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别做时间的守财奴：
我们对那些挥霍时间的人感到惋惜，但同时又看不起另外一些人。他们为了能在世界上多存在几天，很早便开始节制，把自己包裹起来，放弃一切被怀疑是影响健康的乐趣。但是，生活的第一意义，并不是活得长久，而是活得欢乐而有意义。还有一些人，他们不肯与周遭的人们多说一句话，多看一眼春天的新绿，多给别人一点帮助和温情，对于大多数美好的事物，他们缺乏兴趣。这也是一种可怜虫，他们惜时如金。当我们向他们发出邀请，希望他们停一下，回忆一下大家共同走过的岁月，或者欢庆某一个伟大的日子，他们会显出不解的神情，像一个担心自己被打劫的守财奴一样，冷漠地避开。
时光对于人生有着众多的意义--睡眠，娱乐，学习，工作，生育，梦想--当我们不能在这些要义之间找到一种适于自己的平衡和组合关系时，实际的问题就会出现。沉于睡眠，会造就白痴。迷于玩乐不能自拔，将一事无成。只知读书，可能会成为理论家，但可能沦为书虫子。对工作的狂热，可能成为事业的领袖，也可能变成冷酷的工作狂，早晚会离婚。不停地生育，是畜类和原始农夫的习惯。天天梦呓的人，如果成不了艺术家，就只能是个眼高手低的人。实际上，在人生的大部分时光中，除了少数时候需要我们挺身而出，进行斗争，其余大部分只是用来从容地生活。它不是挥"时"如土的人可以真正作到的，也不是守"时"奴可以理解的。从容生活，不是时间的虚掷，它需要以健康的态度去珍惜光阴，珍惜每一次睡眠，每一场游戏，每一个问题，每一项工程，每一只胚胎的孕育，以及每一阵美丽的好梦。
♂ 守时是一种文明：
一个恋爱失败过好几次的女孩问我，她新认识了一位男朋友，赴约时她该不该晚到三十分钟，拿他一下。"如果他是个俗男人，也熟悉你这套世故把戏，你这样作肯定会十分有效。"她说，那个人是个硕士，很有现代气息。"那你会永远失去他。"不过，这个女孩子似乎听不懂我的话，终于还是晚到了半个小时，以显示自己尊贵。遗憾的是，当她姗姗来迟时，她的这种尊贵也没有了观众。
在现实生活中，常有人靠不守时来表达诸如"我不想马上给复印机厂回款"、"我的身价不低，所以我想知道那个男人能不能容忍我的小脾气"、"我本来不想参加你的婚礼，所以也没给你带份子钱"。我们习惯了曲意表达，就像骡马市场中那些贩子一样，要在长长的袖筒里推扳着对方的手指，暗中讨价还价。但无论如何，这种方法并没有因为隐晦而缓解紧张关系，反而浪费了很多脑筋和时间。实际上，生活原本有着更为澄明的方式，我们完全可以采取更为直接的方式去表达。比如，尊重别人的面子（如守时），尔后，艺术地宣布我们的看法（如"我恐怕不喜欢热闹，因而无法使你的晚会增添一个人"）。这样，我们大家就都会生活在明白之中，清楚地知道谈判失败、爱情破裂、为什么无法吸引那个不愿赴约的人的真实原因。
而守时，是对他人的时间和人格的尊重。商业谈判不守时，是一种恶劣的居高临下的姿态。恋爱不守时，显得市民气十足。社交活动不守时，必然引起人们的担心和恶感。如果我们想建立起现代化的精神文明，那这些是功利化的世故手段，应该首先被破除掉。除此之外，我们应该知道，许多内心懒惰的人完全是因为在前一个约会中无原则的拖沓，因而破坏了下一个约会的准时开始。这不倒不是处于什么恶意，只是他的个人习惯颇成问题。此外，当我们在一个地点等候赴约者时，可以不必太苛严，因为我们的交通能力常常不允许我们言出必果，或许我们应该宽容那个因为堵车而迟迟未来的人。此刻，他也一样心急如焚。
♂ 把时光记录下来：
许多二十岁的人都曾抱怨说："生活一点意思也没有。"而且强调说，已经没意思到了连烦恼都没有的地步。我想，多数的人是因为没有从一开始就培养起对生活的兴趣，如果失去激烈的刺激，他们便会感到生活是如此的百无聊赖。而还有一小部分人，他们有较高的智商，因此在永恒无尽的时间里，感到人生苦短，不知为什么要来人世一趟。
人生短促与永恒时间的矛盾，自古以来就被明白人看到。为了使早晚一死的人生能与未来的时间永远有所联系，人们想出了许多办法，去增添人生的"意思"，并想让这种"意思"脱离肉体，永恒地存在下去。关于"来世"的传说，就是对"入世"生活的鼓励，鼓励人们积善行德，以便获得来世的美好生活。而隋唐士大夫，以"建功立业"，一改两晋时代寻求"长生不老"的风俗，以求得事业永存于身后。莎士比亚说："我的爱，在我的诗里，将万古长青。"这也表达了另外一种延续生命的方式，人们著书立说，传之后人，让自己的精神永生不死。而那些一代代平凡的人们，则在子孙的身上，看到了生命得以长存的证明。
