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都认为买礼品是最花费钱的，那些礼品制造商似乎最知道它的必须，因而下狠心狠狠地宰不得不送礼的人。可是，假如勤于奔走，我们依旧可以发现许许多多物美价廉的东西。一九九○年末，正值我钱囊羞涩，然而郝却偏偏打来电话，要我无论如何也要参加他的婚礼。那时，我手里只有25元钱，可郝与我的兄弟之谊已长达21年，我必须去，必须有祝贺的表示。最初，我只是不抱希望地上街转转，大点的横匾和装饰画都需要65元，一整束玫瑰要50元，一只玩具熊63元。但是第二天的游逛，终于使我发现了一件漂亮大方而有趣的电动玩具，三只小鸡爬楼梯，才17块钱。随后，我又用剩下的钱，买了五根货真价实的孔雀尾翎，还有两串刺儿红，一只迎春和一线牵牛花，并把它们绑在一起，放进一只纤细的白花玻璃瓶中。看起来，像是80元左右的礼品，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不会与别的佳宾送的礼物相雷同。婚礼那天，是个寒气逼人的日子，但那几缕蓝光闪闪的孔雀翎子，却借着婚房里点点阳光，脱去一路的寒意，渐渐挺立张开，醒人夺目地拥在朵朵小花之中。桌旁爬梯子的小鸡，吸引了所有晚辈小生。
二十四岁的时候，人人尚有着秘密的人生设计和心愿，但是，我们收入的状况却很难满足它们。可如果它们能使我们有一份欢乐，那么就别怕多一份破费。中国大酒店的周，月薪1600元，但她仍要每月花去600元，去六次卡拉OK，登台演唱。我问她，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愿望，她说："第一，花钱买舞台，展示自己；第二，年轻人就应该放声歌唱。"
有时候，女朋友和妻子并不在意我们的礼物有多重，她们只需要一点点，只要能代表我们的关怀和爱意，一个价值连城的注视和微笑，一个电话，一枝小小的绢花和胸针就和倾城的财宝没有太大区别。如果她站在柜台旁有所犹豫，那么买下她注目的东西，假如100块钱可以为她买来欢乐，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吗？如果她是个好女人，有了这种欢乐，她就会怀有感激和我们一起度过随之而来的几个腹不果食的日子。有过快乐的人，代价并不算什么。
▲ 精神胜利法并非一文不值，它常使我们发现自己拥有而又被忽略的东西--清洁的衣服，老式脚踏车，几本好书，一段情，五六个知音和随时可以提取的时间。
在和平年代，我们大多数人并非一贫如洗，特别是那些有着稳定职业和客居在父母家中的人，如果非说自己一无所有，那可能是指精神的荒漠。一个人被紧张的日子所征服，心态受到严重的扭曲，当他毫无情感地环顾四周时，他就感到一无所有，没有一点可以值得"阿Q一下"的东西，既不珍惜自己的精神财富，也不爱护自己的身体。
实际上，精神胜利法有着维持心理健康的好处，并非一文不值。虽然我们不必像被曹丕批评过的那样，认为"家有弊帚，享有千金"，但是却可以如鲁迅一样，"敝帚自珍"，发现一下自己富有什么，然后好好珍爱他们。
我们发现，自己至少有一身不算时髦但却清洁的衣服。尽管走进四星宾馆会感到超豪华设施带给自己的无地自容的压力，可那里毕竟不是我们天天出没的地方。在其他场合，这身衣服并不显得寒酸。我们去公共食堂，去中档餐厅，去运动场和电影院，去赴老朋友的约会，它都很适合。我们不用在每次出发前苦思冥想地排练，觉得哪件衣服都不算合适。看到穿着5000元的西服，上了汽车连坐下都怕弄脏衣服的人，我们很可怜他们。我们一时贫寒，却有幸没有使自己沦为衣服的奴隶。
我们发现，自己有一辆老式脚踏车，从重庆骑到北京要花掉我们50多天的时间，就算在市内奔忙，也难说不会被骤然袭来的一场山雨和看不见的尘埃弄得皮肤发痒，还有赤日炎炎的焦灼。可是，我们用不着为何时给它加汽油而担心，也无须交什么养路费，车祸的可能性也不算大。那些拥有飞机的老板，有着比飞机更大的麻烦，而我们只是骑着自己的家藏破车，像堂·吉诃德骑着他的瘦马，走自己的路。我曾经三次从北京大学去房山县云水洞，所乘工具一次是汽车，一次是火车，还有一次是自行车。第一次简直虚无得很，从起点到终点，匆匆而去，匆匆而归。第二次我们必须先骑车到永定门火车站，然后乘火车，由于我自作聪明，男生被送上了去周口店的火车，我领着女生上了直抵目的地的列车，然后一路惊险。可我觉得那才是生活。现在，那些女生都已结婚生育，但每当我回想起那个朴素的岁月，还一直不能忘记那些穿着洁白的连衣裙，在薄薄暮色中无辜受罪地跟着我走进野山坡的女孩子们，也忘不了第二天在孤山口与男生相遇时的欢腾。第三次是我自己，献了200CC血，换了90元路费，只身去十渡和山顶洞，路经云水洞。那是四月天，我骑着破车，在漫漫无期的盘山路上感到醉心的静谧，在寒水冷月中的深夜，体尝着山里的风。我在云水洞小宿了一夜，静静地想起两年前的往事。尔后又去周口店，与老祖宗和农民们厮混了几天。有时候，人们游览风景变得像是在赶赴人潮拥挤达到摩肩接踵程度的足球联赛场，而不像是去感受自然荒野的寂静和纯洁，他们打算在最少的时间里看完最多最美的东西，匆匆地拍照，匆匆地跳下旅行包车，又匆匆地跑回旅店，蒙头便睡。他们走过很多地方，却没有增长灵性。可是，脚踏车却可以使我们感受到老式生活中那种厨房伙计的充实。
