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一年早春，我在李银河博士组织的一次独身者调查中，结识了二十三岁的高和十九岁的马，她们都决计要过独身生活。高认为婚姻是坟墓，马觉得自己秉性多变，不可能专注在丈夫一个人身上。为了不使她们反感，我曾小心翼翼地告诉她们，因为没有面临社会习惯和父母催促的真切压力，没有感受到活生生的性的热烈，没有成年人那种找不到听自己说话的人的孤独，这样的时候谈独身，未免太早了。应该到二十六岁，当情感经历已迈过一道门槛，过去的都已化为经验，未来的已可以眺望，那时再决定自己是不是该独身。而二十六岁之前，很多人都曾有过不结婚的打算，但跨过这个年龄，却纷纷一笑打消了那些少年的呓语。
当然，高和马都没等到二十六岁，而是在二十五岁那年先后结了婚。
二十六岁真是转折的一年。这一年，唯美主义已不再是择偶的首要要求。年龄告诉我们，闪光的不全是金子。我们还悟出，脚踏两只船实际上并不会鸡飞蛋打，它的结果有害于他人，却对自己有利。我们已不热衷于了解配偶的一切，以便保存心底的安静和对美丽假象的钟爱。突如其来的爱已再不可能像十八岁时那样，迷乱我们的心房，我们可以放下它去作工，回家之后再拣起来亲昵。
二十六岁，工作、性格、婚姻，都应该是某种终结。由于翻开了新的一页，岁月便开始了一个新的篇章。我们去领略新的局面，用笔在上面圈圈点点，勾勾画画，筹划未来的日子。
二十六岁，我们见到老朋友，常常叹息说：老矣，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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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说：“人对快乐的感受有逊于对痛苦的感受。”这是真的，尤其是在二十六岁。我们从少年时代就一直盼望的青春壮举，我们痴情地一等再等，却始终没有到来。我们还发现，走得最快的，都是最美好的时光。我们对着镜子，再也找不到过去那个满脸童稚的自己。除了想把眼皮底下的事情办好，我们都企图发现点什么，总结点什么，许多汉字认不到两千的人竟打算写自己的传记。这是悲观的年纪，既是感受丰富的一年，又是青春梦灭的时节。在二十多年虚幻景象的结尾，明亮的阳光把生命途中的景观以真实的形式映衬出来，结束了我们最后一个残梦。我们坐在床头，第一次睁开眼睛，看清了世界。为了先把这个世界看个究竟，然后再去劳动和钻营，我们二十六岁的生活，驻足观察的时候比卷起袖子大干一番的时候要多。
这时，许多永恒的人生课题一同出现了——
《青春的敌人》第四部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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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04年12月6日
我是个多余的人
没有人注意我们，也没有人特别需要我们！这是在尝试性的岁月里，由于没有在走上社会时马上找到工作而微微触发的伤感。今天，这种伤感已变得参天蔽日。我们被卷入浩荡的劳动大军，提着公文包和菜篮子，沉浮在人海中。可是，这个世界离开了我们，照常运行。有时我们在想，假使我们把身份证扔到一旁的草丛里，然后大胆地撞出人行道，被一辆桑塔纳撞死，或许谁也弄不清我们是谁。没有人会为我们垂泪：一方面人情太淡薄，人死如同一只鸡被抓去砍头，其他鸡照旧不动声色地吃食一样；另一方面，大地上充满了人，不因损失一个人而显得少了什么。
如果我们是给政府机关打杂的人，在送完文件后想在哪个办公室里多逗留一会儿，可嘴上挽留我们的人却和进进出出的人一样，无暇多看我们一眼。如果我们碰巧在这个年龄上失了业，或者没人愿意与我们结婚，连父母也认为生我们是养了一个累赘，这时，多余人的感觉便会油然而生，而且越来越难以忍受。
罗斯福夫人也曾谈起过她在少年时代的那种多余人的感受——
我童年时一直渴望别人注意我，因为有许多事使我觉得，我不能吸引人，不会有人对我倾心。别人说我是丑小鸭，像那些拜倒在我妹妹裙下的翩翩少年，我根本休想得到。我身上穿的，是从姑妈的旧衣改成的小衣服，我跳舞和溜冰的姿势都不如别的女孩子那样美妙。我和别的女孩子不一样，我参加舞会，没人请我跳舞。但是有一次圣诞舞会上，一个男孩子过来请我跳舞，我心里对他的感激，一直到现在都还都记得。那个男孩子的名字是，富兰克林·罗斯福。
