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剪去Internet“尾巴”，互联网才能获得自由移动，人们也能随时随地在互联网上获取信息，这样的互联网被王维嘉叫作可移动的无线互联网。这种互联网一定不是由PC来操纵，而是由手机、掌上电脑、同机、BP机或其他便宜的设置来操纵。为此，王维嘉推断出一个巴掌定律：凡是小于一个巴掌的信息器件必定使用无线互联网。
然而，最早触动王维嘉要做无线互联网念头的是1992年的回国之行。“我回国后，国内当时对我特别刺激的一个景象就是很多人都有寻呼机。我是学无线通信的，但我当时却不知道寻呼机是怎么工作的，我的一个同学就带我到一个寻呼台里看了看。我一看很简单：一台发射机、一台PC机，两个小姐坐在那里接电话，这就是一个寻呼台。当时BP机一个4000元，贵得不得了。我说这个市场非常大。我们当然不能做BP机，但我们能不能利用Internet把它做成双向寻呼机？这是我最早的一个想法。”
1994年，王维嘉正式成立美通公司，公司成立伊始，便把焦点对准在无线互联网上。当时有线互联网才刚刚有些热度，手机也刚刚从模拟转向数字，还没有人去理会无线互联网。王维嘉在全球是第一个提出无线互联网概念的人。
“现在，我们是这个地球上几乎惟一的一支既懂无线又懂Internet的队伍。另外，我们的创新能力非常强，美国在工程方面尤其是计算机方面，最强的是4所大学，即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柏克利加州大学、伊利诺斯大学，我们公司的高层正好来自于这几个大学。我们掌握着无线互联网的最核心技术。”
“现在全世界没有一个公司能像我们对无线互联网理解得那么深刻，从技术到未来的发展，到市场，到应用，到硬件，到芯片，到软件，我们的理解非常全面，也非常深刻。”
“无线互联网产业给了中国人一次特殊的机会。中国的手机用户将在未来一二年内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中国的寻呼机用户已经接近美国的两倍。到2007年中国移动终端用户会超过美国的总人口，即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的由无线互联驱动的经济国家。在创造这个第一大经济的过程中，中国人可能创造出新的商务模式和网络生活方式，并影响西方。这将是中国人近百年来第一次领导创建人类主流文明。”
比尔·盖茨说：“由技术可以看到未来”。王维嘉也是从技术看到无线互联网的未来，但这个未来是一片荒野、没有人烟、没有公路，然而王维嘉说：“我要创造这个未来。”
“我对无线互联网未来最早是靠直觉寻觅到的，但这种直觉是在非常深刻的技术背景上产生的。”王维嘉的大学和研究生均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无线电系。“我从小就对无线电感兴趣，小学二年级我就开始装收音机，“文化大革命”时我偷着安装了一个发射机，那时所有的大人都不敢教我，因为装发射机是反革命，当时找发射机电路也很难，我到处找，好不容易才找到。”
“我对Internet太熟悉了，1985年我去美国时，用的就是Internet。1986年，我和我的三位同学，还想把Internet折腾到中国来，但最后我们没有做。我做的博士论文就是有关网络的。因此，我对Internet也有很深的理解。”
“当我看到Internet就要变成很大的事情时，我想在有线Internet热潮之后，应该是什么？我的直觉告诉我应该是无线Internet。这种直觉非常强烈，虽然我当时并没有看到市场有多大，市场何时能起来，但我知道如果有一个无线数据网能把每一寸土地都覆盖上，能做多少事情呀。无线数据加上便宜的终端，再加上Internet上的大量的信息，这三者就构成无线互联的概念”。“虽然我们不知道无线互联网到来的时间，但我们不能坐着等市场，如果等市场我们就等死了。因为那样的话，主动权就不会在我们手里，我们一定要控制自己的命运，我们要创造市场！”
然而，要创造这个市场又谈何容易？因为这个市场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爱迪生为了让灯泡照亮人类，不仅要发明灯泡，还要发明发电机，最后连电线杆埋线如何拉到屋里，他都要管，因为他没有办法，那是前所未有的一个大的基础设施。我们基本上做的就是这样一种事情。我们自己做了一整套基础设施，从基站到交换机到同机，都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因此，我们的工作量非常大，比如做同机，就有600多个零件，我们要自己设计芯片、设计外壳、设计软件、设计操作系统。这里面不仅仅是一个电脑，而且还是一个网络通信器，网络七层协议都在里面，然而还要有例览器。因此，网机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东西，比掌上电脑要复杂多了。如果让我们现在做掌上电脑，我们闭着眼睛就能做出来。另外网机、无线电子邮件、无线网上交易，也都是我们在世界上第一个做出来的。”
