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提出的三个问题根本就没有办法解决我的需要，其他记者提出的问题也没有办法解决我的需求，况且允许记者提问的时间又是那么少。因此，晚上的机会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我是万万不能再错过了。
当天晚上，在中国大饭店里，上百名中外企业的企业家参加了尼葛洛庞帝的高峰论坛酒会，由于有本报的参与，所以我也挤着参加了进去。被记者“折磨”了一天的尼葛洛庞帝，只讲了一段很短的有趣小故事，便让人们在一片大笑声中开始了自由自在的晚宴。
晚宴中，不断有企业家走到尼葛洛庞帝跟前去攀谈。我无法踏实吃饭，眼睛不时地溜向尼葛洛庞帝。当我看到尼葛洛庞帝旁边暂无其他企业家“问津”之时，便拽着翻译靳悦走上前，但尼葛洛庞帝看到我手中那一大页密密麻麻的采访提纲，一下皱起了眉头，不客气地说：“不是说好了今天晚上没有记者提问吗？”我赶紧把那张纸揣进了口袋里说，我只想请教两个小问题。尼葛洛庞帝这才勉强地接受了我，但是我并没有在两个问题内打住，而是一环套一环地一下子问了七八个问题，尼葛洛庞帝的回答也很精彩。最后，尼葛洛庞帝感到上了我的“当”，他说：“你总说这是最后一个问题，我已经不信任你了。”我连忙说这次真的是最后一个问题，于是尼葛洛庞帝又回答了我的最后一个问题。
这些问题问下来，我对写尼葛洛庞帝有了谱儿，因此心里很高兴。我走到张朝阳的面前，要求他明天无论如何也要给我一次单独采访尼葛落庞帝的机会，张朝阳笑着说：“你刚才不是已经采访过他了吗？”我说还不行，还必须再问几个问题。几次交道下来，张朝阳开始认可了我，他爽快地说：“那好，你明天一大早就来我的办公室吧。”
于是，第二天早上8点，我又一次来到光华大厦。当我走下电梯时，我发现又有几家电视台的记者等在那里。尼葛洛庞帝将在中午坐飞机离开北京，这会儿却迟迟没有露面，听说他在陪他的夫人吃早餐，我还听说尼葛洛庞帝不大高兴，因为这次想陪太大观光的计划，被左一个采访右一个采访全给搞砸了。
快9点时，尼葛洛庞帝终于来了。他刚走下电梯，一下认出了站在记者队伍中的我，其威严无比的脸上先是诧异了一下，而后，露出一丝微笑，主动跟我“Hello”问好。
等轮到我采访时，我们是在张朝阳个人办公室里进行的，张朝阳给我们做的翻译。为了抢时间，我问得很急促，尼葛洛庞帝回答得也很急促，因此最后我的问题全部得到了回答。
采访结束时，尼葛洛庞帝突然对我说：“如果我做媒体的话，我一定会雇你，因为你是最好的记者”。当张朝阳把这句话翻译给我时，我意外非常。这就是尼葛洛庞帝，他的言谈和思雏总是让人出乎意料。
当我的文章发表后，让我意外的是，外面纷纷转载的不是尼葛洛庞帝对未来电脑和互联网的预言，而竟是我写出的有关尼葛洛庞帝的人才观。一位非常有天分、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年轻人还给我打来电话，要我帮他找到尼葛洛庞帝，因为他想给尼葛洛庞帝打工，他认为他的才华只有在尼葛洛庞帝这样人的手下才能得以真正发挥。
采访时间：1999年1月于北京
尼葛洛庞帝 哗啦啦地狂
1999年1月8日，尼葛洛庞帝（Negroponte）携夫人来到中国访问兼度假。让尼葛洛庞帝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小小的出访竟在北京掀起了一股“辣翻你”似的数字化热潮。尽管这是他第二次访华，尽管北京灰蓝色的天空弥漫着浓重的寒流，但却挡不住北京新闻媒体对他疯长的热情。1月8日，在《数字世界与数字中国》的演讲会上，上百家记者争抢话筒提问的景象让尼葛洛庞帝甚感兴奋和意外。这位为“数字化”披上新文明神圣袈裟的智者曾用他的《数字化生存》一书在两年间震撼过多少中国人？此间中国人上网人数从不到10万飙升到现在的210万。他的力量来自于他的比特“炸弹”，虽然没有形状和重量，但就像比特一样，穿透力十足。
四大预言语惊四座
对Internet文化的“狂妄”般地自信，让尼葛洛庞帝此生充满了永不消逝的灵感和动力，他说，“我3岁时就开始随父母周游世界，这给我的影响最大。而我在21岁时，已经走了很多的国家，于是我自认为我已经全部了解了世界，虽然这种想法井不对，但它却帮助我树立起了信心，让我能无视他人的批评。”
作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及媒体实验室的创办人和主任的尼葛洛庞帝，在美国电脑和传播科技领域里早已是一位具有影响力的大师，他还是《连线》（Wired）杂志最受欢迎的专栏作家之一，而最能体现他的影响力的是他所写的那本《数字化生存》，该书被翻译成30种语言，其精妙而又犀利的见解很快在全世界各地引起强烈反响。