是的，对那些偶尔抽出时间光顾我们一下的人，我们怀着涌泉相报的感激。我们太寂寞了。我们说大话去哗众取宠，穿最新潮的衣服以夺人青睐，甚至像莎士比亚批评的那样，“对一个泛泛的新知滥施自己的友情”。这些都是因为我们需要被人注意，以表明自己不是一个多余的人。可是，世界上的人太多了，50亿。能人也太多，简直无法统计。
我的心呵，我的心
刘小枫在《诗化哲学》中写道：“当今世界中的一个重要的也是最为人忽略的现象就是，每一个稍有灵魂的人，在自己内心都隐藏着一大堆秘密。这不是因为不愿意说，而实在是没处诉说。”在青春初期，因为父母和我们的心完全不同，我们曾去找知音，向他们诉说。但是后来，知音们有了自己的事情，跑到了别的领域，或者跑到了国外。我们心中的秘密越积越多，越来越深刻，可是我们却再也找不到新知，找不到地方去宣扬。
真不知是我们自己的心出了毛病，还是别人愚蠢。于是，当我们看到舒婷回答顾城的寂寞时写下的那首诗，我们会被打动。诗的名字是《也许？》，其中几句是——
也许我们的心事
总是没有读者
也许路开始已错
结果还是错
也许我们点起一个个灯笼
又被大风一个个吹灭
也许燃尽生命烛照黑暗
身边却没有取暖的火
很可能，这就是我们心灵的终点。我们养育了自己和别人不一样的心，又悄悄埋葬了它。
这时，我们对不理解自己的人已不那么愤愤不平，反倒可怜自己为什么要想得那么多，那么远。我们也不再寄希望未来的某一天会撞见一位“知我者”。而此时，凡是相见恨晚的人，又都是相见匆匆的人。
经过长时间的相处，老情人一般总能猜到我们会作什么，但为什么要这么作，却说不清。有时，我们会恨自己的口才不尽人意，恨自己懈怠，也恨自己敏感。但我们知道，这就是生活，而且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活。
哥德说：“我知道的东西，谁都可以知道，而我的心，却为我所独有。”
二十六岁时读到它，倍感伤心。
《青春的敌人》第四部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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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04年12月6日
在恶劣的人民中
为了求得全面转变的可能性，我们曾想出走，躲开和自己相亲的朝夕不舍的人们。想到离开他们，我们不但不悲泣，反而雀跃欢欣。
我们想躲开讨厌的人，找一片桃源。躲开那些自命高贵，或者生就高贵却丝毫不具备高贵心灵的官宦，躲开那些拼命打探我们和小姐单独在屋子里作了些什么的大妈，躲开那些妒忌我们的才华，打算把我们拉回到他们跟前以使我们不超过他们的同事，躲开那些没完没了企图占我们便宜的亲朋，躲开那些心平气和地占用我们时间的职业宣传家。
也许，一旦我们不能压住被他们激起的怒火，回敬了他们，那么战斗打响时，命运就会借他们的手，把我们安排在九死一生的地面爆破队。也许我们没有保持缄默，对经理的计划提出了异议，断送了他暗地里的一笔小小的回扣，那么不久后，我们将要走向失业者的行列。也许只有几秒钟的疏忽，接了一个电话，另一个出纳便拿走了我们刚刚收下的400块钱。
我们必须睁大眼睛，闭紧嘴巴，挣扎着向上生长，而与讨厌的人打交道就成了我们终身的事业。讨厌的人分布在上下左右中，无所不在的领域里，而在一个有法规却没有法权的社会里，我们不能把他们怎么样。相反，他们却时刻可以消遣我们一下，就因为他们是讨厌的人，而我们却不是。正像北岛的诗——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在阳痿的土地上
一七九二年，当沃斯通克拉夫特写下她那光辉灿烂的《维护妇女权利》之后，本来就已在逐渐减少的父权，终于在文明史中开始全面退却，男女平等的口号日益喊响，甚至超过了限度。在很长时间里，西文绅士们尊奉着“妇女优先”（Ladies First），在男性握有大权的同时，施舍给女人们一点礼节上的面子。但是今天，女权主义者们已越来越不能满足于男人们的这种居高临下的照顾。一个英国女人曾对我说，她喜欢来中国，中国有真正的男女平等，理由是，中国女人要和男人们一样去挤公共汽车！然而，早在欧洲妇女解放运动之初，当女权主义者热情地鼓励妇女走上社会，从事和男人相同的职业时，爱伦凯女士就曾指出，这是把两性平权误解成了两性功能相等。她主张，女人应该在争得平等权利后，回到丈夫的家里，以自由人的身份从事其最重要的天职——爱和养育后代。
