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与上司的关系来，与同事的关系并不像想象的那样重要。与上司的良好关系使我们的工作状况变得更好，与同事的良好关系只不过是维持现状。关于自己的提升问题，上司只是与他的亲信们商讨，不会向我们的普通同事征求意见。但是为了不出现多余的麻烦，我们还是需要注意三点：
第一：尽量少与同事们接触。我们的上司之所以成为上司，就是因为他们很少像我们这样与同事打牌，频频交游。我们应该尽可能避免卷进同事之间的人事纠纷，这种算计比对上司的算计花费的精力还大，并且没有多少用途。
第二：别认为“人人可交”，实际上能与自己真正相好的人是极少的，依赖工作上的泛泛之交只会对自己有害。我们知道，铝有一种特殊的属性，当它的切痕一经暴露在空气中，其表面就会马上产生一层透明的薄膜，把内部再度密封起来，以防止继续腐蚀。我们在与工作伙伴的关系中，也应该确立起这种快速应变的原则，对那些轻诺寡信、嘴比手灵、口蜜腹剑的人，要避而远之，立即封闭自己，以防受到他们的再次伤害。
第三：寻找严师畏友。严师是我们的导航灯，畏友是我们合作伙伴和将来提升后的干部力量。对于未来而言，这笔财富是意义是重大而无可估价的，他们将是我们的力量。
如果二十七岁，我们有幸作了一介小官，那么要记住三个常识：第一，“要把责权利要齐了”，千万别因为热衷于虚名而作那种责任重大而无权无利的工作，那样对工作本身和对自己一样毫无好处，结局常常是使自己很委屈地遭到毁灭。所以不妨要齐了成功的要素后，再答应上马。第二，对于别人接受自己的领导，要感到“当之无愧”，不要报以感激和怜悯。对于别人理所当然的服务，不要像奶油小生一样，没头没脑地谢个没完，人类是需要领袖的，有时人们受到奴役反而觉得无比自然。第三，“别让自己的下属轻易得惯了物质好处”，多给他们一些口头赞美，一般讲，这比小恩小惠效果要好，而且不会养成下属们行必多酬的份外贪欲。
二十七岁时，多数的人没能走上仕途，而是越变越普通。我们看到舞台上出了名的小伙子和小丫头，他们许多人的年龄比自己还小，可他们红得发紫，经常接受媒体采访，而我们却沉默地走向了三十岁。也许我们的顶头上司也比自己小三岁，可她刁难起我们来可真是居高临下，只因为她有一张并没有多大名气的学士文凭。
这时，我们不再寄语明天，天真地相信未来埋藏着一个日子，一个令我们飞黄腾达的日子。想起青春期里的梦幻，我们在灯下一笔一笔写下《我的理想》，真是荒唐。我们曾以为二十七岁会看到美梦成真，而今，上了当的感觉袭上心头，这就是中年人阴暗的忧郁。我们重复着难以置信的年龄：“噢，二十七岁！”我们彻底明白了，自己不是伟人，只是我们自己——一个理发师，一个公务员，一个小记者，一个没有课题的科学家，甚至是一个流浪的画家，无家可归。
《青春的敌人》第五部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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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05年6月14日
宽容
由于失落和渴望，我们甚至愿意更多地接触一些无聊的神秘主义理论，尽管我们已不会像二十五岁时那样把手伸给手相先生，满怀希望地问婚姻问事业，并因为碰巧有一点解析与自己的经历相吻合便对那个骗子百分之百地肯定。可是我们还是伸出了手，想找点好话慰籍自己。也许正是因为想找慰籍的人太多了，所以迷信才会在科学如此昌明的时代，莫名其妙地走红起来。但二十七岁时，我们已开始不对莫名其妙的事情感到惊慌，而是发现它们的合理性，由此多了几分雍容大度。譬如，我们会热爱见义勇为的好汉，对邪恶嗤之以鼻，但却对爱憎百分之百分明的人感到可怜和厌倦。相反我们喜欢那种能对犯人微笑的警察，认为那些有着通融沉静的心，能对一切人微笑的人，很可能是个历经沧海、对生活有着真情实感的人。这些人一边秉持正义，钳制罪恶，一边对促成罪犯不得已而卷入犯罪的经历带有同情。他们不再对敌人，像古人毫不留情地屠宰战俘一样，也不像秋风扫落叶般地残酷无情。
当然，我们的宽容也表现在我们开始对迷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今天，许多迷信已经成了日常生活中的公理性习惯和文化传统，我们完全没必要在葬礼中佩戴红花，以声讨这种迷信。而且，我们平淡的生活需要一些迷信的小刺激，忧郁的心灵需要抚平、慰藉、几声轻快的笑声。我们甚至认为，一个百分之百破除了迷信的人，既不可能有绝顶的科学创造能力，也不可能百分之百地真正解放思想。在知识的最高境界里，科学和迷信，这两种在凡人心中绝对矛盾的东西，却经常是相互融合、互为光辉的。迷信有时是探索广泛的无知领域的向导，完全迷信的人是弱者，显得傻气，百分之百拒斥迷信的人是僵尸，也显得傻。而许多事情并不像史书和文件所记述的那样好坏分明。
