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缺乏的，是拿破仑说过的一句话：“为人才开道！”
如果我们不打算在这个年龄汇入出国大潮，那么知道这些也就足够了。如果也出去看看，那我们便需要看看下面这些技术性的问题。
苏格拉底说：当我对一个制度不满时，我有两条路，或者离开这个国家，或者遵循合法的途径，去改变这个制度，但我没权利以反抗的方式，去破坏它。
如果我们的想法长期不为社会所接受，而且我们对逐步地改变这种局面不抱什么幻想，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学习苏格拉底的前一种方法，换到一个自认为可能被接纳的环境。这样，对我们发挥个人才能，对国家的安定，都有好处。春秋战国时代，如果一个士大夫闲居三月，自己的主张不被国君采纳，他们便不会长久地住在这个国家，他会驱车行路，周游列国，寻找自己可以有所作为的国家。或许，我们会像他们一样，发现一个能使自己感到惬意的地方。即使一切有悖于我们行路前的初衷，但在这个尝试性的岁月里，我们有用之不竭的时间、体力、精力。即使由于依旧无处容身最终还是会回来，但那时我们以不是空手而回。只是，我们应该提前预测一下，我们的收获与为之付出的代价之间，成不成比例。
如果我们已决意要走，或尚在犹豫，那么不妨找一个知情人，咨询一下。我们会发现，在手续上，从办理护照到申请签证，都要比我们原先想象得简单。而我们最该关心的首先不是护照和签证问题，而是——
第一：“我们的语言过关吗？” 到自己国家以外的地方，语言就是一切，就是生命和成功的可能性。没有语言，我们将丧失乐趣、认知、基本的社会交往能力，失去获得高薪职业的可能。没有语言，无异于残疾青年。如果我们在语言方面很愚钝，那么不妨暂且打消计划。
第二：“有一定的硬通货币以维持最初一段时间的生活吗？” 如果没有，那么推迟一下计划，筹足这些钱再作打算。世界上恐怕再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一样，没有钱也能勉强地活下去。如果是在海外，特别在自己尚且无法进行语言交流时，那种日子是无头无绪的，没有钱也就失去了生活下去的可能性。
第三：“出去能使自己的未来变得更好吗？” 如果肯定不能，不如推翻出走的设想。如果我们没有申请到全额或半额奖学金，我们的生活将陷于维持生计的忙碌之中，除了一张文凭之外，身无它物。如果这张文凭不能保证我们找到较好的职业，我们还得回来，但是花那么长的时间，那么多的精力体力，远去一个举目无亲的地方只弄回一纸空文，回来后却又过着与出走前并无异处的生活，这值得吗？尽管我们得到了更高的学历，但我们却也因此失去了在中国晋升职位所必备的时间资历。对于没有可能赚到大钱的人来说，地位的设计比赚些小钱要重要。小钱改变不了太多的生活。
我们这代人可以有两种人生设计：其一，是去一个没有束缚的地方大获全胜地干一番，跻身于世界；其二，是根杆在本国的土地上，步步荣升，及至目睹墙外的世界，自己的地位也已立于世界的一隅。尽管这两种方式极不相同，但它们所必须付出的操劳、智慧、勇气、胆量却几乎是相同的，它们最后到达的高度也是一样的，可以说是平分秋色。海外华人倾心奋斗，为的是争得一席之地，国人则是为了争得看世界的机会。
《青春的敌人》第二部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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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04年7月26日
我们是有身份的人
魅力是由健康心境、内在的胆识和自信、沉稳的自制力、好的思维、一定的知识和口才、适当的外部修饰诸因素构成的综合性吸引力。它常常表现为开朗幽默、温文尔雅、对环境的通融忍让。魅力只能经由一段的漫长时间而形成，由于终于有了相当的工作背景，一部分二十三岁的人便开始有了最初的魅力。可以说，这种萌芽的魅力将随着社会地位的进一步改变，呈现出不同的光彩。
魅力的释放一般是在社会交往的场合。一个人衣冠楚楚故然可爱，但假如他的谈吐举止总是不得体，那么他的灵魂就依旧如同裸体行走在街市上，使人忍俊不禁。魅力，在文明社会中是最美的服饰，赫拉克利特说：“比起人来，最美的猴子也还是丑的。”因为，最美的猴子依然不会有一件像样式的文明外衣。
