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宪法第四章的章名“国旗、国徽、首都”修改为“国旗、国歌、国徽、首都”；.9
这是从根本上解决两极分化问题的必由之路，不仅农村，而且城市，整个中国，都必须走上这条道路――建设现代福利国家。这是现代中国社会必须实现的分配正义和人道文明，中国政府必须为实现这一目标进行相应的制度设计。
有人认为，现在提福利国家为时尚早。恰恰相反，现在开始起步正当其时――这既是实现必需的分配正义和人道文明，帮助每一个公民过上不失尊严的生活，保持稳定以推进和平演变的需要；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培植大多数人口的有效需求、促进生产――消费的链条在不同经济梯级之间保持良性循环、维持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需要。当然，这不是一蹴可就的，而是需要10――15年才能完成的社会工程。
当然，这一现代福利体制的制度设计，必须吸取欧美福利国家的经验教训，要防止出现福利养懒的病态局面，注意运用各种杠杆对劳动、进取、自立、奋斗进行机制性的激励。
在现代市场社会，人们能够接受而且应该接受合法的合理的建立在劳动能力和业绩的差异基础上的结果不均等，但是，必须以起点上的机会均等（如真正的人权和完全的经济自由）为前提，必须对终点的差距进行福利平等的补偿和矫正。
如果说市场经济社会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的话，我们不要官僚、特权、裙带资本主义，不要残酷的原始积累的资本主义，我们需要的是正义的、人道的、平等的资本主义，需要的是福利资本主义。
8，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将再次从农村首先开始
停止向农民抽血，放弃每年3000亿税费中的大部，反过来在国民财富的分配上为农村大笔输血，用于建设基本福利，是上述“人权+市场经济+福利体制”的农村社会改革方案中的经济基础。
这样做，既得利益集团不会同意，国家主义的中央集权体制不会同意。这样做了，3200万县乡吃财政饭的人员的开支从何而来？谁来替代他们，在这个似乎处处充满不可*成分的农村社会维持统治秩序？但是，已经有充分的理由证明，非得这样做不可。为此，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现行的中央集权体制，是无法用来推行真正的政治改革的，因为要改革的正是中央集权体制本身。
在由中央政府首倡力推的农村村民自治问题上，已经显示出，中央集权体制以及这种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对于实质性改革是坚决阻挠的。因为真正的村民自治必然削弱乡镇对村庄的控制，与中央集权制产生结构性的冲突。所以现今的村民自治效果可想而知。
真正的政治改革，不是中央集权体制框架下狭隘的“机构改革”，它的核心，是给象村民自治和中央集权制之间发生的结构性冲突这样实质性的矛盾以一种根本的制度解决，从法律角度厘定国家与社会的主要关系。
农村社会的民主和自治，是国家和社会分权划界的历史大潮的一个主要部分之一。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的。我们不能被改良主义的话语所误导，在“村民自治”这个局部的狭小的空间着力，我们应该一步直抵大本大源，研讨实现整个农村社会的民主和自治的操作路径。选举应由村庄推广到乡镇，推广到县城。这必然地要对中央集权体制伤筋动骨。
真正的选举（包括村官选举），直接改变了权力的合法来源：当选者的合法权力，乃是由选民授予，而不是由中央集权体制中的上级授予。在选举所及层次，中央集权体制的权力命令失去了合法性。选举每上达一个层次，就意味着本层次中央集权体制的冰消雪融。
这不过是通过实例显示出民主的一种题中之义：民主首先解决的是，政治权力的合法来源问题。从政治管理系统角度来看，民主是作为选民的人民自下而上的授权，它与中央集权体制自上而下的授权乃是根本对立的。所以，民主的实现必然地意味着中央集权的解体。
在中国实行民主，不仅是对于1949年以来的极权的或者后极权的中央集权体制的革命，而且是对于秦朝实行郡县制以来的中央集权体制的革命。这是地地道道的二千年未有之变局。
看了今天中国农民被中央集权体制盘剥和践踏的真实状况，就知道中国古代王朝是怎么崩溃的。幸亏有了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我们不仅可以避免历代王朝末期大崩溃的惨局，还可以避免解放前那种残酷的阶级斗争，通过和平演变根治农村危机。
只有实行民主政治，才能制止中央集权体制向农民的强行抽血，才能“牺牲”掉以从事“不劳动的劳动”和“反劳动的劳动”为主业的县乡机构中三分之二以上的冗员。
在民主政治中，县乡政府将象村民自治中那样实行直选。在乡镇政权中，可以采用临时性的各村村民代表和农会的联席会议，对于乡镇长的财务和业绩进行监督，将监督结果逐月公布，并代表农民主持乡镇长一年两度在全乡镇选民大会上的述职。在县级政权中，将民选出一个县议会，用于代表本县人民掌管财权，并监督民选的县政府的行政运作。
民主政治将剥夺县乡政权“管”农业的权利，让政府成为法治下的有限政府，把资源集中用于推进现代社会福利体制建设，用于公共道路、社会治安、土地管理、水利管理、公共建筑等社区公共服务。
民选的县乡政府将成为民间自治的大社会中的“小政府”，许多政府原来僭越的经济事物和社会事物的权力，将交还给农民自治组织――农会、各种专业行会、合作经济组织、社会服务社团等。民间组织将越来越在农村社区生活中唱主角。
通过民主政治，县乡政府的合法权利将来自农村选民，中央集权体制以前非法和过度集中的权力将让渡给民间社会，这是继联产承包制消解极权主义经济（当然还需下一步“土地共有+人权+经济自由”给以完全消解）之后，消解极权主义政治的关键步骤之一。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将再次从农村首先开始，层层向上递进，实在是实际的迫在眉睫的需要使然。这样操作，也更加稳健，更容易让社会接受。
农民负担重在哪里?