今天，我们的生活原则变得越来越极时行乐，我们愿把百分之百的注意力，放在眼前的生活上而不愿去想死后的事情。这没有什么不好，不过，我们"极时行"的那个"乐"，多少应该有那么一点长久性。假如我们把这些乐趣记录下来，若干年后，当我们翻看这些记录着青春心跳的纸片时，便会因为回忆起从前那种苦中带甜的味道，发现生活有那么"一点意思"。如果我们不间断地写日记，我们还会回忆起日常生活中那些微妙有趣的小故事--春天第一只燕子什么时候回来的，残冬时最后一次寒潮如何冻死了坚忍地熬过一冬的热带鱼，第一次长薪是在哪个月份，提出存款去桂林度假是怎么玩的，旅途上怎样发生了爱情纠葛，失恋后又是怎样度过的，怎样又渐渐忘记了"永不再爱"的誓言。只有在将来翻看这些日记时，我们才会明白，一切事情都不像当时想得那样糟，那样淡而无味。
此外，我们可以尽量多拍一些照片，记录下脸上没有皱纹时身后飘过的白云，脚下的青草，以及我们当时的男朋友。因为，二十三岁以后的照片，再不会有现在这样的欢跃和轻松。我们还可以偷偷录下好朋友之间的热烈谈话，八年后再放给大家听，王粲赋中"风流云散，一别如雨"之句的通感，会一下子抓住每个人的心。
时间是青春最难对付的一个老家伙。李白说："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牛顿说："所有的运动，可能都是加速的或减速的，但绝对时间的流逝却不会有所改变。"是的，时间已自信到一无反顾的地步，在它四平八稳的步伐中，许多人生化为泥土。但愿我们都能珍爱未成泥土之前的每一个日子，也永远不要在某一天里，像莎士比亚笔下的理查王二世那样悲伤地感叹："我曾消耗过时间，现在，时间却在把我消耗。"
《青春的敌人》第二部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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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04年6月7日
伟大的尝试性
笛卡尔指出：“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真正的真理寻求者，那么在你的一生中，至少应该有一个时期，要对一切事物都尽量怀疑。”
没错，怀疑意识是探索和尝试性的开端，是观察力的母亲，是真理的老祖母。马克思博士曾把他著名的人生格言“怀疑一切”讲给女儿，写进篇章。可以说，怀疑精神正是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的根本原因，它是生活中那些稍有头脑的人们的共同特征。诚如罗素在《宗教对文明有过贡献吗？》里指出的——
具有科学的公正态度，是十分重要的品质。一个人如果幻想有某些事物他有责任非相信不可，他便很难具有这种品质。
怀疑意识的孕育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尝试，它蕴藏着真正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不过，由于怀疑精神包涵着摧毁力，因此在青年时代，如果我们是在对自己毫不怀疑的前提下，去怀疑其它的一切，我们青春的敌人就会在我们摧毁环境的同时，摧毁我们自己。如果我们留下一块禁地不容怀疑，尔后再去狠狠地怀疑别的存在，严重的问题就会由此产生。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的罪过，不在于“怀疑一切”，而恰恰在于没有怀疑“一切”。它是在绝对肯定一个人的前提下，去绝对怀疑其他的一切人，这使马克思的伟大格言，失去了平衡，走向了反面。如果一个人长期纵容自己的一切，却对周围的一切喋喋不休地谩骂，那么他就破坏了健康的怀疑观，也破坏了自己的心态和观察力，破坏人们的欢乐情绪。
此外，对于一个具体的事物来说，怀疑情绪应该是一个短期状态。我们应该尽可能快地用审慎的头脑得出结论。发现它错了，马上进入批判状态，以寻求答案，去建设或重建。发现它是正确的，那么就支持它。如果我们反其道而行之，长期生活在对什么都不信任的精神状态下，那我们迟早有一天会被送进医院。我们的立足点应该是经过怀疑而不断得到充实的确定性，而且踏着一个个确定性向前走，去观察新的事物。
敢怀疑未必是真的会观察，也不能保证观察得正确。但不敢怀疑，则肯定不会观察，并且肯定得不到真理。观察，离不开怀疑的态度和客观的眼睛。在采访盲人文学家海伦·凯勒时，记者问她：“人生最可悲的是什么？是不是没有眼睛？”海伦·凯勒回答说：“不，不是，最可悲的是——有眼睛而看不见。”一个善于提问题而又有眼有珠的人，会懂得如何留意和发现，对于世界、事业、个人行为，他都有着恰当的态度。许多人举止不当，如，露骨地表现自己，或在下级面前趾高气扬，都与他们从未冷静地进行观察或观察结论错误有关，他们之所以那样作，是认为别人会羡慕自己，根本不知道那是在招人骂。
