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渊》篇有“问知（智）。子曰：知人”。由此可见，三句有内部联系，而
且确可以算是《论语》中孔子的基本思想之一。
疑点：何晏《集解》的序中说：“郑玄就《鲁论》篇章，考之《齐》（齐论），
《古》（古文字本），以为之注。”不知他在编定那些简策帛书次序时怎么把这
一章放在末尾，是有意还是无意。看来这一章是含有关于做人的总结性质。朱熹
《集注》中说：“弟子记此以终篇，得无意乎？”这是把郑玄合三种本子为一本
当作原始未必有的一种共同祖本了，是不是重义理而轻考据的结果？重视这一章
的意见不错，但根据不对。
一章中三句都是断案、结论，没有理由和证据。全书多半是这样，很少说明
为什么。佛教《金刚经》里问许多“何以故”，回答的往往好像是所答非所问，
仍是断案，不成为理由。这和《论语》类似，同属于相仿类型的语言风格和思维
程序。一种文风和思路若为多数人所接受而形成习惯，再继续不断，就成为传统。
这种情况不是仅仅在中国和印度有。以上只就全书末章“孔子日”略作探索和分
析，以下再看集中在《季氏》篇里的十章“孔子曰”。孔子说的仍是断案、结论，
但不都是平列式。
孔子日：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吾见其人矣，吾闻其语
（矣）。／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
也。／齐景公有马千驹，死之日，民无得（德）而称焉。／伯夷、
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
这是一章两片，或分作两章。各是对偶成文。末句是总结，但不知指的是一片还
是两片。姚永朴认为“齐景公”前没有“子曰”，所以“不若从诸家合为一章”，
不从何晏、朱熹本。这里也把两章合一，作为一种读法，不是表示同意。从文风
和思路看，前后都是对偶式。这在书中出现极多，而且一直流传下来，现代例子
到处都是。
孔子日：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
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这和前引一章都可以算做平列式。不过前章是对偶，后章有层次。知的学的“之”
是什么，没说。当时人知道，现在难说了。这和书中第一句“学而时习之”的
“之”一样。为什么不学就是“下”，也没说。大概当时人认为，这不用问，不
必答，自然之理。圣人说的还有错？相信，照办，就是了。书中无数断案和结论
都是这样，而且不仅是《论语》，不仅在古时。
孔子日：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
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
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
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希”是稀少。这是两片或三片“天下有道”平列。第一片配上“天下无道”作
对偶。然后平列三句。
孔子日：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
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
这是平列情况再下结论，指的是当时情况。这里说了“故”，因此，是从一条公理
推出来的。回答为什么的公理在前一章。后一章说事实。
这两章中，“十世”、“五世”、“三世”和“五世”、“四世”相关。注
家引《春秋》证明合于孔子时代情况，所以是依据事实推出定律，再由定律判断
当前事实。鲁国大夫“三桓”的子孙的权力被“陪臣”阳货夺去，而阳货后来也
失败了。可是书中排列的程序不是这样，是先下定律，再引事实下结论说“故”。
所以，现在看来，前面引的“见善”和“齐景公”两章合为一章，不如还是分做
