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星期玩一节课，同学们在玩中开怀大笑，在玩中训练了自己的注意力、观察力，有的则训练了记忆力、想像力。玩得痛快，便得到了充分的休息；玩得痛快还有利于使人的潜意识感到生活可爱，感到自己有信心，有能力。在玩中增强注意力、记忆力、想像力、观察力，还可以向学文化知识这方面迁移。
一 研究自身生物钟
我喜欢给一届又一届的学生讲人体生物钟奥秘，讲人脑的奥秘，讲整个人类还处在年轻时代，还有许多更诱人的奥秘远未被人类发现，使学生从小便建立人类还很年轻的观点，会使学生变得目光远大，变得不那么急功近利。
不要说对客观世界、宇宙的研究人们远远未到顶峰，就是对地球、对人类社会，以至对人类自身、人体本身的研究也远远没有到顶峰。
我们平时都有一种感觉：体力有时充沛，有时并没有病，却感觉浑身无力；思维有时敏捷，有时反应迟钝；情绪有时极好，遇到许多不顺心的事，也不烦不躁；有时没什么不顺，心情却莫名其妙地烦躁。科学家们发现人体生物钟每天都有高潮低潮的区别。另外，还发现，人体体力每23天、情绪每28天分别发生周期性变化。他们称23天的变化周期为体力节律，28天的周期为情绪节律。奥地利的特里舍尔在教学中发现，不少学生的智能和考试成绩也与节律周期有关，经研究发现这个周期为33天，并把这个周期称为智力节律。
三个周期的变化，称为人体的三节律(体力、情绪、智力)，一般说来，人从出生之日开始，这三台生物钟便开始运转了。
当一个人的体力处于高潮期时，就体力充沛，朝气蓬勃；情绪处于高潮期，则心情舒畅，意志坚强；智力处于高潮期，则思维敏捷，注意力好，记忆力强。如果这三节律处于低潮期，则情况恰恰相反。
人体在一天24小时之内也有变化规律，称为生命日节律。一天之内有4个高潮、4个低潮。高潮时间为6时、10时、17时、21时，低潮时间为4时、14时、19时、24时。
1980年，我给学生介绍了生物钟的资料。那时，我们还不会生物钟节律的具体计算方法，盖东同学便画了一张大图表，根据他自己的细心体验，画出了自己三节律的曲线图。处于低潮期、危险日时，提醒自己理智地分析烦躁不安的情绪的由来，安排一些兴趣较浓学科的作业练习内容；当处于高潮时，则抓紧有利时机，增加学习任务。
1988年，有关单位出版了生物钟三节律的计算卡，我便引导学生根据自己出生的年月日，计算出自己当年体力、情绪、智力生物钟的起始时间，然后查表，对照一年中三节律的变化情况，据此安排自己的学习。
丛劲松同学有一天效率特低，自己弄不清什么原因，我分析可能是他那天处于情绪危险日，便说："你随随便便，自自然然地写下自己的心理状态，写完之后，进行分析，原因就找到了。"他写道：
"昨天真没意思，一整天的心绪都那么坏，昨天也许是我的危险日，无心学习。这可能是次要的，主要还是主观控制自己的能力差。早晨到校后，便想按计划学习，突然一下想起《曹刿论战》还没有背，便背起课文来。可是怎么也背不进去，于是到教室外去背，到了外边看看这，看看那，把背课文这件事忘掉了。早自习就这样过去了。中午，我很早就来到了学校，因为下午要外语测验，想利用午休看一看，可拿出书来一看，这一大本儿从哪看起呀？这一会儿时间，看也来不及了，既然看不完，就干脆不看了。又拿起语文作业来做，写了一会儿，又想，马上要考试了，看一点是一点，便放下笔又看起外语来，东一眼西一眼地扫了一遍。外语考试时，想前思后，静不下心来，题目答得很差。晚自习，似乎满脑子烦恼要呕吐出来似的，便跑到操场上去又喊又叫，又蹦又跳……折腾了一会儿，心静了，才回到教室坐下来。晚上入睡，心情很好。"
