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了。在有利可图的数字电视制造争霸战中，目前看来，电脑在第一回合就被击倒了。.6
但是，在视频服务中，这种不对称并不存在。频道必须是双向的。举一个明显的例
子，不管是对祖父母还是没有得到子女监护权的离婚父母而言，电信会议未来都将成为
绝佳的消费性媒体。
这是指活的视频信息。想想看“死的”会是什么样。在不久的将来，就像今天经营
电子公告牌的57000名美国人一样，个人也能以同样的方式经营电子视频服务。未来电视
的面貌会逐渐变得像今关的互联网络一样，充斥着小规模的信息制作人。几年后你可以
跟朱丽叶.蔡尔德或某个摩洛哥的家庭主妇学做蒸粗麦粉，也可以和罗伯特.派克（Robe
rtparker）或法国勃良第的葡萄酒商共同发掘品酒的乐趣。拓朴学的逻辑
目前，信号进入家庭的电子路径有四条：电话、有线电视、卫星电视和空中广播。
它们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拓扑学意义上，而不是经济模式的交替上。如果我要在相同的时
间，把相同的比特传送给美国大陆的每户人家，我显然应该利用一颗覆盖范围横跨东西
海岸的卫星。这样做最符合拓扑学的逻辑。有些行为，比如说，把比特传送给美国境内
22000个电话交换机中的每一个，就不符合这一逻辑。
相反地，假如我要传送的是地方性新闻或广告，空中广播就是不错的方式，有线电
视则更理想。电话在点对点的情况下，功效最佳。假如要我单纯依据拓扑学的逻辑来决
定采用哪一种媒体，我会用卫星来转播橄榄球超级杯赛，而用电话网络来传送互动式、
个人化的“每周华尔街报道”。我们可以根据某种路径最适合哪一种比持，来决定究竟
是通过卫星、空中广播、有线电视还是电话网络来传输信号。改写距离的意义
但是，在“现实世界”里（许多人总是提醒我这一点，好像我是活在一个不真实的
世界里），每个频道都希望广开财源，因此往往尝试去做自己最不擅长的事情。
比方说，有些同步卫星的经营者想要提供以陆地为基地的点对点网络服务。除非是
你提供服务的地区正试图克服某些特别的地理或政治障碍，例如岛屿地形或新闻审查制
度，否则和有线电话网络的优点相比较，这样做没有多大意义。同样道理，如果要利用
空中广播、有线电视或电话系统等路径把橄榄球超级杯赛的比特同时传送到每家每户，
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比特终究会慢慢地，在适当的时候，转移到适当的信道上。如果我想看去年的超级
杯赛，利用电话拨号方式来收看，最合乎逻辑（而不是等着看哪家电视台会重播这场比
赛）。赛完之后，超级杯赛一下子变成了档案材料，因此适合的播放信道也就和现场转
播（“活”的资料）时截然不同。
每一种传输信道都有自己的一些反常之处。当你利用卫星把讯息从纽约传送到伦敦
的时候，讯息经过的距离只不过比从纽约用同样办法传到邻近的纽瓦克（Newark）多5英
里。
因此，只要位于某个卫星涵盖范围之内，不管你是从麦迪逊大街打电话到同在纽约
的公园大道还是远从纽约时代广场打电话到伦敦闹市区的皮克迪里广场，通话的费用应
该相同。
光纤同样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传输比特的费用问题。当我们用一条光缆干线在纽约和
洛杉矾之间传输比特时，这种远距离的光缆传输比起用郊区如毛细血管般密布的电话网
络传输来，究竟是更便宜，还是更昂贵，实在很难说。
在数字化世界里，距离的意义越来越小。事实上，互联网络的使用者完全忘记了距
离这回事。在互联网络上，似乎距离还往往起了反作用。与近距离的通信对象相比，我
常常更快地收到远方的回信。由于时差的缘故，远方的朋友可以在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回
信，因此感觉上反而好像离得更近。
当我们把与互联网络相类似的传输系统用于大众娱乐世界中时，地球就变成了单一
的媒体机器。今天，装了碟形卫星天线的人家已经可以超越地缘政治的界限，欣赏到各
