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 选择应该自己去作。
人的审美心理和择偶理想，一个国度与另一个国度不同，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也不一样，一个人又与另一个人更是不同。美国人喜欢沉默能干的人，中国人却多半喜欢会说话的人。八十年代以前，军人是中国人择偶的第一目标，尔后是文凭第一，身高第一，全才第一，直至今天变成了洋人和有钱人第一。有的人喜欢白面小生，另一些则只能对身强力壮像运动员一样的人情动于衷。因此，择偶完全是自己的事情，与别人毫不相干。
我们不必打扰与自己不相干的人为自己定夺犹疑不决的目标。第一，别人实际上在内心深处是觉得我们这样作是有点傻的，而且有可能认为我们无非是在显示追自己的人多。第二，没准儿自己的目标也正是自己请来的这位仲裁人的目标，我们可能因此得到错误的指导，或者干脆是引狼入室。实际上，征询别人的意见无非是想映证一下自己心中已经有了的答案，正中不怀的我们接受，不中听的我们依旧不听。如果真的拿不定主意，这说明我们对心中的那两条影子还都不算了解，而只要我们去实地接触，我们便会发现，总有一个人会让我们厌倦一些。世界上没有两片一样的叶子，也不可能有两个在同一个水准上一样吸引我们的人。
Y 有话直说。
在我们终于胆战心惊地求爱之前，常有一段长长的游移不定的迷宫般的岁月，有的人甚至在其中煎熬了两年以上的时间。实际上，我们真正的任务在于大胆地接触和尝试，越早打破这种隐晦酸涩的朦胧状态，对我们的生活就越有益处。我们不应该让爱情的向往和青春的光阴白白消磨在毫无接触的长梦之中。有时，曾经为我们魂牵梦系的人，在和我们相爱不到一个月时，便由于各种致命的冲突，完全毁掉了我们心中幻想出来的完美形象。由此看，接触之前空想所耽误的时间很不值得，不如速战速决，早看分晓。仔细想想，就算经过真正的交往考验，我们心爱的人被最终确定为自己的未来，可那段长长的自思自量的日子却没有对这个过程有过什么推进，相反只是推迟了幸福的来临，并且是自己折磨自己。
对女人说"我爱你"，是对她的赞美。无论她是不是喜欢我们，此时，一个正常的女人都会在心里张开一枝鲜艳的花朵。所以，不要害怕直言不讳，只要我们明白了其中的奥秘，我们会害怕一个因为得到了赞美而心花怒放的女人吗？而且，我们是有勇气向亲朋言及目标的，甚至还虚荣地已在背后把目标谎称为"密友"，那为什么不去把这种勇气施展在目标面前？不要让胆怯和病态的不屈服，凝结在我们的胸中。当一个伟大的人蹲下身去，与一个稚童说话，当他承认为另一个人的动人之处而臣服，他显得更加伟大，而且必将赢得那个孩子和那个得到了夸奖的人的爱戴。
东亚的电影文化中有一种很坏的习惯，它总把爱情描绘成好几个女人对一个男人的凶神恶煞般的追逐。这种古典艺术传统，无疑缠绕着男孩子的心。然而，实际的生活不会是这样的。如果一个女人过于主动，不是轻浮，或者不漂亮，再就是无法压抑的单相思。这些都对承接这个女人的人不利，就算是第三种情况，我们也不能沾沾自喜。在我们的多次调访中，凡是女方主动而促成的婚姻，都呈现出一些问题，比如妻子无时无刻不疑神疑鬼，而且常常使这个家庭达到了无法继续的程度。所以在婚恋中，男人主动发帖子，对自己，对对方，都有好处。而古代弱文人想象出来的爱情传统，除了会使我们不明不白地延误机会，剩下的就是让我们自作多情，病态地自尊。
在男人的求爱方式中，有一种成功率最高但危险系数最大的方法，那就是跪请钟爱。如果把握得好，女孩子是最吃这套大礼的。在一个宁静的美丽的地点，我们跪下，向心上人求爱（但最好是单腿跪下，而且别总是这样干），抬头期待着她，挺起胸，让高贵从这种臣服的请姿中渗透出来。很快地，我们就会看到那种由惊讶慌张转变为疼爱感动的表情。除此之外，用一封言简意赅的短信，几次随机的电话，或是某种场合下顺水推舟的幽默语言，都可以转达"我爱你"的意思。此外，女性最易受到坎坷经历和歌声的迷乱。
要女孩子直言不讳地回答，恐怕不是件容易的事。作为女孩子，假使我们并不反感求爱的人，那么当我们回信时，尽管在关键问题上怎么也摆脱不了模棱两可，但我们一定要写一封长一点的信给他。对于幽默的口头求爱，我们的回答无论能否满足对方，但都必须也是幽默的。我们可以用显而易见或水到渠成的方式表达婉约的"是"或"不"，但切莫直白地嘲笑他，这样会使他感到我们是个粗俗而没有情趣的人。要知道，痛快地认可他，可以一下子抓住他的心。
