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非法移民对美国社会构成的冲击是多方面的。经济上而言，一个普遍的担忧是这些廉价劳动力会抢走美国本地人——尤其是那些受教育程度低、缺乏高级技能的美国人——的就业机会，或至少通过竞争，压低了美国人的工资。哈佛大学的教授 Borjas 的研究表明，从 1980 年到 2000 年，移民压低了美国人工资 3％，对于那些高中没毕业的底层，这一压低幅度，则高达 8％。同时，这些非法移民虽然不交税，他们的出生在美国的孩子却可以在美国上公立学校，他们也可以得到一定的医疗服务，也就是说，他们大量占用了美国纳税人上缴的税收。德州的一个参议员声称，德州这一个州一年花在非法移民家庭上的教育和医疗开支，就达到了 10 亿美元。
从社会文化上而言，美国人也担心 à?美人的大量涌入，会给美国造成一个文化分裂的社会。事实上，根据美国 2002 年的人口调查，现在拉美裔的美国人已达 3800 万，已?超越黑人，成为美国第二大“民族”。其中墨西哥裔，又占拉美裔的三分之二。这些人在进入美国之后，往往自成一体，封闭在自己的社区里，既不学英语，也不溶入美国社会，形成了美国这个“大熔炉”里熔不掉的一块铁疙瘩。
抗议示威可能效果不大正是因为上述因素，美国在非法移民面前越来越不安。面对鱼贯而入的非法移民，地处美墨边境的新墨西哥州和亚里桑那州，2005 年 8 月干脆宣布进入“紧急状态”，11 月，总统布什倡议强化边境管理，最终导致了 12 月，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众议院通过了一个强硬的反非法移民法案，这个法案的内容包括：在美墨边境修建一条 698 英里的“隔离墙”、驱逐所有非法移民、严惩那些雇佣非法移民的雇主等等。
这个法案引起了非法移民社区的轩然大波。在很多人看来，这样一个法案，是对非法移民与美国社会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一个“既成事实”的无视和轻蔑。虽然这一千多万移民是“非法”的，但是他们很多人已 在美国生活多年，遵纪守法，勤俭节约，通过诚实的劳动给社会作出很大贡献，把这些人从美国社会中“连根拔起”，既不现实，也不道德。
出于对“既成事实”的尊重，2006 年 3 月，参议院中的温和派院提出了一个更现实、理性的法案：一方面强化对美墨边境的管理，限制移民潮的进一步涌入，但是另一方面，也给目前已在美国境内的非法移民办暂时的工作许可证，并有条件地、渐进地给他们提供一个成为美国公民的渠道。应该说，这一提案和总统布什的想法不谋而合，也合乎广大非法移民的要求。
然而，由于部分强硬的共和党员的反对，这个提案在参议院没有通过。这就导致了从 3月底开始非法移民风起云涌的抗议示威。五一的全国性游行示威，是这个社会运动的一个高潮篇章。
这样的抗议示威，是否能推动美国境内非法移民的“合法化”进程？有专家预测，效果可能不大。最重要的，就是美国最广大的本土选民，对非法移民持有漠然甚至敌视的态度。
无数的民意调查表明，大多数美国人并不欢迎?外国人来抢他们的饭碗。对于国会议员来说，政治压力是来自那些反对非法移民的本地选民，而不是“手无寸票”的非法移民。更何况今年是国会选举年，这一压力分外显着。
“南北柏林墙”仍在生长其实，美国民众对非法移民的排斥，固然有“经济理性”在起作用，但同时不能不说也有种族歧视的成分。非法移民固然抢走一部分饭碗，但是，一个国家的工作总量并不是固定的，非法移民通过提供便宜的劳动力提高了雇主的利润率，从而也提高了雇主的追加投资率，相应地，也增加了就业空间。
哈佛教授的研究成果，经过对资本利润率影响的调整，最后结论是，非法移民对高中以上学历的美国人的工资收入没有影响，就是对高中以下学历者的工资水平的压低程度，也小于 5％。另外一些学者的研究，干脆就表明非法移民对美国任何阶层的收入都没有负面影响。
就算 Borjas 的研究成果是对的，普通美国民众真的对一小撮高中以下学历的人不到 5%的收入水平那么在意吗？还是，他们的潜意识里，其实是不希望那些矮小的、长着印第安人脸孔的、不说英语的人频频出现在他们的社区里？联想到美国 1882 年的“排华法案”，1965年以前对亚洲移民的明文限制，应当说，美国移民政策里面的种族主义幽灵，还没有完全消失。
从更深的角度来说，这次非法移民的大行动，不过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劳资不平衡的一个反映。今天我们已 习惯“地球村”这样的说法了，但是，资本的自由、商品的自由，并不等于劳动力的自由。华尔街大亨的资本，可以任意到第三世界国家的金融市场上进行投机，但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公民，并不能任意地跑到发达国家打工。冷战之后东西柏林墙倒塌了，但是全球化过程中的南北柏林墙却在生长。一个墨西哥人悄悄潜入美国，的确是违法美国法律的，但是，当美国一个小时的工资相当于墨西哥两天的工资，他的选择，也是人之常情。