学生处于情绪危险日时的这种心态我也有过。明白了生物钟三节律的道理之后，处于这种心态时，便不会莫名其妙，以至加深烦躁不安，而能够想办法，尽可能挑感兴趣的、较易完成的实事，一件接一件不停地做下来，烦躁便减轻了。
我和同学们一起商量度过危险日的办法，从而使一部分同学提高了控制自己的能力。
研究自身生物钟，使学生又朝着理智、自我约束的方向迈出了一步。
二 每天做100次仰卧起坐、俯卧撑
1988年6月，正赶上没有风的艳阳天，太阳炙烤着大地，人们热得穿着薄衬衣走路还出汗。
中央电视台的导演与摄影记者到我们学校采访，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已多次播放我校教改的消息，但赶上这么热的天来采访还是头一次。
周导演和摄影的两位同志在校园里忙了一天也比较累了，快放学时，说："拍一个轻松点的场面，就在教室里，同学们围坐在一起，讨论怎样实现班级管理自动化。"
同学们很快进入了角色，热烈讨论起来。周导演很满意，我也听得津津有味，忘记了时间。
体育委员走到我的身边问："老师，咱们班是人治还是法治呀？"一时间我莫名其妙。"人治怎样，法治又怎样？"
体育委员说："您看看表，到什么时间了？"
我一看表，恍然大悟："到做仰卧起坐俯卧撑的时间了。那当然要法治。"
多年来，一届又一届的学生我都强调科学管理班级，就是以法治班，制定了班规班法就要坚决执行，不能因哪一个人一句话，或遇到一点特殊情况，就不执行班规班法。
体育委员听我一说，便站到讲台上说："同学们请注意，想想现在到什么时间了，要以法治班。"
听了这句话，围坐在那里录像的同学立即回到自己的座位，将桌面上的文具收拾好。但见一半同学躺在桌子上做仰卧起坐，另一半同学趴在椅子上做俯卧撑。
我一看同学们进入了角色，也立即找到属于自己的桌子躺下开始做起来。
导演开头摸不着头脑，我也没向人家解释。过了一会，他见同学们累得汗流满面，但每个人都咬紧牙关坚持着，场面很感人，立即让摄影的同志仔细地录下了这一场面和几名身单力薄的小同学咬牙坚持的镜头。
这种锻炼方式是我们1984年选定的。
那一年秋天，我给同学们读鲁光写的报告文学《敲开世界冠军的大门》。文章记叙了中国女排刻苦训练、顽强拼搏夺取世界冠军的经过。其中有一句话，深深激励着同学们。中国女排姑娘们说："苦是一服灵丹妙药，我们要想强大起来，就得天天吃它。"
同学们说："老师，咱们也该找服灵丹妙药来吃，使我们也强大起来。"
"大家讨论一下，我们上哪儿去寻找这样一服苦药。"
"女排的训练器械，我们没有。""打沙袋，绑沙袋，也不现实。"
商量来商量去，大家觉得比较实际的方法就是在教室里练仰卧起坐和俯卧撑，不用器材，不用特殊的训练场地，又节省时间。
刚开始，每天只做三个，即使如此，有的同学两臂一屈，便胸部触凳，起不来了。但过了几天，都达到了三个。
同学们觉得不苦了，就说："苦才是灵丹妙药，不苦就不是灵丹妙药了。我们该增加运动量，两天增加一个试一试。"
那时国家体委规定的锻炼标准，女同学俯卧撑能做8次就达到了标准，可我们都长到10个了，学生还要求增加。
大家意见一致，我看同学们干劲十足，体力很好，没有什么副作用，便同意增加。增多少？同学们要求每天增一个，这能受得了吗？同学们说："受不了的时候再停也不晚。"
日月如梭，不知不觉两个月过去了，我们已增到了每天做50多次。同学们吃着这苦药，果然自我感觉比以前好了许多，于是还要求增，直增至80次、90次。达到100次的时候，有的同学意犹未尽，还要增。
我说："不能再增了。万事万物，过犹不及，过分了就会走向反面。我们做到100次没出现什么副作用就不错了，每天能坚持下来，已经相当不容易。增到此为止吧!"