在发放爱情的要约和承诺时，我们考验不出对方什么，因此没必要假托拒绝，这只能表现出我们的市侩气和庸俗。许多人从谈恋爱到结婚，无休止地讨价还价、摊牌、争吵，不像是为了爱，反倒像是敌对的双方在过着谈判生活。在许多问题上，恋人们完全可以采取明白却无损于自尊的态度，更多地说一些实话。如果我们拒绝，也不要以无所谓、轻蔑、甚至是愤怒的方式来处理。大家都知道，我们无非只是想以此表示自己高贵，就像天鹅肉一样难得，可是我们的作法却太像一只蛤蟆。在我们得意扬扬，四外张扬那个倒霉鬼的动人的情书时，我们有着一副自己无法看到的丑恶的嘴脸。
女孩子要记住一点：好男人需要长时间地一点一点发掘。求爱只是开始，不必在意他的笨拙。相反，善于讨女人欢心的男人，必定有一天会让我们吃尽苦头。
男人也要记住一点：追求的过程中，充满着乐趣，不要轻易放弃拒绝过自己的女孩子。几次切磋而终成眷属的家庭，比比皆是。持久的进攻，更显得我们真诚。
Y 可夺之爱，并非真爱。
这句话在我们漫长的一生中，应该常常被提及。从初恋失败、婚姻破裂、同志背叛，直到儿女不孝，我们都必须知道，一切可被夺去的爱，原来就是脆弱的，只值得深思，不值得为之悲伤。我们常常看到一些躺倒在女人面前的人，怎么也支撑不起来沮丧的精神。他们哭，消沉。单是，我们也同样见到过一些坚强的人。我的大学同窗陈戎，在历时两年的恋情消逝时，同舍在为她悲泣，但她却在朗诵莎士比亚光辉灿烂的抒情诗。是的，无病呻吟故然令人生厌，但有病呻吟依旧不会使人愉快。每每看到那种面对突然打击而不在人前流泪的人，特别是女人，我们总是感到由衷的敬意。
我们应该知道，不牢固的爱的消亡，是一种迟早将至的必然，也许不勉强为之反而对自己有利。失恋一次，我们就会对自己是什么人、将会有什么改变、让什么人伴随自己的一生，有了更深刻和真切的认识。失恋后一段黑暗的日子，往往能使人专注到一项事业之中，历史上许多诗篇和伟业，恰好是失恋的人创造的。这段时间，对失败的爱情的沉思，有助于我们洞悉人生。这段时间，无论是学会吉他，四方去游，还是拼命工作，都会有助于我们在排遣坏情绪的同时，意外地掌握一些新东西。
在慰藉失恋后破碎之心的办法中，切忌使用"赶快再找个恋人以弥补心灵空虚"的方法。在失恋后，人的情感形成了真空，对于企图介入的关怀几乎达到了饥不择食、无以抵抗的田地，这时最容易铸成新的错误。对于失败，我是指的是所有失败，我们必须首先作到冷静。
Y 情感车站，从家到达另一个家。
从父母的家走出来，走累了，害怕了，失望了，便找到一个以前从未见过的人，建立了自己的家。二十三岁左右，我们的情感到达了一个车站。在那里，爱情告一段落。也是在那里，我们从车站出发，继续前行。我们为之梦寐以求的家，竟然如此平静地来到了。一间小小的陋室，一套再基本不过的生活用具，一个渐已熟悉的朋友，一段以往感情的记忆，以及一本极好的关于夫妇性生活的参考书。我们希望，这一切就是一个小小的天地，一种慰藉。
一段时间过后，妻子不妨省问自己一次--
① 你还继续给你丈夫干事业和广泛社交的自由吗？你对他的事业还像从前那样投以兴趣吗？
② 你还像以前一样静静地倾听他的大话、烦恼、不安吗？你还为他保守这些秘密吗？
③ 你还愿意在业余生活中投其所好吗？
④ 没钱的时候，你能默默地度过难关，并且给丈夫以鼓励，始终不把他与其他富人相比吗？
⑤ 你还时常使家庭布置、饭菜、活动安排有所变化，以图丈夫能大吃一惊地高兴吗？
⑥ 你对自己的衣着颜色和式样，对化妆，还像恋爱时那样顾及丈夫的好感吗？
作丈夫的，也要经常问问自己--
① 你允许她因为工作的缘故，晚一点儿回家吗？允许她从前的男朋友们继续与她交往吗？
② 你是不是能避免当着别人的面，指责她的缺点，并能陪伴她，度过每一次疲劳、焦躁、易变易怒的不适？
③ 你仍旧时常买一些她喜欢的小玩意给她，而且不忘记她的每一次生日，时常作出一些她意想不到的温存吗？
④ 你留心赞美她吗？是否一直避免使她的治家本领，与你母亲或是别人的妻子相比较吗？还常说"我喜欢你"吗？
⑤ 你仍像初恋时那样，向妻子献殷勤，抢着干活，保护她不受劳累和伤害吗？
⑥ 你在背后说妻子坏话吗？对她额外的小帮忙，是否像初恋时一样，报以微笑和谢意？
如果我们的回答都是肯定的，那么我们的这个家，就是快意的，真的是一个安慰，一个港湾。假使我们因为一两条没有作好，出现了种种不愉快的磨擦，我们不必太烦躁，那些烦恼是每一个家庭都会有的。现在，我们是二位一体的两个人，无论如何也要感谢上苍，它赐给我们一个爱人和一段难得的情爱，使我们从没有遮掩的沙漠太阳地，找到了绿荫，进入了一个可以栖息的避风港。
《青春的敌人》第二部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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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04年6月16日