魅力还有一种特殊的功效，它可以从容地面对任何一种失败。即使十点钟要上绞刑架，八点钟却依然安详地下棋。迎面泼来一盆水，弄湿了衣服，不过是耸耸肩，坦然地走向洗手间。简居的房间，高朋满堂，尽管是陋室，但它却“惟吾德馨”，而且“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魅力可以不眨眼地对待这一切，因而使旁观者涌起千般敬意。魅力指点出了人们的真实身份，并把殉道者、罹难者、落魄者，与那些羞耻的失败区别开。如果把“平凡”视作生活的一种失败，那么面对这种失败，魅力便有了更加直接的现实意义。当我们自育为饱有魅力的人，我们可以抵消这种失败的色彩，我们可以坦然地拿起钳器，走向充满油污的车间，我们照料排泄系统出现了故障的病人，或者身处严寒的草屋，拥衾执笔，写下一般化的诗篇。谁都会相信我们将来会变好，因为世界上没有哪能种持久的魅力会永远滞留在简单而粗糙的生活中。二十三岁以前，我们应该培养自己这种风范，向自己反复重申要作一个有身份的人，在胜利面前不失态，在失败面前不惊慌，使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变成诗。
首先，我们要形成一个准确、完整、良好的自我感觉：
自知：许多人，甚至那些确已成功的人，没有魅力。这倒不是由于他们不修边幅，或者长得不漂亮，而是因为不自知。假如我们的弦外之音，总是传达出比自己的客观水准高得多的自满，或是比真实水平低得多的动摇，那么周遭的人就不会认为我们吸引人。相反，不是认为我们在恬不知耻地吹牛皮，就是以为我们在假模三道地谦虚。自知意识的得来，一是靠自己冷静地内省，二是靠观察旁人的眼神（千万别相信别人的嘴巴，嘴巴尽管里面是臭的，但外边却很甜）。自知的原则是，使人感到适度。
自豪：没有一个魅力十足的人会看不起自己的遭遇、家庭、未来。许多人之所以缺乏魅力也正是由于他们除了看中个人奋斗之外，常常把他的社会背景扔到了一边。他们不知道，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经历有着不衰的美好回忆，对家庭充满感激，对爱情和乡土有着自豪，对未来和信仰有着健康的陶醉，那么他的身体里就会每时每刻地渗透出活力，这种活力会深深地感染别人。自豪是一种乐观的情绪。
自持：自持的人对即将到来的滔天洪水，有着大畏惧的安详和镇定。从就义者不朽的最后时刻，竞技健将们大赛前的恬静，领袖们大战前的从容，伟人们面对突然的打击而依旧沉静的描绘中，我们感受到的，就是这种自持精神。一个经常手舞足蹈、眉飞色舞的人，很难具有魅力，他缺乏与成熟和稳健相关的自制力。而自持使人感到庄严。
自嘲：成熟的人善于用自嘲为自己的困境解围，强大的人敢于揭自己的伤疤。实际上，自嘲不会使人变得低贱，反而会生成大度和诙谐的魅力。它既是良好的自我认识，又宽广的胸襟。自嘲使人感到潇洒。
这“四自”离不开构建魅力的各种基本要素。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大字不识的人会有什么魅力，流氓英雄时而显现出的也只是可爱，一种偏邪的美感。即便是一个有魅力的人，假使我们迫使他穿上从厕所里捞出的破棉袄，剃光他的头，再把一手煤灰抹在他脸上，我们知道，这下子他的魅力肯定完了。
另外，在使自我感觉得以调整后，我们还需要与环境达成默契，以使魅力得以最后实现。生活中有的人无论在哪一群人中，我们都可以把他们从人群里一眼分辨出来，此所谓“冲破环境线”，它主要取决于内在气质能否透过躯壳和衣着，散发出夺目光芒。他们在任何场合，凡一举手，一投足，所有的言谈话语，全都游刃有余，左右逢源，最好地施展出自己的魅力，此所谓“主导社交圈”。实际上，作到这些也并非难事，除却我们此前提到过的种种作人方法，只要在社交环境里稍稍把握一下契机，就完全可以拥有这种谈笑风生的魅力。比如，要大声介绍自己的姓名，给对方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要接触对方的目光，显示出我们的自信。要作交谈的中心，但又不时向对方发出诱导性的提问，给受问人以鼓励，而且刺激谈话的继续深入。同时要注意，不要把时间拖得太长，及时结束谈话，干脆地道别，做一个让别人留恋的人。当环境气氛围绕自己一段时间并呈现出微微的醉态时，我们要适可而止，别让人们的注意力长久地过于集中在自己身上，以免引起嫉妒以及行将产生的过于单调的感觉。
魅力是个迷人的东西，它可以在很多时间里左右人们的判断力，为拥有它的人增加更多的支持者。魅力还会以无形的方式存在，比如说李是个慷慨好施的人，但他的恩泽并没有施于每个人的身上，可是由于他有魅力，人们却乐于竟相传诵他的故事，形成口碑。假如这种口碑崇高肃穆，它就有可能传播得旷日持久。伟人们死后仍有人惦念，正是这种无形而巨大的魅力所至。