当时我正任两个班的班主任，并教这两个班的语文课。两个班一个由学习成绩好的学生组成，一个由学习后进一些的学生组成。我在校的时候，总是和后进的同学在一起活动，他们做仰卧起坐我也跟着做。
我的会议多，1985年5月上旬到6月上旬，两班同学临近毕业前，会议仍不减，单是北京，30天内便去了三趟，开了三个会。
外出开会时，我也坚持锻炼，可能是缺少学生监督的缘故，也许是缺少集体的场效应，我自己在宾馆做到60多次，就浑身是汗，没有力气了，只好原谅自己。
开会回来，心情愉快，又能和学生一起活动了。放学前，又到了做仰卧起坐、俯卧撑的时间，我同一班同学一起做。到60次时，似达到了运动的极点，汗流浃背，胳膊发软，但同学们还在做，我怎么好意思停止呢？只好咬紧牙关坚持着，好不容易到了100个。
我想："这回可解放了。"可同学们没停止，还咬着牙坚持着。体育委员分明还在喊着："101、102……"
我一看没停，自己也不好意思停，双臂颤抖着，一次又一次地撑起那越来越重的身躯；感觉有骨断筋折的滋味，再坚持，头昏脑涨，再坚持，似乎麻木了，也说不清什么滋味了。
体育委员喊第120次时，大家才都喘着粗气停下来。我像获得了解放一样站起来，刚想轻松一下，同学们又轮换做另一个训练项目了。我只好又躺在桌子上，似乎是昏头昏脑地又做了120个仰卧起坐，我真不知是哪来的力气。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达到过这个纪录。
待做完以后，从桌子上下来，我浑身已像没有筋骨了，一点支撑的力气都没有了。我问："以前都是做100次，这次为什么做120次？"
"老师，您不在家时，全班同学要求体育委员每天再长一个，您已20天不在家了，我们便长到了120个。"
"乱弹琴，老师不是说过万事万物过犹不及吗？不是说过到100次就不长了吗？为什么不听话？为什么和辩证法对着干？"我装做生气批评学生，内心却充满了喜悦，为什么？三年级一班学生比三年级七班学生学习成绩差，有几名同学相当淘气，但老师不在家时，这么苦的训练，他们不仅能坚持，还要求体育委员领着长，这说明他们成熟了，他们自我教育能力提高了。
现在回忆起来，我真该感谢那届学生，是他们监督着我，鞭策着我去吃"仰卧起坐、俯卧撑"这服灵丹妙药，吃了这么苦的药，我才坚强起来，体质也强健起来。直到今年暑期，我四处奔波开会，白天冒着36℃的酷暑讲一天课，晚间在宾馆还能坚持做完100次俯卧撑，再坚持做100次仰卧起坐。每当做完，浑身就充满了战胜自我的力量。
每天做这么多的仰卧起坐、俯卧撑，不仅增强了学生的体力，更重要的是磨练了学生的意志。
学生管进行这种训练叫"上刑"。刚开始我看班级日报登着一条消息："本报记者发现，上刑时，有的同学偷懒，动作不到位。"看了以后我觉得奇怪，问："怎么能上刑呢？什么叫上刑？是不是你们打闹时，想的折磨人的残酷手段？"
学生笑了："上刑就是每天的仰卧起坐和俯卧撑啊!一做起来，难受得像上刑一样!"
我说："这么苦，就别做了吧!""怎么能不做，是我们自己选的，再说做的时候苦得要死，做完以后轻松得要命，心里也高兴得很。"
1991届毕业生我没让做，我想试验比较一下，做和不做有什么不同。这届学生的吃苦精神明显比不上1985届、1988届每天做100个仰卧起坐、俯卧撑的学生，这届学生体育达标的优秀率也比前两届学生低将近20%。
三 变？为！
小时候，老师就告诉我们要做到12个字：坐如钟，站如松，走如风，卧如弓。
这样有利于身体正直，有利于保护视力。
我这样做了，视力果然好，身体也不爱得病。
于是，我便劝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做到这12个字，特别是做到坐如钟。
我发现有的同学近视，大部分原因是坐的姿势不正确，非但不坐如钟，反倒弯着腰，弓着背，眼睛离练习本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有的甚至于偏着头，躺在桌子上写，还有的眼睛和书本之间只剩下一个鼻子的距离了。
同学们幽默地说："这姿势很像问号。"
有的说："现在才是少年期就变问号了，到了老年，还不成句号呀!"