何况他不偷不抢，纯粹是在美国最底层，那些几乎没有美国人愿意干的职业当中，挣一份血汗钱而已。如果说他有什么错的话，唯一的错，不过是当年不幸生在了墨西哥而已。
无法将主张强加于人不幸的是，非法移民的这次大游行，虽然鼓舞了非法移民的士气，但也激起了保守势力的反弹。着名的反非法移民组织“The Miniutemen Project”的一个领导人，干脆说：那些没有合法身份的外国人，竟敢跑到我们的大街上、挥舞外国的国旗游行示威，藐视我们的法律，这是彻头彻尾的暴民统治。
他的表达方式虽然极端，但是代表了很多右翼美国人的心声。别说右翼美国人，就是合法移民，比如很多中国留学生，对非法移民的上街游行，也颇有微辞。在一个留美学生的论坛上，一个中国学生愤愤地写道：“我们这些年辛辛苦苦地考托福 GRE，读书、找工作、交税，老老实实排队等绿卡，凭什么他们偷渡来的，还要抢在我们前面拿绿卡？”
另一方面，右翼毕竟只是美国社会当中的一支力量。移民问题，正如美国社会的其他问题，还是要在美国充满权力制衡的政治框架中寻求解决方案。就非法移民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政治当中诸多力量的博弈：参议院的温和派和众议院的强硬派之间、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共和党内部之间、联邦与州之间、不同种族之间、立法机构与白宫之间、选民与政治家之间，都有不同的立场，但都无法将自身的主张强加到对方身上，只有通过不断的周旋、牵制、谈判，政策才有可能出台。也正是因此，非法移民政策暂时卡在了国会的喉咙，只能等“秋后算帐”了。
控制石油的什么在美国的反伊战游行示威中，最流行的一个标语牌恐怕是“No blood for oil”了（不能为了石油而流血）。虽然布什和克莱尔早就声明“这场战争和石油毫无关系”，基本上人们把这话当笑话来听：不为石油为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又找不到，难道美国还真就是为了给伊拉克人民输入自由民主？美国还真成了雷锋不成？
这种提问的逻辑其实不完全合理。假设――仅仅是假设――美国打伊拉克是为了输入自由民主，这其实与美国的利益也不矛盾，甚至大大促进美国的利益：一方面，许多国际关系的研究表明，“成熟的民主国家之间没有战争”，把伊拉克给民主化了，对于美国的国际安全是一件大好事；另一方面，如果把伊拉克给“自由化”了，改造成自由市场经济，会大大降低跨国公司与伊拉克之间商贸往来的“交易成本”，尤其对美国那些大的石油公司有利。所以给伊拉克输入民主自由，和强化美国在中东的商业、政治利益很大程度上是一件事，为什么一说到“输入自由民主”，就立刻要认为是“理想主义”呢？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强化美国在中东的政治经济利益，难道就一定意味着伊拉克人利益受损？也不见得，假设――仅仅是假设――美国真的成功地给伊拉克输入了自由民主，一方面美国强化了其利益，一方面当地人享受了自由民主制度，这不是一种双赢的情形？二战以后的日本不正是如此？
当然，到目前为止，由于伊拉克内部错综复杂的宗教族群冲突，实际情况恰恰是“双输”：伊拉克人没能享受到“自由民主”，美国的“利益”也很难说得到了强化――政治上，因为这场战争，美国在国际上被空前孤立，11 月中期选举中，共和党的全面溃退也标志了布什政府打伊战的政治代价；商业上，由于战乱和政治斗争，到目前为止，英美那些大的石油公司还是无法真正进入伊拉克。
现在，让我们来假设――同样仅仅是假设，虽然很多人都将它认定为事实――美国打伊拉克完全是为了“控制伊拉克的石油”。那么，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控制伊拉克石油的产量？
控制伊拉克石油的价格？控制伊拉克石油的出口国方向？控制伊拉克石油的开发权？甚至，控制伊拉克石油的所有权？以前在一个朋友的博客上看到一句话，我很欣赏，他说：我不在乎别人的观点是不是和我的一致，甚至不在于别人的观点是不是愚蠢，我在乎别人的观点是不是“独立思考”的结果。我想所谓的“独立思考”就是指，当你拥有一个观点的时候，是通过你自己掌握的信息独立做出的判断，而不是因为一百个人里面有九十九个这样说了所以人云亦云地这样说。那么，我想请问那些认为美国打伊拉克是为了“控制伊拉克的石油”的朋友，你们是否独立思考过这句话的确切含义，以及，有什么论据支持这个观点？
别着急，不是说美国打伊拉克一定不是为了“控制伊拉克的石油”，我只是说，必须搞清楚这句话的确切含义。
显然，控制伊拉克石油的“所有权“这一条不可能。虽然美军一占领伊拉克就直接去“保卫”
