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宪法第四章的章名“国旗、国徽、首都”修改为“国旗、国歌、国徽、首都”；.10
据达拉特旗交通局局长夏芳介绍，2000年旗里准备修建乌泊线时，自治区主管部门的批复是“贷款修路，收费还贷”，但是当年没有贷到款，于是万通公司和另一家公司便垫资修建。2001年乌泊线拓宽造面后，旗政府无力偿还两家公司的欠款，就把收费权出让给万通公司，通过收费来还债。
经济落后地区为改变面貌，对修路的呼声很高。但是，有些收费站只顾收费，不考虑农民承受能力和当地实际情况，设置不合理，竭泽而渔，埋下了冲突的隐患。
从去年开始，内蒙古连续发生多起与收费站相关的冲突事件。2003年，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就因为收费站设在了出城的必经之路上，被人们砸毁。今年5月19日，110国道包头段东兴收费站也因给农民加重了出行的费用，引发了冲突。
这些现象的症结何在？业内人士分析认为：一是收费站只拣车流量最大的地方设置，常常设在出入的必经之路上。部分投资商不经竞标，而是由政府指定，收费的价格、收费站的设置往往由投资商的成本决定，而不是由市场行情决定，形成不合理收费。二是收费站过于密集。道路由多个投资商经营，形成多家收费。三是收费站不及时向社会公布投资规模、已收费还贷的情况，造成信息不对称，由收费站自己说了算。
编辑点评：修路的目的本是为了造福当地百姓，如果为收费而损害了百姓的利益，就是本末倒置，把好事办成了坏事。希望政府有关职能部门能够时刻心系群众利益，下大力气治治乱设收费站和乱收费现象。
农民最苦农民最福（三农问题系列之一）
解读北京“两会”热点，传媒见仁见智，各成文章，然而“三农”问题是本次“两会”的一大热点却是不争的事实。
评析“两会”头号新闻，宏观有经济大局，微观有民事民生，然而就“两会”头号新闻来论，非温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所宣示“五年内取消农业税”莫属。
此无他，只因农村、农民、农业问题在中国之国情中的分量之重。试问，农业长期低速徘徊，何来经济全面协调发展？农民收入长期低微，小康社会意义何在?农村乡野怨声载道，何来国家长治久安？
中国农民最苦，尽管许多城市居民已快步步入小康，尽管有相当数量农民上岸致富，但相当数量农民收入偏低，司法无助，税费繁重，村官盘剥。中南海二00四年所发布的“一号文件”没有回避现实，将解决“三农”问题列为今年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中国农民最苦，这是每一个有正义感、有同情心的国人不得不承认，不得不面对，不得不为之深思的问题，谁也回避不得，任何的视而不见都是冷漠与无情。就此，政府有两种选择，一是视而不见，麻木不仁，粉饰太平，我行我素，但其结果只能是饮鸩止渴，积重难返；另一种选择是，勇于承担，深刻反思，痛定思痛，义无反顾，其结果是一纸告天下，温暖万人心。
温总理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郑重承诺在五年后取消农业税，这着实是一大手笔，是真正减轻农民负担，利农爱农的大举措。令制约农业的多年沉疴一举扫除，令中国农民多年重负一举卸去。在中国城市居民必须纳税，在世界大多数国家没有此等免税优惠之际，中国农民从某种意义上成了中国最幸福的群体。
中国“三农”问题，积之久矣。究其原因，既有自然环境因素，又有政策因素；既有历史积累，又有条件制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给农民免税，必须有钱来作后盾。中国历朝历代，执政者都想到给农民免税，但这一锦囊妙计多制约于囊中羞涩。感谢邓公当初惊人一语：“发展是硬道理”，至理名言，令国库殷实，国币富足，致使今日免税之事渠成水到，心想事成。
中国自古农业立本，早有“民以食为天”之古谚，重农以商，自古有之。至今三个产业之孰轻孰重，已无定论。不过有一点是举国上下之共识，即农业不能弱，粮食不能丢，在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快速发展之际，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如何反哺农业，反哺农民，乃当今新的课题与选择。
中国农民历来有最勤劳、最务实的美德，今日农民免税，无疑为农民卸下重负，令农民可以轻身快步前行。如此，则中国农业有望，中国农村有望，中国农民有望。
申论热点：留学热，一声叹息！
当教育成为世界看好的产业，当求知允许跨越国界，当先富一步的国人腰包渐鼓，从精英扩展到平民，从时代骄子扩展到普通百姓，留学热正夹着狂风热浪席卷着我们泱泱文化大国。它带给了人们的成功与欢娱，也制造出让人揪心的失望和痛苦。
资料显示，截至2003年5月，中国留学生人数达58万名，分布在103个国家求学，中国留学生人数已居全世界首位。而近四年来，中国的留学热浪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留学生年增长幅度在35％以上，而且至今不衰。
据有关部门统计，北京市内从事出国留学中介服务的机构有300多家，其中经国家教育部、公安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等部门批准具有出国留学中介服务资格的仅有46家。由于当前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机构非法多于合法，致使一些不明真相的出国留学人员上当受骗，造成的经济损失少则一两万元、多则近十万元。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的统计数字显示，2003年上半年，全市受理对自费出国留学的投诉二三十起，与去年同期相比有较大幅度提高。