尼葛洛庞帝很早断言：“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信息DNA”正在迅速取代原子而成为人类生活中的基本交换物，这种变化影响将极为巨大；将来电视机与计算机屏幕的差别变得只是大小不同而已；从前所说的“大众”传媒正演变成个人化的双向交流。信息不再被“推给”消费者，相反，人们的数字勤务员将把他们所需要的信息“拿过来”并参与到创造它们的活动中；信息技术的革命将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由于尼葛洛庞帝的卓越远见，使其在1996年7月被《时代》周刊列为当代最重要的未来学家之一。
尼葛洛庞帝来到北京演讲，又放出四大预言：
一，五年之内人们用一美元就能买到PC，那时的PC不是现在的PC，而是一种印刷技术一类的东西。
二，网上的“设备”将多于同民，“人们往往只考虑人们的上网人数，却没有想到一些设备（device）上网，我所说的这些设备不是指计算机，而是指家用电器、温度计、烤面包机等一系列家用电器；十年以后，我们要打交道的可能不是计算机，而是一些家用电器这样的一些小东西。这些小东西将通过网上获得智能化，而且它们之间将相互联接在一起，并构筑一个物质对象的世界，而这样的一个世界在今天是没有的，因此它们之间现在还没有建立起这样的一个联系，我们的实验室正在做这方面的试验，我们所要实验的目的，是要搞出一些低成本的物质并使它们能联系在一起。家电、手机都会上网。五年以后，这些东西将会成为网民的最大一部分，远远超过了人的网民。
三，到本世纪末，将有10亿人拥有电脑，其中的五分之一将上网。
四，2000年年底，电子商务的市场即是一个1万亿美元的市场，“我估计的比一般人估计的要多5倍。之所以有这么高的增长，除了来自商业与商业之间的活动以外，还有消费群体的增长。”
仅为一个梦，奋斗20年
尼葛洛庞帝有一句名言：“预见未来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它创造出来。”尼葛洛庞帝对我说，“20年前，当电脑还是一些又笨又蠢的大家伙时，我便有一个近乎疯狂的梦想：改变人们对计算机的研究方法，当时人们对计算机的研究只是要服务于银行和企业，但是我认为计算机应该服务于普通的大众，用于大众的日常生活，用于他们的娱乐和教育。”
为此，尼葛洛庞帝与麻省理工学院院长魏思纳博士一起建立了多媒体实验室，当时他们的举动很多人都感到不可思议，并被认为是非主流的文化。而如今，该实验室成为当代探索计算机对人类生存方式影响的最权威的研究机构，昔日非主流的文化已经摇身一变，成为今天的主流文化。
在尼葛洛庞帝来京之前，我曾上网查看麻省理工学院多媒体实验室的网页，查看的结果令人目瞪口呆，因为其研究项目异常超前，如会思考的东西、交互式影院、机器理解、智能衣服等，要知道，这些研究成果将会证明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里所描述的未来景象。
尼葛洛庞帝还有一句名言：“要有梦想，就要把他实现出来。”尼葛洛庞帝是带着对高科技无限信念来创办他的多媒体实验室，20年过去后，多媒体实验室成为他“狂”的资本。
“这么多年，我们没有缺少过资金，我们的资金从没有紧张过，我们有超支的时候，但没有缺钱的时候。在20年里，我们已有几百项技术用于企业。我们多媒体实验室现在有400多人，他们有的是摄影师、有的是音乐师、有的是建筑师，等等，这些人都对计算机很着迷。”
“当初实验室只有五六个人，他们的年龄都比我大，但是他们吸引了更多的年轻人，现在整个多媒体项目多达250个，而研究人员达400人。我们不仅用人吸引了人，还用人吸引了资金。这么多年来，我们没有出现过资金上的紧张，虽然有超支的时候。”
尼葛洛庞帝说，多媒体实验室的资金来源于赞助商，其研究项目的资金也来源于赞助商，因此，研究成果不需要靠版权，而是直接送给赞助商，ZO年里，有几百个技术用于企业。另外从实验室毕业的学生出去办公司时，也将一部分成果转化出去。“虽然我们上亿美元的研究经费来自于全世界130个企业、政府机构。为保持其研究的独立性，多媒体实验室拒绝了10倍于上述基金的帮助”。如今，他的多媒体实验室的赞助商遍布全球，共有75家。
痛恨全优生 喜爱“疯”流辈
在谈到什么是人才时，尼葛洛庞帝的回答很出人意料，“我认为人才不是那些学多少知识的人，而是那些能不能承担风险、能不能不循规蹈矩地做事情的人。”
“无论各行各业，在开始之初，都是要经历一个亏损过程，然而真正的企业家，他的目的并不是要盈利，而是要首先占领该市场。企业家最主要的也是惟一的一个素质就是要勇于承担风险。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文化，鼓励孩子们去承担风险的话，这种文化就不可能培养出真正的企业家。”