说起农村问题，大家差不多都能想到农民负担。对此，中央三令五申务求减轻，地方政府也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社会各界普遍关注。一句话，农民负担重了。笔者身为局中人，以平日的所观所想，试作浅析。
1、农民支撑基层政府和地方事业发展成本过高。按目前体制，村级组织和乡镇人员工资都是由自己解决。在贫困农村就是演变为农民供给。按我们地区负担水平计算，每100农民要负担1名村干部，每40农民要负担1名乡干部。这是人头经费，还有办公费的支出等，仔细算起来，负担就不轻。我们地方人员编制控制较紧，据测定，许多地方远远超过这样的比率。象近期媒体报道西部某县9个农民供给1名财政人员，那么农民这方面的负担也比我们地方重。乡镇是最基层的人民政府，一级政府一级财政，所需地方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农民的负担。社会保障、义务教育、交通建设、民兵训练等等，上级政府和部门只能给予少量的补贴，投资主体还是农民，但往往其受益权又归部门占去了。所谓“人民公路人民建，建好公路为人民。”就是一例。公路建起来了，有了规费收入，公路局、交警队争先恐后拿去“以路养路”。政府的收入主要*税收，农村经济基础普遍薄弱，税源有限，但又要运转和发展，客观上也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我国实行分级办学体制，谁家的孩子由谁抱，乡镇政府为义务教育也是劳碌奔波。以我镇为例，每年仅教师工资需320万元，而每年的工商税收才102万元，教师的工资不能不发，社会公益事业不能不搞，余下的缺口只能从农民手里拿钱补。其实农村的工商税收大多也是农民中的从业人员交纳的。他们农闲时务工经商，农忙回家种地，为地方交纳两种税款。尽管如此，教师工资往往不能按时发放，教师有意见，农民负担重，更有意见。据统计，农民支付上述负担占到整个负担的80%左右。
2、农业生产效益低下凸现农民负担不轻。按目前计算农民当年纯收入方法，农民收入中有很大一部分不是来自农业。当前我国大多数地方农业生产出现地区性、结构性矛盾，农产品相对过剩，导致销售不畅，如卖猪难，粮价*等，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上交各种税费就有一种无奈的情绪。如果减轻了负担就意味着增加了收入。但政府各项支出并不能因为农民减收而减少，农民必须照样负担不误。象今年我们许多地方的农民辛辛苦苦种西瓜，到头来只卖0.1元/斤，仅够运费，西瓜也真是生不逢时。一个生产季节就这样白费力气地过去了，无钱可赚，负担却不能因此减轻。农业生产效益不好，直接导致粗放经营或农田抛荒。这样一来，农民上交税费，就*外出打工或其他途径的收入来支付。农民工干的多是力气活，远离家乡和亲人挣得的辛苦钱还要弥补农业生产的亏损，即使负担不重农民也感觉重。
3、农民负担重所表现的另一个特点是负担不均。在农村，不管你是正在上学的小孩子，还是白发苍苍的老大爷，只要你是农业户口，有了责任田，就有一份负担。这些没有劳动能力的人本来就是家庭的供养对象，他们却要上交农业税费。责任田你不想种，退也退不了，无人接收。这笔负担最后还是由家庭劳动力来担负，能说负担不重吗？负担不公还表现在税费均摊上。我们知道农业生产条件各个地方不同，农民投入产出比也不相同，但往往负担一样。我们把目光稍稍放远一点，就不难发现，离退休老人有退休金。农村的老人要为国家负担，城里的老人国家要为他们负担。这样就无法比较了。这里我有一个小小的想法，农村超过劳动年龄的老人是否不用负担农业税费，供大家探讨。因此农民喊负担重不光是客观存在，而且还有一些复杂的主观情绪。
综上所述，农民负担重既有体制上的原因，也更受制于经济基础的薄弱。减轻负担仅*乡镇政府还远远不够。我们安徽进行的农税改革，初步遏制了农民负担上升的势头，并且总量上有所下降，这是一个好的探索，同时我省正在进行机构改革，乡镇干部分流、下岗、提前退休，力争减少财政供给人数。这些措施对减轻农民负担都有非常积极的意义。所以为农民减负，要全社会的努力，也是全社会的期盼。
农民问题与中国的政治生态
在时下关于农民问题的激烈讨论中，常常牵涉到对政府作为的分析，并且不免浓厚的情绪浸染其中，而冷静的、具有建设性的分析似乎并不充分。已经有学者提出农民问题之政治方面的深刻背景，从而将话题引入一个更有前景的领域。笔者所学非关政治学，但也深深认同从敏感的政治视角切入问题的必要性。
因为，既然制度在其中的作用、从而制度设计者的政府的作为被公论认为已如此至关重要，政治上的分析也许就不可避免。而尤其重要的是，站在政府本位的立场看问题，这种政治上的分析才会是具有主体性和成为可操作的。从高度务实的角度说，政府不得不在众多彼此冲突的利益集团之间寻求妥协而得以运作，所以，中国的农民问题，其政治上的根源一定在于，农民在政治上作为一个利益集团是最软弱无力的。在政治决策上也就顺理成章的在某种程度上被忽视。强势利益集团所要求的、眼前的利益，对于一个“政治人”（模仿“经济人”之说）的政府来说，往往是最真实和难以抗拒的。来自早已坐大的各种利益集团的巨大压力，并非政治家的个人良知和施政能力所易于对付的。建国以来城乡二元的统治方式下，可能因决策者出于稳定考虑而致的农村民主化进程的严重滞后，更使农村和农民的声音为二十年来大大成长起来的集中于城市的势力发出的喧嚣所淹没。因此，农民的政治地位在二十年来的显著失落当然会使今日的农村和农民问题变得触目惊心。