我便对问号姿势的同学大声疾呼："赶快猛醒，将问号拉直，变成感叹号!坐如钟，又正又直多舒服。"
我知道，人的习惯不是靠一两次提醒能改变的。一两次提醒可能使人坐直一段时间，有的能坐直两三天，两三天过去又忘了，忘了，我便再提醒。
个别的同学弯得较厉害，我便个别提醒，不少人普遍不坐直时，我便面向全班提醒。
我说："请刘志军同学负责记录，老师每提醒一次坐如钟，你便记录一次年月日，并写上第几次，好吗？看看咱们需要提醒多少次才能养成坐如钟的习惯。"
刚开始，提醒的密度较大，每天得有两三次，两周以后，就两三天提醒一次了。
"坐如钟!"我说。
"1979年10月31日，第84次。"刘志军说。
"好久没说那3个字了，咱们班有几名又向问号发展了？"我说。
"1980年12月12日，第108次。"
直到毕业前夕，刘志军向同学们宣布：
"坐如钟这个问题，老师一共提醒了116次。"
王良同学是体育委员，他对工作认真负责，每个学年，他都向同学们公布全班身体检查情况，和去年对比，视力、身高、胸围、体重有了哪些变化，连全班每人身高增长多少，体重增长多少，他都细心地计算出来。每个学期，每个学年，每名同学达标的具体数据，他也都向同学们公布。
初一体检，王良统计后，提醒大家注意："咱们班只有84只眼睛视力正常，同学们一定要把保护视力当作大事，争取到毕业时，这84只眼睛视力不减退，别的视力不正常的眼睛也保护住，不让它再往更高的近视度数发展。保护视力的有效办法之一，就是老师常说的，把？变成!。"
初二体检后，王良又宣布："这次体检，我们原来正常的84只眼睛，只有一只由1.2减弱到0.8，其余还正常，希望这名同学采取措施，控制这只眼睛，使其不再继续向近视的方向发展。"
我了解到，这名同学是王艳，她的左眼视力正常，只是右眼刚开始近视。我告诉她加强锻炼，增强体质，然后再认真做保健操，注意看书写字的距离，树立使这只眼睛恢复正常的信心，只要持之以恒地做，一定能取得好的效果。
到1981年毕业前体检，不仅去年的83只眼睛仍然正常，王艳同学右眼的视力也由0.8恢复到了1.2。当王良同学宣布体检结果时，全班同学为之激动。
以后，一届又一届的学生我都不止几十次地提醒："坐如钟!把问号拉直!别变成句号!"
前几天，我到淮阴给淮阴师专附中的学生讲课，两节课大约提了4次把？变成!的问题。前一次稍加解释学生就明白了，后3次只要一点，大家便会心地笑了。这样不仅有利于学生保护视力，脊柱正直，对短时间接触的同学，还有密切师生感情，活跃课堂气氛，组织教学使学生集中注意力的作用。
教师对学生关心得越多，师生感情就越密切。一位教师不仅重视教给学生知识，提高学生成绩，还关心他的身体，关心他的视力，矫正他的仪态，学生很容易在感情上接受老师的劝告，学习效果也会好一些。
课堂上不说"请同学们坐直"，更不是严厉地说"不许趴在桌子上"，"不许弯腰"，"不许左顾右盼"，而说"请把？拉直，变成!好吗？"幽默的语言使同学感到轻松，感到有趣，感到快乐，在轻松快乐的气氛中，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自己的姿态。
课堂上免不了隔段时间有溜号的同学，有低头摆弄东西的同学，有因跟不上老师的讲课进度而欲放弃课堂学习的同学。初次见面，批评人家，大庭广众之下，他不愉快，我也不舒服，但见了这种情况还必须指出，怎么办？说一声："请把？拉成!。"溜号的、低头的、欲不跟进度的，不知不觉之中都受到了提醒："老师已注视到我了，可老师没批评我，只说了这么一句幽默的话，我可不能再低头，再溜号了。老师给我保留了面子，我自己也得珍惜自己的面子呀!"接下来，全班又有了一段集中精力学习的时间。
本届学生负责记录"坐如钟"3个字提醒次数的同学是李健，他专门准备了一个本子，那上面记着1992年上学期第五周，一个星期时间，我就提醒了8次。
这件事难道不可以由学生承包去做吗？当然可以，之所以没请学生承包，也是为使学生们认识到，一件看起来很小的不良习惯，即使由老师来纠正，也需要一次又一次的努力，也还会有反复。从而由此想到纠正思想深处的不良习惯就更要持之以恒，更要有耐心。
这件小事也使学生认识到，老师强调即使对一些小事，也要一不做，二不休，说了算，定了干，做就要做成功，做到底。
四 课前陶醉在一支歌里
我们班学生爱唱歌，从1979年开始一届又一届的学生都爱唱。每年都唱，每月每周每天都唱，甚至每节课前、自习前都唱一首歌。
关于唱歌的班规班法也越来越具体。七十年代时，课前一支歌，学生在座位上愿怎么唱就怎么唱，有的坐直了唱，有的趴在桌子上唱，有的边写作业边唱，有的一心一意地唱，有的三心二意地唱。