理论上讲，二十岁到二十三岁应该是缄口观察、在学业上和工作上默默钻研的年代。但实际上，几乎没有人这样作。我们有了最初的一点点浅得不能再浅的社会阅历，便自信可以与父辈的生活方式彻底决裂。凭借已知的几条定理和几个不甚准确的事实，我们就想确立起自己对于宇宙的猜测，并几次想宣布说，自己已有了可以与名家抗衡的理论体系。于是，我们大张着嘴，无休止地争论，认为什么都不合理，都值得怀疑，并能举出几条数据去证明自己。
那时，我们尽情地希望赶快证实自己的看法正确，因此，盲动不仅仅局限于学习和观察的领域，而是整个青春都处在盲动之中。不过，盲动却是探索的前兆。这种探索，尽管在没有发育成熟的观察力和知识结构的指引下，常常显得出格，但它对我们的一生来说，仍然是一种伟大的尝试。我们怀疑吸烟禁忌的说教，抓起一支烟，放在嘴里，尝试性地点着了火。比起那些一辈子没敢触动烟盒的人，我们多了一份洒脱。在得到了这份坦然之后，我们或者觉得这没什么了不起的，然后扔掉了后半支烟，或者干脆上了瘾。我们尝试着证明自己的海量，一连喝下三瓶啤酒，并学着在酒杯前刁难别人，以展示自己像个爷们儿。女孩子在场，我们会愈演愈烈。
那个时期，我们与父母走得更远，初步开始了自己对自己负责的生活。男孩子们否定、挖苦、摇撼着束缚自己手脚的枷锁，肆无忌惮地开始了成年人的人生。所有少年时不许作的，现在都要一一尝试。多数人二十二岁以前，已经有了性尝试。在这个关键性的突破中，爱情因素只在男孩子心中占据着一点点地位，我们多半只是为了尝试，认为自己该有最终得到那部分神秘经验的权利了。就像罗素在《婚姻革命》中指出的：“青年人中的性关系，采取了一种极其愚蠢的方式。他们采取这种方式，并不是出于爱情，而是出于勇敢。”
可是，假如我们始终在这些非实质性的自我证明中沉溺不前，我们将溺死在烟瘾、酗酒、泛性乐趣之中，永远跨越不了成熟的门槛，最多不过是抓到几张成年人的标签。当一支瘦得可怜的手，拿起粗大的雪茄，当我们在酒桌上没有学会风雅随意的原则，而是像野蛮人那样醉心把人灌倒，当我们把伟大的情感扔到床下而单单体验床上的迷醉，我们还是没能最终长大。这时，我们需要审视怀疑自己，需要使自己的胳膊粗壮一些，去健身房，需要找到交际之中相悦的轻松方式，把民族习俗中的陋习扔掉。当我们寻找可心的姑娘，如果我们真的熟透了，就会赞同卢梭的话：“女人最使我们留恋的，并不一定在于感观的享受，主要在于生活在她们身边的某种情趣。”
在这个时期，女孩子显得心事忡忡，小心翼翼。对于人生、爱情、性、社会的认识，女孩子一般不是源自尝试。女性的生活意识多半自发于内心深处，这是因为在许多原则问题上，她们是先验的，不需要什么经历，只要偷偷看几本相关的书，听几句过来人的话，再多作几个浪漫的梦，就可以在一般意义的生存智性上，超过同龄的男孩子。这时，除去一部分天性泼辣者之外，大多数女孩子都是通过学习温存待人、谨慎控制自己的言谈举止、改善服饰和化妆，以此来展示自己不再是个小姑娘了。另外，结伴赴约、去公共场所、舞会，是她们普遍期望的尝试，幻想突然而至的爱情，则是每一个少女的美梦。
女孩子更多的不是怀疑什么，而是无边无际的期待。她们怀着一丝惊疑和难于割舍的好奇心，迎接来临的事物——第一张邀请赴约的长信、第一朵传递相思的礼品花、第一个吻、甚至其他，她们被动地尝试着那些主动到达她们身边的事物。女孩子渐渐从社会中失去中心地位并且时常显得忧伤，一般来说正是因为“女人不及男人”的文化熏陶在其童年埋下恶果，在这个时期开始迅速发酵了。特别是当她们在恋爱中找到了一个可以作她们丈夫的人时，她们便毫无惋惜地终结了一生的尝试，成为一个专司丈夫的女人。如果不能在开始人生的前夜，铲除这些恶果，女性就有可能一代一代成为社会的附流，最多只能在家庭中以管教丈夫和子女的乖张暴戾，来宣泄自己的不平。
我们说，十年青春中最大的敌人，恐怕要算是屈服于工作的不理想状态。在二十岁的前三年里，尽管我们无所顾忌地反抗一切说教，怀疑一切，甚至破坏一切，但是敢于向自己工作条件挑战的人却少得可怜。除了抱怨头头不行之外，很少有人想到去尝试一下被提拔的乐趣。或许我们走进社会时地位太低，无论我们提出怎样的蓝图和合理化提案，我们都无从使长者和官僚们看上一眼，甚至无法交给他们。但是，这不是我们自暴自弃的理由。我们可以在足球场上为争夺一个射门机会摔倒二十次，为博得一个男孩子的好感而无数次地默默改变自己以取悦于他，为什么我们不能以同样的劲头，失败一千次，调整自己一千次，去争取一项更适合于自己的任务和职位呢？
