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宪法第四章的章名“国旗、国徽、首都”修改为“国旗、国歌、国徽、首都”；.15
信访作为国家与社会之间信息交流的重要渠道，其改革应该遵守三个标准：
第一个标准是信息的通畅流动与有效共享。在传统政治中，公众表达诉求的渠道有限，信息的流动速度缓慢，因此政府作为信息的接受者能够有序地处理各种信息并做出回应，甚至可以利用信息垄断地位防止信息的扩散。而在现代政治中，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变革，消除了信息传播的时空限制，政府难以垄断信息，更无法堵塞信息的流动，因此必须学会在信息时代和全球化时代处理涌动的信息洪流。在政府接受的各类信息流中，信访提供的信息价值更高，尤其不能阻止其通畅流动。
第二个标准是合乎法律及其精神。一些人认为信访制度不符合依法治国精神，因为许多信访案件的解决不是依*法律，而是依*个别领导的批示，有干预司法独立之嫌。这种意见固然有事实依据，但恰恰说明信访制度有改革的必要，不能因噎废食，把改革等同于取消。作为一套已经被广大公众熟悉的表达意见的机制，信访在反映社情民意和解决一些重大问题上的重要性实际上得到了强化，因此应该按照法治的原则进行积极改革。改革的方向就是要建立起一套符合法律和法治精神的信访处理程序，既要遵守现有的法律规定，更要根据法治精神来创造性地设计信访接待、案件转办、督办、反馈等各个环节，在逐步减少领导个人在信访案件解决中的作用的同时，提高各部门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
第三个标准是可持续的有效性。检验改革的根本标准是制度能否走下纸面，运转起来，持续地发挥效力。只有运转起来的制度，才能激励制度的操作者，吸引社会的支持。就信访制度改革而言，这第三个标准的实现具体化为三点：一是提高信访案件涉及层级和部门解决问题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二是增强信访工作者的责任心、成就感，并适度地减少他们的工作量；三是提高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和应用法律的能力。信访只是他们维护自身权益的众多渠道中的一种，而不是唯一。
毫无疑问，这三个标准是相辅相成的，但按照信息规律来改革信访机制似乎更为根本。人们所称道的“贵阳模式”之所以在改革和完善现有人大信访机制中取得明显成效，就是遵循了信息规律和依法治国的精神，把信访看作是在政府体系内部以及政府与社会之间有效传播信息的渠道，并按照法治原则改革现有架构。贵阳市人大设立的每周一次“人大信访法律咨询日”为政府与群众直接对话搭建了平台，受访群众满意率达到了95％以上。通过法律咨询日以及其他配套改革，人大与“一府两院”形成了一体的“大信访”格局，消除了过去那种信访案件只依*文书往来、抄抄转转的局限性，信访提供的信息直接传达到各直接负责部门，既减少了转办、督办等环节，提高了工作效率，也提高了人大与“一府两院”的工作协调性，避免了不必要的矛盾，使人大的监督权发挥了更有力的作用。最后，也是更重要的是，信访群众通过人大的安排与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见面，倾诉自己的不满，提出自己的疑问，从后者那里得到直接的答复或建议，有利于改善这些部门的形象，增强群众对它们的信任，从而使群众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遇到问题时，更愿意通过法律程序来反映问题，求得问题的就地及时解决，而不至于把问题累积起来，诱发越级的或集体性的上访行为。
总之，信访机制的改革，不仅关乎到社会稳定，更关系到体制的顺利转型。信访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使依*这个渠道传播的信息更通畅地流动，在制度内部各个机构和部门之间，以及制度与公众之间有效地共享，增强它们的相互信任。只有建立起稳定的信任关系，我们才不至于在信息时代被信息浪潮吞没，更不会犯下堵塞和压制信息的致命错误。
申论热点：严禁教育乱收费通知为何不管用
开学在即，海南省教育厅27日发出紧急通知：严禁教育乱收费，对乱收费情节严重、造成恶劣影响的学校，将撤销其校长职务（据新华社8月28日电）。就在同一天，国家发改委公布了今年上半年价格举报六大热点，教育乱收费问题位居首位。（据8月28日《北京晚报》报道）