后来文娱委员说这样唱不好，太随便了，歌唱得也没劲，大家也觉得不好。到八十年代便订了一条班规：课前一支歌，从文娱委员起歌开始，全班同学都要停止别的活动，在座位上坐直，手不能放在桌子上，更不准翻书和写作业，谁如果在大家唱歌时写作业或是手放在桌子上，便要写500字的说明书。
到了九十年代，我多次强调：唱歌要一心一意，才能达到唱歌的目的，既使大脑得到了短时间的休息，又使人陶醉在美好的歌词境界中和悠扬的旋律里，使身轻松，使心愉悦，使人更热爱生活，更热爱学习，也使人大脑两半球更容易沟通。
1990年、1991年我只是这样强调，并没有具体的使学生唱得更认真的办法。
1992年初刚开学，我想试一试，对课前一支歌提出更具体的要求。
姿势同原来一样，还要求唱歌时坐直。坐直之后，目视前方的黑板。目视整个黑板不利于集中注意力，要求目视黑板的中缝；中缝长了些，也不利于集中注意力，又要求注意中缝的中点。
文娱委员刚一起歌，全班同学立即坐直，都把目光集中在前面黑板的中缝的中点位置。教师从外面进来，一看十分整齐，就像一个大合唱队在剧场里把目光都对准了指挥。
长时间对准中缝一点容易疲劳，也使人感觉索然无味。我便要求学生，把视觉与想像力结合起来：要把前面那一点看成一个面，变成一个图像，甚至变成一个小宇宙；那里面有江河山川、日月星辰、花鸟草虫。总之你唱什么歌，那里面便放映什么图像，那图像是歌词内容的再现。打个比方，那一点就像电视屏幕，唱什么歌，便像输入了那一首歌的录像带，一张口便打开了电视机开关。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嘹亮……"中缝那一点，便映出红日蓝天白云下的五星红旗正迎风飘扬的画面，紧接着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的人们唱着嘹亮的歌，赞美我们伟大的祖国。
"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那一点上显现出巍巍青山、宽阔平原、咆哮的黄河、波浪翻滚的长江等画面。这画面不该是黑白的，色彩越绚丽、越逼真越好。
过了一段时间，我进一步要求学生，不仅把一点看成画面，看成彩色的图像，最重要的是要调动身体更多的感觉器官，把那图像变成生动、具体、可感知的某种境界，或者那境界从点中走出来，来到我们的身边，或者自己进入那境界中去，参与那境界中人们的活动，和他们一起感受喜怒哀乐。
"越过高山，越过平原……"感觉高山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在我们的脚下，我们正登山。我们正在广阔的大平原上纵马奔驰……
"我爱祖国的蓝天，晴空万里阳光灿烂，白云为我铺大道，东风送我飞向前。金色的朝霞在我身边飞舞，脚下是一片锦绣河山……"唱着这样的歌，看着黑板上的"电视"，越唱越入情。神游广阔的蓝天，俯瞰祖国大好河山，怎能不豪情满怀，心旷神怡，宠辱皆忘，喜气洋洋？全身心地投入，一心一意唱一首歌之后，确实能使人产生精神焕发的感觉。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搏激流，历尽苦难痴心不改，少年壮志不言愁。金色盾牌，热血铸就，危难之处显身手，显身手……"同学们唱着，就像自己同便衣警察一样执行任务，一起无私无畏地和恶势力搏斗，一起品尝打击、误会的痛苦，一起经受风霜雪雨的侵袭。重重困难更激发了他们压倒困难的豪情。待回到现实中时，才更感觉自己学习生活的幸福和宝贵，从而更珍惜学习生活。
有同学说："以前我唱歌总心不在焉，三心二意，唱跟没唱一样，有时边唱边想着明天的任务，结果歌没唱好，烦恼延长了，明天的事也没干上。现在全身心地唱歌，我进入歌的境界，才感受到诗歌美、音乐美，真的感到陶醉于诗歌中、音乐中，情操得到了陶冶，灵魂得到了净化，全心全意地投入一支歌中以后再上课，心情特别好，听课的效率也提高了。"
学生全身心地投入课前一支歌中，好处应该是多方面的。
首先，能增强学生的注意力，使学生的注意力能受自己意志的支配，随时朝向应该注意的位置。
其次，能增强学生的想像力，能使学生学会将文字符号变为色彩绚丽的图像，甚至变成生动可感的场景。
第三，有利于陶冶学生的情操，增强学生发现美、感受美、热爱美、追求美的能力。
