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不再深造，立即就业。由于国有机构面临巨变，铁饭碗被事实砸烂，因此非把人事关系弄到劳动局的人，日渐其少。许多人把档案存放在劳动交流中心或职业介绍所，然后去各种新兴企业应聘，成为打工者。尽管打工的日子朝不保夕，但好在这个领域流动性大，你方唱罢我登场，总能找到一席之地。此时，如果我们的档案，被毕业学校转到了家宅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那我们的头衔将是"无业人员"，即失业者的代名词，而其实际的社会地位，几乎和农民一样倒霉。不过，几乎所有没有大学文凭的私营企业家、合同制工人、临时工、跑到海外去扒分的人，都是"无业人员"。换句话说是，这个年月，当无业人员并不可怕。
第三：考不上大学，选择自费攻读。目前，中国尚有一些机构提供一部分公费医疗，更多的新企业为员工们投下越来越多的医疗保险，因此可先行就业，解决衣食之忧，而后再在工作之余，弄个电视大学、函授大学、夜大学、自修大学的文凭，作到糊口和学习两不误。
第四：自己掏钱，或签劳务合同，去海外谋生。
总之，许多人在回首往事时一致认为，在整个一生中，此次的大方向抉择，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能规定一个人的一生浮沉。一方面，中国社会并不浪漫，因此道路的选择，就像是单行线，一经踏上，难以调头他往，甚至一朝出生就已无可选择，数千万农业人口涌入城市，作着最辛苦的工作，但即使挣到了钱，依旧改变不了农民身份和社会地位。另一方面，我们是在不丰满的年纪，在不精通繁文缛节的父母的帮忙下，对未来进行了一番单相思般的推测，如此确定下来的方向选择，不可不说是草率。或许，我们很快就感觉到了选择失误，但却无从改变它。我们因此初尝了事业黯然无光的苦痛，并要随波逐流地飘下去，越来越糟。对于一个不到二十岁的人来说，这种惊恐是不言而喻的。
即使走上了较为理想的道路，我们也会马上发现，代价是巨大的。
我们在教室里听教授讲课，他把建筑力学讲得栩栩如生，他谈起梁思成和大屋顶，谈起维斯宁兄弟，又从"干打垒"和公社大楼，讲到了人民住宅、长官楼、贵宾入口。窗外阳光灿烂，思维无比瑰丽，我们拥有了一个熙熙攘攘的大世界。但是有一天，我们邂逅一位昔日同窗。过去，她因为不爱学习而屈尊为一家书店照看仓库，但她的老爸颇具活动能力，竟在一个挣了钱便分光吃净的小广告部，为她谋下一职。现在，她花枝招展，眼光里流露的不光是自信，简直是对我们的同情。望着她扭搭扭搭地走远，除了觉得她夸张得令人作呕，剩下的便是感到自己可怜。瞧！我们穿的竟还是过了时的细跟儿皮鞋。
假如我们是司机，十九岁，却已跑下八万公里的路程。我们拼命劳动，一年时间中，把固定薪水、公里数奖金、帮忙礼金、黑车收入加起来，已超过五万元。但有一天，我们心满意足地收车回家，在运动场的外街上，被一位老同学叫住。早听人说起，两年前他去了复旦大学生物系。现在，他领着我们第一次走进健身房，看他躺在卧推长椅上，一下一下地推举着210斤的重量。他的胸臂肌肉线条分明，优美地隆起，而我们却骨瘦如柴，没有头脑。分手时，他说他一星期后就要去威斯康星州立大学了。想到未来的他，将用一个半月时间，挣够我们两年里的全部所得，强烈的自卑便袭上心头。为什么他总比自己强？我们一心赚钱，却忽略了其他。
假使我们边学边作，结果只是一切平平。我们进了绣花厂，托了人情，坐在厂长办公室里，虽说没有消耗性的体力劳动，但每天一张报纸十杯茶的工作，对一个年轻人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傍晚，同事们抱着孩子，奔回温暖的家，我们却骑着破车，从城南窜到城北，冒着大雨去听课。我们清楚地知道，与一心挣钱的人比起来，我们的所得甚微，加起来不过八顿涮羊肉的钱，和专业学生们坐在一起，我们的谈吐又总进不了层次，每一次张口都被惊疑地盯住，仿佛我们都是些三个鼻子的怪物。后来，为了心理平衡，我们开始用自己的长处，去比别人的不足，看不起工人的无知，又指摘学生们缺乏生活经验。久而久之，错把幻觉混为现实，终于变成了高低难就的人。事实上，仅凭一张成人教育的文凭，已越来越难以提升自己。