石油部的举动成了全世界的笑料，但距离萨达姆下台已经有些年头了，好像也没见美军把伊拉克油田抢到自己的名下。就算将来伊拉克局势稳定下来，Exxon、Shell 这样的大石油公司要开始“争夺“伊拉克石油的“开发权”，也必须通过竞价购买的市场交易方式。
控制伊拉克石油的“开发权”，这话有一定道理。许多伊战的批评者都认为英美政府打伊拉克，其实是在为 Exxonmobile，Shell，BP 这样的美英石油公司开路。军国主义开道，资本家挣钱，这似乎也非常合乎我们所习惯的“阶级分析”逻辑。但是，这个说法的可疑之处在于，就算布什政府把 Exxon 当大爷当舅舅伺候，都 21 世纪了，又不是 19 世纪，给资本家开道还非要通过打仗？通过打仗来打开市场，成本太高了，美国这么几百亿几百亿美元地往伊战砸钱，真要是为了取悦几个石油大佬，不如把这钱直接通过减税、补贴的形式分给他们得了，可能投入产出更划算。而且，以美国的霸权主义地位，通过联合国搞一个协议，说取消制裁的条件就是打开市场不就行了？美国政府又不是没跟萨达姆合作过，“第二次握手”有什么不可以？为什么非要打仗？正给石油制裁给折腾得焦头烂额的萨达姆没准求之不得呢，用我们中国，或者印度，或者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眼光来看，不就是个“引进外资”吗，越多越好啊。
那么，控制伊拉克石油的出口量和出口方向呢？比如，“强迫”伊拉克多往美国出口石油，少往美国的经济、政治对手出口，从而一方面保证自己的经济发动机能量，一方面牵制对手。
这个说法同样可疑。和平年代石油卖给谁不卖给谁几乎都是靠各个国家的购买力决定，很难想象伊拉克出台一个政策说“我只卖油给那谁谁谁，就不卖给那谁谁谁”，行动上也没有这个迹象。更重要的是，美国对伊拉克石油的依赖性并不强，就拿 2005 年 11 月来说，美国的进口石油里面，只有16.3%来自于中东，而伊拉克在其中又只占 26％。现在国际石油出产国很多元化，就算伊拉克完全停止对美国石油的出口，这个缺口也可以通过其他国家补回来。难道美国非要为这百分之四左右的石油进口量打一仗？比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举着“No blood for oil”的人当中，很多一方面严厉斥责政府为了“拥有石油”而打仗，另一方面却享受着“石油文明”带来的各种好处不肯放弃，该买 SUV 买 SUV，该 24 小时开空调 24小时开空调，其状态犹如左右手互博。
控制伊拉克石油的产量，从而达到左右石油价格的目的，这还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美国如果要控制伊拉克的石油产量以操控价格，你说是要让它涨价还是跌价呢？有的人可能会说：
涨价！这样美国政府所服务的石油大佬渔利啊。有的人可能会说：跌价！这样有利于执政党争取选民。反正无论涨价跌价，都可以用倒推法说成是美国政府的叵测居心。再说了，美国怎么“控制”伊拉克石油的产量呢？打电话给 Exxon 或者 Shell 让它们减产？人家可不是对政府言听计从的国企。拿枪比着石油部下达指示？人家伊拉克也好歹有一个民选政府和议会。
当然了，危机时刻美国拿枪比着伊拉克让它增产或者减产，也不是没有可能。更重要的是，伊拉克一国的石油产量对国际油价的长期影响力有限，它少生产点其他国家可以多生产点，市场的总体供求关系未必会因为伊拉克而改变。
照你这么说，你可能会说，美国打伊拉克跟石油没有关系了。当然不是这样。美国打伊拉克显然跟维护它在国际政治中的“老大”地位有关：敌对的政治势力与巨大的石油收入相结合，容易形成对美国的挑战。现在委内瑞拉、伊朗、甚至俄罗斯为什么敢于动不动跟美国叫板？
滚滚而来的石油收入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这些“威胁者”中，拿伊拉克开刀显然最顺手。
其次，在中东安插一个亲美政权，也有利于维持石油体系长远的稳定与开放――可以牵制OPEC 不随便发“小姐脾气”，增进国际石油安全。你可能会说，你看，还是回到了石油不是？
美国不还是为了石油去打的仗？我想提醒大家的是，石油安全不仅仅是美国人的石油安全，也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石油安全。虽然美国自身可能是最大的受益者，但如果石油价格失控，刚刚起飞的中国也就被斩断了翅膀。
敌人的权利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我有个老师说：检验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其实不是看多数人，而是看少数人，比如残疾人，同性恋，外来移民，他们的权利有没有得到保护。要我说，还有一个更过硬的标准，就是看这个国家的“敌人”落到它的手里之后，权利有没有得到保护。
对目前的美国来说，它的敌人最集中的地方，莫过于关塔那摩监狱了。那里先后关押着 911以来美军抓获的 700 来个“恐怖分子嫌疑人”。莫罕默德·卡塔米，可能是其中最出名的一个。
