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9年8月28日，歌德出生于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他８岁就能阅读德文、法文、英文、意大利文、拉丁文、希腊文等多种文字的书籍，14岁开始写剧本，25岁发表了后来风靡全球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他完成这部小说，仅用了4个星期的时间。人们称歌德是个天才，事实上，歌德的才能并不是天生就有，他能取得如此成就，主要靠他父母对他的早期教育和本人坚持不懈的努力。
哥德出生在莱茵河畔法兰克福市的名门。父亲家资殷厚，作过皇家顾问。母亲是法兰克福终身市长的女儿。在这样的家庭中，歌德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从16岁起，他先后在莱比锡大学和斯特拉斯堡大学学习法律。可是他对法律没有兴趣，在文学、绘画和自然科学的学习上倒是花费了更多的精力。他早期的创作尝试，明显地受到了宫廷文学和古典主义的影响。但就在他走进斯特拉斯堡大学的时候，一个决定性的转折出现在他的面前。
斯特拉斯堡地处德法边境，对于接受法国革命思想来说有近水楼台之便。70年代，这里成为启蒙运动的德国支流———“狂飙突进”运动的策源地。在这里，歌德受到了卢梭、斯宾诺莎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他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良师———“狂飙突进”运动的领袖赫尔德尔，是他把歌德引导到荷马与莎士比亚的艺术世界之中，引导到对民间歌谣的收集和学习之中，使这位正在觉醒的天才摆脱了宫廷文学和古典主义的束缚，写下了诸如《欢会与离别》、《五月之歌》、《野玫瑰》等至今仍脍炙人口的名篇。
1771年，歌德以法学博士的学位结束了大学生涯，回到法兰克福实习法律业务。但他的主要精力仍然投入到了文学创作之中，先后完成了历史剧《铁手骑士葛兹·封伯利欣根》和书信体小说《少年维持之烦恼》。前者表现了激昂的反封建的斗志，对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自由充满憧憬之情，后者描绘了一个才华横溢而又多愁善感的青年维特，虽然热情奔放，向往自然，渴望人的自然天性的解放，但市民社会的自私庸俗、贵族阶级的歧视和侮辱、封建官僚的压制和挑剔，使他无所作为，深感孤独寂寞。而他视之为人的纯真质朴的自然本性的化身，并寄以全部热情和无限崇拜的绿蒂，竟也逃脱不了平庸之气，顺从封建礼俗而牺牲了他们宝贵的爱情。这一切都使维持深感自己与现实世界的格格不入。在无限的感伤、愤懑和绝望之中，他割断了自己的血管，以自杀的方式与那个“周围一切都是黑暗，没有希望，没有安慰，没有前途”的世界彻底决裂了。这位青衫黄裤的少年，他的思想和情绪正是当时一代青年的思想情绪的最为准确的体现，故而小说一出，顿时激起了巨大的共鸣，一股“维特热”在广大青少年中迅速地蔓延，从维特的服饰到维特的自杀，一时间摹仿成风，以至为了杜绝不良后果，作家不得不在再版时加上一节序诗，劝青年们“做堂堂男子而不步维特后尘”。这部书信体小说使无数人爱不释手，就连一生戎马倥偬的拿破仑也随身携带，先后读过7遍。恩格斯说它绝不是“一部平凡感伤的爱情小说”，而是“建立了一个最伟大的批判的功绩”。这两部作品为歌德赢得了德国和全欧的声誉，使他成为“狂飙突进”运动的主将。
1775年11月，歌德来到魏玛，次年进入魏玛公国宫廷参政，开始了他近10年的官宦生涯，曾任枢密顾问官、军事长官，主持过税务署，等等。1786年9月，他开始为期数年的意大利之游，这为他日后写作提供了丰富的养料。
1794年，歌德与席勒相遇，开辟了“以歌德和席勒的友谊为特征”的德国古典文学全盛时期。在10年时间里，他们在创作上互相帮助，各自写出了他们的名作。在席勒的促进下，歌德创作了他的毕生巨著《浮士德》。两位文学巨人10年的相处与合作把德国古典文学推向了高峰，并使魏玛这座小小的公园都城一跃成为当时德国与欧洲的文化中心。
歌德花了58年时间完成的诗剧《浮士德》，是其一生丰富思想的总结与艺术探索的结晶。当歌德于1831年最终完成此书时，他曾在日记中写道：“主要的事业已经完成”，“我以后的生命我可以当作是纯粹的赐予了。我是否做什么或将做什么现在已经完全无所谓了”。《浮士德》塑造了一个不断探索人生真谛、不断进取的形象。主人公浮士德博士年届百岁、双目失明时，仍然认为，人生应当“每天每日去开拓生活和自由，然后才能作自由和生活的享受”，体现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追求真理、自强不息的精神，也是德意志民族优秀传统的反映。
俄国文学的始祖普希金
1820年3月的一天，在皇宫里，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正在大发雷霆：“应该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他弄得俄罗斯到处都是煽动性的诗，所有的青年都在背诵它们。”“这个人太放肆了，竟敢写诗咒骂皇帝，应该送他去服苦役。”一个贵族随声附和。
“陛下，他还算是个孩子呢，还不懂事，只要稍稍惩罚他一下就行了。先让他吃点苦头，将来他手中的笔也许对陛下有用呢。”宫廷诗人杰尔查为之求情。
