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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平到合肥读书之后，任正非也没有忽略对他的教育引导。1997年，当任正非了解到任平经常借用华为合肥办事处的车辆时，他当即给时任市场部副总裁的徐直军以及合肥办事处主任刘京青打电话，严厉斥责他们，并表示决不允许此类现象再次发生。此外，任正非每年几乎都会在走访华为合肥办事处的间隙来和科大少年班的老师交流，了解儿子学习和生活的情况，并要求所有老师像对待其他学生一样严格要求任平。曾任科大少年班书记的叶国华老师回忆，当年任总每年都要来拜访看望他们；即使在任平离开科大之后的1999年，任正非到合肥出差的时候还会到他家坐一下，以表达对任平的老师们的感激之情。
2000年之后，任平去英国攻读MBA，假期回来与朋友们聚会的时候，偶尔对父亲的严格要求也会大倒苦水：和他一起在英国读书的中国学生当中有很多都是有“家庭背景”的孩子，他们在生活上绝对称得上是“挥金如土”，在赌场中一天就是数万英镑的输赢，很多人都成了当地赌场和银行的VIP客户，有专门的劳斯莱斯接送。而他则显得寒酸许多，感觉连国外的汽车保险都贵得很难承受。
对自己的亲人尚且如此，就不难理解任正非在很多人心里的“死板”了。在华为迅猛发展的这些年里，许多权贵人士都希望通过关系将亲戚朋友塞进华为。任正非在给人力资源部招聘负责人讲话的时候说，我们要坚决杜绝裙带关系，包括我自己在内，不管是哪位领导推荐的人，是否录用完全由你们人力资源部把关，出现腐败的话就一定是在你们人力资源部。
有了如此明确的指令，招聘人员就敢于严格把关，很多高层领导推荐的人员因为面试不合格都被挡在了华为的大门之外。当年深圳市政府高层多次给华为领导们打招呼，为了解决深圳本地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希望华为多招收一些深圳大学的毕业生，但华为却始终坚持自己择优录取的原则，有时实在拗不过去就象征性地招聘几名当地的毕业生从事秘书等辅助性工作。
当然，军队的烙印也给任正非带来了日常工作中的暴躁脾气。任正非的“直接沟通”也许是军队文化的一种延续，没有温情脉脉、更多的是怒吼和咆哮。华为的高管私下就说，得到任正非的一次表扬就好比“太阳从西边出来”，而“挨骂”却是天天都可能发生的“家常便饭”。
任正非的“直接沟通”风格也让其主持会议的效率极高，参加会议的人发言一般都是直奔主题，如果偶尔说出一些与议题无关的“废话”，任正非要么直接打断，要么就冲发言人说上一句“少放臭屁”。
不过，任正非的“直接沟通”和火爆脾气也带来了一些“沟通不充分”的问题。比如他安排任务的方式往往是采取命令式的语气，下属很少有表述自己对意图理解的机会，也基本上不敢多问几句来明确领导意图，于是很多下属都被迫学会了“猜”的艺术。当然，对华为文化理解深刻的人，“猜中”的机会就大，而一些新进公司的干部，往往会经过几次“猜错”后被任正非“怒吼”的经历之后，才能练就这种与任正非沟通的本领。
否定之否定
1949年全国解放的时候，任正非才刚刚5岁。如果说他的童年是伴随着共和国一起成长的话，那么他的青年时代则是在“文革”的风雨中度过的。任正非后来回忆道：“‘文革’对国家是一场灾难，但对我们是一次人生的洗礼，使我政治上成熟起来，不再是单纯的一个书呆子。”除了文化知识的学习之外，任正非也非常注重政治学习，包括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著作他都熟读多遍，而研读最深的还是那四本《毛泽东选集》。
看看任正非早年所写的一些文章的名字，就可以感受到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影响。1995年12月26日，任正非在市场部整训大会上发表的那篇《目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题目与毛泽东在1947年12月25日的文章不仅题目完全相同，就连月、日也相差无几。而最重要的是文章意义竟如此的神似，1947年底，正是解放战争从战略防御走向战略反攻的转折点；而1995年底，华为也是刚刚完成“农村包围城市”，开始了“最后夺取城市”的攻坚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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