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为克伦威尔。小说的情节绕着他转。一六四九年他处死国王，宣布共和。法国
不同。谁带头打下巴士底狱？谁发的号召？谁出的主意？卢梭吗？他早已死了。
不是作者创造出小说，而是小说创造出作者。有了小说，有了又复杂又一致的一
大群人和事，然后才冒出了作者，纷纷想列名，互争著作权，因而小说中又有小
说。这是荒诞小说吧？
小说中故事虽然有血腥气，但不是武侠，更不是侦探，反而是言情。许多人
追逐三位女性，其名日：自由、平等、博爱（兄弟情谊）。可是谁也没见到其中
的任何一个。个个“俱乐部”的领袖都自称恋爱成功，要度蜜月，结果是上了断
头台。有一个“沙龙”的女主人是罗兰夫人。她步上断头台时宣布：“自由！自
由！世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梁启超译文）她是出于嫉妒吗？还有国王
夫妇耍了许多花样，终于只得双双对这“黑色寡妇”（断头台）亲吻。又有个在
革命的巴黎危急时高呼“大胆！还要大胆！永远大胆！”的丹东，如革命“王侯”，
也把头颅丢进了台边的菜篮子。主编《人民之友》的马拉，据说是怀有纯洁的爱
情，但拥抱他的不是爱神而是死神，被一刀刺死。米拉波伯爵和拉斐德将军两人
爱情不专，转来转去，得到了光荣，又大受辱骂。罗伯斯庇尔最后出场，大出风
头，以革命的名义将情敌一个个送终，自以为独占鳌头。由于他的无情的坚定和
彻底的热情，三位光辉女性好像全将属于他一人一派。不料最后竟然他也将自己
贡献给“黑色寡妇”。纷纷扰扰，难道真是没有乐队指挥，没有小说作者？不。
有一个炮兵接着革命登场，宜布自己是制作人，舞台监督，由他收场。他宣称三
位女性都归他，旗上三色化出他一位炮打天下的皇帝。他的名号是拿破仑·波拿
巴特。从此这个名字和罗马的恺撒一样成为代号。他东征西讨，想得到欧洲姑娘。
也不过十几年，终于失恋，到小岛上隐居去了。
这部小说上卷起于一七八九年七月巴士底狱打破，高潮在一七九二年八月再
次起义，宣布共和，终于一七九四年七月罗伯斯庇尔上断头台。下卷是拿破仑执
政官的“情史”。一八一五年拿破仑退场以后还有续篇，那要算另一部小说了。
小说结束，又未结束。其中人物上场时和下场时演的角色不同甚至相反。“博爱”
与“恐怖”并行。种下去的是卢梭的《民约论》，收上来的是拿破仑的《法典》
。这些岂非都是荒诞？在一七九二年，即“自由第四年”，共和元年，处死国王
和王后，革命三派激烈斗争。可是随着革命风暴后，又设立小学、中学，普及初
等教育，设立初级和高级师范学校，建立多种技艺专科学校，设置一些学术机构
和文化事业。同时又出现了巴贝夫的“平等派”共产主义运动。在革命与专制之
间的短短的插曲中，崇高的理想化作残酷的现实，又闪出文化的光辉，这岂不又
是一奇，也就是荒诞？
这部小说和《玉梨魂》、《金锁记》似乎毫不相干，其实可以互相攀比。照
样是容易见其异，不容易见其同。同是什么？是《新爱绿绮思》的遗风吗？同，
在于同是追求幻影。《玉梨魂》中的何梦霞和白梨影所追求的是什么？是结婚吗？
试想两人如果结合，肉体的以及生活的，那便和他们各自想象过的以至没有想象
到的一样吗？天天相对谈什么呢？整日整夜作诗填词吗？纵然梨影有万种风情只
怕也会说：“我是良友，不会作贤妻”吧？两人连彼此相貌都未看清楚，谈话只
凭文字，这与下棋只见黑子白子的“手谈”互猜心思差不多了。下棋的意义全在
下棋时，愉点一判，棋局便告终。恋爱也是如此。所以有人说“结婚是恋爱的坟