“那好，就把他流放到南方去，没有我的允许，不准他回彼得堡。”
这个引起沙皇震怒的人到底是谁呢？他就是普希金！现代标准俄语的创始人。他奠定了俄国文学的基础，他在多种文学领域———抒情诗、叙事诗、诗剧、小说、散文、童话等都取得了杰出的成绩，为后代的作家提供了典范。所以，他被称为“俄罗斯文学之父”、“伟大的俄国人民诗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
普希金出身贵族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文学教养。1811年，普希金进入贵族子弟学校皇村中学学习，年仅12岁就开始了文学创作生涯。1815年，在中学考试中他朗诵了自己创作的“皇村回忆”，表现出了卓越的诗歌写作才能，特别是他诗作韵文的优美和精巧得到了广泛的赞赏。在皇村中学学习时，受到当时爱国思潮和进步思想的影响，结交了一些未来的十二月党人（俄国的贵族革命家）为朋友,毕业后到彼得堡进外交部任职。在此期间写出了《自由颂》、《致恰达耶夫》等政治抒情诗，歌颂自由、进步，反对封建农奴制，抨击暴君专制，表现了开明贵族的理想。普希金的诗受到广大人民的热爱，人们秘密地传抄着，对当时的革命者曾产生过巨大影响。他因此触怒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于1820年被流放到了高加索。
普希金在南俄流放期间，创作了许多抒情诗和浪漫主义的叙事诗，如“高加索的俘虏”、“强盗兄弟”、“巴赫切莎拉伊的泪泉”等。从这一时期起，普希金诗作中前辈诗人的影响逐渐消失，完全展示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这时的普希金已被公认为当时第一流的俄罗斯诗人和19世纪20年代俄罗斯浪漫主义的、热爱自由的一代人的领袖人物。
被流放到高加索不久，沙皇又以他的无神论思想为借口，把他幽禁在他母亲的领地米哈伊夫斯克村。这期间，他创作了近百首诗歌，完成了长诗《茨冈》和历史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后者描写沙皇鲍里斯戈都诺夫和冒名为皇太子的修道士格利戈里之间争夺皇位的斗争。最后格利戈里取得了胜利，贵族攫取了人民的胜利果实，人民只有以沉默反抗。高尔基认为“鲍里斯戈都诺夫是俄罗斯最好的历史剧，是普希金创作中现实主义的胜利”。
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沙皇为了拉拢普希金，把他赎回莫斯科，企图使他成为宫廷诗人。终因普希金的进步思想和创作活动与统治阶级利益格格不入，引起了沙皇宫廷贵族集团的仇视。1837年，在沙皇及其党羽策划的决斗中，普希金受重伤而死。临死前最后一句话是：“这个世界容不得我活下去。”
回到莫斯科以后的这段时期，普希金的创作达到了高峰，其间几乎每部作品都在俄国文学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1830年，普希金完成了自1823年就开始创作的长篇诗体小说《叶甫根尼·奥涅金》。这是普希金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是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第一部典范作品，也是普希金由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的第一部作品。主人公奥涅金代表了与作者同时代的贵族进步知识分子：厌恶纸醉金迷的上流社会的空虚无聊，不愿同流合污，却又摆脱不了偏见，找不到新的生活，只能周旋于各种复杂的情感之中；想有所作为，却又远离人民，生活和事业最终一事无成。在这部作品中，普希金全景式地展示了当时的俄国社会，刻画了各阶层人物的心理；奥涅金的典型形象反映了十二月党人起义以前俄罗斯贵族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小说被别林斯基称作是“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和最富于人民性的作品”，在俄罗斯文学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诗人38年的短暂一生给俄国文学，也给世界文学宝库留下了丰厚的、无可替代的遗产。除800多首抒情诗以及长篇叙事诗外，普希金还有小说、戏剧及其他各种文学论著。普希金热爱生活，诗中洋溢着朝气，充满乐观。他的诗还生动地描写了俄罗斯的大自然。在他看来，“自然是一幅生动的画，充满了难言的、然而是沉默的美”。这种美，在“冬之路”等多篇短诗及长诗“叶甫根尼·奥涅金”中都有大量的展现。诗人对自然的描绘手法，也从早期的浪漫主义转为后期的现实主义。屠格涅夫称普希金“创立了我们的诗歌语言和我们的文学语言”；高尔基称他为“世界上极伟大的艺术家”，是“一切开端的开端”；别林斯基则认为他是“俄罗斯第一位诗人和艺术家”。
普希金天才的杰作，激发了多少俄罗斯音乐家的创作激情和灵感。以普希金诗篇作脚本的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鲍里斯戈都诺夫》、《黑桃皇后》、《鲁斯兰与柳德米拉》等等，无一不是伟大的音乐作品。普希金的抒情诗被谱上曲，成了脍炙人口的艺术歌曲。普希金的诗还被改编成芭蕾舞，人们通过舞者的身体语言领略到诗作的无尽魅力。
