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勃·伍德沃德，您毕业于耶鲁大学，是吗？我是哈佛大学毕业的。你在《华盛顿邮报》工作过，是吗？我在《纽约时报》工作过，可是，为什么我不能成为像您这样优秀的记者呢？”
当时，观众们捧腹大笑，这个问题也就那么过去了。但是那天，我听到哈伯斯塔姆说的话，好像知道了这个答案。
越南战争造就了哈伯斯塔姆，“水门事件”造就了鲍勃·伍德沃德。他们挖掘出了巨大历史事件的内幕，改变了社会的潮流。他们在做这件伟大事情的时候，承受了历史和权力的重压，成为“用全身心思考的记者”，体验了“神灵附体”的感觉。他们成为用头脑、用脚、用手、用心去思考的记者。
对他们的问题意识产生共鸣，阅读他们文章的读者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人读那么优秀的书，恐怕就连哈伯斯塔姆也很难成为天下无敌的新闻记者了。
讲演结束以后，我急切地希望哈伯斯塔姆能在我保存已久的书上签名，可是看到那么多观众，恐怕轮不到我，于是我早早离开讲演场回家了。当时我突然冒出这样的想法：
“啊啊……我也想成为他们那样的记者。”
我穿过都市，回到家里，想到自己写的那些小报道，感觉自己很狼狈。这时，哈伯斯塔姆仿佛在对我说：
“即使你现在所做的事情看起来无足轻重，也不要失望。你不要以为做引人注目的事情就能取得好的成就。在做小事的过程中寻找继续成长的机会，这才是更重要的事情。”
7、What do you want？
我在纽约度过了短暂的休假时光。休假期间，如果继续留在华盛顿，我又会情不自禁地接触很多新闻，分不清自己是在休息还是工作。所以，当我想彻底摆脱工作的时候，我索性离开了华盛顿。最值得去的地方就是纽约。这里离华盛顿很近，坐火车只需三个小时，而且纽约有很多值得观看的景观，可以做的事情也很多，最适合忘记工作，度过属于自己的时光。
很多人都把纽约当作美国的象征城市，但是你住在美国的时间越长，去过的城市越多，越会感觉纽约是最不像美国的城市。纽约就是纽约，这正是纽约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对于外国人来说，甚至对于住在美国其他地区的美国人来说，纽约都是个陌生而奇特的城市。
如果你去美国南部的小村庄，人们就会问，“你去过纽约吗？”“听说那里冬天很冷，真的吗？”很多人对于和纽约的初次相遇，以及与纽约之间的特殊缘分，都有着只属于自己的“纽约故事”，我也一样。
很久以前，我曾经一个人到纽约出差。以前，我已经旅游过很多次了，歌剧院、美术馆、华丽的购物街，这些都激发不起我的兴趣，于是我就专心工作。那时候，我住在位于曼哈顿中心的一栋高层酒店，我的房间在四十层。读着报道材料，感觉厌倦的时候，我就推开窗户，俯视市内的风景。突然，我仿佛听见一个声音：
“这里是另一个世界！”
好像有人对我说话，然而这个声音又像是来自我的内心。这声音强烈地震撼了我，我的心砰砰跳个不停，有种想哭的感觉。我呆呆地站在窗前，凝视着曼哈顿的全景。
“是的，我生活的那个世界并不是全部。虽然我没有感觉到，但是的确存在另一个世界，这里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那个声音继续对我说。
“可是我们被眼前的事情纠缠住了，忘了还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让我们的思维更开阔些吧，更开阔。”
那一年，我经历了工作以来最难过的低潮。离开学校八年了，对工作已经很适应，很熟练，成为一名“熟练工”了，可是尝试新事物的兴奋已经消失，每天都感觉很无聊。做着我已经厌倦的工作，感觉很没有意思。做没有意思的事情，当然不可能取得自己满意的成果。
工作的成果不满意，也就渐渐没有了自信，不得不经常看上级的脸色。看别人的脸色工作使我更加失去了自信。心里也很难对什么事情产生欲望，这样一来，恶性循环的连环套始终也解不开。而且，我的未来就像钟摆似地在来来回回的职场中游荡。三年后的我就是现在坐在旁边的前辈，五年后是前辈旁边的前辈，十年后是……
问题是我不断在心里产生疑问，“三年后，五年后，十年后，我真的想成为我身边的那个人吗？”我不敢回答“不是”，因为我没有什么具体的计划，也没有什么措施。我久久地站在纽约酒店的窗前，终于吐了口长气，感觉心里豁然开朗。至今还说不清，也许“我过于沉浸在自己所属的这个世界里，所以感到郁闷”。
第二天早晨，我去了机场。我要去别的城市了。当天有雾，航班取消了。我要在一个小城市换乘飞机，到那个小城市不存在任何问题，但是到达最终目的地的航班取消了。机场工作人员说：“您可以选择今天到中转城市，在那里住一夜，明天在那里换乘飞机，或者在纽约等一天，明天再出发。”