朋友是另一个自己
从一个个体生命的降生到死亡，其与其他个体之间的关系，要历经无数次的重大变化。最初来到世上，我们一丝不挂，彼此相似得很，男婴和女婴之间也不过只有一处区别。但是两岁前后，我们的个体意识开始成长，开始排斥其他孩子，有时我们会与陌生的孩子厮打起来，抢夺他们手里的苹果。四五岁的时候，我们学会了那首广泛流传的儿歌：“找呀找呀找朋友，我要找一个好朋友。”社区文化中的这种团结意识，注入了我们的心灵。于是，除了与所有的人保持平和，我们还凭借天然的好恶，特意与那些邻居的孩子，夸奖过自己、给过自己糖吃的人，以及比自己有本事的小朋友保持密切来往。大约七岁左右，我们第一次较为明显地以家庭的光荣，区别我们所见到的人，罪犯、穷人、父母关系不正常的孩子，受到歧视，有生理缺陷和体质弱、智力差的人，也受到集体的冷落。到了青春期，男女的性别差异极度加剧，异性之间的交往受到明显阻隔，来自遗传的因素、十二年来的经历和幻想，在我们身体里进一步生根发芽，使我们在十四岁时，明显分出了各自的交际圈子，有共同志趣的人走到了一起。十六岁，我们与父母的隔阂越来越大，十八岁发现社会有问题，历史书上尽是假话，二十岁时我们已成长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小世界，至此，人和人之间常常隔墙而邻，甚至自己和自己闹起别扭，我们在茫茫的人海里，感到万分孤独。此时，我们需要两种东西以慰心灵的清苦：一种是爱情；另一种就是友谊。
爱因斯坦说：“世间最美好的，莫过于有几个有头脑和心地都很善良的朋友。”
有许多曾经被我们一度引以为近友的人，由于经不起漫漫岁月的消耗，已渐渐疏离了我们。剩下的一些，有的或许能与我们一同走完生命的长路，有的依旧慢慢地与我们分离。我们理当珍视早年的交情，当年我们不曾把密不可喧的烦扰和扑朔迷离的壮志告诉父母，却无一保留地说给了朋友听。当我们力不胜任的时候，我们曾为了同胞般的情谊，相互提携着。凭经验而言，儿时和少年时的友情，在人到中年时，常常变为手足关系，这对人生的快意而言，对在事业上形成鼎力相助之势，有着无可估量的价值。失去它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尽管我们可以摆出许多理由说自己只是出于无奈：性格志趣越来越不相投，对方的缺点越来越多等等，但是我们必须在这个问题上注意一个敌人，即，那个已经为我们所熟知的顽敌：苛求完美。寻找没有缺点的朋友的人，永远不会有朋友。谁也不可能找到一个和自己步步合拍、一模一样的人。
二十岁到二十三岁，面对更强大的孤独和更复杂的人生，本着现实的宗旨结交一些新知，就显得同样的重要。这是我们结识真正意义上的朋友的最后三年。
培根说，真正的朋友具有三种人生意义。首先是“通心”，他说：“你可以服撤尔沙以通肝，服钢以通脾，服硫华以通肺，服海狸胶以通脑。然而，除了一个真正的朋友之外，没有任何药剂是可以通心的。”此所谓，快乐说给朋友，欢乐从一份倍增为两份，清愁说给朋友，忧愁由一份减半为二分之一。其次是告诫，朋友从旁观者的角度，时常提醒我们真实的情况是什么，以及我们怎样作更好。第三即是亚里士多德的那句至理名言：“朋友者，另一已身。”也就是朋友之间的互助关系。
二十四岁以前的朋友可以胜任这些，堪称“永远的朋友”。但此后的朋友却不能完全作到这一点，除非我们经历了一段较为特别的遭遇（就像后面将要提到的一段贫寒的日子），并在这段落魄时节里得以知音，就如恩尼乌斯所云：“在命运不济时，才能找到忠实的朋友。”否则，那些朋友就只能是临时性的生存同盟，或者由于我们暂时有求于他们，或者由于他们认为我们身上有利可图。恐怕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我们才会发觉，他们和早年之交不一样。他们有可能锦上添花，但不会雪中送炭。
以前，我们找到的都是与自己性格相近的朋友，因为和他们在一起易于交谈，使人轻松。但是到了二十二岁，我们会觉得自己的交友范围太窄了。我们尝试着交一些和自己不太一样的朋友，以便弄清楚自己以外是个什么样子。这些独具特色的朋友们，扩大了我们的视野，我们也通过这种新尝试，变得更加善解人意和乐于合作了。
这种尝试有利于日后为事业结成功利性友谊的建设，也利于我们提早从心理上扫除模范文化的偏见和博奕论“有胜必有败”的狭隘竞争观念。比起统一或斗争来，世界更需要艺术性、丰富性、谈判双方互益的合作性。许多人在事业上不举，在世界观上格外狭隘，其主要原因之一，恰是他们一直缺少和自己不一样的朋友。
