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与其等到自卑感已根深蒂固之后再去砍伐，不如从一开始就去消灭它。实际上，我们的工作有两点：第一是，学会作父母之后，再去生育；第二才是帮助那些由于其父母不断疏忽而形成了自卑性格的人，让他们突破内向。不过，我们不能抛开青春问题去过多地谈论早期家庭教育，所以这里不打算去写本来最为重要的“第一”，只能本末倒置地讨论一下“第二”，提供出一些参考办法。
在问到“你怎样对待自卑”时，好几个女孩子用一句流行语作了回答：“没人比你好，你不比别人强。”但它真能慰籍自卑者吗？只要很客观地去研究，我们就会发现，人的层次之分的确是客观存在，无论是社会背景、仪态、品味、才智潜能，还是威慑控制力，哲学家就是哲学家，而搬运工最多只能混到监工的地步。因此，这种说法不过是在文字游戏里欺骗自己一下罢了。真实的情况恰恰是：“你比一些人强，又比另一些人差。”只有建立了这种健康的世界观，我们才能把自卑变为谦逊，把亢奋化为乐观，才能不可思议地向胜利者礼貌地认输，然后不屈不挠地提出再一次挑战。
自卑者总是能不停地找出优胜者的优胜之处，然后拿它们同自己的薄弱环节相比。于是，站在球场上看到别人动作灵活，我们便为自己笨得像牛而暗自神伤。比起优等生，我们总是记不住乱七八糟的定理，在不算复杂的逻辑演绎中，我们感到头晕目瘴。可是为什么不告诉自己“你也有长处”？且不说我们各自都有两手拿手好戏，就是我们的自卑性格本身不是也可以变成长处吗？内向的人，听的比说的多，易于积累。敏感的神经易于观察，长期的静思使得我们情感细腻，内敛的锋芒全部蕴藏为深厚的内秀心智。而温和的性情，极得人缘。这一切不是很适合我们置身于幕僚顾问或者作家的位置上吗？如果我们能发现并积极拓展自己身上最有希望的那部分特性，我们就不比别人差，甚至更强。罗斯福在短促无备的小冲突中，常常张口结舌，尴尬万分，但他却能力挽狂澜。普希金一生中只会在简单的算式后面，统统写上“０”，可他的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却家喻户晓。萨特也是个数学上的笨蛋，但他却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并且堂而皇之地加以拒绝。
阿德勒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因为我们都发现自己所处的地位是我们希望加以改进的。”当我们发现别人也有各自的隐痛时，自己被自卑折磨的程度似乎会轻一些，特别是当我们读大人物的传记时，我们会惊喜地发现，他们在青年时代曾有过和我们类似的自卑感。我们顿感欣慰，觉得自己还有救。我们读卢梭的《忏悔录》，读《约翰·克里斯朵夫》，读弗洛依德和阿德勒本人，读索菲亚·罗兰，我们都会诧异地发现，自卑创造了文化。庞德说的对：“美是难于接近的。”罗素说的也对：“人类所具有的，首先是一种不满足的情绪。”如果我们面对庞德的话，感到悲伤和精疲力竭，那么请对自己大声说：“别人也自卑，他们也不满足于自己。”只是，他们在消灭不满、在接近美、在自卑中创造着。
高中生尹告诉我，无论在车站等车，还是走进教室，他总是觉得有许多人在盯着他，挑剔他。为此，他处处不自在，坐卧不稳，站立不安，走路时也不自然。淹没在这种情绪中的原因是综合性的，这是自卑青年的共同特征，它很像阿德勒指出的一种精神错乱，即“早发性痴呆症（Dementia Praecox）”。如果无力改变穿戴陈旧的不合体的服饰，留自己不喜欢的发型，我们就会怀疑别人在嘲笑自己土气。如果认为自己不漂亮，驼背，脖子长或腿短，也会感到周围的人把自己当成了怪物。如果放纵了自己，违背了耸人听闻的传统说教，做了些越轨微行，比如说暗恋一个人并为之常常手淫，我们就会时常以为别人看破了这些隐私，正在轻蔑自己。但实际上，这些幻觉就像早发性痴呆症一样，不难破除。我们之所以感到这些压力，是因为理想状态和高尚情操在惩罚自己。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比一般人理智得多，但又没理智到家。如果我们提醒自己：“不必太在意。”我们就会像一般人一样，恢复常态。如果我们的理智更进一步，告诉自己说：“没有注意你！”我们便会更加轻松。事实也是如此，人们的目力通常是落在最美或最丑的事情上的，最容易忽略恰好是一般化的人和事。我们没有穿绫罗绸缎，也没有麻布加身，既不是美人，也不是丑八怪，因此我们身上没有过于吸引人的东西。至于我们的内心世界，只有我们自己才会知道。此外，我们可以多交些朋友，与他们时常往来，或者坚持几种高强度的竞技锻炼，最终会连根儿拔去那些怕人知道的心病。等到我们恢复了健康的精神状态，我们甚至会产生另外一种愤愤不平，那就是：“为什么没人注视我?!”
