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宪法第四章的章名“国旗、国徽、首都”修改为“国旗、国歌、国徽、首都”；.13
办公场所不是随便逛逛的超市，也不是休闲的娱乐场所，女性公务员的着装不能过于随意化、个性化。虽然这仅仅是解决外表方面的小问题，但必须从解决这些小问题着手。“小处不可随便”，女公务员的整齐、稳重、大方，是非常重要的。人们对女公务员的第一印象，大多是从服饰开始的。从解决着装问题着手，进而解决在女性公务员中存在的其他各方面问题，也许是一个非常好的突破口。
另据报道，浙江省档案局的《规范》还在语言、交往、行为方面对女公务员提出要求，如“工作或日常交谈中应自觉使用文雅词，回避不雅之词，更不能讲黑话、黄话、怪话”；接待来宾、听电话、要求他人帮助时应使用“请”、“谢谢”等专用语；与外界人士交往时不忘维护政府形象与个人形象，注意举止等。
办公室的女性，跟上时代的步伐是应该的，但不能过于时髦。对女性公务员的着装进行规范，确实有必要。
申论热点：法官为何月收8000？公务员收入悬殊大
同级别的公务员，在“肥差”部门月收入竟然是“瘦差”部门三五倍。据最新一期《瞭望东方周刊》报道，北京市启动了“阳光工资”改革，力求解决部门收入“两极分化”问题，法院，税务、工商等传统“强势”部门皆感到“秋凉”。如北京朝阳区法院的一名普通审判员，月收入在8000元以上，经过这次改革，收入“降了一半多”。对此，一些法官表示很“气愤”：法院工作特别繁重，如果一味按照行政级别定收入标准，那还不如找个清闲的机关过舒服日子。
一位普通法官，月收入何以拿到8000多元？据报道，法官除了国家规定的工资，每办一个案子都有加班费，还有月奖、季度奖、年中奖和年终奖。更重要的是，法院的收入主要来自诉讼费，诉讼标的越高，诉讼费就越多。由此可见，法院处理的案子越多，法官的收入也越高。
表面看，诉讼费收人多寡和法官收入挂起钩来，体现了多劳多得。人们不禁要问，有收费许可的“肥水衙门”，可以为部门多劳人员发补贴，发奖金，那么，没有收费许可的清水衙门，拿什么体现多劳多酬？还有，趋利乃人之本性，让法官收入与诉讼费挂钩，个别法官会不会置诉讼费于法律之上？前两天就有媒体报道，某法院为不断获取诉讼费，按照建行意图接连搞了52起假判决、假调解、假执行。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晨光教授也认为，法官收入与诉讼费挂钩，违背了司法宗旨。
更为关键的是，前面提到的所谓多劳多得观念，很容易混淆人们对党政机关司法机关的正确辨识。我们认真看一下，法官所获得的额外收入，与劳动关系大还是与权力关联大？事实上，目前公务员收入的差异，与公务员本人劳动量没有太大关系，决定因素是部门权力的深度和广度。
可见，对于月收入达8000多元的法官，不“削峰”怎能行？不可否认，不同岗位的工作繁重程度和压力是不同的，如果只是“一刀切”地处理公务员的收入问题，就很容易走回平均主义的老路。要解决这种差异，可以考虑通过岗位工资等形式解决，区分出不同级别的岗位，区分不同行业不同性质的岗位，划分档次，按级按岗确定收入水平，但中间差距幅度不宜过大，并要公开，绝对不能与部门创收挂钩。
消除公务员收入的严重差别，已不单纯是一个收入问题，更是事关党风政风的政治问题。当然，部门收入差别的缩小，不可能一蹴而就。北京市正在进行的“削峰填谷”式探索，是一个好开端。
申论热点：“审计风暴”之后的中国决心
6月23日，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上，国家审计署署长李金华提交了一份堪称令人触目惊心的
“审计清单”。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盛华仁就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检查《土地管理法》实施情况
做了报告。
李金华的报告中可归纳出五大问题。
其一，侵吞国家财产，挪用公款，套取救灾、教育、奥运、国债等专项资金，政府部门从中央到地方均有
涉及；其二，银行缺乏监管，内外勾结，违规贷款及其他金融违规业务数额巨大；其三，偷逃税款，税务部门
有税不征、违规缓征，甚至严重渎职；其四，开发区滥占土地，一些地方政府倒卖土地，违规批地；其五，民
营企业骗贷或违规贷款问题。
由此看出，清查出的违规主体首先是政府机构、官员及国有企业工作人员，其次是国有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以
及民营企业或个人；违规目标对准国家财政、税收、银行贷款、土地等；主要行为是侵吞、诈取以及其他非法2004年7月12日手段占有国家财富，具有“掠夺性”的共同特征。
这仅是抽查后的结论，暴露了政府一些管理制度失灵，法治不彰。人大常委立即针对这些问题要求有关部门进行彻查。
近一时期，中国因经济过热而实施调控政策。引起“过热”的原因主要在于政府主导的投资过热，包括
“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圈建开发区等。另一个原因是房地产过热，这也导致损害居民利益的拆迁成本转嫁政府。