讽刺大师果戈里
1836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彼得堡大剧院正上演一出戏，戏名是《钦差大臣》。这是个讽刺喜剧，剧本写得精彩极了，演员的表演也非常出色，观众完全被征服了，不时爆发出一阵阵欢快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
这时，从一个豪华包厢里站起来一个人，他是沙皇尼古拉一世。只听他恨恨地对身边的人说：“这叫什么戏！我感到它在用鞭子抽打我的脸。”说罢，他出了包厢，气呼呼地回到了宫中。为什么沙皇如此讨厌《钦差大臣》呢？这事我们要先从他的作者果戈理说起。
果戈里是俄国19世纪前半叶最优秀的讽刺作家，讽刺文学流派的开拓者，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1809年4月，果戈里出生在乌克兰的一个地主家庭里。他从小受到艺术的熏陶，爱好绘画，喜爱乌克兰的民谣、传说和民间戏剧。他的童年时代是在恬静的田园生活中度过的。读中学时，他深受十二月党人和普希金爱好自由的诗歌，以及法国启蒙学者著作的影响，立志要为祖国服务、造福人民。后来他离家去彼得堡谋生，几经周折，才在国有财产及公共房产局和封地局先后供职，饱尝了世态炎凉和小职员度日的艰辛。严酷的社会现实使他从理想的梦幻中渐渐觉醒过来，透过城市那富丽堂皇的外表，看清了官场的黑暗与腐败，以及普通民众身受的苦难和不平。
在彼得堡，果戈理有幸结识了当时著名的诗人茹可夫斯基和普希金，这对于他走上创作道路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他与普希金的友情与交往更被传为文坛的佳话。1831年至1832年间，年仅22岁的果戈理发表了一部以《狄康卡近乡夜话》为题的短篇小说集，步入文坛。这部小说集是优美的传说、神奇的幻想和现实的素描的精美的结合，以明快、活泼、清新、幽默的笔调，描绘了乌克兰大自然的诗情画意，讴歌了普通人民勇敢、善良和热爱自由的性格，同时鞭挞了生活中的丑恶、自私和卑鄙。它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创作相结合的产物，被普希金誉为“极不平凡的现象”，从而奠定了果戈理在文坛的地位。
1835年，中篇小说集《米尔戈罗德》和《彼得堡的故事》的出版给他带来声誉。《米尔戈罗德》收入4篇小说，其中《塔拉斯·布尔巴》是历史题材，塑造了哥萨克英雄布尔巴的形象，歌颂了民族解放斗争和人民爱国主义精神。《彼得堡的故事》取材当时现实生活，展示了生活在专制制度下“小人物”的悲剧，尤以《狂人日记》和《外套》最为突出。《狂人日记》艺术构思独特，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是狂人和狗的通讯、几篇日记，形式荒诞。小说主人公是一个微不足道、安分守己的小公务员，受阶级社会重重压迫，处处被人侮辱蹂躏，最后被逼发疯。《外套》写地位卑微的小官吏惟一生存乐趣是渴望攒一点钱做一件外套，不料新外套刚上身便被人劫走。这件事反成笑料，主人公最后含恨死去。
1836年果戈理发表了讽刺喜剧《钦差大臣》。它描写纨绔子弟赫列斯达可夫与人打赌输得精光，正一筹莫展，从彼得堡途经外省某市，被误认为“钦差大臣”，在当地官僚中引起恐慌，闹出许多笑话。果戈理用喜剧这面镜子照出了当时社会达官显贵们的丑恶原形，从而揭露了农奴制俄国社会的黑暗、腐朽和荒唐反动。它一反当时俄国舞台上毫无思想内容的庸俗笑剧和传奇剧的做法，在继承俄国现实主义戏剧传统的基础上，创造了以社会重要矛盾———官僚集团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为基本社会冲突的社会喜剧。剧本题词“自己的脸丑，为什么要怨镜子”，形象地阐明了文学创作是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的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钦差大臣》首次在彼得堡公演，获得惊人成功，但遭到俄国官僚社会的攻击和诽谤，果戈里被迫出国，5年后回国，于1842年发表了长篇小说《死魂灵》。
《死魂灵》描写了一个诡计多端的投机家乞乞科夫的故事。他为了发财致富，想出了一套买空卖空、巧取豪夺的妙计。在Ｎ市及其周围地主庄园，乞乞科夫贱价收购在农奴花名册上尚未注销的死农奴，并以移民为借口，向国家申请无主荒地，然后再将得到的土地和死农奴名单一同抵押给政府，从中渔利。后来，乞乞科夫又来到某省省会，廉价收买“死魂灵”到民事法庭去办理买卖契约和注册登记，企图把死人当作活人拿到救济局去抵押，骗取大笔钱财。当他在省城办完手续，被官吏们当作有大批农奴的地主和百万富翁时，一个冒失卖主突然揭发了他买死魂灵的秘密。但官吏们对此都不理解，反疑神疑鬼，胡乱猜测，闹得满城风雨，人人自危。乞乞科夫也只好偷偷溜掉。
果戈里通过乞乞科夫遍访各地主庄园的过程，展示了俄罗斯外省地主肖像画廊。通过对地主种种丑恶嘴脸的生动描写，作者令人信服地表明，俄国农奴制已到了气息奄奄的垂死阶段。《死魂灵》以俄国“病态历史”而震撼了整个俄罗斯。它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对俄国封建农奴制度的无情揭露和批判，而其批判的深刻，在俄国长篇小说中，果戈里是第一人。所以《死魂灵》历来被认为是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品。