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2003年5月18日晚，乌克兰国际技术大学（基辅工学院）一名中国留学生返回宿舍时，被保安盘查证件，双方发生争执。随后部分中国留学生与保安及乌克兰学生发生冲突，校方请当地警察出面调解后平息。事件中，3名中国留学生受伤。19日下午，乌克兰学生与中国留学生再次发生冲突，有2名乌克兰学生受伤，该校数百名乌克兰学生聚集在中国留学生宿舍楼门前……
2002年11月某个周末的凌晨2点，新西兰北部城市奥克兰市区。一名中国留学生从一家夜总会出来，刚走到门外就被三名剽悍的当地毛利人劫持。这名学生未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嘴就被胶条封住，眼睛也被蒙上，然后被塞进一辆停在路边的汽车里，飞快地驶离现场。半个小时过后，汽车停在一幢别墅前。这名学生被押进屋里，当被揭去蒙眼的胶条时，眼前站着的也是一名中国人，初步的对话使他明白，他被自己的同胞绑架了。绑匪要他交出一定数量的钱才放他回去。起初这名学生不从，当然受了不少皮肉之苦。最后，他不得不把远在中国的家庭电话告诉绑匪，绑匪通过手机直接与他母亲通话，告诉她立即汇来125万新元（约和71万美元），否则就撕票。据说他母亲立即答应了绑匪的要求……
来自《北京青年报》的报道更让人不寒而栗。2002年2月10日，中国农历二十九晚20时，加拿大多伦多Finch西大道KEELE大街，来自中国武汉的女留学生陶琳学完车后正匆匆忙忙地往自己的住所赶。对于1982年2月13日出生的陶琳来说，再有三天就是她20岁的生日了。她于1999年赴加拿大留学，2001年12月结束语言课程，现在是约克大学英语进修学院全日制学生。
虽说天已黑了，但Keele大街不算偏僻，而且她的前后都还有行人，所以想必陶琳也没有觉得担心害怕。
20点06分，当陶琳走到约克大学附近一座公寓大楼停车场的时候，一名歹徒突然对她发起袭击，陶琳挣扎着与他搏斗，不过，由于大街前后的行人离她太远，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过往行人并没有发现异常，当大家听到动静都往这个方向看时，一切都太晚了：陶琳倒下了，歹徒也逃走了。
当闻讯赶来的警察到现场后发现，陶琳身上有严重刀伤，于是赶紧把她紧急送往医院急救。医生们面对过重的伤势回天无力，陶琳不幸身亡。令警方震惊的是，陶琳是被凶残的歹徒割断喉咙而死的。
无独有偶，2002年8月19日，留学渥太华的25岁的中国学生唐文峰和室友施哲在下午4时从商场购物后来到停车场，就在两人准备上车的时候，3名亚裔及1名非洲裔男子突然从旁边冲了过来。四名不法之徒手持凶器将两人逼上唐文峰的轿车。在被掳途中，四人反复殴打唐文峰，搜光了他们身上的现款，剥去了他们穿的名牌衣服。唐文峰的那位朋友右脸被歹徒狠狠地砍了一刀，事后足足缝了30针。
不过，幸运的是，血流满面的唐文峰的朋友一小时后被歹徒一脚踢下了车，这才算是捡回了一条命。这位朋友立即向约克区警方报案，巡警也立即出动搜寻那辆轿车的下落，但由于种种原因，被劫持的唐文峰及轿车直到22日才被发现，此时，唐文峰已经遇害。
……
车祸、绑架、抢劫……无时无刻不在牵动着留学生家长的心。儿行千母担忧已经演变成了”儿行万里母揪心”。很自然，留学生的安全问题成为留学问题中的重中之重。每一次意外事件的发生，都对周遭的留学生们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也将引起了中国驻外使馆、留学专家、中介机构等各个领域不断的关注和思索。
可怕的资源流失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漫长遥远的留学路需要真金白银铺成。伴随着中国留学热的震耳涛声，中国最稀缺的资源——资金与人才那哗哗外流声让国内经济界、教育界专家蹙眉揪心。
据一些教育研究机构估计，进入2002年，我国自费留学生近20万，按年均消费8万元算，一年家庭送子女出国留学的费用在１6０亿元人民币。一些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法国等国家的大学看准了中国人的出国留学热，高举“教育是一生中最大的投资”的招牌，纷纷向中国的“投资者”抛来了绣球。
2003年3月，汇兑业务方面位居世界前列的跨国公司西联汇款在中国推出国际汇款“线上”速兑，可在数分钟内安全快速地在全球范围内完成一笔汇款业务。西联汇款的负责人称，他们看重的是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留学生派出国，“民间资金的汇兑量已突破100亿元人民币”。
对国外的教育机构而言，招生无异于“招钱”。来自留学中介机构的介绍表明，到英国念完学士学位，4年就是64万元人民币；到美国念硕士学位，每年的费用也在1.8万美元。这还不算交给中介机构的数万元人民币手续费。据一位曾留学美国的教师介绍，美国大学招收的美籍学生当年一般是不交学费的，要等有关部门根据纳税情况核算后，减免一定费用后才交学费。可是招国外的学生，不但要先交钱，而且一分也不能少。有的学校对外国学生收取的学费几乎是本国学生的2至4倍。据美国学者估计，留学生每年可给美国带来33．5亿美元的财富。中国大陆是美国高等教育出口的第二大市场，1998年的贸易额超过７亿美元，如果加上台湾的4.5亿美元，中国将超过日本成为美国教育的第一大进口国。澳大利亚也从对中国的教育出口中大大获利，澳大利亚对华教育出口在对华出口产业中位居第四，从中国获得的收益仅次于羊毛、矿产等传统资源对中国的出口。
大量民间教育投资的外流，无疑使本不景气的教育事业雪上加霜，必将导致国内教育投资匮乏的恶性循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财政加大了教育的支出，但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长期欠债，使每年数以千亿元的国家教育投资难填“嗷嗷待哺”的教育深壑。2002年中国高中在校生约1700万，平均每届学生500多万，初中在校生则超过6300万，每届学生平均超过2100万。也即全国高考人数将在短短几年后，突破2000人大关，而经过三年跳跃式扩招后，国内高校年招生规模仅为260万左右。教育的需求与供给间仍然相去甚远。