地方利益已经令中央经济调控政令通行遇到阻碍；腐败如果继续蔓延，将使政府的控制能力进一步降低。权力与资本结合导致不合理的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亦会影响社会稳定。因此，中国的经济调控除了制止没有效率的过热投资，也需制止失去制度控制和法治约束的发展，建立一种新秩序，依法治国，保证和落实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中国新一届政府建立新秩序的核心是恢复法律的尊严，实施依法治国战略。胡锦涛主席较早就提出“遵宪”的主张。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法规审查备案室，维护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学术界对成立宪法委员会也达成共识。
今年年初，中共颁行《党内监督条例》和《党纪处分条例》，党内述职述廉等新措施走向制度化。国务院近日也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要求在10年内建设起“法治政府”；7月1日将实施的《行政许可法》将规范目前广泛越位的行政机关，而此前的官员“问责制”已经令多名高官落马，反腐败也越来越深入。
其次，中央政府正在全力改革问题丛生的金融业。今年年初，政府动用外汇储备注入中行、建行；近日，央行亦发行票据收购这两家银行1000多亿元的“可疑类贷款”，并加快建行、交行等银行的重组，尽快实现上市。央行行长周小川近日表示，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将不太可能再剥离，立法部门也在探讨制定金融机构破产办法。
第三，启动新一轮税改，规范企业税收。国税总局近日下发通知，要求加强欠税管理，加大清缴欠税力度，在新的税改实施前树立税法权威。该次清欠工作要求建立欠税催缴制度和欠税档案。
第四，中国的资本市场未来将面临国有资本逐步退出，所有市场问题由市场解决，用法律的手段收拾局面，股市将在运行方式上与国际接轨。
第五，建立全国市场体系。6月初商务部发布《全国商品市场体系建设纲要》，提出完善法律制度、加快市场主体改革、加强宏观管理，形成全国统一市场。商务部等7部委近日发出通知，清理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地区封锁，要求各级政府清理“地方保护”文件。
第六，严格土地审批制度，清理乱占土地。未来征收物业税将由中央统一制定方案，各地不再自己制定试点方案。
第七，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破产法草案》亦于6月21日提请全国人大审议，2000家经营困难的国有企业将通过“政策性破产”退出市场。
上述措施还属于规范、整顿性质。近日，国务院肯定了新闻媒体在违法拆迁中的舆论监督作用。《政府信息公开法》将制定完成，未来政府行政必须公开、透明，有利于社会舆论监督。
“审计风暴”起处，此次令人瞠目的公开报告，再次显示了中央政府面对现实、进一步推进改革的勇气和决心。
申论热点：奥运金牌
理性看待奥运会金牌的价值
奥运会今晨已经闭幕。
在西方众神的国度，古老的东方民族在狂欢。
2004年雅典奥运会，中国运动员以32金的成绩笑傲群雄，尤其是刘翔破纪录的田径金牌，以及女排姑娘们重新夺回失去20年之久的冠军宝座，使中国人不能不异常兴奋，蛰伏在血液里体育强国梦几乎再一次光辉灿烂。
在举国狂欢的美梦里，媒体的刻意冷静似乎都显得矫情。然而，似乎有一句话值得套用：此时不激动因为没心，彼时还激动因为没脑。
人类需要竞技，世界需要狂欢，国家需要形象，民族需要凝聚，这些都是举行奥运会这样的体育盛事的理由。强者需要证明自己更强，弱者需要证明自己不弱，商业需要广告，政治需要口号，这些理由中任何一条都足以让人热血奔涌，泪水长流。
我们必须承认，奥运会的成绩能证明的东西很多，国家的实力、国民的信心等等，在金牌大国中，就有世界强国美国稳居榜首。同样我们也必须承认，奥运会的成绩并不一定能证明什么，因为除美国之外的世界发达国家都位居中国之后。从单项运动来说，十多年前中国女排五连冠之后一蹶不振，而中国经济却自顾飞速发展。
甚至连体育本身，奥运成绩也只是证明其中竞技体育的一个部分，虽然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据媒体报道，我国大众体育在很多方面远远落后于人，体育人口数尚不足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而发达国家体育人口已占人口总数的70％至80％。
我国现在室内体育场所人均占地仅为0.014平方米，室外体育场地人均0.027平方米。
最近10年，世界平均身高增长了5厘米，我国人均身高只增长了0.74厘米；在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国民总体健康水平”评估报告中，我国排名在144位。
但是这也并不能成为我们抱怨竞技体育的理由。大众体育的落后未必是竞技体育强盛之后的必然结果，只能证明二者没有必然的关联。为了金牌，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做法，中国的体育体制，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落后国家也都可以找到相同的例子。
我们既反对夸大奥运金牌的分量，也反对盲目贬低它们的价值。它们摆在那里，正如花草生长的大地上一样美丽。当我们为之激动的时候，其他问题依然跟在我们身后。每一个热爱竞技体育的人们，至少应该有一夜的狂欢，然后，头脑清醒地迎接新的一天的到来。
申论热点：政绩观！