继《钦差大臣》之后，《死魂灵》再次震撼了俄罗斯。果戈里被迫再次出国。后来他长期侨居国外，脱离了国内先进文学界，思想发生了逆转。他企图续写《死魂灵》第二部，希望在里面写几个好地主，树立俄国地主的正面形象，把乞乞科夫写成弃恶从善，终未成功。1852年他在病中将稿件付之一炬，不久辞世。
炼狱圣徒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19世纪俄国文坛上一颗耀眼的明星，与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齐名，是俄国文学的卓越代表。他走的是一条极为艰辛、复杂的生活与创作道路，是俄国文学史上最复杂、最矛盾的作家之一。他的创作独具特色，在群星灿烂的19世纪俄国文坛上独树一帜，占有着十分特殊的地位。
182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在莫斯科的一个医生家庭。父亲在军队中担任医官时，取得贵族身份并拥有两处不大的田庄，但家境并不宽裕。他从小就跟着父亲住在平民医院，接触到的全是贫苦的病人。这对他后来的思想和创作，都有很大的影响。
由于家庭贫穷，他在上完三年寄宿学校以后，就进了彼得堡一家军事工程技术学校学习。但他对工程技术工作并不感兴趣，毕业后一年就申请退职，离开了工程局绘图处。从此他就走上了职业作家的道路，专门从事文学翻译和创作。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潮影响下，他醉心于空想社会主义，参加了彼得堡进步知识分子组织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革命活动，与涅克拉索夫、别林斯基过往甚密。退职后的1846年，他继承并发展了普希金《驿站长》和果戈里《外套》写“小人物”的传统，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穷人》，对他们在物质、精神上备受欺凌、含垢忍辱的悲惨遭遇表示深切同情，唤醒人们抗议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小说一出版，即轰动文坛，受到读者的普遍赞扬。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称之为“社会小说的第一次尝试”。
这以后，他又先后写出了《双重人格》、《女房东》、《白昼》和《脆弱的心》等几个中篇小说。而它们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林斯基分歧日益加剧，乃至关系破裂。后者认为上述小说流露出神秘色彩、病态心理以及为疯狂而写的疯狂倾向，“幻想情调”使小说脱离了当时的进步文学。
1849—185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沙皇政府逮捕并流放西伯利亚。10年苦役、长期脱离进步的社会力量，使他思想中沮丧和悲观成分增加，从早年的空想社会主义滑到“性恶论”，形成了一套以唯心主义和宗教反对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以温顺妥协反对向专制制度进行革命斗争的矛盾世界观。
非人的苦役和充军生活，严重地损害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体。他原本就体质孱弱，并患有癫痫病，现在病情变得更加严重，经常歇斯底里大发作。这一严重的疫病，以后一直未能治愈，伴随作者终生。在经过了漫长的监禁生活后，他才因病获准离开部队，回彼得堡定居。这时，他已年过37岁，可以说他的整个青年时代，都消耗在军营和苦役之中。他刚刚开始的创作，也因此而中断达10年之久。
流放回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继续拿起笔进行创作。经过了长期身体和心灵折磨的他，已经没有了以前批判的锐气，创作也转向了心理悲剧。从1861年起，他先后发表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死屋手记》、《罪与罚》、《白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作品。1866年发表的《罪与罚》，为作者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1880年发表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作者哲学思考的总结。作者以巨大的艺术力量描写了无耻、卑鄙的卡拉马佐夫家族的堕落崩溃。对颠沛流离、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们表示深厚的同情，但也流露出消极的一面，例如认为只有皈依宗教才能保全道德的价值，只有宽恕和仁慈才能拯救人类社会等说教。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心理描写的专家，醉心于病态的心理描写，不仅写行为的结果，而且着重描述行为发生的心理活动过程，特别是那些自觉不自觉的反常行为、近乎昏迷与疯狂的反常状态。而人物的思想行为反常，恰恰又是他作品的特点。他对人类肉体与精神痛苦的震撼人心的描写是其他作家难以企及的。