日本人在职时都有一个信念：“忠于公司，渴望提拔。”当然，中国人的性格中存有太多的阻碍英雄出头的症结，那种“木桶理论”（构成木桶的那些竖板中最糟糕最短的一块，决定着木桶盛水的高度）不仅使家庭质量将就于夫妻间水准较低的一个，而且使整个民族都习惯于把出色的人拉回到和自己一样平凡的程度，以此来告慰于自己的嫉妒和敌意。我们已习惯了指责杰出的人脱离群众，而对群众脱离英雄，被远远地落下，却并不担忧。我们要求杰出者屈就，拍一些水平低到每一个群众都能看懂的电影，但从没有强迫群众使其欣赏水准提高，以求得看得懂杰出者最高水平的杰作。这种严重的社会弊病，一方面不太允许杰出产生，另一方面不允许杰出者向要职进军，不允许“渴望提拔”，以致于常常将这种升迁尝试，推向卑鄙和阴谋的一端。
可是，在我们不顾一切地追求一个众矢之的的女孩子时，在挽起她的手臂时，我们是否在意过世俗的眼光、情敌的嫉妒、不择手段的挑动以及许许多多不测的凶险？如果没有，让我们持有同样的勇气，为在事业上争夺一个属于自己的最佳位置，一刻不停地劳动吧。
在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时，严歌苓说：“从童年，少年，直到如今，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是在躲避作一个平凡的人。”是的，我们不断地扬弃自己的过去，向高处攀登。我们尝试着第一次迈进我们崇拜的某位名人的家门，去了解作一个不平凡的人需要哪些东西。我们尝试着向权威提出礼貌的质疑，表达自己的观点。面对一个事件，我们构想一个相应的方案，尝试它的成功的可能性。我们尝试着骑车从哈密，途以大沙漠，直到北京，去看大河、牧场、去看首都，并在艰苦的奔走中，发现自己的无限能量。一切新鲜而未知的领地，我们都去大胆地尝试，健康地怀疑，寻找真理，塑造健康的成年人的眼睛、语言能力、身躯、心灵。这样，当我们有朝一日回首往事，想起这一段黄金岁月，我们就不会因为有这样或那样的事情没去尝试而后悔。
关于是否可以尝试着从二十岁开始，就作一名职业革命家，去改造社会，是我最不愿意谈及的事情。我所知道的只是，上溯十九世纪，凡是在这个年纪就对变革社会的理想着迷的人，特别是那些急于有所行动的人，不是毁坏了国家的实力，就是厄运缠身，英年早逝。实际上，历史是三十岁以上的人创造的。
《青春的敌人》第二部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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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04年6月7日
坏牌不一定输
☆ 修正理想观：
十三岁左右的时候，我们都曾被语文老师要求去完成一篇作文，叫《我的理想》。那时，就连最没有出息的学生也必须硬着头皮，用接二连三的错别字，联缀出一段大话，说自己要当物理学家。其实，他一直在为自己的低能而担忧，打算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为了度日去作一个职业小偷。但是，我们那种好高骛远的理想观教育，却没有从一开始就有效地阻止他这种念头，帮他出个好一点的主意。我们只是在不切实际地要他吹牛，写一些纸上的文章。当然，这种远大理想的教育，的确偶然使班级里几个资智较高的学生，成了牛顿和爱因斯坦，但它同时也暴露了严重的缺陷，那就是使更多的才能平平的学生失去了与之相符合的一般理想。他们会认为，社会中除了牛顿和爱因斯坦，剩下的全都是烂货和渣滓。他们没能被教育去作一个快乐向上的普通人。如果他们只愿意作蔬菜售货员，他们会被讥笑。如果只求静静地生活，做个贤妻良母，那简直是思想颓废。可如果谁声明要当国家主席，他又会被认为是放肆妄想，有狼子野心，仿佛那个职位只是留给哪位神的。总之，我们只能设想作一个政府机构以外的高级而高尚的公仆，比如大科学家，著名运动员，不要命的战士、救死扶伤的医生。这种粗暴的理想教育，除了贬低普通人的生活之外，还给某些耀眼的职位蒙上了神圣的纱巾，划出禁区。这种教育的恶果还在于，一旦有一天，学生们发现这些理想不能实现，极度的自卑会使他们走向美好理想的反面，并且恶毒地嘲弄理想，然后再把这种嘲弄说给他们的孩子听。
诸葛亮曾寄语他的儿子：“志当存高远。”他是个聪明人，他这样说，一定是因为他曾认为自己的儿子有潜能，符合高远之志，否则他不会勉为其难。实际上，这个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必然要过平凡人的生活的，因此我们不能使属于全社会的理想观教育长久地停留在只为少数牛顿和爱因斯坦服务的地步。我们应该教会人们，把现存的职业类别加以区分，然后准确地找出一种比自己的能力略高一点的那个层次，再在这个层次里找到适于自己天性的行当。