作为理性、追求全民族复兴的政府，应当看到农村和农民问题早已不是一个单纯的“公平”问题了。农民是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在政治上的地位如此之低，所导致政治架构的失衡可就大有意味。完全抛开纯粹道德层面的讨论（这种讨论很难有多少操作性），仅从政府维护自身权威和着眼长远的视角观之，也足以见其条理。
政治架构的严重失衡必会导致经济上基本结构的失衡，从农村购买力低下所导致的通货紧缩可见一斑，进一步考察，农村和农民问题如不逐渐解决，必定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不能逾越的障碍。关于这一点，诸多论者已经达成相当程度上的共识，而要寻得实实在在、立竿见影的解决之道则仍然显得渺茫。事实上，寻求政治上稳定的动机在此不能得到直接的共鸣，而从经济视角所看到问题的复杂性却足以使其望而却步，故这种分析很难促成、甚至实际上阻碍着政治上采取行动的可能性。
所以，对于政治人的立场而言，从政治稳定的长远甚至当下的要求讨论农民问题的严重意蕴，才会是足够切题的。于是，这样提出问题也许更有设身处地的说服力――放任当今农民问题的恶性发展，政府就将注定失去将农民这一最大的弱势利益集团作为筹码而可能拥有的政策空间，政府作为将变得日益局促，甚至最终可能被少数利益集团所“绑架”。这似乎是一种迂远的杞人之忧。然而拂之不去的直觉告诉我们，政治生态的完全失衡如同自然界生态系统的失衡一样，必定会导致大混乱的危险。这其实是不能回避的问题。简洁地说，容忍剥夺和压制农民权利，容忍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因为组织资源的极度匮乏而成为高度组织化的强势利益集团的牺牲品，使政府失去制衡和约束强横的少数利益集团的筹码，中央政府就终将陷入被后者挟持的危险中。事实上，容忍对农民的压迫和农村贫困化，以至其陷于绝对的弱势地位，如同漠视对国有资产的侵夺一样，会使其成为另一种异化势力成长的温床，一种被动的腐蚀剂，正如被弃置的肉反成为滋生蛆虫的原料一般，肉不烂尽，蛆生不止。于是，积弱的农民短期内的确并不会成为政权的直接威胁，但必定会曲折的、以简直是反讽的方式造成危机四伏的境地。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正是强调政治的微妙，强调要照顾到每一个方面，并在其间保持平衡；而不能只是看到一面，固执于一极。没有一个多元的政治架构（何况农民的巨大人口比例），政府的生存空间和操作空间就极易于受到挤压，难以左右逢源。因此，多元和平衡的政治生态才是理性政府的明智选择。扶持弱势集团而制衡强势集团，在多种力量的角逐中周旋而左右逢源，使政府处于强有力的地位，从而保证政府的持续强势生存，向来被证明是具有政治远见的做法，也是中国国情的要求。所谓中央政府权威的相对式微，往往是由于基层和地方权势集团的坐大所导致，而不是直接因为民众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冲突。关键之处正在于此。若政府没有造成少数既得利益集团必须有所顾忌的集团制衡的局面，就只好在其有形无形的挟持下、因其力量的迅速壮大而相对落到弱势地位，诸多政治理想也就难以越过重重阻力而得实施。腐败势力则会恣意繁殖，挟其盘根错节之势而不惮对抗中央政府，最可能的是以消极的不作为使中央政府无法令行禁止，以满足其特殊的、无遏制因而无止境的利益要求，为此不顾政府的存亡绝续，此种情势并非耸人听闻的空想。细细想来，在看来似乎无有尽头的强势弱势急剧分化的舞台上，自然法则其实是设定了界限的。而在政治中，相信某种界限，也就必须承认类似这样基本的辨证法，这种上下之辨。或者，反过来也一样。
例如，我们常将自己和印度相比而感觉优越。而在我看来，印度的问题正是以上生态失衡后果的演示，从而让我们看出问题的可怕而足为鉴戒。印度的可悲，很大程度在于她至今不能改变的种姓制度，和庞大的*民阶级。于是，我们忧郁地看到，低种姓人群包括*民群体,从底层由下而上，以消极的、被动的方式，起着一种奇怪的、巨大的、而且是支配性的作用，成为印度社会最意味深长和最致命的诅咒。至少在短期内，任何积极有为的政治理想，要想清理这超稳定结构的、久久不流动而散发出毒气的一大池死水，都令人感到无望。无独有偶，所谓拉美化，背后的问题也不过与此类似。这种瘟疫的逐渐发作，显示出政治生态严重失衡的另一种阴柔隐晦的后果，不是强势利益集团所着意防范的从下发起的剧烈社会动荡，反而是无力反抗导致的平静的稳定，当然还有完全失去制约的另一群体的横暴，成为最深重和令人难堪的社会政治痼疾，当然，如上所提及的，经济学精心论证着的繁荣之梦在此也不会幸免于难。谁想到平等和道义竟然是这样写入经济分析的方程式、在众人的无视和漠视中以这种方式讨回自己的份量呢？
接下来的问题是――对于并没有种姓制度传统而大同理想从古有之、于今未泯的民族国家而言，是否要冒这样的风险，即在激烈变革和格局重塑的时代里，因为未能着力维持基本的政治经济生态之平衡，而在马太效应之下，出现可怕的“印度化”或“拉美化”的趋向？这又是耸人听闻吗？想一想巨大的农村人口数量，想一想麻木卑下的进城民工的表情，想一想某些飞扬跋扈的农村基层组织乃至县乡政府对农民利益的非法剥夺，对农民政治尊严的轻蔑践踏，以及农村教育的萧条，……治国者盍思之？