种各样的节目。问题只在于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种变化罢了。一网打尽全世界
无论在字面上还是实际运作上，推动变革的都将是互联网络。互联网络之所以吸引
人，不只是因为它是一个遍及全球的大众网络，而且也是因为它是在没有设计师负责规
划的情况下，自然演变而成的，就好像乌合之众般形成了今天的面貌。没有人发号施令，
但是到目前为止，它所有的部分都日渐进步，令人叹赏。
没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人使用互联网络，因为，首先，它是一个网络的网络。截止
到1994年10月，互联网络上已经拥有45000个以上的网络，400万个以上的主处理器（每
一季度以超过20％的速度增长），但是这些都不足以用来估计用户的数目。很有可能其
中的一部机器是通往，比如说，法国Minitel网的一个公共网关，因此突然之间，互联网
络上又多了800万个潜在的使用者。
在美国马里兰州（Mary1and）和意大利的波洛尼亚互联网络向所有居民开放，显然
这些人不见得都使用互联网络。但是在1994年，似乎有2000万到3000万人使用互联网络。
我猜想到2000年时，将会有10亿人入网。这种猜测部分的依据是，1994年第三季度互联
网络的主机数增长得最快的国家依次是阿根廷、伊朗、秘鲁、埃及、菲律宾、俄罗斯联
邦、斯洛文尼亚和印度尼西亚。在这3个月中，所有这些国家的增长率都超过100％。我
们呢称为“网络”的互联网络已不再为北美所独享。在互联网络的所有主机中，世界其
他地方的主机占了35％，而这些地方恰恰是增长最快的地方。
3、便捷的联系仅仅数字化是不够的
当你阅读这页文字的时候，你的眼睛和大脑不断把这种印刷媒介转换成你可以当作
有意义的文字来处理和辨识的信号。如果你想把这页内容传真出去，传真机上的扫描仪
会绘制出一幅由一条条线组成的精细的图形，并用0和1分别代表有墨迹和没有墨迹的黑
和白。这个数字化的图形反映原件的逼真程度，完全要视扫描仪的精细度而定。但是，
无论你的传真机扫描得多么精确，传真件最终也只是原件的复制图像罢了，它既不是字
母，也不是单词，而是像素。
如果由电脑来诠释这幅图像的内容，就必须经过一个和人阅读时差不多的识别过程：
先把小块的像素转换成字母，然后再把字母拼成单词，其中还包括了区分字母0和数字0、
分辨出文本内容和手写痕迹、搞清咖啡渍和图解的不同，同时还要在充满噪音（扫描和
传输过程产生的干扰）的背景中明察秋毫。
一旦完成了这个工作，你的数字化文件就不再是一幅图像，而是以字母形式出现、
按一定结构组成的各种数据，通常都按“美国信息互换标准代码”编成二进制码，再加
上一些关于字体和版式的相关数据。传真和ASCII码之间的这种根本差异也存在于其他媒
体。
CD是“声音的传真”，它是允许我们压缩、纠错并控制音频信号的数字化数据，但
它不能体现音乐的结构。例如，要在CD中去掉钢琴的声音、替换歌手，或改变交响乐队
中乐器所在的空间位置，就都很困难。8年前，麦克.霍利首先观察到声音传真和结构严
谨的音乐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他当时还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现在刚刚留校任教。
他同时也是一位很有天分的钢琴家。
霍利的博士论文中包括了他在一架特别设计的波桑朵菲大钢琴上所作的研究。这架
钢琴记录下每个琴褪开始敲击的时间，以及琴槌击打琴弦的速度。此外，他把所有的琴
键都电动化，因此，这架钢琴几乎可以毫厘不爽地倒弹一百曲子。这架特殊钢琴就好像
一个精心设计的键盘数字转换器和一架全世界最昂贵和高分辨率的演奏用钢琴的结合体。
日本的雅马哈公司（Yamaha）最近刚刚推出了这种钢琴的廉价机型。
霍利当时考虑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在CD上储存超过1小时的音乐。工业上处理这个问
题有两种增量方式。一是把激光从红光改为蓝光，这样缩短了波长（wave1ength），使
存储密度达到原来的4倍。另一种是采用更新的编码技术，因为你的激光唱机用的其实是