尽管我们终归平凡，但甘于平凡，又是我们的敌人。当我们面临一次考试，如果我们为自己确立了一个争得90分的目标，我们可能得80分。如果我们只想得60分，那我们常常会不及格。因此，我们一定要争取找到那种比自己能力略高一些的职位，以便在生活实践中，多得一些分数。
☆ 向合适的职位靠近：
向合适的职位靠近，首先要找到合适的职业。而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冷静不虚荣，并且一经定夺，再不轻易更改它。实际上，单单是选择一个合适的职业，并不难。我们只需知道自己真正的爱好是什么、自己爱好的那种职业需要多少员工、对员工要求的基本条件是什么。真正难的是，向符合自己能力的职位攀登。
我们知道，一个胆怯自卑和精力不足的人，即使他有着多么大的虚荣心，他也不可能作好一个大部门的首脑。一个才华横溢而斗志昂扬的人，即使一时落难，他也不可能在普通人的行列里长久地忍耐。而那些能力一般的人，则只能在社会中，求得一个中等地位。这是我们中国人极不愿意承认的一个事实——人，生而是有层次之分的——既然同样的生育程序既可以造就爱因斯坦那样大脑沟回超过常人四倍的神童，又可能生出一辈子不言不语的白痴，那么我们就完全可以推测，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存在着不同的一个个渐变的智力层次，标准层次以上的人渐近神童，以下的渐近白痴。当然，良好的早期教育可以使人向神童靠近更多一些，成年人的自我努力也能向高一层次跨上一个阶梯。在承认这个现实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更加客观地判断自己，健康地选择合理的层次目标。这样，于已于社会都是有益的，我们的辛勤劳动都应该在自己的层次里内，开花结果。
如果可以随便找到几本关于成功测试的书，按照上面不同的测试规则去作，我们便可以大致得到一个关于自己究竟适于作领袖，还是适于作中级人员、或是适于作蓝领劳动者的答案。参考这些结论之后再去进行行业选择，我们就会知道自己大致适于作哪种领袖，作哪个行业里的中级干部，以及该从事哪一类体力劳动。
☆ 坏牌不一定输：
远大理想，终将在绝大多数人的声明中，成为少年时代的遗梦。
这是因为，我们一来到这个世界上，便没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很少很少的人能天生得到一副好牌——不同一般的家庭背景、超常的智力、充沛的精神、以及命定的幸运——多数人并不是这样。我们多是降生在普通人家，容貌平平，记忆力欠佳，缺乏眼界和财力，甚至比这还要糟，也许我们的父母早早离了婚，带给我们一个阴郁的童年，或许我们有着伤感的心和伤残的器官。面对这一切，我们无法不对未来的人生抱有极大的怀疑。
但是，一定要记住：① 如果我们摸到的是一副不算太差的牌，一定要争取去赢。② 即使不幸摊上一副不能再糟的牌，我们也应该尽可能找出一两张还算不赖的牌，以它作为强项，使结局变得相对好一些。牌桌上不只我们一人，它是一种机制，如果能利用上下家的环境机运，把一张张没用的牌巧妙地打出去，或许我们还是能赢。坏牌不一定非输不可。③ 诗人荷马是瞎子，海伦·凯勒聋哑瞎三位一体，比谁的牌都糟，但他们最终没有输。
☆ 成功的秘诀：
能使我们追求成功的努力得以善始善终的保障，首推持久的热忱和自甘寂寞的实干精神。人的天性中存在着太多喜新厌旧的和易于善罢甘休的情绪，这种情绪尽管还不至于使我们停止工作，但它那三天打渔两天晒网的特征，却严重破坏了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必须首先具备的性格，即，长期性和热忱。这种情绪不是不能克服的，如果我们每天都为目标实现之后那些迷人的赞美作好一番沸腾的想象，恐怕我们就永远不会忘记热忱，着迷于这个目标的持久性，也会渐渐成为我们的习惯。不过，假使我们不能在具体而微的努力中，暂且忘记一下沸腾的想象，把全部的静思投入进去，我们就可能陷入另一个泥潭，即，空想和轻浮。我的许多小咨询者都曾有过“等到我成功了，我就可以站在讲台上向别人介绍经验了”的想法，这种沸腾的病态空想，消磨了他们的大量时间，以至于他们最终没能有机会真的向别人介绍经验，因为他们总是在幻想，没时间实干。