我们生活在明灭闪映的恐慌感之中。但这时的恐慌，既不像青春期那样强烈，又不像十六岁时那样容易被忽略掉。它隐约可见，而且持久地延续着，但却不能从根本上妨碍我们向往美好生活。此时，恐慌的愁绪和担当重任的野心，一同争夺着我们。在很长一段时光里，我们的忧愁和好梦参半，这种混沌未开的性格，几乎把我们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习惯于把冷与热、光明与黑暗、强弱、左右、爱恨、阴阳男女，看成是相互对立的两种东西。殊不知，在科学领域里，它们根本不是两种东西，而是同一事物的变异。不是吗？在若隐若现的恐慌之中，也同时蕴涵着期待、野心、责任感。
责任感如期而至
为了战胜心中的恐惧，我们安慰自己说，也许再过那么一段时间，我们就能做得比现在更好。我们崇拜自己的偶像，以大英雄作为鞭策自己的力量--苏格拉底、屈原、唐宗宋祖、白发飘逸的爱因斯坦、温文善辨的肯尼迪、刚毅铁血的里根、容貌高贵的撒切尔夫人，甚至隆梅尔、蒋经国、毛泽东，从乔丹到李宁，从赫本到姜文，一切能催促我们追求不朽的大人物大明星，都成了我无限讴歌的神明。我们在自己的床榻边，挂上他们的肖像，好像鲁迅每每倦怠于劳作，抬眼望见他的藤野先生。我们和父母无话可说，却可以随时向偶像倾诉。我们向伙伴们推介着自己的英雄，当我们察觉到听者不以为然时，便按捺不住心中的不平，转身告诉他人："冯其实根本不懂霍金，真浅薄！"十八岁，所有风云人物都会从我们空空如也的心田走过。我们追随伟人，成为他的战士。他们时常投以目光，督促着我们，要我们朝更高的目标奔跑。
时间慢慢地在我们肩头加着分量，一次又一次。为了胜任，我们开始学习克制自己多余的欲望，并且学习技巧，去适应生存环境。作为一个推销员，我们有责任熟悉手中商品的性能，并对它表现出格外的热心。我们必须不疏漏每一张经手的票据，懂得业务规则。作为一个中文系学生，我们有责任了解文史长河的来龙去脉，并向其它领域突破。作为一个公民，我们有责任保持自己所及范围的美丽，并增加它的色彩。作为一个十九岁的小青年，我们有责任呵护比自己年龄小的孩子。而且，只能在尊重长者的前提下，提出自己的异议。当我们欺骗了别人，哪怕只是为了一桩合理的阴谋，我们也会在心底感到害羞，因为，我们是妹妹弟弟的榜样，也是父母的面子。我们不断地作出一些小小的决定，独立承担起它们的后果。我们打碎了邻居的暖瓶，不得不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加以偿还。一切的一切，只要稍一疏忽，强烈的内疚便会澎湃在心头。
如果十九岁时，我们的责任感没有如期而至，这便是我们茁壮成长的敌人。
假如此时，我们仍拒绝接受应尽的义务而且毫无愧疚，我们就属于那些被庞坏了的孩子。这一点不难理解，一个习惯了凡事都要父母照料、总是要求别人服从自己的孩子，要他担负起成年人的责任，便会显得格外不开心。于是，他就会用恶意的破坏、冷酷的待人态度、多生一些与活动能力和神经有关的疾病，来证实自己还没不到负责的年龄。这就是青年时代一种比较典型的失败者的心理，而正常的十九岁人应该有着拯救人类的使命感，并为得不到救世主的委任状而郁郁寡欢。
这时，我们活得还是不轻松。多少次，我们的心情就像临近高考时那样沉重，真想停下来不干了。但我们没有停下脚步，而且这一次，完全是我们自己不愿停顿。比一比那些成功的幸运儿，妒忌心也不允许我们甘心。我们自以为身肩大任，把未来的工作想象为史诗，认为自己有权成为世界的代言人，并理应为此占据一个席位。在迷蒙的好梦中，我们认为随便拿出哪一个，只要把种子播出去，两年之内就会发芽抽技，二十一岁就会成为名人。我们手倚长剑，在所不辞。为了夺得青睐，为了向父母证实自己的实力，为了给导师们争光，也为了祖国，我们觉得有责任要这样作。
一位外贸中专的男学生，坚信毕业后立即就会赚到几笔大钱，并把想象中巨款做了预先分配，一半给母亲，一半和女朋友享用，给她买最好的衣服。目前，他最为不满的是"时间过得太慢"，无法证实他的自信。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作？他的回答是："我想这样做，并且有责任。"这是一个体魄健壮的男孩子的责任心。他认为，梦到明天，就是现实。
另一个女孩子，从皖南农村只身来到北京。四年后，在一家仪器公司作会计。她的身上，已很难看出乡土痕迹，她的梦想是当律师。为此，她申报了自修大学考试。但每次考试前，她都能找到一个恰当的理由，躲避验证自己的机会。她常说："阿忆，我又病倒了。"或者说："年底结算太忙了，经理没给我假。"不过，每逢来拜访我，她却依旧雄心勃勃，重复着她的理想，发誓要对得起一切帮助过她的人。实际上，这是柔弱之人对于难以承兑的责任，抱着不灭的幻觉。她常常安慰自己："再等些时候，一切都会好的。"