70年代中期的算法，从那时到现在，我们已经掌握了更好的声音压缩技术，能比原来至
少压缩4倍（而声音的损失度并不增加）。将这两种技术同时使用，你在一面CD上一下子
就能储存16小时的声音。
有一天，霍利告诉我，他找到了一种办法，可以把好多好多小时的音乐录到一张CD
上。我问：“多少小时？”他说：“差不多5000个小时。”我想，假如这是真的，那么
世界音乐出版人协会一定会雇杀手来取霍利的性命，而他从此以后就要像作家拉什迪一
样，为了逃避杀手永远过着躲躲藏藏的日子。但是不管怎样，我还是请他解释给我听
（而且我还和他拉勾，发誓保守秘密）。
霍利在波桑朵菲钢琴上发现（他找了一个名叫约翰.威廉姆斯的人在这架钢琴上弹奏，
作为他实验的合作者），即使人的手指在钢琴上弹得飞快的时候，在波桑朵菲钢琴上发
出的声音，1分钟也超不过3 个比特。换句话说，测量手指的运动所得到的数据是很
低的。这和CD上每秒120万比特的声音速率相比简直是九牛一毛。也就是说，如果你存储
的是手势而非声音的数据，那你就能多存储5000倍的声音，而且也用不着价值125000美
元的波桑朵菲钢琴，只要有一台价格更低廉的装有乐器数字界面的钢琴就行了。
在CD制造业中，每一个曾经研究过音乐光盘容量的人都胆怯地、也是可以理解地把
这个问题当作只是音频领域的问题，就好像传真完全属于图像领域一样。霍利的想法则
恰好相反，他认为弹奏的手势就如同乐器数字介面，而且两者都更接近美国信息互换标
准代码。事实上，乐谱本身是一种更简洁的音乐表现形式（公认分辨率很低，而且不会
因为人的诠释而产生表现上的差异）。
通过寻找信号中的结构和信号产生的方式，我们已经穿过了比特的表面而进入到它
的内部，发现了图像、声音或文本的基本构件。这是数字化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实之一。
传真机是一大灾难
假如25年前，计算机科学界对今天电脑能看得懂的新文本比例作一个预测的话，他
们预估的数字可能会高达80％或90％。直到1980年左右，这个预测还是正确的。但紧接
着，传真机冒了出来。
传真机是信息风景线上一个明显的污点，等于向后倒退了一大步，所带来的盘根错
节的影响历久不衰。当然，我谴责的对象是一种似乎为我们做生意的方式，甚至为我们
的个人生活带来了革命性变革的电信媒介。但是，人们并不了解这其中的远期代价、短
期失误，以及其他可行的替代方案。
传真是日本人的遗产，但不单纯是因为日本人很聪明，能够生产出标准化的、比别
家更精良的传真机，就像录像机一样；而是因为日本人的文化、语言和做生意的习惯都
有非常形象化的倾向。
直到10年前，日本人还不是通过文件做生意，而是通过声音，而且通常都是面对面
谈生意。有秘书的生意人寥寥无几，商业函件往往都是辛辛苦苦亲手写成。相当于打字
机的东西看起来更像一部排字机，密密麻麻的铅字模板上有一个电动手臂，要从6 多
个字中一个个挑出需要的汉字符号。
汉字的图形性使传真的发明水到渠成。由于当时电脑能识别的日本文字寥寥无几，
因此采用传真没有什么坏处。但是，对于像英语这种符号式的语言而言，如果考虑到电
脑的阅读能力的话，传真简直就是一大灾难了。
英语只不过使用了26个拉丁字母、10个数字和少量的特殊符号，所以对我们来说，
从8个比特的ASCII码角度来考虑通信的问题，就自然得多了。但传真的存在却使我们忽
略了这一点。举例来说，今天大多数的商业信函都是在文字处理器上拟就的，拟好后打
印出来，再传真出去。想一想这个过程。我们在起草文件时用的完全是电脑可读的形式，
而且电脑“读”得简直太好了，以致于事实上我们常常想不到要用拼写检查程序纠正拼
写错误。
接下来我们怎么做呢？我们把它打印在印有单位名称、地址、电话的信纸上，于是，
文件现在完全丧失了数字化的特性。
然后我们把这张纸拿到传真机前，信纸上的内容被重新数字化，变成图像，信纸原
来的质感、颜色、字头等特质经过这一过程而丧失殆尽。这封信被发往一个目的地，也
许就是复印机旁的文件筐里。如果你正好是这个不怎么幸运的收信人，你就拿到这张病
怏怏的、纤薄的、有时好像古代的手卷一般不加剪裁的纸，还得读上面的内容。饶了我