第四，能使学生感受到是处于一种兴奋愉悦状态，使意识、下意识、潜意识更好地合作，使潜意识更经常地为学生的生活服务，为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服务。
第五，当然最直接的效益是有利于唱一支歌之后那节课的学习。全身心地投入一支歌之后，排除了不利于课堂学习的情绪，使干扰课堂内容的信息得到了抑制，课堂学习效率当然会提高。
至于我所使用的让学生唱歌前注意一点的方法，是不是惟一的方法？肯定不是。是不是最好的方法？肯定也不是。随着教改的深入，我和学生一定能想出更多、更好的课前陶醉在一支歌里的方法。
五 轮流教唱歌
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唱"年纪小，志气大"，"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我们都是共产儿童团"，"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
上中学了，我们唱"洪湖水，浪打浪"，"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送君送到大路旁"，"五洲四海，掀起怒涛"，"麦浪滚滚闪金光，棉田一片白茫茫"……
"迎着晨风，迎着阳光，昂首阔步到边疆，伟大祖国天高地广，中华儿女志在四方。哪里最艰苦，就在哪里奋发图强；哪里最困难，就在哪里百炼成钢。"唱着这首军垦战歌，我们来到农村；唱着这支歌，我们战胜严寒，战胜洪水，战胜风雪，战胜繁重体力劳动之后没有饭吃的饥饿。
岁月一年年地流逝了，但那些陪伴我们生活过来的歌曲已深深地镶在心中。像一盘盘录像带，存在心的库房里，随时心一想便能取出。一唱那歌，儿童、少年、青年时代的学习生活情景便色彩斑斓地在大脑的荧光屏上放映出来。
歌声曾给了我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我不能设想没有歌声的生活，我也希望我的学生喜欢歌唱，喜欢让歌声陪伴着学生度过学习生活。我常想整个人生，无论苦的人生，甜的人生，酸的人生，辣的人生，无论幸运的人生还是不幸的人生，都像是一首歌。从歌的角度观察、思考人生，人会变得豁达超脱。
从农村教小学时起，我便教学生唱歌，教中学了，更是每周教一首新歌。使我欣慰的是学生们也愿学愿唱。我外出开会，归来后，落了语文课，学生不让补，少教了一首歌，却让我补。
我还记得，我教1981年毕业班的最后一首歌是《我爱祖国的蓝天》。
1982届学生，毕业考试前我教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期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然后，我们集体排着队，唱着这支歌，走向考场，果然取得了辉煌的战绩。
后来，我做两个班的班主任，外出的机会更多了，开会两周归来，到家便需给学生补4首歌。
教歌不像讲课。讲课可小声，可轻声，可慢讲，可低声讲。教歌必须唱足调门，高音i，唱成中音7，就坏事了。连续教歌，确实很累。
于是我想起了自己的管理原则，不是班干部能做的事老师不做，普通同学能做的事干部不做吗？教歌这件事，何不交给干部做？于是我每个班找了10名唱歌好的同学，请每名同学备出两节课。这样，一个学期的教歌任务便完成了，既解放了我，又锻炼了学生。
又过了一段，有同学提出教唱歌这件事也可以按学号轮流做。刚开始我有顾虑，觉得教歌不同于写字、办报、干力气活，有的同学连自己唱歌都唱不好，怎么能教别人呢？再一想，试一试看吧，试试并不吃亏。
经同学们讨论，通过了按学号轮流教唱歌的决定。
有同学提：大家轮流教歌，是不是每个人想教哪首歌曲便教哪首？
大家说："那当然不行，教歌前一两天要把准备教的歌告诉文娱委员，文娱委员认为这首歌适合中学生唱，才能教，文娱委员不批准，就得换一首。"这便成为教歌这条班规的具体规定。
这项班规通过的第五周，按学号该轮到班级唱歌最难听的一名比较淘气的男同学教歌。他平时不是不愿唱歌，他也经常情不自禁地唱，但是总跑调，有人说这是先天五音不全导致的。
第二天就要轮到他教歌了，他很激动，便调查同学们愿意学哪首歌。不少同学觉得他不可能会教歌，便说："电视正放连续剧《上海滩》，里面的插曲挺好听，可是，你能教吗？"他听了，便去请示文娱委员，《上海滩》插曲能不能教，文娱委员同意了。
第二天教唱歌课，这名同学往讲台上一站，拿出了录音机，把《上海滩》录音带往里面一放，说："今天咱们学一首新歌，《上海滩》插曲，请大家先听录音机唱一遍。"同学们笑了，录音带的音调能不准吗？
