边界纠纷,往往把明白讲成不

明白,引起过不少人愤怒。可是偏又有人不断称妙,所谓“妙不可言”。“不可

言”就是潜台词不能转为台词。印度人处于中、欧两者之间,摆的架势很明白,

喜欢一二三四报数,但演的什么又不明白;很讲划界却总是划不清;仿佛是台词

和潜台词不分。也许正因此,欧洲人把他们认作本家,而中国人也把他们看作亲

戚。“此在”(欧),“刹那生灭”(印),“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中),

三句台词仿佛可以相通,但潜台词恐怕是大不一样:一个肯定,一个否定,一个

不定。

世界正在迅速变小。世界上的种种台词和潜台词也正在激烈冲撞汇合。看来

可能是世界台词越来越趋向欧洲语言,而潜台词反而像是越来越向中国语言接近。

“中国的”和“中国人”并不相等。围棋是中国的,围棋的世界大赛冠军不一定

是中国人。所以我这句“卜辞”并非中国人自高自大,不过是一句旁白而已。

(一九九O 年)

古“读书无用论”

“读书无用论”这个名字起得好。其来已久。最古的主张者也许是孔子的得

意门徒仲由,即子路。他曾对老师说:“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

为学?”记在《论语》里(《先进》)。这就是说,有了人,有了土地(社)、

粮食(稷),还读什么书?有饭吃就是“学”了。书能当作饭吃吗?这话是从一

个人做官引起的,可见用意在于做官就是为学。孔子不赞成,也没有驳回。孔子

的私淑弟子孟轲也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

矣。”(《尽心》)一捆竹简他才取两三条,公然说无书胜有书。诵读诗书的儒

家祖师爷尚且有此论调,“绝圣弃智”的道家和“摩顶放踵”的墨家之流更不必

提了。这是两千多年前的话。

不仅如此。“读书无用”实指书生无用,文人无用。此论也是由来久矣。试

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记载的,一千年前的五代时期的一些“妙人妙事”。

五代的国号是梁、唐、晋、汉、周。除第一代以外总是后一个比前一个更古。

若再有第六代,那应该是殷商了。不错,接下去的是宋。春秋时的宋国据说是殷

人的后代。只不知赵匡胤取国号时是否考虑过这一点。照国号看,这些国君应当

是“信而好古”的。然而不然。这都是文臣的主意。后唐明宗即位时,有人建议

自建国号。这位皇帝问:“何谓国号?”(卷二七五)他“目不知书。四方奏事

皆令安重诲读之。重诲亦不能尽通”(同上)。这才“选文学之臣,与之共事,

以备应对”(同上)。选出来的便是翰林学士冯道。他是历事四朝,历来挨骂的,

当时却被尊重如圣人。他官大,名大,其实不过是“以备应对”,起点咨询作用

的无足轻重的人。他自己也说:“我书生也。当奏事而已。”(卷二八七)不过

有时上上条陈提点意见罢了(《通鉴》里记了他的一些意见)。后唐明宗是沙陀

族人,不识汉字是不奇怪的。刘邦、项羽是汉族人,也是著名不读书的。

后晋一位掌权大臣说:“吾不知朝廷设文官何所用。且欲澄汰,徐当尽去之。”

(卷二八四)胡三省在这下面的注中大发感慨说:“呜呼!此等气习自唐刘赞已

为文宗言之。”……非有国者之福也。虽然,吾党亦有过焉。“(同上)他说的”