我们又想到，自己有几本好书。那是我们生活发生深刻转变的几个催动点，有一些闪光的人物以及里面细腻的篇章是我们熟悉的。有时，一看到它们就想起往事--童年的终结，青春期的探知、受过伤害的爱情--继而，我们发现，从前的记忆也是一笔可观的财富。里尔克在给一位青年诗人的信中这样说："如果你的日常生活是贫乏的，你怪不得它。你应该怪自己还不够像一个合格的诗人那样，唤醒它的财富。因为，对于创造者来说，世界已没有贫乏，没有贫乏而无关紧要的地方。即使你蹲在监狱里，它的墙壁使你听不见世界的喧嚣，那么你不是还有自己的童年这笔精美珍贵的财富，这座记忆的宝库吗？"是的，即使我们不幸生长在上海里弄最破烂不堪的地方，我们也不会因为童年的贫寒而没有一个美丽的日子，如果真是那样，我们恐怕早已成了残酷的打劫者，站在强盗的行列之中。然而，我们没有那样，也没有自杀，在我们最为无聊的时候，还是站在纺纱机前，在噪音严重污染的车间里受着文明秩序的约束。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有过夹杂着美梦和零星快乐的时光。
我们还有五六个要好的知音。还有充裕的时间，它不能像钱一样储蓄，却可以随时在生活中提取。还有洋溢的思想，也许大亨们原来也有，后来渐渐遗忘，也许那些走红的艺员从来没有，只有一张父母遗传的好脸，我们可以在肚腹中咯咯地笑他们造作，再笑笑那些不知道叶利钦是何许人也的小业主们，他们是贫穷的财主。
我们发现，自己有许多劳动成果。尽管作出它们之后，我们再没有拥有它的机会，或者按照某个更为合理的标准领取创造它们的报酬，可那毕竟是我们的杰作。法拉第在进入皇家学院前，介绍人告诉他，科学研究要付出极大的劳动，而所得却甚少，然而这位伟大的化学家却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工作本身就是一种报酬。"我的好朋友陆，本科毕业后没有马上去作厉以宁院长的硕士生，而是向研究生院打了先工作两年的申请报告。也许当年的300元月薪并不符合他在北京制呢厂销售科的操劳，他可以马上拿到学位，毕业后谋个更好的差事，或者去美国。可是他告诉我，他不打算马上离开这家工厂，因为他亲手制订的方案还没有完全实现，"尽管才300块工资，但你看到一个集团在自己的计划下运转，那种快乐就是补偿"！后来，陆上完研究生，又回到制呢厂。一九九七年，陆二十九岁，却成了这家国有大厂的厂长。
这样想下去，我们简直就是个富翁。我们不过只是用暂时的陋具在栖息和云游。我们采用这种离生活更接近的方式，完全是因为我们想把事情看得更真切些，得到更原始更真实的厚重感，这正如坐在坟地的荧火中所感到大地上曾经劳动、歌唱、生育过的人们真的一去不返的历史感，远远超过我们坐在火葬场烟囱旁边得来的一样。现代化有现代化的特点，但虚无是它致命的弱点。当我们发现我们有的，比如劳动成果带来的欢欣，大亨比我们更多的时候，我们不必沮丧。因为我们的成果最容易被我们察觉，我们看到街市的人们穿着自己设计的花布，或者喝着自己灌装的饮料，我们的自豪就比非得抱着一叠烦人的资产损益表才能从枯燥的数字里发现成果的百万富翁，来得真切。我们的财富是直观的。
▲ 伟人也曾有过和我们一样的贫穷，甚至比自己还惨，所以不必自卑。另外，真正折磨我们的，往往不是伟人们也曾有过的贫穷，而是他们曾经避而远之的金钱贪欲。
M·C·Eschelr一八九八年出生在荷兰一个水利工程师的家里，中学时曾两度留级。后来，他由学习建筑，转而专攻绘画，但老师对他的评语是："缺少青年的心境和朝气，不是一个完整的艺术人。"不过，Eschelr锲而不舍，周游欧洲。假设他按照传统的方式，在肖像和动物画中继续努力，他很有可能在同时代的版画家中，夺得一席体面的位置。但他没有这样做。他的画越发心理化，越发突出画面中的潜在冲突，越发热衷于对规律性、数学结构、连续性、无限性的描绘。他不再坚持在外部视觉中散发美感，而是在一条前人没走过的道路上探索，因而他失去了评论界和拍卖商的兴趣，而且知音无几。一直到本世纪五十年代，Eschelr的画才被数学家、物理学家、结晶学研究者发现，因而走红火暴，使他大发其财。但此前的漫长岁月中，Eschelr一直过着水平线以下的生活，经济上完全由父亲支持。