他又说："下面，录音机放，请同学们小声跟着录音一起唱。""再小声地跟着唱一遍!""好!这回，请同学们大声跟着唱。"
20分钟后，他问："大家学得怎么样？"
"会唱了!"大家响亮地回答。
"那么，男女同学比一比，看谁唱得好。录音机起歌，男同学先唱。"
20多分钟，一首新歌学会了，尽管他没有亲自教，但班级的观念是：一件事有一百样做法，只要把任务完成了，具体用哪种办法都可以。
3年过去，每届学生都学会了100多首新歌。
电视剧《诸葛亮》插曲，我们全班同学能合唱。
《四世同堂》插曲，京韵大鼓的韵味，唱起来难度很大，全班同学课前合唱，有板有眼，抑扬顿挫，慷慨激昂，外地来听课的音乐教研员说："有点像专业合唱队，这么难唱的插曲，合唱，为什么音调唱得这么准呢？"学生回答："我们经常练，而且是跟着录音带学的，能不准吗？"
我们班同学都为自己班级普及新歌速度之快感到自豪。
昨天，电视台如果播放了新歌《跟着感觉走》《三百六十五里路》等新歌，同学们如果喜欢，文娱委员又批准了，那么今天，全班同学就能学会《跟着感觉走》和《三百六十五里路》了。
当然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歌都可以拿来教，有的思想意识明显不健康的，就被文娱委员给卡住，不准教了。
文娱委员卡住的，大部分有道理，个别歌有争议，想教的同学便来找我："老师，我想教《月朦胧，鸟朦胧》，可文娱委员不让教，您觉得这首歌怎么样？"
"我不能先表态，我得先问问文娱委员为什么不让教。"我请来文娱委员杨颖同学，她回答："这首歌没有什么积极意义，曲调平淡，略带凄婉，歌词最后一句'但愿同入梦'，也不适合中学生。老师您看呢？"
"我没想那么多，只是听起来挺轻松，如同进入一个幽静、高雅的环境，我挺喜欢听，也挺喜欢唱，至于该不该在全班教唱这首歌，我没想好，算弃权吧？"
后来，不知文娱委员因为什么，解除了禁令，《月朦胧，鸟朦胧》便在全班唱开了。
不久，又有一名同学不服气，来找我，说："我准备教《昨夜星辰》，可文娱委员不批准。""文娱委员不批准一定有她的道理。先不教吧!"
我问杨颖："《昨夜星辰》你怎么不让教啊？"
"这首歌爱太多了，适合中学生吗？"杨颖反问。
我说："这里的爱细细分析起来，还都是纯洁的，是充满责任感的爱，听了以后，使人感觉开阔、崇高，人世间充满了真情。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感觉，你如认为不该教就不必教。"对艺术作品的看法历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无需要求一律，更不能由于自己是班主任就单方面推翻文娱委员的决定，如果那样，班干部还怎么负责怎么工作。歌曲像汪洋大海，教哪几首不教哪几首，都可以。即使非做不可的事情，倘若班干部已决定不做，老师也不该立即否定班干部的决定，而应背后找班干部谈话，使他理解自己的意图，再由这名干部去做出新的决定。
我当校长以后，便要求全校每个教学班每周教一首新歌。前几年由班级自己确定时间，从1990年起，全校确定周五下午第三节课为学唱新歌时间。届时，学校教学楼每个教室都传出嘹亮的歌声。
学校有两位从沈阳音乐学院和一位从省艺术师范毕业的音乐教师，他们除了上音乐课和辅导器乐队、合唱队、舞蹈队以外，还要指导各班每周学一首新歌。
经过多年的实践，我觉得，教唱歌这件实事，由学生轮流做，基本可行。教歌过程中提高了普通学生的组织能力，增强了对集体的责任感，提高了同学们学新歌的积极性。
六 新年联欢会
1979年年末，全班同学喜气洋洋，班干部和积极分子们忙着准备班级新年联欢会的节目。教室里张灯结彩，屋顶上拉着拉花，窗上贴着班级"剪纸大师"的艺术作品。一到课间，跳舞的、唱歌的、说相声的、演小品的便聚在一起分头排练。这些，我没有过问，更没有组织，只是班干部问我："咱们班可不可以开联欢会？"我说可以开，同学们便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过年便可以吃零食了，干部们用班费买了糖果，献给到班级来的客人和老师；又买了瓜子，还买了20斤玉米，爆了半麻袋玉米花……
他们满怀喜悦，迎接伟大的八十年代的到来。
晚会开了整整6个小时，在师生大合唱《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中结束。