我们说，迷信大规模还营扎寨的原因一般说有两种：一是人们希望逃脱现世的苦楚，有所寄托，二是愚昧为之提供了沃土。
迷信作为对人们行为具有约束力的文化心理，它要求我们接受某种不得深究的习惯说法。当我们试图抗拒它而真的一败涂地时，未必是鬼神的捉弄，而是我们自身由于背叛那种约束而产生的内心怀疑，使我们的精神世界极度惊慌，以致于在自我压力下心神不安，手足无措，终于把事情弄糟了。实际上，这种枷锁性的迷信的确应该破除（把青春时代当作是一段特别奇异的时光，也是一种世界性的迷信。尽管这种迷信离鬼神之道远了些，但它招引人们在格外注目十年青春之时，视其余五十多年为粪土，这种枷锁性的观念却像其他迷信一样，对总体人生不利。实际上，青春不是终结，新世界还远远没有到来。三十岁会更好，而中年才真正是创造新世界的年龄）。把精神托寄给迷信，无异于寻找绑绳，值得原谅但不值得表扬。
我们需要两种准备：其一是避免极端迷信，支持对于巫术行骗的打击；其二也应该避免极端科学化。的确，迷信害死过成千上万的人民，但是科学杀死过多少的生灵呢？一六零零年以来灭绝的130种动物，其中75%是科技干的。然而唯心主义大师、神秘主义、迷信却始终为环境和节制人类贪欲敲着醒世钟。一九八九年，伍岛勉对努斯特拉达穆斯的《诸世纪》进行专著研究，写出《大预言》，在他耸人听闻的描绘里，透露着焦急和爱世界的不安。
这时，我们看传统也像看它的组成部分迷信一样，有了几分温静恬淡。我们依旧不会像五六十岁的人们那样对于昔时怀有不加思索的好感，我们也不再像十八岁时那样热血沸腾，让拒绝一切的天真占据身心，对古文化报有否定一切的狷傲。我们清晰地看到，中国落后的原因既不是传统文化的束缚，也不是西洋文明的破坏，主要是机制问题。而文化本身，说到底，只是一种风雅情调，既没有破坏旧世界的能量，也没有营建新世界的雄心，诚如萨特在《文字生涯》中说的：“文化救不了世，也救不了人，它维护不了正义。”它永远不会是落后的关键症结。但是，在从新文化运动直至经济改革时代的70多年中，那些有影响的大学者们都在致力于找到一种可以拯救中国的文化工具，在他们对于东西文化的旷日持久的争论中，既没有赶紧确定下一种文化从事营救，也没有使两种文化融解调和。于是，局面变得更糟，西洋的没有真正地走进来，传统的又被破坏殆尽，得到的是两亿多文盲和九亿徘徊在十字街头的人们，既无西学，又忘了汉学。
文化救世的理想，只是抓住了这个不能胜任的东西，把一项伟大的事业和梦想一并压在它的肩头，压瘫了它，新世界也不会到来。实际上，旧文化从来不是狰狞的恶魔，消灭它以摧毁旧世界，无非是错宰了一只代罪羔羊。
传统对一个民族的存在有着深远的意义，它代表着这个民族的至尊、昨天的荣耀、未来的梦想。传统塑造了我们，我们也塑造着传统。那种认为传统沉重得使人折腰的观点是荒唐的。第一，传统只会使人腰杆更直，我们或许听说过法国人对美国人在情绪上的轻视，就是因为美国没有历史。第二，想想那些被历次农民造反屡屡摧毁的文化遗址和被列强夷为平地的园林，我们缺少的恰恰是传统的熏陶。漫步在伦敦街头，几乎几十米就有一座百年以上的历史高楼，处处是博物馆，行人就像走在传统和历史的光辉之中。可是在北京，除了几处可怜的古迹之外，剩下的不是现代化街景，就是不堪风雨的破民房，我们缺的正是传统自豪。哪一个人能在只有一家历史博物馆的城市里感到漫长历史的覆压？我们可以在日本看到和服艺妓，可以在樱花时节看到成群古装的人民，可是，我们在上海或者西安的街头，见到过穿马褂的市民吗？我们已没有多少传统的外在形式了，而且传统心理又早已被无教养型心态所取代。
法学中有这样一种论点，好的司法机制使坏人不得不作好事，而糟糕的机制却使好人也能作坏事。文化传统正像生活在不同机制下的人们一样，同一种文化心理，在较为完善的环境里呈现出勇气、正义、欢乐，在另一种不得体的环境中却完全可以沦为包袱。
机制是变革的中心支点。
如果我们还是在东西文明的对话中，支持某一种狭隘的意识，继续唠唠叨叨地诅咒一个无辜替罪的文化，我们就会从事破坏和盲目的批判工作，继续荒疏对人民和对自己进行随便哪一种都可以的文明教化。