除了恋人之外，我们有了其他异性朋友。有了年龄或比自己小或比自己大的忘年之交，以打通时间的隔墙。我们有了更多的海外朋友，知道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这时，朋友们构和的总体已不仅仅是“另一已身”，它代表着社会和人的各个不同的断面。朋友越多，我们对于世界的理解就越全面和丰富，对信息的感知就越快速灵敏，生存能力也就越强。
朋友对我们是那样至关重要，我们也当涌泉相报——
♀ 我能理解你：儿时我们曾有过无数伙伴，现在却已无影无踪。回想一下，活到二十三岁我们至少会经历过200个同龄人，为什么我们没有与所有这些人交上朋友？精力是一个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却是多数的人不能与我们互予理解。我们的朋友之所以也把我们当作手足，也正是因为我们有可能懂得他们。如果我们不能设身处地而始终如一地理解他们，并为他们提供一些启迪，那么早晚有一天，我们会被他们从心目中的名单上，轻轻地勾掉。此外，我们一定要作到，不要把他们的秘密泄露给他人。
♀ 我愿倾听你的心声：就像对恋人和配偶一样，倾听永远是一门动人的艺术。倾听除了可以获悉许多人和事的知识，还可以让朋友觉得他很重要。至少，倾听是一种行为语言，它的含义是，我对你的生活感兴趣。在生活中，我们常常遇到这样一种人，他们对朋友的事情不算很关心，经常打断别人的话头，莫名其妙地用诸如“特逗”、“真的”、或者“就跟我那回一样”，谈起自己的事情，比如自己如何被好多个异性追逐，自己如何赚了大钱，如何如何不可被公司缺少……正因为这种孩子气的人太多了，才显得乐于倾听愈加重要，更为动人。
♀ 我为有你而光荣：当我们有了恋人的时候，千万不要把多年来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结交的八方朋友统统忘在脑后。我们可以让他们出席我们的婚礼，依旧可以结伴交游，可以打电话给他们，说他们出的主意使我们得以在某件事上成功了，我们甚至可以被自己的独生子起名字全力交给他们，使朋友们感到他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有着点点滴滴的光荣。
♀ 你悲伤的时候有我在：不要取笑朋友的懊丧、失败、软弱。他们作了错事，需要我们去鼓励改过，并且找个办法摆脱困境。失恋时，他们需要我们给出一个信心，一个证明，让他们觉得自己还不至于糟到没人要的地步。丧失亲人时，他们需要我们无言的问候，轻抚他的背，握紧他的手。实际上，他们在快乐的时候，并不像此刻这样需要我们。
♀ 我永远是你的劝告者：凡事最怕遇到道德冲突。比如一个朋友因为偷了巨款被发现，或是因为酒后暴怒打伤了别人，在警方追捕下，他要求我们帮忙藏一段时间。我们知道，叛卖朋友是一种罪，违背法律也是一种罪。假如这种冲突已经到了必须背向朋友而支持法度的时候，我们除了应该为没有提前劝告他中止犯罪而追悔，别无选择，只能力劝其自首，然后告诉他，他依旧是我们的朋友。
♀ 退一步，海阔天空：没有襟怀的人不会有朋友。歌德说：“我再次发现，误解和成见往往会在世界上铸成比诡诈和恶意更多的过错。”的确，误解和冲突在生活中来得太容易，而且每个人又都总是轻信自己可以无须深究细问便能得出准确无误的判断，总爱轻易地把朋友的行为误解为恶意。假如我们真的被误解了，不妨忍让一下，退一步，等待一个时机，恢复自己的形象，给朋友一个更正自己的机会。
人们每失去一个朋友，就等于经历了一次死亡，每获得一个新知，就会多出一份新力量。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在伴侣过世后，天天坐在暮阳下。数一数家珍，他们的全部财富只是一个勉强可以称之为家的根据地，一群散落四方而不常回家的子女，银行里一小笔积蓄，一段为期数十年的回忆，一副行将化为泥土的躯壳，还有几个共同走过风风雨雨的老朋友。那时，最代表生命意义的，只是一根拐杖和三五个默不作声的老朋友。六十岁时，朋友已经化为了同胞兄弟和姊妹。
《青春的敌人》第二部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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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04年7月1日
沟通四面八方