吾党“就是”我辈“,指的是做官的文人。他说不必怪武人(”夫何足责?“) ,

而怪文人自己,有点自我批评精神。

五代的后汉时,大官们曾吵过一架。一个说:“安定国家在长枪大剑。安用

毛锥?”另一个说:“无毛锥则财赋何从可出?”(卷二八九)这后一位是管财

政的。在他眼中,“毛锥(笔)”的用处也就是收税记账。他不算是“文官”。

所以他同样“尤不喜文臣。尝曰:此辈授之握算,不知纵横,何益于用”?(同

上)因此他给文官的“俸禄皆以不堪资军者给之”(同上)。俸禄大概是实物,

不能军用的才给文臣,而且故意高估价值,实际是打了折扣。(“吏已高其估,

章更增之。”)除这个“毛锥论”以外,还有个理论。后汉高祖任命的一位最高

掌权大臣“素不喜书生。尝言:国家府廪实,甲兵强,乃为急务。至于文章礼乐,

何足介意?”(卷二八八)这实际上是孔子早已讲过的:“足食,足兵,民信之

矣。”(《论语·颜渊》)国家有了粮食(廪实),有了武器(兵强),老百姓

还能不听话信从吗?所以商鞅相秦,讲求耕、战。可见所谓儒、法两家的政治主

张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

为什么武人不喜文士?为什么胡三省要文人自我反省?五代的后汉一位武官

“尤恶文士。常曰:此属轻人,难耐。每谓吾辈为卒”(卷二八八)。文人瞧不

起武人,当然要挨骂。可是顺从附和也不行。后梁太祖还没当上皇帝时,曾和僚

佐及游客(门客之类)坐于大柳树下。忽然他说:这柳树可以做车毂。有几个游

客便跟着说“宜为车毂”。这可遭殃了。这个未来皇帝“勃然厉声曰:书生辈好

顺口玩人,皆此类也。车毂须用夹榆。柳木岂可为之?”他随即“顾左右曰:尚

何待?”于是“左右数十人摔言宜为车毂者,悉扑杀之。”(卷二六五)不但武

人,文人也自相攻击。有一位官员“屡举进士,竟不中第,故深恶缙绅之士”。

他趁那位未来皇帝大杀朝士的时候建议:“此辈尝自谓清流。宜投之黄河,使为

浊流。(同上)被杀的都被“投尸于河”。这个建议人“见朝士皆颐指气使,旁

若无人”。“时人谓之鸱袅。”(同上)也有不这样的,处境就不妙。后晋时一

位大臣(节度使),“厚文士而薄武人,爱农民而严士卒,由是将士怨之”(卷

二八一)。结果是引起了一场兵变。

还有更倒霉的。黄巢入长安建立齐朝后,“有书尚书省门为诗以嘲贼者”。

结果是:“大索城中能为诗者,尽杀之。识字者执贱役。凡杀三千余人。”(卷

二五四)可见读书又会作诗,不但无用,而且有害了。

以上这些不过是从几本《通鉴》里抄出来的。若不嫌麻烦,大翻典籍,“读

书无用论”的传统恐怕是代有新义的。不过分析起来,认“读书无用”者即认书

生无用者,也只有两派。武官不喜文官是一派。文人也不喜文人是又一派。后一

派中,不仅有讲政治经济实用的瞧不起“舞文弄墨”的,还有“文人相轻”的。

上溯到孔、孟,可发现他们和后来的不一样。孔老夫子很重视学习。《论语

》一开头便是“学而时习之”。以后又多次讲为“学”。不赞成读书的子路也说

“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他否定书,并不否定学。除此处以外,《论语》中没

有再提到“书”。读的书好像只是“诗”。写定了没有,也不知道。《孟子》里

有两处提到“书”。一是“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尽心》)。一是“颂(诵)

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万章》)早期“读书无用”的宏论可能有

两点原因。一是书少。二是书不可靠。

书少。孔、孟当时的古书还是刻在竹片上的。也可以写下来,例如“子张书

诸绅”(《论语·卫灵公》)。《孟子》的长篇大论不像是刻竹简。不过直到汉

朝还是帛和简并用。书的抄写、保存、传播都不容易。殷商的甲骨卜辞在春秋战

国时大概已埋进土里了。口传和有文字的书是《诗》和《书》。所以《论语》多

次提到学“诗”。《孟子》才提到读“书”(》尚书》)。这两者一是文,一是

史,不是两者合一的史诗。《论语》说“文献不足”,说“史之阙文”,好像《

尚书》还未成书。只有《述而》中一次提到“易”(“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

不知是不是《周易》这部书。《春秋》是孔子时才有的。古时不但书少而且多半

口传,所以《论语》中记载,有人问孔子的儿子学什么,以为圣人可能“私其子”,

另有传授(《季氏》)。从春秋到战国,大约书写工具有发展,书多起来了。这

才有“其书五车”之说,而孟子也才有“不如无书”之叹。书少,自然“为学”