那时，我们会为有人注视自己而自豪。
自卑者全部是信心不足，一旦遇到挫折，情绪会更加低落。我们常常羞于放声开口，连贯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在开会上课时，不敢坐在前排，不敢在大庭广众下行动自如。就连敲别人门的时候，也惴惴不安。别人无心的一句话，会让我们想上很长时间。但是，如果我们不想与公众生活脱节，我们就该催促自己说：“不妨试试看！”还是不必太在意，而且不要把目标定得太高，把每一件事缓缓地作完，并适当地把旁观者当成傻瓜。如此坚持作完一两件事，我们就会发现，招摇过市实在不是什么难事。
最关键的是，一定要让自己明白：“错了没关系。”如果我们强求完美，情况会很糟，假如放弃尽善尽美的标尺，我们反而会得心应手。
不必完美
实际上，小的时候我们就曾发现过自己的不足，发现后我们会生自己的气，哭上一场。不过，要把大量不如意的发现与感伤联系在一起，形成悲观主义，却只有在青春期过后才有可能发生。十六岁时，不完美的现实和完美的梦幻短兵相接——我们不美丽，脚总是出汗，可能还有狐臭！我们有好多事情作不好，有时连一件小事都作不到尽善尽美！世界怎么样？也不像过去想象得那样美丽！可是，我们曾经梦想过，自己是天下最漂亮的演员，什么缺陷都没有。我们既是天文学家，又是赛车能手，一生会说七种语言，做一件事像一件事，天下都会满意。我们曾天真地认为，这个世界会接纳我们的梦想和建议。
当现实感唤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已与悲伤结缘。
可是，我们要活下去，快乐地活下去。我们应该确信，在物质史的长河中，从来没有完美的存在。就在这种不完美的状态下，我们寻找着欢乐，向不完美发出挑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力争作得更好一些，以接近完美。既然不完美构成了世界，是一个必然，我们便没有必要去畏惧这个事实。就像死亡是生命的必然归宿，我们又随时有可能被汽车撞死，但我们并不因为终有一天会死，或者车祸的可能性暗藏在每一秒钟之内而放弃穿越人行道的生活。实际上，不完美不过如此，大可不必神经过敏。
据说，毛姆晚年患了右臂疼痛症，影响了他的写作生活。于是，他去看医生。医生给毛姆的右臂和右手作了一遍检查，从理论上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你不会写字。你手指的拿笔部位不对，右臂放在写字台上的位置也错了。”毛姆轻声自语：“可我已经这样写了几十年。”医生幽默地回答：“可怜的人，你错了几十年！”这是多好的一个例子，这位天才作家的写作姿态不完美，但他却为人类文化创造出一篇又一篇的一流小说。
卢梭说：“种种优劣品质，构成了生命的整体。”其实，优与劣是一种东西的两个变异。我在北京景山学校读高中时，总爱与一位名叫“徐宝力”的同学摔跤。但我怎么也摔不倒他！无论落地前的一刹那，我有怎样的绝对优势，但刹那之后倒地的，却总是我。后来我相信，优劣之间，正如胜负之间一样，存在着一个关键的互化点。说来奇怪，待人傲慢在江青身上表现出神经质的嚣张，在丘吉尔身上却是“大儿童式”的天真。当维纳斯失去了双臂，她却从严重的缺憾中找到了神秘的另一种美。当周恩来落在快骑之下，造成小臂残损，但独具一格的领袖风采恰恰由此产生。当戴高乐将军不幸成为弱智女儿的父亲，家庭的不完美，却造就了一个完美的父亲形象。因此，不完美不是我们的敌人，它只是一种无处不在、深浅不一的状态，有时候它反而能塑造别具一格的美。历史上不是有许多瘸腿诗人吗？当我们因为不完美而陷入深深的伤感不能自拔，我们会被恐惧所缠绕。可是如果我们有信心，有意识地去寻找那个关键的互化点，那么别说是不完美，就是纯粹的乱摊子也不可能压倒我们。三十年代，罗斯福面对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和美国人的低落情绪，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总统就职演说：“我们唯一可以引以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他自信而精明地发现了转机的关键，在漫长的执政年代里，他引领人民，走出低谷，并全线击溃了法西斯。我们生活在和平时代，一切不完美加起来也大不过那种糟糕。我们缺乏的只是勇气、乐观、适应能力，还有那个神秘的互化点。