但不管怎么说，从法国大革命至今，西文妇女权益是西方女性自己通过漫长的苦斗一点点得来的。与此完全相反的是，中国妇女革命是由男人发动的，妇女地位也是男人们拱手送去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男人之间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战乱和政治斗争，相互之间重创着对方的阳刚性格。于是，他们解开了女人的小脚，却为自己封上了嘴巴和心灵。到了八十年代末，中国的男性血气已全面萎缩，以致于刘晓波博士在他的一部书里尖刻地评价说，在中国，男人能早泄就足以自豪了。这是一片阳萎的土地。在这片人口众多的土地，就业机会少得可怜，而且一半以上为女性占据着。与此同时，英国的在职女性却只有37%。
一九八九年，日本东京立正大学短期大学部的70位学生来华观光，那些女学生常常问起这样的一些问题——“中国女人要终生工作吗”，“她们必须和男人较着劲干吗”——言外之意是：“女人本该是女人呀！”这些女孩子在二十岁的时候就为自己的人生，勾画好了体现着对丈夫、子女、社会责任的奉献图式，她们当然无法理解，眼前的这些中国女人竟为了一份收入不高的工作，忙碌得必须把孩子送给别人全日托养。当然，中国人也不大理解为什么山口百惠一定要为三浦友和退出影视圈。
在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召唤下，我们的女人们一刻不停地奔忙着。她们也曾有过萧红的那种感触，“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却是因为我是女人”，而“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除了要与男人作相同的社会工作，她们仍然要承担那份沉重的家务，这就是女性解放的现实。她们拖着跟男人一样疲惫的身体走回家，懒得说话，但仍须走进厨房。另外一些打算与男人一争高低的女强人，她们无法像撒切尔夫人那样，为了显示自己是女首相而精心打扮，她们只能极力掩饰女性的自我，穿一些不大显露性别的服装，用五大三粗来表达自己不亚于男性官僚，用男性化的举止维持自己的权威。
另一方面，男性的魅力在锐减，。论是心理上，还是形体上，合乎规格的男人要比女人少得多，以致于七十年代末在各种青年报刊和妇女杂志上，出现了大量文章，要“寻找高仓健”。八十年代末，张艺谋在拍摄《红高粱》时，曾说要表达一种敢爱、敢恨、敢撒野、敢追求的“活法”，但我问很多男人是否知道这部电影的含义，除了读书人，其他人一概不知其所云。
中国的父亲们从没有教会儿子去大胆追逐女孩子，没有在其成长的过程中谈及与性有关的经验，而完全使之受着和女孩子一样的教育，只是说小便的时候不用像她们那样蹲着。这种没有性别区分的“中性教育”，使女性越发任性，男人越发女性化。在中国，女人遇到困难时常想，我要是男人就好了。而男人却偏偏从小就没有放弃过作小女儿的心理，在现代文学史中，茅盾、周作人、刘半家、巴金、柳亚子、巴人、赵景深、孙席珍、郭沫若都曾用过各种各样嗲声嗲气的女性笔名，反倒是冰心曾用“男士”属名了她的文章。
在出国大潮中，心思恍惚的女人要比男人多。说男人是有根的，不如说他们胆怯于突然见到一个陌生的世界。女性却乐于这样作，嫁给一个蓝眼睛，去看曼哈顿的灯火。
《青春的敌人》第四部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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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05年2月16日
不良的预感
二十六岁时心灵里有一种杞人忧天的情绪。
我二十六岁时曾坚定不移地相信：“这个世界活不长。”你看，在那漫无边际的星宇中飘满千百万巨大的石头，当地球人可以掠过这些星体时，我们看到了它们的严寒和酷热。尽管毫无生息，但它们却有一番处女般的静谧。唯独地球沾满了独一无二的病菌，患着大病，那菌体就是人类。现在，他们仍在大量不停地繁殖，建筑窝巢，排泄废物，侵吞别的菌体。我曾想，有一天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要洗洁这块肮脏刺痒的皮肤时，会天降百年大雨，结束一切生命。我坚信，天文家们关于“地球只有45.6亿年的青春年龄因而不会近期死亡”的论断是有欠缺的。许许多多死在壮年的人体，并不是寿终正寝，而是无法抵制疾病。现在，科学为人类插上了翅膀，可上九天揽月，去破坏臭氧层，也可以伸触到含油层，掘取上百万吨的石油。是的，我们可以研究一些替代品，缓解对自然界的破坏，但这正如一个纵欲无度的人，不得不在青春暮期求助于各种补药以济未老先衰的机体，目的还是去纵欲。
二十六岁还容易察觉到人欲横流。