十八岁之前，我们对自身、社会、未来还没有真正形成冷静客观的看法，因此还没有一种东西可以减损冲淡我们理想中不切实际的成分。但是到了十八岁，特别是十九岁的时候，我们就会因为接二连三的失败而稍微真切地看清自己。于是，我们不得不在幻象和现有条件之间，作出一番前所未有的检验，从而在人生旅途中进一步缩小梦想与可能性之间的差距。这种反省工作，加大了实现责任的可行性，大大减少了失败机率和慌恐感。这是我们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因为现实感已经开始把握我们的灵魂。
过去，一个八岁的男孩子想做司令官，指挥100位元帅打败自己的仇敌。十二岁时，他可能又想去当画家，专画小动物。到了十三岁，他想作革命党人，发起几次暴动，铲除他所遇见的不平。十五岁，他在日记里写下了"爱情价更高"，他埋头苦干，为能燃烧而积蓄木材。十六岁，他的理想不只一个，既想当数学家，也想当物理学家、运动员、军事专家、半导体修理工，他还想写自传！十八岁，他突然发现这样漫天幻想不行，于是他想把写作当成人生的职业，并异想天开，认为只要发表一篇短文，世界就会轰动。
但十九岁时，我们又长高了两厘米，尽管少年美梦并未消失殆尽，但在我们急速成长的过程中，原来数以百计的理想，已被现实地割舍掉一大批，剩下的一些梦又被合并同类项，变成为数很少的几个。因此，就这几个梦想所平均承受的关注而言，每一个梦都得到了相对更多的浇灌，加大了实现的可能性。
《青春的敌人》第一部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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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04年4月16日
现实感把握住我们的灵魂
首先，现实感确立了我们的发现能力和估价能力。
实际上，人的现实意识最早曾是发现和估价的产物，但在一定时间的相互作用下，现实感最终成为我们发现一切和评价一切的基础。
在襁褓中，我们曾用哭声抗议我们发现的不适。我们清楚地意识到，父亲抱我们不如母亲柔和。七岁时，爸爸打了我们，可我们没有错，只是说不出道理，于是我们含着眼泪，不服地盯着他，发现他也有错的时候。十五岁，我们纯洁的良知不能容忍父亲在打电话时说假话，为了一套更大的房子，便违背了他曾教导我们的诚信原则，妈妈曾对登门求救的落难者表现出彬彬有礼的搪塞，他们甚至不爱祖母。我们还发现，老师对高官的孩子有着特殊的偏袒，在讲台桌上，她说的是爱国心，而且情真意切，但为一台东芝彩电，她能跑遍全城。我们还注意到，大人物的讲话平淡空乏，服务员们专司迫害顾客。这一切，与我们早期教育的童话世界，竟是天壤之别。这一发现，险些让我们玩世不恭。
十八岁，但愿不是因为看惯了，我们认为世界就是如此。有纯真，也有谎言。没有一个人绝对好，也没有一个人百分之百的坏。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两个方面的交合。对此，上了大学的人有着更深入的发现。由于众多的至高理论的照耀，从前大部分的美丽童话和虚妄的自我，在跨进校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里，便轰然倒塌了。我们发现，事物甚至不是两个方面的集合，而是复杂得多。进而，我们还发现，世界的发展竟是荒诞的，人性中充满了无可奈何的东西。此时，一部分人疯了，要去自杀，另一部分人却发现了"对发现处之泰然"的方法。我们乐于现实地接受荒诞性并力求减少它，我们不畏惧在复杂性中生活，允许我们所爱的人、所爱的社会、所爱的世界，有那么一丁点儿无关痛痒的小毛病。
当我们对真实的世界有了初步的认识，现实感就会把着我们的双手，教我们学习妥协和选择的技巧。
现实感对我们在环境中的位置，已作出了估价--我们不是世界的中心，而是它的一部分--由此，为了生存，为了得到更好的结果，我们不得不以相应的丧失为代价，求得最终的胜利。我们曾向自己妥协，牺牲一些不关键的原则，让不良的社会现实容纳我们，为的是更长久地与其中美好的一面结缘。如果我们毫不退让地把自己罩在玻璃杯子里，企求一尘不染，那么个性很快就会枯萎。我们也向别人妥协，以谋求合作的成功。就像"沉默是金"一样，妥协也是金。特别是在商业谈判和恋爱中，不会妥协就是不给对方希望，注定会一败涂地。