“我在招收人才时，绝不招收那些每门功课都是优等生的人，我认为那样的人一般往往缺乏创造力，我要招收的是那些既有A成绩也有D成绩的学生，我认为这样的人才有创造力。但社会上一般不太会容忍这样的人，他们无拘无束，但很有创造力。”
“我们多媒体实验室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进来的，只有符合我们的条件的人才，我们才招收。”
“我们在招人时，首先要看他有没有热情。如果有人从大学毕业时考试成绩全都是A，我们对他根本不感兴趣，如果有人在大学考试成绩中A很多，但中间有个D，我们才感兴趣。因为往往在大学里表现得很好的学生，与我们在一起工作时，表现得并不很好，我们就是要找那些由于他们的个性不同，在大学学习并不是很成功的那些人，因为这些人很有创造性，对事物很警觉，反应很机敏，他们可能不被一般的正常工作场合所接受，但是我们愿意接受这样的人。”
说到这里，我反问说，您年轻时是不是这样的人呢？尼葛洛庞帝说了一声“Yes”（是的）而后又说：“刚才你提到的那个麦戈文（ID总裁）也是这样一种人。”
尼葛洛庞帝从小就醉心于艺术和数学，在大学时代，原本主修建筑的他，后因进入研究所从事计算机辅助设计的研究，而一头栽进了计算机科学领域而无法自拔。因此，尼葛洛庞帝对真正有创造性人才的特点掌握得了如指掌，他指挥着一帮天才“疯子”有力地创造着未来的梦想。
“从我们实验室出来的人，没有出现过一个富翁。与比尔·盖茨相比，我们连其财富的百分之一都没有。但我们当中很多的人拿着实验室的工资，同时也为外面的企业做顾问。每年也有25％的人员流动，现在是10％，两年以后，我们将计划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招人。”
这些人才一旦符合条件被招进实验室，尼葛洛庞帝就不再管他们，“我们对这些人从不管理，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也不给他们任何压力，不仅不管这些人是否在家上班还是在实验室里上班，（我们这些人在工作状态上是比特加原子式的——尼葛洛庞帝语）甚至不管他们一年到底出不出成果，也没有任何业绩考评。但是这些人往往常常不呆在家里，他们却更有兴趣到我们的实验室大楼来工作，因为那里有很多有趣的人，我们是人吸引了人。当初我们建实验室时是靠人吸引人，不仅是人吸引了人，还让人吸引了资金。现在也是如此。”
谁是数字流浪者？
尼葛洛庞帝说，“我1984年就开始使用计算机，当时用的是苹果机，我输进一个字，它就关机一次，计算机输入的速度是250K／秒，而我现在用的笔记本的速度是400兆／秒，只要我把它插到电源上，它就会不断地运作。我在这儿不是在批评微软，而是在举一个例子，微软几乎所有软件的新版本都比它过去的要糟糕一点。我们重新来提这个话题，我们要让计算机的功能和作用来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可以让计算机的造价非常低，可以在100美元以内。如果这一点实现了的话，对许多国家，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而言，这种成本阻碍就会没有了。”
“另外一个障碍就是通信的障碍，通信服务质量越差的地方，往往越贵，这种规律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我在非洲打市内电话一小时要10美元，长途电话一分钟要花10美元；欧洲电话新的收费政策，完全违背互联网发展的政策，因为他们把电话收费改成按时间收费。正确的做法应按容量收费，应方便地用互联网，这才是符合互联网发展，这才能赚更多的钱。”
“如果有互联网的文化、合理的定价、再加上互联网的经济模式，互联网的使用和数字化将会有巨大的增长，而这种增长不仅体现在娱乐上、还会体现在电子商务上。”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中间人会被取代。一斤西红柿如果值50美分，菜农却只得到5美分，其他的钱都让包装、分销过程给消耗掉了。如果你有一个好的供货系统，比如在比特世界这个中间过程就不需要，你如果通过网上买股票及在网上订飞机票，也不需要中间商了。”
“如果要发展数字化，我的一个建议就要重视小学教育，如果不重视，到了大学再教育，这个过程是不应该走的。另外一个建议是制造低价的计算机，今后五年，在我们的实验室里我们就要实现一美元造价的计算机。”