在教育投入的“赤”字背后，是教育水准的停滞不前——教育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充裕的物资保证。雄厚的教育资金，是教育质量提高的坚实基础。而留学热却在我们教育投资严重匮乏的困境中，一年卷走了100多个亿的民间教育投资。
比资金流失更令人扼腕的当是成批量人才资源的流失。《中国青年报》一篇题为《最优秀的学生去了哪里》的报道称，2001年北京大学本科毕业生2217人，研究生2002人，毕业后直接出国留学的有831人，占毕业生总数的接近20％，其中有711人去了美国，比例接近87％，比上一年增长了9个百分点。这一年北京大学物理化学专业毕业32人，直接出国留学的达28人；高分子化学与物理专业毕业15人，出国人数达13人，比例接近90％。1998年，清华大学毕业生直接申请出国留学的为760多人；1999年为960多人；2000年更是突破千人大关，达1120多人；2001年继续保持在千人以上，而且每年都是持续增长的势头。难怪大学里流传着这样的说法：一流的学生去了美国。二流的学生去了国内的外企。三流的学生在本国难以找到工作。
在国内精英纷纷踏上出国路的同时，发达国家相继为白领、金领的华人们植下了梧桐树：2001年，美国移民局发放了20万个用于招聘科技人员的签证，其中我国占10%；德国政府实施“绿卡计划”，将揽入15万个专业人才，中国是其首要目标之一……
在国内精英纷纷踏上出国路的同时，发达国家相继为白领、金领的华人们植下了梧桐树：2001年，美国移民局发放了20万个用于招聘科技人员的签证，其中我国占10%；德国政府实施“绿卡计划”，将揽入15万个专业人才，中国是其首要目标之一……
硅谷的骨干，大都毕业于清华、北大等国内名牌大学。早在1997年，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北大方正集团董事王选美国考察归来就无限感慨道：硅谷的公司中没有美国人并不稀奇，而没有中国人的高科技公司则是罕见的！
高精人才的大量外流，不仅使中国的先期人才培养费付之东流，而且削弱了中国在国际经济技术竞争中的实力，提升了竞争对手的人才优势。当年国内名牌大学的同桌们，一个个成了当今中国商战在国际赛场上的强劲对手。
有人痛惜：在人才培养的漫漫长路上，难道中国人辛勤种树，让外国人轻松摘果？国家及千万个家庭花费巨资，就为了给国内过关斩将层层挑选的的人才们打开一条留洋的“不归路”吗？
谁的眼泪在飞
追求幸福美满的生活，可能是每个中国留学生踏上留学路的初衷。然而，出国并不等于幸福。中国的千万家庭正被留学热浸泡在泪水与痛苦之中。
也许人们不会忘记新东方学校副校长、著名留学咨询专家徐小平在他的纪实作品《图穷对话录》中的慨叹：“当你梦见遥远的星空，是否陷入人生的黑洞？当你跋涉无边的苦海，是否看到身边的新岸？”书中讲述了一幕幕出国的悲剧，解剖了留洋者的种种不幸。其中留学生吴乃仁由出国而发生的家庭悲剧让人欲哭无泪。1997年6月，华北电力设计院的工程师吴乃仁，告别新婚20天的妻子和年老的母亲，远渡重洋去了美国西部的一所大学读电子工程学博士，享受全额奖学金，约定很快与妻子在大洋彼岸相聚。可是，吴家却自此开始了全家的悲惨生活。吴乃仁在美国不知原因地被导师切断了奖学金，中断了博士课程，几经周折屈就于一所不知名的大学读起了硕士，精神受到严重打击。而妻子古莜芬奔波于签证的长路，经历了十次拒签、三年苦盼的煎熬，已是未老先衰。母亲思儿心切、哀儿不幸变得精神恍惚……原本幸福的家庭，却因留学酿成了悲剧。
为了防止移民，老外们想出了拒绝留学生带配偶的高招——签证，这让中国的语言中加进了“留守夫人”、“留守丈夫”的新词汇。一些人学成归来与家人团聚，一些人将丈夫或夫人接到了国外，但还有些人，却耐不住独处异国的孤独与寂寞，扮演了留学热中的“陈世美”，他们抛下砸锅卖铁变卖家产甚至卖血供自己留洋的配偶，投向了金发蓝眼人的怀抱。这给无数家庭平添了难以忘却的伤痛。上海的林女士，三年前送夫到加拿大读博士，海誓山盟般约定拿到博士证就移居加拿大，永远不再分开。但林女士1000多个日子的等待，等来的却是负心郎寄来的离婚协议。在这些家庭中，若有了孩子则显出更多的痛苦与无奈，孩子生活在单亲家庭，没有完整的父母之爱，没有其乐融融的家庭氛围，很容易造成性格上或心理上的缺陷，影响孩子健康成长。
即便夫妻双双出国，在国外生有可爱的小宝宝的家庭，也不一定就拥有幸福。小盟是1996年，大学毕业后来的美国，先上学后工作，有娇妻爱子，物质生活似乎是越来越好。但想想自己，看看别人，怅然若失的感觉却有增无减。在异国夫妻俩为了有高薪防老，整日不停地工作。有着美国国籍的儿子，却因长着黄皮肤、黑眼睛而被视为二等公民。年迈的父母不懂英文，更不习惯西方的生活方式，只能隔几年把老人接来住住。但父母在国内头疼脑热自己无法床前膝下侍候，尽孝的愿望被千山万水阻隔。养儿为防老，小盟的父母看到别人家享受天伦之乐时，也常常怀疑让独子定居国外的决定是否有问题。这种家庭是否算得上美满？！
子女出国留学本是一件好事，但有的家庭在此问题上存在盲点，以为只要子女出国留学就会有好的前途。于是乎，或无视子女的学习成绩不好，或不顾孩子的性格缺陷，尤其是不看家庭的经济收入，在留学热中盲目追风，迫不及待地将孩子送到遥远的洋学堂。不少家长节衣缩食把钱都花在子女出国上，有的甚至不惜举债，结果收获并不大，枉费了一生的血汗钱，有的为此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北京市的中学生陈钢16岁被父母送到新西兰读高中。由于口语不过关，听不懂老师的课，一年中转了三次学，在花完家里借来的20多万人民币后，被迫打道回府，但这个普通工人的家庭，从此背上了可能几十年难以还清的债务。有调查显示，自费出国的群体中，有60％的家庭靠借贷资金承担昂贵的留学费用。
留学，留下的是无奈和辛酸！
将来进行时
公派留学的相关应允瓜熟蒂落。自国家最初实行“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出国留学政策后，为适应国家对公费出国留学改革的需要，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也应运而生。由政府部门负责具体实施、按计划下达指标的国家公派留学做法被“个人申请、专家评审、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签约派出、违约赔偿”的选派、管理办法取代。截至2002年底，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已向50多个国家派出各类留学人员15100余人。