不能仅靠读书。学,靠的是经验。重口传,不重“本本”。

书不可靠。不但孟子引了《武成》,说明其夸张,也不仅是《庄子》中“寓

言十九”,就是在《孟子》这部书中,就有很多故事难说真假。乞食的人竟有一

妻一妾(《离姿》),且不说,以《万章》一篇为例,其中舜的故事成批,一个

接一个,上继尧,下接禹,很完整。子产的故事活灵活现(“得其所哉!得其所

哉!”)。伊尹的故事中自吹自擂:“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

觉也。予(我)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百

里奚自卖自身当宰相的故事也有说明。孔子、伯夷、柳下惠都有故事作为孟子讲

道理的佐证。孟献子、晋平公、齐景公以及缪公对待子思的几个故事也是这样。

孟子又说到孔子周游列国的故事,说是“好事者为之也”。又说舜的一个故事荒

唐,“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齐国东部靠海,是“百家争鸣”之处。

那里的荒诞之说也不会仅邹衍一家,早有此风气,所以孟子把荒诞派这顶帽子送

给齐东人。《孟子》中故事不少,《万章》篇更是故事集。

古书中故事多,不足为奇。这是古人的一种思想模式,或则通俗些说是思想

习惯。用故事讲道理,故事就是道理。不仅中国有,外国也有,但在中国特别发

达,长久而且普及。也许因此佛教进来后其中故事流传很多。中印思想习惯有些

不同,故事转化也快。“太子”出家的意义在中印双方大不相同。这和“读书无

用论”也有关系。因为故事多,寓言多,习惯用隐喻说话、写文,所以就不是事

实,不可靠了。不是事实,又不好懂,当然除了吃饱饭的人以外谁耐烦去猜哑谜?

何况汉字最少要认识一两千才能读书,还不一定懂。(其实拼音文字要记的词更

多,并非一拼字母就懂。各国都一样。)

早期古人不过说:“何必读书”,不尽是“信书”,后来的人一再提出“读

书无用论”,重点却在一个“用”字,而且着重在读书的人无用。这好像深了一

层,其实所依据的是一样。不识字,不读书,照样当皇帝,做大官,指挥兵马,

富可敌国。识字也不过记姓名(项羽说的),记流水账(包括《春秋》记事和给

皇帝编家谱)。书,既不能吃,又不能穿。读书常和挨饿相连。但是有的书还有

用。萧何收秦图籍,知道了各地出产,能搜刮多少。这些大概是《禹贡》一类,

记下“厥土”,“厥贡”,所以对于治国有用,而且是“速效”,能“立竿见影”

的。不过这类“图籍”好像不算正式的书,只是档案。萧何也不是读书人。靠读

书吃饭的儒生、文士,除了当“文学侍从之臣”以外,只有“设帐”收几个孩子

教识字。这怎么能吸引人呢?孔、孟是大圣大贤,都没有说过“读书高”。“天

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的歪诗本身就不像是读过多少书的人作的。

不论孔子和子路讲的“学”是什么,“学”不限于读书倒是真的。秦朝规定

“以吏为师”。官吏就是教师,教“律法”。口口相传,照着样子做,依靠经验,

不就行了?可是书总烧不完。中国的书口传笔抄,到唐末才印出来。五代还有活

字版。印刷术兴起,冯道才建议刻“九经”。宋代起,刻板和传抄并行。口传的

还有,只是秘诀之类了。奇怪的是当晚唐、五代天下大乱,民不聊生,“读书无

用论”正是兴旺之时,为什么印刷书的技术偏偏会发达起来?难道是,读书无用,

印书有用;在朝廷上无用,在民间反倒有用吗?书是有用的,但用处不在给人读,

尤其是不在于给人读懂。多数人不识字,也要书,例如流通佛经就有利益。大乱

的南北朝和五代十国并不缺少书,兵火中一烧再烧,也没烧完,正像大乱的战国

时期书也大发展那样。这是什么原故?为什么总不缺少读书和作书的书呆子呢?

书对他们究竟有用没有?有什么用?古来读书人是极少数,处在不识字和识字而

不读书的人的汪洋大海中,而竟然从“坑儒”以来没有全部“灭顶”。“读书无

用论”两千多年未绝而读书还在继续。这些坚持读书的极少数人究竟迷上了什么?

世上竟有迷上“无用”的人?

恐怕实际上“读书无用”并无此“论”,也没有“书无用论”或则“书生无

用论”。讲实用者对于能为我所用的书,对于读书而能为我所用的人,当然绝不

排斥的。司马光的《通鉴》(原名《历代君臣事迹》)不是以“资治”之名而传

吗?几千年来,有人识字读书,有人识字而不读书,有人不识字不读书,有人不

上学读书而跑书摊买画报看,各得其所,并不都是书呆子。不是个个人都那么打

算盘讲眼前实用效益的。冻饿而死的“卖火柴的女孩”不是还在亮光一闪中得到

安慰吗?有书就有人读。谁知道有没有用?“天生我材必有用。”不见得。人和

书一样。

一梦三千年:周公

《论语》里记载大圣人孔子说过:“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能在孔圣人身强力壮时梦中常见的自然是了不起的大人物。

周公是什么人?