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就给邀请我的公司职员打了电话，询问我该怎么办。对方的反应很简单。
“你想怎么办？”（Whatdoyouwant？）
冷汗沿着我的脊背流下来。我真是愚蠢至极，这么简单的决定都做不了，竟然还要在大清早把别人从睡梦中吵醒，询问人家的意见，而且还是个不太熟悉的人。
回首尔的路上，邀请我的公司方面告诉我，我可以在回首尔的路上顺便去日本分公司看看。我因为日程的安排而不得不犹豫，于是就问负责人：“我该怎么办才好呢？”那个职员做出了同样的反应。
“你想怎么办？”（Whatdoyouwant？）
我真想砍掉我的舌头，但是问题不在于舌头，而在于我的心。询问别人的意见之前，我应该先问自己想怎么做，想要什么，其次才是别人的意见。我在回首尔的飞机上，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Whatdoyouwant？”
那一年，在纽约出差的日子里，我重新振作起来。直到现在，每次面对困难的选择时，当时悟出的两个道理仍然会成为我的指南针。年底为新年计划而烦恼的时候，我到纽约，回味了那个令我心跳加速的瞬间，然后回来了。
“跳出牢笼思考问题”（Thinkoutsideofthebox），“你想怎么办？”这两个问题就是我的“纽约故事”。
8、从前的运动实力
我有个从小来美国，但是韩国语说得很好的朋友。有一天，我和她谈到某位韩国政界人士。我在无意中说到：“他在大学的时候参加过运动。”朋友问我：“他参加了什么运动？”她的韩国语虽然说得很好，却不了解韩国的情况。以前在韩国，只要提起“运动”，并不代表“体育运动”，而是“学生运动”，但是我的这位朋友不知道。
现在，如果你问韩国中年男人，“你运动吗？”这个问题大多是指“高尔夫”。在韩国介绍长官简历的时候，很少提到除高尔夫之外的其他运动。而且在韩国，高尔夫不仅仅是一项运动，更近似于社交活动。当然，打高尔夫也总比什么运动都不做要好，但是在美国并不把高尔夫当作运动来宣传。运动意味着更激烈的肌体锻炼或体育运动。
让我们看看美国政府高层人士们的运动实力。乔治·W·布什总统是出了名的跑步狂，每天都从跑步开始，每周要和训练师一起进行肌肉训练。最近，他听说跑步对膝盖不好，开始喜欢上了山地自行车。只要有时间，他就到附近的山岳地带骑自行车。布什总统对国民说：“我身为总统，都有时间运动，谁还敢打着没时间的借口不运动？”他鼓励国民们积极投身体育运动。
迪克·切尼副总统患上了心脏病，正在忍受痛苦。不过，他在高中时代却是一名美式足球运动员。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刚离任——译注）从高中时代就是摔交选手，在拉姆斯菲尔德大学期间，他还领导了一支摔交队伍。他差点儿就参加奥运会了，因为肩膀受伤，才不得不放弃。
美国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从小就通过芭蕾舞和花样滑冰锻炼身体，现在也常常去健身俱乐部，直得满头大汗。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是马拉松的疯狂爱好者，以前他在美国贸易代表部（USTR）担任代表时，即使在谈判当中，也会抽时间和谈判对手一块儿跑步。
美国媒体在介绍高层官员简历的时候，都少不了运动经历。如果某位官员的运动实力达到了职业运动员的水准，就会被介绍为“从前的运动实力”，成为大优点。不，甚至可以说，运动实力成为决定个人形象的核心要素。“曾经的摔交选手拉姆斯菲尔德”，大多是这种方式的介绍。
相反，我们却注重毕业于哪所好学校，几年通过考试，以及“来者不拒”的喝酒实力。也许是“书生文化”仍然发挥重要作用的缘故，“在书桌前表现出来的实力”显得至关重要。
体育可以培养人们按照游戏规则公平竞争的精神，让人们体会到成功和失败的滋味，同时也能学习协作精神，是一种宝贵的体验。最重要的是耐心经历锻炼肌体的艰难过程。而且在美国社会，有一种崇拜强悍肌体的倾向。这些因素混合在一起，“运动经历”就成了评价一个人的重要标准。美国学校里只知道埋头学习的学生被人称为“nerd”，意思是怪人或傻瓜，受到其他学生的嘲弄，也是这个缘故。
对我们来说，“体力代表国力”只是口号，而美国的父母绝对不会教育自己的孩子“身体虚弱也没关系，只要学习好就行”。社会需要的不仅是有知识的人才，还需要肌体经过锻炼的强壮而有能力的人才。
事实上，我并不是擅长运动的体质。我不喜欢运动，甚至有人叫我“植物人”。但是在美国，我却很难放任自己。这是因为在美国，不运动的人受到的待遇和对人生自暴自弃的人差不多。