“互联网文化最主要的好处就是不可控制，也就是说让人们自己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表现在娱乐、信息和教育方面。在互联网上，国家的概念将不是那么重要。”
在尼葛洛庞帝眼里，Internet代表的是一种新文明、新文化，其特征是：一，对小的事物特别崇拜；二，地下经济，不遵守规则；三，对权威健康地不尊重。
尼葛洛庞帝把物质世界称之为原子世界，而把数字化社会或Internet网络社会称之为比特（bit）世界，他认为这两个世界的经济特征完全不同。比如他制造一台烤面包机，要从制造、加工、运输后才能送到市场，但在卖给消费者后，他自己手中就没有了烤面包机，如果再卖给其他人，他还要重新组织原料，加工生产。而比特世界却完全不一样，“当我把一个比特卖给你时，你拥有比特，我也拥有比特，就像是人的思想，虽然告诉了你，但我仍然还有，另外在大规模制造比特时，几乎没有什么物质消耗。这就像微软的软件，在大规模制造里，其物质消耗非常低，因此可以非常容易地进行大规模生产。”
21世纪人们处于数字化时空时，让尼葛洛庞帝最担心的一件事是有些人数字化了，而有些人却没有数字化，也就是说有些人有信息，有些人没有信息。没有数字化的人尼葛洛庞帝称之为数字流浪者或数字盲。从美国的情况来看，数字富有者往往是两群人，一是儿童，因为儿童往往爱用电脑打游戏；另一群人是老年人，因为老年人与儿童往往有着相似之处。而那些数字贫困者，往往并不是没有受过很好教育的人，也并不是没有很好的经济能力的人。“但这群人在美国正在迅速地减少。”
在说到其他国家时，尼葛洛庞蒂指出，“在很多国家有一个很大问题是，那些国家政策、法则的制定者和管理者本身就是数字流浪者，这是那些国家数字盲减少缓慢的关键因素。”
“北欧比美国更加数字化，芬兰60％的人都在网上，挪威上网人数比法国还要高，只要算一算计算机密度，北欧占有量高，向南走，到西班牙和地中海，会骤然下降，但其文化却是非常数字化的，如拿意大利来说，他们的文化就是数字化的文化，因为他们对小事物特别崇拜；另外他们有地下经济，不遵守规则，很多交易是拿现金来完成；第三，他们对权威健康地不尊重。这些都与Internet文比非常相像，所以它的文化是数字化的文化。如果你看到法国、德国、奥地利数字化程度远低于芬兰，你就会问为什么，尽管北欧国家富裕程度差不多，但是数字化程度却不一样。墨西哥和智利在今后两三年的发展将会使得每个人都非常吃惊。”
尼葛落庞帝还介绍说：拉丁美洲国家和地区发展得非常快。与亚洲相比，日本和南韩、台湾尽管在制造业上非常发达，但是在文化上却是一个非数字化的文化，因为他们是一个金字塔结构。Internet语言对东方人不是特别地友好，所以要让亚洲改变非数字化的文化，将会像拉丁美洲一样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中国却是一个例外，最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人非常注重教育，中国人对Internet有热情，因此中国会在数字化领域走得很快。惟一影响进程的是计算机造价太高和上网费太贵。”
尼葛落庞蒂认为，“Internet不仅在美国会有很大的作用，对发展中国家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Internet可以使发展中国家跨越很多阶段，如运输方面、生产制造方面、库存方面都可以跨越出一些传统的方式。电子商务的安全问题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管理问题。这是要由政府来决定的，如对隐私方面，商务方面的安全。”
理念共享
诱惑值多儿钱？
近年来有一个巨大的诱惑一直飘荡在华尔街的上空，这就是数字化经济浪潮（或者说网络经济浪潮），尼葛洛庞帝那句“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便是美国人对数字经济崇拜的再好不过的诠释。然而在数字化经济向我们每个人遥遥招手之时，我们不应该忘记金融大玩家索罗斯的那句真实的感言：市场是有缺陷的。
市场有缺陷，因为它并不完全理智，华尔街上的市值也不完全地理智，只要看一看，像Yahoo！这样的IT股票市值持续“高烧”之状态，我们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股市市值很值得玩味，因为它牵扯到资本的律动、资本拥有者的理念和心态，更牵扯到当今美国的人文倾向。
任何一个国家的股市市值都不完全是理性的产物，尤其是在经济转型变动的日子里，股市往往被抹上了一层浓厚的感性乳汁，感性介入越深，价值与价格往往背离得就越远。
中国IT业第一经济观察家姜奇平先生认为：“数字时代的价值具有挥发性，挥发性的根本来源，是信息使货币的价值发生了相对化的过程。”