墓”。其实这话不对。恋爱就是恋爱，正如小说就是从第一页到第末页的过程。
恋爱与结婚又有关又无关，是一部小说和续篇。续书是另一部，没有胜过前书的。
婚后恋爱也可以，不恋爱也无妨。若把续篇当正本，两相混淆，必然会自寻烦恼。
若是婚后又生了孩子，再扩大家庭，柴米油盐，养妻或养夫兼育子，那就又是一
部小说，合成三部曲了。三本书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正如二百年前法国那部
小说。卢梭写书，罗伯斯庇尔上断头台，拿破仑上政治军事舞台，有联系，但不
是一回事。在当时人心中何尝不是认为这一下便能破旧立新，万世永存，热情高
涨，好比恋爱到了高潮，以为结婚后便能天天照样。小说妙处正在书中。爱情真
谛只在爱时。只有沉浸在幻影中才感到实体。幻而成真，真即非幻。梦霞在书房
和梨影在闺中似乎都哀哀欲绝，实际上都是在享受和虚无理想的幻影相会的欢乐。
两人对面就另是一番光景，不再有幻影中的滋味了。卢梭所想的是美丽的幻影，
正如修道院中的爱绿绮思幻想情人。幻变成真，就是群众上街和国民公会和断头
台了。可以充满热情去爱“黑色寡妇”，但拥抱她就是断头。伟大革命总要收场。
到拿破仑出来谢幕时，戏剧已经结束了。梨影的戏演不下去，只好找出个摘倩来
替代。还是演不下去，结婚结束不了恋爱，于是惟有大家都死的一条出路，不能
像欧洲的尤丽那样和丈夫及情人都到一起。恰好武昌起义，所以梦故死于战场而
不死于断头台。他比起也曾轰动过的李涵秋的《广陵潮》中那位革命少爷被斩结
局好得多。两书各有其幻影。美在其幻而不在其真。正如我们现在隔了二百年去
观望法国当年，再由卢梭而想其身世和理想一样，望得见的只是影子。
谁的影子？是“顾影自怜”吗？“自笑生平，居然有男儿志气！”是自怜，
也是自喜。出场的是自己的幻影，越悲伤，越快乐，真是荒诞。
《金锁记》又怎么扯得上？难道那位七巧女士从小姑娘到少奶奶到寡妇不是
一直沉没在自己的幻影之中吗？她一生满怀怨恨，总思念着可能的和不可能的情
景，见着现实的东西就有气。假如她在二百年前，她不会是在断头台边欢呼的群
众之一员吗？她才不管上台去的是路易十六及其王后，是罗兰夫人，是丹东，圣
鞠斯特，还是罗伯斯庇尔，也想不到还有一位炮兵军官随后就到呢。尤丽一变而
为“黑色寡妇”，这就是曹七巧，也是白梨影，也是卢梭，也不能不是拿破仑皇
帝。历史就是小说，小说就是历史，都是荒诞的，又都是真实的。真实在不断出
现的幻影之中。幻变成真，真又生幻。这是人类社会，也是文学。
说了半天，究竟说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要说的都说了。只能这样说，也
只会这样说。算是“满纸荒唐言”吧。
（一九八九年）
附录
智慧与学术的相生相克
钱文忠
首先，必须做一个实际上说不明白的说明：题目里的“智慧”指的是“东方
式的智慧”，而“学术”则指的是“西方式的学术”。然而，即使勉强做了这样
的区分，我也很难写明白金克木先生这个人。不过，又有几个人能够真正的了解
金先生呢？想到这点，我也就凭空冒出几分写这篇文章的勇气了。
金先生是在1949年前不久，由汤用彤先生推荐给季羡林先生，从武汉大学转
入北京大学东方语文学系的。自此以后，季、金两位先生的名字就和中国的印度
学，特别是梵文巴利文研究分不开了。1949年以后，只招收过两届梵文巴利文的
本科班。1960年-1965 年的那一班，就是由两位先生联袂讲授的。余生也晚，是
1984年考入北京大学学习梵巴文的，当时季、金两位先生都已年过古稀，不再亲