“网机只是我们工程的一部分，我们还要自己建基站，基站既有硬件又有软件；而且还有网关、服务器、交换软件、服务器软件，等等。这些做完后，你还要联机调试，做大量试验。首先从小规模的技术试验做起，证明了基础参数以后，还要做大规模的技术试验，再做用户试验和商用试验，光是试验我们就在中国折腾了近三年。”
硅谷不惩罚失败，失败过的人反而受到重用；硅谷像个宽容的王国，接纳那些半疯半骗横冲直撞者。硅谷里的人很普通，哪怕是微软的创始人，哪怕是诺贝尔奖的得主们，但硅谷将他们造就成为一代巨头眉为硅谷流出来的血是冒险，硅谷呼出来的气是创新。
1984年夏天，《人民日报》连载了一本书，叫《硅谷热》，这深深吸引了年仅26岁的王维嘉。当时，他还在中国科技大学读无线电专业硕士学位。“这是斯坦福大学一位教授写的一本有关硅谷人创业的书，里面有惠普公司的创业故事，也有苹果公司的创业故事。《人民日报》连载了大约一个月。我看了以后，特别激动，那个夏天，我有个在斯坦福大学读博士的大学同学回国来把那本书的原文也带了回来，我把原文整个又读了一遍。第二年我来到斯坦福大学电子工程系读博士学位。”
来到斯坦福大学，王维嘉先后师从于世界自适应信号处理及神经元网络的鼻祖Bernard Widrow博士，卫星及移动通信的权威Bruce Lusignan博士和计算机局域网及Internet网络理论奠基人之一Fouad Tobagi博士等。王维嘉在斯坦福大学不仅学到很多知识和做学问的方法，更重要的是他被斯坦福大学的创业精神所感染。
“创业需要很多自信，你见得多了，神秘感就没有了。我觉得到美国读书最大的好处就是长见识。斯坦福大学是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最多的地方，有27个人。你在教授食堂吃饭时，也许你旁边坐着的一位干巴老头就是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教我的每一位教授都是某个领域里世界的权威和泰斗。你看多了以后，便会认为这些都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到保罗·艾伦（微软创始人之一）公司里打了两年工，那里有很多在世界上第一个发明这、发明那的人，和这些人接触多了以后，也没有觉得这些人有什么了不起。”
“办公司也是这样。从斯坦福大学毕业后出去创业的人有很多：太阳公司的创办人是我们系的硕士生；网景公司的创办人Jim Clark是我们系的教授；Yahoo！的创办人杨致远也是我们系的学生；思科创始人——那对夫妻是我们系管计算机的。”
“斯坦福是硅谷最重要的源泉，这个学校最重要的系就是我们这个系，我们是斯坦福Double E（指Electric Engineering：电子工程）的学生。中国人创业最好的条件就是我们这些学生，如果我们这些人不走出来创业，就太对不起老天爷了。其实，出去创业也没有什么神秘感，你只是敢去做就行了。因此，我创业也就成为很自然的事情了。”
“硅谷不惩罚失败，这里从来没有人会说，‘瞧，那小子办公司没有办成功。’如果有人敢去办公司，大家就会对他很敬佩，哪怕他失败了，也会对他很敬佩。有些人因为失败过，去找钱时，反而更容易了。因为风险投资商认为你已经替他付过了学费。”
“硅谷创业的人很多，就像撒种子，100个公司创业有10个做成功，有两三个做成像思科公司这样的，就不得了。美国社会非常鼓励创新。对中国来讲，鼓励创新其实是一件非常不简单的一件事，不是说你希望大家创新大家就能创新。这要看社会能否做出很多平衡来。比如说你要想鼓励创新的话，你就要容忍那些半疯、甚至是半骗的人。你要是不容忍那些“边际人”的话，真正的创新就出不来。你要想让非常有创新的人能够脱颖而出的话，你必须要容忍比创新的人做得更过火、过头的人。对社会而言，包容性一定要非常强才可以。假如你给人定下千篇一律的要求，这对创新就非常不利。这对一家公司也是这样。这对讲究控制的社会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硅谷根本不缺钱，腰里揣着绿花花钞票的风险资本家四处可见，但他们一个个老谋又深算，他们不看你的技术、不看你的产品、不看你的计划，只看你这个人。