——一个领导干部必须重视和解决好的问题
胡锦涛同志最近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他说：要把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作为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内容。这提出了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课题。
政绩观问题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的那一天开始，就历史地提上党的日程。从某种意义上讲，执政党的活动就是创造政绩的活动，创造政绩贯穿于执政党活动的全过程，创造政绩是执政党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我们共产党人是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是把实现人民群众的解放和幸福作为自己终身的追求的。每个共产党员从入党开始就立志毕生奋斗来创造为人民服务的新篇章。作为执政党的成员，理所当然地就有一个为人民创造政绩的问题。只有为人民创造政绩，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只有为人民创造政绩，党的事业才能发展；这是很朴素的真理。在实际生活中，作为执政党的领导干部，所有履行职责的活动都是在创造政绩。不是创造出青史垂名的优秀政绩，就是“创造”出错误的乃至人民群众嗤之以鼻甚至沦为千夫所指的“政绩”；不是创造出人民怀念称颂大放异彩的某种政绩，就是“创造”某种混混沌沌、庸庸碌碌的“政绩”；不是在自觉地创造某种政绩，就是在自发地“创造”某种“政绩”。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在历史上留下自己行为的踪迹。而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对政绩观的清醒认识和自觉把握的程度，就决定了其所创造的政绩的状况。
深刻反思总结我们党成为全国性执政党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比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重视和解决好政绩观的问题，是一个关系到执政党的性质和宗旨具体落实的根本问题，关系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问题，关系到密切党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问题，关系到党领导人民群众所奋斗的伟大事业兴衰成败的问题，这是任何一个执政党的领导干部在实际生活中概莫能外而必然直接面对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认真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兢兢业业地工作，创造了实实在在的政绩，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这是我们的主流。孔繁森、李润五、郑培民，人们还常常念叨他们；汪洋湖、张工、吴金印……工作岗位、类别、层次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同样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这表明：“公道自在人心”。为人民做过好事的人，永远活在人民心坎中。但也的确有一些同志，没有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结果不是无所用心、尸位素餐，在其位、有其权，而没有干出应有的业绩；就是脱离实际、违背规律，干出了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事情；或是图虚名，谋表面，搞一些“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更有甚者，是一些人假借“为民”之名，行鼠窃狗偷之实，用“上项目、铺摊子”来为自己家庭和小集团谋取暴利。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现象不是个别的，而且已经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很大反感。
在当前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努力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在各级领导班子实现新老交替、许多年轻有为的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工作积极性很高，准备大显身手的时候，强调这个问题，对于把握机遇、应对挑战，更是有着很强的针对性的。