人类文明史上有过几次绝对的隔代质变，而且每一次都会形成一道鸿壑难填的代沟。离现在最近的要算本世纪五十年代的那一次，那是一次青年人与大战前成长起来的父辈们最为严重的冲突。希特勒时代费解的残酷和斯大林可怕而固执的铁幕，彻底改变了整整一代新人关于历史、世界现状与未来、人生道德的认识。当时的世界青年几乎全部采取了与祖辈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由此构成了一条前所未有的世界性大代沟（Generation Gap）。
这道深刻的大沟没有在当时的中国发生裂变，原因有四点：（1）中国有着和其他国家不同的战地情况，环境没有遭到毁灭性打击，人们的注意力在大战后不久便转移到了内战之中。（2）整体的文明素质低劣，对于令人困惑的灾难性事实，缺乏洞察力，那些灾难不足以使国人的世界观发生震颤，人民只求活下去。（3）五十年代，为了抵御西方干涉，中国建立了强大的封闭性国界，在同仇敌忾的民族情绪下，力求独立，在经济重建上有求于苏联。（4）集中制原则只允许一种生活态度：把一切交给共产党和祖国。
这一切不留余地地截住了世界青年转折性步伐在中国的回声。此后三十年，所有中国人的文化信念依然故我，和民国时期相比，只是在形式上有了一条浅浅的小沟，没有层次上的变化。不管生活多苦，人们还是相信有某个人，有某种东西可以救世。直到八十年代以后，人们才开始自己救自己。那时，开放政策使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了世界，人们在赶路，三十多年前的那条世界性大代沟开始默默地向中国蜿蜒。于是，整整一代人背叛了原有的生活，就像五十年代的世界青年一样，混乱地在寻找。
但是，尽管共和国史上这道最刺眼的代沟，与世界性大代沟在层次上有着承接和延伸的关系，但由于时代和环境毕竟变了，因此它在特征上便很独特。我们是以对十年动乱痛苦的反思开始叩问自己的灵魂的，尔后新诗的论争、经济大潮的刺激、各种迷人的理论的输入、大多数人朝外看和向里比得到了朴素的认识，所有的这一切拧在一起，构成了中国大代沟的这一面。我们坚硬的观点，无时无刻不在与对岸强硬的老人们，碰得叮当乱响。
我们的父辈停留在代沟那边，他们觉得自己有必要生下来就去捍卫一种自己没有读过的理论。讨论问题时，他们火冒三丈，思维混乱，认为自己的个人经历就是整个民族的经历。他们常常把"政府"和"祖国"混为一谈。在生活上，他们为自己的旧衣衫扬扬得意，夫妻之间缺少看得见的恩爱形式。他们认为看报纸就是读书，他们喜爱的所谓"艺术"，基本上与艺术无关。他们没有一个真正的青年朋友，没有一次真正的和和气气的对话，但却想当然地坚持说，青年人不可救药。他们并不了解世界的真相，但当一个香港人坐在他们面前，他们却要评一评自己一次没有去过的香港。他们总是把人分成两类：一部分是好人，另一部分是坏人。
在这个父亲们握有权柄的社会中，我们被视为一批不招人喜欢的害群之马。他们把我们与他们不相同的信仰，睁着眼睛指责为"没有信仰"。当触及复杂性时，我们对一件事物的优与劣的细致论述，被他们说成是爱憎不分明，前后矛盾。他们企图让我们和他们一样，过那种循规蹈矩的生活，对我们的夜生活和晚睡晚起，对我们的畅所欲言，读所有的书，听所有的广播，开展异性友谊情，他们均认为是对生活的不恭敬。当他们显然是门外汉时，他们却能天花乱坠地把我们最清楚的事情，分析得乱七八糟。
另一方面，让我们更为难过的是，我们青年人自己也不能彼此接受，我们在代沟的这一面挖来挖去，营造了纵横交错的小沟小坎。我们各自抱着自己的杂七杂八的生活观念，相互诋毁着，表示着对对方的轻视。于是，健康的个人主义走向了极端个人主义的自私，经济领域和爱情领域里出现了日渐其多的骗子，而在每一种反抗社会的行为中，都隐隐显露着矫枉过正的报复心理和破坏性。我们的一部分人寻欢作乐，十分可怜那些穷酸的有教养的人；另一部分人钻进象牙之塔，不齿于走入尘世。
当我们由于对社会的不公道表示不满和无奈，开始过上得过且过甚至纸醉金迷的生活时，我们终夜投赌，溺于酒色，我们不是对社会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而是采取破坏环境的办法去发泄。但是，这样作是不是有助于我们说服长辈认同我们的思想，我们已由最初可以被理解的消极，蜕变成混世魔王，这又怎能不引起长辈们的激烈指责？
我们一边翻着书本，大谈新思维，一边却在想着个人的实惠。看一看考场有多少人在作弊，看一看至今仍没有学会排队的人，看一看食堂里浪费的粮食和无人熄灭的盏盏室灯，我们是不是的确像自己标榜的那样，是个"纯粹的人"？我们真的可以去任何一所高校看看，看看有哪一幢宿舍楼的墙壁能在刷洗过一个半月后还保持洁白！