对照这两条消息，既让人明白了海南省教育厅“紧急通知”的来由，又让人对“紧急通知”不敢寄予厚望。没有健忘症的人应该都还记得：去年3月，刚刚上任的教育部长周济在全国教育系统治理中小学收费工作电话会议上强调：“哪个学校出现了乱收费问题，要撤销校长的职务！”5个月后，也就是去年的这个时候，周济部长再次强调“学校乱收费，校长要撤职”。当时，媒体纷纷用“态度坚决”、“掷地有声”来报道此事，各地教育部门也纷纷下发通知，有的地方还成立了“治乱办”，对教育乱收费进行专项治理。然而，事实证明，下通知的效果并不理想。
怎么办呢？海南省教育厅再次发出了“紧急通知”。应该说这种态度是积极的，可是，以前的“通知”不管用，现在的“再通知”就管用吗？
根据边际效应递减原理，相同的内容每重复一次，其效力就减弱一分，重复的次数越多，效力就越差。何况，“学校乱收费，校长要撤职”的话，周济部长都已经重复两次了，地方教育部门再重申还有什么意义呢？
去年以来，全国各地也确实有一些中小学校长因乱收费被撤职。比如，今年4月，郑州市撤销了3个校长的职务；2003年11月，宁夏有9名校长被撤职……尽管如此，校长因乱收费被撤职仍然只是“小概率事件”，教育乱收费仍为价格举报第一热点足以为证。
在去年8月的那次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会议上，周济说：“一些地方的基层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主要领导，认识不到位，态度不坚决，工作跟不上；已经出台的治理乱收费的政策和措施在一些地方还没有真正落到实处……”那么，如何解决“认识不到位”问题呢？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严格按规定办事，一旦发现乱收费，就摘下校长的乌纱帽！
政令要畅通，就必须有权威性。要维护政令的权威性，就必须“言必行，行必果”。不断重复“通知”的所谓“三令五申”，其实是对政令权威性的损害。
申论热点：严禁教育乱收费通知为何不管用
开学在即，海南省教育厅27日发出紧急通知：严禁教育乱收费，对乱收费情节严重、造成恶劣影响的学校，将撤销其校长职务（据新华社8月28日电）。就在同一天，国家发改委公布了今年上半年价格举报六大热点，教育乱收费问题位居首位。（据8月28日《北京晚报》报道）
对照这两条消息，既让人明白了海南省教育厅“紧急通知”的来由，又让人对“紧急通知”不敢寄予厚望。没有健忘症的人应该都还记得：去年3月，刚刚上任的教育部长周济在全国教育系统治理中小学收费工作电话会议上强调：“哪个学校出现了乱收费问题，要撤销校长的职务！”5个月后，也就是去年的这个时候，周济部长再次强调“学校乱收费，校长要撤职”。当时，媒体纷纷用“态度坚决”、“掷地有声”来报道此事，各地教育部门也纷纷下发通知，有的地方还成立了“治乱办”，对教育乱收费进行专项治理。然而，事实证明，下通知的效果并不理想。
怎么办呢？海南省教育厅再次发出了“紧急通知”。应该说这种态度是积极的，可是，以前的“通知”不管用，现在的“再通知”就管用吗？
根据边际效应递减原理，相同的内容每重复一次，其效力就减弱一分，重复的次数越多，效力就越差。何况，“学校乱收费，校长要撤职”的话，周济部长都已经重复两次了，地方教育部门再重申还有什么意义呢？
去年以来，全国各地也确实有一些中小学校长因乱收费被撤职。比如，今年4月，郑州市撤销了3个校长的职务；2003年11月，宁夏有9名校长被撤职……尽管如此，校长因乱收费被撤职仍然只是“小概率事件”，教育乱收费仍为价格举报第一热点足以为证。
在去年8月的那次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会议上，周济说：“一些地方的基层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主要领导，认识不到位，态度不坚决，工作跟不上；已经出台的治理乱收费的政策和措施在一些地方还没有真正落到实处……”那么，如何解决“认识不到位”问题呢？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严格按规定办事，一旦发现乱收费，就摘下校长的乌纱帽！
政令要畅通，就必须有权威性。要维护政令的权威性，就必须“言必行，行必果”。不断重复“通知”的所谓“三令五申”，其实是对政令权威性的损害。
申论热点：腐败分子现形为何多源于偶然事件？