卡塔米，据说是 911 事件中的“第 20 个劫机犯”。2001 年 8 月 4 日，卡塔米从阿联酋飞往美国，在佛罗里达的奥兰多机场降落。当时，911事件的一个主要劫机犯阿塔就在机场门口接机等他。但是，由于卡塔米不会英文，只有单程机票，而且对自己到美国来干嘛支支吾吾，海关人员把他当作非法移民遣送回了阿联酋。在一个被截取的恐怖分子电话中，911袭击的组织者之一也称卡塔米是“最后那个人”。据说，911行动中，其它三个飞机都有5个劫机犯，只有飞往白宫的那架飞机是 4 个劫机犯，其中缺席的那个人，就是卡塔米。
后来，2001 年 12 月，美国在攻打阿富汗时俘获了卡塔米，并把他押送到了美军的关塔那摩监狱审讯。之后的几年，他被关押在关塔那摩监狱里，接受讯问。
2006 年 3 月 3 日，《时代》周刊公布了从 2002 年底到 2003 年初的卡塔米审讯记录，其中曝光了审讯过程中的种种“虐行”，其中包括：让他扮狗羞辱他、长时间审讯不让睡觉、用一个非常不舒服的姿态长时间拷住、强迫喂食、降低房间温度并不断向他泼冷水、在他耳边长时间放特别吵的音乐……据称，卡塔米的待遇在关塔那摩是一个普遍现象。无独有偶，2003 年底 2004 年初，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美军虐待战俘的照片、文件曝光于各大媒体，举世轰动，可以说让美国的国际声誉沾上了难以洗刷的污点。
无论是阿布监狱的照片，还是关塔那摩的记录，都表明“敌人”落入美国手里之后，人权受到了严重侵害，但是，是不是就可以得出结论，说美国的“人权”概念根本经不起推敲，不过是一个用来敲打它国的大棒呢？如果得出这个结论，只能说观察者只关注了“美军虐俘”这个现象，却没有关注在虐俘现象曝光之后，美国社会及政界对这个现象的反应。
我们都知道，对于一辆长期在路上的车来说，遇上或大或小的交通险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交通险况是否最终会酿成人命关天的悲剧，还要取决于车里的很多危机应对设置，比如，刹车是否灵敏，车内乘客是否系安全带，车内的充气口袋会否及时弹开，等等等等。阿布监狱和关塔那摩的虐俘行为，可以说是美国这辆“自由号街车”遇到的“险情”，这个“险情”
的出现，说明美国的人权状况还存在严重的缺陷。但是，从美国社会各界对反应和行动来看，这辆汽车的刹车、安全带、充气口袋系统又是非常可靠，在汽车从“自由线路”滑向“野蛮线路”之前来了个紧急刹车，及时避免了更大的危险。
媒体、民间社团的力量，可以说是“刹车”系统，立法系统的制约，可以说安全带装置，而独立的司法力量，则是充气装置。所有这些避险机制及时启动，最后的结果是，虽然布什政府这个“司机”开错路线几乎翻车，车里的美国人民受到惊吓，最后还是有惊无险。
美国的媒体在报道政府的这些“丑闻”时，可以说是争先恐后。04 年初阿布监狱丑闻最先的报道者中，有美国 CBS 电视台的“新闻 60 分”节目，《纽约客》杂志也进行了长篇报道。
之后美国各个媒体掀起了声讨美国政府的热潮，04 年起，《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
等详细报道了监狱里的审讯技术以及关押犯的悲惨状态，并呼吁政府尽早关闭关塔那摩监狱。
《时代》周刊干脆发表了几十页的卡塔米审讯日志。
与此同时，各个民间的人权组织也开始积极行动，扞卫“敌人的权利”。其中最着名的是纽约的“人权观察”，它对关塔那摩的囚犯状况做长期的跟踪调查，推出了系统的调查报告。“宪法权利中心”这个组织不但给卡塔米这样的人提供律师帮助，而且协助受害者积极参与对美国政府相关人员的起诉。与关塔那摩相关的书籍、音乐、话剧、电视片、游行示威纷纷出现，高校、教会、电台、电视台对关塔那摩的讨论层出不穷，批评的声音占绝对优势。
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立法机关开始有了反应。“反虐俘”最着名的代表，是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克凯。他说，“为了赢得这场反恐战争，我们不仅仅需要军事上的胜利，而且需要价值观念上的胜利，虐俘让我们在价值观念上损失重大”。2005 年 10 月，参议院以压倒优势通过反对虐俘的法案，“禁止对战俘使用残酷的、不人道的和污辱性的审讯手段”。压力之下，布什政府于 12 月签署同意了这个法案，以示“美国政府反对虐待，尊重国际法规”。
司法的力量同样不可忽视。从 03 年开始，美国最高法院就开始接手相关诉讼。04 年判决关塔那摩在押犯有权通过程序挑战他们的被关押状态。2006 年 6 月，最高法院判决关塔那摩在押犯确系日内瓦协议的保护范围，同时还判决，政府不能另设行政军事委员会来审判犯人，审判必须通过常规法庭或者军事法庭，再次限制了行政力量对司法力量的干涉。