他的小说戏剧性强，情节发展快，接踵而至的灾难性事件往往伴随着复杂激烈的心理斗争和痛苦的精神危机，以此揭露资产阶级关系的纷繁复杂、矛盾重重和深刻的悲剧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善恶矛盾性格组合、深层心理活动描写都对后世作家产生深刻影响。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生活的重压下从事创作的。兄弟欠下的债款，需要他偿还，前妻带来的儿子，不从事任何劳动，因此他经常债台高筑。为了还债，为了生活，他不得不疯狂地进行写作，有时歇斯底里发作之后不久就拿起笔来写作。他的夫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多次写到他创作时的苦况。由于有着沉重的债务，他经常主动上门向各家杂志投稿，这样一来，他得到的稿酬就比那些生活有保障的作家如屠格涅夫、冈察洛夫等人的少得多。往往只有他们所得的1/3，比如作者的《罪与罚》在《俄罗斯导报》上发表后所得的稿酬为每印张150卢布，而屠格涅夫在同一家杂志上发表的小说却是每印张500卢布。为了多挣点钱来还债，他的夫人也不得不亲自出马，经营出版和推销他的作品。即便如此，他仍然没能彻底摆脱贫困。还清债务后，不到一年他就去世了。
他多次出国，先后到过德国、瑞士、意大地、奥地利、捷克等等国家。1867年续弦以后，他第一次偕新婚夫人出国，原来打算短居3个月，结果却一住4年。他在国外写出了长篇作品《白痴》与《群魔》，以及一些中短篇。但在国外，他染上了赌博的恶习。也许与他的病有关吧，他嗜赌成癖，经常钱一到手，就去赌场，而一赌又几乎次次输得精光。没钱去赌时，就歇斯底里大发作，甚至痛哭嚎啕，对着夫人下跪。可以说他是一名病态的赌徒。直到晚年他才痛下决心，戒掉嗜赌的恶习。
文学泰斗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的朋友，法官柯尼讲给他听一件真实的事：
有个上流社会的年轻人，在充当法庭陪审员时，认出一个被指控犯盗窃罪的妓女就是他亲戚家的养女。他曾诱奸这个姑娘，使她怀了孕。收养她的女主人知道这事后，把她赶出了家门。姑娘生下孩子后就把孩子送给育婴堂，而自己从此堕落，最后落入下等妓院，当了妓女。这个年轻的陪审员认出她就是被他糟蹋过的姑娘后，来找法院检察官柯尼，告诉他自己想同这个妓女结婚以赎罪。柯尼非常同情这个年轻人，但劝他不要走这一步。年轻人很固执，不肯放弃自己的主意。没想到，婚礼前不久，那妓女竟得伤寒病死了。
这个故事像一颗种子落入了托尔斯泰肥沃的心田里，经过若干年的酝酿后，终于成为一株参天大树。这就是《复活》产生的渊源。
列夫·托尔斯泰是19世纪俄国最伟大的作家，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在世界文坛上，他有广泛的影响，是不多的几个泰斗式人物。他的几部著作，如《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是世界文学史上不朽的作品。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主要反映了俄国从1861年农奴制改革到1905年革命爆发这一段时间里的现实生活。把他的创作活动和俄国社会革命联系起来考察，列宁提出了“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的论断。
托尔斯泰出生于一个农奴主贵族家庭。1840年入喀山大学学习，受到卢梭、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影响。1847年退学回故乡在自己领地上作改革农奴制的尝试。1851～1854年在高加索军队中服役并开始写作。1854～1855年参加克里米亚战争。几年军旅生活不仅使他看到上流社会的腐化，而且为以后在其巨著《战争与和平》中能够逼真地描绘战争场面打下基础。1855年，他来到了彼得堡，不久写出了自传体小说《童年》，在当时著名的《现代人》杂志上发表，使他一举成名。《童年》得到了当时文学天才屠格涅夫的赏识，二人从此成为一对至交。尽管后来出现过二人险些要用猎枪决斗的事情，但他们的友谊一直维持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
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先后创作出了《少年》、《青年》，接着又写了《一个地主的早晨》。《少年》、《青年》与《童年》被合称为托尔斯泰的自传体三部曲。这些作品，反映了托尔斯泰对贵族命运的思考和对解决社会矛盾的探索。
1857年托尔斯泰出国，看到资本主义社会重重矛盾，但找不到消灭社会罪恶的途径，只好呼吁人们按照“永恒的宗教真理”生活。这些观点反映在其短篇小说《琉森》之中，后又创作了探讨生与死、痛苦与幸福等问题的《三死》、《家庭幸福》。
1860～1861年，为考察欧洲教育，托尔斯泰再度出国，并结识了赫尔岑，听狄更斯演讲，会见普鲁东。他认为俄国应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想社会；农民是最高道德理想的化身，贵族应走向“平民化”。这些思想鲜明地体现在其中篇小说《哥萨克》之中。