近期，原贵州省长顺县政协副主席、县发展计划局局长胡方瑜被判有期徒刑11年，没收个人财产44.9万元。胡方瑜受贿金额为10余万元，贪污工程款2万元，另有部分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这件看起来似乎平常的腐败案，有一点颇耐人寻味，案件的起因竟源于偷盗。一个小偷偷了胡方瑜一条皮带，扔在当街，结果引出了案子：此皮带非同寻常，“暗藏玄机”，里面竟夹着一张巨额支票！
小偷偷出腐败分子已不是一件新闻了。前几年，某派出所抓住了小偷，交代出偷了某局长的家，有多少多少东西。公安机关让某局长作证，他矢口否认家中被偷过，小偷举出了证据――一小头刻着局长名字的金牛，局长才被绳之于法。这和胡方瑜的案子如出一辙，只不过胡是给自己的皮带“带”了进来。
为什么许多腐败分子被现形大都源于某些偶然的事件？这值得我们思考。这些“偶然”均来自于外力，例如小偷“不小心”偷出了腐败的证据。“西安彩票案”也是偶然的操作失误，“不小心”让局外人得了“宝马车”，又“不小心”公之于众，等到天下人皆知，腐败分子就无处藏身了。由此看来这偷儿的“功劳”真不小，一不小心扮演了一个公众代表的角色，“捅破”了一层窗户纸，然后一切就明了了。然而我们毕竟不能依*偷儿当公众的代表，因为这是一种不确定的因素，所以依*谁来捅破这层纸呢？这是一个问题。
申论热点：考场不是市场
考场和市场是两回事，考场是个比知识、选人才的场所；市场是个做交易、赚钱财的场所。很可惜，也可恨，在一些地方，有的人却把严肃的考场变成了混乱的市场。
据报道，在今年的高考中，河南濮阳发生了一起多名教师涉嫌组织策划并以赢利为目的的集体舞弊案件。这起案件发生在濮阳县三中。有的老师以每科答案1000元左右的价格出卖，后来直至涨价到2000元，作案工具是手机。为了“搞定”监考老师，先后向他们送几百元至几千元的“红包”。据说，此次舞弊共收20多万元。有名考生说：“不光发手机短信，也有老师抄学习好的同学的答案然后传纸条的。”他感到当时太乱了，有点像市场。
每年高考之前，有关领导机关就三令五申，严禁舞弊，严惩舞弊。今年又未雨绸缪，重申法纪。但舞弊案件在一些地方仍有发生，濮阳仅是其中一例，当然是比较恶劣的一例。据说在濮阳监考的老师已有80多名被调查，其中7名已被当地公安机关刑拘。
想想过去发生的一些高考舞弊案件，大多还是为了让平时成绩较差的考生混个高分，混个大学，甚至混个北大、清华。这当然也是违法乱纪，但说起来还是为了上学。看看濮阳舞弊案，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为了赚钱，把考场变市场，把考卷当商品，传消息，买监考，卖答案，明码实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条龙服务”。尤其令人痛心的是，舞弊案中的人物，竟是“人类灵魂工程师”。他们就是这样“传道、授业、解惑”的！就是这样“为人师表”的！他们的丑恶行为，凉了多少刻苦攻读的学子之心，辱了多么神圣的教育殿堂。如果说，连高考这块“绿洲”也要污染，那么，社会上还会有干净的地方吗？还会有凭本事吃饭，还会有公平竞争，还会有优胜劣汰吗？有的将是劣胜优汰！将是无法无天！
上大学，上名牌大学，是千千万万考生，也是千千万万家长的心愿。名额有限，竞争激烈，谈何容易。但从古到今，从中到外，凡考试特别是至关重要的高考，无不法纪严明，执法如山。为这事，有丢乌纱帽的，有坐班房的，还有掉脑袋的。因为，考试不光关系一个人的前途命运，还是关系国家、民族的兴衰存亡，不严行吗？
像高考舞弊这类案件，是民愤很大的案件，也是国法要严惩的案件。群众眼睛雪亮，“纸里包不住火”。不管是谁，只要干了这类伤天害理的事情，早晚会被揭出来，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做人，做事，还是老实点好。考上大学当然好；考不上，也未必没出路。老实终究不吃亏，胡来早晚要倒霉，这样的人和事，我们见得还少吗？
申论热点：两会”热门话题一览
宏观调控预计中国政府将宣布新的宏观调控措施，防止通货膨胀和金融风险，遏制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确保国民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
“三农”问题9亿农民的税费将会得到减免，粮食生产将受到鼓励，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保护等方面的投资将会增加.