其实，即使是布什政府，也从来没有公开提倡过“虐俘”。要知道最早开始启动调查阿布监狱虐俘行为的，是军方自己，而不是来自外界的压力。对某些温和的“刑讯逼供”，布什政府可能曾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后来，随着各种社会压力的增强，他们不得不一再站出来表态反对“虐俘”。事实上，布什政府也的确有为难之处。一方面要从准恐怖分子嘴里“榨”
出有用信息，另一方面还要对他们“和颜悦色”。如果另一次 911 发生，需要负责的可不是《纽约时报》或者“人权观察”，而是美国政府。可能令某些官员想不通的是，对卡塔米这样的“准恐怖分子”大声放音乐都被指责为“虐俘”，与此同时，某些伊斯兰极端组织正在砍下象博格这样无辜美国人的头颅。
然而，正如麦克凯所说：“我们是比我们的敌人更好的人”。文明社会必须用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这个标准下，阿布监狱的 17 个虐俘者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其中有两个美国士兵，甚至被判处了 10 年和 3 年的徒刑。美国驻伊的总指挥官桑切斯也称，是阿布监狱丑闻导致他“被迫退休”。与此同时，关塔那摩的囚犯正在一批批地被释放，就是卡塔米，据国防部的最新消息说，由于他曾经经受的“虐待”，美国很可能无法起诉他。甚至相反，一些被释放的关塔那摩囚犯，开始反过来寻求起诉美国政府中的相关人员。
固然，关塔那摩的阴影仍然没有完全清除，美国社会仍然在为“敌人的权利”进一步斗争。然而，已有的这些斗争至少表明，关塔那摩那 700 来个人的痛苦并没有白白承受。他们的痛苦，已经被美国社会转化为强化其人权保障机制的信号，以防止更多这样的痛苦。泱泱大国的运转，政府不可輢 r /> 不出错，重要的是这个政府如何面对自己的错误，是否承认它，是否改正它，是否在一个更大政治框架中受到制约。同样重要的是，这个社会能否容忍政府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来践踏人权――不仅仅是“我们”的人权，而且是“敌人”的人权――归根结底，人权是人类的权利，不仅仅属于“我们”或者“他们”。
民主现实主义翻开报纸，又是一则伊拉克的坏消息：巴格达发生汽车炸弹袭击事件，46 人死亡，104 人受伤……某种意义上，这种新闻已经不是新闻了――天天都能读到的新闻叫什么新闻？哪天打开报纸没有发现伊拉克的死人消息，那才是新闻呢。
伊拉克到底怎么了？地球人都在思考。
查尔斯·克劳桑莫，美国一个保守派政治评论家，曾经这样反击那些反伊战的人：自由派老说多边国际行动更道德，我就奇怪了，什么样的道德标准告诉我们，解放两千五百万被压迫的人这件事不道德呢？
姑且不论美国打伊拉克是不是的确为了“解放”被压迫的伊拉克人――对于许多“天真”地这样地认为的人，恐怕会有类似的困惑：别人好心好意去解放你，你咋就不从呢？
问题是，好的东西，就可以强加于人么？伊拉克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它不仅仅是一个政治难题，而且是一个道德难题。如果一个病人拒绝吃药，你可以出于道义劝他，甚至强行灌药，但是灌药的过程中把这人打得遍体鳞伤，打出来的病比本来得的病还重，这还合乎道义吗？
2004年，克劳桑莫提出一个概念：民主现实主义。其核心主张就是美国应该公开实行“单边政治”，主动出击传播民主制度，而不是扭扭捏捏寻找什么“国际共识”。与其浪费时间去寻找并不存在的共识，他说，不如大刀阔斧地单干“扁兔崽子”（antison of bitch policy）。
然而，就是右翼政治学家福山，都批评这个“民主现实主义”的政治主张“奇怪地脱离现实”。
归根结底，不同的眼睛看到的“现实”不同。克劳桑莫看到的是那些“流氓国家”的流氓行径，而福山看到的――以及我们现在每天翻报纸看到的――是伊拉克一天又死了多少多少人。
06 年 12 月 6 号，美国众议院任命的“伊拉克研究小组”发布了他们的研究报告，提出解决伊拉克问题的“方案”。其核心主张无非是两条：第一，美军不能无限期地留在伊拉克，美国政府应该给伊拉克政府施加压力，让他们自己加紧解决宗教种族冲突，否则美军就应该在2008 年开始撤军；第二，建立中东地区政治上的统一战线――尤其应当把伊朗和叙利亚拉进谈判桌，进行地区对话。
派系团结加地区对话当然是好事。但是，这些主张的一个致命缺陷，就是假定对方――伊拉克也好，伊朗叙利亚也好――是一个理性的、统一的、既有对话意愿又有相应行动能力的实体。
不幸的是，不理性、不统一、缺乏对话意愿更缺乏行动能力，恰恰是中东方面的“现实”。伊拉克已经被宗教派系斗争折腾得遍体鳞伤，至于伊朗，看美国出丑本来就不亦乐乎，人家有什么兴趣跟你真心实意地对话？