执教鞭了。季先生还担任着北大的行政领导工作，每天都到外文楼那间狭小的房
间办公；金先生则似乎已经淡出江湖，很少出门了。因此，我和同学们见金先生
的机会就远少于见季先生的机会。
虽说我见金先生远比见季先生少，但一般而言，却也要比别人见金先生多一
些。我第一次见金先生，是在大学一年级的第二学期，奉一位同学转达的金先生
命我前去的口谕，到朗润湖畔的十三公寓晋渴的。当时，我不知天高地厚，居然
在东语系的一个杂志上写了一篇洋洋洒洒近万言的论印度六派哲学的文章。不知
怎么，金先生居然看到了。去了以后，在没有一本书的客厅应该也兼书房的房间
里（这在北大是颇为奇怪的）甫一落座，还没容我以后辈学生之礼请安问好，金
先生就对着我这个初次见面还不到二十岁的学生，就我的烂文章，滔滔不绝地一
个人讲了两个多小时。其间绝对没有一句客套鼓励，全是“这不对”，“搞错了”，
“不是这样的”，“不能这么说”。也不管我听不听得懂，教训中不时夹着英语、
法语、德语，自然少不了中气十足的梵语。直到我告辞出门，金先生还一手把着
门，站着讲了半个小时。一边叙述着自己身上的各种疾病，我也听不清楚，反正
好像重要的器官都讲到了；一边还是英语、法语、德语、梵语和“这不对”，
“搞错了”……最后的结束语居然是：“我快不行了，离死不远了，这恐怕是我
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当然是我“搞错了”，难道还是金先生错不成？但是，当时的感觉实实在在
是如雷贯耳，绝非醍醐灌顶。这种风格和季先生大不相同。我年少不更事，不懂
得季先生的时间的宝贵，时常拿一些自以为是的破文章向季先生请教。季先生未
必都是鼓励，可是一定会给我开张详细的书单。有时甚至将我的破文章转给一些
大学者，请他们提意见。有一篇讲日本佛教的，季先生就曾经请周一良、严绍璗
先生看过。两位先生还都写了详尽的审阅意见，这使我没齿难忘。不过，季先生
和金先生也有一点相同，就是也不管我懂不懂，开的书单也是英语、法语、德语、
梵语。只不过一个是说，一个是写。
但是，这通教训倒也并没有使我对金先生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因为，我再
愚蠢也能感觉到“这不对”、“搞错了”的背后，是对反潮流式的来学梵文的一
个小孩子的浓浓关爱。后来，我和金先生见面的机会还很不少。每次都能听到一
些国际学术界的最新动态，有符号学、现象学、参照系、格式塔、边际效应、数
理逻辑、量子力学、天体物理、人工智能、计算机语言……这些我都只能一头雾
水傻傻地听着，照例都是金先生独奏，他似乎是从来不在乎有没有和声共鸣的。
除了一次，绝对就这么一次，金先生从抽屉里拿出一本比三十二开本还小得多的
外国书来，指着自己的铅笔批注，朝我一晃，我连是什么书也没有看清楚，书就
被塞进了抽屉。此外，照例我也没有在金先生那里看到过什么书。几个小时一人
独奏后，送我到门口，照例是一手扶着门框，还要说上半小时。数说自己几乎全
部的重要器官都出了毛病。结束语照例是：“我快不行了，离死不远了，这恐怕
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我当然不会像初次见面那样多少有些信以为真了，于
是连“请保重”这样的安慰套话也徽得说，只是呵呵一笑，告辞，扬长而去。
慢慢地我发现，除了第一次把我叫去教训时，金先生谈的主要是和专业有关
的话题，还很说了一些梵语，后来的谈话却全部和梵文巴利文专业如隔禽汉，风