从经验上说，二十五岁以前的人，不可能对"合理妥协以夺得最终胜利"的方法，拥有较为深沉的认识。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现实感尚未达到成熟的地步。我们总认为，只要坚持到底，就可以取得胜利。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是因为一味坚持自己的观点而造成了难以预料的失败，甚至付出了几倍的牺牲。
当我们学会了有条件地让步，我们也就掌握了选择的要义，即，在现实允许的范围里，挑选出最适合于我们的东西。一个婴儿会把柜台上的所有玩具抱在怀里，不问母亲的购买能力，于是选择只能由母亲进行，婴儿仅有为之放声大哭的能力。如果一个成年人永远停留在"什么都想要"的选择梦想中，那他唯一的结局将是"什么也得不到"。因此，我们不得不对自己无力负担的那部分东西，学会让步，放弃它们。
此外，现实感还使我们渐渐地学会了宽容。
我们最先学会的是宽容自己。当我们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生活的一切被父母的清规戒律牢牢束缚着。他们教导我们的，不是生活，而是规矩。因此那时，不能抽烟喝酒、不能骂人打架、不能"早恋"、不能赌博，曾是我们的金科玉律。大约十三岁左右，我们的好奇心再也憋不住了，如果不稍微尝试一下干坏事的滋味，那生活就太单调了，只能知道了世界的一半。于是，我们打算宽容自己，爬过墙头，去看看那一半的事情--给女孩子写一封让她心惊肉跳的短信，在她的铅笔盒里藏一只蛤蟆，躲到厕所里抽烟，偷看《医疗卫生手册》和《红楼梦》，听美国之音，上网查一些自己不该查的东西--成年以后，我们不再恶作剧，但当年对清规戒律的嘲弄，却使我们能够勇敢地面对新教条，并宽容自己对教条的违背。
为了丰富自己的生活，我们学着灵活地运用宽容。当我们与老朋友不期而遇，便摸出三块大洋，像中年人那样，买两瓶啤酒，感受一下初为青年的自豪和扑溯迷离的酒神精神。美餐之余，我们点起两支最便宜的雪茄。烟雾中，我们无须讲话，却也并无尴尬，风云中体验这种妙不可言的静寂。愤慨时，我们骂将起来，用最刻毒的语言表达对丑恶的批评，并且发现，那是我们宣泄不满的最好的办法。如果对方执迷不悟，我们操起拳头，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追逐自己热爱的女孩子，把渴望和她们生活在一起的梦想告诉她们。在游戏中，我们掏出五分硬币做赌注，享受一下意外收获的刺激，并在输赢中观察朋友的性情。所有这些自我放松，并没有招致父母警告过我们的后果，反而增添了我们的生活情趣。
不过，我们还是发现了另外一些人。他们终生的生活原则，只是儿时依偎在母亲膝下所聆听到的训言。那些限制婴孩、不使其在无助的情况下越出轨道的紧绷绷的家训，一辈子没有宽容他们自己，更不放过别人。这些人常常在社会生活中扮演左派的角色，因为单调的生活，曾造就了他们简单的头脑。他们迟迟没有获得现实感和宽忍心，并在尚未真正认识生活的情况下，仇视生活的新意，认为一切过去没有的事情，现在和将来都不该发生。他们因噎废食，对人缺少怡怡深情。
难以避免的极端化
对别人多几分宽容，自己就多了几分成熟。不过，十八岁是刚刚从童话世界中苏醒的年龄，过去十几年的纯真纯善纯美的教育，如同美丽的谎言，占据着我们的身心。我们嫉恶如仇，几乎把所有不完美的事物视为敌人。殊不知，对社会问题的极端化认识以及个人行为的极端化，才是我们真正的劲敌。十八岁时，我们开始对过去熟知的事物，第一次用成年人的眼光，进行再审视。我们往往因为发现了一点瑕疵，便对整块白玉忍无可忍。为了发泄被蒙骗的不满，我们把"一片洁白"从端点推到另一个端点，斥为"漆黑一团"。如果发现教育过我们的人还是对瑕疵视而不见，我们便想用极端化的挑衅拨开他们的双眼。我们不再把父母当为先知圣人，他们不仅仅是有错，简直就是误国误民的罪犯。我们暗地里奚落老师，直呼其名。前辈理论如果和我们的空想不一致，便会被全盘否定。民国时代被看得一片光明，共和国没有一个白天。爱和性的传奇，从不可触知，一变成为了精神寄托。像一九八四年的电影《红衣少女》那样不出大格的自行其是，已远远不能使九十年代的孩子们得到满足。
就像梅子说的，这时的情感,"说它盲目，却也清醒，人海的噪音即使铺天盖地而来，它也一样我行我素"。我们走在大海边缘的浅滩上，不必为"可能淹死"或"怎样远航"而担忧。成功了，我们会走得更远，失败了，就转回家。十八岁，是一个自立而不必谋生的年纪，因此我们的想法有恃无恐，丝毫不姑息。