美国政治学家杰克·施奈德近年来写了两本书：《从投票到暴力》和《选上去打》。这两本书针对的，恰恰是冷战结束以后这个令人痛心的现实：在许多国家，民主化进程与种族宗教冲突激化并驾齐驱。苏联民主化以后，车臣地区烽火连绵。南斯拉夫民主化以后，各种族打得让人眼花缭乱。布隆迪 1993 年刚实现第一次和平选举，第二年就发生了图西族和胡图族的种族仇杀。施奈德承认，正如许多国际关系学者指出的，“成熟的民主国家”之间没有发生过战争，但是，“转型过程中的民主化国家”却是滋生暴力冲突的温床。在他看来，90 年代之后激增的种族民族冲突恰恰是民主化本身的结果：为了赢得选票，无数政客不惜煽动本来不存在或者较微弱的种族仇恨。换句话说，民主化“制造”了派系冲突。
说种族民族冲突完全是“民主化进程”制造的，当然不公平，事实上，专制者同样会“制造”
种族宗教矛盾。比如布隆迪，在民主化之前两个种族本来就相互砍杀。但是，说民主化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却不无道理。如果说民主化的“西方文化条件”已经在现实面前不攻自破――毕竟，不少儒教文化国家已经成功地实现了民主转型。民主化的经济条件也令人生疑――美国从英国殖民者手里夺得政权实行雏形的选举时，人均 GDP 恐怕比现在许多专制国家要低得多。但是，民主化的“国家认同条件”却一次次地得到历史地印证：一个社会里如果没有基本一致的“国家认同”，民主化不但可能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可能带来很多新问题。
如果说专制时代还可能一个“大流氓”镇住无数“小流氓”，民主化过程中则有可能出现“群氓乱舞”。
这当然不是说，一个多民族专制国家就别指望民主化了，事实上，即使根据施奈德的统计，和平实现民主化的多种族国家比血流成河地渡到民主的国家要更多。但是伊拉克这样的例子又的确告诉我们，在一个种族裂痕很深的社会，民主化有一个“社会准备”的问题：如果没有强大的公共领域在意识形态上与政治煽动家相抗衡，如果没有一定的民权运动作为民主化的基础，如果没有种族调和甚至同化的政策相配合，民主化很可能被煽动成多数对少数的暴政甚至内战。毕竟，真正的民主化，不仅仅是政治体制的变化，而且是政治文化、社会形态的转型。在崇扬民主价值的同时，对民主化进程中的陷阱保持警觉，才是真正的“民主现实主义”。今天伊拉克的乱象，恰恰是“民主理想主义”的后果。俗话说得好，强扭的瓜不甜，就是给人灌药，也不能把人给灌得一命呜呼。
美国大选贵不贵花数十亿美元买来民众对民主制度的信心、对自己国家的责任，物有所值随着两党全国代表大会的落幕，美国总统大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每次到这个时候，总有一个声音冒出来：选举太贵了，花太多钱了，就是个有钱人的游戏而已。
美国总统选举的确贵。1996 年总统大选花了 4.8 亿美元，2000 年 6.5 亿，2004 年则超过 10 亿美元，呈直线上升的趋势。今年大选，到 7 月底花费就已经超过 10 亿了，这个无底洞还在延伸之中。这样砸钱到底多不多呢？看你从哪个角度看了。一方面，若是把选举款换成“孩子们的书本”，那得换多少本啊。但 10 亿美元占 2004 年美国 GDP 的十万分之八，用来决定这个国家发展的方向，似乎又不算太多。
一个朋友跟我聊起过：“美国的民主最虚伪了，我们这有个有钱人，选举时给当地官员捐了很多钱，官员上台后处处给他好处……”我说：“这种情况可能有，但肯定是非法的，从法律上来说，美国的选举中一个人每次选举给一个候选人最多只能捐 2000 美元，这点钱要买通一个官员，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有钱人“购买”选举，政客当选后为有钱人服务，似乎是劣质民主的一个典型形象。这在美国历史上也曾屡见不鲜。1872 年格兰特参选总统时，有个大款一口气捐了其竞选开支的四分之一。不过，随着 1972 年美国《联邦竞选法案》出台，有钱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地购买民主的“好日子”就一去不返了。从那时开始，不但捐款人必须公开姓名和数额，而且捐款数额有了明确规定：每个人每次选举给某个候选人捐款不能超过 1000 美元（2002年调整为 2000，随通胀而浮动，2008 年为 2300 美元）。政治行动委员会的集体捐款也有了限额。
当然选举的不平等影响不可能彻底消除：一方面，就算有 2300 美元的捐款限额，有钱人可能顶着 2300 美元捐，而且可以发动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而穷人要么捐不起，要么只能捐个几十上百的；另一方面，虽然对捐款数目有了限制，但有钱人或组织往往通过做议题广告“曲线”影响选举，这就是所谓的“软钱”。虽然 2002 年《两党选举改革法案》旨在消除软钱的影响，但孙悟空七十二变，软钱正想方设法变成“更软的钱”。