《青春的敌人》第五部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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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05年6月14日
你是否已经成熟
一个正常的人，在几个年龄界标上，对于世界的感知能力应该有着相应的几次飞跃性变革。八岁时，我们发现父母“不要说谎”的训诫有问题，因为不说谎总是办不成事。青春期时，对于家庭束缚和社会时弊的批判惊天动地。十八岁，我们发现全世界都错了。二十六岁，我们觉得自己也有不少错。而二十七岁起始，我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一次脱胎换骨。古时候，四十岁的人才能晓知天下，但对于现代人来说，那未免太迟了。实际上，在二十七岁的时候，我们应该熟透了才对。此时，我们应该能作到给以往负有罪名的许多观念昭雪，同时剥去另外一些观念久赋盛名的光环。
如果我们还是谈到迷信就迷醉，或者义正辞严地呵斥，谈到文化与传统就站在某个极端，或者重复着那句白痴也会说的废话——“这个问题要辩证地看”——我们就很难说完成了向成熟的转变，而且很有可能到四十岁仍然进入不了不惑。因为，在二十七岁这个重要的年关，我们没有成年人应有的那次质变，即，彻底解放一次思想。于是，谈到“崇洋”，就一定认为会“媚外”，使自己陷入前面提到过的思维定式，谈到资本主义就大谈“垂死性”、“寄生性”、“腐朽性”，不过脑子地愚弄自己的脑子，而谈到“无知”就感叹说，这是不好的呀！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的大半个思想仍受着束缚。
如果我们在美国人面前大谈自己一次没有去过纽约，说那里一切都好，那么他会哑然大笑，宛如一个大都市人面对一个把自己所在的都市夸得滴水不漏的农村人一样，心里会暗笑我们纯朴得可怜，甚至会对我们从客观合理的“崇洋”堕落到货真价实的“媚外”，感到轻蔑。资本主义有资本主义的不足，它的媒体充溢着专家和人民的刻薄的批评，这一方面反映了它的民主自由度，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它确实存在着类似的不足。那么，美国人自己会不会在一个外乡人把纽约夸得天花乱坠时，接受这个人不切实际的赞美呢？不会！他们知道纽约有贫民窟。
而“无知”的确毁坏过国家和生活。可是，它也有着可爱的一面，我们曾经讨厌一个无知的婴孩吗？我们喜爱他们的纯洁，正是因为他们处在未曾有知之前。
科学家的幸福，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依靠着他们的无知。无知给他们留下了新天地去征服。他们可能在自己领域的现有知识上，达到了顶峰，但当他们继续工作时，一切还是一知半解。苏格拉底在他70岁时所认识到的知识，是“自己一无所知”。无知创造了伟人们探索行路滚滚惊雷般的脚步声。如果一个人生下来就知道了一切，知道了关于自己未来和死亡的一切枝节末梢，那么他可算是大智之人，但他却失去了无知的乐趣。他只能按着命定的脚印，亦步亦趋地履行天意。
在《无知的乐趣》中，R·林德写道：
人类感受过的最大的欢乐之一是，迅速逃到无知中去追求知识。无知的巨大乐趣，归根结蒂，就是提问题的乐趣。已经失去了这种乐趣的人或已经用这种乐趣去换取教条的乐趣（这就是回答问题的乐趣）的人，已经开始僵化。
看过专家的话，细细品味，我们常会恍然大悟地认为他们说得真对，然后感叹自己何以不能如此明晰。记住：因为我们只解放了一小部分思想。虽然一部分定论被我们果敢地推翻，但是还有许多定论始终是我们无力触及的。这就是幸福而又有所建树的人与普通人的根本不同之处，他们解放了思想的全部。
这些思想彻底解放了的人，对世界有着比常人更加温和的态度。他们不会对那些被历史定罪为“反面的”人物怀有不共戴天的仇视。他们深知，历史需要帮助，而不是推倒重来的新世界。他们相信，“凡是合理的就将存在，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黑格尔语），而和平时期，新世界不需要热血，只需要混凝土。
二十七岁，我们能怎样把手通融地交给手相先生，就应该怎样通融地对待迷信、传统、一切被暂定为荒谬绝伦的事情。在那些未知领域得以盖棺定论之前，请保持这种审判前的宽容，这也正是那些对罪犯微笑的警察更值得我们热爱的原因。即使我们根本不相信手相术（Chiromancy），我们也有理由为快乐一下，让“未来你会在某一天翻天覆地”的好话安慰一番寂寞的心灵。梦灭之后，我们不再雄心勃勃，但在理念上，我们还是喜欢伟业的。