自费留学政策半径也在不断放大。一方面，中国留学服务中心开办的自费留学服务以及中国留学服务中心多次组织的国际高等教育展，为自费出国留学者提供了了解国外信息的好机会。另一方面，国家进一步规范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机构。1999年6月，首部《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管理规定》出台，对中介机构的经营行为进行了规范。2002年12月，教育部、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进一步规范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活动秩序，对比较突出的留学中介机构转借资质、编造虚假材料、擅自开展未经确认的出国留学项目、发布虚假广告等问题进行严厉查处，并对留学中介的市场准入、与境外机构的合作、广告宣传等做出明确规定，对进一步规范留学市场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今，留学中介机构必须具有企业法人资格，取得教育部颁发的《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机构资格认定书》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经营范围中含有“留学中介服务”字样的营业执照，并按规定交存备用金。未经批准和登记注册，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可从事留学中介活动。此举有力地维护了自费出国留学生的权益。
为切实保护留学人员利益，加强对自费留学中介活动的监管，从今年起，教育部将在每年高考之后陆续发布经所在国教育主管部门认可的国外学校名单，并定期对所公布的名单进行修改和更新。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日前通过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www.jsj.edu.cn)和中国留学(www.cscse.edu.cn)，首次公布了美国、英国、丹麦、南非、挪威、马来西亚、爱尔兰、荷兰、希腊、塞浦路斯等10个国家的部分认可学校名单。这批名单主要由各国驻华使馆等机构提供。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强调，公布认可学校名单，并不表示我国政府对这些学校颁发学位证书或学历文凭的承认，相关事宜必须按照我国有关政策规定办理。
与此同时，各国的留学信息逐步公开，留学程序更加透明。从2001年起，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等主要留学国家驻华大使馆网页实现了汉字化。这些国家所有的学校情况在网页上几乎都能查到。随着留学资料的公开化，以往留学中介机构一半的业务由使馆代劳了，因此留学中介的价值取向势必发生变化。其中一个具体体现是针对所有资料的公开化，如何帮助留学人员解读公开化的资料，并且提供留学申请的实战经验、根据不同的留学条件制作相应的留学申请、协助留学人员顺利获得留学签证。留学培训项目的核心内容就是把传统留学中介的一切运作公开化、系统化、完整化，从而降低留学费用。
不仅如此，针对中国海外留学生的海外安全问题，中国外交部领事司司长罗田广日前指出，中国将进一步加大领事保护力度。罗田广当日在中国外交部官方网站与网友在线交流时透露，“从我们工作范围来讲，我们确实感到这几年在海外留学的中国公民中发生的案件越来越多。这里有被绑架的、被害的、被骗的等等。”罗田广表示，中国驻外使领馆将进一步加大领事保护力度，并且与驻在国的警方、移民局、外交当局等有关部门加强联系，宣传中国的有关保护侨民的法律法规，把领事保护工作做在前头。此外，还将加强与国外中国公民的联系，经常了解他们的工作和学习，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及时提供驻在国有关法律规定，特别是涉及到外国侨民的法律规定，以便中国公民能够遵守当地法律规定，搞好自己的生活和学习。
特别值得庆幸地是，潮起潮落的留学热培养出了人们成熟的心态，给了人们识别留学陷阱的“火眼金睛”。前几年，留学市场的消费行为表现得很不成熟，一些想留学的学生对留学目的国的教育情况、社会制度几乎一无所知，所选的院校和专业也是什么吃得开就选什么，全然不考虑自己的实际情况。有的甚至放弃国内有前景的专业，负债而行，结果不得不在国外“练洋摊”，误时误事，人财两空。在2002年，这一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多数学生和家长抱着明确的目的参加教育展，他们不再盲目追逐大国名校，而是根据自己的专业情况、经济情况做出适当选择，对学校、专业“挑肥拣瘦”。在航天部门工作的刘先生面对提供半额奖学金的美国五所有名的高校毫不心动，直至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承诺提供全额奖学金、专业为计算机时，才走出国门。不仅如此，过去盲目追风赶潮打算送孩子进洋学堂的家长，面对各国留学服务机构对小留学生的狂热争夺，表现出更多的冷静与理智。今年在深圳举办的国际教育巡回展，带着十几岁子女忙咨询的家长不再成为会展的主角。一位家长得知没过语言关、自理能力差的少年不宜留学后，自动放弃了送孩子到加拿大留学的计划。面对留学热，中国人已显得日渐理智与成熟！
申论热点：中国防治艾滋病工作持续不懈
力度更强 措施更全 范围更广
