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在整个20世纪，《纽约时报》虽然多次改版，但一版的变化不大，甚至在国内很多报纸采用 彩色新闻图片时，它还坚持用黑白照片。直到1993年，该报才在星期天刊中的“书评”板块首次采用彩色图片，到1997年9月15日该报再次全面改版，该 报才顺应潮流，开始在周一至周五的版面先体育、后其他版地开始采用彩色版和彩色图片，版式也趋向活跃，内页的某些板块，如艺术类、家居类和体育类板块甚至 十分花哨，特大图片随处可见。而该报真正开始在头版用彩，则始于1997年10月16日。
《纽约时报》一版的版式虽不太活泼，但常采 用“突出右上角”的版式，使重要新闻较易抓住读者视线。和中国报纸不同的是，《纽约时报》头版头条的位置不是左上角而是右上角，这也是美国很多报纸的做法 （《华尔街日报》有所不同），理由是右上角是最早进入读者视线的部分。所谓“突出右上角”，即将头条连同配发的照片都集中在右上角，而将其他三个角刊发小 字标题的新闻或干脆就是正文。笔者在美国时，就常见该报于右上角头条位置刊登三栏左右的黑体标题，其左下方和下方围绕着的是图片及配发的相关新闻，有时干 脆将较大的图片置于右上角；而其他角则用细体标题。据说这样做还有一个考虑，即报摊卖报时，因为报纸多而只能将报纸重叠堆放，结果只露出报纸的右上角，照 样可以吸引读者。因此美国有不少报纸采用这种版式。但《纽约时报》的“突出右上角”并不严格，一旦遇到重大突发新闻，重心就移到整个上半部。
在选题方面，该报头版坚持从全球范围掂量新闻的重要性，头条选择常与其他报纸不同。例如2001年12月我第三次访问该报当天晚上，电视新闻一连报道了 四大重要新闻，一是美国炸弹杀死3名基地组织头目，是美国发动反恐战争以来最大胜利；二是巴勒斯坦自杀炸弹在以色列境内公共汽车上爆炸，炸死10名乘客， 以色列对阿拉法特官邸附近进行报复袭击；三是政府首次披露军队研究机构近年研制出具强致死能力的炭疽病毒，这种病毒极有可能被恐怖分子用作杀人武器；四是 阿富汗军队向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下达最后投降期限，否则将杀无赦。这几条新闻都是美国人当时高度关心的重大事件，如何选择确实很伤脑筋。看次日各报，多数选 择美军炸死三恐怖组织头目为头条，唯《纽约时报》等少数报纸将公共汽车爆炸放头条。《纽约时报》用了3栏标题和3栏照片，另外还配发了新闻分析，指出中东 危机一触即发。对于三基地组织头目被炸死和炭疽病新发现的消息，该报则将它们与头条并排置于报纸上端，其中基地组织头目被炸死的消息只占1栏宽。
事后证明，《纽约时报》的选择是对的，因为恰恰从那次汽车爆炸开始，巴以冲突越来越激烈，导致今年以色列攻占约旦河西岸多个巴勒斯坦城市并围困巴勒斯坦 民族解放阵线主席阿拉法特的中东30年来最大危机，这场危机已引起世界各国不安，谁都不怀疑这是目前（指2002年4月笔者撰写此稿时）全球最大的新闻。 该报的照片选择也颇具慧眼。我不止一次见纽约市立大学新闻系老师带领学生分析，为何选择这样的（指当时）照片刊于一版。
另外，该报的 头版稿件也尽量照应周全，对国际、国内及纽约本地的重要新闻都有所覆盖。如果头版的新闻因偏向某一方面而使部分读者感到不快，该报会轻易找到另一类新闻题 材去平息他们的不满，这就是该报被业界人士所称的“平衡术”。不过，这个“平衡术”更多地被用于社论、评论版上。
稿件冗长与《纽约时 报》那“档案记录报”特征有关。该报对新闻事件的报道总是唯恐不详，重要新闻常常不惜篇幅，而有幸刊于一版的稿件又都是重要新闻。长文的大兴其道，也使得 该报一版面孔较为死板，而且转文极其普遍。我在美国时曾订阅2个月和零买数十份《纽约时报》，观察下来，该报头版文章百分之百需要转文。像《今日美国》那 样数百字的新闻，在《纽约时报》的头版是看不见的。这一点后面还会详述。
五、 铺天盖地的超长报道
如前所述， 《纽约时报》长文多。头版如此，内页自不必说。这与中国新闻界多年来倡导的“短些，短些，再短些”的做法简直大相径庭，因此我在美国读《纽约时报》时，常 常嫌文章太长。而超长报道，正是《纽约时报》追求完备详尽的重要体现，特别是遇有重大突发新闻时，该报的这一特长往往发挥到极致。
以 9．11事件发生那天为例，该报在时间仓促的情况下，当晚即编排出28个整版的专题内容，整个A板块全部用来报道这一震惊世界的大事件，包括社论版的内容 也全部与此有关。而且这一板块前所未有地将广告压缩到仅剩一页，将第二页“更正”、“导读”等常规栏目统统取消，将国内新闻、国际新闻、本地新闻的界线全 部撤除。这仅存的一页广告还被安排在封底（第28页），前面图文并茂的27页让你完全陷入事件的报道中，连喘气的功夫都没有，报纸似乎刻意不希望任何外来 因素打断报道的连续性。第二天见报的头版共有5幅图片和4篇文字新闻。这4篇文字新闻分别转至第四、第七、第十四和第二十四版，每篇长度大约在半版至整版 之间。2、3、5、6、8、9等版面的主要独立新闻也都占半版以上篇幅。数了一下，2001年9月12日《纽约时报》对此事件的报道共有63幅图片和69 篇文字。以这样巨大的篇幅报道突发事件，这在《纽约时报》的历史上还从未有过。