我们知道，性爱是一种无政府力量，如果放任自流，它就会不安于风俗或体力的限制。想一想那些花枝招展在电脑旁边的公司女秘书，望一望迪厅里没有工作却活得开心的坐台小姐，只要有几分傻大胆就完全可以与一个异性在见面的第三次走向床头。忠贞观，在我们全面知道了男人和女人的一切之后，就再也没有停止过打扰我们的神经，破坏生活。我们活在惨兮兮的自信和战战兢兢的狐疑之中，甚至怀疑自己的伴侣也一定作过自己不知道的事情。不古的世道只能使人暂时开一下心，继而便坠入深深的郁闷情绪之中，并为这个世界强烈担忧。
我们盼望能有一段时间使自己得以锻炼，充分补养，以便有一天醒来时我们的身体和精力都会好起来。可是，我们始终没有那样一段闲暇，没能恢复那种活力。我们的头脑一刻不停地处于疲惫困顿状态，以致于我们真的怀疑青春是不是人生的黄金岁月。我们不光要与精力衰竭斗争，还要克服来自遗传的生理不适和童年留下的疾病与隐痛。
我们觉得，这个世界完了，自己也完了。
实际上，我们知道这种不良的预感是怎么回事。我们总是把过去记忆得比实际好，把现在看得比什么都糟，而情愿把明天描绘成地狱。可是没办法，忧伤的情绪缠绕着我们。为此，我们谱写了许多令人心醉的流行歌曲，并为之陶醉。
在个人生活时，纽约歌剧院女指挥西尔丝说：“我并不幸福，可我快乐。这有区别，一个幸福的女人是无忧无虑的，一个快乐的女人有烦恼，有忧虑，但她懂得如何去对付它们。”可是在中国，我们却很难清楚地区分开快乐和幸福，对快乐和幸福都有一种与自己无缘的感觉。
多么小的空间呵
一九八零年有一次著名的大讨论。那年五月，两个二十三岁的青年合名“潘晓”，向《中国青年》杂志投去了一篇困惑的书信。他们写道，自己刚刚走向生活时，“常隐隐感到一种痛苦，这就是，我眼睛所看到的事实总是和头脑里所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锐的矛盾……过去的教育赋予了我们一种奇怪的能力，这就是学会把眼睛闭上，学会说服自己，学会牢记语录，躲进自己高尚的心灵世界里”，然而，“对人生的看透，使我成了一个双重性格的人，一方面我谴责这个庸俗的现实；另一方面我又随波逐流”。于是，他们在信的结尾，发出了那个著名的感叹：
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今天，也许肯定是比那时好，我们现在要到二十六岁才会有一种穷途末路的伤感袭上心头。这一年梦灭，与从前的自己判若两人。我们闭上眼，挣扎着想作些好梦，可是窗外太阳已高，我们无法再睡着。在那清晰的阳光下，人生的意义显得那样单薄乏味。每一天，我们要在睡意最香最浓的早晨，被一阵最不愿听到的闹钟叫醒，我们昏沉沉地洗漱，来不及安稳地多吃几口早餐，便急匆匆奔向办公室或车间，在八小时满负荷地磨洋工之后，换得一笔仅够生存的收入。我们在一年里仅有的几个可怜巴巴的假日里，望着成长的孩子，时常想，他们将来也要有这种无聊的情绪吗？这一切竟与我们童年向往的理想生活，相距得那么遥远，简直是天壤之别。
我们天天穿越狭窄的里弄，我们散步和驰骋的天地以及我们栖居的住房竟是那么窄小，令我们绝望。对于人本主义心理学家提出的“生理，安全，归宿，尊重，自我实现”的人生五种基本要求，我们现在这种状况究竟哪一点接近了它们！看着那些从缅甸飞到加拿大，从北京直往埃及的西方人，我们有时强烈地感到自己难以称之为“人”。由于没有一点把握能使自己的后代称为“人”，当然也由于我们这一代人没有长辈那样的责任心，我们许多人决定不给世界留下自己的孩子，免得在他们遇到同类痛苦时责备我们竟狠心地把他们带到这个世界。
我想起李书磊博士在攻读硕士学位时发出的一声长叹。那时，他每每学习晚归，回到四人一间的研究生宿舍，面对拥挤的床和灰暗的蚊帐，以及小屋的天花板，他感到压抑。后来，他写下了很短的一篇散文《我们的空间》，记录下了他坐在上下连铺的床头所领略到的心事——我们的空间，多么的小呵。
这就是大多数二十六岁人所觉察到的一种自然的感情。
二十六岁是反省的一年。这是因为人过二十五岁，从时间印象上看，有了一种走过一半路程的感觉。这时，二十六岁也就自然有了一个停顿，我们打算回首一下，再感知一下未来。
二十六岁，比哪一年过得都快。
《青春的敌人》第五部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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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05年2月16日
第五部分
新世界从未到来
（27岁—28岁）
在此一段时光之中，我们充满了早秋精神。这时，翠绿与金黄相混，悲伤与喜悦相杂，希望与回忆相间。在我们的生活里，有一段时光，这时青春的天真成了记忆，夏日茂盛的回音在空中还隐约可闻。这时看人生，问题不是如何发展，而是如何真正生活……这时，感觉到自己已经到达一个地点。