我们还可以说得再远些，就会碰到如今渐得其名分而又被一些反讽的现实弄得不尴不尬的制度话题吧。因为当今之世，满耳听得见人们在喊：制度！制度！
但在上述想法不可遏止的暗示下，我们不禁要斗胆表示一点怀疑：流行意义上的、当下中国语境中的制度是足够的吗？实在的，制度的建立和维持运作是需要来自利益引导的巨大力量的。没有利益集团之间比较平衡的角逐，制度的大厦绝不会建起，徒有其表的制度华屋也会马上坍塌。普遍的腐败（包括司法腐败）自有其强横的势力（几年前我看到山西绛县法院被称作“活阎王”的姚某，以其科级职衔，累累恶行，竟需****、罗干的屡次亲自批示才得处置，一审间还能享受特殊待遇，从容串供，足见中央政府的最大威胁是来自何处――它显然不是来自弱势而常常无告的农民），若无对基层民众尤其是广大农民的政治权利的扶持(通过农村基层选举的试点推广赋予其选举权；通过组织农会赋予其组织资源)，这股威胁势力将愈益壮大，如入无人之境。没有作为这股势力之对立面的广大农民在下的强有力制衡，仅*国家机器围绕缺少真实基础的制度设计去运转，如何才能够胜过它？腐败势力对中央政府已成心腹大患、燃眉之急，由于农民在政治上的相对缺位而导致的中国政治生态的严重失衡，既是最广大范围内腐败势力迅速自下而上滋生、成长和壮大的土壤，也是中央政府缺少真实的政治力量对其进行有效制约的原因所在。脱离基本利益格局和政治权利格局的调整而侈谈制度，无视基本面的政治生态失衡而幻想生硬安排一种万应灵药的制度，这徒有名分、缺少利益机制引导、被悬空的制度又会有何用？
而一切讨论的底线一定程度上就系于政府和政治家的理念了。就这一点说，我们愿意抱乐观态度。中央已将农村和农民问题列为头等大事，而它也的确是头等大事，是中央政府权威的生命所系，是中华民族的千年大计。
怎样解决“三农”问题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透视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８日在京闭幕，这是２００３年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一个重要会议，对如何贯彻十六大精神、做好农业和农村工作进行了重要部署。观察家指出，会议所确定的一系列方针显示，中国新领导人把解决“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置于新的高度，确定了新的方略，并决心开创新的局面。
“大家认为这次会议充满新气象，都感到非常振奋，”刚刚参加完会议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锡文说。他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年年开，但今年尤其重要，主要有“四新”。
陈锡文说，本次会议是在贯彻十六大精神的“新的背景”下召开的。会议要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阶段”，重点加快农村小康建设。会议强调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这是中国在新世纪新阶段解决农村问题的“重大新思路”。会议还提出了“新的要求”——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此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进行了具体部署，曾庆红、黄菊、李长春３位政治局常委也出席会议。而就在会前十多天，胡锦涛专门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农业和农村工作。
陈锡文指出，这是前所未有的，充分显示了新领导人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也表明中共中央希望在全党尽快形成这样的共识：中国全面实现小康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他说，“实际上，在中共８０多年的历史中，有一条非常清晰：能否处理好与农民的关系，是事业成败的最大关键。”
十六大上产生的中共新领导集体，负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艰巨历史使命。陈锡文说，“全面小康”是惠及十几亿人的小康，而中国的国情是，尚有６０％以上的人口在农村，他们的生活水平明显低于城市居民，差距在拉大，特别是农村还有３０００万贫困人口，有６０００万人徘徊在温饱线上。如果不加快发展农村经济，中国“全面小康”的目标就难以实现。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也认为，会议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很具新意，有全局观”。他说，“三农”问题是关系中国经济发展全局的关键，如会议所说，“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同时，也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