两章好些。而这里引的两章似乎可以合为一章，从“天下有道”到“子孙微矣”。
不过若要翻译成现代话，恐怕还得改成现在人习惯的思维和说话程序才容易懂吧。
这里不说了。
60第1 辑" 书读完了" ，下面把另外六章一并引出合起来看。
孔子日：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僻，友善
柔，友便债，损矣。
这是两个三项式对偶。
孔子日：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类。
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
和前章同样有对偶，同样是益损相对。一个乐字有三种读音，这是汉语的特
点之一吧。
孔子日：侍于君子有三愈：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
之隐。未见颇色而言，谓之替。
这是一个三项式。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
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又是三项式。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
也，押大人，侮圣人之言。
仍是三项式。君子、小人相对。意思对偶，语言不对偶。
孔子日：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亨思敬，
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这是九项式。前面是四对，后加一项。
以上六章都是先总结项数，后一项项分列。这六章的形式在书中是独特的。
相仿的只有：“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学而》）：“子以四教：文、
行、忠、信”（《述而》）；“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
：“子曰：由也，汝闻六言六蔽矣乎？……”（《阳货》）。其他平列式虽多，
但没有总结数目。这样举数目总结概括有时省略项目内容。古的如五行、八卦、
三纲、五常，今的如三好学生、除四害、破四旧，不知有多少。印度佛教徒也喜
欢举数目排列。如；三归、五戒、《增一阿含经》。传到中国又推广出“四大皆
空”、“一尘不染”、“一佛二菩萨”等等。这是不是已经成为我们的文风和思
路习惯？不列出一二三四再概括简化，就不容易通行无阻。例如“五个一工程”，
通用，但未必人人知道是什么工程。
以上对“孔子曰”十一章只作文风和思路的一点考察就说了这么多。至于内
容思想，那就更说来话长了。下面谈一点小意见。
重训诂，重义理，各有当时需要。现在作解说是为现代人。先要发现前人没
说到而现在人会关心的问题，举前引“孔子日：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一章为例。礼，例如清朝男人要留辫子，民国男人要剪辫子，以及国徽（崇尚什
么服色，用什么旗帜标志等）之类。乐，指雅颂、乐府、正式仪式上用的乐歌
（现代的国歌）等。征伐指军事、国防、宣战、媾和的权力。礼乐和征伐用古话
说是文事武备，现代话是文化、武装，也就是笔杆子和枪杆子。这些都只能由天
子，即中央政府掌握，不能归诸侯。“天下有道”的道指的是全国统一。大权归
中央。诸侯只能处理地方行政。“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缺少统一的
礼乐，没有统一的象征，精神文明涣散，内战不停，那就是国家分裂了。所以孔
子周游列国奔走呼号，为的是将分裂的东周恢复到统一的西周。这不好说是复辟
倒退吧？孔子赞扬齐桓公和管仲“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一匡天下”，“如
其仁！如其仁！”（《宪问》）这不是主张停止内战，和平统一吗？
另有一个矛盾。这章的前面一章中说：“季氏将伐颛臾”，孔子责备门人冉