马牛不相及，天竺之音自然也再也无福当面聆听了。金先生似乎更是一个“百科
学”教授。每次谈话的结果，我只有一头雾水之上再添一头雾水。金先生在我这
个晚辈学生的心中越来越神秘，越来越传奇了。
课堂上是多少有点尊严的，但是，同学们不时也会忍不住的向任课教师，1960
级的蒋忠新老师，打听一些有关金先生的问题；至少在课间，金先生绝对是话题。
蒋老师也是一个奇人，他虽然从来不像金先生那样描述自己身体上的病，身体却
实在是差。给我们上一个学年的课，居然医生会发出两次病危通知。（后来好起
来，现在很健康，前不久我还买到了他和另外两位老师合译的《故事海选》。）
我跟蒋老师至少学到两手：一，评议学位论文“如果世界上真有满分的话，那么
这篇论文就应该得满分”；二，冬天出门前，先将手伸到窗外，试探一下温度。
总之，蒋老师是非常严谨的，更不会议论老师。不过，被一群小孩子逼得实在过
不了关，也说了一件事。他们念书的时候，主要课程由季先生、金先生分任。季
先生总是抱着一大堆事先夹好小条的书来，按照计划讲课，下课铃一响就下课，
绝不拖堂；金先生则是一支粉笔，口若悬河，对下课铃充耳不闻，例行拖堂。
学生是调皮的，好奇心自然会延伸到想探探祖师爷的功夫到底有多高的问题
上来。蒋老师是不会随便回答这样的问题的，长篇大论我们也听不出个所以然来。
可是又实在不甘心，变着法要套出个答案来。班上有位姓周的北京同学，是被分
配到梵文专业来的，平时多数时间一身军装衣鞋不解高卧于军被里，要不就苦练
吉他。人是聪敏的。一次课上，他提出一个蒋老师似乎无法拒绝的要求：虽说梵
文是死语言，但毕竟是能够说的呀，蒋老师是否应该请季先生、金先生各录一段
梵文吟诵，让我们学习学习？
蒋老师一口应承。下节课，蒋老师带来一盘带子。放前先说，季先生、金先
生都很忙，不宜打扰。这是一盘金先生从前录的带子，大家可以学习。金先生的
梵文是跟印度婆罗门学的，基本路数和我们中国过去背诵四书五经差不多。带子
一放，金先生的梵文吟唱如水银泻地般充满了整个教室，教室里一片寂静。我至
今记得金先生的吟唱，可是至今无法描绘那种神秘、苍茫、悠扬、跌宕……
就在这一刻，我觉得自己被吸近了白居易《琵琶行》的“大弦嘈嘈如急雨，
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
流冰（作冰不作水，从陈寅格先生说）下难。冰泉冷涩弦凝绝，疑绝不通声暂歇。
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乍破水浆进，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
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带子放完，课堂里仍是寂静。最早出声的是周同
学，却只有两个字：“音乐。”
这是我第二次听到金先生的梵文吟唱，当时想不到，这竟然也是最后一次。
吟唱后，同学们都垂头丧气。我们平时练习十分困难的梵文发音时，周围的同学
都来嘲笑我们，说梵文里有马、牛、狗等等所有动物的声音，还拜托我们不要制
造噪音。我们一直认为梵文是世界上最难听的语言。现在我们明白了，为什么梵
文是圣语，为什么梵文有神的地位。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美啊，“此音只合天上有”，
要怪也只有怪我们自己实在凡俗。
如今回过头来看，梵文巴利文这种神圣的语言在今天的末法时节是几乎不可
