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有一个真实的发大财的机会，我们当然不必避而远之。我们只是说，对那些来历不明，在经济惯例上不能自圆其说的机会，没必要为之动心。这些年中，商业圈里徘徊着越来越多的精神病。为了不耽误时间，我们必须在对一桩事情决定信以为真之前，仔细审视一下向自己提供信息的人。后来，我曾在北京黄庄的一家旅店里，见到了那位"国侄"，是黑瘦的干巴老头。他缩在墙角里，自言自语，始终不停地翻着一个密密麻麻的电话本，并用一只手挡住不让别人看。他的眼里闪着神经质的光芒，这样的人，我们怎能相信他？
▲ 矢志于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里同时观望几桩买卖。这样，我们既不至于心神分散，又不会在一条死胡同里，消耗掉全部时间，失去其他的成功机会。
黄最吸引我的，不是他的富有和少年得志，也不是他的朝气，而是他的一句话："我不喜欢作我不熟悉的事情。"黄在光大建筑工程承包公司供职，他和我认识，是因为一桩由我介绍的房产生意。这是一桩楼房租赁交易，这座楼房原先的经营者在进行内部装修时半途而废，留下了27万元的乱帐。于是，在整个交谈中，黄把全部精力放在了如何妥善摊划这笔乱帐上。他的目标就是立足于自己熟悉的一个领域--建筑、装修、房产地产--并用与此相关的经验和技巧，使这桩房产生意得以完成。至于日后承租者的经营，黄根本不打算插进一足。他对经营一知半解，陷进去很有可能是白耽误时间和精力，根本挣不到的钱。珍恩·卡莱尔在一封信里说："我不愿意鼓励每个人都变归同一个类型，我宁愿用粉笔在每个人的周围画个圆圈，劝告他们不要踏出圈外，而尽力发挥独特的自我。"黄正是这种不出圈子的人。
但是，假如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把精力放在一桩生意上，恐怕他既不会给雇主带来利益，也不会使自己得到更高的报酬，他必须在圈子问题上显出保守，而又要把全部胆识和开拓精神，集中在圈子内部的全部开掘上，做到数事并举，东边不亮西边亮。
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当一起买卖明显没有成功可能性时，无论它多么令人神驰，我们都必须立即彻底地把它忘掉。别在死胡同里一意孤行，而且，我们越早知道这条胡同是通还是不通，就越对自己有利。换一条胡同走走，或许会走通。那位倒贷款的刘，接到我的回话后也曾将信将疑，但是5%的手续费的诱惑却依旧弄得他不辞劳苦地从南京跑到郑州，又从沈阳跑到北京，此事无成，一了百了，把别的机会也耽误了。或许，这与他刚刚从医护工作辞职而来有关。实际上，他已经犯了"圈戒"，而且对新圈不熟悉。
针对新情况，改变自己的圈子不是绝对不可以的。只是，我们必须尽快专心于新情况，了解一切相关知识。在北京祥云饮料公司工作时，我经常去祥云计算机通用设备公司坐坐。那时，我几乎天天能见到许许多多行色匆匆的电脑倒爷。抽空聊几句话，便可知道，他们大多只有初高中文化，几年前还不知道电脑是何物。但几番摔打，又凭借自己的特殊渠道，他们竟也成功地与那些博士硕士做起了现代生意，发了不小的财。他们跨出了原来的圈子，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领域，而且找到了一个恰当的立足点，即贸易环节，并很快搞清了与电脑买卖有关的一切常识。这就像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工人，照样可以熟练操纵一架复杂的车床一样。
▲ 世界也好，中国也好，发财的不全是商人和实业家。相反，倾家荡产，关门倒闭的，除了赌徒，全是工商业主。所以，可以离开万民皆商的大潮，去寻找自己的码头，就地开源。
我们没有必要统统削尖了脑袋，钻到实业界，为商业潮推波助澜。一位技术专家完全可以从一项实用新型或外观设计的专利中得到收益，或者按比例从施用厂家提取出数十万元的新技术转让费。一个撰稿人，只要写作速度不至于太慢，一年只需出版一部二十万字的书，缴纳完20%的定税，他就可以获得数万元的版税。而一位普通歌手，可以在各类迪厅和夜总会演出，或是走走穴，就像音乐王国那些灿烂的巨星一样，从无名小卒慢慢变成著名艺员，渐渐获得经验、名声、巨额财富。