有没有阻止。季氏是鲁国诸侯的大夫。冉有是季氏的家臣。征伐之权怎么可以归
大夫和家臣？冉有本来没有多大责任。孔子讲了一通道理，独独没有讲下面一章
接着就讲的大道理，即，征伐之权只能归天子即全国的中央政府，季氏根本无权
征伐。这是什么缘故？
还有一个问题。“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照朱熹所说，这是“上无失政，
则下无私议，非钳其口使不敢言也。”能不能这样解释？是不是孔子朱子两位注
意的重点不同？孔子重视的是在庶人方面不议，执政者还不能不议政。朱熹重视
的是在“非钳其口使不敢言”，不能依靠禁止使庶人议。秦以前的人孔子及其门
徒和南宋的人朱熹对于庶人的看法不一样，他们的想法都和现代人的关于政治言
论自由的说法大有距离。彼此分属于三个时代。
还有，这一章说“天下有道”和下一章说“禄之去公室”都好像是当时说话，
但更像是事后做结论。而且，讲三世、五世，是春秋时代非常重视贵族血统的口
气，可是到现代也有讲三代贫农和血统工人的，现代所谓文明国家也闹种族即血
统问题，这又是为什么？
诸如此类，问题不少。依我看，《论语》中的孔子首先是政治思想家，和近
代欧洲所谓哲学家不大一样。他是为天下有道即政治权力序列稳定时安排个人、
家族、贵族、平民、执政者各色人等的义务以求长期天下太平，因而要讲伦理道
理，然后才追溯到思想涉及哲学问题的，不是企图建立哲学体系。所问所答的问
题和外国从神学分化出来的哲学不同。双方思想虽然有共同处，但是更有区别，
不应混淆。研究孔子和研究孔子的哲学和研究《论语》，也不完全一样。所以我
以为，读《论语》的目的若是不同，为研究孔子或是为研究这部书，就会有两种
读法，读出来的也会有差别。至于讲儒家，那又是另一回事。不知这样看法对不
对。
《论语》确是一部奇书。来源大概是秦以前孔门弟子口传笔录的读物。到汉
代在齐、鲁两地分别编辑成书。另有一种古文字写本。东汉末年郑玄将三种传本
合编加注，蔡琶写经文刻石，两者都没有传下来。三国时魏国何晏依郑本编《集
解》。传到日本，有一三六四年（中国元朝）的现存最早刻本，中国有唐朝《开
成石经》石刻尚存西安。南宋朱熹编人《四书》，作《集注》。直到此时，《论
语》还只是诸经之一，地位并不特别祟高。接着元朝蒙古人统治者提高《四书》
地位，定为科举考试做官必读书。明、清两代继续用《四书》题八股文考试。在
民国废止科举前几百年间，《论语》是识字读书人最熟悉的书。甚至不识字的人
也知道“学而时习之”。教书的人被嘲笑为开“子曰铺”卖“子日”的。书中许
多词句进入小说、戏曲、谜语、酒令、笑话。别的古书都没有这样普及。八股文
和科举都废除了，很长时期内《论语》仍为人熟悉。为什么会这样？孔圣人的招
牌和书中的一些道理不会是主要的原因。招牌和道理可以当作敲门砖，表面拥护，
心里不信。可是，从前读书要求背诵，起了作用。不管懂不懂，背熟了，印象最
深的是词句腔调，是语言，是故事，不是半懂不懂的意思。《论语》中的语言风
格多种多样，仿佛是另一种形式的口语，往往有当面说话的神气。书中板面孔的
教训多，笑面孔的对话和生动的故事也不少。孔乙己就曾断章取义（原句是“君
子多乎哉”）引用“多乎哉？不多也”（《子罕》）；还有骂人的话，“老而不
死是为贼”（《宪问》）；也有赌咒的话，“天厌之，天厌之”（《雍也》）。
这些若译成现代口语，口气就不对了，不活灵活现了。一句“不亦乐乎”（《学
而》），在小说中往往用来开玩笑，指不该乐而乐或乐得过分等等。又如“割鸡
焉用牛刀”（《阳货）））已是成语。许多《四书》句成为从前读书人的口头习
惯语。所以，依我看，《论语》的内容不好懂而且解说随时代变化，反不如语言
的影响大而深远，值得研究。《论语》本来也可以算是文学书。古时文史哲分类
不像现在这样严格。我希望有人注意研究《论语》的传播过程和流行影响的变化，
还希望研究者注意文本的解析，例如语言风格和思维程序。我的小文不过是开头
做一点试验而已。
一九九七年九月
近读《大学》
读《大学》，不免要“饶舌”，当然只是对非专家闲谈。
谈到中国文化和哲学难免要提到儒家；一提到儒家，少不了三个人：孔子
（前五五一——前四七九）、董仲舒（前一七九——前一Ο四）、朱熹（一一三