为方便读者一睹这些文字报道题材的分布情况，这里不妨费些功夫，将这些文字的主标题按页码顺序翻译如下：
一版：被劫客机同时击中双塔楼和五角大楼，总统发誓要严惩恶魔；悄然而至的恐惧；布什说恐怖分子决不会得逞；拭目以待——政府和全国人民进入战争（新闻分析）。
二版：抢救人员纷纷拥入，多数有去无回；废墟中发现幸存者。
三版：专家称双塔楼倒塌源于飞机燃油的长时间剧烈燃烧（附倒塌过程示意图）。
四版：布什要求全国搜捕恐怖分子及其支持者；布什助手们谈袭击事件（包括国防部长、交通部长、总检察长、白宫发言人和参议院多数派领袖）；布什昨晚的讲话（根据本报记录）。
五版：被劫持的波音757客机杀入五角大楼袭击政府；联邦政府官员转入地下室坚持工作。
六版：整个城市（指纽约）陷入愤怒、沮丧和无助的氛围之中；市民转移至附近小城镇。
七版：新建的急救指挥中心灰飞烟灭（指政府于两年前在世贸中心建立紧急救援指挥中心，不料这中心未等发挥用场就遭此大难）。
八版：由于城市交通被关闭，纽约人只能在空荡荡的街头行走；潮水般急切呼叫阻塞电话线路；曼哈顿戒严将持续；帕塔基（纽约州长）命令全州基层选举暂停。
九版：各医院准备就绪随时接受伤者；在世贸大厦设有办公室的公司寻找幸存者未果；公司临时求助电话（供救援和被救援者使用）。
十版：目击者言（刊登16名现场目击者的描述）；面对恐怖袭击。
十一版：家属和亲友焦虑万分；人们蜂拥步行过桥逃出生死地；家长冲入学校欲领孩子回家。
十二版：美国穆斯林和犹太人爆发冲突；巴特里公园市民逃出险境（公园位于金融中心，紧挨双塔楼）。
十三版：恐怖分子精心策划高效配合；袭击者心智健全；日本、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股市滑坡，其他地区股市关闭。
十四至十五版：杀戮之晨（配以图表、地图、照片等，再现11日早晨7时至下午2时事件演化进程及总统和政府反应）。
十六版：波士顿机场安全警戒正常（有两架被劫飞机从该机场起飞，人们怀疑机场安全工作疏漏）；宾州飞机坠毁前旅客报告劫案；著名女脱口秀演员和电视制作人随机遇难。
十七版：美国机场安全受到异常关注；其他高楼和著名建筑纷纷关闭；全国处于警戒状态。
十八版：近20年严重恐怖袭击事件（介绍自1983年至2001年世界造成100人以上死亡的恐怖袭击事件并配图）；生理及心理专家投入安抚工作；旅行袭击渐成趋势，目标多指美国公民；一些使领馆今日关闭。
十九版：各类交通纷纷关闭，出游旅客无所适从；副司法部长接到妻子从被劫飞机上打来的两次电话；国家领空有史以来首次全部关闭。
二十版：国会议员表示不分党派坚决团结在布什总统周围；华盛顿旅游者惊吓奔逃；华盛顿老官员们忆及珍珠港事件。
二十一版：中央情报局官员称恐怖袭击无升级迹象；美国武装部队高度戒备以防新的袭击。
二十二版：阿拉伯国家政府谴责恐怖分子，但街头有人欢呼；塔利班谴责恐怖袭击，但称本?拉登未卷入；对遇难者的同情拉近巴以两国关系；原定到达美国的飞机改飞加拿大。
二十三版：面对冷酷敌人美国暴露脆弱；世界对事件的反应（列举欧、亚、美、非及中东等地国家及联合国的反应）；欧洲国家支持美国拟随时做出反应。
二十四版：布什助手称恐怖袭击不会改变导弹防御计划；当无辜平民被当作武器袭击他们自己的时候（新闻分析）。
二十五版：新闻网站提供新闻兼做安抚服务；各传媒打破常规全力提供资讯（指电视、电台、报纸的表现及20多家报纸的号外版）；数年前专家已发出警告；现场电视直播使亿万观众目睹灾难。
二十六版（社论和来信版）：向美国发动的战争（社论）；发自恐怖之日（来信专辑，当天收到的15篇读者来信，均与恐怖事件有关）。
二十七版（评论版）：不同的世界（评论）；耻辱的一天（评论）；死一般寂静（评论）；美国的急救电话：9．11（评论）。
我比较当日的《华尔街日报》、《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和《今日美国》这四大报纸，没有一家像《纽约时报》这样报道详细，内容如此周全。这也难怪 第二天人们争相购买该报，弄得报社不得不重新印刷以满足供应。相信很多美国人知道，每逢大事，欲求信息之全，非买《纽约时报》不可。