今天，发达国家可以引以为自豪的是，凡是最出色的人，无论他们的职业是什么，都可以作富翁。中国暂时还不能完全作到这一点。但是财富不平衡的原因，却不完全归罪于制度，一半的原因在于很多有专长的人不是局限于老观念，自认清贫，就是不像没文化的人那样善于开发经济头脑。然而，他们却怒气冲天，把贫穷的原因全部归结为制度，抱怨这个国家没有如月交给他们大把大把的工资。实际上，我们既不必埋怨制度，也不必轻视自己的专业。目前的制度已提供给我们很多致富的可能性，生活中的每一处领域又都等着我们去开发，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易离开自己已经从学多年劳动多年的熟悉的行业，无论它怎样冷落，多么遭人歧视，只要我们认真分析，都可能发现新的突破口，使自己就地成功，就地改善，就地发财。
前北大中文系主任孙玉石教授，不畏书斋生活清苦，向一批批学生讲授现代文学史。他写的文学理论书，出版社每次只能印不到两千册。但他长年严谨治学，终于在90年代前后被邀请去东京讲学。六个月中，他给教育部挣了大量日元。那时，我为了去加拿大留学，请求孙老师为我写一封教授推荐信，孙老师一口答应下来。我去他家时，发现原来墙徒四壁的孙宅，已是焕然一新，富丽堂皇。
不得已改变自己熟悉的行当，最容易使我们变得在新环境里笨手笨脚，这对成功是一种严重损害。因而，欧里森·史威特·马登说："一流的拉砖夫，比起其他任何行业的二流人物，都要出色。"有时，我们出于不得已，被迫要改换一下环境，但我们没必要非改行不可。王刚先后辞去了解放军前进歌舞团、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的职务，但他并没有改行去练柔道。沈是一位青年医生，一九八五年辞去公职，自己挂牌行医，专治牛皮癣。十几年下来，他和夫人已有了数百万存款。他的经验是："你最熟悉的事情，就是你最容易成功的事情。"
可是，毕是一位机械工程师，却杀进了我所在的祥云饮料公司，干上了与机器设备全无关系的生产供应业务，终因无功，被排挤到仓库去看守货物。最后，他无法忍受这种待遇，再度出走。我们的交情还可以，但我始终不明白毕何以要从广东中山的那家机械公司辞职，跑到北京来。一九八九年前后，他的薪水降到了最低点，更不用谈发财。
二十五岁之前，我们应该学到一种本领，要在来去不定的急风中，牢牢站定，对自己已在从事的事业怀有一颗热烈而不动摇的忠心。在自己的码头，寻找自己的船只。
▲ 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生活在中国，一块极其特殊的大陆。我们并不一定非要用自己的钱去购买移动电话、汽车、住宅。在这里，地位就是财产的变算单位。
我尚且天真的时候，曾经在心里觉得父亲的活法儿太亏。时至今日，他和母亲的积蓄也不过只有50000元（当然，这是养家和捐助的结果），家庭用品折算起来不过18000元。而我还不到三十岁的时候，便挣够了父母一辈子攒下的钱。不过，我现在不那样想了。父亲是军人，他的地位可以使他在京城拥有120平方米的住宅，仅以7000/㎡计价，总价就高达84万元。他每年身体检查和医疗花费全部由空军负担。如果他不属于那种大公无私的共产党员，他还可以像离任前那样使用汽车。所以这一切加合起来，是一个极为可观的数字。父亲为空军装备付出了一生的心血，赢得了这些变算过来的财富。
D·艾森豪威尔在给岳父尼克松的一封信里感慨说，在美国，投身政府职位，"搞政治是一种牺牲"，特别是对个人生活而言，政客不可能像企业家那样，得到大批财富，而其公用配置和私人所有权之间又是井水不犯河水。在那些富有的国家里，其政府人员的富裕线，通常是偏低的，可是在中国却常常相反。实际上，一个副处级以上的岗位干部，如果把国家给予她/他的方便和待遇折为金钱，她/他的生活就将比普通人好得多。他们只是在帐面上比摊贩和沿街叫卖的手艺人少几十块钱。
这是一个提示--关键位置！
如果这种位置处于国有企业中，它往往更能带来直接的行动便利和激增的收益。比如我们是一个承包协议的承包方，是个厂长或者承包集团的某个成员，那么我们便可以在"包死基数，确保上交"的政策保证下，得到基数以上的余额。当我们的各种行动花消就像差旅费一样可以在相对的职务专项基金里得以报销时，我们就不必去索要什么高薪。
那么，我们可以抱着与作买卖时同样的热诚，去努力争取获得一个关键位置，以突破贫穷。这是和作生意一样的劳动所得，只是需要另外一种不同的气质罢了。
首先，要从作小人物时就开始培养一种习惯，即，把自己从事的具体业务与整个工作的全局性联系在一起。假设有三个人在建筑一幢楼堂，当我们发问："喂，你们在干什么？"一个人回答："垒砖头呢！"另一个人说："我在砌墙。"第三个人说："我在营建一座壮丽的大厦。"我们可以断定，前者一辈子只能是泥水匠，第二个人能当建筑工程队长，第三个人很可能会成为设计师或者总裁，他有热忱和全局性的眼光。