Ο——一二ΟΟ）。这三位思想家处在不同时期。孔子处在开始分崩离析趋向不
稳定的天下，董仲舒处在统一的稳定的天下，朱熹处在分崩已久要趋向大一统的
天下。在欧洲、印度、中国三大文化共处的“天下”中，这也正好是三个重要时
期，出现大思想家。一、希腊的苏格拉底（前四六九——前三九九）、印度的佛
陀（释迦牟尼）、耆那（大雄）和一些《奥义书》都与孔子同在公元前六至五世
纪。二、罗马统治下犹太的耶稣比董仲舒死时只晚生约一百年。印度在公元前后
有各种总结性典籍大批出现，许多教派纷立，兴起于东北的摩揭陀国的孔雀王朝
灭亡（约公元前一八七），兴起于西北的大月氏人的贵霜国建立起来（约一世纪）。
三、欧洲中世纪结束而文艺复兴开始时期的但丁（一二六五——一三二一）晚于
朱熹不到百年。印度在这期间出现了最后一位古典大哲学家罗摩奴阇（约十一至
十二世纪），代表阿拉伯文化的伊斯兰教已占领了北印度。以上这些人中，看来
只有董仲舒处于西汉的统一稳定时期，所以惟有他可以声称“天不变，道亦不变”。
欧洲和印度从十二世纪以后再没有出现像罗马帝国早期那样政治和文化一致的大
统一。惟有中国却是维持了元、明、清三朝的大统一局面，能像汉、唐那样纷歧
错杂而又定于“一尊”，尽管所“尊”的对象的表面和内容未必一致。类似情况
也许只有日本有，所以自己吹嘘“万世一系”、“八纮一宇”，但范围之大不及
中国。十二世纪幕府兴起，武士取代贵族。文化上仅有十一世纪的《源氏物语》
在全世界首创长篇小说。若讲比较文化和比较哲学，这些现象大概是值得研究而
且已有不少人进行探讨的。
作比较文化研究大致有三方面：一是寻轨迹，究因果。二是查中介（冲突焦
点或传播途径），析成败。三是列平行，判同异。至于方法，孤立的“个案”研
究和笼统的“概论”判断似乎都不够了。资料和课本的编写在世界日益缩小、信
息日益繁多的情况下也会难以应付要求。二十世纪开始不久就出现了相对论和量
子力学，加上牛顿的经典理论，对物质世界有了大进一步的理解，由此认识到在
地球上和宇宙中和原子世界内物质运动规律是彼此不同的。这些科学结论虽然难
懂，但其中的哲学思想迅速延伸，渗入许多方面。有些看来很像脱离科学的哲学
思想，只要是新起而非仅承袭十九世纪的，无不涉及这种对宇宙的新认识。科学
在宇宙的大、中、小三方面加紧钻研，迅速前进，哲学不能视而不见。问题是在
对人类自己怎么研究。本世纪后期，由于这些本来好像脱离实际的研究迅速在技
术中发挥巨大作用，一般人才普遍震惊，更加紧迫地要求对人类自己的研究也能
像十九世纪的达尔文和马克思那样来个大突破。自然和社会虽不能说已经可以作
为统一研究的对象，但分割研究在生态学出现以后也不无困难了。既不能不分割，
又不能不统一，这必然要出现新局面。二十一世纪的桅尖已在望中，只看思想家
从哪里突破了。
我发这一通未必正确的议论和《大学》这本书有什么关系？我说的正是读这
本书时想起的。《大学》讲的是“大学之道”，即“平天下”之“道”。我想朱
熹当年所处的世界和所想的问题和今天的未必不相仿。他当时的世界（即中国）
远不是董仲舒的，有点像孔子的却又不是。春秋是大分裂的初期，离大统一的秦
还有几百年；南宋后期却是大分裂的末期。五代以来已分裂了三百年，若渤海、
南诏、吐蕃都算，分裂期还要长久。这时“天下”的经济日益发达，统一要求超
过了分散发展，政治上能不能有相应的模式？在哲学家看来就是思想上能不能有
相应的模式（理或道）。从北宋以来，汉族的思想家就以传统汉文化为主而兼采
民间（这些人多不是高官），探讨这个问题。在南宋将亡，蒙古人将作为历史工
具而摧枯拉朽完成天下大统一之际，真正的伟大思想家不能不关心天下大势，不
能不谋求出路。他们也许找的很不对，但非找不可。朱熹找到的总结大纲就是《
四书》。四部书中的纲领是《大学》。这不是孔子的书，只好挂在曾参的名下。
把《中庸》配上，挂在孔伋即子思的名下。把《论语》作为吹嘘首席弟子“不违
如愚”什么自己话也未说的颜回的书，再加上话说得最多的孟柯言行录《孟子》。
于是《四书》完成，“颜、曾、思、孟”在孔子神位两旁一直被供奉到清末。朱
熹的《四书》，特别是《大学》，好比同时期的但丁的《神曲》、罗摩奴阇的《
梵经吉祥注》，都托名古籍和古人（罗马诗人引导但丁），而实际是提出方案和
思想体系，以求解决自己所处的世界中的迫切大问题。至于作用大小和价值高低，