当然，实际生活中我们完全相反，有时甚至想像愚者一样过那种闭着眼睛的生活。我们更愿意走在平坦的大路上，不想遇到风暴，哪怕是为了委任而考验我们的那种风暴。我们的生活原则就像诗人北岛写道的：“渴望燃烧/就是渴望化为灰烬/而我们只求静静地航行。”
比我们小的人说我们不到三十岁，就被生活磨成了没棱没角的鹅卵石。我们自己却不这样看，我们坚定地扔掉了燃烧的火焰，为了自己的家，也为了别人家，我们在静静地制造混凝土，在航行。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测试一下自己，看看自己是否已经具备了二十七岁人的城府——
（ ）1. 我们是不是首先作完手里的工作，再去看南斯拉夫局势的报道？
（ ）2. 我们是不是在秘密状态下将一个计划实施，快要成功时再宣布出去？
（ ）3. 我们是不是拒绝传播自己不大清楚了解的事情？
（ ）4. 我们是否乐于狠狠地赞美一切有益于自己的人？
（ ）5. 我们是不是敢于在出纳员少付给自己钱的时候去索要？
（ ）6. 我们是不是不再轻易为一个异性而动情，不再轻易让其占用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 ）7. 我们是否拒绝在朋友面前暗示自己不满意自己的配偶？
（ ）8. 我们是不是总在一番亲吻之后，才开始作爱？
（ ）9. 我们是不是反对教自己的或别人的孩子骂人？
（ ）10.我们是不是尽量避免与父母发生一切争论？
这十个问题，如果我们的肯定回答在七个以上，我们就受之无愧，堪称二十七岁的人。如果在五、六、七之间，我们则接近了二十七岁人的城府。如果在五个以下，那我们就太嫩了，尚需修炼，否则这种低级心智将会影响中年生活。
这时，青春风暴中最后一个大浪行将过去，而中年生活正像风暴过去后大海所呈现出的那种宁静，表面一派平和，海底却涌动着暗流。这是一个新的环境，新的世界。在这种新世界到来之前，风暴将要过去之时，有一种电影接近尾声时场内萌动的那种散场的气氛。这时，如果我们只是感受着青春飞逝的忧伤，却没有在心中为人生下一个阶段埋下一个继续和重建的动机，而把自己当作尚无建树的破罐，然后漫不经心地破摔，那么我们实际上就是被青春时光里的最后一个强劲的敌人征服了。
记得十四岁时看《苏捷什卡战役》，铁托在影片结尾处说了一句当时被我认为是十分卖弄的警句：“结束，真正的开始。”现在想，他大约是说，一个阶段的结束是另一个更好的阶段的开始。就阶段的上升性而言，在结束和开始的转承点上，如果人们因为第一阶段的不成功而放弃下一个阶段的新机会的话，那将是一件很蠢的事情。
二十七岁的人有一种恶劣的习惯，特别是谈到青春时期一无所获时，男人常把这个罪过推给女人，认为是她们严重地拖了自己的后腿，女人则指责丈夫不像别的男人那样渴求上进。这时，家庭冲突再一次成为突出的问题。由于工作状态在这段时间里显得相对平静，所以情感状况则显得更加耀眼，变成绝对突出的问题和决定性问题。很可能因为这个问题没能得到很好的解决而使我们再过一个一无所获的中年。
客观地讲，在大多数情况下，婚姻的确是一个包袱。因为，人们在结婚时往往毫无共同的准备，只是在约定俗成的“男大当婚，妇大当嫁”的婚期逼迫下，对温馨家庭抽象的渴望和潜在的性要求催促下，仓促为婚的。
在婚后两年之内，人们要经历一个“家庭冲突危险期”，特别是那些婚前没有任何性关系的伴侣，冲突的可能性更大。旧日的激情已忘，终日相守的小磨擦和厌倦，婚前恋爱时的假面具一层层剥尽，我们可以像庖丁解牛一样，透过配偶的楚楚衣冠，看到其体、其思、整个灵魂。一切变得平铺直叙，而最令人失望的是，婚姻不但没有像幻想中的那样给自己带来更多更新的东西，反而使我们失去了许多美好的东西。
我们和夫人坐在树下，很长时间不说一句话，却相互什么都知道，该说的以前都已说完，剩下的只是打发时光了。这时，每一对配偶对于其伴侣的兴趣，都明显低于对自己的兴趣，婚姻失去了交流和蜜意。夫妻一体时，对于其他人显露出自私，尔后夫妻之间又由于双方不再愿意主动把兴趣投在对方的爱好上而暴露出各自的自私，每个人心里都在嘀咕着：“哦，我算是认识你了！”
因为婚约，我们还曾吝啬地不把任何一点时间分给过去的老朋友，怕妻子不愿意。妻子也在减少朋友，怕丈夫的妒火。然而谁都不知道，就在我们同时做出“高尚的”牺牲时，却遗失了共同的东西。亚当·斯密说：“在文明社会中，不论在什么时代，人都需要许多人的合作和帮助。但在他的一生中，仅能得到几个人的友谊。”而我们却毫不吝惜地忘掉了这仅有的“几个”，使自己的家庭生活完全置身于没有调节的小天地之中。这时，旧友之间产生了一种不能尽兴的感觉，有一道看不见的墙在生长。其实，如果我们想让配偶感到在自己家里还能像其作孩子时一样快活无忌的话，就不应该在深夜将其旧友逐出，完全可以放任他们开心地聊上一个整夜，而我们自己独自去睡觉。