一七九四年一个阴沉的黑夜，二十五岁的拿破仑沿着塞纳河堤心情沮丧地走着。孩提时被贫困压迫，年轻时受政治迫害，现在他离开了军队，身无分文，几乎想带着二十五年的辛酸往事，投入一江寒水。
大作家W·福克纳因为生计问题，小学五年级辍学，去作房屋油漆匠和洗盘子的杂工。他一度梦想上大学，可是一年级就因为语言考试不及格而被迫退学。后来，他在密西西比州一个小镇，谋到了邮政局长的职位，但因为他总是把邮件搞得乱七八糟而引起了群众的愤怒。直到二十五岁之后，福克纳才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走上了后来使自己富有的写作道路。
杜鲁门总统在青年时期的穷途困境，更令人难以忍受。由于视力不佳，他没能进入美国西点军校，他在药店、银行、装瓶厂、铁路调车场等等十几个工种尽心尽职，境遇却很长时间没能更改。林肯和孙中山，还有许许多多大人物也都曾有过比我们难过多少倍的艰苦生活，甚至还倍受虐待，但他们却坚忍地承受着艰辛，用恒久的努力，打破了它们的重重围困，在排除了贫穷之外，又排除了平凡。
电影界把一九八八年称作"王朔年"。这一年，王朔的四部小说--《顽主》、《浮出海面》（电影名《轮回》）、《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橡皮人》（电影名《大喘气》）--被改编成电影，轰动了中国，把评论界扰得鸡犬不宁。老百姓争先恐后地观看，权威们风声鹤唳地批判。那一年，王朔和崔健占据了青年人的大半个心灵。可是，不知有多少会知道，当王朔一九八四年退职并于次年开办了餐馆时，他过的却是极端穷困的生活。那时，他与舞蹈艺员沈旭佳相依为命，沈旭佳跳一场舞只能挣5块钱，并且不得不吃掉大部分工资奖金，以强化身体。因此，他们从经济拮据到人情的恶劣，体会到了五味俱全的生活。直到一九八六年"一半一半"在《啄木鸟》杂志发表，他们的窘困才得以初步缓解。回首那段时常饿肚子的日子，王朔没有嫉恨它，依旧像当时那样泰然视之。他说，人在贫穷中怨天尤人，是因为额外的欲望。在《我那令人难以理解的追求》一文中，王朔说--
我开始怀疑愤世嫉俗是一种深刻还是一种浅薄？经历苦难当然可以使人成熟，享受幸福是不是就一定导致庸俗？那些郁郁不得舒展者的恶毒咒骂，已使我感到刺耳，这其中到底有多少是确实受了委屈，而不是更大的贪婪得不到满足？但愿受虐心理不要成为我们时代的一股时髦。
很可能，我们受到的不是贫穷本身的折磨，而是变态的贪欲被阻止时的不满。伟人也一样经历过贫穷，但之所以伟人没被贫穷当场打倒，是因为他们对金钱的态度是散淡的。他们争夺世界时，往往并不把金钱放在很重要的位置，而是为实现崇高理念而奋斗，物质财富只是随之而来的东西。这就是常人所说的，一心挣钱的人，得不到大钱，当我们有了伟大襟怀时，大钱却会自己来。很难想象，一门心思要挣点钱花，能使林肯奋斗成美国总统，或使王朔写出《看起来很美》。即使艾柯卡转道克莱斯勒公司想给福特公司一点颜色看看的时候，他的主导目标也不是使自己单纯成为亿万富翁，而是按照美国人的复仇方式，在同行业中依靠竞争手段，打败对手，报小福特把他从总裁贬为零件仓库副主管的一箭之仇。从健康欲望上讲，这些有钱人是愉快的。
希罗多德说："许多最有钱的人并不幸福，而许多只有中等财产的人却是幸福的。"这是准确无误的发现。我们并不是说，应该减少追求物质幸福的欲望，而是说，第一，这种欲望的确应该有个止境，第二，这种欲望的满足，常常可以或者必须不以挣钱为直接目的。
▲ 在《人的文学》和许多散文里，周作人写道：十六世纪发现了人，十八世纪发现了妇女，十九世纪发现了儿童。但愿二十一世纪，我们能发现真正的生活。
柏拉图在《国家》一书中，记述了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与阿曼托斯的这样一段对话--
苏格拉底："当一个陶工变富了时，请想想看，他还会那样勤苦地对待他的手艺吗？"
阿曼托斯："定然不会。"
苏格拉底："他将日益懒惰和马虎，对吗？"
阿曼托斯："肯定是这样。"
苏格拉底："结果他将成为一个日益蹩脚的陶工，对吗？"
阿曼托斯："是的，大大退化。"
苏格拉底："但是，如果陶工没有钱，不能买工具器械，不能把自己的工作作得那么好，他也不能把自己的儿子或徒弟教得那么好。"
阿曼托斯："当然。"
苏格拉底："因此，贫和富这两个原因，都能使手艺人和他们的手艺退化对吗？"