在美国，所谓风光人物当中很少见到胖得穿什么衣服都不好看的人。政界人士、官员、商人，凡是在自己的领域取得成功的人，大多对自己的身体管理得也很成功。看到挺着将军肚的人，美国人就会想，“他怎么会让自己变成这个样子呢”。接下来——这多少有些残忍——就会让人感觉“连自己的肚子都管不好，还能做好什么事”。当然，谁都不会直接说出来。
对于“身体管理”做得不好的人产生的隐秘歧视背后，隐藏着这样的逻辑。谁的脚大，或者四肢短小，这些都不是个人的错误，即使自己努力，也不会有什么改变。谁都不会因为这些而感觉到“不注意管理自己的身体”。但是“肚子”不一样。如果这个人还年轻，问题就更严重了。谁都不能辩解说，天生是大肚子吧？不得不承认，那是因为懒得运动才疏忽了对身体的管理。
一位在白宫工作的朋友连续几个月午饭只吃简单的三明治，抽出时间用于跑步。他说自己那段时间工作特别忙，每天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工作，压力很大，脸色也不好，体重急剧增加。身体太疲劳，只好用酒麻醉自己。睡醒之后，第二天强打精神上班，无可奈何地继续工作，这种生活方式很痛苦。在美国生活期间，我很少听到有人说自己这样生活。
在美国，说某个人有能力，就意味着这个人在任何方面都不放松，尽量细致地做更多的事情，精力充沛。当然谁都不会表现出来。N君肚子大得像足月的孕妇，他只要坐下来，就连连喘粗气。当他出席什么会议或派对的时候，即使没有人问他什么，他也习惯于自己解释，“我每天都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只顾工作，结果胖成了这个样子”。与他同桌而坐的苗条而敏捷的人们则在心里嘀咕：“这个城市里的人谁不像你一样工作？”
美国人对运动如此痴迷，并不单纯是为了保持体形。肌体的健康最重要，而且精神健康也要通过肌体健康来实现。运动是维持“生产力”的最重要的自我管理方式。要想整天坐在办公室里和工作打交道，却仍然充满活力，就必须通过运动缓解压力，增强体质。
在美国社会，运动不是享受，也不是趣味，而是“生存”。其实我也是为了生活才运动的。很多时候，我夜里睡不着觉，身体极度疲劳，精神也得不到休息。为了让自己的睡眠质量得到提高，我只好拼命运动，锻炼身体。
运动还有更大的好处，我可以产生乐观的感觉，觉得自己正在做一件对健康有利的“好事”，认为“我对健康管理得很好”。也许能为赶走两次感冒中的一次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9、别人的成功可以促进你的成长
通过对政治的观察，我感觉自己其实是在观察人。最开始，我以为自己是在观察政策和理念，但是在某个瞬间，我就会说，“那个人怎么样怎么样”，开始以这种方式谈论别人。
工作的对象最终也是人。每天只看文件，或者看书，虽然看起来好像没有跟人打交道，但是当我们在工作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最终还是“人的问题”或“人际关系的问题”。于是，我不禁思考起了“领导能力”。一个组织的领导者，也就是我的顶头上司，究竟能对我的生活质量起到多大的影响呢？
我曾经读过GE前总裁杰克·韦尔奇写的《胜利》（Winning）。杰克·韦尔奇总裁是美国商务界活生生的传奇人物，也是活着的神话。关于他的介绍和解释，我在这里就省略了。他在这本书中提到，好的上司应该是“朋友、老师、教练、同盟军，也是灵感的源泉”。相反，不好的上司则会“破坏你的乐观精神、力量和责任感，破坏你的希望源泉，也就是你灵魂的一部分”。“不但每天让你愤怒，让你受伤，给你带来沉重的痛苦，甚至还会让你的肉体引发疾病”。
2001年，杰克·韦尔奇又写了一本题为《杰克，无尽的挑战和勇气》（Jack：StraightfromtheGut）的书，他的书刚刚在书店普及开来，就爆发了9·11恐怖事件。突然之间，美国社会变得不再平静，没有人有闲心倾听成功的最高管理者的人生故事。这本书虽然也成为畅销书，但并没有取得期待中的反响。人生中的时机还是相当重要的。
从美国出版市场的新潮流来看，美国人喜欢传记，但不是历史人物的传记。那种详细介绍生平，让读者自己去领悟成功哲学的书，在美国读者中间已经不受欢迎了。读者更喜欢直接收集和整理成功法则的书，就等于让人把剥掉鱼刺的鱼肉直接放进饭勺。
好了，现在让我们看看韦尔奇总裁对领导者提出了怎样的建议。抛开那些高谈阔论不谈，只看在现实生活中容易应用的部分。
第一，多举行庆祝活动。
如果经常举行派对，公司气氛会朝着玩闹的方向发展？你错了。如果有值得庆祝的事情，一定要经常举行庆祝活动。将心换心，这在忙碌的职场生活中并不那么容易做到。