在我们萌动着挽起意中人的手臂走上街头的念头时，我们曾经反复面对镜子，端详自己，寻找自己的不足——眼睛太小，鼻子不周正，夸张的嘴，稀疏的头发，矮小的身材，弱不禁风的筋骨，还不一副坏脾气——这一切令人颇为泄气的发现，使我们无数次徘徊在对象窗下。然而，另一些人无所畏惧地敲开门，走了进去。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勇敢的人也不完美，但他们成功了。是呵，天下痴情最可爱，他们发现了另一面，或者天生具有那一面：韧性和自我感觉良好。对方为衷情所感动，情愿做了俘虏。人生一世，体表的条件有时就是这样无足轻重。过了一定年龄，你甚至会发现，人的精神风范能使体表发生奇妙的变化。我们可以观察一下里根的照片，那完全是一张长歪了的脸。但你反感这张歪脸吗？不认为那正是一张美国总统的脸吗？不用细看，你便会知道，有一种气质彻底驱除了那脸上的不完美，使它朝另一面发生了转化，突出了他不屈不挠的硬汉精神。很多时候，我们大可不必苛求容貌的完美，尤其是男人，孟轲所说的“浩然之气”，才是最重要的东西。
我们逃脱不了不完美的纠缠。有时，我们觉得活得很累，这正是因为我们企图躲避这种纠缠。我们想使一切变得周全，既要师长满意，又要自己自由，既不想触犯同事，又想洁身自好，既想得到一份报酬合理的工作和漂亮的丈夫，又想去天边云游，享受一个人面对世界的寂静。我们气喘吁吁地走在人生路上，没有学会拒绝，不会正视指责，不敢背叛某些应该背叛的原则。我们活在别人的眼里，很少想到自己，按自己的方式生活。我们强求完美，因而违背了不完美的客观性，变得无所适从。甚至，我们要求诸事皆以大团圆为结局，这个想法就像枷锁一样，使我们闷闷不乐。
但是，一个跳高运动员无论怎样成功，都注定要在某一个高度上以失败告终，可是我们却找不到任何一位体育健将，因为等着他的早晚是败下阵来而放弃运动的权利。就像人生以及每一件长久而有意义的事情一样，其价值都不在于结局是什么，而是整个过程的审美意义。一切只要我们欣赏，我们就会在走近目标的每一个阶梯上看到诗与美，就不会因为终生伴随我们的不适和必将到来的死亡而天天哭泣。只要我们享受过纵身跃过一米九零、两米一二、甚至两米三九时的那种胜利的感受，就足以面对朝自己不停地挥舞着旗帜的观众和自己盈满汗水的心田，而把对于不朽的想象彻底扔掉。
《青春的敌人》第一部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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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04年4月19日
适可而止
上苍造就了人们功能相近的眼睛和方法基本类似的思维路数。尽管我们看世界所得到的结论有时截然相反，但我们进行观察的原始起点却是一样的。只要精神方面没什么问题，我们就不会把别人认为是一条直线的东西看成圆锥体，或者把布料看成是一条条纤维，也没有多少人可以真的透过墙，看到它所要挡住的东西。上天赋予我们的这种局限性，无疑阻碍了我们去发现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这种适可而止的观察力却拯救了我们神经。
我们生来是与细菌为伍的。在我们的手指上，嘴唇边，食物上，茶杯的边口上，细菌无处不在，无时无刻不在进入我们的肌体。我们完全可以接受这个事实，相反，那些终日在无菌净化间灌装化妆品的工人，却常常感到不适。只要我们不知道，或者不深刻知道这些，我们就不会厌食，不会感到恐惧。但是，那位发明显微镜的人却受不了了，他亲眼看见了随处可见的细菌，于是他自杀了。所以，感谢造物主，没有把我们的眼睛造成显微镜。我们适可而止的目力没有使我们在看电视时，把美丽的图像，看成是一大堆彩色颗粒。
有时，知识会带给人们许多麻烦。知识的作用是解析事物，打破隔墙，使我们洞悉终极的一切。但如果我们不会把握自己，那知识带给我们的将不是力量，而是毁灭。当我们透过所有的隔墙，看到每一起隐匿的凶杀、肮脏的交易、男女隐私、厕所里边的粪便时，我们不是要隐遁到深山老林过逍遥纯净的生活，就是义无返顾地举枪自裁。当我们以知识的方式，洞彻存在的帷幕，一切巨大的考验便同样走到我们面前。如果我们没能事先作好准备，那么不是闭上眼睛随便摸到一种宗教，或者以精神病的方式逃避现世，再就是找出一种比较惬意的自杀办法。我并不是说知识应该适可而止，只是说假如由此发现了什么可悲的事实，我们应该对这种悲怆适可而止。我们必须学会从容地生活，调节自己的感受。过了十八岁，我们有必要在培养一双观察的眼睛的同时，锻炼一副强健的神经。
烦恼的少年维特，写出过这样一篇青春书信——
没有一个瞬间，不是在吞噬着你和你周围的亲人的生命；没有一个瞬间，你不是一个破坏者；一次最无害的散步，将夺走千百个可怜的小虫子的生命；一投足，就会毁坏蚂蚁辛辛苦苦建起来的巢穴，把一个小小的世界踏成一片坟墓。嗨！使我痛苦的，不是世界上那些巨大但不常有的灾难，不是冲毁你们村庄的洪水，不是吞没你们城市的地震；戕害我心灵的，是大自然内部潜藏着的破坏力，这种力量所造就的一切，无不在损害着与它相邻的事物，无不在损害着自身。想到此，我忧心如焚。