在对待双方父母的态度问题上，也出现了矛盾。在每次丈夫的雇主发来实物时，比如20斤桔子，我们是怎样一次次减少着送给父母的斤数，把绝大部分留给了自己的孩子。当然，这不能完全怨我们，小时候我们也曾看到过，自己的母亲是如何阻止父亲多给奶奶一份桔子的。现在，我们只是如法炮制，并认为不把月薪交给父母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当我们的父母接过那些被自己三番五次克扣过的礼品时，却总是那么由衷而天真地高兴。对于我们客套的晚宴邀请，他们一般不去，但却高兴得不得了，并且永远渴望我们能不断“邀请”他们，直到他们死去。
看到过去的老相识还没有结婚，无论他们自己心中有着多么迫切的饥渴，我们却坚持认为，他们是聪明而潇洒的，认为他们对婚姻有着深刻的先验。
《青春的敌人》第五部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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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05年7月28日
向独身挑战
然而，独身者在中国是苦涩的，他们的处境并非像结婚者想象得那样超脱。尽管青年人业已变异的观念是宽松的，但我们还没有掌权，没有形成有力的势力。社会对我们生活方式的认同依旧取决于尚持权柄的老年人。在这些掌权人以及他们掌握的人民大众的思维里，权本位、血本位、家本位占有相当重量。在孟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古训中，“齐家”是第二位的。尽管今天的长辈们也许根本不知道他们要求子女必须适龄而婚的原始冲动源自这个他们闻所未闻的古训，但这种千年影响，恐怕早已渗入他们的血液。因此，一个不能“齐家”的人，在他们看来，无以“治国”和“平天下”，这已是无人细究出处及其正确与否的公理认识。在人们的潜意识里，一个不能“齐家”的人是残缺的。
在西方国家，单身现象已是普遍的事实。在独身者中有一小部分人，按照美国社会学家的归纳分类，仍属于“传统模式”，他们是希望结婚的，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而不能如愿以偿。而绝大多数人则属于“先锋模式”，他们完全不打算结婚，社会也承认他们建立了“单身家庭”，他们自己也认为这种单身家庭完全可以与“夫妻家庭”相媲美。可是在中国，单身作为一种公认的残缺状态，是不能被视作家庭的。人们总是把“有情人终成眷属”和组成夫妻家庭，视为社会安定的一般条件。单身就是未完成状态，就是疑问。
于是，在物质利益上，独身者便看到了第一种苦恼——没有房权。在我们这个低工资、高福利的大社会里，一个月薪1000元的人，必须完全依赖雇主提供每平米数千元价格的住房。而得到雇主住房优待的不成文条件是，婚者优其先，有子者更优其先。问一问今天二十六岁左右的青年人，那些仓促登记，迟办婚仪，或者存心早育增加居住困难的青年们，他们百分之百是出于排队要房的心理。他们不惜勉强结婚生育以争夺房权。实际上，如果从缓解人口压力上考虑，独居生活的合理待遇可以大规模减少早婚和早育现象。但是，尽管独身者的文化背景和技术水平一般都远远超过从婚者，但现实却是他们无权得到住房优待。而且在公众意识没能在思想解放的状况下对各种各样的感情和方式有所宽容的时候，现实往往可以用一句“世道将不古”的预言，理直气壮地打消掉独身者的住房梦想。
从精神待遇上讲，独身者便会看到了第二种苦恼——没有人权。独身者如果不想沦为禁欲主义者或泛性爱好者，他们便需要正常的社会交际活动、工作关系中的礼遇、爱情和性生活。但是在一个认为只有结婚的人才可以合法拥有这些人所必需的生活的国度里，独身者就会自然地受到委屈、歧视、谣言污蔑、监视，并成为人们饭后茶余的谈资。中国第一位社会学博士刘德，自留学结束回到北京，就曾因为打算独身而不能得到住房照顾，并且受到了人们舌头的困扰，最后他痛苦地宣布：“在中国，不结婚就没有人权。”然后，怀着悲愤，飞回德国。
当这些独身主义者没有自己的基本生存空间去过隐秘的个人生活，当他们不能在精神生活中感受到人的尊严的时候，独身所带来的自由和欢娱便被抵销殆尽，独身变得不幸。