庆祝活动要制造对员工们的功劳给予认可和鼓励的气氛。在竞争中取得胜利，克服了困难，取得成功的时候，即使是小事，也不能不放在眼里。作为组织领导者，千万不要动不动就把本来可以享乐的机会错过。这件事如果领导者不做，其他人无法代替领导者。
第二，让下属职员敢于冒险。
管理者们常常鼓励职员大胆尝试新事物，但是一旦尝试失败，就会遭到“封杀”。如果你希望企业有所革新和实验，就要首先做出示范。领导者也可能在果断尝试的时候出现失误。犯了错误之后，没有必要详细地解释原因，也不需要说教。利用幽默一笔带过就行了。通过这个过程，让职员亲眼看到并且明白，“人生并不会因为出现一次失误而崩溃”。这样就可以了。而且你要记住，在一个集体当中，职位最高的人并不一定是懂得最多的人。
第三，好的领导者应该经常提问题。
所谓领导者，就是提问题的人。在开会的时候，要把自己装扮成世界上最愚蠢的人，向职员们提问。“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该怎么办？”“为什么不可以？”“怎么会这样呢？”等等。但是不能只是提问题。身为领导者，要看到自己提出的问题引起职员们的讨论，进而变成实际行动。
第四，要有胆量和勇气。
领导者的存在不是为了接受人气测试，而是为了领导一个集体的发展和前进。有些人已经成为领导者，却仍然像参加职位竞选似的被人气所束缚。你要记住，你已经成了领导者。
第五，不管是开心，还是悲伤，都要坦率表现。
谁都不愿意做个传递坏消息的人。“下个月要把职员人数裁到一半”，这种话真的很难开口。即便这样，作为领导者，还是要坦率地说出来。领导者就是要这样，做错事的时候敢于承担责任，事情做得顺利时，要把称赞留给别人。
第六，上司和下属职员也是物以类聚。
拥有乐观前进和肯定思维的领导者，手下往往聚集着很多这样的职员。而且整个团队也会变成这种气氛。简单地说，悲观的团队很难取得胜利。的确如此。领导者和下属职员每天都阴沉着脸，想象着悲惨的结局，哭哭啼啼，那还能做成什么事？因此，领导者也是从团队中剔除负面思考的人。
第七，“目标”不仅仅给别人看。
难道目标是给人吃的？当然也不是。目标是与人同呼吸共命运的对象。领导者宣布团队目标的时候，尽量不要使用奇怪或模糊的说法。如果目标模糊，自然很难命中。领导者要让职员看清追求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公司对职员的努力将给予怎样的奖励和补偿，这点也要说清楚。如果一切都明明白白，职员们也会发生变化。
第八，培养最出色的选手。
在体育比赛当中，出色选手越多的队伍取得胜利的可能性越大。团队也是这样。领导者也不惜余力地培养“优秀选手”。“最佳运动员”应该怎样培养呢？首先要对职员做出正确而客观的评价。只有这样，才能选择最需要的人到某岗位工作。领导者要成为有能力的教练，提出方针，通过批评和帮助提高职员的实力。更重要的是领导者自身的信心。领导者必须有足够的自信，才能承认和激励别人，拥有为别人考虑的能力。如果和充满自信的领导者一起工作，职员们才有冒险的勇气，才能超越梦想。这种自信可以称为“成功的燃料”。
韦尔奇这样说过：
“在你成为领导者之前，成功仅仅意味着你一个人的成长。但是，当你成为领导者之后，对你来说，成功就意味着促进别人的成长。”
我真想和这种懂得别人的成长就等于自己成功的领导者一起工作。我也想通过不断的学习和体验，有一天能成为这样的领导者。
10、分散变聪明，聚集成笨蛋？
一百年前，英国某村庄的家畜市场里，举行了一次猜谜活动。在屠杀肥胖的黄牛之前，把它放在舞台上面展示给人们看，让人们猜测杀了这头黄牛后能得到多少磅肉。人们交出六便士，拿到号码票，然后写上自己的名字和地址，再把自己猜测出来的黄牛重量写在上面。
共有787人参加了这个游戏。其中有被称为“专家”的肉店老板，但更多的却是对牛和马之类的家畜无知的人。杀牛之后，称过肉的重量，结果是“1198磅（大约540千克）”。那天，参加这个游戏的787个人没有人能猜中。
然而有趣的是，把这天参加游戏的787个人猜测的重量加起来，平均值只和正确答案相差一磅，也就是“1197磅”。《纽约客》的专栏作家索罗维基（JamesSurowiecki）最近新出的《群众的智慧》（WisdomofCrowds），就从介绍这个由英国科学家高尔顿观察到的事例开始。聚集大多数人的智慧，就能得到比专家更准确的判断。
下面我们来看看1968年发生的另一个事例。美国潜水艇“天蝎”号在北大西洋完成任务，却在回美国的途中失踪了。谁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海军以最后一次接到“天蝎”号位置报告的地方为基点，在附近寻找，但是潜水艇却消失得了无痕迹。那么，这艘潜水艇到底去了哪里呢？