为实现农业现代化、繁荣农村经济和增加农民收入，本次会议要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着重抓好四方面工作：稳定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继续深化农村改革；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培育农村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参与起草会议文件的陈锡文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文件内容以往基本是分几大“块”，而这次却是以“条”为主，共有二十几条，说明中央对农村工作要求具体、明确，政策和措施也非常到位。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收入问题，而在入世背景下，中国农业也亟待提高竞争力，会议为此提出：整个农业农村工作要以推进“战略性结构调整”为中心任务。陈锡文说，“战略性结构调整”的内涵非常丰富，既要优化种植业品种、质量和区域布局，又要进一步发展畜牧水产业和加工业。而且，结构调整不仅是在农业上做文章，还要放在农村经济格局中考虑，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村二、三产业。最后，还不能在农村内部做文章，要以整个国民经济为背景，推动农民流动就业和城镇化发展。面对农村与城市在面貌上的巨大反差，会议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新增国债投资将向农村中小基础设施建设和“退耕还林”倾斜。林毅夫指出，将积极的财政政策重点向农村倾斜，改善农民的用水、用电等生活条件，对启动农村消费将发挥很好的杠杆作用，同时亦会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带动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林毅夫高度评价会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提法。他认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对中国农村建成小康社会非常重要。会议引人注目地提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今后每年新增教育、卫生、文化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以逐步缩小城乡社会事业发展方面的差距。“这是很硬的措施，将扭转社会事业经费一直主要用在城市的局面，”陈锡文说。
陈锡文认为，要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制定的方针政策，非常重要的是形成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完善体系，而不能“零敲碎打”。这一体系主要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建立完善的公共财政体系和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通过政府调度财力实现对农村发展的扶持；二是具体部门考虑问题时不能再搞“城乡二元”政策了，而要把城乡放在同等位置，或农村优先。
会议在谈到“加强和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时着重强调，要“把握国情”，“了解农村”，“尊重农民”。陈锡文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曾提出，党对待农民有两条准则——经济上要保护农民的物质利益，政治上要维护农民的民主权利。所有党员、干部只有真正把这两个准则变为行动，此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确定的大思路才能变成现实。
申论热点：依法打造执政新形象
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一项重要内容。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努力提高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能力，自觉地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越是工作重要，越是事情紧急，越是矛盾突出，越要坚持依法办事。”