就业和社会保障政府将采取多种措施，包括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来缓解就业压力，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协调发展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坚持推进西部大开发，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私有财产将写入宪法\依法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依法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征用并给予补偿等规定
“三个代表”将写入宪法，成为中国的指导思想。
政府自身建设政府的四项基本职能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提供服务.建立健全应对各种突发性事件的应急机制，强调依法行政并接受包括媒体在内的各方面监督
积极稳妥地推进检察改革
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检察机关要保证自身严格、公正执法，必须主动接受外部监督，严密内部制约.去年，开展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完善查办职务犯罪的内部制约机制。建立防止和纠正超期羁押的长效机制。建立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的工作机制。
"反腐败"
中国"反腐"，在经历了运动反腐、权力反腐之后，到了"制度反腐"的时候。强调对"一把手"的监督。有效遏制各种权力腐败现象的发生，强化对公共权力的监督管理，建立强有力的党内民主监督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今后要从以人为中心的权力反腐，走向体制、制度、机制等源头上预防治理腐败。监督必须以权力、权威为后盾，否则对权力监督就是一句空话。监督机制不顺畅，纪委权力来源依附于同级党委，很难履行对同级党委及其领导成员的监督制约，同级监督难以取得明显效果；监督重点不明确，多为对下级监督，没有形成以领导干部为重点的监督机制；党的民主生活会制度不能坚持，没有形成有效的上下结合的党内民主监督机制。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关键是要建立和完善一个有利于反腐败的制度平台，进一步增强政府和社会的反腐败机制。应改革纪检领导体制，保证纪检监督权的独立性和权威性，纪检部门要注重自身建设。要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首先必须进行有效的政治体制改革，切实实行"党内民主"，在用人等重大问题上也只能是一票。在党内引入竞争机制，党组织在推荐任命干部前，要在党内通过一定的民主程序产生推荐名单，并且可以进行差额选举。必须真正体现法治的精神，让各级"人大"真正发挥它的监督作用。要从源头上把住选人用人关，就要把对"一把手"在选人用人上的监督作为重点，防止一些领导干部"带病上岗"
落实司法为民
出台了一系列司法便民、利民、护民具体措施并狠抓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方便当事人诉讼，切实解决“告状难”、“申诉难”问题。完善司法救助制度，保障经济确有困难的群众平等参与诉讼。注重审判质量，努力实现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使当事人尽快获得公平裁判的结果。加强基础建设，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质疑假日经济建议地方立法带薪休假
长假期间人们统一出行，不仅加重了交通的负担，也增加了不少安全隐患，对当地的卫生环境和治安状况是一个沉重打击。国家的福利水平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建议有条件的地区应通过地方立法，由员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实行带薪休假，这样不仅有效地错开个人休假时间，也可以根本改变“一窝蜂似的”休假方式。
申论热点：农村养老为民解除老所忧
———贵州余庆县推行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养老保障制度纪实
“两户”家庭生活水平需要保障
余庆县位于贵州省遵义市东南部，其中农业人口占90％以上，农民人均纯收入达2334元（高出全省平均水平51％）。2003年全县人口出生率为11．6‰，自然增长率为5．8‰，比全国6．01‰的自然增长率略低。
据专家测算，如果按1963年至1973年的平均生育水平计算，实行计划生育30年间全县少生了18万人，这对余庆县意义非同寻常。