世界从来不曾被简单的仇视和几套支离破碎的原理所改造，其污垢也不会被一场革命所清除。它需要几代人默默地工作，既不失于信仰的初衷，又与世界找到调和的基点，去接近社会管理的中枢，慢慢使之趋于完美。
颓废主义不能证明我们所信奉的东西是正确的，相反，只能更加招致社会对我们的排斥。这里，我们必须再一次重申这本书已经反复强调过几遍的合作精神。相处--各种不同的人相处--是二十一世纪的颜色。确立了这个原则，我们会清醒的意识到，父亲们不会认可我们的信念，正如我们也不会认可他们的一样，因为我们是同一个时间里两种经历不同的移民，但我们必须相处在一起，保持和平，承认与自己不一样的东西也存在价值。
〇 和自己相处--
巴尔扎克十九世纪时描述过这样一种人，他们"与别人和睦共处，却跟自己过不去"。实际上，二十世纪的人在与长辈和同龄人过不去的同时，也和自己过不去。换句话说，他们和什么都过不去。从这个角度上看，当代人更接近于自杀的边缘。有时，看着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的父母，我们甚至禁不住流露出羡慕。他们并不知道许多人生哲学，然而，他们没有那么多烦心事，显得很有奔头儿。但我们不可能为那种闭着眼睛摸来的幸福而关闭自己的心扉，自甘作个乐呵呵的白痴。于是，现代社会中内心矛盾的三大根源--远虑、自卑、时间短缺--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我们的心。那么，我们不妨尝试一下，这样作：
--"立足于今天" 我们常常感到烦躁不安和无以捋清的矛盾，实际上它们与眼前的事情没有什么关系。它们有的源于历史缺憾，有的则是未来的问题，总之那都是些我们毫无必要杞人忧天的远虑。如果我们总是把眼前的生活小事扯得很远，再上升到理性的高度批判一番，那大多数欢乐都将终结。生活就是生活，它只需要我们生活在现实世界中，不太需要波澜壮阔的理论去指手画脚。
--"欣赏你自己" 很难想象大自然会造就一个全然没有长处和用途的人，让他来占据现代社会不算充裕的空间，它也不会创造出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以使其他人感到深深的自卑。漂亮的人由于自小常常轻易得到夸赞和宠待，变得凌傲而思想浅薄。聪明人仍有其解不开的难题。那些有性情的人容易吸引人们的目力，但却会被世俗的积习所摧折，生命之树一天天枯黄。成功者招致的抵毁，使他们苦不堪言，他们再也得不到普通人的宁静生活和安全感，失去了逛商店和游泳的自由权。那些缺乏人之亲情的权贵子弟，在其卖弄显尊时绝对猜不出，仰观者的妒慕中藏着多少想唾他一口吐沫，或者恨不得把他剁成肉酱的念头。可是，我们却没有这些不足，因而是值得自我欣赏的。
--"留下一点隐私" 我们理应有一块秘密的空地给自己，它包括藏信件的抽屉、不为人知的隐私、小小的阴谋。我们还有一段自己的时间，用于睡眠、思索、独处，以生发出别的更有意义的东西。这些就像金钱一样，应该得到最高程度的珍惜。假如我们要在一连几天的电话里分别告诉各方朋友，自己最近在作什么，我们就有权表示厌烦。如果我们总是被人打扰，用自己的时间作无益的奔忙，那么下决心告诉他们，我们不想让自己"渴望回绝但又总是违心应允"的老毛病继续折磨自己了，我们的嘴要和我们的心协调好。
〇 和同代人相处：
--"自己的理想是否公道" 我们常常可以发现这样的真理守护者，他们一面声嘶力竭地呼唤爱的真谛和真善美，一面却借口爱的解放去欺骗爱。他们可以一面发自真心地争取自由和民主，一面却又咬牙切齿地在内心里盘算，计划着得势后该怎样把对立面的权力剥夺得一干二净。说穿了，这种理想只为自己服务，它没有对全民（包括对政敌）的公道。
--"自己是否有绅士风度" 当我们从那些不愿排队而蜂拥挤向车门的人群中脱离出来，并且远远地看着他们为无关紧要的一席之地仓皇争抢，我们除了可怜他们竟是那样如临大敌之外，还会因为自己没有加入这种狼狈不堪的竞争而暗自庆幸，即使为此只得再等下一辆车，我们也还是会因为没有使灵魂蒙垢和汗流浃背而自感光荣。知道吗？当我们把一份小小的礼让含笑送给儿童、女性、老者，把一点点温情送给弱者和残疾人，那种心满意足的自豪感是难以描绘的。可是，问一问自己，我们这些文明人有过这种自豪吗？
--"真理是否只有一个" 胡平在《哲学随感录》中这样写道："现代社会不应是这样的一种社会，在其中人人都持有相同的一大套所谓现代观念；现代社会应该是这样的一种社会，在其中，人们具有着各种各样的思想而又能很好地共处。"如果我们还是像父亲们那样，认为真理只有一个，而且自己的那一个就是真理，全社会都必须服从它，那么我们就和父亲们没什么两样。依旧不会尊重别人的意见，不会相处和合作。事实上，真理有许多，我们不能让真理和真理相互厮杀。