其次，与上司保持通畅的联系，从开始就选定一个年富力强而又有升迁可能的优秀上司作为自己的导师，以求锻炼和日后的相随迁举。
再次，要保持异常冷静的头脑和沉默寡言的工作热情。无论什么时候，要清醒地知道作官意味着负责和服务，要注视客观环境的每一丝动向，而少说多干总是人们喜欢的模范性格。
最后一点是保守关于野心的秘密。多年前，田壮壮对他的《猎场扎撒》和《盗马贼》说了一句戏言："拍给下一世纪的人看。"这让他大吃了一回苦头。中国是一个不能弘扬壮志的环境，所以二十五岁的为官壮志，只能藏在心里，早早暴露自己对某个位置的渴望，无异于自行宣告退出角逐。
既然降生在这个有特色的国度，我们也就有着以特殊方法变算物质待遇的理由。只要我们自己想通了，我们就不必非要计较自己使用的汽车究竟是不是自己的。是谁的也都是为了使用，而不是为了能在挡风玻璃上贴上"这是我的私人汽车"的条子。
▲ 自己同胞可怜巴巴的钱袋，满足不了我们的欲望。试一试看，与海外客人作笔交易，挣洋人的钱。这并不难，不仅收益很大，富佬们还不会觉得花费过高。
一九八七年盛夏，我在北京西单商场大宝化妆品零售专柜，当了两个月的售货员。每天看到那些对玻璃窗里五光十色的商品啧啧叹息的中国消费者，我的心里就会感到难忍的苦痛，觉得我们的定价好高，中国人好可怜。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确立了两个信条。第一，为了使人更像人，必须消灭贫穷，第二，永远不在自己的同胞口袋里打主意。
中国是个低价格的国家，但时而会有些在海外走红的小商品卖到极高的价格，同时国内市场反映迟钝，依旧维持低价。这种时候，内外两种异常悬殊的价格就会形成有利可图的落差。如果我们把这种产品略微抬起一些价格，买给洋人，不但没有混乱国内市场，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大量水货不因低价出国而毁掉它的国际售价。我们又可以把抬起的那段差额抽归己有，作为自己操劳奔波的补偿。
与洋人交往中，不必拒绝小费（Tip）。施小费是文明国家的文明习惯，它是客人对侍者良好服务的奖励。如果我们不是传教士或者慈善事业的工作者，我们就不必小里小气、紧紧张张地拒绝它。这种拒绝，实际上并不能像宣传上讲的那样，受到洋人的尊敬，相反他们会认为我们像野蛮人，有一种原始的不开化的豪爽。
我们还可以关心一下自己的佣金（Commission）。在成功的交易里，我们一般可以得到2-5%的佣金。如果是私人帮忙，我们还可以更主动地争取让受助者提供更高一点的报酬。和接受小费一样，洋人不会因此而讨厌我们。相反，如果我们无私帮助他们，一般的商人会认为我们没有学会尊重自己的价值和劳动，奸商会笑话我们傻。但假使我们有把握为了大鱼而放长线，那么坚持不要第一笔佣金会收到绝好的效果。
在领取佣金和索贿受贿之间有一种难以理清的关系。如果我们是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员工，那我们便无权借工作之便，收受这些奖赏。但如果我们只是一个普通公民，而且没有因此而牺牲本国和本公司利益，那么我们无妨接受这种礼金。如果明知一起交易会损害国家和集体的利益，我们却没能克制住自己，那不久后我们就会发现，这种鼠目寸光的私欲已给自己引入了陷阱。外方可以因此永远胁迫我们，作更多的不该作的事情。有许多外事经理正是因为不想再受洋人摆布而被行贿者残忍地揭穿了的。他们大都还在狱中，这辈子就算完了。
我们前面还曾提到过一种挣洋钱的办法，那就是离家渡海。即使是最苦的工作，每个月也可以存上1000美元。不过，最好还是拿回家花这些钱，既是主人，又像个富翁。
最后说一句，假如有一天我们自己成了企业主，千万别把眼睛只盯在国人的腰包上，那太残酷了。去挣美元吧！
▲ 寻找一个使我们信任和倾心的人，支持他，帮助他，使他大获全胜，然后与他共享一起幸福生活。成功经常属于集团，集团里面需要主帅，也需要助手。
发财并不一定是自己一个人的事。如果我们自认为还年轻，或者二十四年的成长经历注定我们不适合自己去主打天下，只适合做个参谋和副手，那么不妨去寻找一个值得我们钦佩，值得我们给予其帮助的人。这样，对自己更实际，也更有利。打赢几次，我们有了经验，也有了当然的报酬。打败几次，我们有了教训，损失的钱完全由主人承担。事实上，许多成大器者，青年时代都曾作过助手，用别人的钱，练自己的兵。