《纽约时报》的超长报道是其长期形成的传统，这种超长报道并不滥用，一般只关注独家新闻和重大事件。只要是独家新闻，哪怕记者只得到原始材料，只要它是其 他媒体搞不到的，该报也照搬不误。这一做法深受读者欢迎。如1908年6月独家发表引起激烈争议的共和党政纲，1919年6月以8个版篇幅刊登第一次世界 大战合约的全文，1945年发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文件，1945年8月30日以15个版的篇幅刊登长达13万字的珍珠港事件调查报告全文，1947年披露 马歇尔计划，1951年5月先后以32版的篇幅刊登“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所作的证词，1964年9月累计用48个版的篇幅刊登 肯尼迪谋杀案调查报告，1971 年刊载五角大楼文件等。
在突发事件的超长报道方面，也有以下例证：1923年8月于头版以通栏标题 刊登沃伦?甘梅利尔?哈丁（Warren Gamaliel Harding）总统中风去世及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继任总统的消息，内页又用6个版报道新老两位总统的生平，成为报界公认的最早的大型专题报道典范；1945年8月7日是星期二，该报当 时总版数仅38版，却用了10个整版报道广岛原子弹爆炸的消息，稿件全部来自现场唯一目击记者、该报的威廉?劳伦斯（William Lawrence）；1963年11月23日，在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的第二天，该报推出16版的专题报道，详细记叙事件的始末及现场情况，还包括47幅照 片。当然，该报也不是所有重大事件的报道都占尽先机，如对“水门事件”的报道就落在《华盛顿邮报》后面。
六、 千人编辑部与优厚的员工待遇
应我要求，雷恩斯介绍了该报编辑部的组织架构和运行情况。不出我所料，支撑《纽约时报》每日沉甸甸内容的是一支专业性很强、人员众多的采编队伍。雷恩斯 告诉我说，该报全班人马约5000人，其中编辑记者约1100人，包括60名普利策奖获得者。这些编辑记者60%在纽约市，40%在外地和国外。编辑部下 面大大小小的部门有大约15个，另设11个驻外记者站或分社，其中的华盛顿分社最为庞大，约50人。据了解，尽管美国报纸的版面数量普遍很多，但编辑部人 数超过1000人的只有两家报纸：一个是《纽约时报》，另一个是《洛杉矶时报》。列为全国第四大报的《洛杉矶时报》在很多方面似乎都向《纽约时报》看齐， 这一点我们后面将专门谈到。
《纽约时报》的编辑部主要设在三楼宽敞的新闻室，总编辑的办公室也在这一层。副刊和星期天刊的部门大部分 在八楼。在这两层楼里办公的1100人是在怎样一个架构下运作起来的呢？这是我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据观察，该报的编辑部实行的是以分类组合、采编合一为 主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编辑部被分成新闻和副刊两大类，各大类下又按报道的内容分为部或组，如新闻类的本市新闻部、国内新闻部和财经部等，副刊类的科学 部、星期天刊部等。在这些部门里，编辑和记者“合署办公”，主编相当于部主任。主编和编辑对记者有绝对指挥权，记者采访的稿件主要在本部门的版面落地生 根，重要的可上要闻版，但也由本部主编或编辑审改签发。但在个别部门，也实行采编分开，如版面编辑部，其职责有点像中国报纸的总编室，专门负责稿件的文字 修饰和版面的设计拼装，里面是清一色文字编辑，没有记者；还有一个特别报道部，由主编临时从各部调动记者投入重点报道，其职责类似中国一些报纸的机动记者 部，除了主编，全是记者。另外，该报从事写作这一职业的人员分为三类，一类在新闻部门工作，被称作记者；一类在副刊部门工作，被称为作家 （writer），还有一类在社论、评论等部门工作或在新闻部门从事评论写作，被称为专栏作家或评论员。
由于没有现成完整的资料，我只好反复询问，包括后来询问该报企业发展部高级主任约翰?戴利。最后，我终于基本弄清楚该报编辑部的人员编制和分布，尽管不一定十分准确：
新闻方面高层负责人依次为：总编辑（现为雷恩斯），执行总编（以上2人各设秘书或助理1人），副执行总编（编制2人，现为1人），助理执行总编（7人），协调副执行总编（associate managing editor，3人），高级新闻编辑，图片主编。
（需要说明的是，Associate managing editor这个头衔，如单独领会似应译为副执行总编，该排在助理执行总编之上，但雷恩斯却告诉我他们的地位在助理执行总编之下，故不能翻译成副职。这个 职位可兼任部门实职，也有只负责各部门协调的，所以我试译为协调副执行总编。美国其他一些大报也设有此职。）
各部门：
图书信息中心，设主任1人，资料员及研究人员约30人；