能存活的。大环境的压抑，早就使同学丧失了定力。而金先生的梵文吟唱则是对
1984级梵文班同学学习梵文的自信心的一次美丽却严重的打击。大家不再抱怨什
么了，梵文不仅不难听，相反她的美丽是那么的撼人心魂，但是谁都明白了，这
份彻心彻肺的美丽又是那么的杳不可及。1984级梵文班过半数同学要求转系，就
发生在这场吟诵之后不久。今天的结果是，1984级梵文班近乎全军覆没了。谁也
无法，也没必要为此负责，但是我相信，金先生是预见到了的。
不久以后，我就到德国留学去了。80年代末回到北大后，又心甘情愿地运交
华盖，很快就离开了燕园。当时的情势和我的心情，或者是幼稚天真的乐观，使
我连和师友告别的念头都没有动过。一直到金先生去世，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再
也没有听到他滔滔不绝的独自讲论，再也没有听到他数说自己的种种已有的和可
能有的疾病，再也没有听到他“我快不行了，离死不远了，这恐怕是我们最后一
次见面了”的招牌结束语。
回到南方以后，我还是一直辗转听到金先生的消息。知道他一如既往的开讲，
知道他一如既往的结束。心里总有一种蔚然的感觉。有一天，听一位刚见过金先
生的朋友说，金先生打上电脑了：“一不留神就写上万把字。”不用那位朋友解
释，我就知道这就是原汁原味的金氏话语。心里更是高兴。
金先生的文章也确实越来越多，《文汇读书周报》、《读书》隔三差五的发
表。思路还是那样跳跃，文字还是那样清爽，议论还是那么犀利，语调还是那么
诙谐。金先生的名声也随之超越了学术界，几乎成为一个公众人物了。大家喜欢
他的散文随笔，喜欢他的文化评论，其实也就是一句话，被他字里行间。的智慧
迷倒了。智慧总是和神秘联系在一起的，金先生也就渐渐成了一个文化传奇。
关于金先生的传奇在文化圈里的确很是流行，也颇有些人因为我是学梵文巴
利文的，而向我打听求证。有的传奇是从金先生用笔名辛竺出版的《旧巢痕》、
用本名出版的《天竺旧事》这两本自传体著作里生发出来的，虽然经过了读者的
理解、阐释、揣测、发挥，多少与实际情况有些出入，总还不算太离谱。不过，
尽管这两本书都由三联书店出版，而且总的印数也不算小，但是，以我的感觉，
真正的读者恐怕并不太多。大部分是耳食者兼传播者，而且传播的程度一般和耳
食的程度成正比。我不知道这是否可以算作传播学的一条规律，好像事实如此。
还不仅如此，传播者的放大功能实在是厉害。个子矮小的金先生经过传奇放大，
竟然使我觉得面目模糊起来了。我就举两个传奇吧。
一个有影子的，当然也不准确，是说，金先生回到国内，工作却不是那么容
易找。正好某某大学法语教师出缺，当事者久闻金先生通晓多种外语的大名，就
想当然的以为金先生自然也懂法语，就给金先生下了聘书。岂料金先生真正是
“万宝全书缺只角”，偏偏就不会法语。但是，饭碗送上门来，又没有推回去的
道理，更何况金先生还等饭下肚呢？于是，金先生就按照课本，照他一贯的做法
开始闭门造车式的自学，保证比听讲的学生领先五到十课。这法语一教还是四年，
四年下来，学生固然学会了法语。金先生的法语水平更是理所当然的在学生之上
了。我之所以说这个传奇多少有点影子，首先是因为金先生的确是通法语的。其
次，尽管我不知道金先生是什么时候开始学法语的，但是，我知道金先生很早就
通英语、德语、世界语，学会了这些语言，再去学法语，过来人都知道，确实是
有事半功倍的效果的。假使这件事是事实，也不必奇怪。因为，故事发生时金先
生已经从印度回国，掌握了梵语巴利语，在上述的情况下学会法语，实在不值得