我们几乎一直认为，十八岁最重要的一桩事，就是必须证实"自己不再是孩子"了。如果父母和社会能设法使我们相信这是桩顺理成章的事情，我们的极端主义造反精神，会相对减少。但假使得不到肯定的回答，我们便只得过分地强调自己的立场。
二十岁之前，我们的许多个人壮举，都是这种正常欲望的表现。单小燕，一九八四年春秋时装大奖赛中唯一一位男装设计一等奖的得主。当时，她只有十九岁，但她凭着艰辛的自学，又用600CC血换得了参赛资格。她告诉记者说，之所以必须这样奋争，就是要向社会宣布她的存在。可以说，青年时代如何表现独立性，如何表现出"与成年人的平等"，取决于我们对"成长"的概念持有什么样的看法。假如成长意味着独立存在，我们就会像单小燕那样，努力争得展现自己才华的一席之地。如果成长仅仅是指不受约束，我们就会以极端化的方式，从事破坏法则的事情，也就是"青年反抗主义"的作法。我们会刻意模仿中年人的抽烟姿态，在情敌面前表现出中世纪骑士般的仇恨，也会学着电影里的坏女人和画报上的明星姿态，吸引各种各样的男孩子。
这种走极端的作法，多年以后想起来，的确是杂乱无章的。翻一翻这个时期的日记，我们会轻而易举地发现许多颠三倒四、前后冲突的观点。但当时记录这些感想时，我们相信自己的头脑并不幼稚，我们是严肃的，完全没有想到多少年后的某一天，我们会对昔日的这些想法感到脸红。可以说，十八岁的极端化，是矛盾化的姊妹。
矛盾化，人生的永恒特征
我们一睁眼就陷落到各种纠缠不清的冲突之中，我们总在思考，却一直不得其解。因此，在每一个行动中，在我们极端化的情绪中，总藏有一丝不安。这使我们保持了几分谦逊，没有把话说绝。或许，我们还陷在了矛盾之中，自我否定，难以自拔。
有许多人，直至十八岁仍未能果断地承认自己的性别现实，朝自己的方向行走。我们常常会发现一些脂粉气很重的男孩子，他们在内心深处不愿扮演自己的社会角色，而是模仿女性的姿态。轻微的，孤僻清傲，时而发出几声娘娘腔。严重的，沾上了被庞坏了的女人的恶习，他们搔首弄姿，虚张声势，乱发小姐脾气。与此同时，由于人类文化中"男人比女人优越"的想法根深蒂固，因此女孩子"不喜欢身为女性"显得比"男孩子女性化"更为显著，这就是阿德勒在弗洛依德影响下提出的那个著名的"男性钦羡原理"，它或者表现为对男孩子，特别是对漂亮男孩的无比讨厌，或者表现为对所有男孩子的过分兴趣。
还有一些人干脆和自己的成长矛盾起来，他们希望永远逗留在童年。于是，他们喜欢用儿语与父母交谈，在没有外人的情况下，他们时常向父母作出他们喜爱的小动物，例如小猫小狗的样子，学它们的叫声。在单独与爱人亲昵时，他们就像是嘤嘤私语的幼童。
一方面，我们是知道自己还有许多事情不懂的，并一直为此惴惴不安。但由于偶然得到了几次表扬，而且在日益增加的社会交往中，这种偶然遭遇表扬和恭维的机会越来越多，我们于是萌生了"无知未必无智"的心理。甚至，我们有了一种渴望得到更多赞美的念头。实际上，女孩子由于通常缺乏自信心，所以习惯于用别人的赏识，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这是情有可原的。但如果男孩子过分追求赞美，那却是一件可悲而又危险的事情。男人对赞美的热衷，常常是精神虚弱的同义词。
另一方面，我们又莽撞地自信什么都懂，而且常常故意回避问自己"不知道什么"。于是，在我们混沌未开的世界观里，恐慌不安和妄自尊大的极端化、羞怯自卑和亢奋的责任感、虚荣心和诚实的天性，便构成了各种各样的矛盾。而不成熟的年志、零敲碎打的知识、对往昔胆大妄言的挥斥，便与初生牛犊的执著和"我不会错"的狂想相交织，而且把着我们的手，一气呵成地写下了矛盾重重的青春日记。
赫胥黎说："只有死人才是始终如一的。"换句话说，矛盾是人生的永恒特征。如果我们解决不了它，它便是我们的敌人。如果我们能不断摘除如期而至的各种矛盾疑团，一步一步向前走，矛盾化便只是对我们的考验，是我们的动力。实际上，对矛盾视而不见，置之不理，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
请相信，十八岁至二十岁之间所遇到的恐慌感、极端化、矛盾化，完全不必我们为之忧心忡忡，反而可以使之成为我们追求成功的推动力量。在明确了这些基本事实之后，便到了我们直面具体生活问题的时候了。可以说，我们此时已完成了一种心理转变。爱情走向我们，我们要离开父母。爱意每向我们靠近一步，我们就与父母多了一些分离。此时的所有心态变化，都与我们的情爱、独立意识、行为风格有关。让我们来看看与此相关的十大问题--
爱，是一种权利