苏格拉底得到的这个结论是非常精彩的，也是非常深刻的。它说明了一个真理，在缺乏健康的生存希冀时，富与贫实际上变成了同一种东西，导致了退化。那么，追求物质幸福就和维持贫寒现状一样，都不是人生的理想境界。我们要找出一种贫贱不卑、富贵不淫的理想方式，找到二十世纪以来，无论穷人还是富人一直在寻求的尽兴的生活。找到了它，也就找到了真谛。那就是，无论是努力致富，还是保持富裕，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找到过上一种真正的生活，一种适于精神栖息的生活。
必须消灭贫穷，指的是为了生活得更好而首先达到不贫穷的目标。一旦达到，金钱就是无所谓的东西了，那时除了维持这个目标，剩下的就是努力寻找使自己不至于退化的精神幸福了。而且，没有实现目标之前，对于金钱本身的淡泊，注重其背后的东西就已经显得极为重要。这种对金钱拿得起又放得下的健康态度，使我们日后某一天会成为比吝啬鬼、守财奴、钱串子更为出色的富人。而那些小气的人，无论是在脱离贫酸的过程中，还是在享有了一定的财富时，都只能与金钱站在一样的高度，而不能统领它。这样的人发大财的历史已由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和港片《至爱亲朋》作了最后终结。今天，一个舍不得广告投资和公共关系花销，并千方百计在员工身上克扣榨取的人，再也不会占据总裁办公室了，甚至连那扇门也接近不了。
大艺术家米开朗基罗，身兼雕塑家、画家、诗人、建筑师，收入可观，但却不是富翁。他说："不管我多么有钱，我的生活始终过得如同贫人一样。"他并不把钱放在眼里。对穷人，他慷慨大方，分赠掉了自己大量的作品和收入。一九六四年，当萨特由于其"思想丰富，充满自由气息和探索真理的作品，已对我们时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被我们的时代授诺贝尔文学奖时，这位本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却公开申明，"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他说，学者的荣誉就是读者喜欢自己的书，它与奖金和官方鉴定无关。
这些就是伟人们尽兴的生活，它由金钱提供了作伟人的机会，又因为注定是伟人而不被金钱所束缚。爱因斯坦曾把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张大额支票当作书签，并解释说："重要的不是这个，而是科学。"居里夫人没有用自己提取镭的专利和Know-how换取巨大财富，以结束自己长期的贫病生活，她说"这是违反科学精神的"，继而将一切技术秘密公诸于世。一六九五年，当被任命为国家造币厂厂长的牛顿，面对权势们的贿赂怒不可遏地吼着"我希望你们立刻滚出去"时所表达的，也是这种不让金钱困锁灵魂的信念。科学和良心，是他们人性光辉的顶点。
塞内卡在《致卢奇里论道德的信》中写道："财富太少的人，并不是穷人，渴望更多财富的人，才是穷人。"当我们对于金钱达到了不健康的迷恋时，我们就一刻离不开它了。母亲的去世也不如丢失300块钱所流的泪水多，在一朵可以随手摘下献给妻子的玫瑰旁，却非得打开一箱钞票去表达爱，为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小事而耗资巨大，最终沦为被亚里士多德称为"富裕的白痴"的人，忘记了生活的真实含义。
有两种富人过着截然相反的生活--
一种为了世人的夸耀而玩命挣钱。他只会在一大桌过剩的饭菜前，感受到一点点可怜的欢乐。他牺牲掉情操，变得冷酷无情，把大多数时光和精力投入到如何挣更多的钱之中。他忽略了学习作一个尽兴的人，而只是迫使自己像只贪婪的动物。他不知道如何延长一分种，去脉脉含情地注视妻子，不知道雅座举杯的轻松自如的乐趣，而是大瓶大瓶地灌醉别人和自己，像野蛮的游牧人一样，醉吐一番，躺在桌下。他们不知道除了拼搏之外，生活还有哪些可以使人尽兴而又深沉的内容。另一种人，为了使自己能够实现梦想而劳动。他的生活既不空虚，也不匆忙。他把富裕程度的目标，划定在某个足以使自己的生活游刃有余的高度，努力去实现它，然后轻轻地享受它带给自己和友人的欢乐，购买自己喜爱的家具，帮助难友，去青海湖远足。尽管挣的不算太多，而且很快又花掉，但精神却因为健康的金钱观和尽兴的生活内涵而越加饱满。他们用金钱养育着自己，而不是让自己养育金钱。