——林语堂《人生自然的节奏》
丧失的容颜
有一天，我们突然病倒。康复后，对着镜子，发现额头上怎么也消除不掉的皱纹，眼泡和鼻梁的皮肤已经松弛。这就是中年的征兆，它趁我们不注意，不期而至。我们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看一看堆积在眼角大量的鱼尾纹，是不是在渐渐消褪。可是，日复一日，它们毫无去意。
这时我们有了中年人的所有慢性病。这些痛苦无一不是青春初期和少年时代没能听从教诲而大意于保健造成的。关节炎，胃病，鼻窦炎和头痛，腰酸腿疼，窦性心律不齐引发的严重心悸，只要一丝疏忽，它们就会跳将起来，把自己打翻在地。我们的床边和书柜里，多了三五本医学手册，女性已从初为人妻时一直搞不清孕期究竟在哪段时间的女孩子，变成了自己和丈夫的保健医师，并爱吃药和补品。我们曾为二十七岁就已沉疴难起而感到不安，怀疑自己是不是能享永年。我们试着坚持跑步，可是三天后便发现，自己还是那个缺乏毅力的人，难于像那些濒临死期的老人们，为享受多一天的阳光而花出大半天时间去锻炼。我们抽时间加入一个不需要毅力的健康团体，或者试着跟公园里比比划划的人们练套道家玄功，但不久却发现，这些人不是神经有毛病，就是牛皮大王，纯粹扯淡。我们时常老老实实地花钱看医生，不再像二十三岁那样打算把小病挺过去。
这时牙黄了，脸上没有了光泽，笑的时候充满细小的褶皱，近处看会发现毛孔粗糙。这时记忆力在下降。女人们经历过生育的苦痛和辛劳，大多数人已无法恢复豆蔻年华时的身形，脸上出现了隐隐的斑痕，需要依靠化妆来掩饰。这时，睡眠更沉重了，但却更加挑剔床的舒适和环境的安静。轻微的神经官能症使我们不能上床便睡，由于轻微的响动，或者第二天有件令人兴奋或紧张的事要作，我们就会惊醒，难以再睡。我们头昏眼花地爬起来，借着月光抽支烟。在那忧郁的烟雾中，我们发现了一种凄清，一种与青春不相称的感觉。望着熟睡的二十一岁的小弟弟，我们感到自己已从丛林普遍的高度耸出了没有遮盖的头颅，承受着风的鞭笞。我们相信，青春结束了，而这种结束又是一切事物的终结。我们已失去了价值和轻快的全部生活，我们已不再有向往和奋斗的权利，没有人再需要我们了。借着如水的夜色，我们会想到幽灵和另一个世界，想到遥远而飘忽的死亡。
《青春的敌人》第五部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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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05年4月4日
与死神交谈
重病时，我们猜想死神就站在床边。一方面，我们抱着自己不会死去的侥幸心理。另一方面却又疑心自己就要完蛋了，会一睡不起。我们多次想爬起来，在临死前把所有秘密一把火烧掉。这时，我们第一次有了机会真正贴切地想到“死亡”，把握这个概念的实在意义，去思索它。或许，这对我们康复后的日子以及未来的人生有着深远的指导意义，就像弗洛依德在《目前对战争和死亡的看法》中写道的：“你想和平，就得奋战。”我们可以恰当地将这句话意译为：“你想长生，就得准备去死。”就着这股劲儿想下去，只为了中年时代，我们不会因为去看望一位朋友而在她的家里一坐就是一整天，只为了预知一下时光的冷酷，以热爱短暂的生命。我们最好睁开疼痛的眼皮，把手从热乎乎的被窝里抽出来，别怕冷，凝望着它，想象一下，这只丰润却因为久病而变得昏黄的手背，有一天死神会使它变得苍白僵硬，没有痛神经，最终变成历历白骨，化为尘泥。
触知死亡，是开启悟性的最好经验。
二十岁的时候，妹妹写给我一封急信，说我那感情笃深的大姨在弯腰拿面盆时，倒在沈阳我儿时嬉戏的土炕前。她一生苦难，却乐善好施，那菩萨般的软心肠使她在每一次的电影观赏中都要静静地流泪，但却没有一次在恶人面前保持过沉默。她膝下无子，却养育了我的母亲，两个饥荒年代收养的女婴，还有我和妹妹。她一生最美好的愿望是能识字。她活得清白，走得干净利索。我能相信吗？走得最急的人都是最好的人。那时，我忍受不了同舍人的嬉笑和无忧无虑，日夜坐在寒冷的湖畔，荒芜了那期考试。我凝望着封结的未名湖水，望着发亮的皮鞋下凝冻的黄土，第一次感到大寿和人生的不同。