维特在他细致入微的感知中，痛不欲生，又因为得不到绿蒂的爱情，便给了自己一枪。这就是多愁善感的少年，在时代特有的烦恼、苦闷、无望的憧憬中所自然表现出来的典型情绪。如果不谈这篇小说的时代意义和文学史中的推动作用，我简直不能喜欢这个女孩般的脆弱的男孩子。人，本应通过敏锐的洞察力达到知命和乐观，解决好眼前的问题，不应该以宿命的观点摧毁自己的意志。当我们的眼睛扫视过无数角落，我们的心灵便产生了诗的悲观性，但是我们的精神能不能长久地停留在那些偏狭的深处？不，上苍交给我们眼睛，是让我们感受光明。我们应该适可而止，收回目力，去过我们原先的生活。不是吗？我们没有必要讨论真实的存在究竟“是一条直线还是圆锥体”，也没有必要像东郭先生那样行路恐伤蝼蚁命。我们不是知道太阳只有一个吗？我们不是在养育成群的骏马，抢救熊猫和阿拉斯加的巨鲸吗？我们为减少劣质烟囱而天天趴在设计板上，我们交给世界的，并不比毁坏的少。
我说的适可而止，不是中庸法则，不是两个端点间的数学比例分点，不是要一个正在走红运的人为了避免乐极生悲而戛然而止，退出舞台。我说的是：“常规限度。”如果大家都不能透视墙，那么也许“墙不能让人看透”是有道理的。如果一个人不适于承受超负荷的知识而偏要勉为其难，他就是在毁灭，情如八岁的孩子在看色情录相。
从“常规限度”上谈适可而止，对十八岁人有着现实的意义。首先，我们不打算做神、巫师、先知，我们在力所能及的知识层次和类别中，寻找支持我们物质生活的答案，在精神方面我们使超自然之力囿于想象中。我们只求弄懂人本和生活的细枝末梢，并在一定条件下创造性地应用它们。此外，我们不打算求全责备，如果我们计划把一生的主要精力，投入到遗传工程的研究中，我们就不必把清史、货币学原理、水门事件搞得一清二楚，只需对生物化学、种族学、优生学这些相关的学科来一个全盘精通。
在更多的时候，人的失败不是由于没有理想，而是理想太多。我们企图“知道一切”的野心，反而会让我们对什么都不甚了了。
如果视其为作人原则，适可而止中自然包括了一些合情合理的中庸和火候方面的算计。由于圆滑的中庸原则在中国已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所以此书不再多谈，只留下一句话——如果我们找不到那个神秘的互化点，我们就无法在自己的言行中，把适可而止从庸俗世故，转变成生活的艺术。
为生活鼓掌
第一次体验掌声效应，是在一九八五年秋天。对于北大毕业生来说，那是一个难忘的时期，九月十八日，北大学生去天安门游行，抗议日本的经济渗透及其巨大的对华贸易逆差，并号召把这一天定为“国耻日”，昭记五十四年前日本的武装入侵。那些天，日本学生已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暴热的气氛包围着美丽的校园，人们忘记了一个穷国必须在经济起飞时期三缄其口，忍辱负重。有一天下午，当时的中文系主任严家炎，召集学生坐满第二教室楼最大的一间阶梯教室，并发表了一篇严谨的关于经济发展问题的讲话，要求学生们“为明天而忍耐”。但是，学生们被狭隘的爱国激情所催动，恨不能一脚踏碎日本群岛，所以讲话结束后全场没有掌声。然而，先生放下讲稿，望着台下鸦雀无声的学生，向后退回半步，站定后，竟从容地为自己鼓起掌来。那声音自信、坚定、毫不因为无人响应而气馁。为了支持他，我在台下第一个鼓起了掌，随后全场爆发了长时间的掌声。那种场面现在想起来依旧壮观。后来，我们停止了扩大事态的活动，但那究竟是有感于那篇深入浅出的讲话，还是因为在热烈的掌声中受到了某种感染，现在已无法说清。但可以肯定地说，人们对掌声有一种迷恋，就像是迷恋第一声喝彩，它代表着激励，是一种高度的集体赞美。
掌声是一种奖赏。当美国玛丽凯化妆品公司用金钱方式，搞了许多年物质刺激之后，它需要一种更为新鲜的奖励办法，于是，玛丽凯——这个智慧的美国老太婆——想出了冒险的一招儿。她让领奖者站到主席台前，面对台下数千名同事，领受长时间的掌声。当年，美国新闻记者在描述这种激动人心的场面时，称它是“赞美的终极形态”。
掌声是一种高度的文明。女指挥家郑小瑛走遍了世界，在回到北京后，她发出了一声叹息，说中国缺少掌声。不是吗？每一次节目即将结束，人们早已归心似箭，急着赶着要提前退场。这种对演出毫无眷顾、不起立鼓掌的景象，在海外恐怕很少见到。