作助手，对于女人来说犹有现实意义。女人在大约在二十三岁时已达到知觉的顶峰，此后不会像男人那样继续前进，屡进屡智。她们二十四岁时就已渐渐明白，世界是男人的，如果没有相当的天才和运气，她们便很难再得到什么。我不想谈论女权问题，只想重申，在这个已经如此的文化传统中，女人就是女人，她们的青春要完成一种转变--从"梦想作操持世界的主人"向"通过贤内助的方式间接调配环境的妻子"转变，而所谓男女平等，不是半边天对另外半边天，不是体力、智力、工作职位上的均同，而是人格尊严上的平等。
一个女人领受了上苍造就的柔弱的身躯和后天文化铸成的受式心理，如果她能独自打败前进途中的拦路虎，那简直是件难以想象的事情。但是，假如她选中一位她所信赖和爱戴的武士，站在他的身后，为他磨砺刀剑，制造铠甲，提供粮食和淡水，给他以每时每刻的鼓励和安慰，这位武士就会比其他只身一人的武士要勇猛，这对合而为一的夫妻也会在荆棘丛生的旅途中和谐而快速地前进，并在终点一起分享果实和胜利的喜悦。如果不是这样，这位女人或许会在半道上被恶狼吃掉。假如作助手还是被我们习惯地称作"牺牲"，那么请注意，这种牺牲会使我们在活着的时候，看到回报。
一九九零年前后，我在杭州、北京、哈尔滨对20位卖淫女孩作了调查。她们有的发了大财，那时的每月存款即可不低于1000元，可那种紧张的精神压力和淋病的折磨，却始终追逐着她们。她们有一种共同的倾向，那就是要自己拥有更多的金钱。于是，除了卖淫，没有别的更快捷的办法，她们只得铤而走险。
而另外一些本份而又不安于现状的女孩子则劳累和拼搏，以便求得独立的财富。但是，她们却很少成功，因为这个社会对女性有着种种成见和限制。
所以，女性最为明智的办法，就是附丽于丈夫身上，滋润他成为大树。自己化为藤，增添他的美丽，而且最后的生长结果，藤不一定比树矮，甚至常常高出一截。最后，让我们记住M·K·芭宁写给《四海杂志》的一篇文章："如果他真的失败了，他的老板将会毫不犹豫的告诉他。但是在家里，在早餐的时候，在床头，我们应该鼓励他，'你可以成功'。向丈夫说'你无论如何也不会成功'的妻子，只会使这句话更快地实现。"
▲ 热忱、不服输、推销自己、常识、现实、服务、继续突破。商业战场上几乎无一不变，但唯有"热忱七大原则"天长地久，千古不息。有了它，面包总会有的。
P·H·怀亭在《售货的五大原则》里说："避免和那些闷闷不乐的人交往，那些缺乏热心，那些把他们的脚步和心思消磨在天天不变的例行工作上的人。"这也就是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的，追求成功的人应该多与已经成功的各路英雄为伍的同义语。我们应该尽量通过各种机会，各种渠道，争取亲眼看到成功者，而且别忙着让他们签名，别一张嘴就问一些傻话，请静静地坐在他们的周围，看看他们是如何应付这个世界的变化的，看看他们身后若隐若现的某种依靠。只需这么一点点接触，我们就完全可以体验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力量。过不了几天，我们就会发现自己身上也有了一种与之相似的精神，甚至我们还会不自觉地学着用他们的手势和口气。他们坚实的信心和超脱的沉静，会给点拨我们，使我们调整步伐，确立一种天天向上的热忱。这些影响，是那些心灰意冷或亢奋不已的人所无法给予的，他们的情绪是低落的或是荒谬的。在二十四岁的年景上，每当自感弗如的情绪袭来，别自己闷在家里，别去找落魄的朋友喝酒，去找一位成功者，认他具有感染性的工作热忱，让他的三言两语，赶走我们的坏情绪。
奚在一家房地产公司担任建筑设计师。刚从清华大学毕业时，奚曾打算要在第二职业方面（Moonlighting）有所作为，丰富一下自己的物质生活。但几次努力失败后，他便打消了这个念头，过上了四平八稳的婚姻生活。奚告诉我说，他尝试了七起生意，都失败了。可是我却在想，也许第九次他会成功。爱迪生在发明白炽灯第1200次失败时，有人不无恶意地提醒他说："先生，你已经失败了1200次。"言外之意，再干下去，只会使他更加名誉扫地。但爱迪生回答说："我准备失败一万次！"接着仰天阔笑。列文曾说："笑总是表达着人类征服失败的自信和能力。"爱迪生正是以笑和不畏失败的热忱，实现了他的设想。他的白炽灯改变了整个人类的生活。我们无法想象，假如爱迪生在比如说第998次失败时洗手不干了，那今天世界的夜晚该是什么样子。所以，不能相信失败是永恒的状态，只要我们不服输，一个希望就埋在未来的一个日子里。