其次，乐趣会使追求成功成为我们生命的习惯。一九八四年的时候，张海迪冒天下之大不韪，第一次提出，人应该“爱一行而干一行”，而不是“干一行，爱一行”。现在看，张海迪当然是对的。我们姑且不谈那种把一个人强行安排在一种行业中，并试图强迫他喜欢这个行业的作法是否人道，我们只是很难想象，那种对自己从事的工作缺乏乐趣的人，怎能把事情作得不同凡响。可是，如果一个人爱上一行，哪怕这一行在别人看来是多么的枯燥乏味，他却会把生命献给它，因为它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另外，能否保持乐趣，是我们能否执著于某项事业的一个关键。如果我们学习英语时总因愈加感到乏味而每每半途而废，一本英语书总是学不过第五课，那么我们不妨尝试一下，从最后一课向回学。这样，会有一些新的乐趣，至少能让我们多学了后五课。或许，在新鲜感的刺激下，我们还有可能意外地全部学完它。
再次就是考查一下社会对我们的可接纳程度。如果我们一直从事京剧艺术而又始终找不到增加其听众的办法，或许社会是在告诫我们，放弃它，去寻找一种更加接近于人民的形式。如果我们醉心于开办一家营业性赌场，哪怕是文明经营，那也是痴人说梦。有两种道路最容易走向成功：第一，找一个冷门，另辟蹊径，一炮打响；第二，投身于一个即将热起来但暂时还没有热起来的事业。
第四是要知道，人际关系可以把我们扶上天，也可以把我们摔下地狱——
◎ 知识分子应该在走向社会的第二年，尽量使除了人事部以外的人，忘记自己有学历。此时要注意两点：第一，我们的目标是作成几件事情，不是以卵击石般地向习俗挑战。说心里话，这个社会是不喜欢我们的，它更喜欢大老粗，因此我们刚出校门的任务是，扎下根子。第二，别傻息息地相信同事们个个都是好心眼儿，也别认为到处可以挣到钱。过不多久，我们便会发现，事实正好相反。
◎ 少说话，特别要注意的是，少说别人的坏话。如果我们对某个方案有自己的看法，不要轻易地说出来。每一项提案的真正出台，无论是在海外，还是在上海，都有它一定的出台时机。假如我们刚刚进入一个企业或科室，可以默默观察一段时间，然后再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未能全面了解各个环节的情况下，任何议论都显得不切实际，让人感到啼笑皆非。别相信那种轻飘飘的热情，历史上有几件好事是热情有余而沉稳不足的人作成的？也别想念自己“一看就知道”的小聪明，我们刚刚二十二岁！
◎ 对各个阶层的合作者，进行一下分析。上司和女人喜欢赞美，越肉麻越爱听。别忘记处长夫人要我们转告处长的话。厂长秘书不喜欢我们不通过她便直接闯进厂长室。工人们愿意我们和他们一样，有一身泥污的脏衣服。政要和工程师惜时如命。外商不喜欢低三下四的崇拜。不要得罪工商局的人、税务审计、水电人员、形形色色的记者。在中国，司机是个不可怠慢的、无时无处不在索要实惠的特殊队伍。最后一定要记住，没有哪位作了爷爷的人不曾当过孙子。
◎ 在我们这个老年型的社会里，对老人和上司的尊敬显得比什么都重要，哪怕他说得不对，我们必须用一种不伤其面子的办法提醒他：“我们可不这样认为。”心理学家杰姆斯说：“人性最深层的需求，就是渴望别人的欣赏。”因此说，学会赞美，我们也就接近了成功，这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观点。
◎ 团队精神是中国人自古缺少的，几十年来它又淹灭在集体主义的那种变态的求同伐异之中。实际上，青年时代比张扬个性更需要学习的，是相处和平衡。我们有必要学会带着个性，融进千百万人之中，真正作到彼此间的求同存异。在现代社会中，成功往往不是一个人的成功，而是团队的。
◎ 容忍别人的缺点会使我们成为交际圈里最受欢迎的人。假如我们讨厌吸烟，千万别因为讨厌烟草味而讨厌抽烟的那个人。要知道，我们的事业需要他。
◎ 注意倾听别人的谈话，表现出自己的兴趣。不要滔滔不绝地讲自己的事情，尤其是不要大讲那些显然比听者优越的事情，也不要大讲自己的异性朋友。即使轮到我们说话，也要常常问一问听者的意见，这显示出我们很重视对方，甚至可以随时帮助他。不过，我们可要学会在乐善好施的同时，不惧怕说“不！”，拒绝我们不该答应的事情。
◎ 和那些与我们事业有关的人，保持不断的联系。但不要让他们认为我们是有求于他们，要让他们感觉到，我们喜欢他们，愿意跟他们作朋友。过节的时候，打个电话或寄张贺卡，准确记住他们的生日、他们的妻子甚至孩子的名字、他们由于沾沾自喜而曾经喋喋不休地向我们讲述过的光荣历史。只是要记住，不要在吃饭的时候深夜打电话，这会引起他们的反感。
◎ 与同事保持适度的距离。生活中常有这样的女人，当她与密友要好的时候，便把一切，甚至床上的隐秘，也全盘告诉她们。可一旦关系破裂，她们便水火不相容，双双忙着把对方告诉自己的秘密散向全城。所以说，保持自己多一些的秘密，以求得人际关系间恰当的距离，既可以求得相互尊敬，又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此外还可以为自己节省一些时间。