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说到底就是要忠实实践党的宗旨，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就是要把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最高目的，做合格的人民公仆；就是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创造政绩的出发点和衡量政绩的最高标准和最终检验尺度。这是一个关系到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根本问题，对领导干部来说，更是一个关系到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的根本问题。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不能保持清醒，在各种各样的利益的诱惑面前心浮气躁，就会或为名、或为利，而动摇了根本。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根本点上的任何动摇，政绩观就会偏离正确方向。
政绩是一个具体的、综合的、系统的成果，正确的政绩观也不是抽象孤立的，而是在我们各级领导干部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个不同领域实践中，同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系列重大原则的认识和把握密切相关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的清醒，有助于政绩观把握上的清晰。而我们有些同志却因为不清醒，走入歧途。这里用得着列宁说过的这样一番话：“据说，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进这间屋子，结果却跑进了那间屋子。”（《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２５卷，第３３５页）所以，领导干部讲政绩，必须通过联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实践来把握。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是主题。出政绩，就一定是讲发展的。但我们有些领导干部却在讲发展的问题上走入歧途。有的同志主观上也想发展，希望早日改变自己所在地区、单位的面貌，但结果事与愿违。这除了其他许多原因之外，没有树立科学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邓小平生前反复强调要总结“急于求成”的历史经验教训。十六大提出了跨越式发展的问题，这是努力实现尽快发展的需要，但“跨越”是按照历史发展规律的加快，是减少曲折的加快，不是不顾规律要求的蛮干。我们一定要重视对客观规律的研究把握，一定要尊重客观规律。我们的主观能动性只能在客观的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允许的范围之内。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以满足人民需要、实现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出政绩，就一定要使人民群众得到实惠。但我们有些领导干部却在解决和实现人民利益的问题上走入歧途。他们热热闹闹、兴师动众、大量投入、不惜工本地搞了“政绩工程”，还强词夺理地说，是为了长远和根本的利益，结果群众的实际困难不仅没有解决而是越来越问题丛生。这是同有些领导干部的群众观有密切关系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一再强调：“群众利益无小事”。我们的领导干部一定要着眼于人民群众实际需要的满足，不能离开群众的迫切需要去另搞一套。群众观应当成为我们干部的权力观、利益观的核心问题。人民群众需要的政绩工程，是把长远利益和现实利益结合起来的、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结合起来的，这样的工程应当是在倾听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需求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应当向群众公示，得到群众支持拥护下实施的，并在实践中使群众得到实惠的，而不能是闭门造车的，更不能是劳民伤财的，当然更不能是喂饱硕鼠的。那种工作的出发点不是为了更多地为群众办实事、谋实利，而往往是考虑个人得失，热衷于上项目、铺摊子，搞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这样做的结果，往往会加大财政负担，影响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破坏资源和环境，干部群众对此反应强烈。对这个问题，我们要高度重视并切实加以解决。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一个系统工程。任何地区和部门出政绩，就一定是于全党全国的大局有利的，是在服从和服务于大局的条件下实现的。