挥发性的提法很形象也很到位。这让人想起马克思所用过的一个词：相对价格。在工业社会这种相对价格的涨落是靠供求关系来拉动，在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转换过程中，其相对价格的涨落却不仅仅是由供求关系来拉动，它还受感性因子的制约。因此，在IT股市市值里，存在了很多的泡沫成分，它来自于人们的期望值和价值认可的情感及资本的涌向，这种期望值和价值认可所造成的资本涌向力度，是一种诱惑力的体现。
像Yahoo！这样的股票燃烧出来的泡沫让人感到这种诱惑力似乎能“力拔山兮”，但我们不应该忘记的Yahoo！成长于美国的环境之中，因为只有美国对数字经济具有最浓厚的认可，尼葛洛庞帝此次来华言行更加深了我们的这种印象。在当今的美国，与尼葛洛庞帝对数字经济有共识的学者、企业家、资本拥有者、政府官员的人数可谓多如牛毛，他们吹出新经济的幻想，也在创造新经济，并为新经济四处开绿灯，还把这种新经济的种子向全世界浇灌播种。由于方方面面的良性拉动，新经济进行了良性循环，并为美国经济增长打开了一个出口。1998年美国经济增长的很大部分就在于此。这正是美国经济增长魅力之所在。
索罗斯有一句名言，即股市是不可依赖的。如果有人拿华尔街上的指数来对企业的状态进行绝对指卢、，就会走入歧途。像Yahoo！这样的股票还能上扬多久，值得疑问和关注，因为它不仅表示企业本身的发展，还代表了美国人对数字经济的热情和推动力度。
虽然资本开始为数字经济发疯，但是资本疯狂是有条件的，马克思曾这样描述说，如果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加快运转；有100％的利润，资本就会铤而走险；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冒绞首的风险。
获得最大利润永远是资本律动的精髓。我们看到1998年戴尔公司股票也高高挺起，而戴尔公司并没有什么太高的高科技，也没有什么数字化经济先驱们的身影，而是因为戴尔送给股东的回报在所有计算机厂家中是最大的。高利润让资本纷纷向戴尔公司抛媚，这正好诠释了资本的真正“心态”和动力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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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曼 让BEA闪电发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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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曼 生年：1947年／学历：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硕士学位／现任职务：BEA创始人、BEA首席执行官／创业感言。在开始策划时，最困难的是怎样能限制你的焦点。
第一印象
1998年2月我来到美国硅谷的中心——圣荷塞（San Jose）市，见到一位已在这裹扎根很久的大学同窗，她说，美国人常把硅谷人挣的钱叫“新钱”，因为硅谷人常常用新技术来赚钱。硅谷里一家叫BEA的公司所挣出来的“新钱”却没有靠创新技术，而是靠了一个很好的策划，便在短短两年内成为全球中间件的领先者，美国《Technology》杂志对此惊叫说：“技术不是新的，创始人也不年轻，为什么BEA成了最热的一家软件厂商？”
BEA闪电般发迹也深深吸引了我，为此我花了很多时间“泡”在BEA公司，也花了很多功夫“泡”在中间件领域。
2月中旬的圣荷塞市不时会飘洒下抹着几许春意的毛毛细雨。在充满欧洲古典浪漫色彩的著名的费尔蒙特宾馆（Fairrnont Hotel）大会议厅内，正热气腾腾地召开着BEA全球用户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BEA的创始人比尔·卡尔曼（Bill Coleman），卡尔曼当时在脖子上挂着一根蓝色的长绳子，绳子上栓戴着身份卡，显得很是意气风发。
卡尔曼看上去很老实，但很有“野心”，他说：“我是一个比较习惯面对目标的人，每10年立一个目标。”1989年他立下一个目标：“1997年我一定要成为我自己公司的CEO（首席执行官）。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不想到60岁之后就从企业舞台上退下去。”