参加了同学们的新年联欢会，我有一种被喜悦、被和谐融化了的感觉。
学生们对联欢会的激情相互感染着。联欢中，同学们增强了对自己的信心，增进了同学间的友谊，更爱自己也更爱别人，当然也就更爱自己的集体。
我还发现，联欢会投入时间最多的班干部、联欢会上的文娱积极分子，绝大部分都是学习上优秀的尖子生。他们活跃，他们自信，他们有和别人和谐相处的能力。他们有活力，有热情，尽管为联欢会准备工作花费了不少的时间，但在联欢后不久的期末考试中，他们都获得比平时更好的成绩。
学生新年联欢会有利于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多方面发展，我一直这样认为。一届一届学生联欢会的实践证明了我的认识，我便更重视全校各个班级开好一年一度的联欢会这一问题。
到八十年代中期，人们钱多了，有的班级的联欢会把精神全用在研究买什么吃上，有的开一次联欢会向每名学生收5元钱，甚至更多，买了各种各样吃的东西，大有把联欢会开成联吃会之势。
吃当然也算是一种集体活动，组织得好，也有教育作用，但对学生来说，毕竟不如自编自演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教育作用更大些。
从1986年起，我要求各班联欢会不得向学生收取一分钱费用。布置教室可借用学生家里的茶盘、花束、拉花、彩绸，用后即还；联欢会开得时间长了，大家怕渴或怕饿，可从家里拿点现成的水果、点心之类来，自己解决自己饥渴问题，而无需集体再花一分钱去买，又费人力又不经济。演节目，比赛中获奖的小纪念品所需费用，每教学班发30元钱，现在则是每班发40元钱，买书签、小贺卡之类的东西。我觉得中小学生的奖品，主要是纪念意义，不能向生活化或商品价值化方面发展，那样容易引导学生忽视了竞争过程中对超越自我的重视。
原来各个班级联欢会都可放鞭炮，从1988年起，我们禁止放鞭炮。理由是国外许多文明程度高的城市在喜庆的日子，都不准燃放鞭炮，这并不减弱人们喜庆的程度。燃放鞭炮不安全，也不高雅。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鞭炮的燃放范围会越来越小，人们会找到更高雅、更有趣、更文明的喜庆方式来替代它。
1993年要来了，班里的骨干分子们早已开始串连，商量新年献给大家什么节目。
离过年还有十多天，文娱委员滕玉欣同学便来问我："老师，快过年了，用不用安排大家准备新年联欢会的节目？"
我问："同学们积极性怎么样？""积极性挺高的，有的已开始准备了。"
"既然这样就不用提前过长时间布置，以免影响学习。大家已经有了去年联欢的经验，今年提前两天布置就行。"
12月29日，滕玉欣才宣布，请同学们将自己准备的节目单报上来，报到联欢会总导演雷蕾同学那里。并公布此次联欢会由雷蕾同张海滨、张海英、王海鸥、王海鹏五名同学主持。大家有事，可同自己认为方便的主持人联系。
不知何故，雷导演选的主持人名字都带一个海字，海滨、海英、海鸥、海鹏，不知是有意设计还是无意巧合。
30日下午，全校教职工开联欢会，同学们便排练自己的节目。
孙玲玲、张颖、李冬昊等一些喜欢画画、写字的同学，在教室的隔壁、学校原来的大会议室布置会场。前面写着1993新年联欢会和二年级七班的会标。上面是红色的幕布，左边一只一米高的雄鸡正昂首报晓，预示鸡年来到；右面一米高的金猴挥手告别，说明猴年结束；下面开满了烂漫的山花，背面则是一颗颗闪烁的星辰。在屋顶的大吊灯和4盏小吊灯的映照下，充满诗意和生活情趣。
看了这些，不能不佩服学生们的创造力。
1992年12月31日下午两点，雷导宣布："盘锦市实验中学二年级七班迎接1993年新年联欢会正式开始!"同学们带来的四台录音机同时放出欢快的乐曲，会场内100多个氢气球在空中浮动，有的在光天化日之下还点着了早已准备好的串串红烛。
首先是团支部书记和班长的元旦献辞。
接下来，便是付国栋扮演拉车的马，赵伟扮演车夫，车上坐的是由吕兵扮演的圣诞老人，圣诞老人乘车绕场一周后，便晃着高高的红帽子，抖着鲜艳的红大衣，捋着长长的白胡子，郑重其事地预测1993年的大好形势，鼓励大家奋发努力，再攀新高峰。
正在这时，1985年毕业的我的学生徐建峰、李琦、纪磊、刘勇进了会场。徐建峰，沈阳医学院毕业，现在市防疫站工作；李琦，辽师大外语系毕业，现在二完中教英语；纪磊，盘锦师院中文系毕业，现在《盘锦教育》报编辑部当编辑；刘勇呢，辽师教育系毕业后回到母校任团委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