奇怪。如果这也算得上传奇，端的反而有低估金先生的出人聪明的嫌疑了。
另一个传奇实在是连影子都没有了。北大盛产奇人怪人，金先牛当然名列其
中。不过，落实到具体的事情上，就未必靠得住了。北大是各种诙谐的顺口溜的
出产地，比如北大有几怪。完整的忘了，有两怪却是记得的：“金克木的手杖，
周某某的拐。”后者说的也是一位很受学生尊敬的著名教授，他出门必要像不良
于行者那样夹着双拐。只不过，他的双拐从来不点地，是双手提着，两脚却行走
如飞的。这位老先生不服老，经常骑车。这就更精彩传奇了，双拐自然不可须臾
离身，人在拐在，但要骑车，双手没空，好个老先生，居然将双拐夹在自行车后，
在燕园里飞驰。“金克木的手杖”，则是讲金先生的手杖也从不点地，而是擎着
朝天画圈挥舞的。这就靠不住了。我就经常见到金先生仗杖而行，手杖偶尔离地
是免不了的，不过，一般确确实实是按照步律点地的。我不敢保证金先生的手杖
没有朝天画圈的时候，但这种情况肯定是不会多的。手杖偶尔一朝天，就被放大
传播成时时指天，这就像一个人抬起头做了一件什么事，或者说了一句什么话，
就被说成是终身替天行道，终究是靠不住的。
有关金先生的传奇还有不少。在他去世后不久，由三联书店出版的《孔乙己
外传》也可以当作金先生的自传，很是有趣，但也委实并不好读好懂，一如既往
的扑朔迷离，时幻时真。“说了白说”、“白说也说”，再加上欲语还休的蕴藉，
我想，这本书和它的作者是注定难逃被索隐的宿命的。金先生的旧传奇会流传，
新传奇会涌现，旧传奇会披上新衣，新传奇会蒙上旧颜。循环往复，终究难得止
时。
既然迷倒了，也就顾不上那么许多。在公众眼里，一个学者的名声超越了学
术界，有了不少传奇如影相随，那么此人浑身上下挥发出来的全是智慧，似乎也
就和学术没有什么关联了。至少不必费心去考量他的学术，更不必说体察他的智
惫和学术的关系了。
身为晚辈，倒也忝列金先生同行的我，却不愿、不敢、也不能持这种看法。
我们在仰望、赞叹金先生的智慧时，不应该淡化乃至忘却和他的智慧密不可分的
他的学术。自然，金先生有智慧，这有与生俱来的成分，也和他特殊的生活阅历
人生体验有关系，但是，金先生何以有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智慧，一句话，他的
智慧何以洋溢着摄人心魂的神秘？要回答这个问题，毕竟还是要好好想想他的学
术的。
这里不是介绍或评述金先生的寂寞的学术的地方。就一个大学者而言，固然
一字一语、一行一动无非学术。但是，世俗却总是要做“分别”的。就随顺世俗
吧，按照眼下通行的规矩，金先生的几十部书中至少有三本是差不多可以算“学
术著作”的：《梵语文学史》、《印度文化论集》、《比较文化论集》。还有几
种翻译，除了合译的，金先生自己单独译的有《古代印度文艺理论文选》、《印
度古诗选》。对了，照学术规范，尽管是从没有几个人懂的梵语翻译的，尽管是
选过的，翻译也总是不能作数的。那么也没有办法可想。我之所以这么勉强，是
因为我知道，如果按照被奉为圭臬的某某国某某大学的论文写作规范手册（有没
有人认真读过，我是很怀疑的，区区倒是因为想搞明白究竟何为规范，很是啃了
一下的），金先生的书大概是当不得“学术著作”这四字真言的。
与金先生风行于世的散文随笔、诗歌小说、文化评论相比，他的带有浓郁的
东方智慧色彩而肯定不符合时下流行的西方学术规范的学术著作，注定是寂寞的。
这不是曲高和寡的问题，而是时代的宿命，是难逃的“劫波”。寂寞就寂寞吧，
金先生这样明白的人是不会在乎的。
我的一位老师，1960级梵文班学生中最高才之一，去拜访金先生。金先生突