吧，这简直就跟把茶叶传过来传过去一样愚蠢。
即使你的电脑装了传真调制解调器（faxmodem），可以省却打印的步骤，或即使你
的传真机用的是打印用纸，而且可以印出全彩画面，传真仍然不是一种具有智能的媒介。
因为，你把电脑的阅读能力拒之门外，而唯有借助电脑的阅读能力，收信人才能自动储
存、检索和处理你传来的信息。
大约6个月以前，好像某人从某个地方传了一件东西给你……说得好像是“如此这般”
的一件事——这种情况你有几次能想得起来那究竟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呢？
但假如这封信是以ASCII码形式传送的，你只需要在电脑数据库中搜寻关于“如此这
般”的档案，就可以找到这封信。
当你传真一个电子数据表（spreadsheet）时，你能够传送的只是它的图像而已。但
是如果你采用电子邮递的方式，你等于传了一张可以编辑的电子数据表给收信人，他可
以在上面随意操作、提出问题或以他想用的方式来看这张表。
传真甚至一点也不经济。假如你以9600波特的正常速率传真这页内容，需要花20秒
的时间，大约传输了2 0比特的信息。而如果你用电子邮递，不到1/10的比待数就够
了：也就是ASCII码和其他的控制符。换句话说，即使你声称毫不在乎电脑的阅读能力，
假如在同样的9600波特的传输速率的条件下，计算每比特或每秒所要消耗的成本，电子
邮递的成本只有传真的10％（若是在38400波特的速率下，电子邮递的成本更降为传真的
2．5％）。电子邮递急起直追
传真和电子邮递的观念都始于大约100年前。在1994年才首次发现并出版的一份186
3年的手槁《二十世纪的巴黎》中，儒勒.凡尔纳（JulesVerne）写道：“传真电报能将
任何的手稿、签名或图示送到很远的地方，也可以使你与2 公里以外的人签约。电线
通进了每家每户。”
1883年，西部联合电报公司（WesternUnion）推出的自动电报就是一种使用加强型
电线的、点对点的电子邮递系统。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多点对多点的电子邮递的普遍使用
其实早于传真的普遍使用。60年代中期和晚期，当电子邮递刚刚兴起时，懂电脑的人寥
若晨星，因此，也就难怪80年代传真机一出现，就立刻后来居上。传真的好处是容易使
用、轻易就可以传送图像、复制原件（包括表格）。此外，在某些情况下，而且直到最
近，传真上的签名具有法律效力。
但是到了电脑无所不在的今天，只要看看一飞冲天的电子邮递使用人口，就知道电
子邮递占了压倒的优势。除了数字化的好处之外，和其他媒介相比，电子邮递是一种更
具有对话性的媒介。尽管它不是口语的对话，感觉上却更接近于讲话，而不是书写。
我每天早晨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我的电子邮件。稍后我就可以说：“对，我早晨跟
某某人谈过了。”虽然那只是电子邮递。在电子邮递讯息频繁往返的过程中，常常会出
现拼写错误。我记得有一次我因为拼写错误特意向一位日本同行道歉，他回答说，不用
担心，因为他纠正拼写错误的能力一定高于我所能买到的任何拼写检查软件。还真是那
样。
这种半对话式的新媒体和写信确实截然不同。电子邮递比快递邮局复杂得多。随着
时间的推移，人们会发现它的各种不同的用途。电子邮递中现在已经出现了一套表情符，
例如用：）代表笑脸。在下一个千年中，电子邮递很可能成为最主要的人际通信媒介，
而且在未来15年中，它将与声音通信并驾齐驱，甚或凌驾于声音通信之上。我们大家都
将使用电子邮递，前提是我们都要懂得一些数字化礼节。网络礼仪
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在18世纪奥地利古堡金碧辉煌的舞厅中，数百支蜡烛摇曳的
烛光、威尼斯式的镜子和华丽的珠宝，把大厅映照得光彩夺目。400名俊男美女在10人管
弦乐队伴奏下，优雅地跳着华尔兹，就好像派拉蒙的电影《一代妖后》或者环球影片公
司的《风流寡妇》（TheMerryWidew）中的场景一样。现在想象一下，场景依然不变，只