可是当他们安静的时候想到婚后的麻烦，甚至强烈地感知婚姻制度的荒唐时，他们就会依然坚定地对抗那些烦恼和挑衅，继续走下去。至于将来会怎样，无人细究。
一般说，与本书第四部分提到的独身四种类型相对应，独身者总的说来由三种执意不婚的人（真正的独身者）和一种需要帮助的人（暂时独身者）共同组成。
第一种独身者是对人生粗心大意的人，他们几乎从少儿时代就显露出不能持久的根性。过分活跃的天性和精力充沛的好奇心，使他们不断地见异思迁。他们喜爱全新的事物，热爱自由，缺乏责任心。他们最讨厌与小孩子打交道。他们一生所需要的，就是崭新的感情，并凭借这种情感使自己不厌倦生活。这种天性使其不愿成家。面对这样的人，我却觉得他们十分善良，他们一方面知道自己内心的不安分，另一方面又不愿给别人带来伤痛，因而只是私下里与一些性格相类似的情人约会，满足自己每一段时期的感情。当情人们另有所爱时，还他们自由，自己也正想另寻新知。一般说，艺术家常常属于此类中更为特别的一类，他们终其一生，不能像凡人和其他伟人们一样，使自己成为那种把稳固的爱情当作人生幸福的顶点的人，他们要的是崭新的艺术以及滋养这种完美艺术的全新的爱情。你能找出100对白头携老的艺术伴侣，我就能把100个平淡无奇的艺术庸人指给你看。
第二种独身者是对性生活格外贪婪的人。区别于第一种仅仅由于性格原因导致不婚的人，这种人突出的标志是有着贪得无厌的性冲动。他们更愿意借用未婚者的身份，无休止地欺骗异性，满足自己畸形的欲望。他们长期遭到不正常情感和性抑制的折磨，在被允许多一些行为自由的时候，便会加倍反弹自己的原始冲动，张扬积蓄已久的贪欲，甚至达到了不顾惜身体，把事业和感情外衣统统抛到九霄云外的地步。
有一种愚昧的社会认识，认为一朝放任独身作为一种从者广泛、为数众多的成人生活方式，第一种无心的人和第二种别有用心的人就会弄脏整个社会的心理。不能说这个忧虑没有道理，在欧美，自由的生活方式已的确引起了许多严重问题。可是，我们能不能认为靠旧有压力迫使这两种人结婚，对于他们可怜的配偶是有益的？那只是在劝说这些天性特别的人，用合法的方式，随便凑合一个异性，然后由于他们的特殊癖好，在法律保护的家庭中生活一段很短的时间便去离婚。我从来没有过多地考虑如何遏制他们难以遏制的放纵，而是一直在想别把那些古朴守旧的人推进他们的火坑。
第三种独身者，是那些对婚姻制度有着严肃认识的人们。在他们成长的家庭中，其家庭成员的知识水平常常较高，他们自己的社会背景和地位也较为良好。他们像史书中许多伟人一样，批判着婚姻方式，认为婚约违背人性的自由，败坏了爱情，本质上是不可能带来幸福的。这种方式，一边把人类最高级的情感——爱情——放到琐碎庸碌的日常生活中加以煎熬，一边使夫妻总是依照两人中较为平俗的一人的水准去应付生活。
实际上，一个有思想的人，哪怕她/他是顺从婚姻制度而终其一生的人，也会在其内心深处不满于一夫一妻制的弊端。比起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一夫一妻制度并没有进步多少，它只是在性合作的法定方式中，显示了男女人格尊严的平等原则，而没有从根本上触及情感遭受束缚的问题，也没有在爱情与生育的区分上，跨出革命性的一步。
在世纪之交，两个截然不同的伟人——尼采和罗素——曾一致要求把爱和婚姻区分开来，反对以爱情作为婚姻基础，主张它的基础应该是优生优育和婚外爱情的自由。阿兰后来补充说，婚姻基础应该是逐渐取代爱情的友谊，莫罗阿最后修正一笔：“在真正幸福的婚姻中，友谊必得与爱情融和一起。”由此完成了迄今为止较为圆满的结论，即，婚姻制度的核心是为了养育后辈而铸造的友谊，而爱情与这个核心处于游离状态，在婚内有之，在婚外也有。
而我觉得，在未来的某个年代，人们完全可以宣布以数量制规则缔结婚姻的法律最终崩溃。事实上，在那四位生命哲学大师的思想里，已经蕴含着这种倾向。但是，只要世上生存的人们还不能具备普遍的自制和高尚的情愫，并且找到一种妥善养育后代的新方法，这种崩溃就不会，也不该，仓促地到来。而崩溃到来之前，我们这些过早窥见了婚姻制度弊端的人，就只能积极地盼望等候，消极地采取独身方式，以回避夫妻家庭的局限性。
罗素曾这样批评婚姻的局限性——
因为婚姻而拒绝来自他方的一切爱情，这就意味着减少感受性、同情心、和有价值的人接触的机会。从最理想的观点出发，这是在摧残人生中最美好的东西。