一段时期以来，各地以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为契机，在依法执政、依法行政道路上做了许多积极有益的探索。
哈尔滨：行政执法有了“紧箍咒”
“依法行政、执政为民”成为近年来各级党政部门的工作重点。然而，一些行政执法单位的不作为和乱作为，与依法行政的目标相去甚远甚至背道而驰。在有些地方，一方面执法单位的执法权力在不断增大，而另一方面行政监督能力却呈现弱化的趋势。这种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现象，使依法执政面临挑战。
今年年初，哈尔滨市率先成立了政府行政执法监督局和行政效能中心，对全市600多个执法主体、3万多名执法人员进行有力监督，从而使行政许可法的贯彻实施有了新的平台，同时为行政执法部门确立了监督主体。
去年下半年，市政府制定出台了《哈尔滨市行政执法监督规定》、《哈尔滨市行政效能监察规定》等6部有关行政执法和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的政府规章，使行政监督部门在工作中有法可依。
据统计，在哈尔滨市各级行政机关做出的行政处罚中，有50%以上存在不同程度的违法问题。今年6月中旬至7月下旬，市政府法制办会同黑龙江省法制办在本市开展了对执法活动的明察暗访，重点对公安、交通、规划、土地、工商、技术监督、建设、环保、城管等部门或系统进行调查，共发现了40多起行政执法方面的“问题案件”。
面对诸多“问题案件”，行政执法监督部门决不姑息，而是一查到底：一是对发现的问题进一步核实，并按问题性质提出处理意见；二是根据问题性质，做出通报批评、收缴非法所得、注销行政执法证件等处理；三是与监察部门一起追究当事人和相关领导的行政责任；四是对群众反应强烈的案件，在全市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上进行公开处理。
今年上半年，哈尔滨市政府新受理行政复议案件93件，现已办结75件，其中撤销16件，确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35件，撤回行政复议申请10件，维持14件。短短半年间，哈尔滨市行政执法监督部门成为各类行政执法单位又敬又怕的机构，也为政府依法行政树立了权威。
海安：县长、村民平等对簿“公堂”
7月16日，江苏省海安县人民法院审理了行政许可法实施以来该县第一起涉及行政许可的案件。坐在原告席上的是当地大公镇贲巷村村民张宝兰，而坐在被告席上的是县长章树山。
县长出庭应诉的是一起建设用地行政许可案。原告张宝兰夫妇与案件的第三人周宏宇系前后邻居。2002年9月8日，周宏宇向相关行政机关申请在原地翻建房屋，得到海安县大公镇政府的同意，县政府据此批准了周宏宇的建房报告。原告认为县政府对第三人住宅用地的许可行为对其宅基地的使用权构成侵害，遂提起诉讼。
“县长坐到被告席上和老百姓面对面打官司，真是没想到。”庭审结束后，原告张宝兰发出这样的感慨。章树山则说：“随着海安县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制度化，今后行政机关一把手出庭应诉将不再是什么稀奇事。”
推行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是海安县推进依法行政、打造法治政府的一项重要举措。在以往的民告官案件中，行政机关负责人都怕当被告出庭，此类案子一般都委托律师或法制办的工作人员代为出庭。不久前，海安县政府采纳法院提出的司法建议：凡有行政诉讼案件进入庭审程序的，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应该出庭参加诉讼。县政府明确提出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次数作为年终考核的内容。县委书记张爱军要求将行政首长出庭纳入制度化轨道。
县长章树山告诉记者：“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我们一方面要求行政机关严格要求自己，切实做到依法行政；另一方面也大力鼓励老百姓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襄阳：“土政策”取缔了，服务效率提高了
过去，湖北省襄阳区的一些乡镇政府在管理上基本是包揽一切，管了一些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甚至不惜采取一些与法律法规相悖的“土政策”，导致老百姓怨声载道。如今，各乡镇积极探索走依法行政之路，在政府“瘦身”后不再包揽一切，该管的管，该放手的放手，同时加速政府职能转变，服务意识、服务效率明显提高，得到了群众的好评。
今年7月初，伙牌镇五龙村砖瓦厂厂长卷款潜逃，留下砖款、工人工资等近30万元的债务，厂里的民工和债权人找到镇上要求解决。按以往做法，镇上要将全部债务承担下来。现在镇政府落实依法行政，通过区法院对资产进行查封，让债权人起诉原承包人，由法院进行追缴，使矛盾得到有效化解，从而使该厂很快就顺利地重新承包出去。