女人的魅力主要表现为美丽，这毋须多谈。“追求美”是女人毕生的职业。我们今天的社区文化并没有多少压抑女性形成魅力的因素，问题大多出在男性上。古去今来，培育男性阳刚之躯和健康心理的养分，变得越来越少。今天的文化已不适合男性心灵的成长，因而比起魅力十足的女性来，有魅力的男性则为数很少。无论是从性别到位的情形上分析，还是从仪表追求上观察，中国男人都不能与中国女人相媲美。以致于一位美国佬曾对我说：“中国的女孩子，嫁给中国男人，亏了。”我们的文化革命在倡导“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同时，一再疏忽了告诫男人们有挺身而出捍卫生活的义务。纵览中西历史和传说，自古至今，中国的女英雄比其他任何国家的都要多。实际上，我们的文化环境本末倒置，阴阳颠倒，中国的男人需要补课，但我们无法用雌性文化去滋养出雄性血色。这是一个问题。
《青春的敌人》第二部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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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04年7月26日 【编辑录入：阿忆】
世界需要热心肠
一九八七年初，沈阳205路公共汽车站务室，一个遭歹徒追杀而前来求救躲避的青年，被包括站长和共产党书记在内的九名工作人员，毫不留情地轰出门外，送进虎口。在他们眼皮底下，那个青年成了贼人的刀下鬼。
同年夏天，在山西长治市，四个在小南关护城河游泳的人，其一不慎溺水，其他三人竭力救助无效。岸上观众超过300人，许多人表示：“不给钱，不帮忙。”当医院主管把2000块钱高高举过头顶时，人群中才涌现出四个雷锋。在打捞上尸体后，四个雷锋先派人把钱点清数够，才把尸首交还。
一九八八年三月二日，空军军官、一级飞行员李鹏礼在哈尔滨与歹徒搏斗，现场百余人袖手旁观。最后，这位四次挺身而出勇擒歹徒的侠义军人，失手倒在血泊中，歹徒在众目睽睽之下，昂然消失。
九十年代之后，这类报导更是不胜枚举。到处是镇关西，鲁达却很少，打赢的鲁达更少。在这个大读武侠小说的时代，恶霸却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另一种怪现象令人瞠目结舌，许多人对弱者十分冷漠，对恶人却献出媚态，显得有些热情，并把这种媚态称之为“侠义”。
上海于双戈盗枪杀人案，曾轰动全国。于的女友蒋宣布，要与于生死与共，于的密友徐，慷慨解囊，协助其出逃。案情公开后，蒋和徐受到大批人的赞叹和支持。
我们常常看到这样一些人，他们对丑恶和强盗微笑，而这微笑并不能为他们换来什么，可他们习惯了这样作。我想，这大概是一种无声的语言，即，我没去救助受难者是因为我喜欢那个强盗。这样，他们便可以推托掉行侠的义务。这种人面对贫弱时，却会突然拉长面孔，甚至在其背上狠狠推搡一把，享受一下作主人的快乐。
似乎人们是作坏人不合格，才屈就作了好人的。
究其根源，侠义观的沦丧有着深刻的原因。
小时候，父母教育我们不要管闲事，要文明，要忍耐。而教育子女“作一个不可欺辱的好人”的父母，却为数不多，教育孩子“面对欺辱别忘记自己的拳头”的父母，几乎没有（或者又变相为怂恿孩子去欺辱别人）。因此，一个乖张暴戾的少年坏蛋，几乎是从一开始就发现，只要他敢于大打出手，就没人敢出来干涉。那种对坏人绥靖、却严格限制好人的文化氛围，只能造就看客、屈服者、越来越多的恶霸。邪恶抬头的必要条件，正是好人退避三舍。如果环境不过分要求好人们恪守规则，那么坏人也就不会如此容易生存，好人在冲过来的坏人面前，也就不必只是不停地朝天上开枪，浪费子弹，直至被歹徒掰断所有的手指，成为屈辱被杀的“光荣牺牲”者。好在一九九七年十月一日实施的新《刑法》，有了一个可喜的突破。针对六类正在进行中的犯罪，其第二十条第三款明确规定，任何公民都有“无限防卫权”。即，当我们遇到1.行凶、2.杀人、3.抢劫、4.强奸、5.绑架、6.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时，我们可以完全不考虑防卫限度，置罪犯于死地而不负任何刑事责任。
因为，在坏人拥有太多自由的时候，侠义救助便使“多管闲事”和“没事找死”之间离得更近。“歹徒是带刀的，而我们却没有”，这句话让我想起美国最初讨论《持枪法草案》时的论点——不允许公民持枪，等于只允许罪犯持枪，允许公民持枪，等于好人和罪犯一样有枪，于是有了自卫和救人的可能——我们常说“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可是好人哪有平时带刀的？这个社会会认为带刀的是好人吗？古时多侠客，大概因为他们有刀，至少在心理上与恶霸先打个平手。