婚姻双方常常认为自己的配偶使自己减少了工作和创新的灵感，减少了活力、接触社会、造访大自然的机会，减少了对无力自养者和好朋友的同情心。其实，制造这种局限的不是配偶，而是婚姻制度。人们在这种制度的暗示下，为了维持这种制度所肯定的道德尊严，追求约定俗成的幸福感，就不得不去扼杀他们认为很可能毁掉幸福的东西。试想，活跃的灵性，丰富的机会，旺盛的同情心，难道不正是家庭稳固的天敌吗？它浪费家庭的时间和财产，并使家庭生活在大庭广众的天地里，显得简单狭小。所以，雪莱曾这样写道——
我从没有和那伟大的宗教发生过关系，
因为按照那伟大的宗教的伟大的教义，
谁都只能从那人群中选出一男或一女，
不论其余的是何等的聪明何等的美丽，
我们却只能从惨淡记忆中把他们忘记，
啊，这就是当今所具有的道德和法律。
在这条路上行走着可怜而疲倦的奴隶，
唉，他们终于来到坟墓似的家庭那里，
这家庭从来立足于这世界的大道上面，
带上被束缚的朋友或许是吃醋的劲敌，
从此踏上那漫漫的旅途既遥远又迷离。
看来，一个人要想保持自己不受折磨，理论上讲，只有独身。这一类型的独身者常是婚姻实践的旁观者，由于在别人的婚姻那里，看到了许多不尽人意的苦痛，他们便更加坚定了自己对于婚姻现状的批判。按俗人浅薄的说法，他们是不愿像别人那样被家事拖累，不必害怕戴绿帽子。从文化的角度看，他们对婚俗有着深不可测的蔑视。
这类人一般以两种方式满足自己的情感生活：一是事实婚姻；一是奇妙的友谊。
他们在实质上，或某几个阶段上，过着和结婚者一样的幸福生活，只是他们反对依赖法律和一纸证书来维系自己的爱情，反对这种外在压力所一同带来的局限性。他们并不以稳固为目标，而是随时随地享受即时的快乐，有十天的结合，就要有十天的货真价实的幸福。如果一旦失去欢乐，那么一天也不凑合。
由于没有任何外力可以充当这种结合的保证，事实婚姻中的情人们只能凭借自身的魅力去维系他们情缘的长久，因此，许许多多真正感人的爱情便产生在他们中间。
独身者的友谊，特别是异性友谊，常常是极为深刻的。蒙田就曾设想，男女间最美满的结合方式不是婚姻，而是肉体得以分享的精神友谊。尽管世人的眼睛总是不允许这类搀有依稀爱的水分的友谊，然而莫罗阿说的好，“既然身为男人和女人，若在生活中忘记肉体的作用，始终是一件疯狂的行为”。 莫罗阿举出了三种异性友谊的例子：第一，一方单恋，而另一方默认；第二，一方或双方均已过了恋爱年龄；第三，旧日的恋人渐变成友人。实际上，这些情谊常常是最有意义的，尤其是在天才的生涯中，它们起着更为积极的作用。在他们的伟业中起推动作用的，常常不是他们的配偶或情人，而是他们的异性挚友，只要稍稍想想歌德和贝多芬的贝蒂娜，瓦格纳、赫尔岑、罗曼罗兰的梅森葆夫人，尼采、里尔克、弗洛依德的莎乐美，以及柴可夫斯基的梅克夫人就足够了。性的力量在这种友谊中起着不言而喻的作用，但这种力量却因主观调控或客观的制约而被局限在有益无害的范围内，有异性之交的温馨情趣，却没有占有欲望。
这类性格的人，属于本书第四部分中提及的信念型。对于这里没有论及的缺陷型和变态型独身者，他们如需得到关于幸福的答案，则不是本书所能满足的。他们只能去问医生和病态心理学专家，或者坚持忍受生理缺陷和继续对社会习惯的背叛。此书只能说一句份内的话——过你认为值得的生活。独身者中，此书有能力特别关心一下的，是失意型独身者。其他人可以天马行空，而这类人却不能独往独来，只要看到别人的家庭之情，只要有一股可以吹拂空寂心灵的晚风，他们的情绪就会跌入谷底，孤独得苦不堪言。
《青春的敌人》第五部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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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05年7月28日
寻找一个家
我们的职业社会工作者创造出了一个概念：“大龄青年”（实际上，这种称谓和把配偶称为“爱人”，而把另一些人蔑称为“第三者”一样，令人生厌）。按照这种庸俗概念，二十七岁而未婚的人便自然被概括在了这个范畴中，家人和社会便为此操碎了心，他们谋划各色各样的主意，大有非为这些人骗来一个对象不可的气势。其实，能救他们的只是他们自己。
此时，我们不该再像二十三岁以前那样，把每次恋爱失败的原因，推给对方。年龄应该使我们反省自己——
Y 看看自己的模样