那么何不干脆取消私人筹款、直接使用公款竞选呢？公款竞选透明，防止无度花钱，还能避免富人和穷人的不对称影响力，听来似乎是最佳选择。事实上，像澳大利亚、西班牙、墨西哥和很多苏东国家都主要依赖公款竞选。
美国不是没有公款竞选制度，只不过它是一个“自愿选项”，即，候选人可以选择使用公款，但前提是接受公款的总额限制（今年大选是 8400 万）；也可以选择自己“化缘”，坏处是没有底线保证，好处是不存在总额限制。今年，“本来支持公款竞选”的奥巴马决定放弃公款，而麦凯恩决定使用公款。两人选择不同并不奇怪：根据麦凯恩在本党初选中的筹款记录，他自己筹款也就筹到 8400 万左右——既然有免费午餐，何必去千辛万苦地求爷爷告奶奶呢？而奥巴马简直就是竞选筹款的“神奇小子”，筹款能力是麦凯恩的两倍——既然可以筹那么多钱，何必戴上 8400 万的紧箍呢？
说奥巴马筹款神奇，不仅在于他的筹钱总额，更在于他的筹款大多来自于中小选民。拿2008 年 6 月的筹款记录来说，其总额中有 65%来自于小于 200 美元的小额捐款，而麦凯恩只有 33%。可以说，奥巴马的大多支持者们真的是省吃俭用来支持他。真的粉丝，敢于直面惨淡的钱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奥巴马的竞选代表了民主选举的真义：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人，在给民主竞选提供动力。
从一个大款操控候选人竞选资金的四分之一，到无数个 200 美元汇成候选人筹款的65%，这本身就说明了金钱在美国总统选举中意义的变迁。不错，钱在选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它代表的不再是“资本家的垄断利益”，而是无数普通国民成为“民主股东”
的愿望。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许竞选资金没有必要全盘公款化，因为筹款本来就是个动员过程，能带动普通民众去参与、去思考、去影响这场选举。当一个大学生将自己省下来的 20 元钱捐给一个候选人时，他表达的不仅仅是对这个候选人的支持，而且是一份实践公民责任的意识。花数十亿美元去挑选一个总统也许太贵，但用这些钱买来普通民众对民主制度的信心、对自己国家的责任，却又物有所值。
福利—平等篇他人眼中的刺07 年 3 月，我国发布了一份“美国人权记录”，列举了美国的种种人权劣迹，其中有一条指出，据美国人口普查局 2006 年 8 月 29 日公布的数据，2005 年美国有 3700 万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 12.6％，有 770 万个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平均每 8 个美国人中就有 1 个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毫无疑问，这个信息是言之有据的，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确出台了这些数据。但是我觉得这条信息需要一个长长的注释，否则可能造成一定的误解。
说起贫困户，我们一般想起的都是一幅悲惨景象：一群面容憔悴的人，住在破烂的房屋里，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孩子没学上，生病没钱看……但是在美国，“贫困”的概念却不是这样的。下面我引用一段 05 年出版的调查报告，让我们来看看美国穷人的“惨状”：
“46％的贫困户拥有房产，一个典型贫困户所拥有的房子平均有三个卧室、一个车库，一个阳台；美国贫困户的人均住房面积超过巴黎、伦敦、维也纳、雅典等城市的人均住房面积。
97％的贫困户家里有一部彩电，50％有两个或更多彩电；76％有空调；75％有一辆车；30％有两辆车；73％有微波炉；62％有有限电视；33％有洗碗机。从营养消耗来看，美国贫困家庭儿童的平均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消耗量和中产阶级家庭儿童完全一样。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蛋白消耗量甚至超过健康标准一倍，也就是说，大多数贫困家庭儿童存在过度营养问题……”
看来，美国的穷人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样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这个国家之所以存在 3700万贫困人口，很大意义是因为它所制定的贫困线标准高出我们发展中国家的标准。