这种时候，当然会把潜水艇专家或海流专家召集起来，听取他们的意见。可是，指挥这次潜水艇搜救工作的海军将军约翰·克雷文却采取了特别的方法。他让数学家、潜水艇专家和救助队等各种不同领域的人写出报告，猜测这艘潜水艇可能发生了什么事。
约翰·克雷文并没有像往常那样把这些人聚集起来，坐下交谈，聚集所有人的智慧，而是让他们分别做出自己的猜测。他还声明，猜测结果与实际情况最接近的那个人可以得到一瓶威士忌作为奖励。这么严肃的任务，竟然只奖励一瓶酒？但是，约翰·克雷文希望他们能做出更有趣的想象。
约翰·克雷文综合这些人想象的结果，最终找到了潜水艇。
事实上，各领域的专家中间，没有人能准确地推测出潜水艇的位置，但是综合他们各自推测的位置，得到一个平均预想点，潜水艇就在距离那个位置大约220码（大约200米）的地方找到了。虽然他们每个人都错了，但是整体的平均值却与正确答案相当接近。
奇怪的是，这些专家们在没有任何参考信息的情况下写出了自己的猜测。发生事故的时候，潜水艇的速度有多快，为什么发生事故，这些都没有人知道，但是他们都各自做出了想象。他们当中的任何人什么也不知道。但是，这些“无知”的个人构成的“整体”却知道答案。这个故事让人不寒而栗，同时也让我们对人类充满了希望。
第一个事例中提到的英国科学家高尔顿，他认为愚蠢的百姓不可以参与国家事务。他相信，权力和统治必须掌握在少数杰出人物手中，社会才会健康发展，才会强盛。高尔顿之所以研究家畜市场的猜谜游戏，就是想证明这点。后来，他得出了“民主主义的判断要比想象中更值得信赖”的结论。
但是，《群众的智慧》的作者绝对没有主张大多数人的意见就必然正确。即使单独的某个人是笨蛋，但是整体看来却是聪明的集体，这需要有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多样性和独立性，以及权力的分散”。
多样性和独立性为什么重要呢？最佳的集体判断不是通过协议和妥协达成，而是通过“意见的不一致”和“竞争”得出来的。换句话说，一个集团要想变成最聪明的集团，最好的方法就是使每个成员尽量独立思考和行动。
单独分散的时候，每个成员什么也不知道，但是只要集中所有人的意见，就会胜过依赖几名出色的专家，这个结论不能不让人们点头赞同。多数普通人的意见综合起来要比一个聪明的精英更值得信赖。划一性的危害我们不需要做过多的说明。在一个集团，如果人们在表达意见的时候要看着别人的眼色进行猜测，那么这个集团绝对不可能成为聪明的集团。因为“异议”和“竞争”无法生存于其中。
因此，不要害怕单独一个人。在集团文化压力相对严重的韩国社会，要想表现得与众不同，这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十有八九会沦落为笨蛋，要么会被集团疏远和冷落。但是，这个方法的确使我表现得与众不同，而且也让我所在的集团变得更聪明。不要看着别人的眼色，不要被大多数人的意见左右，只有这样，个人和集团才能同时找到出路。
11、一帆风顺的时候更要小心
如果我能事先看到十年之后的自己，那么我在读大学的时候会很努力学习。不，只要我能预见到两年之后的情景，我也会在成为特派员之前的进修期间学习更多有用的东西。
我大学的专业是国际政治学。但是，我在上学的时候，实在想不出除了做外交官或学者，我的专业还能派上什么用场。后来做了华盛顿特派员，我才为过去稀里糊涂地混过读书时光而感到无比遗憾。
大学时不知道为什么要学习的理论，还有那些对解释韩国国情没有任何帮助的书籍，到了华盛顿之后，却突然有了重要的意义。不管是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理论大多是从美国得出来，所以在美国这个脉络中，有着解释政治现象的力量。
当然，即使我过去努力学习国际政治，也未必能成为更好的特派员；即使我认真读书，也未必能写出更好的报道。但是，当我感觉以前课堂上学到的东西和现在所做的事情相互融合，相互交织的时候，我感到很欣慰，很快乐。我还买来过去的教科书，重新阅读。当我见到书的作者时，我暗自在心里高兴。
我在对过去的回忆中，津津有味地读完了政治学家约翰·伊肯伯里（JohnIkenberry）的《胜利之后》。战争结束了，胜利国获得了以自己为中心确立秩序的机会。但是，只有主动减弱通过胜利获得的力量，才能通过与战败国的协议维持新秩序，这是作者的主张。
换句话说，在战争中取胜的时候，如果你想维持胜利状态，就不要被胜利的喜悦陶醉，不要持续压迫失败者，要把自己拥有的东西适当地分给对方，这才能在某种程度上阻止失败者卧薪尝胆，东山再起的欲望。