实际上，有很多时候我们只需具备挣钱的能力，而不必躬造显现这种才能，特别是我们处在水平线之上而又有愿望关心一下与钱无关的兴趣时。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著作《政治学》里，讲述了泰勒斯的这样一段故事：世人曾经轻侮泰勒斯，因为他以哲学见称，但却贫苦得几乎难以自给。人们嘲笑说，哲学是救不了贫的学问。为了提示人们懂得道理，泰勒斯打算成事以醒世。某年终，他凭着星象学知识，预知来年夏天的油榄树要丰收，于是他把自己所有的资金完全交给启沃岛和米利都城的各个油坊当作定金，租得这些油坊的榨油设备。此时，没有人和他竞争，因此租金低廉。但当收获期来临，比往年多多了的需要榨油的人，涌向了这些油坊，泰勒斯凭借垄断优势，定下了高价取酬的原则，却没有人能够不接受。这样，这位哲学家一举获得了大量金钱。但他只是想向世人说明，哲学家不难致富，只是他们的志趣不在于金钱。因为生活有着更广阔的领域和意义。如果我们自信身处一般状况，甚至贫寒交迫，我们仍能在一种健康的生活中找到尽兴的乐趣，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对追求金钱感到急不可耐，我们完全可以执著于业已冷落的本行。
罗斯金在《到此为止》中写道："世界上最值得珍惜的财产，是生命。最富有的国家，是那些养育出伟大而快活的人的国家。"密尔在《政治经济学原理》里指出："在最穷的国家中，虽然那里的人们处于贫困之中，但他们仍是乐天的。在这样的穷国里，人们对生活用品的需要甚小，他们很少受到欲望的熬煎。在他们看来，生存本身就是一种快乐，他们所乞求的奢侈便是休息。"如果人们能以健康的心态对待生活，那么生活的确是这样。
我并不是提倡用贫穷净化心灵，本部分断章取义的题记早已说明我站在詹姆士的对立面上，我也不是说索取财富应该见好就收，因为人的层次使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共同的适可而止的界标，我也并不企望每个人都能像伟人那样对金钱有种不可思议的超然，因为凡人毕竟是凡人。我强调的只是，要以健康为度，寻找生命最真确的兴趣依托，过上尽兴的快意生活，而这正是二十一世纪的生命哲学所要寻找的新式田园气质。
让生活的幸福感成为人生的中心吧，金钱只是道路，是劳动的回声和勇气的标码，是对中心幸福唱颂歌的孩童，它只是美丽生活的外围形式。而面对贫穷，我们比任何时候更需要坦然的健康情绪。这样，失窃的家庭和银行就会少一些，遗失的钱包会完璧归赵，离婚者也会少一些，濒死的双亲就会得到尽力的赡养。我们远离那些捷径，这样，在自己晚年即将进入另一个世界时，我们不会每夜都像小孩子一样被噩梦惊醒，因为早年发迹时的罪孽深重而受着良心的折磨。
《青春的敌人》第三部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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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04年9月6日
享受贫穷：向苦难的生活索取教义
如果一个坏人与我们相处一段时间，我们就得学习对他的坏的痛恶，以防止同流合污。另外，又得千方百计，别让这段时间白白过去，学点他的长处。比如一个杀人犯，我们知道杀人不可学，可是我们却可以学学他对死的凛然，他敢想敢作又敢当，甚至还很疼爱自己的母亲。不过，这种从坏人身上学习教益的冒险办法，必须有一个我已重复了多遍的前提--一段短短的日子。假如我们长期生活在杀人犯周围，我们就会渐渐对他的劣根性习焉不察，随波逐流。你看，由于战乱和运动，我们中国饱有一百年的时间习惯了赶也赶不走的贫穷，这种贫穷由于我们长期与之相处而使我们产生了某种好感，于是，它很难从这块土地上走开。贫穷作为一种不良状况，恰恰和杀人者一样，在短时间里它会教给我们一点点教益，甚至是很好的教益，但时间长了，它会哭丧起脸，露出狰狞的神态。
▲ 贫穷是一所学校，里面有两种教师，一种教人懒惰、自私、狭隘、粗野、自暴自弃，另一种教人咬牙切齿的野心、奋斗、不屈不挠、以及一定程度的同情心。
赤贫人家，曾被宣扬为儿童成长最为理想的环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念念有辞地自语："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但是，我的观察却得出了大量的相反的事实。而且，穷人的孩子常常比别的孩子最先学会骂人，大约一岁半的时候，他便在父母的笑声鼓励下，学会了简洁的骂法，八岁时简直就是一位猥亵骂法的行家。为了在没有秩序的穷环境里争得生存条件，父母不打算压制他天性中对争斗的渴求，在上幼儿园的第一天他就被怂恿去打架，直到成为高中里的骁勇善战的害群之马。去监狱里看一看，那些不思悔过的人犯大多属于哪种家庭的孩子！