但我们有些“政绩”却是经不起实际检验的，有的地方经济工作一时上去了，而思想政治工作却滑坡了；有的ＧＤＰ上去了，环境却破坏了；有的税收增加了，而社会治安却每况愈下……。这同我们有些领导干部没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的全局观，在实际工作中不能始终注意顾全大局，统筹兼顾，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是有着密切关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一个长期的奋斗进程，需要全国上下左右、各行各业、方方面面的齐心协力，实现优势互补、相互促进，而不能只顾一时一地一事，决不能急功近利，只考虑一时一地一事的得失而损害了长远根本的利益。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靠艰苦奋斗干出来的。任何地区和部门出政绩，就一定是靠上下齐心、努力拼搏而实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最朴素的真理。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经得起实践和群众的检验。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都必须对政绩问题有正确的认识，要发扬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好作风，坚持重实际、鼓实劲、求实效，扎扎实实地做好各项工作；按客观规律办事，坚持讲真话、办实事、求实效，不盲目攀比；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脚踏实地，艰苦奋斗，不搞花架子。
政绩是创造性的劳动，是在正确的政绩观指导下自觉能动地改造世界的实践。由于客观事物矛盾展开和人的认识能力的历史性局限，在创造政绩的进程中不仅不会一帆风顺，而且也不会没有缺陷和问题。而有了正确的政绩观的指导，我们就可以及时地总结经验，纠正失误，从而把我们的事业越干越好。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发展历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时期，也是中青年干部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在新世纪奋斗在第一线的中青年干部具有较好的政治素质，掌握的文化科学知识和专业知识都比较多，年富力强，正是大干一番事业的好时机，他们把自己的才华贡献给人民、谱写历史新篇章的愿望和决心是极其可贵的。在这样的形势下，认真地解决好政绩观的问题，踏踏实实、锲而不舍地干下去，一定是大有可为的。
解决好政绩观的问题是全党的事情。在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把解决政绩观的问题作为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更要在深化干部制度改革中，为贯彻落实正确的政绩观提供切实的组织保证。这就要建设和完善科学的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和奖惩制度，形成正确的用人导向和用人制度，考核各级干部的政绩，既要看经济建设成果，又要看社会进步；既要看城市变化，又要看农村发展；既要看硬环境的加强，又要看软环境的改善；既要看当前发展，又要看发展的可持续性；既要看经济增长总量，又要看人民群众得到的实惠；既要看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又要看党的建设的成效。要通过制度建设，使勤政为民、求真务实的干部得到褒奖，使好大喜功、弄虚作假的干部得到惩戒。坚持这样做，勤政为民、踏实苦干就一定会蔚然成风；而在这样的氛围下，人民群众得到实惠的政绩会越来越多，让老百姓遭灾受难的“政绩”就会越来越少，我们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就会更加光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必将出现一个各显其能、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的大好局面。
申论热点：大学生“生存训练”引发关注和思考
关注：50元、15天，特殊的生存体验和实践训练
刚刚结束的这个暑假，对浙江师范大学大二学生张一威而言，肯定会在记忆中留下长久而深刻的印记：从8月1日到15日，他作为学校选拔出的30名队员之一，和其他同学一起，远赴北京体验了15天“非常生存”的特殊实践训练。
大学生每人带着50元钱，从下火车开始，在陌生的城市里谋生就全靠自己的努力了。15天里，他们穿行于北京的街巷，争取一份家教、公司文书、翻译、餐厅服务员、超市营业员、推销员、保洁员、送水工等等工作，每个学生都有过两三种甚至更多的工作体验，为自己赚出食、住、行等生活费用。“生存训练”的每一天对大学生们来说都是沉甸甸的，有人为省一元钱公交车费而摸黑出门、步行4小时去上班，有人兼职四份工作、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有人为了能在活动结束时捐出更多的钱、一整天只吃几只馒头。