是其中390位宾客头一天晚上刚学会跳舞，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踏着舞步。这跟现在互联
网络上的情形很相似：大多数的使用者都笨手笨脚。
今天，互联网络的用户大多是新手，很多人入网的时间还不满一年。起初，他们会
传送大量的讯息给一小群特定的收信人，不仅内容上长篇大论，而且语气急切，仿佛收
信人除了尽快给他们回信以外，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
更糟的是，通过电子邮递传送文件副本简直易如反掌，而且似乎就跟不花钱一样，
对方只要来一个“回车”，就可以在你的电子信箱中塞满你丝毫不感兴趣的万言书。这
个简单的动作把电子邮递从个人的对话媒介，变成了一种大规模的信息倾销。当你是通
过窄带信道联网时，情况尤其令人沮丧。
一位新闻记者受命撰写一篇关于网络新手及他们率性使用网络的报道。为了研究这
个问题，他没有事先征得我的同意，也没有任何警告，就发了一份长达4页的问卷给我和
其他人。他的报道真可谓是一幅绝佳的自我写照，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简洁是电子邮件的灵魂
对记者而言，电子邮递可以成为最好的媒介。电子邮递采访会较少打扰受访者，也
能给他们更多的思考余地。我相信全世界许许多多的新闻媒体都会把电子采访当成绝佳
的媒介和标准的采访工具——只要记者们能好好学一点数字化的礼节。
要在互联网络上表现使用电子邮递的礼貌，最好的办法就是假定收信人的通信速率
只有1200波特，而且也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来读信。反面教材就是在回信的时候，一字不
漏地将原信附上（令人担忧的是许多我认识的网络老手都有这个习惯）。要让电子邮件
涵义清楚的办法不少，这可能是其中最懒惰的一个办法。当信件很长或信道很窄时，更
是要命。
另一种极端则更糟糕。例如回信时只答“当然”。什么事情当然啊？
依我的意见，所有数字化习惯中，最糟糕的就是毫无必要地拷贝，也就是动不动就
“cc”（抄送）的习惯。堆积如山的副本令许多企业高级经理人员视上网为畏途。电子
副本的一大问题是，由于回信往往也传送给整个抄送名单，因此副本会自我繁衍，变得
越来越多。你永远不知道某人是偶尔回信给所有人，还是就愿意这么做或不知道该怎么
做。假如有个人正在筹备一个临时的国际会议，邀请我和另外50个人参加，我最不爱看
的就是50份行程安排表以及有关这些安排的琐碎讨论。
“简洁是电子邮件的灵魂”，游吟诗人可能会如是说。星期天也不例外
电子邮递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对我们的工作和思考方式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个
具体的结果是，我们的工作和娱乐节奏改变了。渐渐地，每天早9点到晚5点、每周工作
5天、每年休假2周，将不再是商业生活的主流步调。星期天和星期一不再有那么大的差
别。
有些人会说（尤其是欧洲人和日本人），这真是一大灾难。他们宁愿把工作留在办
公室里，不要带回家。人们有远离工作的权利，我当然不会吝惜这一点。但另一方面，
我们有些人就是喜欢随时都被“网罗”，交换条件很简单。就我个人而言，我宁愿以星
期天多回复一些电子邮件，来换取星期一早上的懒觉。既在家中，又在外面
有一幅非常好的、现在也很有名的漫画，描写两条狗在互联网络上对话。其中一条
狗在电脑上打了一行字给它的同伴：“在互联网络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它应
该再加一条附注：“而且他们也不知道你在哪里。”
从纽约飞到东京，在大约14个小时的旅程中，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打字和撰写四五
十封电子邮件。想想看，假如我一到饭店就把这些邮件交给前台，让其传真出去，一定
会被视为大宗邮件。然而，假如我采用电子邮递，我只要拨一个当地号码，就可以轻松