最后是，我们需要多与成功者交往。这会使我们发现一些真谛。当我们看到袁隆平面对来自全世界的奖赏，依旧保持着农民的模样，看张海迪怎样面对厄运，看聂卫平横扫日本后怎样对记者说话，看到刘欢对于艺术的痴狂，看到深居简出的大人物是怎样地运筹帷幄，一句话便结束了一场风波，我们会为之心动。当我们尽览了这些过去和现在的成功者，我们就会对自己在未来的成功率有个真切的估计，并且了解到成功前，成功之时、成功后，我们该作些什么。
☆ 新世界远远没有到来：
二十岁时，我们有一种冲动，认为自己不是已经全线崩溃沦为渣滓了，就是已经全面出击胜利在望了。这些都不对。实际上，除了很少的几个童星、运动员、神童之外，其他的人此时才刚刚开始人生，在尝试。因此，颓废的人应该振作，未来还有无数更好的机会，只要我们不停努力，一切会有所变化。而那些过早陶醉于速胜论之中的人，应该找盆凉水，泼在脸上。我们现在只是站在大门口，抬眼瞥见了门外的一小片阳光，一切真正的，还都未开始，新世界还远远没有到来。
《青春的敌人》第二部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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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04年6月16日
热恋·慰藉·归宿
爱情与成功构成了尝试性岁月的两大诱人的主题。如果我们成功的幻想在刚刚走上社会时，由于各种意料之外的打击而破灭，那么爱情就显得更为重要，甚至成为我们生活的唯一主题。爱情对于人生之所以重要，也恰恰在于，它是一种关键性的支配力量，它能恢复关于成功的信念，也能让我们提早地退避到安乐窝之中。
爱情观在这短短的三年里，有着极大的跳跃性的变化。十八岁的爱，是一首流行歌，我们一见钟情，或者依照心中的偶像，按图索骥地寻找一个能让我们寄情的人，但我们找到的大多是痛苦，十八岁的爱结束得很仓促。二十岁，星空进一步迷乱，我们的心灵充溢着夏日傍晚的气息，我们生吞活剥地接受了大量思潮，让许多异性同时走进了我们的心扉。二十二岁，我们经验过了一些失败和成功，开始用全新的眼光和方法对待爱、性、婚姻理想。二十三岁，长期的努力或者令我们更加伤心，或者促成了我们相对美满的婚姻。在婚姻历程中，我们第一次为自己短暂的流年而黯然神伤，感到伤心和无奈总是要比快意多许多。
由于中国社会很晚才放任少年独立发展，因而中国人爱情心理的成熟进程是缓慢而绵延的，大约要从十三岁的萌动状态一直发展到二十四岁才得以完成，甚至更晚。假如我们处在正常的人文环境，心理和生理的发展相协调，那么理应是十七岁开始真正意义的恋爱（马克思就是十七岁时开始与燕妮恋爱的），十八岁的人可以结婚，二十岁便已成熟到完全可以无愧于作父母（这也是我始终不渝地反对所谓"早恋"说法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说，中国人的爱情成熟过程，比起其他文明国家来，长出去了整整一倍。在中国，二十岁开始起步尝试，完全属于正常，这之前的爱还带有太多的孩子气。而直到二十岁之后，我们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初恋，即双方言明的，接触性的，视角广阔的，结成家庭可能性更大的初恋。直到这时，我们才真正在实践中，学习爱人和被爱。
Y 第一次，永世难忘。
我在那时当然是丑小鸭，自己也是知道的，但是终不以此而减灭我的热情。每逢她抱着猫来看我写字，我便不自觉地振作起来，用了平常所无的努力去映写，感着一种无所希求的迷蒙的喜乐。
这是周作人在他的散文《初恋》中描述的一种滋味。这种滋味，我们十六岁时曾尝过一口。而今，它的剧烈程度已远远超过那时，我们坦诚布公而且名正言顺的恋爱，有了完全的使命感。我们遥想到未来的家，想到如何与对方的父母相处，甚至连将来儿女的名字也想到了。这时，我们已说不清爱过几次，但如果细细盘查它业已扩展的范畴和责任，它却是第一次，真正的初恋。无论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它的影响都会深入我们的骨髓。即使是那些由十九岁延续下来的恋爱，也都会由于二十岁的到来而面临全新的挑战和更宽的领域，仿佛是新的一样。那些由于纯情而无暇虑及身体、门户、学历差异的爱情，很快瓦解了一大批。