此外，掌声还是宽容的流露，少一点狭隘，就会多一片掌声。意大利的帕瓦罗蒂和西班牙的多明戈访华时，曾有一个不解，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中国人问他们对流行歌曲的看法。毫无疑问，中国人是希望这两位超一流的美声大师否定流行音乐，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帕瓦罗蒂和多明戈都认为那是一种“时代”的歌，“是一种不错的艺术”。那时，许多中国乐师为了标榜自己的体统，坚持与流行歌手井水不犯河水，甚至怒目而视，有人还把刊有施光南照片的杂志摔在地上用脚踩。在一个门派之间互不相容的社会中，掌声已幡然落在深渊里。
实际上，掌声是一种肯定的力量，而肯定和赞美别人并不丢面子，诋毁才使我们变得渺小。乐于赞美别人，是成熟的一个标志，它是在最大范围内团结友人的艺术，又是使事情变得更好的最有效的方法。鲁迅说：“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些虽然落后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的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但是，鲁迅这样的看客并不多。在第二十四届奥运会开幕前，记者们走访李宁。李宁说：“实在没时间，等奥运会结束了再说吧。”接下去，他不无感伤地自语：“到时候，你们也不会采访我了。你们的目光，永远是看着冠军的。”谁知，龙年体育的凶险不幸被李宁言中，他竟从双杠上掉了下来，于是，举国蔑之。一九八四年，韩健在汤姆斯杯决赛中仅以一分之差，便从冠军变成了人人叫骂的千古罪人，电视台竟不愿给他任何一个镜头。同一年，许海峰欣欣然接受了由于项目安排上的运气而垂手得到的荣誉，然而，一九八八年，他绝活失手，一下子被骂声淹没了。在一九八五年的“五一九足球事件”中，中国人无法接受自己的泱泱大国输给香港足球队，白发苍苍的主教练曾雪麟，只得含泪辞行，那时他收到了许多信，信里寄来了刀片和上吊用的绳子。面对失败的英雄，一个在心理上再也输不起的民族，已忘记了用掌声激励他们，这个民族剥夺了英雄们失败的权利。
然而，让我们看看巴西，这个把足球视为“国球”的国家。在第十三届世界杯足球锦标赛中，恐怕没有比巴西失利更让人大吃一惊的了，以致于国家电视台的讲解员竟在镜头前哭了起来。可想而知，那时的巴西沉浸在怎样的悲痛之中。但巴西总统却发出一条激励性的专电：“巴西足球有它伟大的时刻，然而每一项体育运动都有难以预测的一面。我们一起痛苦，但没有什么能阻止巴西的继续。”于是，巴西那些失败的英雄们，听到了掌声。
无论是整个社会，还是一个小集团内部，没有比陷入相互无休止的指责更为可怕的事情。在喋喋不休的指责和谩骂声中，人们增加着敌对，把问题丢到了一边。但是，人生是需要笑脸的。我们赞美一个好孩子，利于他的成长。赞美我们的父母，他们会感到自豪。我们赞美失败者，他们就不会躺倒在地不起来。我们不去羞辱出狱的犯人或向他们挑衅，他们便会向新人转变。我们赞美自己，自己就会永远不掉队。只有在一个飘满掌声的世界里，我们才会真正懂得，批评的价值不在于批评本身，而是为了在最后的时刻，获得更多的欢呼和掌声。
《青春的敌人》第一部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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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04年5月12日
懒惰，是末日的先兆
日本人用“别学中国人”来教育下一代，言外之意是，如果你像中国人一样懒，你就完了！
现在，外民族早已不再把中华民族看作是一个勤劳的种族了。看来，懒惰已不只是青春问题，而是整个国家的问题了。当我们从夏夜的街市上驰车而过，会看到成群成群的散凉者，看到许许多多的人在围观棋局，在打扑克，尽管我们依然相信，此时肯定也有人正吹着破电扇，在他们闷热的陋室里研算课题。当我们在候车室和车厢里看到大多数人，宁愿叼着烟卷朝窗外发愣，也不会找一本好书翻翻，但我们还是相信，在最拥挤的公共汽车上，仍有人在背诵英文单词。在机关办公室里，职员们在喝茶聊天，但我们依旧能透过窗户，看见几个终日忙碌的人。但是，无需细想我们便知道，勤劳者与懒惰者的比例，已极度失调。
此时，“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的”已经成了一个以偏盖全的结论，这倒让我想起了一件往事。一九八四年，一群苏联专家来华，传播“巡环展览派绘画艺术”。对这些客人，我们当然也喜欢用“勤劳智慧”的习惯套语，去进行称誉。但苏联专家们摇头笑了，并毫不掩饰地指出：“俄罗斯民族是智慧的，但是它却很懒惰。”那时，我一下子想到了自己的民族，中国和苏联有着十分相近的一面，但我真希望，在坦率方面我们也能彼此相似。