二十三岁，我来到北京三露厂供职。四十九岁的梁把一切欠物交还给我，和冯踏上了去西安的火车。第二天，冯从洛阳打来电话，告知梁病危。半小时后，梁过世。数天后冯回来时，梁和一大堆冰块躺在车后。翌日，梁从殡葬场回来时，已变成了一只铮亮的匣子。当办事员不得不承担了把那只匣子从拉达车上捧回厂长办公室的责任时，他含羞地偏着头，微微泛红的脸色像是在说：“我只不过是不得已才沾上这滩臭狗屎的。”走廊里，所有的女服务员佯装惊叫，躲闪着这个生前与自己熟识的人。入夜，别人都已回到各自的家中安睡，我却在空无一人的办公楼里写着悼词。地面一张暗红色的地毯，身后放着那只匣子。凌晨任务完成后，我在幽暗的座灯下打开匣盖，里面是半盒充满蜂眼儿的青灰色碎片。这就是梁吗？那个沉默寡言的人，爱看言情录像的人，七天前把录像机和几盘带子刚刚还给我的人，还有三种化妆品的新配方。我第一次感到生命的脆弱，也看到了一种归宿，就像《圣经》上说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复归于尘土。”
后几年，我熟悉的许多普通百姓无声无息地走完了自己的生命历程。早年近邻的两位骠悍的老哥，严和杨，一个是骨癌，一个是脑瘤误诊，一一死在青春壮年，带走了“其鸣也哀”的歌声和熟操三种外语的头脑。还有一些生前曾会见过我的著名人物，王力、朱光潜、鲍昌，一一命归西天。我知道了死亡并不择人而释。
二十五岁时，我永生难忘的一个人倒下去了。屈玉德教授，一个坚强地从政治迫害中走过来的了不起的女人，在与咽癌持续了十多年的斗争后，终于败北，与世长辞。长期的痛苦毁坏了她青春时代的美丽容颜和发声器官，她竟使用鼻音，面对刻薄的北大学生，讲授了十多年的民间文学。记得有一个极为严寒的早晨，本来就不乐意听到教授那难捱的鼻腔的学生们，这下就更不愿那么早地从被窝里爬起来去上课了。教授在教室里耐心地等待，时间过去了，一百人的教室里只稀疏地坐着七个学生。她没有像往日一样点名，把没来的人记录下来。她望了望窗外的风，低声说：“有七个人，我也会一样地授课。即使只有一个人，我也会来。但是，如果一个人也没有，我就不会来了。但这不可能发生。”当时，我们七个人都很难过，课后向没有来的同学讲起这些，大家后悔了。我一直想亲口告诉她：“我敬爱您。”
二十七岁时，我感到时间一刻不停地从指间、从耳边流走，像穿越篱笆的风。我站在阳台上望太阳东升，送其西沉，仰观它留下的冷却的穹隆，像站在大河岸堤的孔丘一样慨吟：“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个年龄，处在生和死的中间地段，对生有着朦胧的记忆，又遥遥闻到死亡的味道。我便猜想过自己将如何死去。据说，林彪说过一句很中听的睿语：评价一个男人，一要看他选择了什么样的妻子，二要看他选择怎样的死法。莎士比亚在《理查二世》里也说：“一个人的结局，总是比他生前的一切格外受人注目。”我对许多友人说过，当我认为自己快要不能自由行事时，我会像海明威似的，给自己一下子，但不会像他那样残酷，最好只是给自己一把药片。因为，我想告诉上苍，我已结束了我该作的事情。我还想给人们留下一个与活着的时候一样完好的印象，而我的一生都是健康和自立的。我还想告诉后人，我不打算赖在世上不走，占据他们的空间。在这个世界上，健康赴死的人不多，比健康生存的人还要少。
二十七岁的人，对死亡有着两种相互对立的想法：一是惧怕它突然而至；二是认为它遥遥无期。可是，每个七十岁的老人在他蹒跚走向坟墓时，都还依稀记得儿时的光景，而每个人在生命结束时都有恍惚一世的感觉，不知何以这样迅疾地走完了几十年的路途。我们花了不算太长时间，走完了二十七年的第一段长路，第二个二十七年比第一个似乎时间还要短，第三个二十七年正是大多数人的死期。那时，时间简直是向终点跑了起来。因此，那些看不到死亡威胁的人，实际是很不聪明的。很多人不久前还蹲在街头的路灯下，喊杀着象棋，一副决不服气的样子，不久后便已白发染鬓，口齿不清了。
不过，那种过于怕死的人，又显得极为可笑。他们还在青春的时候，坐在脚踏车的后座上就会吓得魂不附体。实际上，健康的人既能以挽留时光来珍视生存现实，又能把死亡当作是自然的东西。比起弥尔顿在《失乐园》中写的“引导到凄凉坟墓的道路有许多条，条条是阴森的”，我们更喜欢休谟，他想到死后不再存在，与他出生前也不存在一样，没有更多的不安。是呵，凡人有时真可怜，他们并不在意李唐盛世时没有自己，却为二十一世纪自己必然消逝，感到万分恐惧。
死亡并不是我们人生的敌人，我们只是在它试图过早地伏击我们时，才选择了向它作战，就像屈教授那样。