爱情的审美意义，是我们整个人格的最完美的实现。世界上没有哪一个问题能吸引如此众多的诗人、心理学家、哲学家的目力，也没有哪能一个问题能比爱情包容更多的欢乐和忧伤，更没有哪一个问题能像它那样足以滋养生命的健康或者彻底毁灭一个人的幸福。爱情是一所学校，同时也可能是一座火葬场。因此，我们无法不精心地关注它。
十六岁的时候，大多数女孩子是把目力投放在群体中学业最优秀的男同学身上的，哪怕这个优等生并不漂亮。她们会长久地记住他，甚至很久以后，依然会为当初没有接触他的机会而抱憾终生。十六岁时，王偷偷喜欢上班里的一个高个子但不漂亮的男孩子。每次考试，他都会把第二名远远抛在后边，涉及他的学习、生活、家世的传说，神乎其神。毫无疑问，这一切也同样吸引着其她女同学的青睐，许多人总是以求教解题方法为借口去接近他，但王却始终没有那样作。高中文理科分班后，他们分在了不同的班集体里。后来，他们都从青岛考到了北京，王在北大中文系学汉语，他进了清华无线电系。在清华园的一次周末舞会上，王意外地遇到了他。此时的王，已出落成北大的一朵校花。王问："还记得我吗？"他的回答出乎王的意料："实在想不起来了。但似乎，有点印象。"王没再说话，也唯独没和他跳舞。第二天，他跑到北大36楼，找到王的宿舍。一刹那，王被喜悦占领了。但她没有想到，他说的第一句话竟还是那样不伦不类："我想了整整一夜，终于想起你了。"王的眼底失去了尚存的一丝柔情。不久，当时正在追王的李，也就是她后来的丈夫，来到了女生宿舍。他则慌忙站起来，失态地跑回清华，没有说任何告别的话。从此，王飘忽的梦结束了。他也再没有出现。一九九一年，二十五岁的王就要去美国了，她把九年前那段隐情说给我听，言谈中却似乎依旧怀念着她那少女时代的梦中情人。尽管她十分清楚地知道，梦中情人与现实中的他完全是两个人。可以说，许多女人都曾有过相同的经历，也有许多人曾默默地爱过男老师，并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按照老师的形象去寻找爱人。
对于男孩子来说，十六岁的爱没有这么持久。他们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漂亮女孩身上，或是集中在由于奇特的童年印象而被他们自己认为是漂亮的女孩子身上。也许分开仅仅一年，那个女孩子便会被他忘得一干二净。十年后，当我们提起往事，他不会牵肠挂肚。过去的已经过去，十六岁的爱只不过是愉悦了他们的眼睛。不过，就当时的真挚程度而言，男孩子的感情又不可说是不珍贵。他们会在想象中赋予意中人无比神奇的色彩，并拒绝把她与性交联系在一起，即便是由于睡眠中的冲动，或是故意手淫，他们也只是想象出一个坏女人去实施。要二十五岁的人去想象这个年纪富于诗意的情操，是困难的。对于爱，十六岁的少年采取的，多是歌曲和诗的方式，而且很自然地充满了象征主义。他们虽然充满浓烈的激情，但却没有多少亲昵行为，就像是欧洲中世纪的情人们一样。
那个时候，与其说他们是寻找爱，不如说是在希求接触和懂得。实际上，当少年人很早便显露出对异性的兴趣，并打定主意去寻找他们所喜欢的伙伴时，社会不应该认为这是一种性早熟或胡闹的标志，把它蔑称为"早恋"，也不应该把它视为笑柄，或病态地联想到性的接触。相反，应该宽容他们的看法，并把这种可贵的感情当作他们学习爱情和婚姻生活的一个准备步骤。不仅如此，爱情还是少年人真正走向属于自己的世界的一个伟大步骤。为此，数学家兼哲学家罗素说--
那些从未领教过两人之爱所具有的密切关系和深厚友谊的人，失去了生活本应赐予他们的最美好东西。他们无意识地--假如不是有意识地--意识到了这一点，这种不满会使他们朝嫉妒、压迫、残忍的方向堕落。因此，让热烈的爱情得到它应有的地位，应当是社会学家的责任。如果没有这种经验，男人和女人都无法进入完美的境界，无法从世上其他人那里感受到热烈的情感。而如果没有这种热情，他们的社会活动无疑将受到损害。
在十七岁大步走来时，我们有了独立意识，爱意便像潮水般地蔓延在我们心田。我们向好朋友透露自己的秘密，向所爱发出第一张要约的纸条。也许消息不幸走漏，或是被不知所措的心上人交给了老师，老师便搬来了父母。我们不懂得，他们为什么要反对我们。如果不让我们去爱一次，我们又怎能得到经验？又怎能知道社会劝诫我们的理由是正确的？只有我们自己更清楚，我们心中已埋下爱的种子，而且就要抽芽。这是抹不去的影子，尽管迫于高压，我们不得不暂时停止去作，但谁能阻止我们去想呢？实际上，就连我们自己也无法阻止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在反锁的家门里停止走神。父母师长的阻力，并没有帮我们节省下来爱恋消磨的时间，只是保全了他们自己的安心，但却深深地刺伤了我们。