除了束手束脚之外，实施狭义行为还有许多严重的后顾之忧。五十年代为把三个小孩子从火车轮下救出而不幸严重致残的戴碧荣，当年曾誉满神州，但现在已没有多少人还记得当年的那位小英雄。今天，她不得不自己去应付终生的残疾，就像是吃了苦果，要独立去面对穷困的生活。我的昔日同事刘宽，一九八七年的时候只身捕获了两名持刀杀人犯，被奖以120块钱，但随之而来的是，全家人终日因人犯亲朋的恫吓而提心吊胆。的确，古时候的侠士在每次壮举中，从未领受过来自民间和官方的赏钱，但是他们依旧除恶安良，对于一个没有职业、独身云游的人来说，行侠仗义的本身就是满足，就是奖赏。但今天就是今天，如果没有社会在道义上和物质上进行支援，行侠将是一句空话。
此外，在我们的教育中，关于如何有效行侠的介绍实在是太少了。我们最常听到的胜利，大多是侠士们用生命换来的，与歹徒搏斗，死的是侠士，下水救人和入林救火，死的还是侠士。这样的牺牲太多了，谁还敢贸然赴死。我们的社会应该作出一些努力，除了教给勇敢的人一些技巧，还要教给那些不敢直接上前去实施救助人一些参与办法，使他们不只是麻木地围观。遇到火灾，我们不是可以打119吗？遇到有人出了意外，生命不保，我们可以拨打120，遇到歹徒可以打110。实际上，我们可以作的事情有很多，在罪犯嚣张无备，全神贯注，打算落刀结果那个躺在地上的人的性命时，我们可以给他后脑勺一板砖。这时，我们不该放下杂念吗？生命受到威胁的那个人，他多么想活下去，他有妻子儿女，有老母亲。
嫉恶如仇，应该是我们坚定的信念。一个人不能对恶势力大打出手，本应引以为愧，假如他佯装不见，或许他尚有一丝苦衷，但假如他偏偏还对歹人献上一笑，甚至还在歹人的拳脚下向罹难者补上一掌，那他的灵魂一定会下地狱。
侠义不仅仅只在路见不平时，我们不是常常感到社会不公道吗？可是问问自己，当这些不公道发生在自己周围时，我们作过些什么？像对待自己受委屈时那样大声骂过吗？向受委屈的人伸出过手吗？一块滋生了大量不公正的地方，正是由于那里有着大量对不公正视而不见的人。我们需要大量行侠仗义的人，也需要赞美这些人的人。当然，在芸芸众生中，最多的不是那些为民请命的人，而是普通老百姓。但是，我们可以洁身自好，尽量不参预到不公正之中，并且尽可能地减损一些不公正。世界需要热心肠，需要行动，需要所有人能对暴行以及丑恶的小动作报以冷对的横眉。
《青春的敌人》第二部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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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04年8月1日
我们劳动，我们收获
古往今来的人生有着三大共同的永恒主题——爱情、成功、金钱——其中金钱被看作是身外之物，但在一定意义上，它与人生内在之物早已结下了不解之缘，形成了供养关系。今天，金钱更是势如破竹地渗入人民的生活，甚至完全可以买来快乐和爱情，爱默生在《唯名论与唯实论》中说，“这个在公共场合谈起来就脸红的东西”，而今“它的实际作用和规律，却像玫瑰花一样美丽”了。
人们对于金钱的需要有着素朴的认同和本能的希冀。一方面，只有有了一定数目的钱，我们才能购得家庭陈设，彩色电视和大容量冰柜，才能保障自己不受疾病的摧残。有了钱，才有了生活的一般状况。另一方面，人们总是在心底企盼得到财富的某种捷径，以最小的付出，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我们的潜意识里总幻想着创造一件服装而得到一百件成衣的税后净利。尽管社会文化要求我们把拣来的钱，如数交给某些官方组织，以使物归原主，但是当我们意外发现地上散落着一大叠钞票时，最初一刹那的想法却是：“哇，这多好呵！”因为捷径比劳动本身赋予人们更多的本钱，而本钱越充足，生活的意义也就越充分，受教育、享乐、为了虚荣而挥霍的资本也就越雄厚。
人生需要钱，这是无庸质疑的。中国，哪怕是在最痛恨钱的时候，钱也没有从社会生活中消失过。现在，只要一个人不至于太糊涂，他就会懂得，这些“玫瑰花”比起从前来，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钱一天天变成全体人民（特别是青年人）的迫切之物。