今年2月，朱集镇罗庄村三组农民余来宽反映，村里以他未交修路集资款为由，以本村的“土政策”为依据，不给他儿子发户口簿，以致无法办理身份证，卡住了儿子外出打工之路。针对这个问题，朱集镇举一反三，把清理违反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的“土政策”作为依法行政的突破口，督促各村清理了宅基地划批、计划生育、农村水电费收取等12个方面的“土政策”，妥善解决了30多个多年来遗留的老问题。2月中旬，余来宽的儿子拿到了外出务工所需的身份证，安心地踏上了南下打工的列车。
“土政策”取缔后，全镇百姓拍手称好：“只要村里不搞‘土政策’，今后我们再苦再累，也要将该交给国家和集体的钱，一分不少地交清。”
前几年，黄集镇少数单位服务意识差，办事效率低，群众意见很大。今年春天，镇党委、镇政府根据群众需要，特设了为民排忧解难、农副产品销售、农林特产信息、法律咨询服务等“四大门诊”。群众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直接找对口的“门诊”解决。如果一个部门解决不了，就把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请来“会诊”。短短3个月内，前来“求诊”的单位职工、农村群众带来了108个难题，当即解决了89个。薛集村村民龚应安过去为办建房手续，几个单位相互推诿，拖了近一年还未办成。听说解难“门诊”后，他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前来，没想到半天所有手续都办完了。他高兴地说：“解难‘门诊’为农民解决老大难问题，既公开又便捷，真是想到了群众的心坎里。”
申论热点：“问题农药”诱发“毛田事件”
5月以来，南方稻区早稻田间管理进入了集中喷施农药防治病虫害的季节，而这一时期也成为农民生产性中毒的高发期。前不久，湖南省湘乡市毛田乡32名农民集体中毒事件再次敲响了防范“问题农药”的警钟。
“问题农药”居然来源于合法渠道
5月9日下午6时许，毛田乡所辖的芬水村、榔树村先后有4名农民在喷洒农药后出现中毒症状，到晚上7时许，全乡先后有32人出现不同程度的全身乏力、皮肤过敏甚至休克、昏迷等反应。经当地政府和医疗部门及时组织救治，中毒农民终于脱离了危险。
据毛田乡主管卫生工作的魏海根介绍，今年早稻病虫害二化螟发生的情况非常严重，是历年的十几倍，农民不得不提前大量使用杀虫剂。
记者看到致毒农药标称“天无虫”，精美的包装箱上赫然印着“精品农药、科技打造”、“科技显威、造福于民”等字样。据目前已被湘乡市公安部门监控的经销商交待，这种标识为“上海爱立特科技有限公司”总经销的农药实际产地在河南郑州。魏海根告诉记者：“经销商和农药本身都证件齐全。特别是近段时间以来，这种农药在地方新闻媒体上大做广告，农民当然相信了。”
农药市场亟待重拳打假
“近年来农药越来越假，有些药打下去根本杀不灭害虫。”这是农民们对当前农药质量的总体印象。记者在湖南浏阳等地采访时还听到农业技术人员说了这样一个笑话：将倒出农药甲胺磷的药瓶子装入害虫，盖上瓶盖一个小时后虫子仍活蹦乱跳。
4月26日，国家质检总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农药产品抽样合格率为86.4％，也就是说仍有相当数量的假劣农药混迹市场。相关抽查表明，假劣农药主要的不合格项为有效成分含量、乳液稳定性和悬浮率等重要技术性能指标，农民购买使用后，必然会影响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甚至会产生严重药害，对农民增产增收和身体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据了解，目前我国农药质量问题主要集中在农药生产小企业。这些小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多赚利润，往往采取偷工减料或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廉价高毒原料等违法手段，生产出来的产品难免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
此外，我国农药的市场销售环节也存在诸多问题。以湖南省为例，全省数千个经营农资的经销网点大多经营农药。相关证照的管理也很不规范。据调查，在一些农药经销点，销售人员对农药购买者没有多少技术辅导，农药使用说明也缺乏详尽的技术提示，不少经销商甚至有这样一种观念：“随便怎么用，只要不喝就行”。
“毛田事件”的启示
“农民普遍缺乏科学安全使用农药的常识，滥用乱用农药现象极为普遍，持续使用单一品种和高毒农药，导致大量害虫天敌被杀伤和害虫抗药性产生，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产品也受到严重污染。”湖南省植保植检站站长刘年喜忧心忡忡地说。