取一方干净的镜子，坐在它面前，看看自己是不是能够带给别人眼睛一种愉悦。在感情活动中，这是个至关重要的大问题。首先，看看自己的头发，向周围人请教，找出一个真正适合于自己脸型和身材的梳法。不要自以为是，对打扮效果的[判断，旁观者比我们自己更有发言权。如果自己头发浓密，作出个绅士发型，这样显得我们对什么事情都有准备。不要分缝，也不要像个小傻瓜似地过分遮盖前额。如果自己的头发稀疏，不妨自然地露出秃顶，这也能成为一种风度，或者去买假发套，千万别把几根头发抿得满脑袋瓜子转圈都是，那是一种最恶心的办法。然后，我们一定要把东方人绝对不适合的胡子，全部刮净，特别是那些皮肤黑糙，胡须稀少的人，蓄胡子不是性感，而是肮脏。另外，无论自己的眼睛是大是小，一定要尽量张开它，要把心底的灵光释放出来。看看那些魅力无穷的人，他们到死都是这样看世界的，那是活力的象征。如果我们戴眼镜，尽量别使眼镜滑到鼻尖，那像个呆痴儿，或者干脆去买一副周戴的博士伦隐形镜。要尽量少抽烟，多刷牙。别总是驼背弓腰耸肩膀，寻找一种松柏的风骨。花钱买一套新潮便装和皮鞋，虽然这要花上上千元，但穿上它再去揽镜自照，会焕然一新。
女人迟迟未婚，在容颜打扮上，不是和男人一样不体面，就是太过火了。男人看我们时，大多把美放在第一位，即使那些年纪大一点的男人已不再深究这个问题，但他们却仍然认为：“女人至少应该不丑。”他们希望找到一个干净、可心、别太农村气的、外表不至于令人讨厌的女人。即使在婚后，美感的吸引力依然会左右丈夫对我们的兴趣和性渴望。另一部分过分的女人则是因为不晓得男人的另一种心理，男人可以喜爱一个花枝招展浓装艳抹的女人跟自己调情，但却决不希望作她的丈夫，安全感和绿帽子，一刻不停地在他们的脑海里打转转。你看，许多时髦女郎惹得男人垂涎三尺，却没招来一个人从内心里愿意作她的丈夫。所以，不妨收敛一下过分展示自己性魅力的作法，妆化得淡些，高跟鞋矮一点，裙子不必太短，不要急不可耐地和所有人约会。
此外，不要依据别人是否多看了自己几眼，来判断自己的美丑，别人看我们也可能是因为我们滑稽。
Y 你的涵养怎样
我在一九八九年的研究中，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在从事车间劳动和服务性工作的女性中，大多数人热衷于在工作时间把床上最隐秘的事情，粗俗地讲给别人听。她们的谈话没有文明的外衣，在未婚少女面前也赤裸裸地毫不避讳。陈在天津百惠饭店工作，从十七岁时就听惯了一些粗鄙的戏言和玩笑。刘是北京一家大型机械企业的工人，属于那种有所追求有一定知识的女人，我看过她发表的小诗，很不错，但由于长期在这样的下流环境里习焉不察，故而在与男友第一次作爱后一股脑地讲起了她已习以为常的不中听的性笑话，于是断送了他们的爱情。直到接受我的调查时，她才知道是因为自己故事里过于粗鄙的戏语，引起了男友的反感和怀疑，那些话不像好女人说的。
在男人的习惯中也有类似的更为严重的问题，即，企图以性故事去挑起欲火。韩在一次与我的私人交谈中提及他的浪漫史，无意中显露出这种毛病。他是靠性幽默，以及对自己以往性经历的大吹特擂，得以很快与女友发生感情的，而且在以后发展感情、频频作爱、筹划未来的婚事时，始终不厌其烦地把往事讲给女友。我不禁问他：“你向她，一个很有可能是你太太而不仅仅是暂时的性伙伴的人，大谈这些事情，对你将来的婚姻有好处吗？”他开始没有听懂我的话，我进一步解释：“你是要培养一个女孩子作妻子的忠诚，还是要挑动她的淫乱意识？”他顿时如梦方醒，想起一些不祥的征兆。像韩这样的谈情说爱方式，在那些青春初期试图以此快速松懈对象防线的恋人那里，在那些以性生活为主要目的的调情中，比较容易理解，令人惊奇的是，在二十八岁纯粹意义的婚恋之中，如此幼稚的手法竟然比比皆是。这种方式的结果只能有两个：第一，恋人当即转身而去；第二，即使迷乱成婚，却为未来家庭争吵的话题和解体，埋下了恶果。
相反，失意型单身者却由于天性怯懦而一言不发，特别是男性，他们易于空想女人如何如何，却害怕与她们交往。有很多人为了掩盖自己胆小的事实，装出一派不屑一顾的样子，但在经历上却总是暴露着由于缺乏勇气和狭隘的自尊心作祟，而始终没能与任何一位女性有过深一点接触的不足。女人因为可以在感情问题上处于被动状态，所以在胆子问题上也就不会感觉到什么障碍。而男人，一旦缺乏勇敢，就完全失去了接触与自己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的机会，也丧失了吸引女人的关键性格。实际上，女人并不是太在意我们求爱时结结巴巴的样子，面对三番五次不顾天地的勇猛攻击，她们反而会感到得意，并且重新认识我们。求爱，是男人最光荣的生活使命，它并不降低我们的身份。千万别在读物里、别人嘴里、自己心里空想女人，使自己越变越猥琐，直至曲张地仇视女性。去接触她们，一切都不像我们想得那样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