新闻办公室，负责编辑部的总务、人事、办公用品供应、秘书的管理等，由一名协调执行总编负责，设高级经理、各部门事务经理、人事经理各1人；
社论版，设主编1人（直接归发行人领导，并配行政助理1人），副主编1人（配行政助理1人），助理副主编2人，社论委员8人；
评论版，归社论版主编领导，另设主编1人，来信编辑2人，国际事务评论家1人，其他专栏评论家5人，文化和社会专栏评论家1人，自由专栏评论家1人；
国内新闻部，设正副主编各1人，白班编辑、夜班编辑、周末版编辑各1人，助理编辑1人，宗教记者2人，社会政策记者1人，另设国内教育版（《纽约时报》十分重视文化教育，相应力量的配备也很强大），含正副主编各1人，记者6人；
国际部，设正副主编各1人，助理主编2人，另设驻联合国记者站，含首席记者和记者各1人；
大都市新闻部，设主编1人（配行政助理1人），副主编1人，地方版编辑2人，助理编辑2人，任务编辑1人（负责向记者分配任务），企业和周末版编辑各1 人，专栏作家3人，记者23人，另设驻警察局、纽约州首府、市政厅、纽约市各区及附近重要城市记者站11个，各含首席记者1人，普通记者1~2人；
版面设计部（负责除头版以外的其他各版的设计组版），设主编1人，副主编1人，助理主编1人，拼版编辑及美术设计和图标设计员40余人）；
经济部，设正副主编各1人，任务编辑1人（主要负责向记者分配和下达采访任务），夜班编辑1人，其他编辑5人，分别负责世界经济、市场、媒体经济、劳务 市场、网络等版面，专栏作家4人，记者19人，分别负责消费、经济、能源、食品、工业与环境、保险、媒体与娱乐、兼并、证券、税务、技术、电信、华尔街等 领域新闻和调查性报道，另设技术版，含主编1人、技术版编辑1人及记者4人；
文化部，设正副主编及助理主编各1人，编辑2人，图书、艺术、音乐、舞蹈、建筑、电影、电视、剧院、儿童、餐馆等领域评论家25人（其中仅音乐评论家就有6人，分别负责古典音乐、流行音乐、国内音乐），记者16人（有的兼专栏作家）；
科学与健康部，设科学主编1人，编辑2人，专栏作家2人，科学作家3人；
社会事务部，设主编1人，记者若干；
特别报道部，负责调查性报道，设主编1人，记者可从各部临时借调；
体育部，设主编1人（配秘书1人），副主编2人，图片编辑3人，助理编辑2人，企业编辑1人，专栏作家11人，记者24人；
副刊部，设正副主编各1人，时尚、人物等评论家、专栏作家、记者共6人；另设饮食版，含正副主编各1人、专栏作家及记者6人；设房地产版，主编由副刊部 主编兼任，副主编和助理主编、编辑各1人，记者5人；设星期天时尚版，副刊部副主编兼该版主编，副主编1人，专栏作家和摄影记者各1人；设电子科技版，负 责消费类科技，含正副主编各人，专栏作家及记者5人；设劳务市场版，含主编1人，专栏作家和记者各1人；
摄影部，设主编1人，副主编1人，摄影记者29人；
网络公司，负责《纽约时报》网站，设正副总经理及助理总经理各1人，主编1人，执行主编1人，编辑5人，各领域制作人24人；另设《今日纽约》组，负责在网上发布关于纽约市艺术、娱乐、餐饮、购物、运动、休闲、事件等指南性资料，设经理和编辑各1人，制作人3人；
星期天刊部，负责编辑出版星期天刊除新闻以外的各种内容，设14个小组（版），含各组正副主编及采编人员共84人；
国内各地分社或记者站，共11个，其中以华盛顿分社最为庞大：设主任1人，主编1人，副主编1人，白班编辑、夜班编辑、周末编辑、国际编辑各1人，经理 1人，首席记者4人，任务记者1人（负责值班并分配采访任务），普通记者35人。国外分社或记者站，共24个，约50多人。
另外， 《纽约时报》编辑部员工的待遇十分优厚，居全国各报之首。在我的要求下，雷恩斯透露（很多报纸不愿透露员工收入情况）说，该报记者的底薪是每年 75,000美元，同样资历的编辑比记者略高。这是相当高的待遇了，比同处一城的老牌报纸《纽约邮报》记者收入高一倍，相当于美国收入最高的华文报纸《世 界日报》的3倍，是《侨报》等其他大部分华文报纸记者收入的5倍（均与新记者相比）。在美国，家庭年收入达5万美元，即列入中产阶级，而美国能拿到年薪5 万元的个人不到10%。刚被聘为正教授的大学教师，收入也仅5万元左右，在不少公立大学还不到这个数。换句话说，家中只要有一人在《纽约时报》编辑部工 作，即可保持富裕生活水准，包括可买下30万美元左右的独立别墅（当然是分期付款）和到任何地方度假。
但招聘采编人员的条件很苛刻， 其中一条是在新闻岗位上工作过5年以上。这一规定，客观上形成了该报在全国范围层层选拔人才的机制。现在美国很多大报或著名报纸的编辑部都不从高校直接聘 人，哪怕你有博士头衔。一般来说，像《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这类全国一流大报，都要求有5年以上新闻经验，而像纽约《每日新闻》、《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波士顿环球报》、《费城问讯报》（The Philadelphia Inquirer）、《巴尔迪摩太阳报》（The Baltimore Sun）等大城市主要报纸，也要求3年以上新闻工作经历。新闻学院的学生无论怎么热爱《纽约时报》，也只得从最基层的报纸做起。