但同时当前农村“两户”家庭的社会保障问题显得日益紧迫。据余庆县的一个专项调查显示，该县30年前第一批实行计划生育的“两户”生活水平，当年远高于全县的平均水平，此后逐年下降，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低于全县的平均水平。2002年，“两户”总的生活水平低于全县平均水平达1108元。
省计生部门的负责人说，贵州农村贫穷落后，在目前还主要是土地养老、子女养老的情况下，农民一上年纪，或是一子服侍两老，或是二女外嫁身边无人，很容易陷入困境。
不能让曾经自愿响应国家号召实行计划生育，为余庆县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两户”家庭老来无着落。余庆县委、县政府于2002年开始探索为“两户”提供养老保障。该县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农业县，全县有“两户”家庭20455户，要一下解决所有“两户”家庭的养老问题困难不小。
该县对多种养老方案进行了测算和比较：如果投商业养老保险，财政一年要拿出2000万元，几占全县财政收入的1／3，负担过重，而且投保人60岁后每月只能领取13元的养老金，回报太低。如果以政府出资，通过企业赢利来维持养老院，则风险大且不易操作。几经权衡，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余庆县决定以政府为主，建立计生家庭养老保障金。
能基本满足“两户”的生活需要
计生家庭养老保障金由三部分组成：一是从2002年起，每年在县乡两级地方财政收入中提取0．5％，以后逐年递增0．1％，直至达到财政收入的1％。二是从社会抚养费和农村税费改革中央转移支付部分中提取20％。三是县里有收费项目的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党政干部每年捐资一次。
按此办法，余庆县2003年共筹集资金147万元，61名年满60岁的农民，从去年1月开始每月领取养老金40元。根据当地目前生活水平，一家两口每月80元、每年960元养老金，可基本满足生活需要。
5月18日，记者冒雨走访了3个乡镇的8户“两户”家庭。提起这笔养老金，老人们都感慨道：做梦也没想到政府会这么周到，每月给我们“发工资”。65岁的宋洪林说：“现在不光是我彻底甩脱了担忧，就连那些三四十岁的计划生育户也打消了悲观，有望头啦！”
71岁的汤本昌说起去年养老金兑现大会上喜极而泣的情景时脸上露出了一丝遗憾：作为“两户”代表，他本来有一肚子的话要讲，可是站在麦克风前，激动得只喊了3个字：感谢党！便老泪纵横，说不出话来。
白泥镇上理村杨秀伦家，是全县最困难的家庭，他本人身患重症，爱人残疾，13岁的儿子寄住在亲戚家读初中。走进已十分破旧的木瓦房，全部家当价值不过几百元。屋外，春雨沥沥，寨子里的乡邻正在帮他家打田插秧。杨老汉说：每年政府都要发救济金、救济粮，现在又多了这笔养老金，油盐酱醋不愁，还可买点肉吃。
村民在交谈中，无不表达他们对这项政策由衷地拥护。然而，如何保证“两户”养老保障制度能够长期地实施下去？
确保保障金足额连续发放
余庆县委书记陈梓泽说，这项政策是经过反复慎重研究后出台的，一是县财政收入这几年都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每年提取0．1％的递增数，应该是有保证的。二是到2020年，县里满60岁的“两户”农民将达到1400多人，从现在起的17年里，将累计发放养老金近900万元，而累计提取的养老基金可达5000多万元，完全能够承担所有“两户”的养老保障。三是国务院最近出台了一项重要政策，对西部试点地区的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资金，中央财政负担80％，地方财政负担20％。国家支持力度很大，余庆县已决定从今年5月起，每个农民每月的养老金由40元提高到50元。四是县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余庆县农村独生子女户、二女户养老金管理办法》，用地方法规来确保该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为让群众更放心，余庆现在由发放现金改为发放存折。县财政每月15日把养老金打入信用联社，由联社在乡镇的延伸机构为发放对象建立专项存折，农民可即时自由支取。越来越多的村民有了一个女儿后决定不生第二胎，新的生育观正在这里兴起。
据了解，目前，贵州全省已有71个县（市、区）借鉴“余庆模式”，大力开展对农村计划生育家庭的奖励扶助制度建设。
创新才能治本
王军
农村独生子女户在生产致富、家庭养老问题上和多子女家庭相比，有更多困难，更应给予帮助和扶持。能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家庭的养老问题，不仅是一个如何建立现代农村社会养老机制的问题，更是一个涉及国家计划生育政策连续性和完整性，稳定目前较低生育水平的大问题。
在当前形势下，一些地方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仍停留在宣传、教育和引导这些传统的工作方式上，有些地方甚至违反政策采用行政组织手段。这些工作仅仅能起到治表的作用，有的还起到了反作用。