今天，我们面临着一个重要的任务，不是感情用事地否认这个事实，而是找出办法去改变它。如果没有全社会在理论上和宣传上对贫穷进行声讨，贫困就会安然存在，并在"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自我安慰中，更加逍遥自在。由此，我们也就无法劝说那些把不到十六岁的子女拖出学校，逼他们早当家的父母，无法使历史举手同意--改变社会人员素质的根本条件是幸福的环境。
我不是断言穷人的孩子注定是不良分子，我只是在重申必须从改变贫困入手，根除上面那些谁也不愿相信、不愿看到的现实。与其只给穷人一个"孩子早当家"的安慰，不如想办法，使他们的环境有所改观，使他们的孩子从生命的开始就有保健的权利，使这些人家买得起启发婴儿智力的玩具，能请得起家庭教师，能上最好的学校，穿合体的衣服。实际上，"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是一种再可悲不过的悲剧。
幻想穷人的孩子有朝一日会出脱成性格健康的人，也是不实际的。穷孩子一般有长大后心理过于灰暗的特点。他们一大部分由于苦环境的摧折而很早过上了颓废生活，很少一部分由于天性的刚韧而击败了艰难，成了较为显赫的人物，但他们的灰暗心理却显得更为可怕。这也就是罗素为什么要大声疾呼，反对"青年时的穷苦可以造就天才"的提法的原因。在他们的青春磨难中，绝大多数原本有可能在幸福环境中成为天才的"天才"，悲惨地早早夭折，剩下的几个突出重围的天才，却又有病态的心理。看看那些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老三届，他们经受了出乎意料的苦难打击，为期大约十年，可是今天，无论他们是作了学者，还是依旧带着农村户口在省城开出租汽车，当他们对待别人时，大都怀有过分的警惕和保护自己的过分自私。
人，只有自己首先充溢着幸福感，才会给别人带来幸福。那种患难之中相救助的传说不能说不真实，但可以肯定，那种情况不普遍。这也正如杯中的水，只有水满时，才会溢向桌面，或分赠给其他缺水的杯子。想一想当我们被爱神的弓箭射中时，我们是怀着怎样的好心情去对待别人的。可是每逢失恋，我们还能对别人那样好吗？所以，我们应该反对留恋穷苦状况，特别是反对用它去"陶冶"青年。我们只是说，假如我们不得不暂处困境的话，不妨暂且把它当作学校，索要善的那方面的教益。
一个有过幸福经历的人，幸福的回忆会成为他贫困时期的指路明灯，使他不至于不迷失在长久的黑暗中。没有享受过幸福的人，可以通过学习和静思，以自省来照耀自己，在抑郁的苦环境中保持天性的纯洁。所有历经贫困的人们，请记住自己曾拥有过的贫穷，直到我们富有以后，直到我们死去。惠特曼在一首诗中说：
无论是谁，
假如心无同情地走过咫尺的路程，
他就是穿着尸衣，走向了自己的坟墓。
当我们自己饱受着饥饿的折磨，拣煤渣的手变得皮肤粗糙，纹路漆黑，居住在一间透着寒风的草屋，抱着一条散发着霉味的毯子抄写"致富金链锁"时，请记住这种感受。有一天，如果运气和苦斗把我们变成了身肩大任的人物，别忘记仍有许多人和自己青年时一样，渴望着幸福，别忘记同情那些落难的人。
有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在五十例调查中，我发现无论是"穷人"之间，还是在富人对"穷人"的关系中，最缺乏的是同情--而相比之下，反倒是富裕青年会由于诸如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自我炫耀的做作、天性中柔情的一面等各种各样的原因，对穷人多一丝同情。而最是互相鄙夷的，恰是"穷人"与"穷人"之间。
宋和我结识多年。他出身在北京的一个中等人家，母亲是小学教师，父亲是街道办事处主任，守旧而本分。这样的家庭实际上根本算不上是穷人，但中国人对贫穷的认识十分混乱，似乎更愿意把一般人家和中等人家都视为"穷人"。这种混乱是由于中国人没有把国内和国外区分开，几乎所有人都愿意把欧美和日本的水平，当作判定自己幸福与否的标准。宋就认为，他自己与街头巷尾弹棉花的无家可归者，都是穷人。他对自己不能尽兴的家庭怒不可遏，又因为苦于不能马上挣到大款而常常狠狠地诅咒现世。他对京粤和海外的富翁们羡慕不已。我曾写信告诉他，必须改掉对穷人没有同情心的缺点。但是这个曾经受过一点酸楚的少年，却始终没能改变丝毫。他根深蒂固的意识是，穷就是猪的生活，受穷的就是猪，越穷的人就越是该侮的笨猪。他曾当着我的面，对蹲在我家院门口的太阳地里收酒瓶子的人和在胡同里走来走去的磨刀人，表示过歇斯底里的讥笑。