起初，金钱观念造成了新老中国人的一个代沟。长辈们对钱的认识停留在生命基本需要的素朴阶段，并把捷径意识锁死在心中，他们坚持要作一个老老实实的人。清贫，曾是他们根深蒂固的哲学，也是维系内心平衡的支柱。他们并不知道，共产主义得以实现需要社会和个人共同拥有怎样的财富，只知道那时应该没有了钱。他们也并不知道他们伟大的导师马克思，假如离开恩格斯源源不断的经济资助，就会饿死在书桌前。由于缺乏历史知识、社会学和哲学的基本常识，他们没能对马克思的学术著作看上一眼，当然也不会知道，这位伟大的哲学博士在一生的所有文献里，没有一丝对于金钱偏狭的厌恶。
那个时候，青年人却认为“钱，即幸福”，对于捷径异想天开的美梦甚至可以生长在不劳而食和坐享其成之上，他们打算作那种务实而头脑灵活的人。
九十年代一过，这个代沟几乎被填平了，那些屡屡被枪毙的贪污犯多是些上了年纪的人。
我们说，八十年代重大的转变之一，就是官本位思想受到了金本位的致命冲击。从这个意义上看，金本位的茁壮成长有着它不可磨灭的积极意义。但是，当唯利是图者、妒慕富人的人、守财奴在人口比例上占了绝对多数时，社会就因为拜金主义狂潮，呈现出不良的倾斜。大多数普通人，由于其内心深处的拜金情绪与贫朴现实相冲突，丧失了原有的乐天生活。
在金钱面前，青年人很自然地划分成了四类人——
$ 拜金主义者。
拜金主义者是人类本能乐趣的体验者，他们抓紧一切时间和机会，大量攫取着。八十年代中期，一部分没有读过书但却胆量过人的人，首先发了大财，他们和妒慕他们的人，成了最初的一批拜金主义者。那时，中国尚不繁荣，发财者不知道该如何花掉手中的钱，于是守财奴们把钱锁进抽屉，砌在墙壁中，另一些人武装了家庭设备，追加了一部分生产投资，为了不让穷亲戚索要财产，他们甚至早早为自己修建了棺墓，以示钱已花光。到了一九八八年的时候，他们终于看到了自己多年前的英明，过去作个体户受人歧视，现在他们有了钱，翻了身，成了人们可望不可及的人物。有了钱，可以买到权益，出入豪华设施，网罗众多女人，置下洋房和汽车，可以下大赌，再滚出大钱、生出大息。大进大出的迷醉更加助长了拜金的疯狂。他们掀起了一股大风，盗匪偷骗、卖淫赌博、职业倒爷，以权营私、黑社会终于出现了。他们已忘记钱的本体意义，正如越来越不明白何以非要爱情来充当肉欲的调味品。在他们由于得到了钱而创造出更大的行为能力的过程中，无数可怜无助的生灵因为受到伤害而哭泣。这种低文化和高消费的畸形搭配，使许多美丽的生活成为往事，化做乌有。
萧伯纳曾在《收的再分配》中这样写到：“大多数的普通百姓并没有认真努力去发财，而少数利欲熏心的家伙却在极小的机会下，轻而易举地成了百万富翁。使人们大为惊奇的是，他们的愚蠢和他们的财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实际上，拜金主义是一种恶性的文化毒瘤，但染病的身体常常并不因病态而痛苦，相反还会更加迷醉，比如可卡因对于吸毒者，体味对于习惯了体味的人，还有生病对于不想上班的人。
$ 观念人。
许多有头脑而文化层次较高的人，或以口头或以行为的方式，在从事着一种理念工作。他们力图恢复金钱的中性面貌，告诉人们，金钱只是对社会行为进行奖赏的计算工具，只有亢奋的拜金潮和顽固的恐金症，才是与罪恶有关的疾病。如果金钱是一种劳动的计量，风险的承兑，身心损耗的补偿，那么得到它就是一件既理所应当又光荣自豪的事情。
武宝信是八十年代我曾追随过一位大老板，那时，武先生即曾倡言说：“不是自己的劳动所得，一分钱也不要。是自己的，金山银山也要拿。”
有许多时候，为了伸张正确的金钱观，强调其中包含着劳动的意思，许多有教养的人会在报酬上显得斤斤计较，虚张声势。这一切，不过是为了说明一点，那就是，“请尊重我的劳动！”
$ 自甘清贫的人。
这类人中又包括三种人——懒惰而自卑的人，超乎尘世的人，极少数极少数承袭了长辈的金钱罪恶观的人——懒人们有着拜金主义的幻想和甘于贫寒的怯懦。不识人间烟火的人无视“金钱是现代化社会中劳动成果的中介”的事实，那种误国误己的清傲，注定了他们的一生穷困。与老人们一致的人比较简单，百分之百是神经出了毛病。总之，他们站在拜金的对立面上，是另一个极端上的人。他们走在时代的末尾，多少有些病态，已虚弱得听不到时代的足音。
$ 潇洒的人、验证自己的人、金钱的主人翁。
这类人为数甚微，但却可以作为社会和青年人的楷模。他们往往能与金钱保持一种健康的距离和主仆关系。
潇洒的人热爱生活的轻松，他们对金钱没有观念上的拒斥，也不被金钱完全占据。没钱时并不烦忧，有钱时也不吝啬，他们懂得金钱只不过是快乐青春的工具，而不是人生目的。验证自己的人属于那种精力充沛、自信、从不屈服的人，他们拼命挣钱就是为了证明自己能挣钱。钱依旧不是他追求的目的，而只是他有此能力的一个标记和说明。金钱的主人翁指的是经济巨人，他们大量地得到钱，然后合理地支配，多少是要向政府缴纳的税收，多少进行扩大再生产，多少投入到新的行业和研究部门，多少去投保险，资助公益事业，多少捐给慈善组织。另外，他们的巨大的经济影响，左右着货币的流向。