要从根本上维护计划生育制度的可持续性，就必须从解决农民的实际困难入手。贵州省余庆县在经济基础并不雄厚的情况下，从本县实际出发，为农村计划生育家庭设立养老金，把计划生育利益导向与社会制约有机结合，不但解决了计划生育家庭的实际困难，而且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作了新的尝试。他们的做法具有可操作性，养老金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而且有利于计划生育工作。这将会推动群众执行国策时更加自觉。
从今年起，国家在5个西部省市、9个中部省和贵州省的各1个地（州、市）开展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试点工作。建立这些制度，虽然政府现在是花了一些钱，但总比贫困人口大量增加后再去对他们扶贫更经济。
申论热点：传销骗局调查：1个农民和他的2000个大学生下线
“欧丽曼”非法传销组织所传销的商品之一。
“我不知道事情会搞得这么大，你觉得我会判多少年？有期，无期，还是死刑？”6月24日，在重庆渝北区公安分局看守所里，穿着黄色囚衣的秦永军哭丧着脸问记者。
事情确实“搞大了”。从去年9月到今年3月，短短半年间，秦永军和他的下线诱骗全国各地2000多名大学生到重庆搞传销，被骗者不乏北大、清华、西安交大等名牌大学的高材生。
6月1日，总理温家宝对此案亲笔批示：“要严厉打击非法传销活动。学校要采取措施防止学生受骗参与传销活动。”
此后，副总理吴仪、公安部长周永康等中央高层先后对案件作出批示。
秦永军，38岁，是河南省项城市孙店镇解堂村人，初中文化。他何以令2000名大学生身陷传销泥潭欲罢不能？
“大学生自己发展自己”
秦永军说，自己文化低，口才也不好，讲授传销都是一批大学生传销骨干自己去做，他可以坐享其成。
在看守所，秦永军看着手铐上的反光喃喃自语：“我是个农民，文化太低，我没料到事业会发展得这么快，这么多大学生会过来。”
没有人知道这是不是一句真话。据今年3月份卧底“法国欧丽曼”传销公司的重庆渝北公安分局一警员描述，那时的秦永军穿一身西装，很有风度，看起来像个发达的商人。而他当时的身份，是“法国欧丽曼”传销公司重庆地区的“超级总代理”。
秦永军说，他一般把钱交给神秘的上线于高明等人。于高明是“法国欧丽曼”
公司总部定期派来收签单钱的，而于高明又是更为神秘的上线张涛派来的。“
2000年，秦永军发现传销是个“适合”他的行当。“我年龄偏大了，力气活干不了，传销不费太大力气又赚钱”。
后来，妻弟赵建华劝他到广西玉林搞“直销”———但秦永军很快领会了其中奥妙，“他们说的直销实际上就是传销，只是因为国家禁止传销，但没说禁止直销，所以变换了讲法，实质都一样，就是不断引诱亲戚、朋友、同学来交钱，从中赚钱”。他交了3350元，成了“欧丽曼”成员之一。
秦永军说，每介绍一个“幼儿员”（交了钱还没发展下线的新成员），介绍人拿510元，介绍人的上一级介绍人拿300元，再上一级拿120元，再再上一级拿90元。他把自己的堂兄张松和朋友张丽发展成会员。
张丽入会后“表现积极”，先后发展了多人参与。
其中一名叫张伟伟的大学生，于2003年发展了大学生辛俊涛到广西贵港参加了“欧丽曼”传销组织，辛于当年发展了自己的大学生女朋友赵晓民。之后，赵、辛二人又不断发展自己的大学生下线，当上了“总代理”，而秦永军也因为发展会员“业绩突出”，一跃成了“超级总代理”。
“当初我没有有意发展大学生，上头也没有要发展大学生的明确计划。大学生是自己发展自己。”秦永军说，他的文化低，口才不好，所以讲授传销都是一批大学生传销骨干自己去做，他基本上可以坐享其成。
根据警方的调查。“法国欧丽曼”传销公司的前身是“莱奥奇”传销，最初在广西北流、玉林、贵港发展，当时的组成人员基本为社会中下层人士。
而在警方的记录上，组织成员发生转变是从秦永军的下线大学生张伟伟开始的。随着广西加大传销打击力度，秦永军和四十几名大学生传销骨干移师重庆渝北区、合川市和巴南区，形成了秦永军为地区超级总代理、于高明为重庆地区负责人的格局。
看守所里的秦永军极力淡化他在这个团队中的作用：“传销有一套自己运转的规矩，每个在自己位置的人都会做好自己的事。所以，不管我做不做，我的下级体系都会自己扩张发展。”
谁来解救他们的内心
办案民警说，“我们可以解救他们的身体，但谁来解救他们的内心？”
“秦永军做头领确实不用花太多力气，因为他们搞的主要是精神控制。”
重庆渝北公安分局一位办案民警介绍，在解救2000名大学生时，大多数受骗学生坚持认为他们没有受骗，坚信自己从事的是“直销”，是“辉煌的事业”，是“一种新生事物”，是“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的新理念”。还有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又回流到了成渝鄂地区至今还在搞传销。
“我们可以解救他们的身体，但谁来解救他们的内心？”这位民警说。
为了凑齐3350元入会费，湖南某校大三女生黎平有生以来第一次欺骗父母，说要交2000元学费。在农村的父亲二话不说，3天之内就把钱汇过来了。被解救后她才得知，家里是把她曾放牧了7年的两头老黄牛卖了才凑到这笔钱的。
“那时我真的太蠢了。在那些没有自由的日子，我感到自己是一个不能思考的动物”，被解救回后的黎平几个月来开始救赎式的生活，她说为了还债她没有时间午睡，每天做三四份兼职，还要准备错过了的英语四级考试。
