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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担任过任正非秘书的徐宏波就曾经说过：“给任正非当助理绝对是一件很苦的差事。当他需要一样东西的时候，他不是让你去做出来，而是让你去变出来。”任正非最忌做事拖泥带水，要求做的事就必须立即做到。1998年是华为招聘的高峰年，当年招聘的人数超过了3000人，光是收到的应聘简历就接近20万份。当时，华为的招聘程序与其他企业一样，都是“面试考核—录取通知—入司培训”这么一个流程。春节过后，大批应聘人员涌到公司。为了确保质量，许多人必须等待几天才能面试。
3月份的一个周末，任正非召集人力资源部所有领导开会。针对招聘效率与招聘质量之间出现的矛盾，任正非提出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就是改变现行的招聘程序，先进行快速面试，但在面试通过后不正式录用，而是去参加为期两周的入司培训，培训期间再进行二次选拔决定是否录用。这样一来，虽然兼顾了效率和质量，但是也带来一些其他的问题：不但招聘流程需要进行重大调整，关键问题是很多人接到培训通知之后就已经辞去了在内地原单位的工作，如果这些人在培训过程中被辞退的话将会失业。考虑到由此可能给公司带来的负面影响，人力资源部建议先有一个缓冲期，先发一个改变录取程序的通知，一个月之后再正式实行。但是，任正非却坚定地表示必须立即修改。结果，当天下午3点结束会议，4点整个招聘程序就全部按新的流程执行了。
很多人都承认任正非有着极强的影响力，甚至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在华为员工、管理层甚至是华为的客户和合作伙伴之中，都对任正非有着一种由衷的崇拜。这种崇拜的来源是很复杂的，但是其核心却有着很强的军队特色—不是靠公司政治的手腕、也不是靠驾驭人际关系，而是靠“战场上的长胜不败”。你跟着的一位将军总是可以准确指出方向和问题，跟着他总是打胜仗，你又怎能不对他信服。
1996年底，华为派一位新员工去当时的邮电部情报所洽谈合作，当时情报所所长鲁阳的桌子上正好放着一张《华为人报》，上面有任正非的一篇文章，说的是华为计划用1997年、1998年两年的时间确立在中国市场的主导地位，也就是成为中国第一。当时华为的这位员工就对鲁阳说，也许任正非只是说说而已，目的是给华为员工打气。鲁阳却认真地对这位员工说：“千万不要这样想。你刚来华为不久，对你们老板还不够了解。我和你们老板已经认识很多年了，每年我们见面的时候他都会告诉我们华为的下一个目标，当时我们邮电部的人也和你现在一样，没有一个人相信他说的话能够兑现。但是，5年过去了，他每年提出的目标都能够实现，现在我们都会非常认真地看待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了。”
除了“攻无不克”，任正非的人格魅力也来自于他对自己的严格自律。实际上，在任正非那个时代的中国军队中上下级没有什么特殊化的东西。军官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身先士卒，这是一直被很多外国军队看做装备落后的解放军却有着惊人战斗力的关键。而这一点，在他成为企业家之后也一直没有改变。
比如，任正非不仅对自己和下属严格，对待自己的家人也是如此。虽然他有弟弟、妹妹和女儿在华为工作，但都不是公司高层，也没有享受任何特殊权利。而任正非对他儿子任平更是严加管束。
由于工作繁忙，在任平很小的时候任正非就让郑宝用—这个华为当年最聪明的人来担当老师。多年之后，郑宝用对那段经历仍然记忆犹新：当时的任平非常调皮，经常在外边闯祸。因此，除了正面说服教育之外，郑宝用甚至可以动用自己的皮带“说话”。
由于周围大部分人都或明或暗地宠着他，为了任平的前途，1994年任正非把他送到位于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与科大少年班的学生一起读书。为什么选择科大而不是北大、清华，或者培养了包括郑宝用、李一男在内大批华为高层的华中理工大学呢？这个谜底在1997年任正非会见来访的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杨叔子的时候被揭开。在谈到中国大学的教育问题的时候，任正非拿科大与华中理工做了一个比较。他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大部分中国大学里的学生都普遍缺乏“悬梁刺股”的吃苦精神。而只有在科大，不仅晚上各个教室灯火通明，还能够经常看到占不到教室位置的学生在路灯下读书的情景。由此他感叹道：“中国之大，只有科大能够容得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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