后来，卡尔曼来到中国访问，因此，我又采访了一次卡尔曼，这次卡尔曼给了我三个小时，因此我有机会问出了一些很细节的问题。采访到最后，我发现他的额头上冒出了汗，但他依然笔直地坐着。
BEA市场部经理苏颖事后对我说，卡尔曼那天接受完我的采访后，问其亚太区总裁郝大卫：“她怎么会问这么多、这么细的问题？”
这位“老实人”可能没有料到，吸引我如此深究的动力来自于他那与众不同的思路和其漂亮的运作，我想，这不仅会吸引我，也会吸引其他的中国人。后来，果不其然，当我的采访文章写出来以后，有些人给我打电话，说BEA的运作思路很给他们启发，还希望了解一些更深的东西。
采访时间：1998年2月，1999年5月
卡尔曼 让BEA闪电发迹
翻开计算机的发展史，不难发现，那些注定要吃这一行饭的企业之所以能够发迹起来，总是因为抓住了这样或那样的机遇。而三年前没有任何资金、没有任何产品、没有任何技术、只有三个人的BEA，却因“炮制”了一个极好的策划，而让机遇放大了脚丫，奔跑而来。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内，BEA在全球21个国家建立了42家办事处，员工发展到820人，其主打产品在全球市场上已占到了39％。
美国人有一句谚语：“当一个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时，整个世界也将为之让路。”而BEA的发展正好应验了这句话，其创始人在创业前雄心勃勃地想要吞噬一个空白市场，即中间件市场。
大企业一般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即大企业用了大量的大型计算机系统，但这些系统却彼此独立、不能相联、也不能共享各自的资源。这便需要一种软件将其所有应用联在同一个平台上，以使企业能够共享资源，这样的软件就叫中间件（Midware）。
有些大公司虽早已动手生产中间件这种产品，如IBM、Novell、DEC（DEC公司现已被康柏兼并）等，但这些公司没有估计到该市场的巨大潜力，而BEA三位创始人却认准中间件将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并估计在未来五年内，这一市场的总值将会有80亿～100亿美元，“可以说这一数字是非常地激动人心，也是一个很大的机遇。”（卡尔曼语）
其实，那时很多非常出色的技术人员都富有远见地预见到了中间件未来市场的威力，并盼望能一展身手已有很多时日，但没有一家公司来真正专门做此事。这为正在找机遇起“飞”的比尔·卡尔曼铺上了一层红地毯。
卡尔曼所就读的本科及研究生都是计算机科学专业，并在日后的工作中表现出色，曾参加过很多非常重要的产品开发工作；80年代初卡尔曼为第一家PC公司Visal工作时与软件艺术公司联手开发了第一个计算机的算账单；管理并开发出第一个PC机Windows系统Vision，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微软公司与苹果公司所开发的Windows及Macintosh之前。卡尔曼在Sun公司（太阳公司）任软件部副总裁时，专门负责管理软件开发工作，Solans的开发过程中便有他一份汗水。
“我是一个比较习惯面对目标的人，每10年立一个目标。1989年时我立下一个目标：1997年我一定要成为我自己公司的首席执行官（CEO）。1993年，我认识到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离开太阳公司，当时我任Sun软件分公司（Sunsoft）副总裁也已好几年，但我决定要继续向前迈出不同的一步，但具体怎么做当时我也不是很清楚，所以我请了长假。”
在假期里，卡尔曼理清了自己的思路，坚定了信念，最后，卡尔曼终于从Sun公司的大树下走出来，去购买自己梦中之旅的第一票，没有想到他一出门便遇见一个明亮亮的灿烂机遇。这个机遇首先在于他找到了两位非常合适的合伙人。其中的一位合伙人是艾德·斯考特（Ed·Scott），他曾经是著名的金字塔公司的执行副总裁，并分管全球业务，有着很强的销售才干；另一位是艾弗瑞德·庄（Alfred Chuang），这位聪明的美籍华裔曾在Sun公司的另外一家子公司里做首席技术官，有着很强的技术才干。
“我要在大公司介入之前，在这个市场里建立起长期的领导地位，所以我们的管理队伍很重要，我之所以选择艾德·斯考特，是因为我们公司的业务对象是企业软件，这便要求有一位了解大规模销售、并能与大客户洽谈生意的人。而艾德·斯考特则是最佳人选。我了解艾德·斯考特，1984年我就认识他。之后，我又决定要有一个最好的技术人选，技术人选必须对客户机／服务器计算及专有系统的计算相当地熟悉，并不是很多人对这两种系统都很熟悉，而艾弗瑞德·庄是最佳人选，我认识他也有好多年了。”