“1993年初，我与几个伙伴准备开始折腾办公司，我们是在我家书房里开始筹办的这家公司。我们一开始做模型、写软件、搭硬件都是在我的书房里进行的。1993年11月我开始找钱，正好这个月的周末硅谷有个网络工程师学会举办一个风险投资的讲座，我也参加了，碰巧著名风险投资商、美籍华人陈健文也来做演讲。演讲完后，我跟他说我们现在有项目，他是否有兴趣，他只给了我一张名片，对我说，你给我打电话好了。”
“然而，我给他打了一个星期的电话，他没有在家，我就每天都给他留一条言，但他没有给我回。一个星期以后，他才给我回电话说，你过来谈吧。我过去与他交谈后，双方的感觉都很不错，以后就这么谈起来了。1994年7月，我们顺利地得到17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
“陈健文现在是我们公司的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此前，他曾创建了Proxim公司，该公司现在已是无线局域网行业中首屈一指的美国上市公司。我们俩人在一起工作了7年，我和他已是非常好的朋友。他后来跟我说，他之所以一个星期后才给我回电话，是想考验考验我，如果他不回电话我就放弃的话，我肯定做不成事。”
“风险投资就是看人。有的风险投资商做法更绝，你给他计划，他根本不看，他就是和你吃饭，了解你这个人，如果你人行，他就给你投钱。有两个从哈佛大学毕业的人，有多年的工作经验，去寻找风险投资，当风险资本家把他俩的计划看完后，却对他们说，你们的计划是一个垃圾，不可能赚钱。但是你们这两个人非常不错，我给你们俩人另一份计划，你们来做，我来投资。”
“因此，在硅谷融资时，idea（想法）不重要，市场不重要，技术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人。原因很简单，因为靠风险投资创业的就是‘敢死队’，前面根本没有路，你必须自己拿着镰刀和斧头披荆斩棘去开路。我朝东南方向走就可以发现金矿，但前面我碰上狼了，过两天我碰上一条河，我还得过河，再过两天我还得翻山，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情况，每天都有危机，每天都有风险。这就跟长征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能够坚持到胜利，说明你的素质好。所以风险投资商都要看人的素质，人的聪明程度，人的判断能力，人的反应灵敏度，人的知识能力，你能招到人和你能团结人的能力。”
“并不是说别的因素不重要，但人是最重要的，然后他们才看这个市场大不大，然后再看你的技术。这个世纪高科技的竞争，纯粹是人才的竞争。我们对此体会得特别深。在硅谷，idea（想法）满地都是，钱也非常容易找，但是你想找好人却很难。如果一家公司能把最好的人招进自己的公司来，做什么都会容易。”
“新世界集团对我们的投资也很简单，我与新世界集团总经理陈永德是通过别人介绍认识的。1999年11月的一天，我晚上7点在香港下的飞机，9点半与陈永德先生见面，我们谈到晚上12点半，他当时基本就决定投给我们3000万美元。他说你的时间够值钱的了，三个钟头得了这么多的钱，不久他又追加到5600万美元。”
“公司刚刚成立时不可能有很高的价值，只是一个概念和几个人，如果你融到很多钱就会把股权全部卖出去，你就成为纯粹的打工者。所以，一开始应只融一点钱，将这些钱花得差不多时，你已经又做了很多事情，公司的价值随之提升了很多，在这个基础上再去融资，然后再做事，然后再融资，一点点向前滚动。”
“当我们把公司规模做起来时，我们公司价值已经很高了，一般的风险投资商已经不愿意再向我们投钱。这时，我们就需要吸引战略投资人，战略投资人不在乎你公司的价值有多高，只在乎对他的发展战略是否有利，因此，这时像英特尔、IDG这样的大公司开始向我们投资。”
“为什么后来又找到新世界呢？因为我们现有的投资人都是美国背景，5个风险投资都在硅谷，但我们下一步很大部分精力在中国，新世界在中国的关系非常深，他们投资的基础设施如公路、电厂等，我们这个网络将来可能能为他们服务；另外，新世界集团虽然主做房地产，但新世界机械主要做机械，其新方向是想做数码机械设施；第三，他们给China.com投资获得了巨大成功。因此，他们愿意投给像我们这样的公司。”
这三年来，就我们的整体业务而言，我们并没有赚钱，虽然我们销售额和人员每年在翻番增长，我们一直是靠风险资金来生存，在2000年中，我们准备在美国Nasdaq上市。