在生意上，谦虚不能带来任何好效果，哥德说："只有叫花子才是谦逊的"。实际上，只要我们别把客户惹恼了，我们就没必要低三下四。应该尽量把自己的非凡能力和光荣历史讲给对方，推销自己。在中国，经济工作的5%是运用纯粹的工商经验，15%是与法律周旋，而80%则是人情关系和相对的自吹自擂。一般说来，民众和周围的人记住我们的错误，无论是速度上还是持久性上，都要比记住我们的优点来得容易。如果我们选择以官宦之路来改变我们的物质境况，那避免暴露自己的弱点，就显得更为重要，缺点根本不需我们自己念叨，人皆有眼，优点可就只有靠自己推销了。
张不久前与我谈起他和吴打算承包一个广告部，可是几个小时的交谈中，我却发现他几乎对广告常识一无所知。他所知道的只是一些人人皆知的皮毛知识。于是，我对他的成功性表示了直率的怀疑。一个人不可能在对到达率预测、摄影棚、广告代理、电视台播放规则等等业务常识全然不知的情况下挣到钱，工商厂家会因为在合同谈判中轻而易举地发现他的无知而取消签约打算。在商业交往中，我们常常遭到客商的拒绝或冷遇讥笑，一般正是因为自己在某句不该出错的行话里，出了闪失，使对方怀疑自己是个"二百五"，因而不敢冒险与我们合作。张从前曾打算做许多大业，但都因对改善自己的经营常识缺乏耐心而半途而废。含糊的生意知识不仅无法给公司，而且也无法给自己带来任何益处。只有对自己的业务了如指掌，才会加大成功系数。
好的生意人懂得发财必需什么，那就是交换和代价，即互惠和妥协的现实原则。为了使一件买卖成功的可能性不只停留在空中楼阁的想象中，我们就必须以互惠作为联络对方的基础，并通过妥协作出一些牺牲。但为了尽量缩小妥协的范围，又必须寸土必争，所谓犹太人生意经中所说的"叫价要狠"。在交易条件上的宽容主义，未必能引出对方的合作愿望，相反却会被人误认为是软弱可欺。另外还要知道，成功需要赌注和先期冒险投资。当然，如果我们总是像个蹩脚的赌徒一样，在公共关系和广告宣传上滥下筹码，我们就会在收支上失去平衡。可是，如果我们像个吝啬鬼，决心不花钱多办事，一顿必要的饭钱也不掏，那我们收就会像支一样，也都是"0"。最后，我们的现实原则还需要一种特殊的胆略--走在法律的边缘上--这几乎是所有成功者共同的成功秘诀。它使我们经常地别出心裁，一鸣惊人，又使我们总是避免真正触犯法规，换句话说便是，要在合法的范围里，最大程度地运动。总之，现实原则的具体体现是"妥协，而又寸金必争"、"有出，才能有进"、"法的边际哲学"。
亚里士多德曾倡导"开通的自私"，其中的一层含义是，社会允许无害于他人的私心合法存在，另一层含义是，只有"开通"，人们才有可能得到更多的"私"。如果一个人总是从私到私地想问题，算小帐，我们不能说他找不到财源，事实上现在成千上万的小业主已经发了财，但这也正是他们永远是个小业主而不是私营企业家的根本原因。如果我们聪明些，不妨向私的反方向想开去，想想怎样能使顾客感到温馨、舒适、眷顾，这样我们或许会拥有更多的回报，更多的私。大发其财的玛丽凯说："帮助别人是一个最真挚的创业原则，我愿意以我的一生为之赌注。"是的，为别人服务的原则，应该左右我们的私心，它不仅是创业原则，而且也是守业原则，它既是利他主义的奉献精神，又是利己主义的真正保障。
成功者总能把握住山重水复与柳暗花明之间那种微妙的关系，总能继续开掘，另辟蹊径，创造新机会，但平凡的人却总以为路已走到尽头。球星们之所以与普通球员不同，就在于他们把别人必须调整步伐和身体姿势才能完成的任何一次射门机会，都看作是理应射门的最佳机会。70年前，希尔顿创办了希尔顿旅店帝国，他发誓"要让每一尺土地都产生出金子。"在别人看似已经面面俱到、滴水不漏的现状之中，老希尔顿依旧不知足地寻找生长金子的缝隙。当他以700万美元买下纽约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大酒店的控股权后，一切快速地运营起来。人们渐渐地认为已再无一点潜力可以挖。但当老希尔顿一次次徘徊在酒店前台的大厅里时，侍者们便预感到又有什么新主意已跳耀在老板的脑海里了。这个预感不错，希尔顿发现，大厅里的四根空心通天圆柱，在建筑结构上没有支持天花板的力学价值，于是他叫人把它们改建成四根玻璃装饰柱，里面摆满漂亮的玻璃展箱。当这些玻璃柱被纽约著名的珠宝商和香水商租用后，老希尔顿坐享其成，一年就收到24000美元的租金。每一根柱子都成了一条财路。世界只有起点，没有终局。所以不要相信全面萧条和终局的说法，继续突破原则会创造更好的明天。
有趣的是，热忱（Enthusiasm）的原始希腊字源的意思是"神在其中"（God Within）。实际上，热忱是一切成功的底蕴，也是一切企业家和追求物质幸福者必备的核心精神。