胜败无常，战争和竞争一样，不是一局决胜负。即使暂时取得了胜利，得到了第一名，也没有人能保证你永远保持这个位置。所以，胜利者千方百计寻找让自己长久保持胜利状态的方法。
站在胜利者的立场上，他们希望失败者承受更彻底的溃败，永远不可能再站起来，以此维持自己建立的秩序。但是，当胜利者表现得过于残忍的时候，失败者绝对不会屈服于胜利者的秩序，他们势必图谋东山再起。即使你取得了绝对性的胜利，即使你是个光芒四射的胜利者，你也不可能单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为了维持自己的胜利状态，胜利者反而要安慰失败者，使他们同意自己确定的新秩序。要想让失败者忍气吞声跟随自己，就必须与他们分享点什么，并且同他们协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成为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在政治和军事上建立了联合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经济上确定了布列顿森林体系。他们确定新国际秩序的过程，就是限制和削弱胜者力量的环节。美国没有任意挥霍自己的巨大力量，而是通过削弱本国实力表现出了最大限度的诚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以此确保了更加稳定的秩序。
德国统一之后，国力大大增强，却仍然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会员国，而且他们选择继续留在限制德国力量的欧洲统合秩序，也可以用这个框架来解释。作者解释说，战后的众多国际秩序都是以这种方式建立起来的。
所以胜利者一定要记住，战争或竞争中取胜的事实不可能永远占据优势。因为自己取得了胜利，就想从胜利中得到更多，结果反而会威胁到胜利的状态，成为焚烧胜利成果的第一步。记住这些，一定会对我们的人生有帮助。他告诉我们，一帆风顺的时候更要小心。
韩国国内的政治也是这样。执政党越是残忍地践踏在野党，彼此之间的力量差异就会越大，结果使在野党束手无策。但是，这实际上更加刺激了在野党的反抗心理，所以不可能得到安定局面。选举的时候可以不顾一切地奋战，一旦取得胜利，执政党就要适当缓和自己的主张，对反对派露出微笑，并做出些许的让步。只有这样，以执政党为中心的秩序才能维持下去，才能更加稳定。
我们不妨从个人角度来看。成为特派员之前，我的前任特派员前辈给我提了几条建议。只有两名特派员在华盛顿分局工作，为了保持团结，就需要小心，所以前辈对我说：
“当你觉得自己吃亏的时候，对方可能也觉得自己吃亏了。这时候，你们的心理都处于相似的状态。但是，当你感觉自己占了便宜的时候，人际关系已经陷入了无法挽回的僵局。所以你要始终保持稍微吃点亏的心态。”
这位前辈的忠告成了我终生牢记的箴言。虽然不是争输赢的问题，却毕竟是几个人的合作。如果我感觉很舒服，而且占了便宜，那么肯定会有人更辛苦，更难过。如果我照顾不到这些，那么人与人之间的秩序，也就是人际关系就会崩溃，我也许会成为这种崩溃秩序的受害者。
从国际秩序到人际关系，我们谈了很多。国际政治学家们说，国际政治的逻辑不能使用于国内政治，但是我是业余政治研究者，所以不用在意这些。总之，线的存在就是让人们跨越，而门的存在，就是为了让人们开启。
12、杜邦环岛族和波拖马克疾病
乔治·W·布什总统举行就职仪式的前一天，我早晨起床时发现外面下起了大雪。就在上周，天气还温暖如春，白天有很多人穿着半袖衣服跑步，可是寒冷和大雪好像专门等待这一天，赶在总统就职仪式这天蜂拥而来了。我去议事堂领取就职仪式的采访证。议事堂矗立于山坡，俯视着被白雪覆盖的城市，看起来是那么美丽，那么威风凛凛。
一位在下院做议员助理的朋友骄傲地说：“每天早晨上班的时候，看到议事堂的建筑，我就会心潮澎湃，因为那里才是聚集民意的地方。”当时，我差点儿就脱口而出了，“你是在开玩笑吧？”在谈论政治希望和潜力之前，我首先学会了冷笑和挫折。因此，当美国朋友对政治发表正面看法的时候，我总是会受到刺激。另一位在下院为议员做地区管理的朋友说：“地方居民来到议院办公室的时候，大多是来寻找世界上最后的解决方法。法律解决不了，所以他们最后来找政界人士。”接着他又说：“政治虽然创造不了奇迹，但是能给人以希望，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这句话让我感动。他们都有着远大的抱负，希望今后能参加总统竞选。与现任议员竞争的时候，若想取胜还是很难的，所以他们在辅助议员管理地区的过程中，注意学习立法的技术和拉选票的秘诀，等待议员退休的日子。