如果你有很多能量，最好尝试着去创业，王维嘉说：“我在一万人的公司干过，在一千人的公司于过，在一百人的公司也于过。但我却有种力量使不出来之感。我出来创业后，发现最有刺激的是创业，创业会耗尽你所有方面的潜能。”
“我从斯坦福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就去了太平洋贝尔公司，太平洋贝尔有7万多员工，比国内还大锅饭，因为电话公司没有什么竞争，每年都是根据前一年的成本，再加上固定的利润，这就是当年的计划了。由于外界竞争不大，外界没有什么压力，因此所有的人开始把脑子动在公司内部上，开始打仗，开始玩政治。而且公司大了以后，你做的业务，与公司的业务好坏几乎看不出什么联系来，这会使你感到非常没有成就感。”
“我当时在技术部门，该部门是我们公司博士最集中的地方，我们开玩笑说，如果谁扔炸弹把我们部门的人全都炸死，我们公司的股票不仅不会跌，反而会上涨，因为这不会影响我们公司的收入，只会减少我们的支出，增加公司的利润，因为不用给我们这些人发工资了。这样一想就觉得自己在这里做得特别没意思。另外，人没有了压力，长期呆下去，人也就呆傻了，以后想冲都冲不出去了。现在在美国像我们这样创业型公司的人进入大公司非常容易，但从大公司出来的人想进入小公司就太难了。”
“我在一万人的公司干过，在一千人的公司干过，在一百人的公司也干过。在太平洋贝尔公司、蜂窝数据公司、英特威尔公司我都任过职。但我却有种力量使不出来之感。我出来创业后，发现最有刺激的是创业，创业会用尽或耗尽你所有方面的才能。没有一个人在创业时还会说自己某些才能没能发挥出来，即使你各方面的才能全部发挥出来都感到不够用，所以你永远觉得自己有大量东西要学。企业发展越快、发展越大，你就越有这种感觉。”“我们面临的挑战太多了，互联网发展太快、变化得令人头晕目眩，我们的大方向没有问题，团队也是久经考验的，资金上我们也不缺，市场也很大，所有的风险都在具体操作上。”
理念共享
“管理流氓”
“流氓族”是一群极令人憎恶的群体，他们钻到哪儿，哪儿就会沾上霉星；钻到社会上，会扰乱社会治安；钻到政治里，会肮脏政治；钻到情感里，会恶心情感；钻到管理中，会搅黑管理。
“流氓族”会放刁、会撒赖、会指鹿为马、会阳奉阴违、会施展不正当手段、会欺上瞒下、会玩手段，在企业里，员工往往把这样的一群人也戏称为“政治族”。
在一家企业里，管理者的德性非常重要，王维嘉说：“我发现要把事情做大，做人非常重要。在企业里，领导的人品很重要，假如你自己是非常差劲的人，首先你很难做到知人善用；另小别人也不会愿意跟着你干。因为你很阴险、很恶心，员工没有安全感，员工自然不愿意跟着你干了。”
“我从小就是一个真正、诚实的人，因为这是我最舒服的一种生活方式，也是我最自然的生活方式。如果你扯谎，你就得付出维护谎言的成本，特别是在Internet时代，你谎编得越大，维护谎言的成本就越高，有时还往往被人揭破。其实，最低成本的做人方式就是老老实实地做人。因为大家天天在一起，谁都能看出谁是什么样的人，因为谁都不傻。因此我们强调无论对员工、对投资方、对用户都不要有谎言，要老老实实做人。”
“管理流氓”多了，政治噪音自然就多，政治噪音多了，势必影响创新和发展的未来。如何打击“管理流氓”的泛滥？“我认为关键在于社会机制和公司的机制。机制不好，好人也会变坏。”
“比如，日本大企业，都是终生制的，一位员工如果要想呆一辈子的话，最重要的事就是要搞好政治，绝对不能得罪任何人，在这种情况下人的所有的创新能力全部扼杀为零，这是日本企业当今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即使像今天松下这样的大公司，如果失去了创新能力，明天早上就会一钱不值。如果我进到这样的企业，我就不想一辈子呆下去。”
然而，有很多企业家却认为政治噪音对一家企业尤其是那些大企业是不可避免的，并习以为常，这对一家企业是件可怕之事，要知道全球最大的计算机公司IBM曾为此付出过惨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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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沃森 分析软件的造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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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沃森 生年：1940年／学历：力学博士／曾任职务：Ansvs创办人、首席执行官、技术总监／最喜欢打交道的人：我被那些喜欢自己工作的人所吸引，这些人很专长于自己的领域，表达力强，不太把自己当回事。生活时常充满了乐趣，我们需要像认识压力那样来认识乐趣。