《青春的敌人》第三部分3
--------------------------------------------------------------------------------
发表日期：2004年9月6日
安渡贫穷：在一贫如洗的岁月里健康走过。
我们必须再次申明，不断追求物质幸福是第一原则。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再去讨论，假如由于某种畸变，一夜之间，贫寒突如其来，或者因为长期的艰难奋斗尚未达到一个地点，我们甘愿卧薪尝胆，委屈在勤俭的生活状态下，这样的时候，我们该如何与贫困相处，削弱它，而不被它摧毁意志。我们要学习的是，面对这样短暂性的贫穷，我们该怎么办。
▲ 在万般无奈的时候，幽默可以为我们减损贫寒的心理压力。为了化解困境而又实在没有其它合适的办法时，我们可以依靠自嘲，来改变令人发窘的状态。
"幽默"（Humour）一词刚刚出现时，仅仅是个医学术语。意思是，通过四种人体基本液体--血液、粘液、黄胆汁、黑胆汁--的不同比例和组合关系所决定的人的不同性格和气质。直到一五九八年和一五九九年B·琼森第一次运用它题名了两出戏《每个人在他的幽默里》和《每一个人出自他的幽默》，"幽默"这个词，才进入了美学领域。区别于讽刺的强烈进攻性，幽默呈现出柔中含刚的静思和审美意义。它不同于耍贫嘴，不是油腔滑调。中国相声和电视小品，乃至除了日本以外的其它东亚文化形式中，引人发笑的常常不是幽默，而是油滑，是靠反文化的傻乎乎的滑稽，靠戏弄他人的生理和心理缺憾来构成笑料，其核心主旨是，以拙劣的手法使他人狼狈不堪，并以此娱人和自娱。然而，幽默却是与人无害的东西，它的温而能厉，最多扩展到自嘲的地步。
实际上，幽默是美满人生的一个终身佳物，在任何时候，它都为人所需的。不过，现在我们只是想探讨如何在经济窘境中运用它，以便在不理想的生活中保持达观。当幽默把我们炼就成一个达观的人，有涵养，旷达飘逸，善于自我放松，那贫困以及和贫困有关的其他烦恼又能算什么呢？
通常，贫困会带给我们两种损害：第一，迫使我们放弃理想中的自己，使我们失去受教育的机会，失去大视野，失去救助其他可怜无助的人的天然愿望。这是贫穷带给我们自身和心灵的真正打击，是什么也无可救助的。这也就是我们必须彻底消除贫困的关键原因，对它来点幽默，不过是自我欺骗。第二，贫困造成了面子上的损害。约翰逊在《拉塞勒斯》中说："大多数人关心的，是对别人隐瞒贫困。他们依靠权宜之计，每天都忙于计划着翌日的生活怎么过。"对于这种心理伤害，我们有三种办法可以医治它：① 像约翰逊说的那样，用"权宜之计"隐瞒事实，比如穷苦人十分铺张地大办婚丧。② 像流浪汉一样，用恶语咒骂它。这种办法无济于事，反而会坏了脾气。③ 用达观的幽默和从容的自嘲为自己解围，不回避，也不自卑。
我要推荐的是第三种方法，但同时又必须解释，这种办法也只是针对贫穷造成的面子问题的"权宜之计"，它对于贫困的真正后果是无能为力的。我们无法期望它解决复杂的生活问题，只能利用它应付惨淡的人生。
幽默中透露着笑看天下的涵养，它能使我们在最糟糕的时候不失态，反而以良好的心态去应付一切。它反对用恶语中伤的方式发泄。我们知道，使我们脸面扫地的常常不是来自别人的辱没，而是我们自己对这种辱没的失态和措手不及。那些恼羞成怒的肝火，脸红耳赤的反唇相讥，不顾场合的拳脚不仅不能恢复面子，反而使自己显得也不怎么样。我在北大读本科时，有一位叫不上姓名的低年级同学，他来自江西农村，是个穷孩子。有一年夏天的一个夜晚，他与另一位来自上海，当时在北大小有名声的郁发生了冲突，原因是他不允许郁把脏水泼到自己身上。郁在盛怒之下叫嚷起来，要作为上海城里人，收拾这个江西乡巴佬。在大家慌乱地拉住郁时，这位穷孩子始终镇定地洗着脸盆里的衣服，好像他早已料定了，即便郁冲上来，也会在满地脏水的水房里滑倒。事情果然如此，郁不幸被大家放开，舞着小拳头冲过来，一下子跌到了水池子下面，嘴里还怒吼着"乡巴佬、乡巴佬"。穷孩子瞥了他一眼，笑道："城里人也会摔到池子下面去吗？"郁的这段传说，一度像他的小名声一样，流传甚广。我们可以想象，假如穷孩子如法炮制，和郁厮打起来，恐怕两个人都会在水房里出尽洋相。
幽默中蕴含着的机智，既可使自己对困境含笑，也可以抵御他人的羞臊。
美国幽默大师R·奥本为了更好地生活，不得不天天上班。当人们问及他关于出勤的打算时，他说："每天早上起床后，我都要看一遍美国福布斯富翁排行榜，如果上面没有我的名字，我就去上班。"当然，谁都知道幽默家不可能凭借幽默变成最富的人。可是这种诙谐的幽默似乎在对这种不得不疲于奔命的生命状态微笑。