然而，我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我们做不到那种坦率。我能作到的，也只是敲响一只小小的警钟，告诉十八岁的人，如果祖国能听见，我当然也想告诉它：“懒惰，是末日的先兆。”
◤ 家族性懒惰，只是因为缺乏志趣
许多懒人并不是有了什么心理障碍，只是因为性格遗传。他会说：“有什么办法呢？我爷爷就懒，我爹爹更懒，我还算最好的呢！”究其心理原因，就是相信干也没有希望，所以“要志向”和“不要志向”是一回事。
他们的错误首先是弄错了逻辑顺序。人们一般是先有志趣而后才看到希望。荀况在《劝学》中写道：“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微生物学家巴斯德说：“机遇只偏爱那些有准备的头脑。”其含义都是说，志趣存，尔后眼亮心明，机会上门，希望丛生。
二十三岁时，我在北京三露厂，为实业家武宝信作秘书。一次闲暇，武宝信谈及他的往事说：“你要永远记住，小伙子，只要你保持志趣，傻学傻干，总有一天你会成功！”随后，他又大声补充道：“志趣，傻学傻干！”这就是武宝信自己，从一个食不果腹的技术员，变成了千万富翁的关键。后来，我真的照武厂长说的那样去作了，但作的时候，我并不知道结果，不知道再后来这些努力竟一一派上了用场，赚到了大钱。我相信，无论是谁，只要这样去作，都会获得成功。只要他有志趣，又坚持劳动，他就会有希望。有了希望，他就不会像他的家族那样长久地懒惰下去。
此外，非生理因素的家族性特征，不是不可转变的。萨特说，在人生的长跑旅途中，至关重要的是“起跑突破的能力”，而起跑的年代正好是在十八岁到二十岁之间。这时，“你总是你自己，同时又是另一个人，不断自新的人”。如果不放弃这个转机，我们就可以从此改变家族历史和家族性的惰性。
◤ 幻想性懒惰，只是因为缺乏自信
幻想性懒人总是光说不练，或者作起事来拖泥带水。其原因是，他们很担心把幻想拿去接受考验。考验晚一天到来，懒人便可以多一天幻想性的享受。他害怕失败，缺乏自信心。他所犯的两个错误是：① 失败没有那么可怕而他却怕；② 幻想有实现的可能而他却在不行动中加大它。
他的等待一方面是打算多享受一会儿“可能成功”的幻想；另一方面是想，有可能天降大运，自然功垂。然而，天上只下过雨雪风沙，还有几颗陨石，自古没掉过馅饼和大运。
◤ 受挫性懒惰只是因为缺乏韧性
这种懒人是遭受了几次打击，自甘败下阵来的一蹶不振的人。阿德勒曾说：“懒惰是野心加上丧失勇气所得到的结果。”可以说，受挫性懒人曾拥有过比别人更大的野心，他们缺少的只是坚韧的战斗精神。
一九六零年，尼克松在大选中被肯尼迪击败，但他没有就此消沉，而是厉兵秣马，终于在八年后荣登总统宝座。在回忆学校生活时，尼克松曾提到一位使他变得坚忍不跋的足球教练：“我无法恰当地叙述纽曼队长对我的影响，他灌输给我一种竞争精神和如果被击倒或被打败后一定要卷土重来的决心。他还使我深刻地理会到，对一个人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他的背景，他的肤色，他的种族，或者他的宗教信仰，而是他的性格。”
如果我们只是十九岁时没有成名，或是严重失恋了，我们不该躺倒在地，应该争取“卷土重来”。我们只是需要一点点韧性，并稍稍调整一下过于浮夸的计划。
◤ 自卑性懒惰只是缺乏勇气
如果在我们心里，总有一个声音对自己说“你不行”（实际上，这个声音只是我们童年时代听到的来自于父母的评价），我们将真的一事无成，无论是事业，还是爱情婚姻。可假如我们能天天对自己说一遍“你也有长处”、“别人也自卑”、“没人注意你”、“不妨试试看”，那么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变了。或许，中国与美国不同，不会因为“Just try it”，一切就会成功，但是请相信，无论哪个国家，只要勤劳不懈，我们就一定不会一无所获。但只要我们屈服于自卑，我们也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我们是读书人的后代
无论我们在攻读学位，还是在练兵场上，无论是在工厂还是在乡村，也不管我们的父辈是不是识字，我们都不该忘记，我们华夏祖先的形象，是读书人的形象。
在汉民族史上，有过这样的时期，人民“不学诗，无以言”。也有过更好的时期，“学而优，则仕”。但是，自从那位站在田埂上的贫下中农，怒气冲冲地反诘仲由，讽刺他的老师孔丘，说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苛求知识分子必须面面俱到的微辞，便萌生了出来。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四肢和谷子问题，成了贬低读书人的最通行的说词。可以说，这个阴影甚至至今仍未散尽。不知为什么，从来没有人提出过要为那位只知“植其杖而芸”、此外仅会辨认五谷的老农进行扫盲，而自动放弃读书权的人以及被善于分清五谷的父母剥夺了读书权的人，却与日俱增。他们对现代文明和世界的未来，构成了空前的威胁。