这已是浙江师范大学连续第五年组织这样的生存训练活动了，5年间，共有148名学生参加这一活动，足迹遍及厦门、深圳、青岛、上海、北京等城市。
浙江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黄华童说，“生存训练”就是要锻炼大学生适应现代社会竞争与合作的各种素质，帮助学生获得直接的社会体验、就业体验等实践经验。这是该校设计的一门特殊的实践课程，重在培养大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适应能力，顺利通过“生存训练”就能获得两个学分。参加队员从全校1000多报名者中选拔出来，在学校里都是各方面能力较强的学生骨干。
几位参加“生存训练”队员的经历，勾画出这项特殊活动的轮廓：
张一威在北京谋职的第一天，就连着30多次碰壁。从报上发现一个招临时演员的机会，一大早赶到制片厂，人家告诉他演戏需要剃光头。几天没找到工作，50元钱用去了大半，当临时演员每天20元的工资对他来说那么重要，“我干”两字就脱口而出。穿着不合身的戏服、顶着头套，饿着肚子工作到晚上八点多，又费尽周折才讨到那20元钱。“在大学的象牙塔里，不可能体会到生存这样艰难。”后来他找到了家教、卖报等工作。“一开始卖报，怎么也开不了口，眼看着时间过去了一个多小时，手上的报纸一份没动，我想再不能端着架子，后来我放开嗓子喊，40份报纸很快脱手了。”
身材纤瘦的女生李鑫雅忘不了8月5日那天自己异常焦急的心情：连着好几天都没有找到相对稳定的工作，还险些误入骗取招工报名费的陷阱，口袋里只剩下10元钱，连付当天的房租都不够。困境之下，她执著地找寻工作机会，一路上盯着有没有“招聘启事”，向一家又一家店铺询问要不要人手，终于得到一份送外卖的临时工作，渡过了危机。“有了这一次的经历，今后毕业时万一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我会更坦然地面对现实，不把期望值调得过高，而是去主动地适应社会。”
法学专业的王帅，在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当上了律师助理，“从来都觉得自己很出色，没想到这份工作对专业的要求大大超过了我的水平，明显感觉到协助律师处理案卷时的吃力”。他坦率地承认，走入社会才发现自己的差距。学英语专业的唐泽龙，在上海一栋写字楼里偶然发现，一位不起眼的“伯伯级”工作人员也能用流利的英文给别人指路，一下子感觉提升自己专业水平、知识层次的要求变得迫切起来。
短时间的“生存训练”，也在相互协作、相互鼓励、相互支持的队员们之间，筑起牢固的友谊、流动着暖暖的情义。法政学院的周云云至今感激，当店长说五名应聘者中只能留下一人时，其他四位队员毅然决定把工作机会让给年龄最小的她。人文学院的陈慧容发着烧还坚持做保洁工作，队友苏醒知道后，步行两个多小时，给小陈送去药物。在餐馆打工的同学经常舍不得吃自己那份工作餐，打包回来与大家分享。
在北京的15天里，30名学生打工所得共6515.2元，除去生活开支后节余的3702.7元，全部通过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捐给了急需帮助的失学女童。5年来，用打工收入捐助困难群体已形成惯例，参加“生存训练”的学生们共捐出16057.26元。
思考：“生存训练”给大学生带来什么
这场形式特殊而新奇的“生存训练”，在进行过程中就吸引了不少注意力，活动所在地一些新闻嗅觉灵敏的媒体还派出记者随同“体验式”采访。当然，在吸引“眼球”的同时，“生存训练”也引发社会舆论的争议以及随之而来的深入思考：“生存训练”给大学生带来什么？
这样一种具有一定风险性的活动，如何保障参加者基本的安全，有没有设置一条“安全底线”？这是许多人首先关心的问题。
也有人发问，作为“生存训练”成立的前提条件，15天只用50元钱这条规则怎么保证，会不会出现个别学生私自带钱、食品等情况？
作为活动设计和组织方，浙江师范大学认为，外界对此项活动发生误读，甚至批评有“炒作”之嫌，大多源自对具体实施情况的不了解。校团委书记吕迎春说，“生存训练”连续进行5年，其间遇到过各种复杂情形，但始终保证没有出意外事件，靠的是周密的组织、细致的准备。学校给参加者提供了一系列基本保障：团委拿出一部分社会实践经费，为参加“生存训练”的队员支付单程旅费、人身保险费用；由学校为队员落实稳定的住处，一般住在当地高校，每天住宿费仅十几元；几位带队老师全程陪同，及时指导和帮助，要求队员每晚9点前回到住处，开例会交流当天的经验与体会；事先发给队员当地地图，每人自备手机，便于及时联络。毕竟活动是为了锻炼培养学生，在“近乎极限”的状态下激发潜能，而决不是把参加者推向绝境。
带队老师林德张介绍，为了应对紧急突发情况，每个队员可以带200元的备用金，用信封盖章后封存；但是一旦启用了这笔备用金，“生存训练”也宣告失败。一般要求队员2到3人自由组合，除了彼此照应，也利于互相督促，自觉遵守活动规则。经历过“生存训练”的大二女生袁丽表示，她两次报名、通过层层选拔才如愿入选这项活动，既然是自己的选择，就不会怕吃苦，更不会私自带钱物。
此外，人们注意到，活动期间学生们大多从事一些简单体力劳动，确实在短短15天里往往也只能找到这样“立竿见影”的短工；而这些体验似乎与大学生今后的职业生涯、专业前景相距甚远。“生存训练”能否实现锻炼和提高大学生素质的预期效果？