这种具有健康的金钱观的人，往往在死神面前表现出坦然，他们的生命会在健康的生活中走向终点。
二十三岁时，我们更加感觉到金钱的重要性。于是，我们崇拜金钱，崇拜富翁富姐，对商品社会的未来感到一丝恐慌。有时，我们是个小气鬼，有时又冒出个作亿万富翁的念头，所有实惠的人生设计，争夺着我们。在寻找对象时，我们都希望上帝能赐给自己一个富翁的女儿。
如果我们认为拜金和赤贫都不健康，那就请杜绝不择手段的欲望和自卑服输的心理。如果我们认为“闭紧嘴巴走路”比“哗众取宠地标榜正确金钱观”来得踏实，我们就不必总是为了在理论上标新立异而去捅马蜂窝。让我们开创自己的生活：一个与金钱相处的人，一个自信有能量的人，或是一个经济巨人。让我们热爱金钱，就像热爱劳动本身一样，去作工索取报酬，节俭而又能合理地支出，去炒股投资，去捐赠奉献，去旅游，去受教育，去保健自己，去生育后代。一切都为着获得更大的生活范围，更自由的脚步，更健康的生活。
在另一部著作《巴巴拉少校》的前言中，萧伯纳说了这样一段犀利无比的话：
告诉孩子们追求金钱是一种罪恶，是教他们学习最厚颜无耻地撒谎，教他们最虚伪的堕落。在我们的城市里，所有人都知道，金钱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东西，是我们社会良心的闪光之点。它代表着健康、力量、荣誉、高贵、美丽，这就如同它代表着疾病、软弱、耻辱、下贱、丑陋对它的需要一样清楚明白，不容置疑。它使穷人变得绝望，使富人更加高贵。这一点并不是它的错误，只有当它大量聚集在一部分人手里，对他们来说它已变得没有价值，而对另一部分人来说则求之不得时，它才成为一种可诅咒的东西。
是的，金钱原本是无罪的。如果我们缩手缩脚，没有通过加倍的劳动去获得更多一点的金钱，我们便没有机会乘飞机去看看天外，没有机会穿最合体的衣服，以最清洁的体表生活在舒适的家中，我们将失去很多益于我们身心的快乐。当然，假如我们不能洒脱地睨视手里的这些纸票子，我们也同样无法享受宁静的午餐，面临暂时贫困，我们将会惶惶不可终日，我们怕丢失、怕人借债、怕被打劫、怕国有化，我们将成为金钱诚惶诚恐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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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十年里，二十岁至二十三岁这三年，显得比别的时期相对漫长。它内容丰富，充满了小故事。它空白的日子很多，时间被用来幻想。这个时期，我们可以三天不睡觉，两天不吃饭。这个时期留下了珍贵的回忆和数量最多的彩色照片，也留下了最多的叹息和遗憾——没有与自己喜欢的人多处一段时光，匆忙与另一个人结了婚，而且婚期那么早；当时不该疏远老朋友，还应该多交些新朋友；当时，少点幻想多点尝试该多好；当时真该改行，或者当时真不该改行；当时该看些书——这三年，无数次发誓，无数次毁约，因为这是一个尝试性的岁月，一切错了都可以重来。那时，我们作错了许多事，但当时还满以为正确，当时作对的，我们却曾怀揣着犯罪心理。我们在行路、争论、观察、总结中，渐渐形成了自己一生的格调，一种风格。
《青春的敌人》第三部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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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04年8月7日
第三部分
缺钱花的日子
（23岁—25岁）
我们蔑视那些选择贫穷来净化和挽救其内心世界的人。一旦他们脱离于整个社会的竞争、脱离于渴求一条通往金钱的道路时，我们则认为他们缺乏精神和雄心。
——W·詹姆士《各种各样的宗教经验》
贫穷是一种狰狞的状态，令人讨厌，又使人同情。如果贫穷不是一个短暂的间歇，而是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那么，无论是对于世界或某个国家，还是对于某个集团和某个个人，那都是一种严重的戕害。实际上，长期的贫穷是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屠夫。
不幸的是，中国刚好一个经历了长期贫穷的国家。