我们渴望这样的父母，他们坐在我们的床头灯下，轻声地问："孩子，谈谈你有把握吗？"我们最爱这样的老师，他们既无纵容，又不认为我们走上了邪路，而是告诉我们一条终生难忘的真理："不能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要义全盘疏忽了。"（鲁迅语）如果他们把这个年纪该交给我们的，全部不逾期地交给我们，我们将会更好地学到生活和爱的真谛。
今天，少年群体中所表现出来的泛性主义倾向，并不是少年人与生俱来的本性。其原因正是由于舆论始终禁止他们去爱，于是他们便对一桩原本美妙的事情怀有犯罪感，并用极端化的反抗享受着偷偷摸摸的快乐。由于没有完整的性知识，泛性主义的结果便促成了更多的流产，污染了性器官。
为了生命更有意义，十八岁时，我们需要掌握一些爱的基本知识。
Y 爱的起点。十八岁，我们一步步走进爱的区域，宛如第一次踏上冰层的人。前面充满失败的危险，我们又毫无经验。我们喜欢花掉大量时间，去猜测、压赌、拐弯抹角地打探意中人。由于我们天生缺乏自信心，或是过于羞怯和矜持，我们曾默默目送着自己所爱的人一点点走远，或者被浅薄但却勇敢的人带走，而我们自己只是在写日记，纪念爱恋的存在。实际上，这正是恋爱的症结。我们的起点没有放在接触上，反而是沉溺于主观臆想。为什么不直接告诉对方："我想了解你！"
Y 爱的原则。不要把爱情和事业分开。为事业牺牲爱是愚蠢的，尽管它时常显得悲壮，但起码是一种残缺。为爱而牺牲事业同样愚蠢，因为一旦爱情消失，生存的全部基础将会一同消失。此外，男孩子恐怕要到二十六岁，才能彻底摆脱生理姿色对其择偶原则的控制。但十八岁时，我们不妨在头脑中，强行加进一个观念："将来，我们会渐渐懂得，和谐比漂亮更重要。"而十八岁的女孩子，由于依赖性和孤独感，会认真地想到拥有一个家，并渴望为这个家寻找一个合适的丈夫。但此时，她的标准太高了，那人必须是白马王子，不仅肚子里有才，还要谈笑风生，最好是风流倜傥有阅历，还要有钱有势。为了失恋时不至于太悲伤，女孩子也一定要提前知道："完美只在电影中存在。"
Y 爱的方式。在中国，能被现代人称之为"完美的爱"，自古罕见。由于典范爱情不能在各个历史年代比比皆是，因而只显得有几件恋情分外可歌可泣，可歌的是梁祝，可泣的有唐明皇和杨玉环。不过，即使是这几桩罕见的恋爱，也未见得有法国贵族那种浪漫的玫瑰花式的爱情传统。我们没有自己爱情经验，又无法把欧洲的方式搬进中国。怎么办呢？还是走自己的路吧，干嘛非要学人家。只有自己觉得对，不妨就试一下。十八岁时，有人有了初吻，甚至更多的温存。但我们拿不准究竟什么时间适宜最初的性经验，我们只知道一条科学的经验，不能用长久的性自慰的办法去代替它，那将毁掉我们的心理健康。
Y 爱的基础。鲁迅曾说过，爱情不能为金钱所买到，却能被金钱所卖掉。今天，对于十八岁的感情而言，完全没有钱似乎是难以想象的，它需要贺卡、冷饮、围巾，需要一个小小的心意。因此，它确实能被缺少金钱所卖掉。不过，我们是否知道？缺钱的时候，最能观察对方的性情--最可爱的女人不要男人破费，却鼓励他相信明天；最好的男人不假充大款，却知道什么时候必须勒紧腰带，作出一点合理的破费。不过，总得说来，十八岁的爱远离物质性，不大考虑至关重要的学历差异、门户教养、病史因素，因此，十八岁的爱，大多数没有结局。但无论将来我们如何看待此时的爱，十八岁的情怀毕竟是存在过的历史。这时的爱，不能算早，但却过于幼稚。它耗费了许多时间，但却增添了几分成熟。
Y 爱的目的。迟早有一天，所有的人都会明白，爱的真正目的不是奉献，当然更不是索取，也不是在奉献的过程中索取等价的东西。爱，仅仅是一种权利，它的终极目的就是健康，生理上的，心态上的，你的，我的，他的，全社会的。在《我的信仰》中，罗素说："高尚的生活，是受爱的激励，并由知识导引的生活。"也就是说，只要是在正常的状态下，爱可以鼓舞我们过上普遍高尚的生活。反过来，在高尚的生活中，我们的爱就不会因为男人的胆怯或粗俗，以及女人的无事生非和无休无止的抱怨而荡然无存。
当我们养成了爱的习惯，我们就会健康地对待生活和生活的荒延性，并且拓展爱的外延，不仅爱自己的权利，也尊重别人的生活。
《青春的敌人》第一部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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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04年4月19日