面对死亡，我们首先可以像休谟那样想，我们的过世就像大唐王朝时没有出世一样，无足以怕。其次，当我们有些倦态地陷在一张沙发里，满足于收获，渴望休息时，回首自己劳累和愉快的一生，我们究竟还有什么没有得到抚慰以至非要拒绝死神退场的要求呢？我们不必为终有一死而不爱人生，人生正如一个晚会，它的用途是把志趣相投的人们聚集在一起，愉快地消磨时光。没有哪个健康的人会因为舞会无法永远继续下去而认为收到请柬是一种讽刺，只有林黛玉那样病态的人才会因为害怕散场而弃绝一次热闹的宴席，也只有那样的人不会对世界微笑，不会从容地离别和长辞，因为他们没有尽兴，在告退的时候感到有许多东西被落下了。第三，死后我们依旧在这个世界上。事实上，没人请我们来，也没人要我们走。起初，我们已存在于祖辈的身体中，存在于枫林间，我们是6000万个精子中的一个，由于偶然的邂逅，与来自母体的一个卵子结合，后来我们便在母腹的一个不见阳光的小角落膨胀起来，把大量的米谷果水转化为人的模样。九个月后，我们再也忍受不黑暗，躁动着穿过世间最狭窄的甬道，无所畏惧地闯到生活中。我们是大自然和祖祖辈辈的结晶，我们的身上或许承接过亿万年前一颗彗星从太阳边缘撞下的一粒物质，一片桃林的几只果实，天上的冰花流雪，地上的兽毛和尘埃。我们之所以畏惧借形于万物的躯壳还形而去，完全是因为人造文化的影响和对死法的忧虑。记得二十岁时去洞庭湖探望八十一岁的老祖母，在繁星低垂的夜幕下，她坐在河堤上，说很想去北京，“威武地死”。后来，我发现伯父和姑妈们似乎并不在意祖母会听到大家议论她的死，而祖母自己也愿意兴致勃勃地听到别人的意见。这些朴素的农人们触及死亡时，黯然的神情要比一直居住在城市的父母少得多。死对于他们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东西，特别是在和平而安乐的年代里，他们不担心死得委屈而痛苦。因此，他们看待死的苦处，并不比看待婴孩穿过阴道以求生的苦处多多少。他们日日犁锄在离祖坟不远的稻田旁，并且淡然地对待这种比较。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归宿也在那里，没有走得太远。实际上，对于死亡，那些真正超越了文化的人比起没有文化教养的人，看得更为真切，麦尔维尔说：“我的身躯不过是我本体的残渣。”是的，有一天我们将离开这副躯壳，再度飘归自由的风，而那残渣化为尘迹，化为土肥，结成别的形式，构筑起别的生命。感觉一下我们手抚的白杨树，说不定那上面就有自己祖先的细胞，而今它依旧承受着阳光。
有了对悲观的这些乐观认识，我们就不会战战兢兢地去度过晚年，更会很好地对待即将到来的中年。我们不妨真的一个人骑上自行车，找个远村的坟地，静静地坐在正午的阳光下。那里，香柔的炊烟轻缓地飘过，燕子从茅草棚里吐出呢喃。远处耕牛在叫，猎号在响，却再也不能唤不醒地下长眠的人们。但他们的玄孙却在不远的棉田里清理春天第一批野草。长眠固然舒适，但想想同时失去的东西，我们就会更加珍惜自己的暮春，热爱生活的权益，去听、去说、去写、去唱、去跳舞、看大海、听雨声、享受一切活生生的事实，因为时间过得匆匆。
二十七岁，只知道自己生活在大地上还远远不够。除此，我们更多地生活在时间的流程中！我们可以在大地上永驻，却不能在时间里永久地行走。
为此，柏格森在《创造的进化》中说——
我们感到，时间的延续像一条我们无法逆行的小溪，它是我们存在的基础。就像我们感到的那样，它是我们生活的那个世界的本质。
热爱生命，不仅要爱自己的身体、土地、川流，也要爱无声流淌的时间。十八岁时，我们不是认为青春十年的路是漫长的吗？可现在，在十年最后的日子里，我们还觉得短短的十年是漫长的吗？时间是个怪物，在人生的后期，它会越走越快，直到飞跑起来。此外，就像二十世纪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一样，人生的三十岁生涯和中年意识往往在二十七岁就已开始启步了。这时，我们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沉重感——
在青春将尽的岁月里，必须声声打响，步步走赢。
《青春的敌人》第五部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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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05年4月26日
声声打响，步步走赢
这时，我们在事业上的努力，呈现出静态，有了一种根本性的转变。我们常常让观察守望占据了大部分时间，然后等到百分之百可以成功时才一跃而起，用最短的时间和最小的代价把胜利抓到手里，然后又去观察守望。我们总是把交谈限制在最少的程度，不再把理论和历史搬到实际的小问题中，而是就事论事地解决它。我们再也不会为一个毫不重要的论点与一个偶然遇上的人争论大半个夜晚，第二天还在对那个人辩论中的错误耿耿于怀。我们总是在倾听，很少表达自己。适当的时候，我们会打起呵欠，表示自己的冷却。对于工作关系中暧昧不明的东西，我们变得容忍，既心明眼亮，又秘而不宣。