中国防治艾滋病工作持续不懈
近期将起草《预防控制艾滋病条例》
在近日举行的国际人口与发展论坛上，来自南南合作伙伴组织的21个成员国围绕“艾滋病防治以及对艾滋病病人的关爱”的主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中国作为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在艾滋病防治方面也一直进行着孜孜不倦的努力。
形势严峻措施有力
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艾滋病的传播呈现快速上升趋势。据2004年9月份中国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中国人口与发展国家报告》透露，中国现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约84万人，居亚洲第二位，全球第十四位，其中艾滋病病人约8万例。
中国政府充分认识到了形势的严峻。1996年，中国政府建立了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协调会议制度，并在此基础上于2004年成立了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加强领导和协调。政府又先后出台了《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1998—2010）》等一系列规划和规章。2004年4月，国务院召开了全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四免一关怀”的重要政策。到2003年，中央财政艾滋病防治专项经费已由2001年的1500万元增加到3．9亿元。中国于2002年开始自行生产抗艾滋病病毒药品，并免费向河南、安徽及湖北等重点地区的患者提供。
在中国政府制定出积极防治措施的基础上，地方政府也积极努力落实中央政策。如2004年2月，河南省选派干部组成38个帮扶工作组，深入到艾滋病疫情高发村，协助当地建立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救治、救助机制，并建设基本公共设施，包括修一条柏油路、打一眼井、建一所孤儿孤老养育院等，与患者一起生活，陪同他们共同渡过难关。
呵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与世界卫生组织估计，艾滋病的流行正在以每天约16000个新感染者的速度增长，其中青少年占一半以上。
中国是世界上青少年人口最多的国家。据中国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10—20岁的人口达3．23亿，约占大陆地区总人口的26％。中国青少年性心理的成熟出现前趋的态势，性道德观念多元化，婚前性行为平均年龄逐步下降。随着艾滋病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的日益扩散，青少年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潜在威胁。在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19岁以下的儿童、青少年已占到约7．4％。在防治艾滋病上，中国始终把青少年这一特殊群体放在首位。
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制定或修改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为保障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创造了良好的法律、政策环境；同时，把性与生殖健康教育纳入学校正规教育，帮助广大的青少年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念，提高安全、健康的性与生殖行为能力；与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合作，开展安全套社会营销项目，使安全套自动售货机进入一些大学的校园和社区，在大学生中开展预防艾滋病同伴教育，收到了良好的宣传与实践效果。
中国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不仅形势严峻，还面临着不少问题，如专业防治队伍不健全，尚未建立完备的疫情采集系统等，艾滋病防治工作可谓任重道远。
面对种种挑战，国家将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据国家人口计生委有关负责人透露，国家将起草《预防控制艾滋病条例》，积极推进与艾滋病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完善，将艾滋病防治纳入法治轨道；到2005年，我国100％的大、中学校将开设“防治艾滋病”课程，通过教育，提高青少年对防止艾滋病蔓延的参与程度。
申论热点：中国正建立战略石油储备体系维护国家石油安全
作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中国对石油的需求量正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不断上升。据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介绍，中国2003年的石油消耗量达到2.5亿吨，其中进口量为9112万吨，石油进口依存度已达到35%。目前，由于尚没有战略性储备库存，中国石油系统内部原油的综合储备天数仅为21.6天。
新华网北京9月26日电(记者李建民安蓓)为维护国家石油安全，中国正有计划地建立石油储备制度，逐步发展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石油战略储备体系。