迅速地把事情办好。而且当我发信的时候，我把这些信直接传递给许多人，而不是发给
某个地址；他们也把讯息传送给我本人，而不是寄给东京某个地方。
电子邮递可以让我们具有超乎寻常的流动性，而且没有人需要知道我们究竟身在何
处。保持联网状态的过程带来了一些有趣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和数字化生活中原子和比
特的差别有关，对出差在外的推销员可能影响最大。
我在旅行的时候，至少设法得到两个能让我和互联网络连上的当地电话号码。与一
般人的想象不同的是，这些网络入口都是非常昂贵的商业入口，使我或者可以和当地的
报文系统相连（我在希腊、法国、瑞士和日本的情况就是这样），或者和斯普林特公司
及微波通信公司（MCI）的全球报文服务系统相连。像斯普林特就在俄罗斯的38个城市都
有入口号码，这些号码中的任何一个都能把我和我的单用户分时系统或作为后备力量的
媒体实验室主机相连。一旦与我的分时系统或主机连上，我就在网上了。数字化生活的
物理路障
要在世界各地都与网络相连堪称一种法术。问题不在于数字化生存，而在于插头是
不是配备齐全。欧洲有20种（数一数看）不同的电插头！也许你终于已经习惯了小小的
塑料电话插孔，也就是所谓的RJ一11插头，但别忘了世界上还有175种其他插头。我很自
豪所有这些插头中的每一种我至少都拥有一个。因此当我长途巡回旅行时，我的行李箱
中1／4的空间都放满了各式各样的电话插孔和电插头。
但是即使装备完善，你仍然可能连连碰壁，因为许多饭店及几乎所有的电话亭都无
法提供调制解调器的连线端口，这种时候，你可以把一个小小的声音耦合器附着在电话
筒上。这项工作的难易度则要视电话筒上过度设计的程度而定。
一旦连上线之后，即使是通过最古老的、转盘式的模拟电话交换机，比特也能传回
家中，尽管这样有时要求传输系统速度很慢，但纠错能力极强。
欧洲已经开展了一个全欧插头（Europ1ug）计划，以期开发出能满足下列三大目标
的单一电力插头式样：1）样子和目前所有的插头都不同；2）具备目前所有插头的安全
性；3）不会让任何一个国家独占经济上的优势（这一点是欧盟独有的想法）。问题的关
键并不仅仅在于插头。当我们的数字化生活逐渐展开之时，我们会碰到越来越多的物理
路障，而不是电子路障。
比如说，饭店拿掉了RJ一11插孔上小小的塑料夹，这样一来，你就无法把膝上型电
脑的电线插入墙上，这比收取传真接收费还要恶劣。这就是人为破坏数字化的一个例子。
扎卡特夫妇已经允诺要在将来出版的饭店指南中特别说明这种情况，这样数字一族就可
以抵制这类行径卑劣的饭店，另觅佳处来从事他们的数字营生。
4、从游戏中学习学习的乐趣
当麻省理工学院的媒体实验室在1989年首次开展LEGO／logo实验时，汉尼根小学从
学前班到六年级的孩子们在LEGO管理人员、学术界和新闻媒体面前演示实验的成果。一
位来自一家全国性电视网的热切的女主持人在闪亮的镁光灯下逼问一个小孩：这种形式
是否不只是好玩的游戏而已？她想从这个8岁孩子口中逼出一句典型的、机敏的，能够吸
引观众的话。
孩子显然吓呆了。最后，当女主持人连问了三次、镁光灯印热度也越来越高之后，
这个满头大汗、恼羞成怒的小孩直愣愣地看着摄像机说：“对，是很好玩，就是玩起来
太费脑子了。”
西摩尔.派普特（SeymourPapert）正是这种“开动脑筋玩乐”的专家。他很早就注
意到“擅长”语言这种概念很奇怪，因为随便哪个5岁小孩都能在德国学会德语，在意大
利学会意大利语，或在日本学会日语。尽管年纪渐长之后，我们似乎丧失了这种自然学
习语言的能力，但是我们无法否认，小时候我们都曾有过这种能力。
派普特建议当我们把电脑作为一种教育的工具来使用时，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在用
电脑创造一个——比如说——叫“数学乐园“（Maih1and）的国家，在那里，孩子们可
以像学习语言那样来学习数学。尽管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数学乐园”也许是个奇怪
的概念，但在电脑上却绝对言之成理。事实上，现代电脑模拟技术已经能够创造出“微