“在开始策划时，最困难的是怎样能限制你的焦点。当我们几位在看市场时，我们看到了交易处理中间件市场的需求，我们也看到了为新的应用所提供的转换工具及其他一些开发工具，这些对我们都很重要。而我们之所以最后选择了中间件，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交易式的中间件是企业应用的一个基础，它可以让我们做最多的生意，可以让我们与客户之间建立起长期的工作关系。如果只是卖工具，卖完了我们与客户的关系也就完了，那么我们与客户就不能保持长期的关系。”
三位创始人组合在一起，无论从管理、技术，还是从全球业务，均能取长补短，形成一个很有力的整合体。对那些拿着大把绿花花的美元、四处寻觅投资机会的美国金融资本家而言，信誉、经验。市场潜力似乎就可以叩动他们的腰包了。
融资是美国许多IT业常见做法，但企业往往用一项非常好的技术或产品来博得风险资本家的青睐。但BEA没有自己的产品，也没有任何固定资产可以用来做抵押，他们只想靠一纸计划来叩动资本家的心，最后他们成功了，竟然融到5000万美元的巨款（这则故事我曾讲述给国内的一位金融专家，他却大摇其头，绝不相信这种作法能够获得成功，认为这仅仅是个故事。——作者注）
三位合伙人整合出自己的定位后，准备开始找风险投资商，“我们知道大部分的融资公司并不提供资金给一些起步公司进行大型收购活动，而通常只给产品开发提供资金，先是给二三百万美元，等产品开发出来后再去提供额外的资金。但我们知道有两家投资公司的做法与众不同，他们不仅提供产品性的资金，而且也为整个市场提供资金，这两家公司都在纽约，其中之一就是沃博克·频克斯（Warburg Pincus）公司。但我们当时并不认识他，我们只将目标锁定在这两家投资公司上。然而，在我们还没有开始行动前，沃博克·频克斯公司的总经理比尔·真卫（Bill Janeway）先生却给我打来电话，问我是否有兴趣在其所投资的某一家公司里去任总裁，他当时还不知道我已建立了自己的公司——BEA，后来他听了我们的想法及构思，非常感兴趣，因为他对于这种企业软件一直很有兴趣。”
1994年8月至12月，卡尔曼与比尔·真卫见了6次面，主要是交换意见、更新他们的商业计划。四个月后，比尔·真卫同意提供资金来供他们做研究。“1995年1月，他们提供给我们75万美元，我们在6个月之内完成了这一计划。这6个月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因为我们做了很多深入的研究。我们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红皮书，包括市场分析、企业软件方向及BEA如何能跟着这个方向成长起来。另一本是蓝皮书，包括商业模式及计划。两个月以后，这家公司同意提供给我们5000万美元。”
有媒体说BEA仅凭325页的商业计划便得到了比尔·真卫的5000万美元的投资，但后来来北京访问的比尔·真卫亲口对我说，BEA能得到投资并不仅仅凭着这纸计划。“因为这一计划是我与BEA三位创始人一起工作几个月之后做出来的，此间我对他们的判断能力、经验、知识等各个方面有了更深的了解，并更增加了信心”。（比尔·真卫语）
资产重组指的是将各种生产要素集合在一起，用优势资产来发展生产，扩大市场占有率，最后取得利润。好的资产重组往往是以较小的投人取得资本利润率的最大化。BEA在融到资金以后，便大张其口，以极快的速度不断吞噬着与中间件有关的一切要素：技术、产品、技术人员、生产人员及经销商，从而在开发、生产、销售各方面快速建立起了一个较为成熟的全球网。
他们第一个要吃进的是全球著名的Novell公司手里的中间件产品Texeao。大公司收购小公司的产品已司空见惯，但仅有三个人的小公司要想收购赫赫有名的大公司的产品，是否有点像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狂想？另外，Texedo产品最早是在贝尔实验室为AT＆T开发出来的，早在80年代末期已推向市场，后来被Novell买去，在市场上已被高度认可，业界厂商在做TPMC（Throughput）值试验时，前20名的世界级厂一家有十七八家用的是Texedo。“世界硬件厂商在做TPMC值测试时，95％以上是用Texedo”。（卡尔曼语）
因此，尽管Novell没有意识到中件间市场上的潜力，也尽管Novell无意在这一市场上“穷兵黩武”，但Texedo这一品牌在市场上的一路火爆让Novell实存不舍。BEA为此投入了最大的力气，“从一家大公司买下一个成熟的产品并不是一件很容易之事。”（卡尔曼语）