据说，很多美国地方报纸的记者甚至将进入《纽约时报》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不过，对特殊人才的争夺，也常使报纸打破常规。一些干将，特别是在著名大报工 作的骨干，常成为各报争夺的对象，因而流动性也较大，这些骨干有的也往往恃才傲物，对自己的身价了如指掌，动辄以跳槽吓人。《华尔街日报》前总裁基尔格在 任该报驻华盛顿办事处主任时，与纽约总部的主编格里木关系不和，认为他总是无端为华盛顿的稿件设置障碍。有一次，基尔格手下一位记者写了一篇题为《为什么 罗斯福要扩大最高法庭？》的专栏稿件，基尔格审改完稿件正满心欢喜地打算回家，谁知电报机响了，纸带上出现“你的稿件退回。太过松散。纽约格里木。”基尔 格尔马上拨电话找他理论，但格里木拒不接听。一怒之下，基尔格直接打电话给总裁何格特：“何格特，我是基尔格。很对不起，我没时间解释，不过，除非我的社 论稿明天在第六栏见报，否则下星期一到《纽约时报》来找我。”【9】总裁不愿为此丧失一员大将，只好说服格里木将这篇稿件按时在指定位置刊登，并让他们二 人取得协议，由华盛顿办事处派一位专人在纽约编辑文稿。
七、“我们并不总支持民主党”
在上述部门里，社论部是一 个特殊的部门。这个部门的主编，从地位上讲与总编辑相当，他不受总编辑节制而直接归发行人领导。但从权力来看，他就比总编辑小得多，仅管辖数十人和几个 版。这种将新闻与评论严格分开的做法，在美国被很多报纸采用，如《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等。据介绍，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新闻更加客观公正，使 评论更加独立自主。根据美国报纸通行的游戏规则，新闻是客观的，由客观世界决定，而社论是主观的，必须体现报纸的立场。将两者分开，有助于更好地划清客观 与主观的界限。
因此，在《纽约时报》，总编辑不过问社论部的事，也不参加社论委员会的会议，而社论版主编也不参加新闻部门的编前会， 更不会对新闻采访指手划脚。不过，两边的人员流动却是经常的，该报不少评论员就曾经是资深记者，获得过普利策奖的名记者也大有人在。雷恩斯在当总编辑之 前，就是社论版主编。由社论版主编调任总编辑的，雷恩斯并非第一人。美国著名报纸的社论和评论版还强调与各类利益集团划清界线，具体表现就是社论版和评论 版绝不刊登任何广告。
在我看来，《纽约时报》的社论版与该报其他版庄重而不温不火的基调有所不同。它所刊登的社论常常对时事政治进行 尖刻的点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我第一次访问该报前不久，布什总统在阿富汗战火正酣时，突然于某日下午发表谈话透露，将考虑对伊拉克动武，因为有迹象表明 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与本?拉登的恐怖组织有联系。后来人们可以看出，小布什与当初发动海湾战争的老布什总统一样，始终将萨达姆政权视为眼中钉，意欲尽早拔除 而后快。谁知，就在小布什总统发表这番语气暧昧的讲话后的第二天，《纽约时报》立即在社论版头条位置刊出社论，题为《在不适当的时候做出的不适当的决定》 （英文标题已记不准确），严斥布什讲话。社论第一段即语出惊人，大意为：布什政府若在眼下打击恐怖组织的关键时刻扩大范围去攻打伊拉克，将犯下严重错误。 此时考虑这一问题，既选错了时间，也选错了对象，云云。文章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并论述了攻打伊拉克之谬误，言辞犀利，毫不含糊。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纽 约时报》的观点是正确的：直至今年4月阿富汗战争告一段落后，美国正式联络欧洲盟国表示要对伊拉克动武，却仍未得到阿拉伯国家的支持（没有阿拉伯国家的支 持，美国决不敢对伊拉克轻举妄动），以至副总统切尼中东之行的重点不得不从说服阿拉伯国家支持打击伊拉克转移到调停巴以冲突上来。换句话说，即使在布什当 初发表那番谈话后的半年，打击伊拉克的时机仍未成熟。