十八岁之前，正常的男孩子都曾经历过猜想吻住眼前那张女孩子翕动的嘴唇，或者触摸一下她的手臂皮肤是什么滋味的过程。去试一试的念头，一直折磨着他们的心。直到社会的约束力由于他们的成长而一点点放松，他们才第一次鼓起了尝试这个猜想的勇气。因此，在20位被调查的男孩子中，真正出于灵魂之爱而进行初吻的，仅有4个，其他均是为了体验。而且十分遗憾的是，他们并未从中发现书中描述的那些乐趣。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事实。约翰生说："只有在动情时去吻你的初吻，你才体会到沉醉一般的境界。"可惜的是，过于压抑情感的社区文化早早毁灭了"动情"的可能性，忍耐过久的饥渴一改它应有的面孔，使尝试心远远超过了爱心。也许这就是人们主张初恋时不宜接吻的主要原因吧。这种弊端，往往还会造成终身的不良后果，成千上万的妻子抱怨丈夫在作爱前不注意兴致和亲吻，而是粗暴地单刀直入。男人们的这种疏忽大多与初吻时没有得到陶醉有关。
女孩子对初吻的想象，要比男孩子早得多，但一般不与沸腾的性欲相联系，它只是渴求慰藉，寻求美丽的幻觉。但是，我们同样发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事实--女孩子的初吻，20人中竟有13个不是与自己的第一个恋人发生的，而是被他们的中学老师或者邻居的大哥哥所占据。不过，女性对于吻的爱恋，却均不因此而减灭，这是因为女人的心是诗情画意的，而吻正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诗句。后来，当她们经历了与第一个恋人的"初吻"时，无论对方怀有怎样的尝试心理和不真诚的把戏，她们依旧会永远记住那个时刻，并且一时涌起终身相许的庄严。女孩子的初吻总是不由自主，应该被提醒的是，把我们的"第一次"献给自己真正爱的人。拜伦说："初吻并不能当作是永远相爱的保障，但它却是盖在生命史上的一个永久记忆的印章。"是的，吻我们的那个人不一定是我们的终身伴侣，但必须是我们认为值得记忆的人。
第一次性爱是个敏感的话题，是隐私中的隐私，我们永不吐露，却终生难忘。这个问题将在后面加以讨论。
Y 别让标准卡住自己的脖子。
不成熟的人在爱情目标上有偶像心理。这个偶像是由各类艺员和角色、前人和同龄人的直观向往、模糊的儿时印象融汇而成的。我们甚至把自己偶像特征叙述给别人，自己满世界寻找的同时，还要别人帮着寻找。一旦发觉目标，我们就会想当然地一口咬定，这就是自己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当实际的交往告诉我们认错了人的时候，上了当的委屈让我们恸哭失声。这种情况大多出于女性，男孩子很少见到，这是因为男性倔强的独立意识不容易使他们顶礼膜拜，特别是崇拜一个女孩子。但男孩子又易于陷入另一种缺陷之中，他不知道自己到底爱什么，大街上任何一个美丽的女人，都值得他去增大她的回头收看率。
偶像心理是必须破除的。天下没有完美的男人。我们只能学会与男人的优点生活在一起，同时又与他的缺点相毗邻，在接受他耀眼的长处的同时，现实地承受他的不足。另外，在与他的不足和平相处时，还要特别精心照顾他在梦呓中的夸大其辞。男人的人格是双重的，而且时常分裂，他既生活在现实中，又活在理想中，当他不满意现实中的自己时，理想中的自己就会说起梦话。我们爱一个男人，就等于同时爱上了两个。不要讥讽和打灭他的梦幻，想个办法去浇灌它，去除过于不实际的杂草，使他的花朵转变成果实。
作为男人，如果还像十六岁那样，按照衣着和面容姿态，再加上一点点可怜的性格特色去寻找可心的女人，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发现，这样得来的女人一天比一天黯然失色。假如我们连连失恋，又连连交上了新友，我们还会徒然感到女人和女人之间竟然相似得令人苦恼。但如果我们不甘将就，我们就会希求找到一位无论是情操和智性，还是在阴柔世界的观照上都能有助于自己成为完人的女人。那时，我们的目光还是会因为街市上漂亮女孩子而闪亮，但这已与窥见大自然的美景没有太大的区别。街市上的女人只是一道令人愉悦的风景，而我们真正的爱情目力，却集中在了一个能使自己趋于完善的女人身上。
我们不必用某种标准卡住自己的脖子，拒绝一个在大多数情形下值得我们去爱的人。只要有爱，我们都会以妩媚的方式，修改各自的习惯，以求得与爱人的嗜好相适应，就会如同无悔于牺牲物质利益和自己的一些自由那样，无悔于爱上一个有缺陷的人。我们不会觉得，爱上眼前的这个人亏了，那边的那个更好。我们爱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不是完美的石膏像或者几条达标数字。实际上，爱人类并不难，但爱一个人却很难。这是因为人类不会跑到我们的家里，展示它的缺陷，每时每刻折磨我们，但我们爱的人却终有一天会被请进门来。或许，我们害怕与其一同到来的缺憾包围我们的心，但是想一想看，我们也同时请来了欢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