那是今天评论的问题，不是书和人本身的问题。
《大学》本来是汉朝儒生整理出来的《礼记》中的一篇。它突出成为《四书
》之一，在元、明、清三代的科举中作为考题的一个来源，成为必读书；这是朱
熹的《大学章句》起的作用。朱熹的理学在南宋后期被政府斥为“伪学”（一一
九六年庆元党禁）。蒙族初兴时才传到北方（一二三六），仅过七十多年（一三
一三），《四书》朱注就被元朝钦定为科举考试中不分蒙古人、色目人、汉人、
南人的必考书。朱熹自己非常重视《大学》。他一生只在朝廷中做了四十天的京
官，职务是给皇帝讲书，讲的就是《大学》（一一九三）。他随即得罪，免官被
贬。他活了七十一岁，临死前（一二00年三月辛酉）还修改《大学》中讲“诚意”
的一章的注。过了两天（三月甲子）就去世了。
朱熹对中国的影响之大是尽人皆知的。五四运动打倒的“孔家店”其实是朱
家开的店。宋以后所谓儒家指的正是朱氏之儒，加上了程氏一块招牌，自称孔孟
祖传，和汉、唐的儒不同，更不是秦以前的春秋、战国之儒。朱熹由皇帝下诏而
和几位理学家一同入孔庙“配享”是在元代（一三一三）。元朝将亡时（一三六
二）还给朱熹加封为齐国公，追溢他的父亲。元朝亡后，明、清两朝继续尊崇朱
熹，继续以朱注为标准用《四书》题进行科举考试。现在要问：为什么会这样？
朱熹的哲学思想体系有什么特点使它能起这样大的历史作用？从他生前到死后，
在七、八百年间，朝野一直有人反对，却又一直被朝野许多人尊崇，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蒙、汉、满三族统治者都尊祟他？
不妨就《大学》分析一下。这是朱熹精心改造过的本子，不是汉朝儒生整理
出来的一篇文章原样，但文本的基本内容未变。为什么先有二程，后有朱熹，看
中《礼记》中的《大学》、《中庸》这两篇，摘出来加以改造，重新解说，用来
补充《论语》和《孟子》？这里面有什么奥妙？《中庸》内容是另一问题。现在
先问：《大学》补了孔、孟缺的什么，值得朱熹这么重视？南宋后期，十二世纪，
蒙古族即将席卷全国统一天下（一二七九）的时期，朱熹的全部思想和著作的中
心，他所最焦急的大问题，甚至连他自己也说不明确的，究竟是什么？这能不能
从考察《四书》，尤其是《大学》这部“初学入德之门”即基本必读书里找得出
来？
历史已成过去。隔了八百年，今天一眼就可以看出，当时各族、各地经济已
发展，人民生活及思想的要求，包括西部一些民族地区在内，是不能再忍受继续
分裂，而要求一个统一的“天下”，使物质和精神的产品得以内外广泛流通，获
得更大发展。当时水运、陆运、城市工商业都已兴盛，南宋都城临安（杭州）已
成为“销金锅”，俗文化大大抬头。北方辽、金的首都北京也差不多。城市繁荣
一方面说明对乡村剥削的加剧，另一方面也说明乡村生产的可供剥削的物资的增
长。这和元末、明末的情景类似，但经济榨取和政治压迫情况有所不同。因此，
分裂趋于一统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这情景又类似秦以前的战国末期。蒙古太
祖元年是1206年，朱熹死后仅六年。以朱熹和他所属的阶级、阶层、集团的眼光
看，当时正是天下必然要复归于治，要“定于一”。怎么治？一统于什么？怎样
看待当前的各国和未来的一统江山和人民？怎样一统？一统后怎样？不一统又怎
样？这就是朱熹抬出讲“修身”直到“治国”、“平天下”的纲领文献《大学》
的背景，已超出了程颐所谓“入德”的范围。朱熹眼中的“德”是“明明德”之
“德”，和程氏兄弟所理解的意义不见得完全一样。因此，朱熹强调“道统”，
修改《通鉴》为《纲目》，仿《春秋》，标“正统”。这些都是为了回答时代主
题，即主要共同问题。朱、陆之争，尤其是朱对陈亮的“王霸义利”之辩，都是
由此而来。宋朝廷禁朱熹“伪学”，说他暗袭“食菜事魔”的民间宗教（承袭袄
教的摩尼教、明教），甚至连《四书》朱注都查禁，虽有诬词，也不无缘由，是
怕他“越位”提出的政纲。由此可见当时回答时代主题时相争之烈，决不可只注
意统治集团的人事纠纷和私人政治斗争的表面现象。
那么《大学》究竟有什么特殊之处值得朱熹特赏，一举而提升到这么高的地
位呢？
下面试略考察《大学》，从结构开始。