后来我在其他社论中也多次感受到《纽约时报》社论版咄咄逼人的口气。最近的一个 例子发生在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核态势评估”的秘密报告刚刚被舆论披露时。这份报告将一些国家列入危险国家，将包括中国在内的主权国家置于导弹瞄准范 围，并声称必要时可实施先发制人的核袭击，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报告披露后不久，即2002年3月12日，《纽约时报》刊出社论，强烈谴责国防部的这 一做法，指出报告“破坏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其降低美国使用核武器限制条件的做法是“不顾后果的愚蠢”行为。社论说，如果别的国家计划发展新型核武 器，并考虑对一些无核国家实施先发制人的攻击，华盛顿就会将该国列为危险的“无赖国家”。但上周末公开的五角大楼评估报告却建议美国自己这样做。社论继续 说，五角大楼的评估报告降低了美国使用核武器的条件，破坏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错误的。在美国的核武器库中增添新型核武器需要恢复核试验，这就意味 着美国要放弃自愿暂停核试验的承诺。【10】
据了解，该报早期的社论原是相当温和的。老发行人奥克斯反对社论对时局说三道四。在第一 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时，该报在一篇语气温和的社论中主张接受奥地利人的和平建议，不料第二天报社即收到3000封抗议电报，称该报向敌人举起了白旗，讥讽 报纸拿了奥地利金币（奥地利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侵略国和战败国，是美英法等国的进攻对象——笔者）。奥克斯在压力下甚至想辞职，并一度打算取消社论版。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在发行人苏兹贝格的主持下一改社论的中庸平和，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参与政治，报纸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的舆论中心。此后，该报社论版就 愈发放言无忌，甚至被人指责为傲慢自负。
面对雷恩斯这位前社论版主编，我有意提到这个问题，并阐述了自己对前述关于攻打伊拉克那篇社论的看法。于是我们之间有如下对话：
笔者：“你们的社论很厉害，听说白宫官员都不得不每天读你们的文章，并受你们的影响。是这样吗？”
雷恩斯：“我想我们的社论对政策会有一些影响，官员们也会注意我们的社论。但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并不理会我们的意见。让我来举一个例子。例如在越战期间，我 们的社论早在政府做出决策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就提出美军是否应该撤离越南并结束战争的问题。我们主张撤，因为这个仗打下去没有意义。但政府不听我们的劝告。 事实证明我们是正确的而政府是错误的。不过，有时候政府也听我们的，这样给人的印象就是我们的社论影响了政府决策。”
笔者：“像你们前几天的社论批评布什总统那样，白宫政府会不会不高兴？如果不高兴，你们报纸会遇到麻烦吗？”
雷恩斯：“我们从来没有因发表社论而遇到什么麻烦。从法律上讲，他们（指白宫政府）无权采取任何行动。当然，他们会不高兴，因此他们会很有礼貌地打电话或 写信来表示不满。我们呢，会认真而有礼貌地倾听——请注意，要很有礼貌。听完电话或看完来信后，我们依然我行我素，我们的评论方针不会做任何改变。”
笔者：“我注意到贵报的社论有支持民主党的倾向。早在我来美国之前，我就在美国大选尚未结束时读到贵报支持戈尔并预测戈尔先生将在选举中胜出的大块文章。你们果然有这个党派倾向吗？”
雷恩斯：“你说的不错，在戈尔与布什的竞选中，我们的社论立场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都支持民主党候选人，但不是全部。有时我们也支持共和 党。例如在1952年，《纽约时报》的社论就支持共和党代表艾森豪威尔取代民主党总统。在地方选举中，我们也时常支持共和党。例如，在上次纽约州的选举 中，我们支持共和党人帕塔基连任州长；在纽约市的地方选举中，我们也支持共和党人朱利亚尼再度当选市长。我们并不陷入党派之争，我们这样做（指支持州长和 市长连任）的原因，是对他们在第一个任期内的民主政策表示满意。但总体上说，我们更满意民主党的政策，包括其在文明进程、社会福利、医疗保健、国民自由、 经济改革、特别是税收方面的政策。”