G·布什在一九八八年的竞选中声称，他要做一个“教育总统”，以此拉拢选民。李登辉也在台北呼吁说：“读书人的后代，不该忘记读书。”今天，在全世界的任何一隅，要昌运，就要读书。在个人地位的升迁过程中，“学而优”即使已不再是“仕”的唯一条件，但它依旧是重要的基础指标。没有文凭，是做不了白领经理的。
韩国白先生告诉我，韩国人即使是在勒紧腰带艰苦创业的朴正熙时代（1961-1979），也始终没有因为眼前的一点点小利益而放弃教育。他们的父母，几乎每个人都是支撑着窘困的家境强迫子女去念书的。那时，大汉族“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深远影响，在其发源地被批倒批臭了，但它却依然故我地被高丽人尊奉。当韩国老百姓竭尽全力，把家财投向子女教育时，他们完全不清楚这对后来的经济起飞会起到什么作用，他们也不敢断定说，不放弃读书，日后就会发大财。他们之所以不惜血本地教育子女，只是因为崇拜知识。在韩国，这种习惯十分幸运地没有经历过类似于中国文革以及经济变革那样的困境。如果一个青年在那些日子里，能在汉城大学或高丽大学读书，他就是“Number One”，就会受到全社会的尊敬。
白先生说此话时，已是四十二岁的中年人，并拥有了好几个100万美元、两家冷面工厂、无数个食品店。但提及只上了两个月的汉城大学，就因父亲破产而被迫辍学时，他的沉默中充满了不尽的青春遗恨。他说，假如当年他能完成学业，现在他肯定是个大财阀，不会仅仅是个小企业主。我们自己的父母不也是常常这样慨叹吗？如果他们青年时期能坚定地上大学，他们可能已是局长、大画家、或者海军上校了。假如我们五十岁的时候，发现正是因为当初没有多读一些书而变得和父母一样伤感，没能最大范围地赚钱，也没有好职业和荣誉地位，那我们将会多么难过。看看那些拼命挤出时间上夜大学的中年人，再看看那些已经手攥高学历、虎视眈眈、紧紧盯着全社会所有最佳位置的智者大军，我们不为未来找不到一席之地而担忧吗？
我曾见过许许多多为了眼前一点小钱，要子女十四岁便永远停止读书的父亲。也见过二十岁就在街头全心全意摆地摊的人，他们打算挣多少花多少，像个不知追加投资以扩大再生产的蹩脚的小业主。毫无疑问，几十年后，今天曾被嘲笑过的穷书生将会成为有地位的大人物，或是大财阀和高级白领，而今天的小业主，明天还是小业主，不会有什么大发展。
请相信，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永远糊涂到只让文盲发财的地步，不会永远把文盲富翁奉为它的上宾。这种局面已经得到了极大改变，像俞作敏一样，爆富的文盲巨头一个个被投入监狱，而那些举止文雅、谈吐高尚的知识富翁正在占领舞台。说到底，知识最终还是一个民族赖以持久的东西，知识经济将是未来的颜色。所以请相信，中国还将是读书人的中国。
严文井说：“读书，人才更加像人。”是的，在更多的时候，读书不只是与官财光荣相联，它是人的风骨的基石。它是文明的卫士，守卫在没有痰迹的风景线上。它是我们行为风范的精灵，不会让我们把商品和零钱扔给柜台外边的顾客，惹恼了他们，却还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它是智力的储存器，使我们不至于像自己的父母一样，送给孩子一本书，上面划满强调线的地方恰好是新人们认为最不深刻的地方。它是人类经验的车船，就像培根描述那样：“如果船的发明被认为十分了不起，因为它把财富货物运到各处，那么我们该如何夸奖书籍的发明呢？书像船一样，在时间的大海里航行，使相距遥远的时代能获得前人的智慧、启示、发明。”
实际上，读书就是接近世界。为了能把未来的工作干得出类拔萃，我们必须认真攻读专业书。此外，我们看言情小说，熏陶一颗水晶般的心，同时我们知道，那柔情似水的天地，不是世界，而是梦。我们看武侠小说，门外汉观其表而自乐，智者察其智而慨叹，因此，大数学家华罗庚说：“武侠是成年人的童话。”我们时时关心着书市又在流行什么书，那是时代的回声，因此，读流行书使人健谈。我们还养成了翻阅报刊杂志的习惯，这使我们坐观天下，不过其中真伪相杂，使人眼花缭乱。