第一印象
人要达到一种和谐的平衡境界是一件艰难之事。史沃森在科学家与企业家的天平上也很难放置完全一样的秤砣。在第一封电子邮件里，我问史沃森：“您认为您对Ansys公司的最大阻碍是什么？您在运作这家企业30年中，有过什么样的失误？您对这些失误有怎样的体会？”
史沃森在回复的电子邮件里有一股人气直蹿出来：“失误？这似乎是在问未走过的路。没有追踪许多技术而走上开发工程仿真技术之路是不是失误？我们作字处理、作演示材料（Power－Point），我们进行客户支持，为客户提供授权码，为计算机设计提供咨询，不遵循这条路是不是失误？我们能变成微软吗？（大概不会）没有与家人共度更多的时间是不是失误？离婚是不是成功企业家的代价（我结婚非常早，1960年大学二年级时结婚，与第一个妻子的婚姻持续了大约18年。很高兴与我的第二任妻子Janet结婚，至今已有16年。）？我认为最好继续去看未来，而不是回顾过去，过去已给我们回报了很多。”
在第二封电子邮件里，针对此问题我又问：“我对您在分析软件上的杰出贡献没有任何疑问，也充满了敬佩，我上次问‘您在运作这家企业的30年中，有过什么样的失误？’的意思是企业不是研究机构，像您这么痴心热爱软件技术的人，如果在创业之初，您有一个非常好的企业家作为您的合作伙伴，Ansys是不是会发展得更快些、运作得也会更有名气些？”
史沃森的火似乎更大了，他说：“我确信我们目前所说的‘优秀企业家’将是大失败的源泉。我相信Ansys是以工程市场允许的最快速度发展的，这一市场非常保守，贯彻新技术的步伐较为慎重，逼迫这一市场将不会成功。我认为目前Ansys经营管理的经验表明，市场将以其自然的脚步增长，没有什么可以迫使其更快地发展。记住Ansys的目的不是“快速致富”，而是开发对全球技术界有价值的先进技术。我感觉利润是成功公司的副产品而非成功公司的目的，这是不同寻常的感觉。”
史沃森的回答有一定道理，但无法完全说服我，尤其对他那句“我确信我什］目前所说的‘优秀企业家’将是大失败的源泉”更令我无法接受，但如果从对技术痴迷者的角度、从他从事企业的目的的角度，我到是很能理解他，甚至还很欣赏。
随着采访的展开，我发现倒不是史沃森瞧不起企业家，只是他对技术太过热爱，其实他对好的企业家的理解还是很有水准的，我问他：“您最喜欢什么样的管理者？”他回答说：“有梦想、尊重别人。喜欢员工和客户，能洞察未来而不仅仅是下一季度或下一年。”
我在发给史沃森第一封电子邮件的上面，一气问了16个问题，史沃森很快就给我回了信，并对每个问题都做了详细回答，最后他还写道：“谢谢你富有刺激性的问题，如果你需要问其他问题请通过电子邮件与我联系，我个人将非常高兴。”
史沃森这样的话对我很是鼓励，后来，我发现还有些问题没有搞清楚，就真的又给他发了第二封电子邮件，问了6个问题，他也—一给我做了回复。整个采访结束后，我认为史沃森这样的人太值得书写了，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真正对人类有价值的高科技企业应该算上Ansys这样的企业，尽管Ansys企业不算大，但很有活力和穿透力，由于它的存在让很多人的工作方便了很多。
采访时间：1999年11月、12月于网上
史沃森 分析软件的造梦者
在同一年，同时荣获美国年度企业家和年度工程师的人在世界上并不多见，约翰·史沃森（John A.Swanson）博士，却获得了这样的殊荣。
1998年年底，享有世界盛誉的分析仿真软件专家史沃森由于心脏病再度发作不得不办理了退休手续，告别了他一手创建、并为之奋斗了30年的Ansys公司。令他欣慰的是，在他退休5个月后，1999年5月31日，美国《商业周刊》对1万个上市公司连续三年的财政增长、经营情况分析后，评选出100家热增长公司，Ansys也被列入其中，这是分析设计软件领域里惟一上榜的公司。
Ansys不仅在股票市值上在同行业中当属最高，在《幸福》杂志评出的世界百强的前10位，也全部是Aflsys的客户；百强中有73家也全是Ansys用户，如英特尔、微软、可口可乐、奔驰等公司。Ansys在全球有5900个商业客户，3万多用户装机量，学校用户有10万个。
抓住梦想的尾巴