在访问美国各报之前，我是拿定主意不涉及政治话题的。但和雷恩斯的谈话，一不小心就沾了政治的边。好在这只是美国的国内政治，无伤大雅。我们的政治话题就此打住后，雷恩斯又介绍了该报社论版的其他情况。
他说：“我们的社论版主编直接向发行人报告，她负责社论版和评论版。你说得不错，这是我的前任工作，我从1993年到2001年当社论版主编。总编辑负 责除社论版以外新闻方面的一切事务，也向发行人报告工作。《纽约时报》社论部现有45人，新闻编辑部有1100人。社论委员会每周开3次会，讨论和确定社 论选题。社论版一般每日刊发3篇社论，一篇关于国际政策，一篇关于华盛顿或国内事务，一篇关于地方事务。如遇重大国际新闻，则有可能一次发2至3篇国际社 论，而将其他的减掉。例如布什总统访问中国的当天，我们发表了2篇关于这一新闻的社论。这些社论只占该版一半的面积，另一半留给来信。在社论与来信的下 方，有时会有一篇“观察家”文章，这也出自本报社论委员之手。我们共有15名社论委员会成员，包括评论员和编辑。‘社论版对页’（Op-Ed），即在社论 版右边的评论版，主要由社外作者撰写，来信也是这样。”
据了解，该报读者来信很踊跃，一年可达数万封，但实际上按一天刊用十多封计算，也仅四千来封。该报评论版的设置则是1970年代以后的事。关于这个版的诞生，还有一段故事。
1960年的一天，当时为社论委员会委员、一年后升为社论版主编的约翰?欧克斯（John Oakes）收到朋友一篇来稿。他非常喜欢这篇东西，但觉得它“在来信栏用太长，在杂志上（指随报附送的每周一期的纽约时报杂志）用又太短”，遂劝他另投 别处。“令我感到沮丧的是，这篇稿件很快在《先驱论坛报》上刊出了——这家报纸竟可以刊登这样长的评论文章！”【11】他对偌大一份《纽约时报》无处刊登 这样一篇好文章而感到愧疚。于是，他在执掌社论版主编大权后立即向当时的发行人奥维尔?L?德赖富斯（Orvil E. Dryfoos）建议开辟一个评论版，专门刊登社外作者写的时事评论。他进而建议将该版放在社论版的对面（即社论版的下一页，过去这一页用来刊登死亡报 道），其名称也建议定为“Op-Ed”（即“面对”“社论版”两个英语的缩略形式，可译为“社论版对页”或“评论版”）。老板很赞赏这个建议，但要“放放 再说”，因为死亡报道版现在的位置是老奥克斯的主意，他不愿轻易挪到别处。庞奇（阿瑟?奥克斯的别名——笔者）?苏兹贝格当上发行人后也认为欧克斯的建议 不错，曾组织过几次高层讨论会，但新闻部门的头担心增加评论版后编辑部的阵地会减少，因而投了反对票。就这样，直到1970年9月21日，该报的评论版才 正式出笼。最初的评论版不像社论版，它是可以等广告的。首次出版的评论版就有一则美国钢铁公司的形象广告，而这一天的社论版上恰恰发表了一篇严厉批评钢铁 企业的社论，形成有趣的对照。后来，评论版不得刊登广告了，但发表的社外评论时常与社论版的观点相左，进而成为《纽约时报》用以平衡舆论的手段。
在《纽约时报》社论版上，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即报社高层领导名单。美国很多报纸也都将高层领导名单列在自己的社论版。以最近的《纽约时报》社论版为例， 在该版的左上角3栏宽8．5公分高的位置，左侧印有该报名称、地址、创刊年及自1896年以来历任发行人名单；右侧则依次为现任发行人（阿瑟?奥克斯?苏 兹贝格）、总编辑（豪厄尔?雷恩斯）、执行总编、副执行总编、助理执行总编（7人）、社论版主编（盖尔?柯林斯）、社论版副主编、总裁兼总经理（珍妮特 ?L?鲁宾逊，Janet L. Robinson）、发行高级副总裁、广告高级副总裁、印刷及劳工关系高级副总裁、计划高级副总裁、财务副总裁、市场服务副总裁、人事副总裁、信息副总 裁、新闻社总裁。社论版的右下角还有火柴盒大小的本集团主要负责人名单，依次为主席（兼总裁和首席执行官，仍是苏兹贝格）、副主席兼高级副总裁、高级副总 裁兼财务总监、高级副总裁（2人）、秘书。
将所有重要人物置于社论版，大概也是出于只有这一版才能表达报纸自己的声音的考虑吧。
八、录音事件及后果
第一次采访雷恩斯后的当晚8时，我像往常一样坐到电脑前，取出我那小巧玲珑的黑色数码录音机，开始记录整理白天的谈话录音。这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但 也颇耗精力的工作。录音机的正常容量是2小时，超长容量可达近4个小时，但我担心影响质量，一般不用超长模式。这个录音机十分灵敏，使用方便，还原声音质 量也不错，但致命缺陷是在电脑里存储后音色就含混不清。于是，我只好在每次采访后将采访录音详细记录整理，以文字形式存储在电脑里，绝不放过一切有用的信 息，然后将录音抹去，留待下次采访时用。记录整理的时间通常是谈话时间的4倍以上，因此在外出长途采访期间，我常常是白天采访，晚上连夜整理录音，第二天 又要驾车赶路，弄得十分疲劳。我对录音十分依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的英语并不过硬，采访时在本子上只能记些重要数据，我也不想因记录而耽误宝贵的谈话 时间，何况有的单词一时并未听懂，需要回去对照录音反复听才能理解。由此可见我对录音依赖之大。为防不测，我任何时候都在包里装着崭新的电池，并将录音机 小心置于上衣口袋，以防它与包里其他硬物磕碰。