然问他：“我的书，你们能读懂吗？”拜访者敬谨答日：“有些能，有些不能。
”
金先生断然说道：“你们读不懂，我不是搞学术的，我搞的是XX。”拜访者
愕然。后来有一天，这位老师将金先生的这句话告诉了我。我是知道这“XX”的。
我当然也是愕然。
先不说智慧吧，智慧是要随人而去的，继承或学习前人的智慧是可笑的诳语。
那么，金先生自己可以不承认，但我们却不能就因此而否认的金先生的学术呢？
恐怕是要被遗忘的吧？至于金先生自己所说的“XX '，呢？更是注定要湮灭的吧？
每每在夜深人静寂然独坐的时候，胸间脑际都会无来由的涌上这些飘飘忽忽
却勾人魂魄的问号。我的心就陡然一紧。看看窗外，夜也更深了。
原载《 文汇读书周报）} 2001 年9 月29 日
后记
我父亲那一代辛亥革命前后出生的学人，幼时有许多是既受过旧式私塾教育，
又受过早期西式启蒙学堂教育的。对他们来说，古文经典脱口而出，文言写作随
心所欲是很自然的事。那一代学者，还有不少人用毛笔写文言比用钢笔写白话更
顺手，旧学根底是幼时基础，中西贯通是后来成果。文史类学人自不必说，自然
科学家往往也是如此。我曾听到过化学家黄子卿教授随口背诵《左传》《史记》，
见到过物理学家王竹溪教授亲手所记电路图一般工整精确的围棋古谱。至于数学
家华罗庚、水利学家黄万里的旧体诗文功力，就更是众所周知了。华罗庚先生去
世后，我父亲曾叹息有些问题再不能和他探讨了，否则一定会有共同兴趣的。
记得父亲曾说过，解放初期开会听报告，就有人用外文记录，有人用文言记
录，速度都极快。当然，这是给自己看的。至于要上交的学习体会、思想汇报之
类，不必说，是绝不能用文言，更不能用外文的。后来，在他们学术水平与研究
能力处于高峰时，中外文化都成了所谓“封资修”文化，多数人失去了钻研学问
的权力。同时，不止一代青少年失去了学习传统文化的机会。
时过境迁，社会变动、科技进步不仅改变了人的生活，也改变了人的思维方
式。许多过去很难的事今天非常容易，也有过去很平常的事今天成了专门学问。
用惯电脑的人往往连用钢笔写字都嫌麻烦，能用毛笔写文言的更是万里挑一。顺
便说一句，老一代学者中，也有不少会用电脑，我父亲就是其中之一。十几年前，
高龄的语言学家周有光就已在大力宣传电脑的好处，鼓动朋友们使用电脑。看来，
懂旧学未必妨碍接受新知识，也许还有助于掌握新知识，用惯传统工具的人也可
以学会利用新工具，全在乎个人学不学。反过来，懂新知识，用惯新工具的人学
旧东西，可能更不容易，因为没有那个环境了。我不知道，延续了千年的教育方
式是否真的一无是处，社会前进是否一定要以牺牲传统文化为代价。过去学生必
背的古书，今天也许其中不少只是专业相关或有特殊兴趣的人才会去读吧？喜欢
读书的人，不一定出于功利目的，多读书、长学问至少可以开阔眼界，愉悦自身。
老一代人将他们读书的方法、经验告诉大家，或许可以让人少走些弯路，了解那
一代人读什么书，怎样读书、做学问，是否也自有其意味呢？这本《书读完了》
是从父亲诸多文章中选出的，记录了父亲读书、治学的心得和体会，对喜欢读书
的现代人来说，或者也不无裨益吧。
那一代命途多舛的学人，绝大多数已渐行渐远。幼时既受过旧式私塾教育，
又受过早期西式启蒙学堂教育的人不会再有了；求学时遭逢战乱，学成后又遇浩
劫的事，但愿也永不再有。
金木婴2005 年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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