把自卑消灭掉
许多人以为，胆大妄为是十八岁人最为严重的问题，但我的经验却恰好相反。我发现，过分的羞怯和深深的自卑感，才是中国人在二十岁之前的真正问题。我们多少年来的反常的早期教育，使家庭教育在整体水平上归于失败。因此，只有极少数天质较高、家庭教养良好的人可以有幸避免自卑，但绝大多数人则要终生与其结伴，有的沉溺下去，一辈子缩首缩脚，有的顺水推舟，装作老成持重，一语不发地掩饰它，有的反其道而以目空一切的极端化与之抗衡。
研讨自卑意识如何产生，不是我的主要任务，我要说的是，如何消除自卑。不过，对自卑的产生一无所知，却妨碍着我们去努力消除它，这正像不了解儿童就不可能了解成年人一样。如果一个儿童在家庭中的发言不能得到尊重，他的尝试性行为时常受到压制和打骂，或者他一直受着冷落，得不到爱，他的父母宁愿看到一个不敢走出家门的懦夫，而不打算鼓励他去闯天下，那么这个孩子的胆魄便提早受到了严重威胁。如果他先天具有生理缺陷，需要更多的体贴但却得不到时，他的强烈的自卑意识就会附带着报复心理，与日俱增，呈现出暴躁的特征。假如这种缺陷仅仅表现为不漂亮、不善于在客人面前表演、呆头呆脑、遗传性的胆怯，因而屡遭长辈的冷眼，这名儿童的所有改革性的潜能，便会被顽固的自卑感破坏掉。当父母热衷于一厢情愿地为他制订一个又一个远远高出他的能力的计划时，他注定要失败，这种反复不断的失败等于很早便告诉了他：“别干了，你什么也不灵！”当家庭中出现了巨人，而这位巨人又没能起来带领全家前进，相反只是以巨大的阴影遮盖住孩子时，孩子们也会产生自卑：“我永远也超不过他。”
自卑者大致有四种类型——
第一，自卑沉溺型。由于内心过于软弱，加之没能得到环境的补救，最终向自卑性格低头，一生没再振作，成了一个忐忑不安的人。
第二，自卑转化型。由于偶然的幸运、正常的妒忌心、冷静的自省，使自己不断得以扬长避短，削减了自卑。而且，他们善于掩饰自卑感，竟迈着小步履，在人生路上取得了略强于凡人的成绩。
第三，自卑超越型。在报复和自强心的催动中，又在天性或偶像的感召下，这种人会成为杰出的专家，甚至划时代的伟人。
第四，纯粹自信型。他们在儿时就没有太多的自卑意识，又因为在长期的竞争中总能获得胜利的清新感，所以全部消灭了自卑，成为世上为数不多的最理想的健康者。
在现实生活中，大量的人群属于第一类，他们对长期的自卑渐已习惯，所以很少感到卑怯的直接困扰，除了一部分人因为一直不能忘记旧梦而时时不快活，大部分人已变成生活机器，只要相安无事，也就别无他求。
假如我们去大学或科学院走一遭，就会发现大量的第二类人。在他们身上，由于仪表缺憾、家庭不幸包括出身卑微、童年深刻的心理伤痕所酿成的自卑，隐约可见。只要悉心去看，我们就会从他们低头默思、近视眼镜后面眯细的眼线、从不挺胸直视别人的习惯姿态中，察觉到深深的自卑感。他们拙于交际，但翻开书本，谈到学问，他们的思维就像入水的鱼儿一样灵健。这种反差，是中国知识阶级的一个隐秘的特征。一个学识渊博洞悉社会的人，同时又是一个参与精神的残废。优越和自卑并行，使他们很难直接走向社会管理的前台。一方面，社会缺不了他们，一方面又看不起他们。
第三类和第四类是时代的火车头。但我们不得不对自卑超越型报有深深的疑问，翻一翻史书，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都曾有过暴虐的父亲或极不愉悦的童年记忆，当全斗焕还是“泥舍穷孩”时，他曾亲眼看见亲兄弟因为担负不起医疗费而一点点走向死亡，然而，当他们最后成为领袖时，他们又是怎样对待自己的政敌呢？他们留给世界的，多是家长制和经济崩溃。可以说，“多年媳妇熬成婆”之后，便会一模一样地专横，那种“苦孩子心甜”的说法不过是人们的善良的想象，大量的事实恰恰相反。而那些伟大的真正带给社会幸福的人，总是那种受过不长时间苦而又没有产生自卑的人，他们生就有一股一往无前的快乐力量，总的来说，他们绝大多数的日子，处在爱和幸福之中。
1932年，阿德勒在有名的小册子《自卑与超越》中，描绘了这样一个公式：
超越
自卑感====>优越地位和光荣
他认为，人可以从不同程度的天生的“自卑情结”中超越出来，通过对优越地位的追求，最终获得光辉灿烂的未来。但我们不能不对这种超越的可怕后果，持有一定的怀疑，尽管它确是破坏已有自卑的最好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