〇 和社会相处：
在观念大裂变的时代，人们可以有三种生活方式去选择。第一，以我行我素的方式，对抗社会，一无成就，自我牺牲。第二，完全听命于积习，同样一无成就，过一种不生气的生活。第三，像芥川龙之介在《水虎》中说的那样，即："最明智的生活方式，是既蔑视一个时代的风尚，又在生活中丝毫不违背它。"
这第三种方法最值得推荐，它可以以稳健的方式，逐步接近目标。
--"不断声明基本出发点" 一个很难办的问题是，我们这代人被看作是越来越没有道德的人，因此我们有必要在进行所有推论时扣紧出发点，不断提醒他们，我们的愿望就是他们的愿望，只是我们认为自己的结论对大家的初衷更有益处。苏格拉底发明过一种"问答术"。即，与论敌争论时，不要从分歧出发，把他吓住，而是强调共同之处，先使对方说"是"，取得一致后，再转入自己的主张。
--"不要与不相干的人争得面红耳赤" 我们常和火车上的乘客或者退休在家的老父亲无休止地争论政治大事。可是想一想，就算我们赢了，我们能就此获得什么？这种争论不仅没有，而且还破坏了亲情和快乐。
--"别为小事恼怒" 在大问题的对峙中，我们不必对小事纠缠不休。不必把社会和长辈的小毛病看成是他们的大问题的一部分，那样只会增加敌对程度和范围，而且还会使我们在观念冲突之余，很可惜地在生活乐趣上也丧失了求得唯一一点一致的机会。
--"用一语不发表示反对"：在我们没有充裕的时间和平静的场合去系统地批评一个早已枝繁叶茂的体系时，决不要用三言两语的指责，去随便地触动它。那样，我们的观点会被轻而易举地肢解歪曲，我们自己会被最终封上嘴巴，忍受现在和未来的、当面和背后的奚落。如果是这样，倒不如用沉默表达我们的异议。沉默柔中带钢，是一种无懈可击的态度，可以以守代攻。
--"留下完好的树皮" 如果我们以为重创掌权者的面子，使他的精神全面坍塌崩溃，然后就能使他在废墟上重建起和我们一样的新观念，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那样，只会使他对我们耿耿于怀，恨之入骨！去郊游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一种老树，它的树干已被蚁虫吃空，成为小生命们随意出入寄栖的领地，可是它的绿意不减当年，而且并不在意寄居者的蚕食。这是因为，那些聪明的小生命从来没去破坏大树的皮表。
最后，我们需要明确事实，即，与社会习俗的隔膜不算是太可怕的事情。我们不必苛责自己与环境的不和谐，就像罗素在他的长书《幸福之路》中说的：
与环境失和，当然是一桩不幸，但它并不是非要不惜一切代价去避免的不幸。遇到周遭的人们愚蠢，有偏见，或是残忍的时候，同他们失和反倒是德性的一种标记。
此外，我们知道，如果高贵而不幸的少妇维维安妮没有被迫进修道院，雪莱就不会写出《伊壁斯去亭翁》，如果威廉斯可以不是一个相当贤慧的妻子，他也不必只是写部《回忆录》，这位杰出的诗人所痛斥的那些社会积习，对于他的事业，是一种主要的推动力量。所谓"困难创造解决困难的英雄"，就是这个道理。
《青春的敌人》第二部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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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04年7月1日
海外生活总带着乡愁
区别于严复、孙中山、秋瑾的一代，蒋介石、李四光、周恩来、邓小平的一代，华罗庚和钱学森的一代，以及叶选平、李鹏、李铁映的一代，七十年代直至今天的赴洋者被称为“第五代留学生”。区别于世纪初俄国人往之巴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犹太人往之美国，八十年代的中国人又被看作是“第三次大流亡”的主体。有人说：“有路便有丰田车，比比皆是中国人。”许多人已在漂泊，另一些人急待出发。《美洲华侨日报》描述了这些出走的中国人：“他们中有的是蒙受冤屈而伤了心；有的是遭尽歧视而冷了心；有的是希望落空而灰了心；有的是政见不同而铁了心；有的是为了儿女而狠了心……境遇平常者，惶然而行；境遇稍好者，怅然而辞。”