幽默也有其严厉的一面。有一次，萧伯纳遇到一位无礼大富豪。大富豪讥笑他说："看到您这么瘦，我就能想象出英国人过得该有多穷酸！"萧伯纳当即回答说："看到你这么胖，我也就知道了为什么英国人会过得如此穷酸。"这个厉害的回敬，已把幽默推到了讽刺的边缘。但它必须如此，因为生活中充斥着许多讨厌的人，他们专以嘲笑别人的痛疾、奚落失败者、挖苦别人的穷困状况为乐趣。对于他们，我们不必以口干舌燥的谩骂去迎击，而是需要这种烈性幽默，混自嘲和讽刺于其中。比如，一个阔公子哥儿想在炫耀其富有的同时，嘲弄一下我们："喂，穷光蛋，能给我换开30块钱吗？"这时，我们就可以朝他耸耸肩，微笑地告诉他："真可惜，我身上一般没有小于50元的整票子。"在贫寒期，除了真实、坦然、达观，也需要必不可少而又收得住劲的自信自尊以及能真正维护它们的武器。
然而，"幽默的根本是人性善良的一面"（李卡克语），它最一般的面貌是轻松如风的。
我们知道，贫寒的家庭并不像电影里演的那样喜气和乐，因为贫寒已破坏了人们的心境。刘心武的《立体交叉桥》，曾通过那个拥挤不堪的小家庭和深刻的心境冲突，揭示过这一点，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和张贤亮的《绿化树》也都阐述着"仓廪实而知礼义"、有物质丰裕而后才有人性的温良的道理。那么，一个没有钱的人家如若想保持温良和和乐，恐怕只有求助于幽默的轻松和善良来缓解情绪冲突了。你比如说，一位母亲惊恐地发现幼儿把一枚硬币吞进嘴里，她慌乱将他倒提起来，轻轻捶打他的脊背，终于使孩子吐出了硬币。不过这孩子吐出的是两枚硬币，于是，母亲大叫丈夫："亲爱的，我们的儿子吃了一分钱，却吐出两分，这可怎么办？"如果这个不景气的小家缺少幽默的话，坏脾气的丈夫就会大骂孩子胆大妄为，骂母亲废话唠叨，然后为这点小事自己再唠叨挖苦个没完没了。然而，幽默的丈夫却会开了个皆大欢喜的玩笑："噢，这下咱们家可发财了！赶紧再放一分钱到他嘴里。"
无休止的唠叨和挖苦从来没有造就过一个有所作为的环境和有所作为的人，然而幽默却利于栖息，安度短时期的贫寒，甚至可以改变环境，创造转机。我在美国《读者文摘》上看到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大学毕业生急于找工作，他冲进加州一家报馆，对经理说：
"你们需要一个好编辑吗？"
"不需要。"
"那么记者呢？"
"不需要。"
"排字工人需要不需要？"
"我们现在什么空缺也没有。"
"那么，你们肯定需要这个东西了，买下吧！"大学生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块精致的牌子，上面写着："额满无空缺。"
经理看了牌子，笑起来，并给总裁打电话，说报馆遇到一位可爱的小伙子，随后对大学生说："到我们广告发行股吧，你能行。"后来，这个年轻人成了这家报馆出色的经理，使报纸日售量从六万份提高到了三十万份，也使自己从学生变成了富翁。
H·福斯第说："笑的金科玉律是，不论你笑别人怎样，先笑你自己。"人，有时需要笑自己的信念、遭遇、缺点、失误，笑自己的狼狈处境，通过真实的直视，通过自嘲为自己的面子解围。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不光彩的事，愈是掩盖，它就愈是暴露无疑，而且人们也正是通过我们小心翼翼的遮掩和保护和不厌其烦的解释，看到了我们的胆怯和穷酸。相反，如果由我们自己主动道破不足，却常常会引起人们的恻隐之心和谅解，他们反倒替我们打圆场，安慰我们说："这真不算什么，真的。"
自嘲和真实观可以使人即使在穷途末路时也显得坦荡无畏。鲁迅自嘲道："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人们并不觉得他的颜面可怜，相反却认定这是一个必定东山再起的落难英雄，他主动点破真实处境的勇气，显示出他对困境的控制力。真实揭露自己，可以减少心理压力，而掩盖自己却会双倍增加压力。你看：穷酸破坏了面子，第一层压力；维护面子，拼命装阔，费劲心思，有一层压力！而且这种"权宜之计"的挣扎，总是枉费心机，即使我们说破大天，过去自己多么富裕，现在也不算太差，将来会更有钱，或者干脆狠下心来，铺张一次婚嫁，可是，人们却依旧会从我们急不可耐的说明中，在婚后的憔悴中，在为了还债的忙碌中，看破我们的假面具。这一切都没有用，还不如留一份任之自便的洒脱，穷也要穷得叮当响，再不增加多余的痛苦和压力。