要分析《大学》的结构，先得分析《四书》的结构。这四部书是朱熹提出来
和《五经》并列，实际是用以解说《五经》，暗中替换《五经》的。明、清两代
八股文考题都出于《四书》。小学生首先背诵《四书》，要连“朱注”一起背诵。
作应考的“时文”不能脱离朱熹的注。明、清的古文名义上继承唐代韩愈的古文，
其实是和“时文”即八股文对立的，不仅是和骈文对立。但是明代的归有光和清
代的方苞既都是“古文”的提倡者，又都是“时文”的最高峰，甚至他们的八股
文比古文作得也许还好些。归有光评点《史记》，专论文章，是为这两种文体打
下共同基础，两者是通气的。这种评点产生了古文“八大家”的选本，影响到了
小说中“才子书”的评点。从应考文学到通俗文学至少在明、清两代是通气的。
八股文影响了所有读书人。“代圣人立言”暗中几乎主宰一切。《四书》在思想
上和文体上从元代到清代统治了文人整整六百年之久（一三一三——一九一二）。
《四书》之中，《论语》、《孟子》原已列入《十三经》，只有《大学》和《中
庸》是从《礼记》中抽出来的。朱熹不取《十三经》中的《孝经》，也不选《礼
记》中载孔子语录的《檀弓》等篇，而提高这两篇，编入《四书》，道理何在？
简化来说，《四书》的结构明显是自成一个系统，与《五经》无关。
《论语》——“孔”的言行录。一些思想和行为的原理。第一资料库。
《孟子》——“孟”的言行录。一个政治思想体系。第二资料库。
《大学》——引“诗云”的专论。政治哲学纲领。
《中庸》——引“子曰”的“孔”的言行录加专论。人生观和宇宙观。
再加简化，照朱熹的排列次序：
一、《大学》——政治纲领。二、《中庸》——哲学核心。三、《论语》—
—基本原理。四、《孟子》——思想体系。
按照古代惯例，无论什么新思想都得依傍并引证古圣先贤，最好是利用古书
作注，好比新开店也要用老招牌，不改字号。中国儒家是“言必称尧舜”，其他
家也多半这样标榜祖师爷。外国古代也不是例外。从印度到欧洲古代总要引经据
典，假借名义，改窜古籍，直到“文艺复兴”还要说是“复兴”（再生）。其实
古书的整理和解说往往是已经“脱胎换骨”了。柏拉图的“对话集”中的苏格拉
底已是柏拉图自己了。中国汉代“抄书”整改了一次，宋代“印”又整改了一次。
从朱熹到五四运动的统治思想，或者推广说是社会文化（不仅上层有），可以简
化说为《四书》思想文化。《四书》之中，《论语》和《孟子》是“经”，好比
佛教的“小乘”经和“大乘”经，《大学》和《中庸》好比佛教的“论”，是讲
道理的专著。“礼”好比佛教的“律”，是注重实际应用的规范。《大学》、《
中庸》都出于《礼记》，即关于“礼”的总集。对一般和尚说来，“律”即“礼”
是重于“经”和“论”的，是生活的准则。朱熹在《中庸》前面引程颐的话，标
明这篇是“孔门传授心法”，竟借用宗教语言。他在《大学》前面也引程颐的话，
标明这篇是讲“为学次第”的，而且公然说“论、孟次之”。由此可见这四部书
是经过精心选择而且排了次序的。所谓“入德之门”就是指基础，“为学次第”
就是指纲领。所谓“入德”、“为学”是古人说法，其实就是说思想体系的基础
和纲领。《大学》是最明确的纲领。汉人所传本来只是理论之一支，而且文章系
统还不够严密，未显出重要性；经朱熹一改，一补，一注，成为“宪章”性的经
典。朱熹在篇末再一次指出“在初学尤为当务之急”，不但必要，而且首要，而
且是迫切的要求。“初学”是指入门打基础，好比婴儿的“开口奶”。因此，《
四书》之中首先要弄清楚《大学》是怎么一回事。
现在考察《大学》本身的结构。为免冗长，只引朱熹订补的本子分析纲领。
汉代人整理古籍传授弟子可能类似现在整理汉墓及新疆出土的汉简，不过他
们有口头传承且用“今文”写下，应当容易些。《礼记》是戴氏叔侄所辑的本子，
现在只传“小戴”本。他们在汉宣帝时任“博士”（公元前一世纪），所辑的书
应当有不少是断简残篇，因此结构显得有些凌乱。程、朱由此认为“错简”，以
己意重编，加以增补，并未侧节。不论小戴本或朱注本，文本层次可以明显分别
为二。一是引《诗》、《书》、“子日”以及曾子和孟献子的话及解说，二是公
式性质的纲领文句。就思想内容和考证文本说，前者有重要性，但就结构说，可
以着重分析后者即公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