有很长一段时间，出国者与其说是为了逃离铁板一块的生活，追求自由和更高的学位，或者多多地“扒分”，还不如说是一种“自我放逐”。无论登上座机时是多么的如愿以偿，但当他们走下飞机，特别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异域生活，他们就会感到某种流亡的孤苦情绪，就会知道在一个没有屏弃国界意识的世界里，失去了祖国和原有的社会地位，即便多赚了些钱，也无法寻见想象中的天堂。学位并不新鲜，汽车只是代步工具，房子依旧买不起，大家躲在别人的屋檐下，从昔日粗糙窒息的生活，逃到了另一种全新的困扰之中。关于他们在海外多么风光的传说，也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那不是真的。但关于他们的处境是多么凶险，也仍然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那也不是真的。
他们在别人的美丽富裕的国家里，享受着自由自在的空气，但也承受着无边无际的孤独，无言而垂泪地回望着东方。他们大都订阅华人报纸，而且人手一份，从中不难看出，他们对这边的一切有着一颗放不下的心肠。可想而知，这块土地上又是存在着多么严重的问题，以致于他们夜夜思归不敢归，甘愿忍受自我放逐。
冰心在《往事（二）》中写道：“在她频频回顾的飞翔里，总带着乡愁。”
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说：“一个渴望离开热土旧地的人，是一个不幸的人。”
谭轩在《故乡的云》写下：“踏着沉重的脚步，归乡的路是那么漫长。”
张慈在《继续漂泊》说：“土地和语言！不在自己的土地上，不讲自己的语言，是一种残酷的惩罚。”
阿忆也在《爱你五百里》中写道：“人们泪如雨下，却头也不回。”
无论出国大潮与我们是否有着直接或间接的瓜葛，或者根本与我们无缘，但对于中国人来说，它的确已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在我们的意识中，它朦朦胧胧地触及祖国、生活状况、劳动尊严等等问题。
首先是爱国主义。世界华人都热爱故土是个极清晰不过的事实，就像梁启超在流亡海外时所说的：“衣冠虽异，肝胆不移。”当他们刚刚看到这块土地上有一点点转机时，他们便会像美国人去阿拉斯加，日本人去北海道一样，怀着拓垦的决心，不顾一切地回到祖国。这一点在历史上几经得到证实。他们期待着变革。他们所惧怕的不是洪荒和艰苦，而是使洪荒和艰苦不能得以改变的约束力。从表面上看，他们的滞留不归似乎与爱国心相抵触，而且无可否认，大批出走的人多少是与国家有对立情绪的，似乎是对爱国主义构成了严重威胁。不过，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们不必介意他们一直在奢谈国际主义、世界公民、地球村，但也不必对爱国主义深信不疑，这个概念一直是功过参半的，它使美利坚成了独立富饶的联邦，却使德意志走进过深渊。此外，在政治学上，祖国和政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祖国是永恒的，而政府是暂时的，当爱国心指引我们爱自己的土地和民族，它就格外高洁，当它要求我们去讴歌某一个政府，爱国主义就因为阻止我们挑毛病而埋下可怕的恶果。
其次是生活理想。一个接受过启蒙的人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再过启蒙之前的生活，习惯了畅所欲言的人再也不会重新接受逢人只说三分话的环境。一个每天洗澡如同每天洗脸一样的人，已经很难适应在简易房屋里居住。在空气清新的环境里生活一段时间，再回到一个尘土飞扬、痰迹斑斑的污染区，他的神经就不会轻松。一个经历过各种各样的生活的人，在只允许一种生活模式的社区中，将会感到暴躁郁愤。对于那些渴望前一种生活，甚至已经在过着前一种生活的人，让他们回到后一种生活中去，无疑是一种折磨。假如，我们认为后一种生活可以净化灵魂，并且执著于让每一个人净化一番，接受这种折磨，那么我们最后得到的结果，不仅是外边最优秀的人不能回来，而且是里边最优秀的人也将大批走光。
最后是工作环境问题。五十年代，华罗庚曾在世界应用数学界，被尊为“十大”，但他回国后，由于长期囿于闭塞的环境，一切发生了变化。八十年代，尽管他在国内学术界还是首屈一指，但在国际上他和他的国家已经排不上名次了。就他的个人素质而言，假设他能留在海外，他依旧会是个主领风骚的大家。如果其他归来的人也同此命运，那样无论是对他们自己，对这个世界，还是对于中国，都是一个灾难。八十年代，陈省身进入应用数学界的“十大”，他曾是华罗庚的学生，但在科学面前，陈省身没有给老师留面子，也没有给中国的人才环境留面子，他说：“中国的应用数学等于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