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托尔斯泰一度担任了地主和农民纠纷的调解人，并在家乡试办农民子弟学校，试图调和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农奴制改革虽然没有真正解决农民问题，但却使俄国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随着社会矛盾的变化，托尔斯泰的思想也发生了改变。1869年，托尔斯泰写成了长篇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这是其创作历程中的第一个里程碑。小说以四大家族相互关系为情节线索，展现了当时俄国从城市到乡村的广阔社会生活画面，气势磅礴地反映了1805～1820年之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1812年库图佐夫领导的反对拿破仑的卫国战争，歌颂了俄国人民的爱国热忱和英勇斗争精神，主要探讨俄国前途和命运，特别是贵族的地位和出路问题。小说结构宏大，人物众多，典型形象鲜活饱满，是一部具有史诗和编年史特色的鸿篇巨著。
1873～1877年，他经12次修改，完成了第二部里程碑式巨著《安娜·卡列尼娜》。小说主要反映了农奴制改革后俄国复杂的社会矛盾。书中主人公列文的一句话生动地说明了这个时期俄国历史变动的特点：“现在在我们这里，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在这本小说上，托尔斯泰的小说艺术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随着俄国社会矛盾的日益发展，托尔斯泰的思想逐渐转移到了农民的立场上来，并最后和贵族阶级决裂。《忏悔录》就是他这一时期思想的反映。1881年，托尔斯泰迁居到了莫斯科。这以后，他参加法庭审判，调查平民区，走犯人监狱、法庭、教会，加深了对俄国社会矛盾的认识。后来他自动放弃了伯爵的头衔，拒绝当陪审官，并按农民的方式来生活。他身穿粗布衣服，脚穿树皮鞋，每天早起劈柴担水，开始实践他的平民思想。有一次，托尔斯泰沿铁路徒步旅行，在一个三等候车室被一位坐在车上的老太太认作了普通人，她支使托翁为她到候车室取回一个提包，并付给托翁一枚铜板作为小费。当有人告诉那位太太，这位流浪汉打扮的人乃是大名鼎鼎的托尔斯泰时，太太明白自己做下了蠢事，急忙恳请托翁原谅，并要求收回那一枚铜板。托翁回答她：“您干嘛这么激动？您又没做坏事。……这个铜板是我挣来的，我得收下。”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他完成了自己第三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复活》。《复活》是他长期思想、艺术探索的总结，也是对俄国社会批判最全面深刻、有力的一部著作，成为世界文学不朽名著之一。
喜剧大师莫里哀
莫里哀是法国17世纪古典主义文学最重要的作家，古典主义喜剧的创建者，欧洲最杰出的喜剧家之一，在欧洲戏剧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莫里哀原名若望—巴蒂斯特·波克兰，莫里哀是他的艺名。他生于巴黎一个具有“王室侍从”身份的宫廷室内陈设商家庭，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贵族教育。莫里哀童年时代常随外祖父观看民间戏剧的演出。上中学时，他学习了拉丁文。传说他曾听过唯物主义哲学家伽桑狄讲学，人们以此解释他的喜剧中的自由思想。
长大后，父亲要他学法律，继承他的商业，莫里哀却只想以戏剧为终生事业。1643年，他向父亲宣称放弃“王室侍从”的世袭权利，和一些青年戏剧爱好者一起组织了“光耀剧团”。剧团惨淡经营，莫里哀还曾因负债而被指控入狱。后来，他不顾当时蔑视演戏的社会风气和家庭的反对，毅然与伙伴们一起离家出走。1645—1658年，他们走遍法国。在此过程中，莫里哀长期深入生活，加深了对法国社会的观察和理解，也磨练了他戏剧艺术的才华。由于他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编写演出了一系列很有影响的喜剧。最后，莫里哀作为剧团的领导人重返巴黎，在卢佛宫演出他在外省编写的《多情的医生》，非常成功，路易十四因此要“光耀剧团”留在巴黎。此后，他一直在巴黎进行创作演出。
莫里哀生活在资产阶级勃兴、封建统治日趋衰亡的文艺复兴时期。他同情劳动人民，笔锋所向，揭露的是昏庸腐朽的贵族，坑蒙拐骗的僧侣，无病呻吟的地主，冒充博学的“才子”，还有靠剥削起家而力图“风雅”的资产者，利欲熏心、一毛不拔的高利贷者。他从各个侧面勾画出了剥削阶级的丑恶形象。他笔下的正面人物，常常是那些被嘲讽者的仆人、佃户、工匠，这些人总是以高妙的手段使对方当场现形，让剥削者在观众的哭声中受到批判。
莫里哀共留下33部剧作和8首诗。《可笑的女才子》、《丈夫学堂》、《太太学堂》、《达尔杜弗》（又名《骗子》）、《堂璜》、《愤世嫉俗》、《吝啬鬼》等，都是广受世界各国人民喜爱的佳作。