相关调查显示，由于农药质量问题、不合理用药和喷施机械落后等原因，湖南省每年因食用农产品中毒和农药生产性中毒的人数达4000人，其中死亡近200人。全省每年农药使用量达6万吨以上，而农药利用率却只有30％，生产性中毒事故每年发生数千起，浪费农药2万多吨，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6亿元，农作物药害面积每年高达10万亩以上。
记者在毛田乡农技服务中心看到，这个担负着全乡农业技术指导和推广的机构门庭冷落，门上一块泛黄的牌子破烂不堪。湖南省农业厅总农艺师雷秉乾告诉记者：“基层农技站点长期缺少投入，处于线断、网破、人散的状态，根本无力承担农业技术推广、指导的重任。”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基层农技人员为了解决生存问题，普遍将卖（农）药、销（化）肥作为主营业务，为了推销自己代理的农药，他们甚至随意发布病虫害情况，误导农民盲目用药。
申论热点：“临时工”不应被社保遗忘
按照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用工，必须要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因此过去所说的“临时工”实际已经不复存在。但据我们调查，相当一部分用人单位与这些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后，仍以老观念和旧办法对待他们，不按规定为他们交纳养老保险费。被当作“正式工”一样考核的“临时工”，现在已成为参保的一个盲区。面对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状况，一些企业为了实现效益最大化，压缩经营成本，就在员工工资上做文章，大量使用“临时工”，少交社保费。劳动者求职心切，对已获得的工作十分珍惜，根本不敢向用人单位提出签订劳动合同、交纳养老保险费的要求。也有部分劳动者法制观念淡薄，明知自己权益受到侵害，也不知道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这种未明确责任和权利的用工方式，极易引发劳动争议。它既挫伤了“临时工”的工作积极性，又助长了某些用工单位不遵纪守法的风气，最终会阻碍社会保障事业的健康发展，必须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申论热点：“致富路”缘何成了“民怨路&n
要想富，先修路。但是在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蓿亥图乡，一条本为改变当地封闭面貌的“致富路”却成了“民怨路”，愤怒的农民砸坏了修路企业建起的收费站。
出入都要交钱
农民怒砸收费站
2004年4月17日上午，蓿亥图乡10余个村的约三四百名农民砸烂了设在公路旁的收费站票亭的门窗，还用钢丝绳拉倒了票亭。
蓿亥图乡位于内蒙古库布其沙漠腹地，由于地处偏远，交通十分不便，这里一直是达拉特旗最封闭、最贫困的乡镇，年人均收入只有1000元左右。
据村民反映，1998年，在乡政府的号召下，村民们出义务工修建了一条由恩格贝过蓿亥图至尔库沟的砂石路，全长约75公里。为此，沿途10个村的村民每人出了15个义务工，交纳了50元集资款，每5人拉柴草一车，总计折款322万元。
2001年，达拉特旗交通局按照全旗“二横三纵”的路网规划，将这条路纳入乌（兰）泊（江海子）线，承包给鄂尔多斯万通公司。当年11月，该公司和另一家公司垫资5000多万元，在砂石路基础上拓宽改造后，在这里建起了收费站。
对收费站的收费行为，当地农民颇有怨言。万太兴村村支书苏二、官井村村支书杨俊英向记者反映：这条路最早是由农民集资出工修起来的，村民也赞成旗里和万通公司修黑色路面，但设立收费站我们接受不了。农用三轮车每过一次收5元，摩托车每过一次收2元。记者看到，收费站设在许多村民的家和耕地的中间，他们每天到地里干活来回都得收费。村民们气愤地说，我们修路是为了致富，这样收费还不如不修路呢！
事件本来可以避免
据了解，砸收费站之前，当地村民和收费站之间就冲突不断。为此，村民多次向乡里反映，希望免除农用车的收费，并返还农民修建砂石路的集资和义务工折款。2003年达拉特旗召开人代会，旗人大代表曾向旗里提出收费站的事；2004年3月22日，乡人大代表再次在会上提出解决此事。乡党委、政府负责人也曾表示，在4月15日以前给予答复。但是农民再一次失望了，4月17日，农民一怒之下砸了收费站。
苏二说，农民砸收费站的时候，乡政府突然将一份文件发给农民，声称已和万通公司达成协议，可以一次性交费10元、20元办理全年的通行证。但是，文件上没有乡政府的公章，而且日期竟然是4月13日，明显是有意造假。这更激起了农民的愤慨。
达拉特旗旗委副书记杨明指出，其实这本是一起可以避免的事件。农民提出的要求有些是合理的，而且十几分钟就可以解决，但是没有引起乡和旗里某些职能部门的足够重视。如果乡里及时向旗里通报有关收费站的情况，请求旗里出面解决；如果职能部门在收费站建立之初就预想到村民可能会不满意而想办法协调，就不会有今天的事情发生。
“收费公路”是一把双刃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