计算机曾燃烧过许多个天才的梦想，并霸道地耗费了这些天才一生的精力。史沃森也是其中的一位。30年前，史沃森被一种过于天真的梦想燃烧着。他梦想着早晚有一天人们利用计算机对所有的设计构思能进行分析和优化，帮助人们开发出更好的产品、降低开发成本、缩短开发和上市的时间。如果这个想法成形，对在计算机上进行设计的工程师们来说，就像长了第二颗大脑，让他们的设计如虎添翼、方便轻松、真实可靠。这种软件开发今天的人们叫做分析软件或仿真软件。
这一梦想让当时已30岁的史沃森放弃了匹兹堡西屋宇航核实验室的工作，这家著名的实验室曾经点燃了史沃森对分析软件的兴趣。1963年史沃森博士在康奈尔大学获硕士学位后，便来到西屋宇航实验室研究NERVA核能火箭发动机。当时他任职于结构设计部经理职位，这意味着他要负责分析发动机零件，“由此我看到了以计算机为工具进行分析的需求。一旦我开始研究这种工具，发现人们用这些工具可以改进产品的内在品质时我是多么地高兴。”史沃森发现了可以实现价值的梦想，他想抓住这一梦想的尾翼，但在西屋却不可能实现，因为西屋不支持他的想法，因此他决定离开西屋，“离开西屋是因为我有一个梦想——为工程界开发集成的分析系统，在西屋却得不到进行此项研究的支持。”（史沃森语）
然而，30年前人们借助的计算机只能是一些巨型机，计算机几乎没有图形界面，只是用穿孔纸带的方式来做一些原始的计算。而当时的世界分析软件水平也只能对一些规模非常大的结构进行一些线性的静力分析或热分析，那时的人们几乎不知道这门学科的名字，人们只是在CAD（计算机辅助工程设计）软件的基础上，做一些简单的分析。
而且，“工程行业（分析软件）的业务环境一般，核能开始商品化，宇航工业刚刚开始，汽车行业的竞争加剧，生产更好、更可靠产品的推动力也渐露端倪。”（史沃森语）然而，这位刚到而立之年的博士，对这些似乎并不在意，他是那种对什么事情一旦有了信仰，便会全力做下去的人，他带领两三位员工创办了Ansys（当时叫SASI公司，即Swanson Analysis Systems，Inc.）
“当时没有外部基金一说，那是一个没有大额风险投资家的年代。因此，Ansys初始创业资金只有1282美元。但我非常相信我将是一个成功的工程咨询顾问，因此能够有源源不断的收入来支持Ansys的第一个版本的开发。”“当时我所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可能不得不中止我所挚爱的工作返回去做我以前的工作，离开西屋公司时，有好几家公司聘任我，因此找个工作不是件难事。”
当时（指1969年至1970年）在匹兹堡地区至少有三家刚刚起步的分析软件类的咨询公司，创始人都是从西屋公司走出来的科技人员。“核能和宇航工业在当时是科技中心，许多小公司都围绕着这一中心起步，就像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许多小公司在著名大学（如斯坦福大学）的周围起步。”
燃烧无数渴望
史沃森认为技术进步的推动力在于：“客户的需求、竞争、渴望生产更好产品、渴望走前人未走过的路、比现在做得更好的渴望、对成就的自豪、对服务的渴望、公众的认可。”在这无数个渴望中，史沃森推动着分析软件技术30年，使分析软件领域伴随着计算机的发展从幼稚园时期走到了成熟时期的六大阶段：失效分析阶段，设计验证分析阶段，保证产品正常工作分析阶段，提高产品性能分析阶段，设计创新分析阶段，产品寿命分析阶段。
六个阶段，意味着分析软件台阶的步步走高。30年后的今天，正如史沃森所梦想的那样，分析软件为各个行业的设计带来了广泛的福音，如核工业、铁道、石油化工、航空航天、机械制造、能源、汽车交通、国防军工、电子、土木、工程造船、生物医学、轻工、地矿、水利、日用家电等一般工业及科学研究等。
过去，人们在利用计算机进行工程设计时，往往先按设计做一个样机，做完样机再对样机进行分析，分析到问题后，再重新设计。而现在，在CAD设计过程中始终有仿真、分析的功能，无需样机出来后再进行验证，从而大大缩短了设计时间。比如，在设计波音777飞机时，人们已经不用实物模型进行实验，只要在计算机里做一个虚拟样机来进行仿真分析即可。有些情况是不可能做出样机，因此一定要通过分析软件来运作，比如航天飞机在失重的环境下，很难用实物模拟；再比如，生物医学里，不可能把人的身体打开，将实物模型放到人的身体里；所有这些情况都必须用到仿真分析软件。
在30年弹指间，人们常常会有某种轮回之感，史沃森对分析软件的感觉也是如此：“30年前的软件工业只在巨型机上来运作，那时只针对大型公司或小公司提供分时服务的服务公署，有趣的是当今计算领域最大的热点之一是通过Internet为客户问题提供远程解决方案，这正是30年前的业务模式。当然了，今天的软件市场已经大多了，Ansys现在向10000所高校提供软件用于工程培训。仿真现在已经是产品研发过程的核心部分，并且随着对质量、安全性、可重复利用性的重视程度的提高，仿真将会越来越重要。”