在莫里哀的戏剧作品中，《达尔杜弗》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莫里哀的最大成就，在欧洲喜剧里有很高的地位。达尔杜弗是个手段灵活的宗教骗子，披着虔诚的天主教徒的外衣，进入了奥尔贡的家。奥尔贡和他的母亲白尔奈耳太太受了他的蛊惑，把他看作圣人，颂扬他，供养他。达尔杜弗则尽其所能，在一些琐屑事情上表现他的“崇高”的宗教德行。有一天他祷告的时候捉住一个跳骚，事后还一直埋怨自己不该生那么大的气，竟把它捏死了。奥尔贡对他五体投地，打算把爱女嫁给他，把财产托付给他，把不可告人的政治秘密告诉他。由于达尔杜弗的挑拨，奥尔贡狠心驱逐自己的儿子，剥夺其财产继承权。他想不到他所敬爱的“上帝的意旨”的执行者原来是一个卑鄙的小人。达尔杜弗竟然想勾引奥尔贡的妻子艾耳密尔，他对艾耳密尔说：“如果上帝是我的情欲的障碍，拔去这个障碍对我算不了一回事。”他的罪行被揭穿后，他不但企图霸占奥尔贡的全部财产，还打算利用奥尔贡出于信任而交给他的政治文件来陷害对方。他厚颜无耻地说，他所以这样做，都是为了上帝，为了国王。他用上帝和国王来遮盖他的邪恶的心灵。
17世纪60年代，法国专制政体越来越反动，宗教伪善几乎遍及整个上层社会，其中包括天主教会的大主教和其他高级僧侣，以及王太后为首的许多皇亲国戚和达官大臣。达尔杜弗就是这些伪善信士的典型形象。《达尔杜弗》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它的概括性很强，直到现在，“达尔杜弗”这个名字不但在法国，而且在欧洲许多国家的语言中已成为“伪善”的同义语。
《达尔杜弗》第一次在凡尔塞宫试演时只有三幕，它的尖锐讽刺触犯了圣体会和那些支持圣体会的贵族。他们在路易十四面前攻击莫里哀，说他反对宗教。不久，《达尔杜弗》被禁止演出。莫里哀三次修改剧本，先后两次向路易十四上陈情表，甚至以不再写喜剧来劝说路易十四，但禁令仍未解除。5年后的1669年，《达尔杜弗》才第一次公开演出，获得很大成功，从此成为莫里哀的最受观众欢迎的剧本。
《吝啬鬼》也是莫里哀的优秀喜剧之一，讽刺资产阶级贪财如命的本质。阿尔巴贡是个靠放高利贷发财的资产者。他在儿女面前装穷，嫌他的儿子在穿着打扮上花钱，教他拿赌博赢来的钱去放高利贷。关于女儿的婚姻，他考虑的是对方要不要陪嫁。他放高利贷，想不到借债的人就是自己的儿子。他想续弦，却成了儿子的情敌。这些偶合场面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常见的，但莫里哀运用起来却大大加深了喜剧气氛，深刻反映了资产阶级人与人之间在金钱面前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他埋在花园里的一万金币被偷后，他痛哭流涕，几乎想以身殉钱。他闹翻了天，把家里所有的人都看成贼，要求开动国家的一切统治机器，替他找回他的“命根子”。莫里哀很出色地用喜剧夸张的手法，把阿尔巴贡的吝啬性格烘托出来。
莫里哀是位喜剧大师，但是他的死却是一场悲剧。为了维持剧团开支，他不得不带病参加演出。1673年，在演完《没病找病》最后一幕以后，莫里哀咯血倒下，当晚就逝世了，终年51岁。由于教会的阻挠，他的葬礼冷冷清清。
法兰西诗神雨果
雨果将《悲惨世界》的手稿寄给了后，过了一段时间还没有回音。于是就给去了一封信，内容只写了：“？———雨果。”
很快，他就收到一封的回信，内容也只有：“！———编辑室。”过了不久，轰动世界的《悲惨世界》便与读者见面了。这两封信，被称为“世界上最短的信”。两个标点符号，把他们之间要表达的意思完全表达出来了，这不能不使人拍案叫绝。
维克多·雨果是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是法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雨果至今仍然享有极高的声誉，在法国和世界文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他的一生几乎跨越整个19世纪，他的文学生涯达60年之久，创作力经久不衰。他的浪漫主义小说精彩动人，雄浑有力，对读者具有永久的魅力。
雨果1802年生于法国南部的欠尚松城。祖父是木匠，父亲是拿破仑手下的军官，曾被拿破仑的哥哥西班牙王约瑟夫·波拿巴授予将军衔，是这位国王的亲信重臣。
雨果在中学时代就对文学发生了浓厚兴趣。他的文学活动是从他为《文学保守派》杂志写稿开始的。由于家庭的影响，雨果最初的诗歌大都歌颂保王主义和宗教。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汉·伊斯兰特》获得了小说家诺蒂埃的赞赏。与诺蒂埃的结缘，促使雨果开始转向浪漫主义并逐渐成为浪漫派的首领。1827年雨果为自己的剧本《克伦威尔》写了长篇序言，即著名的浪漫派文艺宣言。在序言中雨果反对古典主义的艺术观点，提出了浪漫主义的文学主张，坚持不要公式化地而是具体地表现情节。他特别宣扬了真善美与伪恶丑对照的原则。这篇序言在法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浪漫主义是法国19世纪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文学流派。雨果以他的剧本打破了古典主义戏剧用理性压制感情，只歌颂王公贵族的清规戒律，提出了将滑稽丑怪与崇高优美进行对照的审美原则，使爱情压倒了理性，最终推翻了古典主义的统治地位。他的浪漫剧《欧那尼》在1830年上演的时候，拥护古典主义和支持浪漫主义的两派观众在剧院里大打出手，史称“欧那尼事件”，这就是浪漫主义战胜古典主义的标志，27岁的雨果也因此成为浪漫主义的领袖。此后浪漫主义进一步发展和分化，产生了巴尔扎克、司汤达、左拉等享誉世界的伟大作家。可以说，他们所代表的流派都是由浪漫主义派生出来的，而如果没有雨果和他领导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是不可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的。