也许这么说有些夸张，在美国的大学毕业生中，对权力有野心的人都去了华盛顿，而把人生赌在金钱上的人才都去了纽约。除了纽约，其他很多地方也可以赚到钱，但是要想追求权力，就必须从年轻时代开始学习“华盛顿”。因此，华盛顿是那些把第一份工作定位在议会和政府部门，带有权力倾向的年轻人梦寐以求的地方，每到夏天，就会拥挤着很多实习大学生。
在华盛顿，年轻人聚居的地方是“杜邦环岛”地区。那里有很多公寓，还有适合年轻人口味的饭店、服装店、酒吧、书店。现在，政府部门和议会当中值得一提的人才，大多曾以“杜邦环岛族”的身份闯入华盛顿。工资太低，凭借自己的力量连间公寓都租不到，于是他们就两三个人挤在一个狭窄的房间里，不分昼夜地磨练政治基本功，聚集人力资源。以“杜邦环岛族”的身份度过艰苦的岁月，就是为了进入“政治游乐园”而付出的昂贵入场费。
脱离了杜邦环岛族，在华盛顿有了一定地位之后，折磨他们的就是“波拖马克病”，这种疾病借用了流淌在华盛顿周边的“波拖马克河”的名字。即使在其他领域得到了认可，被聘请到华盛顿的中青年人士也会不可避免地患上“波拖马克病”。不管权力大小，只要尝到了掌握权势的滋味，就开始患上慢性“波拖马克病”，苦心等待在华盛顿崛起的日子。
迪克·切尼副总统，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国防部长，他们年轻的时候也是“杜邦环岛族”。美国政治中不存在突然耀眼的明星，只有那些等待很长时间，做过很多贡献，能力逐渐得到承认的人，才能得到相应的待遇。这是华盛顿政治的不成文规矩，它教会了今天的杜邦环岛族要有耐心。
在民主社会拥有权力，就意味着拿着国民交纳的税金做薪水，在那些可能对国民和国家的未来产生巨大影响的事项行使决定权，为国民和国家服务。如果仅仅是头脑聪明，学识渊博，是不可能被赋予这种权力的。首先要向人们证明，自己是超越个人层次，可以为社会工作的人。
在美国，选拔公职者的重要标准，就是他们这一生为了公职目标付出了多少。有些人到了选举季节，突然站出来说自己要为公益事业献身。看他们的简历就会知道，他们大多是为了自己而拼命努力，最后取得成功的人。可是谁也难以确信，这个人今后会为国家和社会付出一切。儿童时代和年轻时代从来没有过为公益事业服务和奉献的经历，难道会因为某一天的突然决定而改变人生吗？我不相信这种可能性。
在华盛顿观察美国精英的时候，脑海里也常常受到“公益”这个单词的支配。在美国的最高教育机构，教师几乎像洗脑似的把“为公益事业而奋斗”的信息种植在学生们心里。在公共机构工作并不是办公共事业奋斗的惟一道路，即使在专业领域或企业中工作，也可以通过捐款的形式为社会做贡献。经常听到这些教诲和从来没听过的人，他们的人生会发生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表现为是否能够超越自己的成功和幸福这些自私目标，想到更广阔的世界。
美国也像韩国，能够接受大学教育的人就意味着拥有了享有恩惠的人生。在二十出头的年纪，不需要从事经济活动继续学习，如果没有国家和社会，或者家庭的支援绝对做不到。在社会中得到最大恩惠的人，理应承担起为没能得到这些恩惠的人工作的义务。这是美国最高教育机构在培养未来领导者的时候，不断注入学生脑海里的信息。
表面看上去，杜邦环岛族是从年轻时代就追求权力的年轻人，其实在这背后隐藏着“要为自己所属的社会变得更美好而奉献”的心理。有些人明明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岗位，却拿着微薄的薪水在市民团体工作，每当看到他们，我就会受到感动和刺激，同时也觉得内疚。对于“你是否曾经超越自己的成功和幸福这些自私的目标，想到更广阔的世界”，我还远远没有资格回答。
试着这样想，我在不知不觉间依赖于别人的奉献走到今天，因此我也有义务为其他人工作。如果这样想的话，世界就会变得更广阔了。
13、烹饪属于自己的时间
黛博拉在华盛顿市中心买了房子以后，举行了一场派对。虽然小区有些陈旧，但是一百年前盖的房子显得很有档次，很优雅。黛博拉的交际范围很广，在他家里可以见到从事各行各业的人们。在黛博拉家里说说笑笑，玩过两三个小时之后，我对黛博拉说，“我要走了”。黛博拉爽快地挥了挥手，说“好的，再见”。
如果我在韩国人的聚会上这样说，朋友们肯定会三番五次地挽留，“怎么这么早就走，再玩会儿吧”。第一次参加美国朋友的派对，即使我中途提出要走，“谁也不会挽留我”，我还为此感到失落。我做好了向朋友们解释为什么必须中途离开的准备，可是竟然没有人问我原因。“哎呀，是吗？那好，那就再见了，再见！”除此以外，就再也没有人说什么了。