周公是一个谜一样的人物,是有血有肉的宰相符号。确切点说,他是三千年

来中国宰相的代号。大大小小有名无名的相爷都多多少少有他的影子。

宰相是什么人?是陪伴皇帝老虎替他办事的人(“伴君如伴虎”),从秦始

皇的李斯到慈禧太后的李鸿章都是。

周公是《尚书·周书》的主角,在《毛诗·幽风》中的作诗人和主题。他还

被认为在《周易》的卦爻上加解说,因而是用八卦卜筮的必不可少的祷告对象之

一,与文王、孔子并列。在历史传说中他是周朝制度的奠基人,是《周礼》或《

周官》的制定者。他带兵打过仗,建设过洛阳城,受过贬逐,又是诗人、文人。

他是个属于历史兼理想的政治人物的艺术形象。

“周公一世”是几个朴素形象的合成。后来的或优或劣或局部或全体的复制

品越来越扩大化,复杂化,细致化。时代环境不同了,要处理的问题不同了,要

对付的人不同了,但是当宰相的,不论有无宰相的名义,都带有一些周公形象,

学得不好不得善终,如李斯。学得好的如萧何,就会保全自己,只是当差,办后

勤。除推荐韩信外,自己不出主意。杀韩信时他不说话,好像还帮了忙。

诸葛亮是“周公二世”。他本来也是朴素的形象,越来越传奇化,成为另一

种圣人。中国人无论识字不识字谁不知道诸葛亮?三个“奥皮匠”也敢和他比一

比。可是三分天下一到手,诸葛亮就远远超过皮匠了。他“官拜武乡侯执掌帅印”。

皮匠仍然是皮匠。然而刘备活着的时候,诸葛亮不过是萧何。掌帅印的刘备死了,

他仍然只当宰相。六出祁山不打仗,和司马懿心心相印。两人都拥兵在外,自己

不做皇帝。曹操曾经自比周公,作诗说:“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几位相爷

都是周公的后代。

外国人不懂诸葛亮,又不懂曹操,就不懂中国人。若从根本上说,不懂周公

就不懂中国人。扩大化了的难分解,不易懂,不如原始的比较容易像语言一样

“分节”了解。晚期的宰相如李鸿章,就难懂。周公得美名。李大人受恶名。他

是长江航运招商局的大股东,是大资本家,在第一批由官僚转化的资产阶级之列,

这一点谁记得?中日甲午战争不是他主张打的。打败了,主战的皇帝和大臣没责

任,却要他去日本求和。他在马关挨了一枪,又招来俄国干涉,才使日本军阀肯

在稍稍降低条件的条约上签字。义和团也不是他召进京城杀“洋鬼子”和“二毛

子”的。八国联军来了,慈禧太后跑了,面临“瓜分”亡国,又派他来丧权辱国

一次,再戴一顶汉奸帽子。主犯隐藏,从犯遭殃。自古没有犯错误的皇帝,帝王

永远正确,亡国怪手下不尽忠。但这也不是没有代价的。李鸿章打仗起家,联络

外国人又周游列国见过世面,办海军,办陆军,办招商局,让外国人开矿修铁路,

接替曾国藩,终于挖空了满族朝廷,由他的“北洋”将领袁世凯等人接班。他本

想“以夷制夷”,结果是“以夷制夏”。无数资本家都是买办化身。他做“周公

末世”,恐怕周公在天之灵未必愿意。然而末世周公只怕也只能是这样。功罪难

以评说,还是看看“周公一世”吧。

周公姬旦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周成王的叔叔。武王灭殷时大功

臣是姜太公,即姜尚,姜子牙,胜利后封到山东半岛靠海的齐国。周公本封在周,

这时封到山东半岛南部的鲁国。这姬姜二姓两大族分据东海的山东,和周朝的根

据地陕西遥遥相对,扼住黄河上下游。姜子牙去齐国了。周公派大儿子伯禽去鲁

国,自己留在朝廷掌大权。亡国的殷纣王的儿子武庚,大概是作为“可以教育好

的子女”封在原统治地河南,夹在周、齐间,周公的弟弟管叔、蔡叔封在武庚周

围,奉命监护也就是监视亡殷的“顽民”。陕西、河南、山东,整个黄河流域是

周公家族的统治地区。这就是所谓“封建”。这个战略部署好极了。后来的皇帝

中有本领的得天下后往往照这个格局布置。例如周公以后两千几百年的明太祖朱

元璋就自己定都南京,封最能干的儿子朱棣做燕王,定都北平,也就是北京。版

图扩大了,东西两都变成南北二京了,但格局照旧。清初削平异姓“三番”之后

也是以满族人任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统领“八旗”驻军,执掌地方最高权力。

至于管、蔡后来竟然用武庚号召为殷复辟反对周公而遭镇压,那是后话。正如燕

王后来打败侄儿成为永乐皇帝一样,不是原先布置的。这些属于另一档次,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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