据中国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副研究员杨青介绍，作为中国“十五”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战略石油储备基地建设的一期工程已全面展开，目前正着手拟定石油战略的相关法规以及一些管理办法。
所谓战略石油储备，是应对短期石油供应冲击，比如说应对大规模减少或中断时的有效途径之一。它本身服务于国家能源安全，以保障原油的不间断供给为目的，同时具有平抑国内油价异常波动的功能。
作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中国对石油的需求量正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不断上升。据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介绍，中国2003年的石油消耗量达到2.5亿吨，其中进口量为9112万吨，石油进口依存度已达到35%。目前，由于尚没有战略性储备库存，中国石油系统内部原油的综合储备天数仅为21.6天。
新华社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杨元华指出，由于缺乏必要的石油战略储备能力，中国对石油突发性供应中断和油价大幅度波动的应变能力较差。未来随着进口石油数量的增加和国际市场油价的波动，进口石油资源的安全性日益严重。而与石油高价位相比，国际局势紧张，尤其是战争时的石油供应保障更加紧迫。
目前为止，世界上进行战略石油储备的国家基本上都是经济发达或比较发达的欧美国家。国际能源机构要求其成员国建立起至少维持各自消费90天的战略储备量。美国、日本和德国的石油储备分别达到158天、161天和127天。
关于中国石油战略储备的规模，在近期召开的中国国际石油石化企业高峰论坛上，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首次公开表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对制定石油储备以及石油储备量有自己的判断做法。
张国宝说，中国经济出现了快速增长，能源资源需求成长幅度加大，但从根本上看，中国的国情既不同于日韩更不同于欧美。在石油供应的总体方面，中国的总资源量是丰富的，可以从国内获得三分之二的原油保障。因此，中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将由国情决定，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淮指出，虽然建立石油战略储备体系是保障中国石油市场供应和价格稳定的重要手段，但它远不是保障中国石油安全的全部。从石油战略储备着手，建立石油期货市场，同时分散购油风险，加大节能措施并多渠道建立能源供应等，都是中国石油安全战略所不能忽视的。
申论热点：中国人民大学秦宣教授谈：“北京共识”、“中国模式”
中国人民大学秦宣教授谈：“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与中国现代化之路
背景：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发展并不景气，原来被两极格局掩盖的一些矛盾进一步尖锐化……而中国却向世人展示了一种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安定祥和的景象——
另一个历史之谜
记者：今年上半年，国际主流媒体在广泛讨论中国过去25年的发展经验问题时，交替出现了两个概念，即“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这两个概念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秦宣：今年上半年以来，国际主流媒体对中国问题给予了极大关注。4月20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文章说，经过了20多年的改革，中国迅速崛起，这种发展经验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至少提供了一个有别于西方的发展模式。5月11日，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拉莫的一篇题为《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的论文，对中国20多年的经济改革成就作了全面理性的思考与分析，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或叫“中国模式”。
5月20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网络版刊登了题为《中国将以自己的方式改变》的文章，称赞中国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政治改革是果断明智的。
5月24日，墨西哥《每日报》刊登题为《中国：亚洲的地平线》的文章，认为中国奇迹是依照自身情况理智制定社会经济政策的结果。
5月26日，全球扶贫大会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开幕，中国的扶贫模式引起世人关注，世界银行行长呼吁全球分享中国的脱贫经验。次日，英国《卫报》刊登题为《中国解决亿万人民温饱问题的经验》的文章，认为中国的崛起为其他国家提供了除西方发展模式之外的一个强有力的选择。
这些文章，都或隐或现地对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及对世界的积极影响表示赞许。