也许谈“民族读书”还太早，我们有两亿多目不识丁的文盲，文化起点无比之低，而且绝大多数教师的水平，普遍低劣。可以说，大多数中国人开始不读书的年龄，正是十八岁。那些进不了高校的人从此与知识相揖别，他们最大的文化乐趣充其量也就是电视机、色情小报、武侠短篇、还有一把吉它。二十岁的时候，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了对读书的兴趣，即便嘴上随声附和几句“尊重知识”的官方口号，但骨子里却对读书怀有跟那个春秋老头儿一样的鄙夷。
假如我们大多数知识分子不能既在理论上又在实践中走在普通公民的前面，不能真正从品性到交际，从著作到言谈，都成为普通人的光辉楷模，假如我们作为普通公民而不去怀疑自己的贫瘠，在智者面前没有忐忑不安的恭敬，假如我们的舆论继续坚持知识分子（非农业研究的）必须要为分不清五谷而谦卑，而不要求劳动者为目不识丁而羞耻，那么我们民族必然衰亡的命运，就将在动难逃，在动难逃！
《青春的敌人》第一部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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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04年5月12日
打破思维定式
十六岁时，我们曾隐隐地从父辈那里察觉到，这个国家有哪儿不对劲儿。随着年龄增长，我们越来越清楚，终于惊叫："毛病出在思维上！"那一代人的思维是程式化的，他们可以不开动脑筋，便丢给我们一大套顺势而下的道理。"同流"必定"合污"。"贪生"肯定"怕死"。不是上天堂，就只能下地狱。要么"全部"，要么"全不"。这种思维方法--如果暂且还能算它是思维的话--只不过是习惯性地背诵答案。它容易滑向极端化的"两极思维法"，在那里，没有中间地带和第三条道路，憎爱分明全线击溃了雍容大度的边际主义。
吴稼祥在他的短文《新权威主义：尚未真正开始的论争》中指出--
我一直以为，拒绝中间状态的"两极思维"，是我们这个民族思维习惯中的一个重大缺陷。我们民族100多年来的苦难，从某种程度上说，与这种思维缺陷有关，总想一步登天，却很少考虑登天的工具，结果跳得越高，后果越严重。我们对逐步改善我们个人的生活环境感到不耐烦，我们渴望出现奇迹，而且笃信急风暴雨般的群众运动能在瞬间创造奇迹。不结束这种两极思维方式，就很难说我们民族的苦难接近了尾声。
我们是父亲的子女，成长在父亲的环境里。尽管我们觉察到了父亲们的毛病，但是在我们十八岁的身躯里必然承袭了那些缺陷。在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用极端化方式，在另一个极端上，随便挑出一个答案，去抗击和匡正父亲的极端，朝他们背诵新的定式。
这样，我们只不过是在表象上与父亲们有所区别，实际上，这种极端与极端的对峙却根植在同一种方式上。这个方式依旧是"定式思维"和"两极思维法"，区别仅仅在于，我们是新定式以及两极中的另外一个端点，而他们是旧的。
平素，我们站在自己的极端和父亲们争吵，仿佛我们是崭新的。遇到大风大浪，我们却和他们过去一样，"笃信急风暴雨般的群众运动能在瞬间创造奇迹"，而对"逐步改善"的"不耐烦"，竟是如此相似。如果我们依旧不打算从根本上改变简单化的思维，依旧认为事情最多不过是对立的两个方面，而不是多面的，我们的未来生活就不会有太多的改变，我们还会沿袭那种让"长时间的死气沉沉"和"短时间的热血沸腾"交替耗损社会生命力的方式。
这些是我们不愿看到的。那么，让我们开始改变，使我们的思维站起来，穿过一维的时间线，进入三维的多面性的生活空间。人的思维，本该是优美而明晰的。
▲ 向幽默化思维转变--学会幽默，不仅对思维本身，而且对未来的生活，特别是对应付清贫生活，具有极大的益处。幽默使思索的人敢于冒险，得出冒险的结论，这种结论又反过头来，增添着幽默的喜剧性。如果有人问："人与动物的区别是什么？"，幽默的回答是："人能用背部睡觉。"幽默化思维可以在紧张状态中，以从容的姿态出现。其中暗含的明知故犯的勇气，以便在真实性的基础上，夸大真理的某一点，以取得漫画化的效果，这对人们在放松的状态下施放灵感，肯定是有益无害的。一个自己不幽默并对别人的幽默总是不解其意的人，很少有创造性的思维，这是因为，他的思想卡在了常规之中。
▲ 常规思维仍有一席之地--常规思维极容易成为高级思维的精神枷锁，它的严肃和刻板约束着人，使之成为"正常人"，即"伟大的人"的反面。不过，思维的规则性仍然是有用的，是一切思维的基础，它是不带笑料的严肃的真理。对它来讲，"人和动物的区别"只能是"劳动意识"，或者"灵性优势"。就绝大多数人而言，与其说是他们因规则性而保守，倒不如说是连基本规则都没掌握而头脑混乱，他们常常使发言和谈话陷入语无伦次和胡说八道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