5月26日，看了黎平写来的信，渝北区公安局经侦支队一位民警说：“一个多么懂事的孩子，她被传销骗得太惨了。”
黎平是被自己最好的朋友、大学同学余平（化名）骗到重庆渝北的。余在电话中说有一份好工作让黎平惊喜，但到了渝北后却让她去听课。
第一天培训老师告诉她“成功学”，“成功学———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然后是在一间小屋里做游戏，要求每个人上台演讲，唱歌，相互称乎“老总”。还有是求婚游戏，异性间相互求婚，直到对方同意为止，“目的是消除害羞和不自信，又很刺激。”
黎平说，在这样的环境中，人很快就沉浸在一种“追求成功”的狂热中。此后的几天，每天不停地学习直销理念、制度、心态，称“直销”是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给予中国年轻人的第四大机遇。其主体课程是：分配方案、影响成功的因素、“企业文化新理念”、从业应有的心态等。讲课内容非常有蛊惑性，比如“穷人最需要的不是钱，而是野心”等。
在欧丽曼内部，发展下线讲究“四不讲”，环境不对不讲、时间不够不讲、气氛不好不讲、时机不成熟不讲。对下线主要是谈感情，消除抗拒情绪。
一个月之后，黎平的“四不状态”终于慢慢消除。
“讲师”鼓动她用3350元买欧丽曼产品，“这是投资啊，几个月后就可以返本赚钱”，随后一些自称月薪过万的大学生“经理”们出来现身说法，说当初自己也是如何犹豫，投资后知道选择是如何正确。作为崔平上线的余平，趁机使她“投资”了那3350元。
警方称，像黎平这样有较强反思能力的传销大学生为数并不多，更多的大学生被彻底“洗脑”。
重庆某校大四学生李民，在“欧丽曼”中曾是管理近十个“幼儿员”的“家长”。
他至今坚持，除产品问题外，“欧丽曼”在培养口才和提高素质方面是有益的。
“发展下线，我不觉得是欺骗。因为他也可以得到很多东西，花几千块钱值。假如你（一开始）对他讲实话，除非他思想已经非常先进（才能接受）。”
经济邪教亲情管理
重庆市公安局新闻中心主任陈萍说，“从洗脑、到每天必须举行的仪式，再到严密的组织和人身的控制，一整个就是邪教的模式。我们围剿的是经济邪教。”
和传销组织的洗脑手段配套的是他们的组织制度。
传销组织以“家庭”为单位实行“亲情管理”，这对涉世不深的大学生也很有吸引力。
重庆警方认为，传销和变相传销之所以能迅速发展蔓延，和它有一个严密的，自我繁衍能力极佳的组织体系有直接关系。
据了解，“欧丽曼”实行“五级制”，即家长、主任、经理、总代理、超级总代理。
会员入会后，发展3－9人就可成为“家长”；发展10－69人即可成为“主任”；发展70－398人即可成为“经理”；399人以上即成为“总代理”，再往上便是“超级总代理”。
他们还实行“三奖”的分配方案。以“经理”为例，第一级是“直接奖”，每发展1名直接下线，提成43%；第二级是“间接奖”，自己的下线再发展1名下线，提成12%；第三级是“育成奖”，下线的下线再发展1名下线，他提成2%.这样，下线拉得越多，提成就越高，经理级的人物每月常可提成数万元。
到秦永军等人被捕为止，秦、赵、辛3人已经收取数百万元的入会费。
该传销组织还有严格的纪律。各传销窝点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由“家长”实施封闭管理。发展下线都采取单线联系，不同级别人员不允许往来，同级别联系密切，但又必须置于“家长”严格监督之下。
在发展下线时，还制定了邀约加盟的“五同原则”：即同宗、同乡、同事、同学、同好。“家长”在严管手下的“业务员”时，把打电话的时间严格控制在3－5分钟内。
每个“家庭”里少则三五人，多则十来人。晚上，十个人睡在地上的通铺上。第二天凌晨5点半，有人起来做饭。6点半，准时将屋内所有人叫醒，一起晨练。吃完早饭后，便是听课时间。然后吃饭，然后又听课。不停地有人在耳边讲述“成功捷径”和“致富秘诀”。
这样，经过3至7天，一个新来的大学生便会从开始的反感、抵制，到认同、接受，并最终积极参与其中。一些介入较深的大学生甚至觉得“自己各方面的能力提高了”、“人生中第一次遇到这么美好的事”。
一名卧底警员说，“我看到他们像中了邪一样，听课时不开小差，不说话，几天时间便可记完一本厚厚笔记”。
“从洗脑、到每天必须举行的仪式，再到严密的组织和人身的控制，一整个就是邪教的模式。我们围剿的是经济邪教。”重庆市公安局新闻中心主任陈萍说。
受害者变为施害者
每个交了钱的传销受害者为了返本，还会不断地骗更多的亲人朋友成为其下线，受害者变成了施害者。
陈萍认为，每个交了钱的传销受害者为了返本，还会不断地骗更多的亲人朋友成为其下线，这样，传销的受害者又转变成了施害者。
现在被刑事拘留的传销“经理”唐明曾经就是一个受害者。
这个黑皮肤的小伙子在看守所里见到记者的第一句话是：“我恨死我的上线了。”今年3月份他被遣返回校后，开始准备大四论文答辩，但就在答辩前几天，他因发展了二百多个下线被警方逮捕。说起这些他痛悔不已：“我复读了三年才考上大学，现在学位证书都没了。”
唐明是湖北某大学的学生会的干部，他拉了两个学生干部做下线。其中一个是该校的学生会团支部书记。
“我的两个下线太强了，否则今天我也不用坐在这里。”唐明苦笑。这名团支部书记一个人就为唐明发展了一百多下线。