中国恐怕十亿以上的人口和宋有着相同的家庭背景，甚至更不如。他们有着乏味的童年和难于大获全胜的工作环境，还有一大堆情爱上和婚床上的烦心。如果按照那种糊涂的贫穷标准来看，大家都是穷人。于是，从心态上讲，误认为自己是穷人的人，也就会真的显现出穷人的心态--懒惰，自私，狭隘，粗野，自暴自弃，觉得受了生活的欺骗和社会的虐待--在他们混乱的思维中，低收入总在与高消费相比照，而不是和自己环境的低价格相联系。但实际上，财富太少的人在心理上并不一定是穷人，而渴望更多财富的人才是穷人。那些由于渴求更多财富而自贬为"穷人"的人，破坏了中等人家来来应有的怡然自乐，所谓的"穷人"和"穷人"之间也丧失了起码的同情心。
请不要首先想到我们对与自己要好的那几个"穷"哥们姐们有过多少次帮忙。想一想，我们对武汉的乞丐，对安徽的保姆，对江西的木匠，对于每一个穿着七十年代破军装的素不相识的农村人，有过深深的同情吗？对手提鹿鞭的藏民，我们不敢惹，他们来的地方太神秘太敏感，他们强健而勇猛，还配有腰刀，可是对其他流落街头，夜无宿处的人们，我们是否有过挑衅和刁难？我们是不是在掏粪车停留的地段，捂住鼻子，小跑几步，甚至嬉骂两句，使那些工作人员心理更加阴冷？我们尊重过街头的清道夫和公园里持着扫帚铁箕的老太太吗？我们对父母的养育有过发自心底的默默的感谢吗？是在那些没有蔬菜的日子里，他们曾把最好吃的偷偷放在我们的碗底，甚至至今依旧残留着苦日子里养成的无私。对于这一切，我们有所明察吗？
如果没有，那么贫苦就没有教会我们同情、尊重、善感。当我们捉弄卖袜子的乡下姑娘，或者由于看不起服务性职业而对一个女招待存心发难时，也许我们自己感觉到无限光荣，可是在别人眼里，我们却很像一只鬼。当然谁都知道，这是一直想做上等人的潜意识在作怪，可是上等人对穷人并不是这样。
一八三四年，玻利瓦尔将军最后从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秘鲁、玻利维亚把西班牙人赶了出去，建立起独立的政权国家，并享誉"五国之父"之荣。其中，秘鲁独立后，曾敦请玻利瓦尔出任第一任总统，但被他谢绝。他认为有比他更具有条件接受这一殊荣的人。可是，秘鲁人仍坚持一定要献给将军一些特殊的东西，以表示对他的感恩之情，于是，他们送去了100万比索。将军若有所思地接下了这份厚礼，沉吟片刻，他便开始询问秘鲁有多少奴隶。答曰，3000人。将军又问，每个奴隶售价多少。答曰，身体健壮的，350比索一个。于是，玻利瓦尔宣布，除了他刚刚接受的这100万比索之外，他还愿意尽其全部资产，买下秘鲁所有的奴隶，然后放他们自由。
毕加索对仿他真作的赝品从不追究，最多不过是把伪造的签名涂掉。他解释说："为什么要小题大做呢？作假画的人，不是穷画家，就是老朋友。我是西班牙人，不能和老朋友为难。而且那些鉴定真迹的专家也要吃饭。这些毕加索假画使许多人有饭吃，而我也没有吃亏。"
有时穷人需要的很少，他们不需要我们真实的资助或口头同情，他们只需要我们不去为难他们，需要一点真心的关怀。有一次，屠格涅夫外出，遇到一个伸着枯槁的手，向他讨钱的乞丐。屠格涅夫的手伸进口袋，正欲取钱，却发现钱包忘在家里。他只好怀着愧疚的心情，拉着乞丐的手，紧紧地握了握，说："真对不起。"那个乞丐也紧紧地攥住这位大诗人的手，感激地说："兄弟，够了，有这么点儿，就足够了。"
一个人是不是真的高贵，同情心是一个重要的标志。
请记住哥德的一句话："谁如果觉得自己有必要疏远所谓下等人，以保持尊严，那他就跟一个因为怕失败而躲避敌人的懦夫一样可耻。"
▲ 富有固然可以使人视野广远，贫穷却能使人深刻。富有使人多看了许多东西，贫穷却使人有可能多想一些事情。如果我们运用头脑，贫穷就能和富有平分秋色。
我们有时真嫉妒，每一位洋人，无论他是作什么生意的，都知道各种公证如何办理，传真机和自动取款机怎么使用，股票交易是怎么回事，米洛舍维奇的身世，从巴塞罗那到芝加哥有多远路程，电喷装置是作什么用的，还有许多卫星和空间站的知识，他们全知道！他们可以坐在家里，却能知道一切想知道的信息，他们都会操作电脑。洋人的修养、知识、文明程度蒙上了一层神秘的纱衣。