深夜，我穿过宁静的城市，走在回家的路上，心里感到无比的轻松。尽情地玩过了，现在我只想着回去写报道，愉快地结束一天的生活。如果是韩国人的聚会，我肯定会受一番煎熬。“别人都留下来，为什么就你一个人要走？”批判的箭矢会无情地朝我飞来，扎进我的身体。最近还有过这样的事情。我去参加韩国朋友们的聚会，因为下面还有别的安排，于是我提前离开了。第二天，有个朋友用批评的语气对我说，“昨天就你一个人先走了”。是的，“就你一个人！”这是一种罪过。
在韩国，重要的“怎样与别人相处”，而在美国，“怎样与自己相处”则显得更为重要。这是“群居社会”和“独立社会”的区别。在韩国，要想过得好，首先要知道大多数人去哪里。就连吃午饭也是这样，如果别人都要了炸酱面，那么自己也不要别出心裁，最好也要炸酱面。如果你不想成为那块棱角分明的石头，就要牺牲自己，跟随大多数人的意见，这就是生活的秘诀。
然而美国却不是这样，如果你的意见不明确，就会让人感觉你这个人有问题，要么就是心怀叵测。美国社会不断地询问“你想要的是什么”，鼓励你做出自发性的选择。对于自己想要什么，你必须要有明确的基准。而且，独自度过的时间要比和别人在一起的时间更多，所以要学会自己独处。
其实，我们需要与自己交朋友。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想做什么事，我现在过得好不好，这些事情只有通过与自己的对话才能了解。独自旅行的好处就在于可以摆脱熟悉的日常生活和平时很亲密的人，拥有与自己相处的时间。
生活在韩国的人们几乎没有时间与自己相处。不管别人是否要求，自己都要表现出诚意，不断追随别人的意见。这样一来，所有的时间都为“别人”消耗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太近，人际关系相当牢固，如果没有足够的冷静和果断，就不可能解脱这种牢固的人际关系。所以说，韩国人投资给别人的时间远远多于投资给自己的时间。
相反，在美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对比较疏远。人口密度低，物理距离远，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因为他们彼此不侵犯对方的私生活，所以人与人之间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我在美国的生活很孤独。如果我不主动举行派对或聚会，生活就会一直保持安静。只要我不想，没有任何人会侵入我“私生活的领土”。在韩国，即使自己坐着不动，好像也会有什么东西从周围滚到自己身边，想要步步跟随真的很难。但是在美国的生活却“自动”保持安静。
我在美国生活的第一年，所有的喜悦和痛苦几乎都来自我学习“烹饪属于自己的时间”。美国人只要高中毕业，大部分就要依赖自己的力量生存。20岁左右，就要学会独立。不仅是经济方面的独立，在社会层面也要决定自己应该怎样生活。
在这方面，我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在“像藤蔓相互纠缠”的社会里，我在不知不觉间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别人像对待自己的问题那样帮我解决问题，我虽然感觉有压力，但是一直依赖于这种生活。
那些藤蔓在支撑我的同时，也压抑着我。当我从这些藤蔓中摆脱出来，孤军奋战地适应美国社会的时候，我才真正明白，要想得到自由和独立，就需要付出孤独和责任的代价。不管别人说什么，我都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同时也要独自承担这种选择带来的风险和负担，这些都是我通过亲身体验才理解的。我很痛苦，就像和很多人乘着大船航海，突然让我自己乘一叶小舟，渡过汪洋大海。当然，这其中也有着更大的喜悦，我可以选择自己想去的方向，可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速度。
可是，我毕竟是韩国人，有时还是觉得适当追随别人更稳妥。所以听到朋友说“只有你一个人先走了”，我就会像犯罪似的，心里感觉非常不安。我怀念那种没有时间孤独的稳固的人际关系，甚至还患上了思乡病。不过，“如果你自己不做决定，没有人可以代替你”的警告也时常提醒我，让我保持清醒的意识。
不管怎么样，人生总是要由自己选择，自己承担责任。与别人一起度过的时间也很重要，但是当我们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和他们做着同样的事情，在同样的时间和同样的空间，我们拥有共同的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