“我自己的孩子在上海读大学，我非常希望他也能参加一回生存训练，‘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黄华童副书记认为，大学生走上社会后从事某项工作，看似比较窄的专门领域，实际上对思想、素质、能力乃至人格的要求是全方位的，需要全面的储备，要“学会学习、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做人”。
在浙江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吴惠青教授看来，现在的大学生大多一路顺利地过来，一直生活在纯化的“教育世界”，与“生活世界”缺少接触，这会对他们今后的工作、生活带来负面影响。“生存训练”更多地让学生们触摸到生活艰辛的一面，虽然只短短十余天，还是给他们留下宝贵的体验。
厦门大学刘国深博士和“生存训练”队员曾有近距离接触，他觉得，原有教育内容与社会现实有较大脱节，导致不少大学生毕业后出现“适应不良症”，而且现在的学生多为独生子女，碰到问题畏缩不前、束手无策者有之，与人相处自私自利者有之，理想信念缺乏、意志脆弱者有之；“生存训练”为大学生提供了很好的锻练机会。
从一些看似较低层次的工作中，学生们也获益良多。曾在餐馆打工的大三学生李荔波深有感触，在餐馆干了几天才发现，点菜、上菜，乃至进包厢敲门的细节，都有讲究、都有学问，从这里，他学会了考虑问题需要的严谨和周到。“生存训练”不仅仅是用50块钱生存15天，更促使他们在社会这个大课堂里认识自我、认识他人、认识社会。
今后，“生存训练”会不会继续开展？浙江师范大学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黄华童副书记说：“从5年的实践看，很好地实现了‘培养一批人、带动一批人’的目标；而且学生反应热烈，每年都有1000人左右报名参加，他们都希望这项活动坚持下去。”他表示，学校在总结经验、进一步完善的基础上，将继续每年暑期的“生存训练”实践课程。
同时，有教育专家提醒，不宜将这种“生存训练”的效果抬得过高。它只是大学生社会实践的一种特殊形式，与其他实践活动互相补充和推动。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奋奋指出，“生存训练”能给参与者增添一段终身难忘、长久受益的经历，但不应以简单的维度来评价它的效果，寄希望于它产生一些“立竿见影”的直接效应，比如帮助提高大学毕业生就业率等，毕竟教育还是潜移默化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提升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及整体素质，须有教育系统工程的支撑，依靠整体教育模式的转变。
申论热点：媒体热赞王幸福维权
《中国青年报》：不要再让农民"失语"
读过《半月谈内部版》对这一事件报道的人，理应为王幸福"铁肩担道义"的精神感动。同时，我们这个社会也有必要进行深刻反思：如何看待农民手中的笔?怎样让更多的农民来表达这个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利益团体的利益诉求?想表达和做出了表达的农民绝不只是一个王幸福。可是，社会对农民的表达的冷漠，一些人对农民利益主张的封堵，才使农民这个庞大的利益团体大面积地"失语"。农民这个利益团体的"失语"。主要不是农民"素质"问题．而是相当一批人对农民的表达闭目塞听，这个社会没有给农民提供主张自身利益的讲台。(作者：孙兴金7月2日)
《中国经济时报》：向王幸福致敬
笔者由衷地敬佩王幸福：如果没有王幸福，可能中国农民就要一直背着"暴力抗税"这只黑锅：如果没有王幸福，可能中国农民的血泪上访还在被制造不安定因素、刁民闹事等罪名诬蔑1200余户"钉子户"中无一农民真正抗税折射出了什么?折射出了国家政策信息依然不够畅通，折射出了地方政府有令不行的胆大妄为，折射出农民权益维护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一句空话!
宜阳县政府的做法颇值得玩味：一方面他们感谢王幸福的调查，聘请王幸福为农业税收监督员．并向他支付了调查补偿费用；另一方面，责令乡政府退还去年的罚款及扣押物资，却不处理责任人。这样的政策，显然是在安抚王幸福的同时推卸责任。(作者：刘利军7月1日)
《南方周末》：王幸福何以让人感动?王幸福的所作所为深深感动我的原因有很多，比如他超人的胆略勇气
常人难以想象的坚忍耐心，以及质朴善良的心灵等等。其中最让我感动的要数王幸福的身份。刚刚颁行的行政许可法使以往传统的“公民义务本位、政府权力本位”提升为“公民权利本位，政府义务本位”，从而避免了王幸福“上访”可能的不幸，催生了王幸福今天的“幸福”。(作者：赵晨光7月8日)
《人民日报•华东新闻》：从一个农民的自费调查说起
近些年来，从政府官员到专家、学者，为农民代言的不少；也有相当一部分有胆识、学识的农民，将身边发生的不合理现象诉诸文字，向上传递。但是，真正以社会调查方式详细解剖问题，反映群体性不公正遭遇并提出实质性建议的，王幸福应该是第一个。王幸福的调查报告所传递的，不仅仅是当下中国农村真实现状，还有一个群体的觉悟与成熟。(作者：郝洪7月2日)
《凤凰周刊》：诊断农村暴力征税之源
目前中国的官民比例已经超过了过去，农村基层的政府机构庞大，冗员增多，这些人要吃饭，就只能向农民身上找，所以暴力征税、乱摊派、乱集资、乱罚款也就层出不穷。(作者：欧阳斌7月8日)