观世界”（microworld），孩子们在里面可以在游戏的同时探索极其复杂的原理。
在汉尼根小学LEGO／Logo实验班上，一个6岁的男孩在桌上堆起一堆积本，再把一个
马达放在积木的顶端，然后用两根电线把马达和自己的电脑联上，再在电脑上敲出一个
一行字的程序控制马达的开关。他开动马达的时候，积木跟着震动，于是，他在马达上
装了一个助推器，但由于某种原因（可能是由于操作错误）而装偏了。这次当他再开动
马达的时候，积木震动得更厉害了，它们不但在桌上跳来跳去，而且简直就要给震散架
了（为解决这个问题，他耍了一个骗人的小把戏——这种把戏并不是任何时候都绝对不
好——用几根橡皮筋把积木绑住了）。
随后他注意到，如果他让马达带动助推器顺时针方向转动，那么这堆积木就会先朝
右边扭动然后向任意方向运动。如果他让马达带动助推器逆时针方向转动，则积木会先
向左扭动然后再向任意方向运动。最后，他决走在积木的下面装上几节光电池，然后把
积木放在他在一张大自纸上潦草画出的黑线上。
他在电脑上设计了一个更复杂的程序，然后启动马达。看到黑线，光电池会让马达
停下来，再重新启动，如果重新启动时马达顺时针转，则积木右扭，反时针转，则积木
左扭，终究又回到黑线上。结果是他造出了一堆会动的积木，沿着那条潦草的黑线而扭
动前进。
这孩子成了英雄，老师和同学们都想知道他是怎样发明出这种装置的，并且从许多
不同的角度来分析他的实验，向他提出各种问题。这个小小的莱耀时刻使他体会到了一
种非常重要的东西：学习的乐趣。病人豪膏的年轻人
在我们的社会中，有学习障碍的学生可能远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多，倒是有障碍的
教学环境之多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电脑能令这一切改观，因为它能帮助我们更好地
了解学习和认知类型截然不同的孩子。
大多数的美国孩子都不知道波罗的海国家和巴尔于半岛国家有什么不同，谁是西哥
特人（Visigoth，日耳曼族的一支），或路易十四生活在哪个年代。那又怎么样呢？为
什么这些事情就这么重要呢？你知道里诺（Reno）是在洛杉矾的西边还是东边吗？
法国、韩国和日本这些国家不断在青少年的头脑中灌输各种知识，它们付出的高昂
代价就是，当这些年轻人升入大学的时候，他们已经跟死人差不多了。之后的4年，他们
觉得自己就好像刚刚跑完马拉松只剩下一口气时却还被逼着参加攀岩一样。
60年代，大多数电脑和教育的先驱都提倡一种拙劣的不断演练的教学法，把电脑用
在一对一的教学上，由使用者自己控制进度，从而更有效地教授同一堆吓人的知识。现
在，多媒体风行一时，又出现了一批闭问造车，笃信练习好处的人，他们自认可以把电
子游戏的魔力移植到教育上，以更高的效率向孩子们的头脑里灌输更多的信息。
1970年4月11日，派普特在麻省理工学院举办了一个题为“教会孩子思考”的研讨会。
他在会上提议把电脑用作发动机，使孩子通过使用电脑而学会教导别人，并从教导别人
之中学习。差不多有15年的时间，这个极其简单的念头一直在他的脑海中盘旋，但直到
个人电脑问世，它才终于付诸实现。今天，当1／3的美国家庭都拥有了个人电脑时，它
大展身手的时刻才真正来临。
学习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当然是来自教——但必须有好的教师和好的教学方法，其中
一个主要的衡量标准是教育能否引导孩子探索未知、掌握学习的方法，并找到前进的方
向。在电脑出现以前，教学手段局限在运用视听设备和通过电视进行远程教学上，这些
方式只不过更强化了教师的主动性和学生的被动性。自己动手做一只青娃
电脑大大地改变了这种状态，忽然之间，从动手做事中学习变成了一种原则，而不
是特例。由于我们现在几乎可以用电脑来模拟任何事物，我们不再需要靠解剖青蛙来了
解青蛙的构造。相反地，我们可以让孩子们自己设计青蛙，创造出一种行为类似青蛙的
动物，修正它的行为，模拟它的肌肉，在这只模拟青蛙身上玩不同的游戏。
游戏于信息中，尤其是游戏于抽象的主题中的时候，信息载体呈现了更丰富的内涵。