进入6月，国际上又有许多政要及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6月14日，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圣保罗接受新华社记者提问时说，中国依靠独特模式实现发展的有益经验的确值得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借鉴。
7月8日，《国际先驱导报》发表了美国学者雷默的一篇名为《“北京共识”：中国成为全球典范？》，对“中国模式”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7月20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斯蒂格利茨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对“中国模式”也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认为，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功，对世界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其他国家也分享到中国经济的成果。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背景下，“中国模式”具有启示性。
可以说，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之际，国内出现了“邓小平热”，而国外则出现了“中国模式热”。
记者：中国作为一个拥有5000年文明历史、人口达13亿之多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吸引国外学者的关注是很自然的事，但我们想知道的是，为什么国外媒体在进入新世纪后会如此广泛地关注中国发展模式问题呢？
秦宣：国外学者对中国发展道路或“中国模式”的关注，并不只是近几年的事。苏东剧变之后，西方有许多人一直在关注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有的学者曾断言苏东剧变之后中国会随之崩溃，此谓“中国崩溃论”；也有学者断言，正在逐渐强大的中国会对世界构成威胁，此谓“中国威胁论”。但事实是，中国不仅没有崩溃，反而维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的发展壮大不仅没有构成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反而成为世界和平的最主要的维护力量。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发展并不景气，原来被两极格局掩盖的一些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地区冲突、民族矛盾、宗教纷争、国际恐怖活动此起彼伏，而中国却向世人展示了一种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安定祥和的景象。西方不少学者在反思：中国成功的奥秘是什么？成功的经验又是什么？这些经验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是否有用？究竟怎样来看待中国的发展道路？怎样看待中国的和平崛起之路？如果说苏联东欧为何会发生剧变可以被称为20世纪的历史之谜，那么，中国的快速发展却成为近来西方学者极力探索的另一个历史之谜。“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只是这种探索的一种反映。
记者：除了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关注中国发展道路问题，还有其他国家关注“中国模式”吗？
秦宣：实际上，中国周边国家更加关注中国发展道路问题。进入新世纪以来，南边的印度、越南，北方的俄罗斯，东北的韩国还包括其他一些亚洲国家对中国发展道路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正在着手研究中国发展道路，以期从中获得有益的经验。
北方的俄罗斯十分关注中国的发展模式。早在苏联解体时，当时俄大多数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对俄罗斯能否移植或者参考“中国模式”表示怀疑。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地向前发展，俄罗斯人也开始深刻反思自己的模式。俄原来采用的是激进改革模式，政治民主化和经济私有化同时进行。尽管这一激进模式曾被西方世界称颂一时，现在的俄领导人已深刻意识到，这一模式并不是俄经济发展的理想模式，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开始关注、研究“中国模式”，在很多领域里自觉不自觉地借鉴中国的做法。连普京总统在一些内部场合也透露，俄国要学“中国模式”。
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发展模式也大为称道。在许多印度学者看来，无论从人口、发展水平还是历史情况看，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与印度如此相似。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佛大学著名印度裔经济学家阿马提亚•森认为：“中印两国刚开始现代化之时，贫困程度都差不多，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两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极为相近。但自此以后，印度被中国远远抛在后面。”印度前外交秘书、前驻华大使海达尔也强调，中国几乎在所有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上，都超过印度。虽然印度总有一些学者津津乐道印度有让西方国家认同的议会制度，但更多的有识之士却大声呼吁，不要在这些方面自我陶醉，浪费宝贵的时间。从种种迹象来看，印度的确正在仔细琢磨“中国模式”，探索一条“印度特色”的发展之路。越南跟中国一样，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现在也在研究“中国模式”，试图从中国学习改革开放的经验。