我们放弃了个人奋斗的原则，把那种壮怀激烈的个体方式转移到集体的合作之中。我们已不打算单枪匹马地一鸣惊人，而是进入社会轨道，默默地以稳健的办法向高层次潜移。这时，工作牵扯我们的精力说大又不算大，我们总是静守度日，说小又不算小，因为我们为在既有的位置上站稳脚跟，操碎了人事关系上的心。这段时光，除了家庭情感问题之外，人际算计超过了工作本身的操劳，成为成功的代名词和中心环节，也成为生活中不起眼又离不开的东西，轻描淡写，而又举足轻重。
这时，与上司的关系就是我们的一切——
★ 尊重上级的权威：尤其不要在背后议论他们决策的得失，而是承认他们有调派、指挥、控制、评定工作水平的权力。要知道，我们自己每一句客观的评论，总会被一些人添油加醋地转述给上司，所以“闭紧你的嘴”是一句很好的箴言。不要当众纠正上司的介绍和决定，有时我们这种冒失会一下子打破他们故意设置的错误，也会损害他们的面子。在北京祥云饮料公司草创未就时，有过这样一个小小故事。那时，所有员工都与徐经理在一间办公室里办公，有一天徐经理送客时，对一个爱斤斤计较而又至关重要的客商说，他的车前天坏了，被司机开到修理厂修配去了，所以抱歉不能送他，说得情真意切！实际上，徐只是想让司机好好休息，明天凌晨要安排远行百余里。但，一位新来的推销员善意地提醒经理：“车昨天就修好了，现在就在楼下！”结果，他的好心造成了极大麻烦。记住，要养成单独给上司提建议的习惯。
★ 你不会马上获胜：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人而言，“马上获胜”的自我评价，尽管可笑，但情有可原，但对于二十七岁的人来说，继续存在这种想法则显得过于天真。这样想，只会使自己屡屡失望，认为劳而无获。生活的真实面目是按部就班的，而为官的人又常常是冷酷、吝啬、轻诺的，因此不要被事情刚开始时的欣欣向荣的假象所迷惑。此外，别认为上司会主动给我们一方职位和多一点的经济实惠，这些只有通过我们自己去反复和他们申要才能得到，而且他们并不因为我们为自己争利而轻看我们，也不会因为从来不去争利而喜欢我们，他们总是把一些小利丢给急红了眼的人，以替自己解围。要记住，等到自己的要求被上司明确否决后，再去磨洋工。
★ 甜言蜜语使人笑逐颜开：上司一般都喜欢假装民主议事，自我标榜。实际上，越是不厌其烦宣扬自己爱听意见的长官，越是爱听颂词。如果我们能给他们一连串肉麻的赞扬，他们就会像被我们牵动着细绳的木偶一样，为提拔我们而忙碌起来。假如我们批评了他们，那无异于在他们心底那本来可以因为甜言蜜语张开一枝花朵的地方，埋下了一枚定时炸弹，早晚有一天它会收拾我们。
★ 掌握一柄杀手锏：上司对于能为他独当一面的下属，总要更为尊重和关心一些。如果我们能够独立主持一项非我莫属的工作，那么当一些意见不被采纳时，我们便可以亮出杀手锏，以辞职相要挟。
★ 节省上司的时间：不要在上司的办公室里泡时间，更别坐在他们常坐的地方，上司在业务中有很多秘密不想让我们知道，在那里逗留会妨碍他们。
★ 与上司的夫人和亲信搞好关系：与这些人搞好关系，实际上就是与上司本人搞好了关系。我们必须忍耐他们的傲慢无礼，因为反抗他们就和反抗上司一样危险，甚至更为甚之。不要在上司面前抱怨他们的不是，否则情况会更糟。他们之所以成为亲信，正是由于上司的纵容，而我们尚是圈外人员。去一个新地方工作，起码要到一年以后，我们才会被亲信们当作自己人。另外，别在他们面前争揽过多的任务，应该隐忍地做他们的助手。在我们羽毛未丰的时候承接过多的业务，绝不可能得到经济上和资历上的好处，反而会引起上司亲信们的猜疑。此时，我们拿不到回扣，但却往往被认为已经拿到。如果你想长久生存，就要避免提早介入广告、供应、技术秘密、财务、赴闽粤推销等最容易被猜嫉的领域。记住，那些升迁的和日后作了大事的人，往往不是一开始就大张旗鼓的人，他们的功绩少而精。
★ 搞好越级关系：泰普特行包装部有一位出色的青年，他是一个最下级的营业员，但却以才智打动过芝加哥商业大亨菲尔特。当时，为了得到更重要的职位，这位青年曾接二连三地向自己的监工提出过，但屡屡被拒绝，于是他不得不通过菲尔特的直接提携，去改变怀才不遇的境地。事后，菲尔特质问那个监工和棉织部主任，为什么不提拔这个青年。回答是：“没有人能代替他，其余的包装员都不行。”过了四十年，监工和主任依旧是监工和主任，而那个青年却创立了世界上著名的塞尔弗里奇公司伦敦百货商店，他本人就是塞尔弗里奇。当我们的直接上司明显力量不足，或者缺乏眼光，属于那种不能带领自己一同迁举的平庸之辈时，我们要巧妙地通过各种机会，与他们的上司直接联系上。但中国毕竟不是英美，所以对待越级交际这个问题，就越发需要巧妙，需要以不伤害自己的直接上司为前提。但是一定要记住，别让平俗的上司，贻误了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