我还记得我儿子三年级的时候，老师难过地告诉我，他不会算两位或三位数的加减法。
我想，这真是奇怪，我们在家玩大富翁游戏的时候，他老是当银行家，他看起来对与数
字打交道很有一套。
所以，我建议老师在出加法运算题时，试着不要把题目中的数字当作单纯的数字，
而把它们转化成钱数。你瞧，他突然就开窍了，有办法心算出三位数的加减法，甚至更
高位数的也不在话下。原因是，这堆原本抽象而没有意义的数字，现在都变成了钱，可
以用来买路，建旅馆和付过路费。
电脑控制的LEGO则更进一步，让孩子们能够赋予物理构造以行为能力。目前媒体实
验室的LEGO研究还包括在一个积木中植入电脑的原型，为派普特的结构主义展现了更多
的弹性和机会，同时还包括了积木与积木之间的通信，以及以新的方式探索并行处理的
研究。
今天，利用LEGO／Logo的孩子会学到你我在大学里才能学到的物理和逻辑原理。许
多有趣的证据和谨慎的测试结果都表明，这种结构主义的方法是适合不同认知和行为风
格的丰富的学习手段。事实上，许多被认为有学习障碍的孩子，在这种结构主义的学习
环境中，都能健康成长。信息高速路上的顽童
当我还在瑞士的寄宿学校就读时，因为离家太远，我和其他一些孩子在放秋假时没
法回家，但却可以参加一场疯狂的寻宝比赛。
学校的校长是一位瑞士将军（他和大多数的瑞士军人一样，属于预备役），他既谋
略过人又有号召力。他安排了一个为期5天、周游全国的竞赛，把孩子们分成小队，每个
小队有4个从12岁到16岁不等的孩子，一共发给100瑞士法郎（当时合23．5美元）和1张
为期5天的铁路乘车证。
每个小队都拿到不同的线索，然后就出去周游各地，沿路只要完成任务就可以得分。
你可不要小看了这场比赛。有时候，我们得在半夜赶到某个特定经度和纬度的位置上，
一架直升飞机会从天而降，丢下一个1／4英寸、缠成一团的录音带，用乌尔都语给我们
下达下一个任务：想办法逮住一头活猪，把它带到某个指定地点，在那里，我们会拿到
一个电话号码（要找出这个电话号码，我们又得先解开一个复杂的号码谜，谜题是7个冷
僻事件发生的日期，把这7个日期中每一个的最后一个数字拼在一起，就是我们要拨的电
话号码）。
这类的挑战对我总是有莫大的吸引力，而且，恕我在此自卖自夸，我的小队赢了这
场比赛——我一直相信我们会赢。由于那次经历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在儿子14岁生日
那天，也为他做了同样的安排。由于没有美国军队可以听我调遣，我只为儿子和他班上
的其他同学安排了一天的波士顿探险，同样把他们分成小队，只准他们随身带着固定数
目的钱和一张不受限制的地铁车票。我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来安排各种线索：跟饭店的
前厅接待员打招呼、把线索藏在公园的长椅下，有些地点则必须靠解开电话号码的谜题
才能找到。你或许也能猜到，在学校功课拔尖的孩子不见得会赢——事实上，情况往往
相反。街头顽童和“聪明”学生之间，总是有很大的差别。
举例来说，在我安排的寻宝比赛中，有一次必须解开一个填字游戏，才有办法找到
其中一个线索。一般的聪明学生会冲进图书馆找资料，或打电话向他们的聪明朋友请教。
街头顽童则在地铁里到处询问路人，结果，他们不但更快找到答案，而且他们一面询问，
一面从A点移到B点，行进了较多的距离，也在比赛中拿到了较多的分数。
今天的孩子有机会在互联网络上做一个街头顽童。在网络上，“孩子们能够听到彼
此的声音但却看不到对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网络上，读和写两项技能大有好处。
孩子们靠读和写来沟通，而不只是完成一些抽象的和模拟的游戏。不要把我所提倡的东
西曲解为反对发展智力或蔑视抽象推理，恰好相反，互联网络给人们提供了探索知识和
意义的新媒介。网络上的寻宝比赛
我有轻微的失眠症，经常在凌晨3点钟醒来，然后在电脑上消磨一个小时，再回去睡
觉。有一次我正在电脑前昏昏欲睡的时候，收到了一个叫迈克尔.施瑞格的人给我发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