雨果创作的重要意义，还在于他的作品配合了现实的政治斗争。
雨果早期的小说《巴黎圣母院》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叙述的是一个发生在15世纪的巴黎的故事。吉卜赛女郎爱斯梅拉达在街头卖艺，巴黎圣母院的副主教克洛德·弗罗洛对她心存邪念，指使圣母院里奇丑的撞钟人卡西莫多劫持了她，结果她被弓箭队队长费比斯救出，并且成了他的情人。弗罗洛出于嫉妒，乘他们幽会时刺伤了费比斯，并且嫁祸于爱斯梅拉达，使她被判处死刑。卡西莫多对爱斯梅拉达怀着爱慕之情，在行刑时把她抢救到圣母院里藏在钟楼上。弗罗洛在再次威逼爱斯梅拉达遭到拒绝后，把她交给官兵去行刑。卡西莫多出于义愤，把弗罗洛从钟楼顶上推下来摔死，自己抱着爱斯梅拉达的尸体逃入墓地自尽。小说在政治上揭露了天主教会的虚伪和黑暗，抨击了封建司法制度的不公和残酷；在艺术上则集中体现了雨果的“美丑对照”原则：道貌岸然的副主教弗罗洛心如蛇蝎，而外形丑陋的敲钟人卡西莫多却善良高尚，人物性格的夸张充分显示出浪漫主义的色彩。
雨果后期的作品与现实的结合更加紧密。拿破仑第三复辟以后，他被迫在国外流亡了19年，在流亡期间写出了《小拿破仑》等珍贵檄文，以及《惩罚集》、《凶年集》等气势恢宏、感情奔放的动人诗篇,吹响了反对专制统治、歌颂光明和进步的斗争号角，从而成为法兰西不朽的民族诗人。而他历时16年才完成的巨著《悲惨世界》，则完全体现了他的人道主义理想。主人公冉阿让由于偷了一片面包而在牢里被关了19年，出狱后在宽大为怀的卞福汝主教的感化下改过自新，改名为马德兰。他发财致富后乐善好施，当上了市长，并且拯救了沦为妓女的女工芳汀。这时警方断定一个小偷就是冉阿让，他为了不连累别人就挺身而出，在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后被捕，芳汀因此惊吓而死。后来冉阿让利用抢救一个海员的机会假装坠海死去，在经历了无数苦难之后，他终于把芳汀的私生女柯赛特抚养成人。小说通过对穷人苦难的真实描绘，对社会的黑暗和司法的不公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宣扬了仁慈博爱可以杜绝罪恶和拯救人类的人道主义思想。正如他在序言中指出的那样：“只要本世纪的三大问题———男人因穷困而道德败坏，女人因饥饿而生活堕落，儿童因黑暗而身体羸弱———还不能全部解决，只要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愚昧和穷困，那么这一类书籍就不是虚设无用的。”正因为如此，《悲惨世界》才堪称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范，才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雨果的创作道路长达60年之久，几乎贯穿了整个19世纪。他在生前出版了19卷诗歌，身后又经人整理出版了6卷，总共约有22万行、1000多万字。他的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有300万字之多。他写了9个剧本，还有10多卷政论、随笔和游记。因此在法国人的心目中，雨果是一位诗人、戏剧家和小说家。
现代小说之父巴尔扎克
巴尔扎克曾雄心勃勃地宣称：“他（拿破仑）用剑开创的事业，我要用笔完成。”巴尔扎克创造了一个完美的第二世界，他征服的精神疆土比拿破仑征服的物质世界要辽阔得多，所以他是一个更伟大的英雄。雨果在《巴尔扎克葬词》中这样评价巴尔扎克：“他的作品比岁月还多……在最伟大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名列前茅者；在最优秀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佼佼者之一。”
巴尔扎克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他一生创作了96部长、中、短篇小说和随笔，总名为《人间喜剧》。其中代表作为《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100多年来，他的作品传遍了全世界，对世界文学的发展和人类进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誉为文学史上的拿破仑。马克思、恩格斯称赞他“是超群的小说家”、“现实主义大师”。
巴尔扎克1799年出生于一个法国大革命后致富的资产阶级家庭，法科学校毕业后，拒绝家庭为他选择的受人尊敬的法律职业，而立志当文学家。为了获得独立生活和从事创作的物质保障，他曾试笔并插足商业，从事出版印刷业，但都以破产告终，他因此债台高筑，拖累终身。这一切都为他认识社会、描写社会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他不断追求和探索，对哲学、经济学、历史、自然科学、神学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积累了极为广博的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