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也有不少学者和政要在谈论中国模式，有的阿拉伯国家也提出要学习“中国模式”。
定义：“北京共识”是国际上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最新概括。它探讨的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到底是如何组织的，以及中国经验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适用性问题——
“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
记者：您刚才介绍了“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提出的背景以及世界一些国家对这一模式的关注。那么，西方学者所说的“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到底指的是什么？二者是否一回事？
秦宣：所谓“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是国际上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最新概括。它探讨的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到底是如何组织的，以及中国经验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适用性问题。
“北京共识”是相对于“华盛顿共识”而言的。1990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出面，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讨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与改革的研讨会。在会议的最后阶段，经过讨论，与会者在拉美国家已经采用和将要采用的十个政策方面达成了初步共识。这一共识被称作“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的内容归纳起来包括10个方面：(1)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2)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3)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4)实施利率市场化；(5)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6)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7)放松对外资的限制；(8)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9)放松政府的管制；(10)保护私人财产权。
20世纪90年代，“华盛顿共识”曾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实行，而且在一段时期内确实很有成效，尤其对外资颇具吸引力。但阿根廷等国的实践结果表明，它也存在严重问题。近十年来，“华盛顿共识”破坏了十几个国家的经济，尤其是拉美国家，以至于有人称其为“毒药”。
“中国模式”是相对于其他几种发展模式而言的。按照经济学家们的解释，目前世界上主要发展模式有四种，即美国模式、德国模式、日本模式和亚洲四小龙模式。其中，美国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公司依赖庞大、多变的股票市场生存。由于股东对公司管理层施压，竭力追求利润最大化，因而也有人称之为“股东资本主义”。德国模式又叫“莱茵模式”或“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这种模式追求创造高利润、利益分配平衡和较高的收入水平三大目标。西欧的多数国家，与德国模式相近。日本模式侧重企业的利益，它的主要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占有市场份额和获取尽可能多的利润。新加坡、韩国、中国的香港和台湾的发展模式称之为“四小龙模式”，其特点是国家或地区政府有权威、重视高科技、重视教育等等。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日本经济陷入衰退，德国经济增长乏力，而美国经济却一枝独秀。俄罗斯、东欧各国以及拉美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倾向于将美国模式作为样板，进行了各种激进的经济改革，但效果并不明显。进入新世纪，美国模式也开始式微，于是人们开始总结经验，力求探索新的发展模式。中国持续25年的发展经验就被称之为“中国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