在这个曾经一穷二白的国度，我们时常感到绝望，感到悲愤，因为我们不能成功的原因并不是我们没有能力，而是没有环境。在这里，我们没有真正从事过劳动。我们的大多数工作时间是用来喝茶品烟，浏览报刊，谈论与职业无关的事情的，因而大家处在低收入低消费的生活状态中，又显得合理合情。可是，那些重任在肩的人和许多天才，在劳碌着，却没有获得科学的计酬，白白付出了惊人的“剩余劳动”，而所有坐在流水线旁日复一日干着单调乏味的工作的蓝领工人，他们浸着汗水的劳动成果又因为整个社会各种巨大的浪费和失误而无法使他们拿到应得的报酬。
我们还得到了许多令人望洋兴叹的信息，它们又加重了我们自惭形秽的悲伤。比如，爱因斯坦一本杂乱潦草的相对论手稿，价高600万美元。梵·高的油画《向日葵》拍卖成交价竟高达2250万英镑。而我们自己却是个没有洞房的新郎。
这时，为了能生活得好一些，我们已不得不学会了与社会相融，与许许多多自己不喜欢而又必须交往的人保持适当的联系。我们再也不会像几年前那样，一句话打发掉了与自己不投缘而又至关重要的人物。在短短几年的职业道路上，我们已真正懂得了“钱来之不易”的真正涵义。我们无力如月给父母一些钱，更羞于再向他们伸手求援。有时，我们打算好好孝顺他们，以使他们活得更长久，但却每每因为没有能力而感到不安和焦急。有时，我们又大声骂他们，冲出门外，究其实，真正的原因还是因为贫困。贫困破坏了我们的好情绪。我们无法痛痛快快作自己想做的事情，甚至至今仍然住在父母家里。在一次次非根本性的婚姻冲突中，我们清晰地察觉到，这些磨擦以及其他使我们总不能在娱乐和自我发展设计中尽兴的原因，总是与匮乏的收入有关。二十四岁，我们已经意识到，贫穷很有可能将是我们终生的生活状态。
远离二十岁那些踌躇满志的日子，少年人的风发意气已变得遥远。时至今日，我们才恍然大悟，我们多么不希望未来就这样匆匆地到来。从此，二十四岁的青春变得铅一样沉重，就像戴望舒在《我的素描》中描述的一模一样——
我是青春和衰老的集合体，
我有健康的身体和病的心。
……
但在悒郁的时候，我是沉默的，
悒郁着，用我二十四岁的整个的心。
当我们无计可施时，我们一般有三种应付生活的常规方法：第一，把责任推卸给父母，指责他们没有对自己一贯鼓励，没有使自己从小拥有勇气和智慧，抱怨他们没有钱和地位，没有眼光，不善交际。第二，在酒和赌中，排遣愁绪，把从事了不起的大事的梦想和拼搏，闲置于暂时的规避和简单的对垒之中，在烟酒中忘怀，在麻将桌上把在世界上捞点什么的本能转移消化掉。第三，全线退回到生活的小圈子中，满足于一般化的婚姻，在抱怨配偶的拖累时，又倒在她/他的怀里，再不出来，永远地低下头，过那种随遇而安的个人生活。
我们还常常习惯于对贫苦导致的弊端视而不见，甚至想当然地认为穷困会赐给我们一些富裕所不能给予的东西，譬如真善美，理解和爱，还有吃苦和节约的精神。我们还认为清贫会带来一个更为干净澄明的世界，能使我们的灵魂因为洗净了铜臭气味而晶莹剔透。
但是，这些都不对。
事实上，我们只有消灭贫寒，灵魂才会得到升华，否则它将永远地窒息在生命的底层，昏迷至死。贫困带给人民疾病，而掠走了受教育和向社会挑战的机会。它不能教给人们宽容和大爱，相反只丢给我们一副狭隘和惊悸过敏的神经，一种对无意中触犯了自己的人牙眦必报的记仇习性。在贫穷中长大的孩子，一般说来，智力测验都作得很差，而极少数有幸避免的聪明鬼又因为在未来生活中缺乏眼光和大智，渐渐沦为不明不白的凡人。
我并不是说，一个人的一生中曾有过一次或数次饥寒交迫，会造成以上的麻烦。相反，这种短期贫困反倒会成为这个人受益终身的经验。它使饱尝欢乐的人，知道没有欢乐是什么滋味，并在他回复幸福之后还会充满同情地回望别的依旧在受难的人们。但是，这种贫穷只是因为它的短暂性，才在人生中显现出意义。如果它长久地伴随我们的日常生活，它就会像魔鬼一样蚕食我们天性中温良和美丽的一面，终有一天会让我们在有生之年里，早早地死在活尸中。鲍斯威尔在《约翰逊传》中，记叙了约翰逊这样一句名言：“所有证明贫困并非罪恶的理由，恰恰明显地表明，贫困是一种罪恶。”这是一条真理。
贫困不良，是我的基本观点，这也就是我为什么断章取义地把詹姆士激烈反对的金钱观，引以为本篇题记的原因。詹姆士原打算把“赞美贫穷的歌”唱起来，而我却是想用他抨击的对立面，渲染本篇的气氛。本书此部分的中心问题，是消除贫困，围绕这个中心，我们再去解决面对贫困的三个问题：① 如何最终摆脱贫穷，达到相对丰足的生活。② 如果一段时间里不能一步跨出贫困，我们将如何就着贫困，过上健康自足的生活。③ 有朝一日，我们变得富有，那段穷酸的记忆对我们有什么益处。
《青春的敌人》第三部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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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04年8月7日