《新华网》：九亿农民不能寄望于王幸福式的侠士
王幸福事件(见6月30日《半月谈内部版》)给我的震撼，主要还不是因为暴力征税的无情和血腥。王幸福这种近似孤胆英雄的行为提醒我们，让农民有一个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应该立即得到上级有关部门的重视并提上议事日程，再也不能继续拖延下去了。九亿农民的幸福．不能建立在"王幸福式的幸运"之上，而应该建立在坚实可*的制度基础之上!(作者：郭松民7月2日)
《人民网》：但愿"王幸福现象"今后不再出现
暴力征税与腐败完全不同：凡权力腐败，都是在阴暗角落里偷偷摸摸进行的，且大都是个人行为。征税是政府在行使自己法定的权力，是阳光下的、有组织的、非个人的公务行为，有时甚至还是借助于国家机器的"兴师动众"的大行动。这些"动静"整得如此之大的事情，只要政府领导、上级政府、众多官员不是聋子、瞎子，根本不可能全都浑然不知。(作者：刘以宾7月4日)
《生命网》：尊重农民的生命尊严生命诚可贵。王幸福现象警示社会：九亿农民的生命尊严绝不容漠视和
侵犯!(作者：祖显春7月6日)
《新京报》：理性看待"农民暴力抗税"
王幸福报告只向农民一方面了解情况，是否全面、准确反映了整个情况，值得商榷。宜阳县政府在没有进行认真的实地调查和核实情况下，就做出六点意见，目的无非是考虑到有上级的关注和有关部门的过问，尽快平息王幸福的报告，避免带来麻烦。(作者：孙之斌7月1日)
《中国经济时报》：是谁导演了230起虚拟"暴力抗税案"
是不择手段逐利的"执政观"在导演这幕闹剧。一些地方基层政府机构过于臃肿庞大、官员竞奢攀比之风严重。所有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在领导脸上贴了金．却由收入菲薄的老百姓为其埋单。政府在超出群众承受力的情况下与民争利，就是暴力征税现象出现的最直接原因。
是基层官员粗暴蛮横惟我独尊的"老大"作风在导演这幕悲剧。税费征收标准不公开、不透明，多收滥收，违反税法。收税干部成了"打砸抢"小分队．不仅不尊重纳税人权利，而且随便往农民头上扣"暴力抗税"帽子。这样的官员以暴力行政破坏党群干群关系，根本不配做人民"公仆”。(作者：张培元7月1日)
《大众日报》：为何站出来的是"王幸福。
为什么这个暴力征税事件，是由农民王幸福那饱含着泥水、血水、汗水和泪水的报告而揭露的，而非有关部门督察检查所得出的结论呢?我们期待的是，谁破坏了公权力的信誉，谁就应该为此付出代价。(作者：朱四倍7月2日)
《燕赵都市报》：农民为什么自费调查征税矛盾
只有一个答案．就是他已经对当地有关部门提供的行政服务极度失望，才越俎代庖地替政府部门尽"义务"。(作者：朱金中7月2日)
《南国早报》：王幸福的幸福与不幸
若以为王幸福的孤军奋战收到了最佳效果，那么恐怕还是有些天真。虽然迫于上面的压力，宜阳县大部分乡镇把去年的罚款及扣押物资返还给了农民，但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理却迟迟没有结果。如果不对"打砸抢"的执行者们进行严厉惩处，对于暴力征税的处理恐怕还会如同转瞬即逝的阳光，根本无法融化暴力执法的坚冰。
申论热点：还有多少“红楼”在等着贪官？
目前正在庭审的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张执新、张执文兄弟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涉案犯罪嫌疑人126人，查缴黑恶资产总价值1.2亿元，查出包括原齐齐哈尔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王瑞在内的13人为这个团伙黑恶“保护伞”。笔者注意到，张氏兄弟开设有华新宾馆和华新浴宫，他们给一些官员发了消费“金卡”，持卡人可以在宾馆和浴宫免费享受吃、喝、玩、乐服务。张氏兄弟还在宾馆一些房间安装了录像设备，将一些官员玩乐的陋行录了下来。专案组查获了一些录像带，里面的镜头不堪入目。（《中国青年报》８月１６日）
张氏的宾馆、浴宫，又是一座“红楼”。几年前，厦门远华赖昌星特大走私案案发时，人们就发现，远华总部被当地人称为“红楼”的7层小楼，开设有餐厅、舞厅、桑拿浴房、客房等多种享乐功能。在有关场所，赖昌星安装了录像设备，录下了不少腐败官员的陋行。张氏兄弟的宾馆、浴宫同“红楼”的作用何其相似！看来，掌握一些官场要员的不良行为资料，是黑恶势力同官员打交道的一个“渠道”。
为什么黑恶势力都爱建“红楼”？这可能是黑恶势力生存、发展的需要。官黑勾结、警匪一家，是黑恶势力发展壮大的基本途径，古往今来，概莫能外。黑恶势力都需要拉拢贪官。黑恶势力毕竟干的是黑道，见不得阳光，也是各级政府各个时期都要严打的对象。为了逃避打击，回避麻烦，黑恶势力需要有关方面高抬贵手，能够睁只眼闭只眼。“拉拢”当然就需要有“拉拢”的手段，“红楼”便“应运而生”。光是让有关官员“高抬贵手”还不够，如果哪天官员一不高兴不“抬”了又这么办？于是黑恶势力为了让某些要员长期“听招呼”，便想方设法控制对方。“声色犬马”的记录，足以让贪官名声狼藉、自毁前程。因而黑恶势力都会想到建“红楼”。黑恶势力需要依*贪官，官黑勾结，是一种风险最小、回报最大的投资。有时贪官一张二指宽的条子，就能给黑恶势力带来千百万的暴利，或是官黑合伙经营，共同发财，这比什么利润都来得方便快捷。在送钱物的同时，还有什么比“红楼”更能成为实现目的的手段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