“Ansys对研发的投入是22％，这是1993年的两倍，同行业其他公司只投5％～7％的研究开发投入。这也是为什么Ansys能成为在这个行业的领头羊。”（Ansys现任总裁开什曼语）Ansys在这个行业里多年来在技术上一直走在最前沿，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是他们的多物理场分析技术，“这个技术在世界上现在只有Ansys一家所拥有，一般的公司只能做到一种分析，即进行结构强度是否可靠的分析或者热分析，但很多产品往往处于多物理场状态，比如PC机因电发热后，不仅会产生电磁场，还会产生热场，另外还有结构应力场的影响及跌落问题等综合影响，如果只用一两种方式来对其设计进行分析，会导致结果的不准确。比如，现在的笔记本电脑越做越小、越做越轻、功能越来越复杂，不仅要考虑到手提电脑在跌落状态的情况，还需要其他方面的考虑，而Ansys软件对此有着完整的解决方案。
摩托罗拉利用Ansys的电、热、机械等多物理场功能，开发复杂电子产品的小型化设计，对其StarTac型手机进行跌落、电磁兼容性和耐用性的仿真分析，使StarTac型手机的质量只有88克，成为世界上最小最轻的手机。
Maytag公司冰箱生产部运用Ansys进行冰箱概念化设计，冰箱的每一个部位都要经过严格的数值分析模拟，以降低能耗、材料和制造成本，并使其冰箱的电耗只相当于75W灯泡。由于对分析软件的杰出贡献，1995年，史沃森获得美国“研究开发（R＆D）明星奖”，该奖项是美国对研发人员的最高奖，当时获得该奖的仅有50人，史沃森在这50人当中被排在了第8位，而大名鼎鼎的比尔·盖茨却未列其中，而只是以微软公司集体名义才进入到这个光荣榜中。
企业家仅仅是商务表格
史沃森虽然“下海”做了企业家，但30年来，史沃森始终扮演着科学家的典型角色，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是个科学家／技术专家，企业家仅仅是商务表格，这个表格可以让我实现我的目标。”
“我关注程序，它似乎对我说‘我们将把你培养成企业家’，但这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创造、服务、实现，我认为企业家是可能达到目的的手段之一而非目的。”
史沃森几乎没有任何爱好，惟一的爱好就是写程序，只要闲下来，他除了写程序，还是写程序。他无论走到哪里，都要随身携带厚厚一撂纸，这些纸不是一般的普通纸，而是他为自己专门准备的程序纸，只要灵感一来，他就会马上拿出程序纸，在上面涂涂抹抹。据说他身边始终要跟着四五个助手，专门随时调试他写出来的程序。
“他是一位典型的工程师，技术很好，也对技术很执著、很痴迷，他对他相信的东西很有热情，为人也很幽默。”（Ansys现任总裁开什曼语）
我问史沃森：“您认为您为之从事30多年的分析软件事业与您青年时的爱好有很大关系吗？”
他说：“我出生于纽约州一个很小的农村小镇，母亲是学校教师，五岁时父亲死于一次车祸，因此家庭并不富有。家里的三个男孩很小就在街对面的牛奶场工作。我从早晨5点干到早晨8点，然后去上学，下午放学后又从下午5：30干到晚上8：00，夏季我们从早晨5：30要干到晚上8：00。我们很小就懂得了‘时间管理’的重要性。尽管我从‘国立优秀奖学基金’取得了全额学费奖学金，但我还是不得不为食宿工作。我年轻时的经历和以后成功之间的联系是以喜欢的方式进行长时间的工作。当我在西屋时每天只需要工作8小时，晚上，我同时在夜校读书并取得了工程博士学位（1964年至1966年史沃森在匹兹堡夜校获得博士学位——作者注）。至少在前20年中，我每周要工作80小时来开发Ansys分析软件，这种毅力或许与孩童时代的经历有关。”
史沃森虽然认为计算机能为人类做很多事情，相信高科技能为人类解决很多问题，但他个人却“惧怕”这种高科技，为此，他从来不在计算机上编程序，因为他不喜欢敲键盘，他说他一敲键盘，他的灵感会全部飞走，他的灵感只能来自于那些程序纸。
史沃森来过中国两次，公司活动一完毕，他就躲进酒店的房间里，在程序纸上写程序。据说史沃森无论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出访，均不会去游山逛水，但他有一个习惯，每到一地，都要在所住的酒店里买来当地的景点画册，这就等于他已经逛过了这些风景地。史沃森来北京时，也是先买来长城画册，当Ansys中国员工问他要不要去看一看长城时，他舞着手中的画册说：“嗨，我去过了。”史沃森最愿意“浪费”的时间就是写程序。