首先BEA付给Novell一大笔美金；其次BEA与Novell有着一份很好的协议，这个协议对两家都很有利，根据该协议，虽然Novell没有了该产品的自主权，但还有权卖该产品，双方由此都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于是，Novell决定把Texedo卖给了BEA。
经过一年的运作，1996年2月，BEA终于得到了Texedo及其技术人员。随后，BEA便吹起了向中间件市场迈进的急促号角，并快速买下了25家经销Texedo的公司。“这些运作都是在短短的数月内完成的。我们收购的销售及分销Texedo产品的公司中，有很多都是很有威望的，由于他们一直在卖Texedo，所以彼此间很有共同语言，很容易沟通。”（卡尔曼语）
在收购Texedo一年之后，BEA又从DEC手中买下了两个中间件产品。至此，BEA公司有了一整套完整的有关中间件的解决方案。
由于市场定位的成功、融资的成功、收购的成功、运作的成功，使得BEA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公司之一”。据介绍，1997年4月BEA股票刚上市时，每股只有6美元，而在我这篇文章收笔之时我得知其股票已上升至90多美元。这让当初投资给BEA的大股东的当家人比尔·真卫乐开了怀，因为“他们现在手里握着的BEA的股票价值已是他们当初投资的100多倍”。
风险资金虽好，但也并非多多益善，吃多了有时也会撑坏了胃。融多少钱是一门学问，也是一个有规则的游戏。投资商看好BEA之前景，想继续增加投资，却被三位创始人拒之门外。
卡尔曼说“第一年我们用风险投资商投入的5000万美元来收购了一些公司、招聘公司员工，但我们很快便断了奶。”
尽管投资方还想要继续增加投资，但BEA决定断奶，“一般来说，从风险投资商那儿借钱，更加昂贵，如果我们再继续接受额外的风险投资，则会冲淡每一个股东所掌握的股票比例，所以我们最后决定走向股市，我们想从所卖的股票中集到资金。”第二年年底BEA的产品获得利润，卡尔曼决定上市。于是BEA掌握了银行信贷2000万美元，同时用1.1亿美元的债务来支付今后三年新产品的开发。第三年，BEA在股市上又募集到3300万美元，其下半年，又筹集到1.17亿美元，因此到了第三年年末，即到1998年1月，我们掌握的现金数量已达回亿美元，而债务只有4400万美元。”
投资商比尔·真卫对我曾经说：“我曾决定将5000万美元的投资增加到9000万美元，结果没有成，因为BEA公司上市了；另一方面其业务发展得特别好，所以投资没有增加。但对BEA的投资是我们投资中的一个最成功的模式，也是一个在刚起步时我们进行投资最大的一家公司。”
“在股票市场上，BEA目前一共有7100万张股票，当初为BEA投资5000万美元的频克斯公司拥有4200万张股票；我掌握了250万张，另两位创始人各掌握170万张，除此之外随着我们公司的发展，我们还有期权股（Stock Operation），但数目不是很大。”（卡尔曼语）
快速发展如果没有好的管理，企业也会脱水跑肚闹毛病。硅谷既不缺技术也不缺钱，但却缺管理，卡尔曼用钱先请来最高层的管理人员，然后再逐级聘用好的人才，卡尔曼相信只有好的管理队伍才不致让BEA这支快速上升的“火箭”在半空中脱轨坠落。
“我同意比尔·盖茨的一个理论，即在IT这个领域里发展最快、最成功的企业老板必须既懂技术又懂商业。计算机这个行业发展得太快，领导人必须有很强的技术背景。”“我原来从事过很多研究，但现在我个人不直接从事研究，但我首先可以帮助大家理解我们的软件开发方向，我可以与我们的高级开发人员一起来探讨今后发展技术和商业方面的利弊问题。”（卡尔曼语）
“在硅谷，很多公司往往有很多很好的技术、财务管理得也很棒，但在管理和市场上却往往缺乏经验。”（卡尔曼语）
卡尔曼不仅在技术上是一位行家，在管理上也有一套自己的思路，他最崇尚惠普创始人戴维·帕卡德对公司管理的方法，他说：“惠普公司建立的基础是非常巩固的一整套的文化及价值观，这使惠普公司在未来的发展超过了他本人所能推动发展的力量。”
卡尔曼认为一家公司要想发展成为高质量的公司，必须要建立起一套强有力的核心价值来引导他们的管理。“我们从开始创办公司起，BEA管理层的每一个人都分享着这样的价值观：‘客户是我们的核心，这超越了其他所有的问题。’客户是我们最为重视的方面，在公司里所有的系统都围绕着这个中心转，以使它能够得到最优化的解决方案，如给客户提供最有价值及最好价格的产品。我们的客户能不能成功完全取决于我们的工作，所以对我们BEA来说，把客户放在第一位是我们最重要的价值。我最重要的一个责任是向新加入我们公司的每一位新人传递一个很清晰的信息，即我们的核心价值是什么，我们公司的宗旨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