另一名被刑事拘留的女大学生赵晓民是西安某名牌大学成教学院的大学生，25岁，她做到了欧丽曼的“总代理”级别。她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看起来一脸文弱。2002年底，她被大学同学辛俊涛骗至广西，随后辛俊涛成了她男友。
到了2003年开学初，赵晓民想回去上课，但发现根本交不起学费了，只得退学。“我喜欢学校，在寝室里哭了好几天才下定决心。”赵晓民回忆。
“出去后我想做的第一件事是回学校读书。”赵晓民的眼镜后面闪着泪光。
大学教育的空当
传销显然是钻了大学教育的一些空当，这也是诱使一些大学生投身传销的客观原因。
该案的主办民警韩光认为，像秦永军这样的文化程度低下的传销分子之所以能得逞，和大学生所处的外部环境也不无关系。
渝北两千多的大学生传销人员中，90%左右的是正规高校的本科生。“这些学生大多数是因为想找工作或者是为了减轻交学费压力而被骗入传销团队的。”
韩光在和受害学生的接触中发现，大多数受骗学生性格内向。这些学生认为，大学教育没有足够的空间和条件让他们发挥个性，获得锻炼，而传销课程却使他们获得了演讲的自信和能力，获得了与人交流的能力。传销显然是钻了大学教育的这个空当。
“参与传销的大部分大学生有着一夜暴富、出人头地的梦想，”韩光说，“传销的洗脑课恰好抓住了大学生的这个心理弱点。”
申论热点：警惕"陈化粮"背后的陈化
随着调查的展开再展开，在全国很多地区都发现了“陈化粮”，而且逐渐衍生出一个新名词：“民工粮”。日见理性的公众没有出于对黑心商人的痛恨与对民工的同情而沉醉于谴责的快感中，而是探讨制度完善之途，着实令人欣慰。
有人说消费者对于假冒伪劣商品的泛滥有一定责任。这种说法绝对是有道理：有需求才有市场，辨别能力不足才会被欺诈。因此，只要每个人都坚决不买假冒伪劣商品，擦亮自己的眼睛，黑心商人也就没有了生存的空间。不过仔细想来，似乎有点不对味儿：人们也许因为购买能力低而只能消费价格低廉的商品，也许想少花钱而获得炫耀消费的心理满足感而购买假名牌，但如果明知是毒药，偏偏要去买来吃———这样的人除了想自杀就是精神方面有一定问题。
看来，就“陈化粮”问题而言，让受害者为害人者承担责任，甚至说受害者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害人者的成长就不那么有道理了。不过，笔者倒是十分清楚持此观点者的良苦用心：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别为了治服小狗而请来了大狼。
*民工自己来对抗“陈化粮”的销售者以及包工头，实在为难了他们：不拖欠工资、能吃饱饭已经不错了，再说，他们可能知道所吃下的不是新米，却不太可能知道其中的黄曲霉菌能产生黄曲霉毒素，是目前发现的最强化学致癌物。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了？其实并不十分复杂，只要追问一下就会知道个大概：“陈化粮”从哪里来的？我们经常看到走街串巷收购旧米旧面的商贩，有些“陈化粮”来源于此；但调查表明：“陈化粮”有很大一部分出自于国有粮库。那么，国有粮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陈化粮”呢？由于我们一直沿袭通过国家控制商品粮来保证粮食安全的思路，国家直接收购粮食占市场流通量的比重巨大———粮食流通体制的弊病，导致我们一方面喊着粮食危机，另一方面大量拍卖“陈化粮”。
只能用来加工饲料的“陈化粮”怎么会上了餐桌？根据有关规定，企业需办理严格的手续才可以购买陈化粮，购买后只能自用，不能转让和倒卖，更不能直接流入市场。但工商、粮食、食品监管部门是否有监管的动力呢？经验表明，没有油水的领域没人爱管、有油水的领域捞到油水后放行的现象比比皆是，如果有了麻烦，只须说一声财力有限，人员不足，权力边界不清即可塞责。
“陈化粮”只是陈化的粮食流通体制以及陈化的官僚机构生产出来的诸多怪胎之一，如果不从根本上推陈出新，我们的餐桌上还会源源不断地出现各种“陈化粮”。
申论热点：公共管理需要社会化
最近，国务院召开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座谈会。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在座谈会上强调，要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其实，前段时间在北京和深圳等地早就有一批民间资本被批准进入了城市公共交通和污水处理等领域。这标志着我国政府正在开放公共服务领域，努力实现公共管理社会化。
以往，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资运营，要么由政府一手包办，要么就交给下属企业去办。政府是公共服务领域的唯一“代理人”，既“掌舵”又“划桨”。这种垄断经营导致权力滥用或腐败，使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资绩效大打折扣。显然，传统计划体制的惯性，以及政企不分和全能政府观念已经成为妨碍政府公共管理有效性的主要障碍。那么，公共管理到底该何去何从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