自嘲之所以不能被所有人接受，就是因为它必需一种敢于触犯自己的力量，而这种触犯又必须以健康和尊严为前提。如果它再向前迈半步，它就会超过自嘲的限度，走向自辱。那些向众人袒露短臂的人，他们的目的是告诉路人："我什么也不行，可怜可怜我吧！"而另一些人却只是言明："我的确不如你们完美，因为我只有一只完整的胳膊，可是这没有什么，而且和你们一样，我活得很好。"他只是不想让人们对自己的空袖子永远充满好奇，干脆告诉他们。
自嘲是一种冒险的自尊，它不是每一个弱小和心胸狭窄的人可以学会的。一般说来，它只属于生活中的那些英雄。一个敢于自嘲"破帽遮颜"的人，终有一天会有一顶新帽子。尼采作诗说："我嘲笑每一位没有嘲笑过自己的大师。"这是因为他认为，尚不敢自我嘲笑的大师，缺乏英雄本色，还不完美。其实，在人贫苦和落魄时，不妨自嘲一番，与其让别人去说，不如自己道破。
▲ 看到能使自己幸福的东西，应该不惜血本地买到它。花钱买欢乐，买一方舞台，买一件心爱的东西送给心爱的人。它于低薪不算相称，却凭空增添了美感。
每月一笔有限的收入，一般说有两种计划法。第一：精打细算地把衣食住行小心翼翼地考虑进去，事事顾全和平均，尽管万事且过，不过每一件事情却都因收入不足而没能得到充分发展。第二：尽量把钱集中投入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如果诸事不可能全面满意的话，还不如先满足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事情，而在别的事情上尽量勒紧腰带。
第一种办法叫做"生存"，它只会给我们留下空空如也的回忆。回首往事时，我们想不起自己曾为更好的生活做过什么。第二种方式是"快意的生活"，尽管清苦常常比快乐的时候要多，但那种有效使用有限收入所带来的难忘的快乐，在人生的记忆中却将清苦全部抹去。
罗是个快活的女孩子，家住北京，月薪1000元，150元交给父母，再余下300元作零散的月花销。在节衣缩食和减少交际的情况下，她每四个月就会存下2000元，然后只身跑去外省去旅行。她说，每一次都是一次永生难忘的光荣历程，她看到了外省的东西，也相信自己能够独立生活。至于为此曾饿过多少天肚子，她说她不会记得，她只知道当她一个人在天边探奇时，别人还在原地踏步。
郗有一个嗜好，要走遍天下豪华的餐厅。他的职业是记者，薪金和外快是2000元。父母不要他孝敬，只要他常常给他们写信。但即便这样，他的个人交际和婚姻花费也得占去1000元。然而，他还是定期带着妻子到大饭店撮饭，享受一下集中积压起来的欢乐。他认为，这样定期有一次大乐，比终日平淡要好。
F·美娜德在《花钱买欢乐》里说："有些人对于把钱花在那些有益的并能为家庭和自己的生活增加乐趣的事情上，总是犹犹豫豫，只想着攒钱备荒，放走了大好时光。"吃饭、增补新衣、住好房子如果不是我们特别专爱的目标的话，则只是维持生命的手段，每天吃饭穿衣就成了与情趣毫不相关的事情。除了这些生活的基本要求，如果我们有着额外的高尚情趣，比如集邮，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在有限的收入里，大幅度削减生存开支，去供奉一枚价格昂贵的旧邮票，尽管它会使我们一连吃上一个星期的方便面，但它却给我们生命以另一种光辉。我们除了生存以外，或者说除了生活得更苦一些之外，却有了欢乐。
在没有钱的人家，能得以过上自得的生活，就只能节减一些与个人情致无关的事情。另外一个办法是灵活精细地运用有限的钱，使每一分钱达到两分钱的效果。这通常需要更多的聪慧。小时候，我的家里不很富有，但每逢春节，家人还是掏出一些钱，买些烟花。这时，同样是五毛钱，我只能买到三只礼花，可母亲却能买到更多的品种，而且样样比我的好看。在治家方面，父母是出色的，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因为钱的问题有过哪怕一次不愉快。现在，妹妹继承了这个长处，一九九○年她刚刚去一家挂着羊头卖狗肉的公司工作，节余无几，却在一家不起眼的布店看中了一种类似于舍味呢的衣料。后来，她用这种不能再便宜的"舍味呢"，为男朋友（现在的丈夫）作了一身新潮的双排扣西装，就连行家也不能一眼判定出它的真实成本。尽管它的成本廉价，意义却是无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