这次打开录音机，没料到居然没有声音！赶紧查看小屏幕上的记录，一片空白。我脑子 “嗡”的一下，顿时傻了眼。这种事以前采访从未发生过，这次偏偏发生在最重要的报纸的最重要的人物身上！和《纽约时报》总编辑当面交谈一小时，世界上有多 少人有这样的机会？中国新闻界又有几人如此幸运？我为采访他又花了多少功夫？就这样白干一场？说来可怜，当时谁要看到我，一定会得出“两眼直勾勾”的印 象。
是忘了按录音键钮？但我清楚记得那红色信号灯明明亮着，这说明当时录音机处于正常工作状态。是录音机出了故障？我立即试录几次， 一切正常。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在拥挤的地铁里，我置于大衣口袋的录音机被人压迫而碰巧触发了某个键钮，无意中将信息删除了。但这需要压住那微小的键钮持 续2秒钟，才能达到删除的效果。为防止与包里摄像机、照相机等其他物品相碰，我从来都将录音机放在上衣口袋。不料这次还是出了问题，只能怪运气不佳。此 后，我更加小心了。
我突然又心里一暖：这次谈话，雷恩斯总编辑不也录了音吗？此次访美，唯一一次录音事故出在与他的谈话上，他也是唯 一一位同时使用自己的录音机的被访者。这样想着，我赶紧向雷恩斯先生、他的秘书罗丝马丽小姐以及该报公关部主任乌斯尼克先生发E-mail。我在信中表达 了此刻的沮丧心情，希望总编辑保留好那份录音，将录音带借我一用，或干脆帮我复制一份。“如果方便的话，就请放在罗丝马丽小姐处，我本月26日去贵报采访 高级副总裁斯科特?H?希金—卡尼迪（Scott H. Heekin-Canedy）时，顺便来取，”我在信中说。我担心，若不立刻给他们发信，很可能总编辑会觉得录音无保留价值而将其抹去，那就惨了。
信发出后，心里踏实许多，便开始回忆白天采访的情景，尽量将想到的内容记录下来，当晚折腾到夜里1时许。第二天又给乌斯尼克打电话，他倒挺同情我的遭遇，表示会帮我办妥此事，下周去总编秘书那里取即可。
11月26日，我按早先的约定，二赴《纽约时报》采访分管发行的高级副总裁斯柯特?H?希金—卡尼迪先生，然后就赶到罗丝马丽小姐那儿。但秘书告诉我， 总编最近很忙，她竟无机会跟他说起这事。她又说：“雷恩斯先生总是很忙，平时也不太喜欢与外界接触，特别是外国朋友，您能采访他那么长时间，真不容易。” 我又打电话问乌斯尼克，回答说他见老总也很难，容他再努力。秘书很负责，让我写下纽约市的住址，说一旦从老总手里拿到磁带，即邮寄给我，省得我再跑一趟。 我连连称谢。
不料一周后，乌斯尼克打来电话，说雷恩斯总编不愿将磁带借给我或复制给我，“他说他从来不与别人分享自己的记录”。这句 话一下把我给说愣了。但一个大喘气后他又说：“雷恩斯先生表示，如果觉得和他的谈话十分重要，他愿意再和我谈一次。”听到这里，我几乎乐得笑出声来，忙说 “当然愿意再谈”。几天后，我们约定了下次采访的时间：12月12日。
不过，我仍然百思不得其解：这么个大忙人，宁肯花时间与我再谈 一次，却不愿付举手之劳让秘书将磁带复制给我。后来我与纽约市立大学斯塔藤岛学院主持英语口语教学的罗达（Rhoda）女士谈及此事，请她分析个中缘由。 这位81岁高龄的犹太裔教授也觉得奇怪，然后说：“这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他对这类谈话也有兴趣。否则他不会再费功夫与你交谈。”
对 这样的解释，我也只能将信将疑。不过我还有另外一种猜测：根据我的接触，雷恩斯性格严谨而内向，他之所以要对我们的谈话录音，极有可能是为留存一个证据， 一旦我今后借他之口发表什么不利于他本人或他所在的报纸乃至所在的国家的言论，可用来证明他的清白。以他这样在一家举世瞩目的大报担任老总的身份和地位， 与我这素昧平生的来自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编辑交谈，留此一手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偏偏我的录音就丢失了，现在要借他的录音，而他的磁带里或许还有其他 连秘书都不愿让其知晓的内容，或许因此而心存疑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