美国当前适用的贫困线标准制定于 60 年代。1963 年经济学家奥桑斯基计算出，一个普通四口之家当年需要花费 1033 美元购买食物，占家庭收入的1/3。因此，她将收入 3100美元（1033 美元的三倍）作为当年一个四口之家的贫困线。这个数字根据家庭人数而变动，也根据年份而变动。目前，美国四口之家的贫困线是年收入 2万美元。值得注意的是，在贫困标准与时俱进的过程当中，今天的奢侈品往往会成为明天的必需品，今天美国的贫困线生活水准实际上是 70 年代初的中产阶级生活水准。
这里要提醒读者注意一个关键问题，美国的贫困线标准计算的仅仅是贫困家庭的现金收入，不包括穷人所享受的各种福利，而美国有大量扶助贫困户的福利项目。正是因为这些福利项目的存在，许多美国穷人没钱也可以有饭吃、送孩子上学、看病、住房子。近年美国联邦政府的福利年均开支为 5000 亿美元以上，用于支持各种各样的贫困人口资助项目。举几个例子：
食品券项目。专门防御穷人挨饿的项目，建立于 1939 年，不断更新发展，目前的运转机制是，政府给零售店预付货款、穷人刷卡购买食物。04 年该项目覆盖了 1 千万个家庭、2 千4 百万人口，其中 51％为儿童。
住房选择券项目。针对低收入家庭的房租补贴项目，1961 年正式建立，延续至今。住房和城市发展部从贫困户申请人中选出一部分，代表他们与其房东签约，为他们支付 70％左右的房租。
“领先”项目。帮助贫困家庭的儿童的项目，1965 年成立，到 05 年，已经有 2 千 2 百万学龄前儿童曾接受其资助。就05 年来说，预算为 68 亿美元，90 万儿童受益，平均每个儿童受益 7222 美元。该项目本身有 21 万多员工，但其志愿者队伍则有 120 多万人。
以上只是几个典型例子，其他类似的项目不计其数，比如针对贫困家庭的“学校免费早餐午餐”项目、专门针对贫困大学生的“联邦培尔助学金”项目、政府资助的“公共住房”项目、针对穷人的“医疗保险”项目、“贫困家庭的暂时资助项目”，等等。正是这些项目的存在，很多缺少“现金流”的穷人却不至于面对重大生存危机。可以说，在“市场失败”的地方，政府积极介入，托住社会安全的底线。
当然贫困的出现也不完全是“市场失败”。在发展中国家，贫困出现往往是因为就业机会少或者工资太低，但在发达国家，贫困虽然也有这些原因，它与贫困人口自己的行为也往往密切相关。比如，美国贫困现象一个重大的原因就是单亲家庭的涌现，还有一个重大原因是一些人的工作量太少。据统计，2/3 的贫困儿童是生活在单亲家庭当中。又有数据表明，一个典型的贫困户一年的平均工作时间是 800 个小时（也就是一周 16 个小时），如果 800 个小时提升到 2000 个小时（也就是一周 40 个小时），75％的儿童将会脱离贫困。当然，就业机会和工资问题也需要面对，最近美国国会通过“最低工资法案”，将美国的最低小时工资标准从 5.15 美元提高到 7.25 美元，就是针对工资问题。
还需要说明的是，与发展中国家许多贫困人口的长期甚至永久性贫困现象不同，美国的贫困人口往往是由于失业、离婚、生病暂时处于贫困当中。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从 1996到 1999 年，低于一半的贫困人口“连续贫困”四个月以上，只有 20％的贫困人口“连续贫困”
超过一年。众所周知，持续贫困是社会动乱的根源，如果一个国家的穷人有希望迅速“脱贫”，经济贫困往往不容易酿成政治动乱。
当然，并不是说美国就不存在发展中国家意义上的贫困问题，在美国 3700 万贫困户中，贫困程度也各异，其中不乏极度贫困的人。美国还有 3、4000 万人口买不起医疗保险，其中很多都不被政府的公共医疗项目覆盖，城市贫民窟、流浪汉屡见不鲜。前面所提及的报告也指出，贫困人口中有 13％曾经面临暂时的饥饿威胁。横向比较来说，在发达国家里，美国的贫困率最高。纵向比较来说，自从布什上台以来，美国的贫困人口连年增加。
各国的贫困标准线不一，按照美国的标准，美国有 12％的贫困人口，按照中国的标准，中国才8％左右的贫困人口。不过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统一的日均购买力标准，05年中国有16.6%的人口日均购买力低于 1 美元， 46.7%低于 2 美元，相比之下，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日均购买力低于 2 美元的人口比例少于 2％。当然，中国人口多，起步晚，贫困现象难以避免，不应该以此否定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和发展潜力。但是，理解是一码事，盲目得意则是另一码事。一个 46%人口日均购买力不足 2 美元的国家，去嘲讽一个同类人口不到 2％的国家的“贫困”问题，是不是有点“看到他人眼中的刺，却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