但实际上，许多事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加拿大4/5的人口属于他们自己确定的文盲。他们之所以富有和蒸蒸日上，完全是因为其余的1/5精英掌握着政权。而那些文盲之所以能够知道上面那些知识，完全是因为他们身处开放的信息世界。如果我们在多伦多或者蒙特利尔住上三个月，我们就会发现，那里多数人的文化层次并不算太高。一个蓝领工人知道意大利有个帕瓦罗蒂，知道人生应该勇敢和自由，并不表现出他的文化层次，那只不过是因为他有幸生活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之中。一九九零年，北大中文系的葛晓音教授去美国讲授古典文学，她曾叹息说："那简直是文化沙漠。"那些在自由的国家养成了提问题的大学生固然使人心花怒放，但他们所提的问题之浅薄，又实在令人忍俊不禁。幸福的城邦养育的人们轻浅、活跃、视野广远，而不幸的土地造就的子孙才会深刻、严肃、坚韧执著。
人要抵达深沉，必须要有过一段穷困破落的记忆，或者善于有意识地主动接近穷境。一辈子饱食终日的人，不可能理解穷人，也不可能因为幸福而深刻。港台的艺术常常轻浅得像条小溪，淡淡的忧愁和轻松的快乐，他们的富有的生活使他们的思索变得现实而简短。但是俄国和中国的艺术却不是这样，我们最出色的作品常常像大河深壑，在凝涩和沉默寡言中滚滚流长，幽暗深邃。那些一二流作家的作品常常神游八极，决意不打算就事论事。我曾为谢晋、姜文、刘晓庆的《芙蓉镇》鼓过掌，也曾因为台湾的《芙蓉镇》结尾那个冲着苍天大喊大叫"人道何在，人道何在呀"的角色倒过胃口。前者是一部了不起的杰作，后者却肤浅地把内地中国人渴求平静生活的愿望弄成一种可笑的样子，就像是七八流导演的处女作一样。富人由于不懂得穷，因而失去了对穷的理解力，并且很明显地不知道富本身是怎么一回事。
这样看，假如我们暂时不得不卧在贫穷的谷底，为悲愤所占据，我们不妨借此对许多使我们感到悲愤的东西思索一番。这多少能使自己成为一个对完整的生活有着深刻认识的人，说不定还会更进一步，成为出类拔萃的哲学家和艺术家人。不知为什么，我想起了法国葛德芝写下的一首诗--
我洗过无数车子
我擦过无数鞋子
它们愈是闪光
我愈是满手污垢
我们为了生活，过着最艰辛的日子。但仔细想，人的许多活动只是为了满足某些需要，而这些需要除了可以延长我们可怜的年龄，本身没有价值。但我们却可以把这些艰辛和需要谱写成诗和歌曲，一朝它们变成艺术，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九日，卡夫卡在他的《日记》中写到："无论什么，只要你在活着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用一只手挡开点儿笼罩着你的生活的绝望……但同时，你可以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因为你和别人看到的不同，而且更多。"是的，一个不放弃机会在不愉快和贫饥中思索和写作的人，他的作品会比出门就有钱乘坐出租车的人要深刻。历史上，最伟大最不朽的诗篇和乐章，不是迸发在失恋之后，就是产生在恋爱之前，而沉醉在爱情之中时，文字却没有思想深度，只有华丽的词藻。这时诗的寿命，恐怕还没有爱情本身的时间长。人们常常需要用苦难提高自己。如果我们打算苦斗成一个有名的人，那么更不能放走或怠慢贫苦。让我们听一听孟轲的那句千年名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 如果二十四岁时没有实实在在地感到贫困，我们就不会幸运地使交友的黄金季节得以延长。贫困之中得到的爱情和友谊，常常是上苍恩赐的最为珍贵的礼品。
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乔叟借巴斯妇之口说："贫穷虽然可恨，却是一个好友，且能使人屏除愁虑。我相信，对于能忍的人，它还是一个悔过从善的良师……贫穷好比一面明镜，它可以反照出真心的朋友来。"
这话再好理解不过了。在我们一贫如洗的时候能够爱上我们的人，不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家室有名望，有财富。他们只是爱我们本人，一个刚刚学会飞翔的雏燕。他们是我们真正的知音，从一开始便从我们的只言片语和一举一动中，看到了我们的铮铮铁骨、怀才不遇的智慧、在困境中保持的从容。这时打算和自己交朋友的人，只是无所希求地愿意帮助我们。他们喜欢我们的习惯、性格、品味，同情我们遭受厄运的身世。
《后汉书》记载这样一段故事--湖阳公主死了丈夫，终日闷闷不乐，光武帝便让她在满朝文武大臣中，挑选新爱。湖阳公主躲在屏风后面，看中了宣平侯司空宋弘。于是，光武帝绕着弯子问宋弘："谚言，贵易交，富易妻，人情呼？"皇帝哪里想到，面对如此攀龙附凤的好事，宋司空的回答却是："臣闻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