Ansys的一位中国员工对我说，史沃森和员工交谈时非常健谈，但话题去总离不开Ansys，他戏称Ansys公司是他的爱女，自己车子上的牌子也是Ansys。他虽已年近花甲，但他的思维依然敏锐异常，当他和你说话时，他的思路总是跳来跳去，而且飞得还很快，一般人很难跟得上。
销售压迫，辞去CEO
史沃森对企业的扩展似乎并没有太多热情，他说：“刚出来创业时，我对Ansys未来的构想是发展到5个人，开发高品质的软件。相对于这一概念的成功我并不感觉任何压力，反而感到如何满足客户需求的压力更大，我们共同努力工作、采用新技术。如果说我花了25年的时间将公司发展到150人、3000多万美元，许多人会认为这不是成功。然而我们从未有过不赚钱的年度，我们每年增长20％至30％，员工很高兴得到大笔奖金，非常愉快。客户得到有价值的软件和良好的服务，技术大幅度提高，我认为这是主要的成功。”“做管理最重要的是发现人才，逐渐地将你的想法灌输给他们，让他们去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我规定自己每星期五做管理方面的工作，其他时间做技术工作。”
然而，到了1994年，Ansys的成长也开始缓慢下来，史沃森意识到虽然他能对Ansys在构想、程序设计、客户定位、服务方向等几个方面做出重大贡献，“但随着业务的不断扩大，我发现市场和销售在业务中愈来愈重要，这个领域我未被培训过，我对其也没多大兴趣。我宁愿专注于我的真爱——仿真技术。当我卖掉了大部分股份后（我不再犹豫自己的决定），我减轻了对自己的压力，可以更好地做自己喜欢的事了。许多年前我认识到，如果早晨我不盼望去工作时，就是该改变自己的时候了，所以我进行了改变。”
因此，史沃森主动提出让出首席执行官的位置、卖掉绝大部分个人股票、只保留了19.9％，“进行重要的慈善捐款后，我现在仍然保留10％。”
史沃森专门从Digital公司请来其副总裁皮特·史密斯（Peter Smith做）来坐Ansys首席执行官的交椅，而史沃森自己则主要负责研发工作，成为Ansys最高的技术总监。从此，Ansys顺利地由一家私人公司变成一家上市的股份制公司。
创始人的退出，对Ansys公司的经营、策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皮特确实是一位运作高手，在他接受Ansys CEO这个位置后，为Ansys在经营上带来了一次非常大的飞跃，过去5年，Ansys每年都以20％的速度增长。皮特在运作几年Ansys后，1997年，又从外面请来了另一位企业的运作高手詹姆斯·开什曼（James E.Cashman），1999年，詹姆斯·开什曼又被提升为总裁后，全权负责Ansys的经营与企业管理和运作，而皮特·史密斯先生则一心负责Ansys的投资和并购工作。
已退休了的史沃森大约每月到Ansys公司去一次，“每次3至4天，我保留了董事的职位，我还与Ansys签有咨询的合同，我有一个很小的公司（只有我一人），其章程是为Ansys公司、AnsyS销售商、Ansys用户提供服务。因为我在Ansys工作了30年，我认为这是最好的事情。公司的名字叫‘Swanson分析服务有限公司’，这个名字似乎像Ansys公司原来的名字“Swanson分析系统有限公司”，这一新名字突出了提供服务的角色，而不是系统开发（事实上我们已经开发出了一个，Ansys）。”
非常平易的史沃森在Ansys可谓德高望重，颇受员工的敬重，Ansys员工每天总是自觉情愿地把最好的停车位留给他，即使他不在CEO之位，即使他现在已经退休，均是如此。
“四年前我做了血管成形术，两年前心脏病再次发作，从此以后我开始接受饮食及锻炼医疗监护，并减轻自身的压力。”
“哦现在每天随着太阳升起而起床，上午工作，下午享受位于弗吉尼亚州湖边家园的乐趣。春天来临时，我会乘船在水中度过更多的时光。”
尽管史沃森因分析软件的事业而曾使其付出了众多的心血。健康和一次离婚的代价，然而，当我问他对人生的感受时，他只给我回答了两个字：“满足”。
理念共享
为什么样的洋人打工好？
给外国人打工不是个问题，但为什么样的外国人打工，确实是一个问题。当我写这篇文章时，Ansys正式进入中国市场只有三年时间，这较之其竞争对手晚了许多年，但Ansys却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内，其市场份额已超过了竞争对手。这现象非常奇怪。当我问其原因时，得到的回答无非是技术好、产品新、服务好、投资大、市场工作做得好等能经常听到的说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