突破贫穷：不懈地追求物质幸福
几十年来，关于精神追求的宣传已经太多，而且这种精神文明建设的根基，是流沙和流水，它除了与某种诱引人们逃遁现实的教义一拍即合外，不符合任何一种唯心或唯物的思想。我们需要精神幸福的现实意义，我们只能站在大地上去拥有天空。如果我们不能在工作之后的两三年里看到环境由于自己的努力而有所改观，如果我们二十年劳苦的结果还是坐在一张三条腿的破写字台前，我们始终操纵着震耳欲聋的破机器，住在漏雨的陋室里，那么我们就不会对生活和未来怀有明媚的心情。如果总是不能自如地支付舞会、夜场影院、健身房、游乐园的门票，我们就会觉得青春的活动范围受到了约束，就会觉得人生的路越走越窄，根本没有幸福可言。
正是为了更好地生活，更好地享有精神，我们必须学会追求物质幸福，使自己的生活基准超过平均线。如果二十五岁之前，我们没有沉重感，我们的一生就有可能永久地潦倒下去。别为自己过去没有培养起成年人的健康心理而胆怯。这个年纪，为了成功而稍稍调整一下步履，还不算晚，也不算太难。一切只要我们敢于去作。
▲ 作成两三件小生意，比沉迷于一桩天方夜谭般的伟业要聪明。因为，现实的目标会带给我们收益，不现实的目标，无论多么诱人，只会浪费我们的时间。
一九九○年春天，刘从长沙打来电话，说他结识了毛泽东的一位表侄。这位"国侄"手里有5000万人民币，正在寻找贷款客户。如果帮他找到客户，经纪人可得到5%的佣金。我告诉刘，且不说紧缩政策下处处缺少资金，找不到要钱的公司实属玩笑，就是这么大的数字掌握在私人手中，也足以令我们生疑。然而，刘初操生意，并为250万佣金所吸引，所以依旧南北奔忙。十个月后，他一无所获，而且倒贴了些钱，因此渐渐心冷。
同一时期，何在储运人员的协助下，转卖给一位法国观光客100辆新型自行车，又从画廊回扣中挣了两份钱，这些钱加起来，一共是3500元。这在当年，已可以算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此外，何还有作导游的固定薪水以及客人们偷偷给的小费。比起刘的计划收入来，何的全部所得显得过于平淡，可是他却实实在在地把计划变成了现实。
为虚无缥缈的营利目标奔忙的人，一般说来，都是些初涉生意或者身在生意圈但却从未深入某桩具体买卖之中的人。他们对经济政策和形势不甚了了，又不打算脚踏实地地首先弄懂相关的常识。他们总是一站一站地奔跑，又总是一次一次地无所收获。实际上，有经验的人正好相反，他们从不在不着边际的机会前停留。而在其投以精力的生意中，他们对每一个细微的枝节末梢都了如指掌。他们在作前者不屑一顾的小事，而且对前者的自我陶醉不禁暗笑。
在我的企业工作经历中，我曾见过各色各样的所谓要作大事的人，专门倒卖塔楼的，倒卖奔驰汽车的，炒七位数美元的，要开科工贸一体的大公司的，然而直到今天我也未曾看到过他们为此真正风光过，只是几经窥见了他们曲张的虚荣心、极端横流的权欲和情欲。
我们知道，中国是个尚老的国家，自古又有大丈夫怎么怎么样"十年不晚"的说法，那么二十四岁，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个积累经验的年纪。我们不必急于求大功，发大财。不妨耐心作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情，体尝一下成功是什么滋味。另外，这个国家民众生活的一般水准并不高，大多数城市人的月收入400-900元，如果我们可以超过这个平均基准两倍，那么我们就完全过上了较为自在的生活。我们的知识，特别是我们对世界的了解程度，还没有使自己具备走出国界观光和生活的能力，那么当我们的行踪只是局限于这样一个低消费的国家时，月薪2000元就完全可以当作我们突破贫穷的最低目标。
如果不懒惰，不好高骛远，任何一个掌握着一种小技巧的人，都能达到这个标准。
一九九一年，杜在一家服装公司做案工，但无论那些以计件报酬支付薪水的条规多么动人，可谁也打不破老板控制工人收入的巧妙限制。于是，她决定在业余时间想想办法。她弄来了一些边料，自己精心拼凑设计，做成了许多漂亮衣服，并挂到了好朋友的服装摊位上。由于样式是唯一的，所以一个月卖出7件不成问题。在当年，这些衣服的平均售价是45元，减去10元成本，还剩35元，交给摊主5元意思意思，每件衣服可以净得30元，七件210元（业余收入）。那一年，北京白领的月薪也不过是3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